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不为宗教而战，却处处不离宗教
中国古代这么多的“揭竿而起”从来没有一起是为宗教而战的起义，但以宗教式的把戏进行暴动倒是不少，即用鬼神来挑动大家。这真是耐人寻味。当年的陈胜、吴广“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活动，就是借助天命迷信思想向人们说明秦朝封建统治天运已终，陈胜当王是天的授意，他是让大家誓死跟随、舍命相辅的新君。
同样是造反起家的汉高祖刘邦，也用宗教式的手段来乔装打扮自己，自诩为“真龙天子”。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的出身记载为：“父曰刘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刘邦是其母亲和蛟龙媾和所生，为名副其实的龙种，故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他醉后夜径泽中斩白蛇，意味着汉兴秦灭。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将编造出这些古怪之事演绎成让人敬畏的神话，为塑造者之政治目标服务。
我们推想，生活在汉武帝时的司马迁也是凡人，他拿的是汉朝的工资，当然要替汉家的开国皇帝吹牛。再说，他不吹也不行啊！
上古时代，人们往往通过神话来解说世界，逐渐形成一定的宇宙观和有关的思维模式。其中传达出来的文化内涵成了民族历史的先导性诠释，构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组成部分。
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有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
张角起义时，也给自己编了这样一则离奇的故事。一次入山采药，遇到一位碧眼童颜、手执藜杖的老人，授给他天书三卷。老人说：“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毕获恶报。”张角拜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吴乃南华老仙也。”说完，化作一阵清风走了。所谓“南华老仙”，就是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庄子》一书被后世的道教徒称作《南华真经》，他被称作“南华真人”，民间叫他“南华老仙”。
宗教信仰是人们对某种无法实现的社会愿望的寄托，有着非常强的凝聚力。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宗教常常作为组织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细检中国历史，在古代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几千起起义或者说是民变中，以宗教名义散播谣言、拉拢群众的几乎占了一半。他们以神的名义，以神的语言，以类似民谣、乡谚等直接表述民众理想社会的神学预言，唤起相当多人的热情，从而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其中著名的有：
秦末农陈胜、吴广农民起义；
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吕母起义；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
两晋杜、孙恩、卢循起义；
南北朝时期赵广，盖吴，破六韩拔陵，莫折大提起，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起义；
隋末瓦岗山，窦建德，杜伏威起义；
唐朝陈硕贞、西原人民起义，袁晁起义，方清、陈庄起义，裘甫起义，庞勋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阡能起义；
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
南宋钟相、杨么起义；
元末刘福通白莲教起义，朱元璋起义，张士诚起义；
明朝贵州、湖广各族人民大起义，刘六、刘七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清朝古州苗民起义，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暴动，太平天国运动，陕甘回民起义。
人类自有思考活动以来，宗教就一直以重要的影响力相随左右，建构出广阔的精神文明殿堂。在教堂里，人们领略到了俗世中难以感受到的清凉与圣洁之气。宗教影响所及之处甚广，从自然环境的投射、人类社会的解释，到社会体制的建立及维系。文明的历程中，宗教都不曾缺席，何况改朝换代之际呢？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农民起义者运用的宗教并非是当时的正规的宗教，而是他们以“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教义、教派。
黄巾起义的“黄天”指的是他们自己，“弥勒佛”也不是真的弥勒佛，而是转世的，还是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他们所炮制的谣言都是为自己服务的，宗教里的神仙不过被他们拿来当作一面大旗，举着这面大旗的还是他们自己。
特别是几乎天天都面对着流血、残废和死亡的农民起义士兵，越是在恐惧的时候，越指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呵护自己，平衡心理。这也难怪，在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认识水平低的情况下，人们在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和社会上的异己力量的双重压迫下，幻想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痛苦，得到幸福。消除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就是人在精神上的终极关怀需求，而宗教就是提供一种方法来满足人的精神上的终极关怀需求的。
中国这个封建文化深厚、崇神媚上、习惯一统的国度，总是喜欢有一个权威来简化行动的程序，省却思考的痛苦。平民百姓进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有时甚至根本不知庙是道家还是佛家所建，所供神像是谁、有什么职司。但是，他们有着底蕴深厚的宗教情结，企望心中敬畏的神明保佑着自己，保佑自己的来世。
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也深诣大伙的心理，利用宗教来发动、壮大队伍、实现目标，这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又一种特色。
从一定意义上讲，宗教是政治的核心，而政治则是宗教的外展。政治从来不是空泛的权力之争，乃涉及政治哲学和政治理想。宗教涉及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尺度，农民起义就是把这些价值观念和尺度施行出来。古代农民起义作为当时社会最重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宗教自然是不会缺席的，那些血染战袍的农民起义军将领与那些可想不可见的“神明”们，在残酷的战场上紧紧地拥抱着。
农民起义军对宗教有浓厚的兴趣，归根结底，是他们非常注意和统治集团争夺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因而娴熟地运用迷信思想、神秘预言和宗教崇拜手段，以自身的神性，向皇家“君权神授”挑战，宣传自己造反称王的合理性，笼络人心。这样，往往能瞬间壮大实力，攻城拔寨，最后成为旧时代的掘墓者、新朝代的奠基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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