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doc

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doc 本世纪初叶，丝绸之路的科学考察出现盛况，其中一项重大成果即佉卢文书的发现。瑞典的期文赫字(Sven A.Hedin)、英国的斯坦因(A.Stein)、美国的亨亭顾(E.Huntington)和日本的桔瑞超等人先后起丝绸之路南道楼兰至尼雅一带魏晋遗址考察，从中发掘出近八百件佉卢文书。文书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包括国王敕谕、官府文书、契约、公私往来书信及佛教文学作品等等。魏晋时期，这里属鄯善王国。除Kh.661号文书记录了一位于阗王外，其余文书记录了国王均为鄯善王。他们各自纪年的最大年数相加，至少88年。换言之，楼兰一尼雅佉卢文书的发现，披露了一百年左右不见史乘的鄯佚史。 1929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拉普逊(E.J.Rapson)撰文《诸王及系年考》，为其中五位鄯善王编排出先后嗣位顺序。?其结论如下表所示: 1、白毗耶(Pepiya)3—8年(Kh.655,648) 2、陀阇伽(Tajaka)3—„年(Kh.422,598) 3、安归伽(Amgvaka)5—38年(Kh.187,574) 4、摩习梨(Mahiri)4—28年(Kh.582,425) 5、元孟(Vasmana)3—11年(Kh.209,760) 拉普逊认为，这一序列中白毗耶年代最早，元孟最晚。这位英国学者是佉卢文书的解读者之一，他的这项研究即刻得到学界的公认，六十年来一直被东西方研究者视为权威性论断，广为引用。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佉卢文书的过程中重新检验拉普逊的论据，发现他的考证仅弄清三位鄯善王先后相承的正确关系，而对另外两位国王的排列顺序无疑是有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另一方面，拉普逊没有利用佉卢文书末署王名的纪年文书，这些文书其实相当重要，有助于搞清鄯善王各自纪年的最大年数问题。此外，他还回避了Kh.549号文书中提到的另一位国王童格罗伽(Tomgraka)在鄯善王系中的位置问题，也使他的考证颇为失色。原有材料中暴露出的问题有待解决，考古新发现又提出新问题。不久前，我解读了一件尼雅新发现的佉卢文书。这件纪年文书又披露了一位以前不知道的鄯善王疏利阇(Sulica)。上述研究课题的不断提出，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年代体系。 一、白毗耶与陀阇伽嗣位顺序质疑 拉普逊将这两位国编排在其余鄯王之前，无疑是正确的。其主要根据是鄯善诸王御用不同的书吏。佉卢文书中书吏一职大都是世袭的，有祖、父和子三辈人可资考定鄯善诸王先后嗣位顺序。拉普逊找出两家书吏的家谱来证实自己的论点。 其一，祖Signaya见于陀阇伽3年(Kh.422)，父Ramsotsa见于安归伽8—24年(Kh.654.715)，子Sugamta见于摩习梨15—20年(Kh.591、577)?。 其二，祖Kosena和父Tamaspa共同见于白毗耶3年(Kh.655),父Tamaspa见于陀阇伽3年(Kh.422)，子Mogata见于安归伽6—21年(Kh.581，572)。 以上两点使普拉逊有充分理由提出，白毗耶和陀阇伽早于安归伽和摩习梨。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证明。1965年，伦敦大学教授布腊夫(J.Brough)发表一 篇重要论文，题为《论公元3世纪的鄯善及佛教史》。?他考证出佉卢文书中 一个长期不得其解的词jitumgha即汉语“侍中”一词的音译。安归伽17年开 始，鄯善王名前一连串荣誉称号中加入该称号，17年以前及白毗耶和陀阇伽名 前无此称号，其余鄯善王均有。这也说明两位元“侍中”称号的国王较其余鄯 善王年代早。至于白毗耶和陀阇伽的先后顺序，拉善逊在论文中写道:“这些 书吏的家谱无疑表明，白毗耶和陀阇伽是安归伽和摩习梨的前辈。白毗耶在陀 阇伽之前或许可能性更大。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这一 选择不无可能。所以，我们编排的表中采纳了这一点。”显然，拉普逊没有对 该问题作深入研究。我已找出证据说明他的结论值得商榷。 陀阇伽文书语言方面暴露出的疑点乃其一。为便于说明问题，现将这件编 号为Kh.422的陀阇伽纪年文书的拉丁字转写校订抄录可下: 1(samvatsaraye 3 mas(e) 4 3 sast(e)hi 4 4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mah ......sa 2(mahanu ava raja tajaka devaputrasa asti chunamml asti manusa tasuca ogiyasa putra kuvaya nama 3(bhiti argiceyasa nama tasa bhratu metroma nama cipitga nama mudhautsa nama sarvasu ajiye 4(ma avanammi kilme uthidati argicayasa bhratarana kuvayasa vamti buma vikridati buma 5(milimi 2 cuthiye bhijapayati du'e mllimi niyida muli kuvayasa paride utha 6(agiltsa 1 samena sama sarajidati tatra sachi janamti mahatvana tasuc(a) calayasa 7(apsu vuginasa vasu arcakasa sothamga kustanagesa tivirana tamaspa'asa signayasa 8(ageta tagu'asa ageta sirjhatasa ageta payinasa ca tatra simami 9(yagamdha setavida pigisa savacida simami sutra cinida uyoga pigita nama esa 10(hasta l(e)kha likhita mahi sothaga motegaputra tivira mogyasa yava jiva pramana 11(tatra amna...... 这是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中唯一一件陀阇伽纪年文书。它和其他佉卢文书在语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佉卢文书语法的编写者巴罗(T.Burrow)教授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列举下述字例加以说明:? 1、raja表示常见的raya(国王)。 2、utha表示常见的uta(橐驼)。 3、agiltsa表示常见的amklatsa(一个修饰橐驼的词)。 4、语法形式中或用属格取代体格。 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两个例子: 1、vyoga表示常见的uryaga或vuryaga(某职官名称)。 2、cuthiya表示常见的juthi(种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raja(国王)一词。我们知道，在早期佉卢文材料中该词普遍用raja表示，如公元1至2世纪贵霜佉卢文碑铭，?而在鄯善佉卢文书中该词改用raya表示，唯有这件陀阇伽文书沿用raja,和早期佉卢文材料一致。若按拉普逊的排列，势必将具有早期语言特点的文书置于具有晚期语言特点的文书之后，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书吏家谱揭示出的漏洞乃其二。拉普逊之所以把陀阇伽嗣位时间排在白毗耶之后，大概是受了Kh.655号文书的迷惑，这件白毗耶纪年文书中有这样一段话esa pravamnaga likhida mahi tivira kosena (putra tivira to )maspa，意为:“该文书为余，书吏Kosena之子Tamaspa所书，而陀阇伽纪年文书(Kh.422)只写了书吏Tamaspa未写其父。因此，拉普逊以为父子一起出现的文书自然要早于只有儿子单独出现的文书。但是，事实并不象拉普逊设想的那样简单。 1930年，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又在尼雅发现18件佉卢文书。后来，巴罗根据斯坦因折摄的照片解读了这批文书。?其中一件安归伽纪年文书(Kh.782)北面第3—5行有这样一段话yo ca pravamnaga lihidama ap (ge)yasavatayaga on (u) gi/......pramana e/.re......putrativira varsa sa (hasra)mi。大概是照片不太清楚，巴罗的上述转写存在明显失误，无法通读。安归伽28年有一件契约文书(Kh.419)亦为Kh.782号文书的书吏Apgeya所书。根据其中类似的句子可推知Kh.782号文书这段话的正确转写应是yoca pravamnaga lihidaga ti/(v)ira.....putra tivira ap (ge) yasa vatayaga on (u)gi/(sa snatena)varsa sa (hasra)mi,意为:“该文书由书吏„„之子书吏Apgeya奉vatayaga on (u)gi之命所书，千年有效。”这件安归伽纪年文书的书吏Apgeya也和其父名字一同出现，但绝不能证明它比只有书吏Apgeya单独出现的白毗耶纪年文书年代早。所以，拉普逊的考证不能令人信服。 仔细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陀阇伽、白毗耶和安归伽三个时期的书吏家谱不难发现: 其一，陀阇伽时期的书吏Tamaspa(Kh.422),仅见于白毗耶3年(Kh.655),3 年以后及安归伽时期不见。? 其二，安归伽时期的书吏Apgeya(Kh.782,654,419),仅见于白毗耶8年 (Kh.648)，8年以前及陀阇伽时期不见。 其三，陀阇伽时期的主要书吏——祖sothamga Motega、父Mogeya和子 Karamtsa(Kh.598)一家既不见于白毗耶时期，也不见于安归伽时期。 如果把陀阇伽排在白毗耶与安归伽之间，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上述三个 问题。 有助于说明白毗耶应在陀阇伽之后，安归伽之前的凭据不止于此。检索白 —8年)的重臣毗耶和安归伽两朝御用的官吏不难发现，白毗耶时期(3 kitsa'itsa Piteya和kala Karamtsa(Kh.655、656、495和648)频频出现于安 归伽6—23年文书(Kh.581、579、589、586、590、580、582、587和327)。 这方面材料也提醒我们，白毗耶与安归伽之间的承继关系是比较肯定的。 二、童格罗伽的年表 斯坦因发现的佉卢文书中还记录了一位名叫童格罗伽的鄯善王(见 Kh.549)。普逊的考证回避了这个问题。1934年，英国学者托马斯(F.W.Thomas) 在一篇论文中试图加以解释，他写道:“549号文书中国王童格罗伽未包括在 拉普逊教授论述的六王(其一指Kh.661文书中的于阗王，引者注)之中。他是 比较早的。该文书提到的Mogeta与安归伽为同时代人，可证明这点。不过，他 或许仅是一位精绝王。”?托马斯只是提出问题，并没作深入研究。他最后推 测童格罗伽的精绝王，则是错误的。公元2世纪后期，精绝为鄯善兼并，是后 精绝从未独立。这在《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中有明确记载。此 外，佉卢文书中精绝(Cadota)的最高行政长官是cojhbo(州长)，不是raya(国 王)。凡此表明，童格罗伽不是精绝王，而是鄯善王。为便于研究，现将该文书 的拉丁字转写校订抄录如下: 1.esa pravamnage mase 4 divase 4 3 asti (moga)ta manigeya sa ca tomgraka maharayasa avanammi...... 2. eed bhradara uthida sramana samghabudhlyasa vamti buma vikrida bhljapayati mllima 1 khl 10 glda muli ma(ni)- 3. geya mogata sa ca khotanlya alena kojava l amna milima 4 1 padichidamti mul 10 4 1 gamnana samena 4. sama samovata kidamti serajitamti ko a pacima kalamml codeya vedeyatl tatra rayadvaramml mohu codana apra- 5. mana siyati ede bhumasa (kride)na samghabudhiyasa esvari huda vavamna'e kisavamna'e amna no va prahuda deyam- 6. (na)'e tatra sachi kitsa' 1tsa (pite)ya apsu'ana(apisi)ya karamtsa sa casach1 这是一份仅写有日、月，没写国王纪年的契约文书。因写有书吏签名的后半部文书发现时已遗失，只能通过这件契约文书中一组证人来推测其年代。他们是kitsa'itsa Piteya apsu Apisiya和apsu Karamtsa。此三人曾于安归伽9年一件契约文书中作为证人一起出现(Kh.529)。其中两人又分别于白毗耶6年和8年两件契约文书中作为证人一起出现(Kh.656,495)。根据斯坦因的报告，这件文书和安归伽6—34年文书(Kh.581,574)及摩习梨4—20年文书(Kh.584,577)共存于尼雅N.XXIV.viii号遗址。?联系上述两方面提供的线索，这件没有国王纪年的契构文书应属安归伽时期。 在这件安归伽文书中国王的名字出现于地名tomgraka maharaya avana中。该地名意为:“童格罗伽大王县。”此王各自然不会是安归伽，那么，其年代应早于安归伽。这样，这位鄯善国王的嗣位时间应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排在白毗耶与归伽之间。 第二种，排在陀阇伽与白毗耶之间。 第三种，排在陀阇伽之前。 有证据表明，前两种可能性应该排除。前文提到的书吏Signaya是为陀阇伽、白毗耶和安归伽三朝元老。此人最初建于陀阇伽3年(Kh.422)，最后见于安归伽21年(Kh.572)。如果，该书吏而立之年入朝述职，那么，他历时三朝于安归伽21年文书中最后出现时，至少已是(30+22-3+8+21)78岁高龄(诸王最大岁数详下文第三节的讨论)。我们很难想象在他如此漫长的书吏生涯中还要加上一朝君王的统治岁月。诚然，童格罗伽若是个短命的君主，将无此矛盾。但是，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中唯有此王被载入地名。这意味着童格罗伽其人是鄯善史上颇有作为的君主，以至后人如此敬重，借地名以流芳百世，与假设的短命君主相径庭。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第三种可能性，把童格罗伽排在佉卢文书中所有鄯善王之前，也即陀阇之前。 三、鄯善诸王在位的最大年数 据前两节的讨论，斯坦因发现的佉卢文书中实际记录了六位鄯善王，其先后嗣位顺序应是童格罗伽、陀阇伽、白毗耶、安归伽、摩习梨和元孟。1981年，尼雅又出土了一件佉卢纪年文书。文书的前两行写有samvatsare 4 1mahanu'ava maharaya jitumgha sulica devaputrasa mase 4 divase 103,意为:“唯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侍中疏梨阇天子嗣位之五年4月13日。”这是一件矩形泥封木牍文书，文书的形制和以前在尼雅发现的同类文书完全一致。文书中提到的一些官吏名称亦为鄯善职官。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一份鄯善国文书，所记国王必为鄯善王。关于这件文书的年代，我在《尼雅新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释》一文中已作详细讨论，不再赘述。我的初步结论是，新发现的这件文书是迄今所知佉卢文书中年代最晚的一件。鄯善王疏离阇的时间应该在元孟之后。?这样，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中共披露了七位鄯善王的名字;第一位是 童格罗伽，最后一位是新发现的疏离阇。这里集中讨论一下他们各自在位的最大年数。 第三代鄯善王白毗耶在位的最大年数比较清楚。Kh.648号文书中有这样一段话samvatsare 44 maharayasa rayatirayasa mahamtasa jayamtasa dharmi'asanu'a'ava maharaya pepiya devaputrasa asti ch'unammi raya krama uthidaasti, 意为::“唯伟大之国王、众王之王、太上、利胜、正法、威德宏大之大王白毗耶天子在位之八年。时逢继承王位之际„„”这就是说，白毗耶于是年让位于安归伽，这位鄯善王在位的最大年数只有八年。 第四代鄯善王为安归伽，关于此王在位的最大年数，研究者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不尽一致。拉普逊根据Kh.418号文书定为46年。但是，这个数字在文书中不甚清晰，一起解读佉卢文书的其他学者或释36。所以拉普逊在46年旁边的括号中又注了一个36年，以示可选择。事实上，46年是不可能的。我们查到安归伽和摩习梨时期有位名叫Ramsotsa的书衷。此人于安归伽6年开始出现，最后见于摩习梨22年(Kh.581，222)。如果，他而立之年入朝述职，那么，按拉普逊的说法，他抄写摩习梨22年文书时已是92岁高龄(30+36-6+22)。由是观之，Kh.418号文书中的年数不可能是46。巴罗在《中国土耳其斯坦佉卢文书译文集》中选择了36年的读法，是明智的。(11)楼兰遗址还出有一件38年文书(Kh.676)，但文书中国王的名字已漫漶不清。这件文书和几件安归伽纪年文书共存于楼兰LA.iv.ii.,况且，目简发现的佉卢文书只有安归伽的在位年数超过30年。所以，拉普逊将其归入安归伽文书，是比较合理的。那么，现有佉卢文书中安归伽的最大年数至少38年。 第五代鄯善王为摩习梨。关于他在位的最大年数，拉普逊根据Kh.425号文书定为28年。但是，有材料表时，摩习梨在位时间不止28年。斯坦因发现的佉卢文书中有几件29—30年未署王名的纪年文书。从文书中提到的书吏和官吏的名字，可推知应属摩习梨时期，分述如下: (1)29年文书Kh.98kusamta Lyimsuya,此人于Kh.513号文书和kala Rudraya同时出现，而后者又见于摩习梨26年文书(Kh.169),故此29年文书很可能属摩习梨时期。 (2)29年文书Kh.469有sothamga Lyipeya。此人最初见于摩习梨21年(Kh.576)，最后见于元孟八年(Kh.461),故此29年文书应属摩习梨时期。 (3)30年文书Kh.123有sothamga Lyipeye和ari lyipana。此二人见于元孟七年文书(Kh.767);又有tomga Apemna见于摩习梨14年文书(Kh.180),故此30年文书应属摩习梨时期。 (4)30年文书Kh.132有tomga Apimna见摩习梨14年文书(Kh.180)“又有aasu Kumnasena见于摩习梨21年文书(Kh.322)，故此30年文书属摩习梨时期。 (5)30年文书Kh.90有书吏Tgaca见于摩习梨13年文书(Kh.569)“又有sothvmgha kenika见于摩习利21年文书(Kh.576)”，故此30年文书应属摩习梨时期。 既然，上述文书表明摩习梨纪年文书既有29年，又有30年，那么，这位鄯善王在位的最大年数至少应是30年。 第六代鄯善王为元孟。目简发现的佉卢文书中元孟在位的最大年数为11年(Kh.760)。不过，有迹象表明，元孟在位的动大年数可能不止11年。1979年，马雍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佉卢文书断代的重要论文。(12)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佉卢文书中国王Vasmana即《晋书》中提到的鄯善王元孟。该书卷86《张骏传》记载: 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 前凉伐鄯善对这个西域小国来说当是一件大事。然而，此事在元孟时期(1-11年)近百件佉卢文书中丝毫没有反映。这就提醒我们，前凉鄯善大概在元孟之后。据此，元孟在位的最大年数很有可能不止11年。 第七代鄯善王为疏梨阇。目前仅发现一件疏梨阇5年文书，他在位最大年数自然不止5年。我在《尼雅新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释》一文中推断，他的嗣位时间应在《晋书》卷86《张骏传》所记鄯善王元孟之后，同书卷14《苻坚载记》所记鄯善王休密陀之前，其活动年代大致在前凉建兴二十三年(公元336年)至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之间。(13)这里，我再补充一条材料。《晋书》卷95《郭{K22B615.jpg}传》记载: “苻坚末„„岁余，鄯善及前部王朝于坚;西归，鄯善王死于姑藏。” 据同书卷14《符坚载记》和《出三藏记集》卷8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这位客死姑藏的鄯善王即休密陀，他于前秦建元18年朝于苻坚。据此，疏梨阇与休密陀应共享公元336—382年这段时间。由于目前尚元任何材料可资考定两王在位的具体时间，我们暂将这段时间平分。那么，疏离阇的年代大致在公元336—359年间。 第二代鄯善王为陀阇伽。目前仅发现一件陀阇伽3年文书。但是，有迹象表明，这位鄯善王在位时间很可能相当长。前文分析，陀阇伽文书的语言与众不同，而语言的变化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另一方面，活动于该王朝的一个书吏家族祖、父、子三代人均不见其后两朝文书，也有助于说明陀阇伽的年代绝不止3年。若按佉卢文书中其余几位鄯善王在位年数的平均值计算，这位鄯善王的活动时间至少22年((8+38+30+11)/4)。 第一代鄯善王为童格罗伽。关于他的在位年数，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姑且也按其余几位鄯善王在位年数的平均值计算，暂定22年。 四、佉卢文书所记鄯善王系年代的推测 早在本世纪初，斯坦因所获佉卢文书解读刊布后，它的年代问题就提出来了，但一直未获解决。迟至六十年代中，布腊夫考证出jitumgha即汉语“侍中”的对音，开始使问题出现转机。此后，布腊夫本人及精通汉文史料的日本学者榎一雄和长泽和俊写了一系列论文，试图解释该称号出现的时间，以确立佉卢文书中鄯善王系的绝对年代。这一研究过程中，他们都提出过不少颇有价值的见解。七十年代末，我国学者马雍考证出Vasmana即《晋书》提到的鄯善王元孟，为探讨这一王系的年代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近年，楼兰东汉墓佉卢文材料的出土，尼雅遗址鄯善王疏离阇纪年文书中最后一位鄯善王，那么，他的末 前凉建四十六年(公元359年)即鄯善伎佉卢文书的发现，使我们进一年—— 步认识了佉卢文书年代的上下限。尽管有上述出色研究和前人所不知的新鲜材料，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掌握解决佉卢文书绝对年代的直接证据。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史学上的著名难题——迦腻色伽年代更难于解决。迦腻色伽纪年采用的是累世纪年法。即每位贵霜王都采用同一纪元，不间断地使用到第九十九年;鄯善采用的是分世纪年法，是未知数。因此，单凭一两条材料来确定所有鄯善王的绝对年代是不现实的。目前的研究应是尽可能寻找更多的年代线索，从中选择目前认识该问题的理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在开始本节的讨论之前，应首先辨明鄯善佉卢文书年代的上下限。前一节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其年代下限。疏离阇是已知佉卢文书的下限。关于它的年代上限，近年一项考古新发现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1980年，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队到楼兰考察，在LB遗址附近发掘了一批东汉时斯的墓葬群。其中一座墓葬出有一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锦的边幅写有佉卢文墨迹一行。(14)这种锦斯坦因在楼兰一带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夏鼐先生在《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锈》一文中将其年限断为汉代。(15)类似在锦在尼雅遣址一座东汉合葬墓中大量出土。(16)新发现的这块锦又与汉末风格的蝙蝠形四柿纹镜及其他汉代遗物共同出土，与以前的发现相互印证，说明此锦肯定为东汉遗物。这个发现有力地证明，佉卢文传入鄯善的时间在东汉时期。 关于东汉时期鄯善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班超和班勇父子留下的颇为详尽的实录。《后汉书》的《西域传》即根据他们的西域见闻录编纂的。但是，他们均未记录佉卢文传入鄯善之事，可推测这种文字在鄯善出现的时间应在其后。《后汉书》卷88《西域传序》云: “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 其实，范晔还蒐罗了不少班勇之后的西域史料。这从该传叙述疏勒史至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叙述了阗史至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可以推知。尽管如此，东汉此后仍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元176—220年)。这就提醒我们，《后汉书》未载佉卢文传入鄯善的原因在于此时东汉官兵已经退出西域，史料来源断绝。佉卢文大概就在这个时期传入塔里木盆地。以此推之，佉卢文书所述第一代鄯善王童格罗伽的年代上限应该不超出《后汉书》叙述西域史的绝笔之年——公元175年。 据以上研究，鄯善佉卢文书中七位国王的年代大致在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75年)至前凉建兴四十六年(公元359年)之间，凡184年。据前一切的讨论，鄯善七王各自在位年数相加，凡154年(22+22+8+38+30+11+23)。两者相差30年。考虑到现有材料中只能断定白毗耶的年数仅8年，其余鄯善王在位的年数都有可能增加，那么，30年的误差还是合理的。有助于为这七位鄯善王进一步划分时代的证据有以下几条: 第一，据佉卢文字母的衍变规律，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佉卢文材料年代晚于贵霜佉卢文碑铭。前者之中，鄯善的佉卢文又普遍晚于于阗佉卢文。(1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陀阇伽三年文书中“国王”一词用raja来表示，其后历代鄯善王的文书一无例外均用raya表示该词，提示了这件文书的年代。前文曾介绍， 。此后，于阗汉佉二体钱铭文多数公元1至2世纪贵霜佉卢文碑铭普遍用raja 用raja，少数用raya。(18)这表明，这种钱币的发行年代正值佉卢文raja和raya交替使用时期。最近，汉佉二体钱的年代范围已有初步认识，大致在公 —220年之间。(19)由此可见，陀阇伽3年文书的抄成年代至少应接近元175 公元220年。 第二，自布腊夫考证出jitumgha即“侍中”的对音后，这个称号开始出现的时间——安归伽17年的断代一度成为研究者激烈争论的中心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 其一，公元263年，布腊夫本人提出。斯坦因在尼雅N.V.xv。号遗址发现过两支木简，文义相连。简文云:“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布腊夫认为，“晋守侍中”以下十三字的头衔是西晋分别赐上相述西域五国君王的，所以，安归伽17年开始的新头衔jitumgha标志着鄯善开始称臣于晋。他又根据《晋书•武帝纪》，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提出，遣子入应侍是某位鄯善王继承王位时的效忠行为。既然安归伽17年才开始冠以侍中头衔，那么，此王当不是安归伽。他推测此王应是摩习梨，太康四年即摩习梨之元年。(20) 其二，公元283年，榎一雄提出。他发现布腊夫的一个错误。按布腊夫的定年，安归伽的末年为太康三年，那么，至少在位36年的安归伽的17年为公元263年(282—36+17年)，亦即曹魏景元四年，此时晋朝尚未建立，安归伽如何称臣于晋呢,于是，榎一雄认为，鄯善王遣子入侍与安归伽冠以侍中头衔应联系在一起，安归伽17年即晋太康四年。(21) 其三，公元230年，长泽和俊提出。他认为，布腊夫和榎一雄把“侍中”出现的时间定在西晋，论据不足;主张注称号应为曹魏赐予。他根据斯坦因的考古报告，指出楼兰发现过不少曹魏年间的纪年文书，说明曹魏已经控制了鄯善。接着，他又列举《三国志》中一系列材料，试图说时曹魏经营西域胜于西晋，并援引《魏略•西戎传》，曹魏赐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据以推测曹魏同时赐予其他西域王类似的头衔。最后推定归伽17年相当于太和四年。(22) 以上三种意见各有其合理的因素。同时，也各有不合理的方面。榎一雄虽然避免了布腊夫考虑不周之处，但仍未摆脱另一个矛盾。如所周知，侍中本是汉代宫庭内的侍卫官。两汉以来，西域诸王经营遣子入侍，也即派质子入中原，以示效忠。这些西域质子一般都安排在京城居住，被认为入侍皇帝，因而有侍中之称。中原王朝为表彰西域诸国的效忠，有时也将侍中作为官衔赐予西域诸王。如曹魏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为“守魏侍中”即属于这种情况。榎一雄定年的主要根据是《初学记》卷26绶第四行《晋永安起居注》。其文云:“太康四年，鄯善国遣子元英入侍，以英为骑都尉，佩假归义侯印，青柴绶各一具。”这条记载可以说明鄯善王子元英此时得侍中之称，但不能证明元英的父王同时也被赐予侍中之衔。安归伽嗣后第17年才开始冠以侍中之衔，他本人显然不曾作为质子入帝曹魏或西晋。因此，安归伽这个头衔应是中原王朝为表彰其效忠授予的官爵。授予该头衔的时间既可在遣子入帝之前，也可在遣子入待之后，与遣子入侍的时间——太康四年显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榎一雄的定年也不能令人信服。长泽和俊的假说推测成份较多，马雍的一项考证已经动摇了这种假设。第三，自马雍发现Vasmana即鄯善王元孟后。终于使鄯善佉卢文书的断代研究有了一个比坚实的基础。《晋书》中元孟出现于前凉伐鄯善之时，这个时间《晋书》没有明确记载。马雍分析了张骏时期前凉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认为，伐鄯善之事应在前凉讨平戊己校尉赵贞，设置高昌郡之后。《初学记》卷8米引顾野王《舆地志》记载:“晋咸和二年，置高昌郡。”那么，伐鄯善的时间应在咸和二年(公元322年)之后，《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咸衷元年(公元335年)应当是有根据的。(23)据此，鄯善王元孟的年代应在公元335年左右。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中元孟的最大年数为11年，很么，其年代范围至早不早于公元324年(335—11)，至晚不晚于公元346年(335+11)。元孟的年数有可能不止11年，但其元年不可能早到长泽和俊假设的公元278—280年。 比较以上三个论据，第三个相对来说更为充实一些，应该作为目前佉卢文书断代研究的基点。其中又有两种可能性值得考虑:(1)元孟活动于公元335—346年;(2)元孟活动于公元324—335年。 按第一种假设推算，安归伽17年为公元284年(335-30-38+17)，正好可与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鄯善王遣子入侍相联系。除此之处，更多的证据支持第二种假设。 首先，前凉伐鄯善对这个西域小国来说应是一件大事，但是，此事在元孟时期近百件佉卢文书中丝毫没有反映。这有助于说明，前凉伐鄯善有可能发生在元孟11年之后。 其次，语言文学学方面的研究表明，陀阇伽3年文书的年代至少应接近公元220年——佉卢文书以raya取代raja的时代。按第二种假设推算，这种文书的年代为公元229年(324-30-38-8-22+3)。考虑到目前所知鄯诸王的最大年数或可增加，正好可将陀阇伽三年文书列入佉卢文书使用raja的时代。 另一方面，按第二种假设推算，势必将安归伽开始使用侍中称号置于公元273年(324-30-38+17)一晋泰始年间。其实，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前文已经分析，安归伽的这个新头衔表明中原王朝加强了和鄯善的联系。鄯善境内 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晋泰始年间的文书骤然增多，凡34件，几乎占这里出土魏晋 时期汉文纪年文书的三分之二，分布地区也从楼兰扩展到尼雅。(24)这无疑 有助于说明西晋于泰始年间进一步控制了善。此外，写有“晋守侍中”的木简 与晋泰始五年木简共存于尼雅N.v.xv.号遗鄯址。(25)因此，我们不能排除 安归伽17年始于泰始年间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将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末鄯善与中原的关系制成一表，作用 全文的总结。年数一栏括号中的年数是根据有关材料推测的。(见下页) 注释 ?参阅.J.Rapson, Kings and Regnal Years, in Kharost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t. III, Oxford, 1929。 ?Kh.为佉卢文书编号，第1至764见注?所列书;第765至282见T.Burrow, Further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Niya, BSOAS.IX, 1937-9. ?参阅J.Brough,Comments on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SOAS.XXVIII-3,1965。 ?参阅T.Burrow, A Translat;on of the Kharostht Docurs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参阅S.Konow, Kharosthti Inseriptions, in the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II, Leidor, 1929。 ?参阅注:所引巴罗文论文。 ?安归伽时期有几件文书出现过Tamaspa的名字，但都是作为其子的定语， 不能视为此人们活动于安归伽年间的例证。 ?参阅F. W.Thomas, Some Notes on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AO, vol. XIII-1, 1934。 ?参阅A. Stein, Anceint Khotan, Vol.2, Oxford, 1907。 ?《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11)参阅?。 (12)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文史》第七辑，中华书 局，1979年。 (13)参阅?。 (14)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新疆社会 科学》1983年1期;参加楼兰发掘的侯灿同志惠赐所获佉卢文材料照片，现已 解读，《文物》杂志待刊。 (15)此文收入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6期。 (17)参阅C.C.Das Gupta, The Development of Kharosthi Script, Calcutta, 1958。 (18)参阅R.Hoernle,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t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JASB. Vol. LXX, pt. I, Extra No. 1, 1901。此文对汉佉二体钱小钱佉卢文的读法有误，正确读法就是maharaju-thal, -rajagugradamadassa或maharayu-thabi-raya-gugramayasa,意为“大王、都尉之王秋仁之(钱货)。”说见拙文《汉佉二体钱铭文锄觧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二期。{K22B60A.jpg} (19)参阅拙文《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2期。 (20)参阅注?及J.Brough, 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BSOAS.XXXIII-1, 1970。 (21)榎一雄文，《关于法显所经之鄯善国》，《东方学》第34辑，1967。 (22)长泽和俊:《再论佉文书的年代》，载《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第22辑，1976。 (23)参阅注(12)。 (24)参阅缺陷著《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 (25)参阅?。 稿源: 《西域研究》1991年01期 作者: 林梅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