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藏经阁与王道士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王道士王道士（1849－1931）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真实的王道士王道士，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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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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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社会评价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MATC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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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714204853759_0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莫高窟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赋予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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