南北国时代论纯系朝鲜人杜撰

南北国时代论纯系朝鲜人杜撰         1784年，李氏朝鲜实学家柳得恭，在所著《渤海考》自序中首次提出“南北国”论，认为渤海国在朝鲜历史上是与新罗国南北对峙的“北国”。尽管此说并无根据，却不仅影响李朝一代学者，而且至今犹为朝鲜和韩国学者所宗奉。现代史学界最早提出新罗、渤海为同族“南北国”论者应该是朝鲜学者朴时亨，1962年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渤海史的研究》的文章，除了大段引述柳得恭关于新罗渤海为同族的南北两国的论述外，还进一步提出新罗时代就已经有了“南北朝”的概念，“南朝”“北朝”“二者是行将统一的同族整体的一部分”。这里摘录《渤海考》自序部分内容： 　　　　　　高丽不修渤海史，知高丽之不振也。昔者高氏居于北，曰高句丽；扶余居于西，曰百济；朴昔金氏居于东南，曰新罗。是为三国，宜其有三国史，而高丽修之，是矣！及扶余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谓南北国。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夫大氏者何人也？乃高句丽之人也。其所有之地何地也？乃高句丽之地也。 　　　　　　著名学者张博泉先生指出，南北朝这一称谓“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含义”，而并“不是见之于史书一称南北，就都构成南北朝”。如汉之与匈奴、唐之与突厥均为南北对立的政权，但并没有被称为南北朝；只有隋以前的南北朝被称为南北朝，辽金与两宋的对峙被视为后南北朝。而正是这两次南北朝的历史实际，为我们研究南北朝史论“提供了史实的依据”。其中最主要的几点内容为： 　　　　　　第一，“南北朝产生和形成的前提，必须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民族和政权”，“没有这个原来是一个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和条件，不能构成一个国家内的南朝和北朝”，这是号称为南北朝的两个政权分别赖一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 　　　　　　第二，“只有中原南北对峙的两个王朝才能叫南北朝”。必须是“在中原地区形成南北两王朝，即在北方的某一民族兴起，先是统一其内部和周围，形成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政权后来进入中原，统一中原的北部地区与南迁的政权形成南北两个王朝在中原的对峙”。 　　　　　　第三，这两个对峙中的王朝，事实上都作为原统一王朝的一部分而存在，都是对原统一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并大体上保留原统一王朝的有关制度和特点。 　　　　　　第四，南北朝双方中的统治民族虽不相同，但其居民和民族的主体部分却仍然是同一民族即汉人。 　　　　　　第五，南北朝是双方间“势力均衡的产物，最后还归于统一”。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新罗和渤海二者之间的南、北对峙根本不具有如上所述的共同特点。 　　　　　　第一，渤海和新罗并不是原来一个统一体之内的民族和政权。渤海国于698年建立于当时我国东北大陆上的靺鞨故地，新罗则是以韩族为主体的主要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渤海国既不是从新罗国中分离出来的政权，它的建立与新罗国之间毫无关系；况且，作为靺鞨人的国度，它与三韩(马韩、辰韩和、弁韩)后裔所建立的新罗国的民族构成全然不同，故双方间的对峙绝不是原来的统一体分裂为二的结果。 　　　　　　第二，渤海和新罗由于不是原来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两个民族和政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对原统一体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共行原统一体的有关制度了，而只能是各行其是。渤海和新罗在基本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渤海和新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政权。渤海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新罗国的主体民族则是韩族。故在两唐书的四夷传中，一个被置于《北狄传》中，一个则被置于《东夷传》中，无疑被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来对待。 　　　　　　第四，渤海和新罗双方间的居民和民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不同。新罗的民族成分相对单纯一些，韩人既是统治民族，也是主体民族，人数当然最多。渤海的民族成分相对复杂一些，但靺鞨既是统治民族，又是其主体民族，而且其人数至少占总人口的一多半以上。 　　　　　　第五，渤海和新罗的敌对是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矛盾斗争，双方的战争也不具有统一的味道；这一对峙虽然是“势力均衡的产物”，却完全不存在“归于统一”的任何因素。事实表明，即使在渤海被契丹灭亡多年后，新罗人(高丽李朝)虽然一再向北方“开拓”和发展并夺取了其中不少地方，但也仅仅是“开拓”而已，并不具有“统一”渤海故地的含义。 　　　　　　综上所述，渤海和新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柳氏强行把二者扯在一起而合称之为朝鲜古代史上的南北国，实在难以让人苟同，说纯系杜撰并不为过。事实上，新罗和高丽从未视渤海为同族之国。 　　 　　韩国/朝鲜人为了证明渤海国是高句丽的遗民所建立的，举出例子，来说明渤海是新罗时代的北国。其中有一个证据就是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韩国人认为崔致远把渤海称为北国，就证明渤海和新罗是同文同种。但是让我们仔细阅读《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就会发现，崔致远认为渤海和高句丽不是同一个种族。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了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洵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当蕃宿卫院状报，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纶飞汉诏，绳举周班。积薪之愁叹既销，集木之忧兢转切。惟天照胆，何地容身。（中谢） 　　　　 臣闻《礼》贵不忘其本，是戒浮虚；《书》称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苟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 　　　　 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 　　　　 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 　　　　 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之旗。 　　　　 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 　　　　 臣蕃绛、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蔺用和，以为前诫。 　　　　 而渤海汰之沙砾，区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图犯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妄有陈论，初无畏忌，岂拘仪于隔座，实昧礼于降阶。 　　　　 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怀]远孔昭，念臣蕃之骥或羸而可称，牛虽瘠而非怯；察彼虏之鹰饱腹而高飏，鼠有体而恣贪。永许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屦。闻鲁府之仍旧，验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 　　　　 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神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臣伏限统戎海徼，不获奔诣天朝。 　　　　　　　　 “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 　　　　 这些句子中明明白白地说明高句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渤海族不过是“疣赘部落”，和高句丽不是一个民族，是靺鞨族，曾经内附高句丽而已。在渤海建国之初，有高句丽的孽种，还有勿吉（女真的一支）参杂在中间。 　　　　 不知道韩国人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文章，就靠一个标题，就一口咬定渤海是高句丽人。 　　　　 另外因为朝鲜半岛呈现狭长形状，新罗北部就只有渤海接壤，使用“北国”只是表明北方的国家，只是地理上的一个称谓而已，并不表示同文同种。 　 作者：恐龙慢打　回复日期：2011-11-05　19:34:59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渤海国】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 　　　　　　　　第5课 “和同为一家” 　　　　　　　　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在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有的民族虽建立地方政权，但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唐朝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机构，加强管辖。如唐太宗和武则天，在今新疆地区先后设立了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车书本一家” 　　　　　　　　隋唐时期，我国东北的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生活着靺鞨(Mòhé)族。他们骁勇强悍，能歌善舞。7世纪末，靺鞨族的一支粟末靺鞨统一各部，建立起政权。后来唐玄宗在那里设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封渤海郡王。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渤海受封后，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增多，与内地贸易往来频繁，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有“海东盛国”之称。 　　　　　　　　渤海政权经常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唐文化在渤海得到大力传播。一位渤海王子来长安学习，他的文采博得了中 原文 少年中国说原文俱舍论原文大医精诚原文注音大学原文和译文对照归藏易原文 人的好评①。渤海都城上京是模仿长安建造的，街坊整齐，宫殿庙宇宏伟。渤海还仿照唐朝制度，在地方设府、州、县。农业生产采用中原先进技术，水稻产量大增。他们仿唐三彩制造的陶器，称为“渤海三彩”。为了方便贸易，唐朝在山东半岛设渤海馆，专门接待渤海商人和使者。 　　　　　　　　①唐朝诗人温庭筠曾写《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中写的“车书本一家”，意思是渤海与唐原本是车同轨、书同文的一家人。中国古代史全一册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渤海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四章 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 　　　　　　　　第六节 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北方的突厥、回纥、靺鞨，西南的吐蕃、南诏等先后建立政权，开发了祖国边疆地区；交通的发达使中原和边疆往来密切，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机构，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各民族地区的管辖，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往空前频繁。唐朝前期的疆域，东到大海，西达咸海，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南及南海。 　　　　　　　　★ 靺鞨和渤海国 　　　　　　　　靺鞨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主要以渔牧为生。7世纪中期以后，靺鞨的黑水和粟末两部强大起来。8世纪前期，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都督府，任命其首领作都督。黑水靺鞨地区正式划入唐朝版图。 　　　　　　　　粟末靺鞨受中原封建文化影响较大。7世纪末，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政权。开元初，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以渤海为号。渤海也正式划入唐朝版图。 　　　　　　　　渤海仿照唐朝实行州县制。农业采用中原先进技术，水稻产量高，质量好。手工业以纺织为主，向唐进贡的“鱼牙绸”“朝霞绸”，相当精美。渤海与唐朝贸易频繁，唐在登州设渤海馆，专门接待渤海使者和商人。 　　　　　　　　练习题 　　　　　　　　唐朝在粟末靺鞨设立的管辖机构是( ) 　　　　　　　　A.安西都护府 B.瀚海都督府 C.黑水都督府 D.忽汗州都督府 　　 　　 　　不管咋说，肃慎沃沮勿吉靺鞨女真也好，还是扶余獩貘高句丽高丽朝鲜，皆东夷之属，跟咱们两码事。 　　 　　 　　 　　辽河以东山城或石棚遗迹寻常见，皆用高丽名之。沈阳更因置设高丽总管府而建城。 　　 　　 　　 　　 　　　　　　 　　　　不管咋说，肃慎沃沮勿吉靺鞨女真也好，还是扶余獩貘高句丽高丽朝鲜，皆东夷之属，跟咱们两码事。 　　　　 　　 　　东夷是华夏人对东方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民族。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后来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 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因此以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 　　 　　　　　　辽河以东山城或石棚遗迹寻常见，皆用高丽名之。沈阳更因置设高丽总管府而建城。 　　　　 　　　　 　　　　 　　 沈阳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朝鲜文献证明东北自古就通行汉语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同”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别人将咱们做什么人看？” 　　 　　李朝《世宗实录》载：“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讲肄官例，辽东入送，传习汉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 世宗62卷，15年（1433癸丑/宣德8年）12月13日（壬戌） 　　 　　 　　李朝《世宗实录》卷六十二页二十六，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十二月壬戌条说：“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音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 　　《老乞大》“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说明中朝分界就在义州附近，辽东属于“汉儿田地” 　　 　　 　　 　　　　 　　 　　在辽初时，黄龙府统五州三县。到辽圣宗(公元十一世纪)时，该处除设行政长官外，还配备了军事兵马都部司，此外，还调迁兀惹、铁骊户等部族军，常驻黄龙府及其所属各大州城。同时又大力加强了黄龙府的城池建设。此时，辽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也是农安古城在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政治、经济、交通的发展，黄龙府人口急剧增长。当时农安一带，人烟稠密，村屯密布，城郭相望。黄龙府当时不仅住有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女真人，并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族人。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述，当时黄龙府“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为汉语以证方能辩之。”  　　 　　 　　 　　 　　 　　据《大金国志》卷40许奉使行程录条记载：“府为契丹东塞，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卫室。北有乌舍。西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以汉语以证，方能辩之”。[74]这是宋惠宗时许亢宗于宣和六年出使金朝，行至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董塞见到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一带居住的契丹、回纥、女真、党项等民族杂居处，互相之间进行交流时，只能以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的景象。可见，汉语在中原王朝作为官方通用交际语言已有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 燕国的重镇方城（侯城前身），隶燕辽东郡襄平县，为沈阳建城史之初，距今2600余年[4]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沈阳隶属辽东郡(辽阳）。 　　西汉时期 始称“侯城”，隶属汉辽东郡（辽阳）。是为沈阳正式建城之始。 　　 　　唐代改称“沈州” 　　 　　公元921年 辽太祖移民到此，修筑土城，生产随之发展 　　 　　金代时期 金太祖攻占沈州，沿用“沈州”之名 　　探寻沈阳最早的城市雏形(图) 　　 　　 　　沈河区风雨坛辽墓 　　 　　沈阳辽代石经幢(大十面)。 　　 　　沈州城内出土的金代红绿彩瓷人。 　　如果称得上“市井风情”的话，那么在如今沈阳城的这块土地上，最早存在的城市应当算作是沈州城。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座城单单有了城池并不具备城市的概念，就如同汉代曾存于此地的候城一般，它是否可以被称为沈阳最早的雏形？在这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着争议，因为对于这座兵城而言，它事实上是不存在所谓的“市井”的，所以它在这种定义之下，并不能称作是一座城市。 　　 　　那么，沈阳城初具城市意义的雏形应当追溯至何处？答案便落在了随后而至的沈州城上。辽代的沈州城现如今潜伏于这座城市的何处？沈州的名字又有着怎样的由来？在历经的岁月洗涤中，这座名为沈州的城市里究竟记载着怎样的往事？它又是如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辽代沈州城埋在沈阳老城下 　　 　　有趣的是，沈阳城往昔的那些名字：沈州、沈阳、盛京、奉天，都已然被化作路名，挂在嘴边，以备遗忘。沈阳路、盛京路散布在老城区内，而距今较为久远的沈阳、沈州，则散射在老城外，并且纵横交错地与清代印痕未消的城墙平行或是垂直。 　　 　　那么，这以沈州命名的街路的位置是否也昭示着辽代沈州的位置？按照同一个逻辑推算，一如清代的故宫，沈州城的位置也应当处于清代的老城区内。这种推论是否成立？如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不过从已有的证据来看，沈州城似乎就潜埋于老城区的地下。 　　 　　据资料记载，1953年，在沈阳市南卓望山辽塔地宫中，曾出土一石函，上刻有“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上造无垢净光塔一所”等文字，而这座卓望山正位于沈阳市的南部；1985年，文物部门在维修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时，在地宫中发现石函一件，石函盖顶上所刻文字标明塔的位置在“沈州西北丰稔村东”，而塔湾塔正位于沈阳老城区的西北；沈阳城北小北门与大北门之间，原有一座辽代崇寿寺塔，因破损严重，20世纪50年代拆除，地宫内出土乾统七年(1107年)石函，上面的铭文有“维乾统七年岁次丁亥四月小尽丁巳朔十一日丁卯日，选定辛时于州北三歧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等文字，更明确说明该塔在沈州北的岔道旁边的寺庙前。 　　 　　这些石刻文字资料都证明，辽代沈州城大体就在沈阳的老城区一带。但沈州城的遗址深埋在现代沈阳城的地下，它的具体位置尚难以确定。 　　 　　据查，上世纪70年代，在沈阳故宫东路和沈河区公安分局地下，都发现了辽代的文化层，说明这些地方都在辽代沈州城内。 　　 　　而经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的节度州城的周长一般都在200米左右，城内分为四个坊。如果按此推算，辽代沈州城的位置大体在北自中街，南到盛京路，西从正阳街，东至朝阳街这个范围内。 　　 　　沈州之名是否源自沈水？ 　　 　　那么，沈州何以为沈州？沈州之“沈”是否与沈阳之“沈”有着相同的渊源？莫非沈水早在辽代便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莫大的影响？ 　　 　　沈水便是现如今的浑河，从表面上看，沈州之名源自沈水之说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而这条现如今被誉为母亲河的浑河，牵连着沈阳的名字以及无数个源远流长的故事与传说。 　　 　　沈州与沈水之间，似乎并没有留下那些生动的往事，而人们也始终以为，那是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岁月的摩擦足以让诸多的往事变得了无痕迹。 　　 　　随后，沈州之名源自沈水一说有了质疑，有人认为，沈州的名字源于五里河。可是这个五里河的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又名为万泉河的五里河，仅仅是一条小河，并且作为浑河的一条故道，如此看来，它似乎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命名一座城市。 　　 　　然而，在五里河的说法被否定后，浑河的说法也遭受到了许多的质疑：据考证，沈州初建于渤海的挹娄故地，并有依郭县沈水，由此可以推测，渤海的沈州确是来源于沈水。 　　 　　不过，虽然辽代的沈州来源于渤海的沈州，但却是因为渤海的沈州迁移到今天的沈阳后才名沈州，如此命名并非因为当地有沈水。 　　 　　另外，在元代以前，沈阳附近没有任何河流名沈水。唐代以前，浑河一直称“辽水”或“小辽水”，唐代称“贵端水”，辽代以后至今称浑河。 　　 　　最早称浑河为沈水的是《元一统志》：“浑河，在沈阳路，源出废贵德州东北，西南经沈州南一十五里、辽阳西四里.会太子河，合辽水，南注于海。旧称沈水。水势湍激，沙土混流，故名浑河。今水澄澈，遇涨则浑。” 　　 　　如此看来，辽代沈州应来源于渤海的沈州，而不是来源于浑河。目前，这种说法始终稳稳地站在沈州名字之源的位置上——沈州与浑河无关，与传承有关。 　　 　　张杰巧用缓兵计诈降保住沈州城 　　 　　从辽代至金代，沈州城存在于世的时间里，在这块土地上，沈州城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生活片段，而那些能够被镌刻在史册上的，则是那些可谓“惊天动地”的波澜。 　　 　　辽圣宗太平九年，有一位汉官名为张杰，因为在东京大延琳叛乱中智保沈州城有功，破格由副节度使升为节度使。 　　 　　东京作为辽五京之一，治所在辽阳府。自太祖取得辽东以后，对这里所实施的征税相对比较宽松，而这种宽松的局面大约持续了近百年。 　　 　　然而，这种特例在辽圣宗太平年间被打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视该地区这种宽松的历史状况于不顾，相继把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县)的征税办法照搬过来，强行在辽东地区征盐酒税，如此大跨度的反差让当地人民一时难以接受，生活一落千丈、苦不堪言。 　　 　　当时又恰逢燕京一连几年的饥荒，户部副使王嘉献计造船，让熟悉海运的人漕运辽东粟米赈济燕民。然而，水路艰险，导致粮船多遭覆没。民工在说明这种情况后，官府充耳不闻，仍旧强迫继续进行漕运，违者必然惨遭拷打。为此，民情激愤，皆思反抗，这便为大延琳起义创造了可乘之机。 　　 　　大延琳实为渤海国创建者大祚荣第七代孙，起义以前，为东京舍利军详稳，负责管理渤海部族军。太平九年八月初三日，大延琳利用人们的反辽情绪，起兵于东京。起义后首先杀死韩绍勋、王嘉以得民心。 　　 　　起义军占领东京后，大延琳立即宣布建国，国号为“兴辽”，建元“天庆”，并仿照渤海国旧制度，委任各级官吏。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大延琳已经有了众多的拥护者，在数万人的拥护之下，起义军声势大震。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设想的那样顺利。曾经事先与他共谋起义的东京副留守王道平反叛，趁着夜色的掩映越城逃跑，并火速向辽圣宗告变。 　　 　　辽圣宗得知此消息后，当即调遣各路兵马征讨。与此同时，大延琳原本打算谋取黄龙府和保州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失败，于是决定北取沈州。 　　 　　当时，沈州节度使肖王六刚刚到任，情况不熟悉，因此防备事宜皆由副节度使张杰主持，张杰谎称准备投降，以此为缓兵之计。起义军见此状况，放松懈怠，并没有急于攻城。等到意识到自己受骗时，城内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如此，起义军攻城失败，事后返回了东京。 　　 　　待到十月初一，辽的各路兵马也都到位，于是，辽圣宗下令各路大军开始讨伐起义军。最终，大延琳起义军被击退至首山北，只好退入东京城中，固守自卫。第二年春季，城中柴草发生困难，军民开始拆除房屋，以补柴草之需。八月二十五日，辽军攻破城，大延琳被擒，起义失败。 　　 　　在此次大延琳夺取沈州的过程中，沈州副节度使张杰智退起义军，保住了沈州城，使其免遭损失。朝廷赏其守城之功，为此晋升张杰为沈州节度使。 　　 　　沈州化作沈阳路二“沈”皆与沈水无缘 　　 　　待到辽代最后一个皇帝天祚皇帝即位后，天下已是风雨飘摇。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兴起，在其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开始了反辽斗争。辽天庆四年九月，完颜阿骨打首先在宁江州和出河店大破辽军，接着又乘胜攻克咸、宾等州。天庆五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金。随后，沈州遂为金军所得。 　　 　　然而，到了金代末年，辽东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沈州城因此屡遭兵火。到了元代，沈州正式更名为沈阳路。 　　 　　但经考证，沈阳路最初并没有设在沈州，而是设在辽阳故城。《元史》只说“仍治辽阳故城”，但并没有说迁到沈州城，但实际上沈阳路后来确实从辽阳故城迁到了沈州城，这不仅仅是因为沈阳一名延续至今，另外还有两条证据。 　　 　　其一是明代《辽东志》记载：“沈阳中卫，城东南隅，元总管府旧址”。这是沈阳路迁至沈州城的文献证据。二是沈阳中街路北发现的元至正十二年的“沈阳路城隍庙碑”，这是沈阳路迁到沈州的实物证据。 　　 　　而沈阳之沈，则与沈州之沈有着不同的寓意，沈阳之沈源自于沈水，因为沈阳位于沈水之北，而水北为阳，因此被称作沈阳。 　　 　　其实，沈阳之名源自于沈水一说是有些牵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沈阳路既然是合并沈州王氏总管府和辽阳洪氏的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而设，所以，路名就取沈州的“沈”字和辽阳的“阳”字，合称为沈阳路。 　　 　　而后人不查，以水北为阳的传统观念来解释沈阳，便牵扯进了浑河这一曾名为沈水的概念。如此看来，将浑河称之为母亲河的说法未免有些偏差。无论是沈州还是沈阳，其中的“沈”寻根究底的看来皆与沈水无关。 　　 　　这座沈阳城地下所覆盖着的初具城市意义的沈州城，就在名字中“沈”字的来源争议以及连年征战的追忆之下，还原成一片尘土覆盖的往昔，它牵连着老城区的古朴与繁华却又不肯拘泥于城墙的束缚，便沿着历经岁月洗涤的砖瓦蔓延开来，延展在如今沈阳城的街路上，它的名字叫做沈州路。 　　 　　 　　 　　 　　《元史》中征东行省（高丽）属于元朝领土的史料证据  　　谭其骧版的元朝地图，当时为了和朝鲜金家搞好关系，把元朝的直辖的征东行省（高丽）划为独立政权，其实当时的征东行省（高丽，今韩国）和元朝的其他行省相比，在很多地方地位没什么不同。 　　 　　反而很多国外版本的元朝地图，以及民国时期，台湾49年之后，大陆1955年版的元朝地图，都是把征东行省划入元朝版图的，而不是属国。 　　 　　《元史》卷81，对于科举考试的名额分配，包括征东行省（高丽），这是征东行省是元朝领土的最直接证据。 　　 　　乡试天下选合格者300人赴会试，其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75人。 　　 　　蒙古人75人中，征东1人，色目人75人中，征东1人，汉人75人中，征东1人， 　　 　　 　　 　　 　　以下是原文节选： 　　 　　“乡试，行省11：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宣慰司二：河东，山东。直隶省部路分四：真定，东平，大都，上都。 　　 　　天下选合格者300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100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25人。 　　 　　 蒙古人取合格者75人：大都15人，上都6人，河东5人，真定等5人，东平等5人。山东4人，辽阳4人，河南5人，陕西5人，甘肃3人，岭北3人，江浙5人，江西3人，湖广3人，四川1人，云南1人，征东1人。 　　 　　 　　 　　 　　色目人取合格者75人：大都10人，上都4人，河东4人，东平等4人，山东5人，真定等5人，河南5人，四川3人，甘肃2人，陕西3人，岭北2人，辽阳2人，云南2人，征东1人，湖广7人，江浙10人，江西6人。 　　 　　汉人取合格者75人：大都10人，上都4人，真定等11人，东平等9人，山东7人，河东7人，河南9人，四川5人，云南2人，甘肃2人，岭北1人，陕西5人，辽阳2人，征东1人。 　　 　　 　　 　　 　　南人取合格者75人：湖广18人，江浙28人，江西22人，河南7人。” 　　 　　@老道口 2011-11-05　20:59:38 　　　　 　　　　 沈阳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作者：恐龙慢打) 　　　　 　　　　~~~~~~~~~~~~~~~~~~~~~~~~~~~~~~~~~~~~~~~~~~~~~~~~~~~~~~~~~~~~~ 　　　　 《盛京通志》云：浑河满语“呼努尔”，汉标音“浑河”，古称“小辽水”，距盛京十里。沈水又称“小沈河”，城南五里，（即今沈阳南运河故道）。。...... 　　----------------------------- 　　 　　 　　高丽总管府是安置半岛北部的中国人而设置的 　　 　　洪福源　　 　　洪福源，其先中国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丽，洪其一也。子孙世贵于三韩，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领镇麟州，福源为神骑都领，因家焉。岁丙子，金源、契丹九万余众窜入高丽。丁丑九月，夺江东城池据之。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扎剌将兵追讨，大宣迎降，与哈赤吉等共击之，降其元帅赵冲。壬午冬十月，又遣着古与等十二人窥觇纳款虚实，还，遇害。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将撒里答讨之，福源率先附州县之民，与撒礼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儿秃等进至王京。高丽王皞乃遣其弟怀安公请降，遂置王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镇之，师还。壬辰夏六月，高丽复叛，杀所置达鲁花赤，悉驱国人入据江华岛，福源招集北界四十余城遗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复遣撒礼塔将兵来讨，福源尽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处仁城，撒礼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还，唯福源留屯。癸巳冬十月，高丽悉众来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以东。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赐金符，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仍令招讨本国未附人民。又降旨谕高丽之民，有执王?及元构难之人来朝者，与洪福源同于东京居之，优加恩礼擢用，若大兵既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统之。主 　　县，乙未，帝命唐古拔都儿与福源进讨，攻拔龙冈、咸从二县，凤、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归、信、昌、朔州。己亥春二月，入朝，赐以铠甲弓矢，及金织文段、金银器、金鞍勒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将兵与福源共拔威州平虏城。辛亥，宪宗即位，改授虎符，仍为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癸丑，从诸王耶虎攻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拔之。甲寅，与扎剌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玄凤、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戊午，福源遣其子茶丘从扎剌台军。会高丽族子王綧入质，阴欲并统本国归顺人民，谮福源于帝，遂见杀，年五十三。后赠嘉议大夫、沈阳侯，谥忠宪。子七人，俊奇、君祥最知名。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第18卷　第1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BorderlandHistoryandGeographyStudies 　　Mar·2008 　　Vol·18No·1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赵永春　玄　花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 　　 　　关键词　辽朝　金朝　高丽　保州　交涉 　　 　　作者赵永春,1953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玄花,1980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民族关系史博士研究生。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 　　 　　 　　 　　“保州”是辽朝(契丹)准备第三次进攻高丽之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下游东南岸修筑的一座州城,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一带。战后,高丽曾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而请求“收回”保州。“保州”问题逐步成为高丽与辽朝乃至以后的金朝交涉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辽金与高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弄清楚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问题,对于认识辽、金东北边疆形势以及辽、金与高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此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至今日,尚未见专文讨论,惟有日人三上次男的《金初与高丽的关系》(《历史学研究》1939年9卷4号)以及国人魏志江的《辽金与高丽关系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论著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但由于他们都是以论述辽、金与高丽关系甚至整个中韩关系为主,对辽、金与高丽“保州”交涉问题的论述尚显得有些薄弱,无论是有关史实还是观点,都有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必要。因此,我们不避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问题做一系统考论。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辽朝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1·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 　　 　　唐朝后期,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的减弱,地方藩镇势力和民族割据势力乘势兴起,并纷纷自行建立政权。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918年,生活在新罗境内的王建,也乘机起事建立了高丽政权。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丽政权之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意与契丹交好,曾于辽太祖九年(915)十月,派遣使者赴契丹,向辽太祖进献“宝剑”。①又在他建立高丽政权的那一年(辽神册三年,918年),派遣使者向契丹进贡。②那时,耶律阿保机也愿意与高丽交好,曾于神册七年(922)派遣使者赴高丽“遗橐驼、马及毡”等,与高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往来关系。③然而,契丹与高丽的这种外交往来关系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双方的领土争夺所打破。 　　 　　原来,唐朝君臣一直认为高句丽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④遂于唐总章元年(668)出兵灭亡了高句丽(此时高句丽已改称高丽),将原来高句丽政权所辖地区全部变成唐朝直接管辖地区。随后,新罗乘渤海政权建立、唐朝对原高句丽之地控制减弱之机,出兵攻取百济及原高句丽部分地区,“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⑤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新罗圣德王三十四年,735年),唐玄宗又“敕赐”新罗“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地”,⑥于是,唐朝与新罗始以浿江流域为分界线。渤海政权建立以后,“南边以泥河(龙兴江)为界为(与)新罗接壤。南边西部的边界,随着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离,唐王朝在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势力的削弱,渤海一度将势力伸入大同江流域的一部分地区”,⑦即渤海与新罗的分界基本保持在大同江流域至龙兴江流域。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契丹出兵灭掉渤海,将原来渤海控制地区纳入辽政权直接管辖范围,这对于正在积极进行领土扩张的高丽来说,大为不利,因此,高丽对契丹灭亡渤海大为不满,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太祖二十五年(942)“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高丽太祖王建)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⑧公开与契丹绝交。同时,高丽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且遣使后晋,试图与后晋联合共同夹击契丹,以便顺利向北扩张领土。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为了削弱耶律倍的势力,将渤海遗民(东丹国民)大量内迁,辽朝对原渤海地区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北部女真地区控制减弱,高丽开始出兵与辽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开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争夺。高丽为了在领土扩张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后,频繁与北宋交往,试图与北宋建立联盟,以便共制契丹,实现其北扩的目的。 　　 　　面对高丽的公开绝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与宋建立“友好”联盟以及不断向北扩张领土等,契丹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时由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忙于经略中原,后继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时代,不但内乱不断,而且还要应付后周和北宋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的北伐,无暇东顾,只好对高丽的北扩采取姑息态度,未能对高丽用兵。 　　 　　统和元年(983),辽圣宗即位,在辽穆宗和景宗时期挫败后周和北宋的北伐、内部趋于稳定 　　--------------- 　　①参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②《辽史》卷1《太祖纪上》记载:神册三年二月,“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 　　③参见《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一》。 　　④《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⑤《新唐书》卷220《百济传》。 　　⑥《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 　　⑦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⑧《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 　　 　　 　　 　　的形势下,开始有意对高丽用兵,以遏止高丽的北进。据《辽史》记载,辽统和元年(983)十月,“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统和三年(985)七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八月“以辽泽(辽河)沮洳,罢征高丽”。①其实,辽圣宗以辽河泥泞不通“罢征高丽”,不过是个借口,因为那时宋朝正想利用辽圣宗幼小继位、其母萧太后控制朝政之时的所谓“主少国疑”之机,大举北伐,以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辽圣宗完全是为了避免发动征伐高丽战争之后所形成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才下诏“罢征高丽”。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成宗五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契丹遣厥烈来请和,②也说明这一问题。正由于辽圣宗主动派遣使者赴高丽请和,宋朝遣使请求高丽出兵联合进攻契丹的愿望才没有最后实现。 　　 　　辽圣宗在挫败了北宋雍熙三年(986)的“雍熙北伐”以后,开始着手解决高丽北进的问题。 　　 　　统和十年(992),辽圣宗以东京留守萧恒德(字逊宁)为主帅,大举征伐高丽。萧恒德率领80万大军,越过鸭绿江,直取高丽的蓬山郡(今朝鲜龟城西),声称“大朝(指辽朝)既已奄有高勾(句)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说明,那时的辽朝已经将原渤海占有的高句丽领土视为自己的领土,认为高丽北进收取原高句丽的部分领土是对辽朝领土的侵犯,因此率兵来攻。高丽听说辽朝大举来攻,十分害怕,甚至有人主张“割西京(今朝鲜平壤)以北与之,自黄州(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位于大同江下游)至岭(即慈悲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的凤山至瑞兴之间)画为封疆”,意欲将黄州至岭以北领土全部遗弃契丹,高丽中军使徐熙不同意,说:“自契丹东京(今辽宁辽阳)至我安北府(治所在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位于大同江中游)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光宗取之,筑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一带)、松城(不详,当在嘉州附近)等城,今契丹之来,其志不过取北(此)二城,其声言取高勾丽旧地者,实恐我也”。认为契丹此次进攻高丽主要是为了收复被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并不是要全面收复高句丽旧地,因此,徐熙反对割地逃跑,建议出兵迎战,并亲至辽营与萧恒德谈判。萧恒德说:“汝国兴新罗地,高勾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萧恒德在这里明确指出:第一,高丽是新罗的继承者,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只能占有新罗之地,原高句丽之地为渤海所继承,辽朝灭亡渤海,理应从渤海手中接管原来的高句丽之地。第二,高丽既然与契丹接壤,就应该和契丹建立友好关系,可高丽不但不与契丹建立友好关系,相反越海事宋,意欲与宋联合夹攻契丹,是对契丹不友好的表现。因此,契丹特发大兵来攻。萧恒德表示,如果高丽退出所“侵蚀”的原高句丽之地,与宋朝断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徐熙听了萧恒德的话,回答说:“非也。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今辽宁辽阳)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盗据其间,顽黠变诈,道途梗涩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还我旧地,筑城堡通道路,则敢不修聘”。③高丽虽然兴起于新罗之地,但其并不以继承新罗之地为满足,还想继承原高句丽之地,因此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意不外是为进取原高句丽之地寻找借口。徐熙正是按照这样一种继承理论进行推论,认为不仅朝鲜半岛北部原高句丽之地应该归属于高丽,就是包括东京(今辽宁辽阳)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也应该归属于高丽。徐熙这样说,不过是打着高句丽继承者的旗号,为本国争取利益而漫天要 　　--------------------- 　　①《辽史》卷10《圣宗纪一》。 　　②参见《高丽史》卷3《成宗世家》。 　　③《高丽史》卷94《徐熙传》。 　　 　　 　　价,实际上,他并没有索取包括东京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的打算,只是说女真人生活的“鸭绿江内外”都是高丽“旧地”,并说,高丽没有及时向契丹“修聘”,就是由于女真的阻隔,如果能够驱逐女真,将鸭绿江东之地交给高丽,高丽就会向契丹称臣纳贡。显然,这是徐熙在和萧恒德谈判时所提出的最高要价。 　　 　　由于这时契丹正在经营中原,与宋朝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急欲拆散宋朝与高丽的联盟,于是,萧恒德便在高丽愿意向辽朝称臣纳贡并与宋朝断交的前提下,答应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与高丽达成了和议,撤兵北返。 　　 　　统和十一年(993),高丽成宗“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辽圣宗按照盟约规定,“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①随后,辽圣宗派遣使者,正式册封高丽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高丽开始使用契丹统和年号,正式向契丹称臣纳贡,同时断绝了同北宋的宗藩关系,高丽由“事宋”改为“事辽”。其西北地区的势力也推进至清川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2·辽朝修筑“保州” 　　 　　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是有条件的,一是高丽必须向契丹称臣纳贡,二是高丽必须与宋朝断绝关系。高丽在与契丹签订盟约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之后,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首先,高丽与契丹签订盟约之后,确曾一度按照盟约的要求,与宋朝断绝了关系,可很快又与宋朝秘密往来,遣使如宋,“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②“仍请归附如旧”,③请求像以前一样与宋朝建立宗藩关系。其次,高丽虽然与契丹签订了盟约,但对契丹并不信任,他们在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赐地之后,即率兵驱逐女真,修建了兴化(今朝鲜义州西南)、铁州(今朝鲜铁山)、通州(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龙州(今朝鲜龙川)、龟州(今朝鲜龟城)、郭州(今朝鲜郭山)六城,④以防御契丹,且“至者无时”,⑤并没有按照臣下属国的要求经常前往契丹朝贡。后来,高丽大臣康肇(兆)废弃穆宗另立显宗,也没有像臣下属国一样向契丹请示并求得契丹的册封。再次,高丽与女真虽有矛盾,但为了对付契丹,高丽除了挑拨女真与契丹的关系以外,又暗中拉拢女真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辽圣宗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大为恼火,遂以高丽筑城,“贰于己”为借口,“遣使求六城”,高丽新立国王显宗王询“不许”六城。⑥辽圣宗遂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以高丽大臣康肇擅杀国王诵另立国王询以及高丽“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⑦等事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征伐高丽的战争。 　　-------------------------- 　　①《辽史》卷13《圣宗纪四》。此事,《高丽史》记在成宗十三年,即辽统和十二年(994年)。 　　②《高丽史》卷3《穆宗世家》。 　　③《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 　　④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条。《高丽史》卷94《徐熙传》记载,高丽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赐地之后,在其地修建了长兴镇(今朝鲜泰川郡东)、归化镇(今朝鲜龟城和泰川之间或龟城和云山间)、郭州(今朝鲜郭山)、龟州(今朝鲜龟城)、安义镇、兴化镇(今朝鲜义州西)、宣州(即通州,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孟州(今朝鲜孟山)等城镇。《高丽史》卷82《兵志·城堡》称,成宗十三年至十五年在辽朝所赐之地修有郭州、龟州、宣州、长兴镇、归化镇、兴化镇、安义镇等。 　　⑤《辽史》卷115《高丽传》。 　　⑥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条。 　　⑦陈述:《全辽文》卷1《致高丽问罪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页。关于高丽“东结构于女真”之事,《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记载,显宗元年(1010)“五月甲申,流尚书左司郎中河拱辰、和州防御郎中柳宗于远岛,拱辰尝击东女真见败,宗恨之,会女真九十五人来朝至和州馆,宗尽杀之,故并坐流。女真诉于契丹。契丹主谓群臣曰:‘高丽康兆弑君,大逆也。宜发兵问罪。’” 　　 　　 　　辽圣宗第二次大规模征伐高丽,先胜后败,“帐族卒乘罕有还者,官属战没大半”。①辽圣宗不甘心失败,又以高丽显宗王询不亲自来朝为借口,于开泰三年(1014)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 　　 　　据《辽史·高丽传》记载,开泰三年(1014年)五月,辽圣宗“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渌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②作为征伐高丽以及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准备第三次大举征伐高丽。朝鲜史书《高丽史·地理志》记载,“义州,本高丽龙湾县,又名和义。初,契丹置城于鸭绿江东岸,称保州。文宗朝契丹又设弓口门,称抱州(一云把州)”。《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所记与《高丽史·地理志》记载相同。据此可知,保州,也称“抱州”或“把州”,确为契丹所修建。 　　 　　关于契丹修建保州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辽史·食货志》说,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满洲源流考》、《续通典》等书亦谓“统和末,高丽降,于此(指保州)置榷场”,均认为辽朝在统和二十三年(1005)就已经将保州建为与高丽交易的榷场。如果这些记载可信的话,则保州修建的时间必在统和二十三年(1005)之前,也就是说应该在统和十一年(993)辽圣宗与高丽议和并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如果是那样的话,保州之地必定不在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内,因为那时辽朝与高丽刚刚议和,双方和平相处,辽朝不可能到刚刚赐给高丽的领土上修建保州。上述记载虽然透露出辽朝修建的保州不在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内的信息,但与史实颇有出入。如《辽史·圣宗纪五》在记载上述史实时则说,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二月丙戌,复置榷场于振武军”,只说在振武军设置榷场,并没有说在保州设置榷场,恐《辽史·食货志》的记载有所失误,当以《辽史·圣宗纪》记载为准。 　　 　　《辽史·地理志》又记载,契丹“开泰三年(1014)取其(指高丽)保、定二州,于此置榷场”。按此记载,则保州修建的时间也在辽开泰三年(1014)契丹第三次进攻高丽之前,且认为保州是高丽的领土,似与史实不符。因为从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都认为保州为契丹修建,没有人认为保州是高丽修建。如果按《辽史·食货志》的记载,认为保州是辽朝在第一次进攻高丽并与高丽议和之后所修建,那么,辽朝的保州又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转入高丽之手,并没有任何史料来证明,说明这一记载有误。另外,这条史料说辽于开泰三年(1014)攻取高丽的保州并建为榷场,也不准确,因为开泰三年(1014)契丹正在忙着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不会取其地建为榷场,辽朝将保州建为榷场只能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的和平相处时期。 　　 　　实际上,保州是辽朝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高丽时所建,应以前述《辽史·高丽传》有关开泰三年(1014)五月辽圣宗“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的记载为准。朝鲜史料《高丽史》虽然也认为保州修建于辽朝第三次大举进攻高丽之时,但在具体时间上与《辽史·高丽传》记载不同,谓显宗六年(辽开泰四年,1015)“春正月,契丹作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遣将攻破,不克”,又称“是岁,契丹取宣化、定远二镇城之”。据谭其骧等人以及日人津田左右吉考证,认为《高丽史》所记“契丹作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与《辽史·高丽传》所记“造浮梁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为一事,《高丽史》所记契丹夹桥筑东西两城,西为来远城,东即宣州(笔者认为东城为保州)。来远城位于今辽宁丹 　　---------------------------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条。 　　②《辽史》卷115《高丽传》。 　　 　　 　　东九连城东鸭绿江中黔定岛上;保州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与新义州之间(笔者认为保州即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宣州即宣义州,为《高丽史》中记载的宣化镇,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笔者认为宣州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与新义州之间),隶保州;定州即定远州,亦即《高丽史》中所说的定远镇,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东。①《高丽史》将契丹修筑保州的时间系之于辽开泰四年(1015),但该书又称显宗五年(辽开泰三年,1014年)“冬十月己未,契丹遣国舅详稳萧敌烈来侵通州,兴化镇将军郑神勇、别将周演击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