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风骨

士人风骨 1 士人风骨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自序（1）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 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 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 东西始于上世纪 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 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 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 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 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作文之累。80 年代初的 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 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 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 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 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 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 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 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 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 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 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 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 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 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 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 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 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 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 “洋”，其实至少在 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 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 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 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 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 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 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 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 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 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 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士人风骨 2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自序（2）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 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 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 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 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 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 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 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 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 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 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 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 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 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 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 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 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 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 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 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 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 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 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 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 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 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 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 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 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 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 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 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 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 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 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 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士人风骨 3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自序（3）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 为我认为学术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 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 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 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 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 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 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 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 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 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 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 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 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 GDP占世界份额 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 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 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 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 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 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 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 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 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 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 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 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 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 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 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 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 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 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 《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 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 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 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 士人风骨 4 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 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 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 4月） 士人风骨 5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 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 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 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 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 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 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 时召唤。在 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 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 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 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 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 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 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 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 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 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 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 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 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 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 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 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 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 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 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 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 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 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 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 “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 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 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 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 ”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 人以此知我、罪我。 （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上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士人风骨 6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 研究员、原所长。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 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 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 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 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 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 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 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 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 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 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 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 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 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 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 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 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 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士人风骨 7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 条脉络，探求出路。文章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 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 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 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 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 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 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 15世纪中叶算做欧洲近代史的开端，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 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 19 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 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四百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 开始，中国与西欧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 明发展的客观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一 源于古代的传统（1） 中国古代产生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 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 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际关系之道 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 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均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绝不 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绝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 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 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 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 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 能可贵。他以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 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他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 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 ，甚至一度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士人风骨 8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 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 几套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 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 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 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 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 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 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 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来说，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 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 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 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 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 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一 源于古代的传统（2） 二、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 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 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 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 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 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但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 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 论”之说。 “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 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 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 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 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 “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 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 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 士人风骨 9 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 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 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 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 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三、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 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 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 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 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 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 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 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 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 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 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 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二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 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 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 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 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 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 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忧国忧民的担当与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 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 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 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 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 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 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 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 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 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 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 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 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 士人风骨 10 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 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 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 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 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 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 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 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 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 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 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信中特别指 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 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 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 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 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 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 21世纪开 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 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 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 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 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 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 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 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 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三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 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 1976年 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 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 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 “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 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 士人风骨 11 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 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 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 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 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 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 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 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 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 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 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 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 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 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 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 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 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 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 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 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 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 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 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 年，燕 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 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 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 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 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 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 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 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 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 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 （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士人风骨 12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三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 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 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 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 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 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 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 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 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 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 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 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 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 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 年周总理作“关 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 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 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 1962年，陈毅副总理 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 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 “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 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 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 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 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 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 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 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 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士人风骨 13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三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 哈耶克对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 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 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 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 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 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 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 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 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 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 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 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 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 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 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 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 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 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 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 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 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 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 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 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 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 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 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 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 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 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 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 典。 士人风骨 14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 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 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 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 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 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 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 “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 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 所谓打击 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 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 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 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 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 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 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 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四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1） 以 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 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 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 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 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 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 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 精神上充满活力，为 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 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 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 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 —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 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 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 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 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 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 士人风骨 15 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 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 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 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 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 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 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 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 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 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 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 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 规则”妥协。自 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