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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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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尚书》学研究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2013-11-29 09:28:56 《齐鲁学刊》马士远 司马迁素习当时流传比较广泛的今文《尚书》,但他“年十岁则诵古文”[1] (P3293),且撰作《史记》时曾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不离古文者近是”[1](P46),又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理应对孔氏《古文尚书》学颇多了解。孔安国兼通《尚书》今、古文学,故司马迁亦应兼习《尚书》今、古文学。此点可以从《史记》述《尚书》兼采今、古文可知。司马迁以治《古文尚书》学为主,班固言其述《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2013-11-29 09:28:56 《齐鲁学刊》马士远 司马迁素习当时流传比较广泛的今文《尚书》,但他“年十岁则诵古文”[1] (P3293),且撰作《史记》时曾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不离古文者近是”[1](P46),又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理应对孔氏《古文尚书》学颇多了解。孔安国兼通《尚书》今、古文学,故司马迁亦应兼习《尚书》今、古文学。此点可以从《史记》述《尚书》兼采今、古文可知。司马迁以治《古文尚书》学为主,班固言其述《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均用古文说。但司马迁《史记》引《尧典》、《禹贡》、《皋陶谟》等亦兼取今文说。此外,司马迁撰作三代史事多取《书序》为说,还博采与《尚书》有关的经纪、经传,如《五帝德》、《帝系姓》、《尚书大传》、《尚书集世》等,以之作为经文的补充。台湾学者洪安全认为“《史记》是一部很好的《尚书传》,一部今存较早的《尚书传》”[2](P117),其说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详细考之,亦不无道理。今尝试系统考述司马迁之《尚书》学。 一、司马迁《尚书》学之承传 司马迁兼通《尚书》今、古文学。其学多源,一说来源于伏生今文学,一说来自于司马氏家学,一说来自孔安国,一说来自贾嘉,一说来自董仲舒。 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故司马迁《尚书》学来自孔安国最为信实。《汉书·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3](P3607)《经典释文序录》亦说:“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4](P66)孔安国先为今文《尚书》学博士,转任谏大夫后,始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当在孔氏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之际,故司马迁所问应以《古文尚书》学为主。孔安国既兼通今、古文,授《古文尚书》于司马迁时,“以今文证古文,并举旁资,其势决然”[5](P687)。司马迁以著《史记》为使命,而《尚书》为早期史官所记上古之政史,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对《尚书》性质认定已有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他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书》以道事。”[1](P3297)于司马迁而言,其着意处当在《尚书》之资料的摘取,不会刻意去区分今、古文,故言其从孔安国问故,应今、古文之《尚书》学兼而收之。且当时今、古文之争还未兴起,学者间当不会扬此抑彼,司马迁更应如此。 除受自孔安国外,司马迁《尚书》学有受自董仲舒的可能性。《汉书·儒林传》:“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3](P3617)通五经,说明董氏应通《尚书》之学。《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1](P3297)说明司马迁亦曾从董仲舒问故。董仲舒或以《尚书》义授司马迁。亦有受自贾谊之孙贾嘉的可能性。《屈原贾生传》说:“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1] (P2503)贾嘉与孔安国齐名,且与司马迁友善,贾嘉曾世其家学,而其祖父贾谊善《诗》、《书》,曾以《书》义谏高祖。《史记·儒林传》又说:“鲁周霸、孔 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1](P3125)无论是受自家学,还是受自伏生,贾嘉能言《尚书》学无疑,司马迁或尝从贾嘉问故,贾嘉以《尚书》义相授。更有受自其父司马谈的可能性。《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先人有言:‘……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本《诗》《书》《礼》《乐》之际?’……小子何敢让焉。……余闻之先人曰:‘……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1](P3295-3296)司马谈亟称《书》于撰史之重要,或曾以《尚书》之学授司马迁。 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中说:“汉文、景、武世,《尚书》学立官者唯今文学,故无论司马谈、董仲舒、贾嘉,即孔安国,时亦皆治《书》今文,故马迁从所习者亦今文无疑。”[5](P686)此说尚有可商榷处,贾谊、司马谈、董仲舒皆汉初著名学者,三者均有传习《古文尚书》学的可能性,除伏生、孔氏《尚书》外,在民间或有传自先秦时期的《尚书》,如河间献王藏书中就有《古文尚书》。武帝朝,《尚书》家并未着意于今、古文之分,盖学者多兼而习之,司马迁亦然。司马迁《尚书》学,虽兼通今、古文,但其学却未能下传。司马迁毕生心血,用于继承家学著史,虽其兼习《尚书》今、古文学,但似曾不遑授徒,其《尚书》学及身而绝。当然,后汉弘农杨氏有《尚书》家学,其学或有来源西汉司马迁的可能性,司马迁之重外孙杨宝治《尚书》学,师承不明,或曾受司马迁《尚书》学影响。 二、《史记》称引《尚书》研究 (一)《史记》引用《尚书》体例问题 《史记》称引《尚书》,体例有多种形式,前人多有探究,如古国顺的《史记迻录尚书原文例》、易宁的《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黄盛雄的《史记引尚书文考释》等。《尚书》之文,最是古奥难通,司马迁取其经文,作为撰著四代的史料,若不将《尚书》原文改为当时易晓的文字,则卒难通读。故《史记》除个别地方直接照录《尚书》原文外,翻译经句,改写原文,增饰释文,方式十分灵活。前人于此多有研探,张钧才在《金陵学报》第六卷第二期《史记引尚书文考例》一文中定为七例,卓秀岩在《成功大学学报》第十三期《史记夏本纪尚书考征》一文中定为四例,古国顺在《史记述尚书研究》一书中定为六例,李周龙在《孔孟月刊》第九卷第九期《司马迁古文尚书义释例》一文中,仅古文就定为五例。在诸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今概而言之,约为八类: 一为照录《尚书》篇章原文。如《五帝本纪》中照录《尧典》部分文本,《夏本纪》照录《皋陶谟》、《甘誓》部分文本,《殷本纪》照录《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部分文本,《微子世家》照录《微子》部分文本,《周本纪》照录《牧誓》部分文本,《鲁周公世家》照录《金縢》、《无逸》、《吕刑》等部分文本,《燕召公世家》照录《君奭》部分文本,《晋世家》照录《文侯之命》部分文本,《宋世家》照录《洪范》部分文本。其中《夏本纪》照录《禹贡》达一千一百九十六字,《宋微子世家》照录《洪范》一千〇四十四字。 二为据训诂改难识、难读字。《史记》录《尚书》文,若其有难读字词,则以故训字易之,如《尧典》“克明俊德”、“协和万邦”[6](P31),《史记》将“克明”改作“能明”,将“协和”改作“合和”[1](P15)。司马迁又多取《尔雅》同义字代《尚书》经字,如“旧劳于外”[6](P508),《史记》作“久劳于外” [1](P97);“庶绩咸熙”[6](P98),《史记》作“众功皆兴”[1](P17);“寅宾” [6](P33),《史记》作“敬道”[1](P16);“方鸠”[6](P47),《史记》作“旁聚”[1](P20);“禹曰:俞,如何?”[6](P122),《史记》作“禹曰:然,如何?”[1](P77);“彰厥有常”[6](P125),《史记》作“章其有常”[1](P77);“莱夷作牧”[6](P170),《史记》作“莱夷为牧”[1](P55);“达于河”[6] (P169),《史记》作“通于河”[1](P54);“六府孔修”[6](P197),《史记》作“六府甚修”[1](P75);“其如台?”[6](P228),《史记》作“其奈何?” [1](P95);“逖矣西土之人”[6](P335),《史记》作“远矣西土之人”[1](P122);“相协厥居”[6](P352),《史记》作“相和其居”[1](P1611);“彝伦攸叙” [6](P352),《史记》作“常伦所序”[1](P1611);“曰”[6](P355),《史记》作“曰治”[1](P1618)等。 三为摘其要而适当剪裁《尚书》文本。《史纪》各《传》多引用摘取《尚书》本经中的重要章节、字句,如摘引《尧典》、《盘庚》、《微子》、《多士》、《文侯之命》等部分内容,从引用文本来看,与今传《尚书》相关文本并不完全一致,乃摘要剪裁所致,但又不同于改写或意译。 四为意译《尚书》文句。如《五帝本纪》“信饬百官……如妇礼,尧善之” [1](P21)一段,即是司马迁将《尧典》“允厘百工……帝曰‘钦哉’”[6](P35-48)翻译后的通行文字。 五为以记事体改写《尚书》记言体原文。如《五帝本纪》将《尧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惟德允元’”[6](P85)改为“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1](P38)。 六为简化概括《尚书》原文。如《周本纪》用“乃命召公毕公以相太子而立之”[1](P134),实为概括《顾命》“乃同召太保、高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用敬保元子钊,弘济干艰难”[6](P584-586)之文而成。 七为对所引《尚书》原文加注释。如《五帝纪》为《尧典》“文祖”增注曰:“文祖者,尧太祖也。”[1](P22)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 八为用专用术语等引《尚书》事。如“鸿渐”之谏等。 (二)《史记》采摘《尚书》及称引《尚书》篇目问题 司马迁撰作《史记》,特重采摘《尚书》,特别是虞、夏、商三代纪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流露此意。如《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P46)司马迁撰《五帝本纪》,主要根据《尧典》以下多篇《尚书》文,正合此说。《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1](P2121)《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皆是虞、夏之文。《夏本纪赞》说:“太史公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1](P89)《大宛列传》又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1](P3179)贡赋、九州山川,皆出自《禹贡》篇。《殷本纪赞》说:“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1](P109)采自《书》者,是指采摘《汤征》以下二十三篇,采自《诗》者,《那》、《烈祖》、《玄鸟》、《长发》四篇而已,故其言“采自《书》、《诗》”,不言“采自《诗》、《书》”。司马迁撰写《史记》,确是“考信于六艺”,其重视《尚书》,于此可见一斑。 《史记》称引《尚书》篇目问题,前人多有探讨。据《书目季刊》第七卷第四期阮芝生《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史料》一文转述,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 考》中定为篇目六十,篇数六十四。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一书中认定,《史记》之用《尚书》本经说义与称引百篇《书序》本文,或但称《书序》所载《尚书》篇名者,共得七十三目,九十二篇。另据程氏统计,九十二篇中有二十二篇具见伏生传本,孔壁真《古文》逸十六篇中,仅《舜典》、《汨作》、《大禹谟》、《益稷》、《旅獒》五篇未见称引。其他十一篇之称引,或有争议,但玩味其文义,确是不离其义,如《殷本纪》曾引逸《汤征》残文“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治知否……”等五十七字[1](P93),引逸《汤诰》“维三月”等一百二十六字[1](P97),又载有《汝鸠》、《汝方》佚文[1](P94);《周本纪》曾载《泰誓》、《武成》四篇佚文。 (三)《史记》称引《尚书》今、古文之文本问题 《史记》称引《尚书》今、古文的情况非常复杂。西汉《尚书》今、古文原本早已亡佚,今人无法亲见,但仍可依汉石经、《尚书大传》、《说文解字》、《白虎通义》等所称引《尚书》文本或其残字来考定《史记》引《尚书》今、古文的情况。 《史记》称引《尚书》今文文本问题。今本《尧典》有“协和万邦”[6](P31),《五帝本纪》引为“合和万国”[1](P15),此非汉代朝讳,自是今文《尚书》本作“国”字,《古文尚书》作“邦”字,可知《史记》此处用今文。今本《皋陶谟》有“予思日孜孜”[6](P134),《夏本纪》引为“予思日孳孳”[1](P77)。《说文解字》说:“孜,汲汲也。……《周书》曰‘孜孜无怠。’”[7](P68)《周书》应出《古文尚书》之《泰誓》篇,故知《史记》此处称引亦用今文。今本《洪范》有“鲧陻洪水”[6](P353),汉石经之《洪范》残字作“□伊鸿水”[8](P2),《宋微子世家》引为“鲧陻鸿水”[1](P1611)。因汉石经用今文本,可知《史记》此处亦用今文。今本《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6](P368),汉石经残字《洪范》引作“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8](P2)。《宋微子世家》引为“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1](P1614)。汉石经用今文本,亦可知《史记》此处用今文。 《史记》称引《古文尚书》文本问题。今本《尧典》有“肇十有二州”[6] (P77),《尚书大传》为“兆十有二州”[9](P17)。由是可知,《古文尚书》“肇”字,今文《尚书》作“兆”。《五帝本纪》有“肇十有二州”[1](P24),知《史记》用古文。今本《洪范》有“王眚惟岁”[6](P380),新出土汉石经残字中《易·震》“眚”作“省”[5](P694),石经为今文,由此可知《古文尚书》“眚”字,今文《尚书》作“省”。《宋微子世家》有“王眚维岁”[1](P1618),知《史记》此处用古文。今本《无逸》有“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6](P509),汉石经残字为“肆高宗之飨国,百年”[10](P24)。石经“百年”说为今文本,《鲁周公世家》作“高宗飨国,五十五年”[1](P1520)。“五十五”当作“五十九”,“五十九年”为古文本,知《史记》此处亦用古文。今本《无逸》有“文王……惠鲜鳏寡”[6](P511),汉石经为“……怀保小人,惠于矜□”[10](P24)。《鲁周公世家》为“祖甲……不侮鳏寡”[1](P1621)。汉石经用今文本,可知《古文尚书》“鳏”字,今文《尚书》作“矜”字。由是可知,《史记》此处亦用古文。 三、司马迁《尚书》学说研究 武帝之前汉代《尚书》学研究状况,今人能看到的仅有辑本《尚书大传》和《史记》所称说最为可信。司马迁的《尚书》学说,集今、古文各说兼而有之, 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撰著《史记》的称说中。 (一)《史记》“多古文说”问题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3](P3607)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谓此“说”当为说义,非谓文字,并指出司马迁撰著《史记》“偶有古文说”。实际上,司马迁撰著《史记》,是今、古文说兼采的,这从以下例子可以得到验证。 《史记》载《尧典》、《洪范》用古文义举例。《尚书大传》:“尧推尊舜,属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9](P15)郑玄注云:“山足曰麓,麓者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诸侯,则为坛国之外,尧聚诸侯,命舜陟位居摄,致天下之事,使大禄之。”[9](P15)此为今文说。《五帝本纪》:“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1](P22)《史记》不云大禄万几之政,与《尚书大传》今文异,可知《史记》此处用古文义。《尚书大传》载记,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前,其文曰:“武王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9](P59)《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后,其文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1](P1620)《尚书大传》为今文说,《史记》与之不同,当采用古文义。 《史记》载《金縢》用今文义举例。今本《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6](P399)《尚书大传》:“成王幼,在襁褓。”[9](P84)此为今文说。杜佑《通典》卷五十六“天子加元服”章引《五经然否论》:“《古文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11](P1571)《鲁周公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1](P1518)在襁褓中与年十三不符,可知《史记》此处异乎古文义,当是用今文说。再如《尚书大传》以为《金縢》“秋,大熟”以下至篇末,记周公薨后事,其文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9](P85)《史记》说:“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1](P1522)此处与《尚书大传》说义相同,可知司马迁用今文义。 由上观之,司马迁《史记》采用诠解《尚书》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班固所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并未精准。 (二)《史记》因袭《书序》问题 《史记》因袭《书序》涉及今、古文篇目问题。《史记》称述《书序》,亦兼采今、古文。据程元敏先生考证,《史记》称述《书序》用《古文尚书》篇目者有《女鸠》、《女房》、《仲□作诰》、《异母同颖》、《薄姑》、《鲁天子之命》;其对应今文《尚书》家本分别为《汝鸠》、《汝方》、《仲虺作诰》、《异畝同颖》、《蒲姑》、《旅天子之命》。《史记》称述《书序》用今文《尚书》篇目者有《毋逸》、《臩命》、《甫刑》、《肸誓》;其对应《古文尚书》本分别为《无逸》、《冏命》、《吕刑》、《费誓》。 《史记》因袭《书序》文本问题。《史记》照录《书序》文本,涉及五十六目,即《夏社》、《明居》、《咸有一德》、《五子之歌》、《汤征》、《帝告》、《汝鸠》、《汝方》、《嘉禾》、《仲丁》、《河亶甲》、《祖乙》、《甘誓》、《胤征》、《汤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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