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少数民族小说

第十三章 少数民族小说 十五、少数民族小说 1.少数民族小说发展轨迹 在多民族的当代中国小说中，少数民族小说是具有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半个世纪以来，同汉族小说发展一样，少数民族小说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小说成就显著，成果丰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小说的复苏和繁荣，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如果说在十七年民族文学复苏，是以民族诗歌率先登台的话，那么本时期民族文学的繁荣，则以民族小说领衔开场。本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由复苏走向繁荣，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崭新阶段。这首先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壮大。在55个少数民族中，现在几乎都有他们的小说作者。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会员已达500多人，他们不少人还是本民族的第一代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面文学作家。这个作家群体起步较早、思想活跃、勇于创新，是近20年来我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其次是创作质量不断提高，大批优秀作品问世，长篇小说获得丰收。新时期以来，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为繁荣民族文学事业，先后举办过五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使包括民族小说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为更多的民族读者所了解。仅就长篇小说而言，除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黄河东流去》(李凖，蒙古族)、《穆斯林的葬礼》(霍达，回族)、《尘埃落定》(阿来，藏族)等之外，还有诸如《幸存的人》(益希单增，藏族)、《醉乡》(孙健忠，土家族)、《血菩提》(朱春雨，满族)、《金牧场》(张承志，回族)、《最后一只白虎》(李传锋，土家族)、《瀑布》(陆地，壮族)、《战斗的年代》(柯尤慕?图尔迪，维吾尔族)、《骑兵之歌》(敖德斯尔，蒙古族)、《雪夜》(李元吉，朝鲜族)、《太阳树》(张长，白族)、《苏醒了的大地》(阿?乌铁库尔，维吾尔族)、《英雄博克》(夏莫斯?库玛尔，哈萨克族)、《太阳部落》(梅卓，女，藏族)、等30几部长篇获民族文学创作奖。此外 ，还有一批受到读者好评的作品，如《心灵史》(张承志)、《穆斯林的儿女们》(查舜，回族)、《死街》(孙健忠)、《波努河》(蓝怀昌，瑶族)、《南国情天》(方云琴、征鹏，傣族)、《野玫瑰与黑郡主》(李必雨，苗族)、《补天裂》(霍达)、《山魂》(朱春雨)、《天眼》(马端芳，回族)、《骚动的香巴拉》(扎西达娃，藏族)、《盐柱》(江浩，蒙古族)等等。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少数民族长篇小说，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300部以上。长篇小说的大面积丰收，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学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总体高度和新突破，尤其对于那些历史上尚未出现过长篇小说的民族来说，它们的出现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是多民族的中华文学史上的盛事。 本时期民族小说繁荣的原因，一是急剧变化和迅速发展的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对民族文学提出的要求。过去那种单一的诗歌说唱文学形式和田园牧歌式的表现手法，难以表现改革开放时代的那种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心态，因此要求民族作家迅速掌握现代小说等文学样式。二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开阔、目光敏锐、文化起点高、生活根基厚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他们或有长期的知青经历，或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或有较强的双语能力，他们既能立足于本民族的生活文化土壤，吸收丰富的传统营养，又勇于进取，关注当代世界文学发展潮流，吸收西方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使自己的创作富有特色。 178 此外，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民族文学交流活动，如笔会、改稿会、研讨会、讲习班、参观访问等等，对民族作家小说创作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促进作用。 在改革开放潮流的激荡下，在共同文学环境的熏染下，本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从狭窄到开阔，从一元到多元，开发出丰厚深广的民族文学领域。十七年中,少数民族小说的题材和主题有很强的规范性，比较狭窄和单一。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对小说题材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开掘。从反映的生活层面来看，作家们的目光比较广阔。既有投向远古民族历史风云变幻的，又有着眼近百年来各民族人民的觉醒与抗争的;既有对“文革”十年的追忆与反思，更有对改革开放以来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描绘与揭示;既有对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的讴歌，又有对万家灯火的平民百姓的关注„„可以说民族题材涉猎广泛，关注层面丰富，不少题材都是过去少数民族作家从未涉及过的新领域。如玛拉沁夫的《第一道曙光》、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李传锋的《退役军犬》，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等，再现了十年“文革”给民族地区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惨痛伤痕，抒发了主人公心中的压抑和愤懑。《爱，在夏夜里燃烧》(玛拉沁夫)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发掘出深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较早突破“人性”禁区的作品。《琥珀色的篝火》(鸟热尔图)通过小说文体形式的创新，揭示出了鄂温克族人民的 ?民族精神气质和传统美德，具有“诗的意境，画的气韵，和音乐的旋律”。《醉乡》(孙健忠)描绘了农村经济改革在土家族人民生活和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展示出新时期民族文学反映农村改革题材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扎西达娃的《江那边》、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马犁(回族)的《小龙湾纪事》、韦一凡(壮族)的《对面人家》等，都是较早描写城乡改革开放引起少数民族地区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的小说。 在历史题材小说方面，许多作家注意对特定历史氛围的营造与传达，从多变的历史风云中寻找文化支撑，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这是本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在题材拓展上的另一个切入点。如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以西藏解放前山南亚德地方差巴和领主贵族之间的殊死搏斗为背景，展示了30年代中期到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西藏社会广阔的历史画卷，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回族女作家霍达不仅写出了我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表现都市回族人民的生存境况和情感世界的《穆斯林的葬礼》，而且创作了追寻百年历史踪迹，献给香港回归庆典的长篇力作《补天裂》。小说以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强行侵占香港界址和爱国志士奋起反抗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历史为背景，通过京师举人易君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以及与新安县爱国志士联合十万乡民抗英保土的故事，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团结御外、不屈不挠的慷慨悲歌。作者不仅让读者重温了那段历史，体会“弱国无外交”的深意，而且努力唤起各族儿女从苦难中奋起、从弱势中图强的意识。 此外，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还开拓了许多新的题材领域，展现出全方位表现社会生活的景观。如张承志描写知青生活的《金牧场》、柯岩(满族)描写挽救失足青少年生活的《寻找回来的世界》、马瑞芳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兰眼睛?黑眼睛》等，表现女性及其婚姻生活的有边玲玲(满族)的《女性没有地平线》、景宜(白族)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千华(朝鲜族)的《没有你的日子里》等，在批判封建意识残余、克服民族落后习俗方面， ? 雷达:《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 179 就有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啊，十五岁的哈丽黛哟„„》、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等，在描写生态环保方面，有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张长的《太阳树》等，《朝佛》、《活佛的故事》、《心灵史》等小说表现的是民族宗教意识，这些都充分说明新时期民族小说题材的广泛性和主题意蕴的深厚性，这是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无法比拟的。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由性格单一平板到丰富多样。随着艺术视野的开阔，少数民族作家从多个角度反映时代的生活，刻划出一批个性鲜明、具有较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艺术形象。 粉碎“四人帮”不久，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一批反思革命战争年代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塑造了一批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而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形象，如铁木尔(《茫茫的草原》)、丁政委(李乔的《破晓的山野》中的主角)、阿勒玛斯(《战斗的年代》)、布拉提(贾合甫?米尔扎汗的《理想之路》)、哈达巴图(《骑兵之歌》)、韦步平(《瀑布》)等等。这些民族新人的形象，无论就其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水平来说，都比十七年小说有了明显提高，但从整体来看，还没有摆脱传统的英雄人物的理想光环，显得有些平板单一，不够丰满。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创作视野的开阔，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有了很大变化，逐渐生动鲜活和丰富多彩。如小说《醉乡》塑造的矮子贵二的形象，就是从湘西土家山寨成长起来的一位改革者。作者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将他置于一个社会最底层、最不令人起眼的起点上——一个昔日惯于逆来顺受、胆小怯懦、遭人欺侮的流浪汉，为了生计，他钻过桥洞，住过车站，扒吃过残渣剩饭。直到改革春风吹进雀儿寨，他才从外地回到家乡。凭着多年在外闯荡的经历和见识，他经过精心筹谋和不屈努力，终于办起了油坊和粉厂。实践的成功使他一下子成了雀儿寨的首富。经济上的实力，打掉了他身上的自卑心理，连雀儿寨的“第一美人”也投入到他的怀抱。昔日胆小怕事的矮子贵二，成了土家山寨第一个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如果说矮子贵二是从外面大潮走回来的一位农民改革者的话，那么，蓝怀昌笔下的瑶族姑娘玉梅(《波努河》)，则是从农村走出去到城里创办公司的创业者。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她从蛮荒古老贫困闭塞的西部山寨，走进了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城市。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凭着勤劳刻苦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创立了华夏公司。然而她毕竟太年轻，太单纯，缺乏精明与心计，看不到商潮裹胁下的阴霾，鲜花下面的陷阱，因一场“刺梨酒中毒”事件被送上法庭，从而昭示出改革的复杂性和创业的艰巨性。 本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中，还涌现出一批感情丰富、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少数民族作家突破以往对人物的单纯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定性描写，增加了对人物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描写，从而使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深刻揭示，人们不再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对人物作简单的价值评判。如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梁君璧、韦一凡《劫波》中的韦良山、阿来《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等，都是性格复杂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关东鹰是满族作家朱春雨长篇小说《血菩提》中一支土匪队伍中的大管家，作者写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性格复杂的人物。“九一八”事变中，他在沈阳北大营受过亡国之辱，因而埋下了抗日爱国的思想种子，但他却阴差阳错地成了胡子队伍中的一员。然而他与投靠日本人的八面风等一伙土匪完全不同，他既是土匪头子，又是抗日爱国志士。在解决狗熊卵子等胡子哗变事件中，表现出他冷静镇定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而在抗联改编他的土匪队伍中，他既能维护土匪部队的利益，因而在土匪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同时又能从抗日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同抗联支队配合，攻打蓝旗边外日军，营救“39”号首长„„这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物。作者多方面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少数民族小说人 180 物画廊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在小说结构方式上，由机械呆滞到丰富多彩。随着现代人审美情趣的不断变化，本时期少数民族作家调整了艺术视角，掌握了心理结构方式，打破了情节结构的传统模式，使平铺直叙的结构模式逐渐被时空交错的情绪化叙述结构所取代。 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曾针对少数民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的缺点批评说:“平顺 ?有余，波俏不足。”这个批评对建国后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也是适用的。进入80年代以后，民族小说在结构方式上的创新，是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重要趋势。达斡尔族作家李 ?陀说:“不注意讲故事或情节不强的小说，是小说的一种进步和发展。”这种要求小说现代化的呼声，体现了作家的求新意识。不少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探求新的结构方式。如蒙古族作家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根据创造人物群体的需要，运用了多头叙述的方法，突破了传统的单线条结构方式。满族作家朱春雨的《血菩提》，采用多重时空转换的结构方法，通过“我”几次进入深山老林的调查经历，和几位巴拉人的讲述，将现实、历史和梦幻融为一体，既写出巴拉人历代的生存状况和宗教崇拜，又再现了满族人在艰苦战争年代组织抗日联军的悲壮历史和当代中国的变化，把平行展开的几组故事编织成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加之叙述人“我”的夹叙夹议的调侃和评述，更增添了作品的思辨色彩和哲理蕴涵。 在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上，由传统写实到多元开放。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作家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直接相关。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输入，民族作家努力适应现代生活节奏，不仅大胆借鉴现代派的许多手法和技巧，而且不断变换叙事角度和叙述语言，以拉近叙述者和读者的距离。从叙事类型来说，新时期开始之前的少数民族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单纯，或以社会政治运动为主体(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或以民族解放历程为主体(如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或以英雄传奇为主体(如苗族作家陈靖的《金沙江畔》)等。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小说，又出现了诸如以民族风俗变迁为主体的叙事模式(如《穆斯林的葬礼》等)，以追寻民族精神为指向的叙事模式(如《心灵史》等)，以人生历程串以历史事件的叙事模式(如《瀑布》)，以及以揭示人性病态为艺术取向的叙事模式(如《尘埃落定》)等。从叙事角度来看，传统小说往往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法和“自传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方法。本时期的民族小说还采用了意识流手法，按照心理流程，不断加强叙事力度和转换叙述角度，如第二人称叙述，多角度交叉叙述，文献实录式叙述等等。蒙古族青年作家孙书林的长篇小说《血恋》，在叙述方式的转换上也很有特色。它的叙述者“我”——王福来，既是那场惨烈战争的见证人，又是那段悲壮历史的参与者。他用三天时间回忆了十三年的历史，时空不断变换，叙述方式不断从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转换，不断拉近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给人以新鲜有趣之感。从叙述语言来看，过去大都采用客观、冷静、平和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单调。而本时期的民族作家的叙述语言，则逐渐丰富起来。如张承志的叙述语言，就是一种优美、凝重、带有强烈参与意识的情感浓烈的色彩语言。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叙述语言，也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抒情色彩(如他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扎西达娃的叙述语言，则显得冷峻、简洁、极少有大段的抒情文字，一般文学语言常被极具个人独创性的语言所更替。李传锋的小说叙述语言，是朴实中显现俏皮，明净中常带幽默，显示出土家人的聪颖和睿智。 在艺术手法方面，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除了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之外，还大胆吸收 ? 转引自吴重阳、陶立王番:《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第132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李陀:《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1982年第6期。 181 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如象征、隐喻、魔幻等超现实主义手法。如蔡测海(土家族)的《茅屋巨人》，就运用了象征手法。茅屋巨人是湘西古老民族的文化象征，在他身上，凝聚了世代的传统美德与历史惰性。他的悲剧就在于他走不出自己的影子，摆脱不了传统的重负。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则运用了隐喻的手法。“瘸腿野马”既喻指家族内部明争暗斗的牺牲品术赤汗的悲剧命运，更蕴涵着深谋远算、专横暴戾、残害亲生儿子的老合汗的内心隐秘。这一切并不仅仅是用语言文字，而是通过哈萨克老琴师的冬不拉琴声所暗示出来的，因而小说显得深沉含蓄，苍凉悲凄，给读者以广泛的联想。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小说，更是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名篇。 上面仅就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发展轨迹作了大致勾勒。当然，这只是作为整体而言，并非每个民族的小说创作都达到同一水准，存在着差异和不平衡状况。有的小说视野比较狭窄，还固守在原有单一民族的视界里，没有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代生活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守旧心态，缺乏艺术进取精神;有的作品主题缺乏深层开掘，缺乏较厚重的历史涵盖;有的构思缺乏时代新意，结构缺乏宏大叙事，语言缺乏民族特色等。 2.孙健忠、乌热尔图的小说 ?孙健忠的小说注重从熟悉的社会生活中取材，努力让作品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生动。他所叙述的故事有一定的传奇性，但并不无端虚构故事，人物多有一定的生活原型，故事也留有原始事件的影子。如《五台山传奇》叙写的土家人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就是那个时代土家人生存境况的写实。据说作家从小就在湘西为躲土匪而出走过，亲眼见过土匪的烧杀抢掠。《五台山传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边寨历史的真实记载。主人公田天陆本来有一个美丽而淑贤的妻子向小妹，可惜被土匪抢走，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境地。向小妹后来逃出时，被一个善良的船工搭救。为了报恩，她与其相依为命，生了两个小孩。向小妹寻夫寻了二十年，田天陆找妻也找了二十年，但始终没有结果。湘西解放后，他们才有机会重逢。向小妹回到夫君身边，应是可喜的事，但她又时时思念自己与船夫所生的小儿女。田天陆经过激烈的情感与心理撞击，终于不得不忍痛让向小妹离开自己，再次经历离别的沉重打击。小说的情节因主人公由离别到重逢、再到离别的人生历程而曲折多变，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峰浪谷，山重水复，令人眼花缭乱。然而正是在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中，真实地表现了土家人崇高而美好的心灵，颂赞了他们的开阔博大的胸怀，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作家没有小时候亲身的生活经历，这篇小说不可能写得这样真切感人。正如作者所说，“我爱我的故乡，我爱它地上的高山、溪河、丛林以及天上的云朵，我更爱 ?生活在它怀抱中的勤劳、悍勇、质朴、善良的人民”。 特定的时代与生活环境对孙健忠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长篇小说《醉乡》以新时期湖南西部农村经济改革为背景，表现农民在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 ? 孙健忠(1938― )湖南吉首人。从小在山区农村长大，熟悉土家山寨淳厚而勇武的风土人情。从花垣师范毕业后到一所小学任教，开始文学创作。1960年调作协湖南分会，但长期在故乡安家落户。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娜珠》、《五台山传奇》、《乡愁》，长篇小说《醉乡》等。 ? 孙健忠:《娜珠后纪》，„„ 182 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让地处偏远地区的土家民族的情感与心理发生的重大变化。主人公矮子贵二从前在阶级斗争天天闹的年代因没有求生之门而到处流浪，但这根本来在大石下面生的草，在无奈与难堪中没有走向毁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他颠沛曲折的人生经历，反倒成为雀儿寨人中见多识广的一个。他从一个没有精神支柱、奴性十足的低等人，到一个敢于向天九和大狗等恶势力作斗争的人，最终争取到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的权利。作家将他与玉杉、香草、大狗与天九等人的恋爱婚姻关系扭结在一起，并于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矛盾性、复杂性和传奇性的故事。但作家关注的中心不仅是故事和情节，而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十分注重湘西人文地理风情的描写，注重对人物生存环境的现实感与历史感的营造，这样，土家山寨发生的故事情节与土家山寨的典型环境，同时成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深厚土壤，而小说的人物性格与心理就成为这种环境的必然产物。 孙健忠的小说，往往能在一幅幅民族风俗画中表现出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特质。作家描写的湘西，是长期处于时代变动之外的“边地”，民情风俗非常奇特。《醉乡》通过对恋爱、婚姻、丧葬、服饰、民居、饮食和节日等习俗的描写，具体展示了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民情风俗。生活在这种风俗文化里的人物，自然表现出民族性格的多种因素。贵二身上既有土家人善良淳厚的一面，也有愚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甜甜的刺莓》里那个特殊人物向塔山，对真情的竹妹从强行控制进而野蛮霸占，为了向上爬而不惜采取卑下手段，如假报生产数字、造假粮仓、害自己的舅舅成为“现行反革命”、将本村的一个女子逼成疯子并关进牛栏，甚至陷害自己口口声声喊在嘴边的“亲妈”等等，其滑稽的表演是令人可笑可叹的。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环境中的无恶不作之徒。在中国社会的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人物采取的这种赤裸裸、血淋淋的手段，从根本上说也是中华民族中的某些人恶劣品质的集中体现。小说对于他所生存的土家山寨民情风俗的描写也是独到而丰富的，他的言行也与民情风俗不可分开。再如，短篇小说《官儿坪遗风》，作者将“官儿坪出官儿”这样的民间传说和龙生、吴先贵、韦陀、李乡长等人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愿望联系起来，将民情、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心理处理得非常到位，生动地展现出一幅土家族小镇的民情与心理图画。 孙健忠的小说，是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的结合体。他的小说语言基本上是地地道道的湘西土语，杂有一些通俗易懂的方言，叙事流畅，描写细致，议论风生，颇有意味，具有湘西语言的独到内涵;另一方面，它有时又较洋气，表意周密细致，能曲尽其意。小说的叙述方式，基本上是传统的:艺术结构有头有尾，故事情节线索清楚，人物外表活灵活现。但小说中往往也有相当精彩的心理描写。如中篇小说《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写“大跃进”时期一个特殊的土家族家庭的悲剧。主人公来顺阿公和孙女相依为命十八年，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孙女被赶到山上去修水库，瞎眼的来顺阿公因思念自己的孙女可能有难而独自上山，结果预感成真，他见到的是刚刚垒起的新坟。小说通过这三天时间里阿公的回忆、猜测和想象来展开所有的故事和人物，叙写阿公上山过程中一路上的美好心情和渴望见到孙女以及失去孙女的复杂心理。这种将中外小说叙事方法相结合的尝试，无疑增大了小说的艺术容量。此外，作者还注重运用意识流、象征等西方现代技法，加强小说的空间感和厚重感。如《甜甜的刺莓》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很多时候没有必要的交待，很多情节都是随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展开的。“甜甜的刺莓”这个象征性意象也是有深切寓意的。这些手法的运用都使孙健忠的小说真实而又生动，清新而又厚重。 183 ?乌热尔图的小说主要反映古老而奇特的鄂温克民族村落的生存现状和生活现实。作者16岁到大兴安岭北坡的猎业生产队当了三年猎人，对那里的人和事、历史和现实非常了解，他的小说创作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里的自然和人。他说:“我出生在大兴安岭的南坡，养育我 ?”他的小说力求展示鄂温克人的文学土壤是大兴安岭北坡麦鲁古雅河畔的鄂温克族村落。 真实的生活，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对那特有的原始森林风光的展示，也是民族部落生存环境和民族风情的图画。《琥珀色的篝火》中所写的那种雨中原始森林的生存情景，主人公尼库那种就地砍树而迅速制作桦皮锅的动作，那种迅猛猎取狍子而食其肚脏、取其鲜肉而用木火烧熟而食的特有生存方式，使人们了解到鄂温克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七叉犄角的公鹿》中那个年仅十三岁的“我”和“我”面对那群公鹿和狼群的奇特情形，只有在北方的原始森林中才存在也才会出现。作为鄂温克族的第一代作家，他将本民族的生活、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心理带进了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多方面地表现出这个民族的个性和风采。 乌热尔图的小说关注的中心是人物和人物的性格，他力图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行与心理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他说过:“我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感觉到我的民族脉搏的跳动，让他们透视出这股脉搏里流出的血珠，分辨出那与大多数人相同但又微有殊异的血 ?质„„”在他的笔下，可以说每一个人物都是性格鲜明的，都具有美好而善良的感情、正直而高尚的品格。如《琥珀色的篝火》写猎人尼库送病危妻子下山去城里看病，在森林小路上，当他发现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的脚印后，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在他面临生离死别危险时，他终于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迷路的三个野外测量队员，而他自己的一家人却生死未卜。小说通过他的言行真实地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再如《一个猎人的恳求》中的古杰耶，同样是一个北方民族的英雄，他怀着困惑和恐惧从学习班逃出来，为了保护部落的驯鹿，与凶狠的母熊进行了殊死搏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因被人认为思想有问题而被收了猎枪，可他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只身用猎刀杀死了勇猛无比的动物。小说通过这些细节描写，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非常厚实。《七叉犄角的公鹿》中的“我”，也体现了鄂温克人的典型性格。他只有十三岁，因父母早逝，缺少父爱和母爱。小说写这个十三岁小孩一个人单独出去打猎，他第一次看到那只高大无比的公鹿时，心情激动，很害怕地放了一枪，虽然让公鹿受了伤，但他并没有追到，更没有找到。第二次他是故意放走了它，第三次他帮助公鹿打死了狼群，又放走了它。他是为公鹿充满爱的性情和善良的性格而感动才故意放走它的。公鹿在其幼鹿与母鹿还没有离开危险处境时所显示出的那种不畏牺牲的品格，让他激动不已。所有这一切，都被其继父看在眼里。他看到这个小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鄂温克族男子汉而高兴，终于改变了对他冷淡的态度。最后，父子俩终于成了好朋友。小说通过人物独特性格的描写，体现了鄂温克族人的美好品质。 在艺术上，乌热尔图的小说具有诗情画意。他的小说语言自然而精炼、浑厚而明朗。小说对原始森林朴实而生动的展示，如诗一般给人清新迷人的印象。作者特别注意对自然与人物给以情景交融的描写。《老人和孩子》写一位81岁的老人和一位天真的少年到野森林中，从早到晚就是为了要听一听野鹿唱歌，看一看野鹿集中在一起唱歌的情景。小说中 ? 乌热尔图(1952― )黑龙江省甘南人。1978年以《森林里的歌声》开始小说创作，其后《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曾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乌热尔图小说选》等。 ?? 乌热尔图:《写在〈七叉犄角的公鹿〉获奖后》，《民族文学》1983年第5期。 184 所展示出来的听野鹿唱歌时的老人的心情和小孩的心情，与自然风情、动物性情有机地连在一起，使人们不得不为此情此景而深深感动。老人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执意要来到大森林中听野鹿唱歌，在听了野鹿唱歌之后，老人平静地死去了。这种死是富有诗意的。作家又让自然风光与人性和动物的灵性合谐，产生一种情的共鸣。小说中那种对不同情景下的鹿的动态描写，鹿的每一动作在人心上引起的反应，既表现了鹿的灵性，也表现了人的善良品质。作家还有意打乱小说故事情节和心理时空，并不像有的小说那样如实地描写生存现状。《瞧，那片绿叶》写拉杰在医院中以回忆的方式，回想他一生中和老吴的人生相纠合的几个片断，让小说的时空与人的心理时空同步发展，产生了某种特有的能力。通过对奇特的森林自然景色的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将人物的性情与自然风光的共鸣加以集中渲染，并产生一种让人陶醉其中的境界，是乌热尔图的小说不同于孙健忠小说的地方。 当然，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小说的艺术格局还不够阔大，对现实生活观照不够，人性的深度与厚度也有待进一步开掘。 3. 益希单增、扎西达娃、阿来等的小说 ?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是新中国诞生后藏族作家表现藏族人民生活历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同《红旗谱》以“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拉开序幕颇为相似，《幸存的人》以德吉村人抗租抗税遭遇到嘎厦兵大屠杀开篇。小说从30年代发生在藏北尺牍宗的一次差巴(奴隶)反抗繁重租税的历史事件作楔子，描写了藏族少女德吉桑姆在亲人和同胞惨遭血洗后，同小侄儿桑节普珠成为两个死里逃生的“幸存的人”，为报血海深仇，踏上了漫长的苦难旅程。作品突出描写了德吉桑姆与其仇人贵族仁青晋美的矛盾和斗争。小说围绕着他们姑侄(后以母子相称)寻找复仇机会的流浪线索，跟随他们的足迹，从藏北到昌都，从昌都到拉萨，再到山南、雅鲁藏布江边„„在广阔的背景上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西藏社会的生活画面，充满着悲壮浓郁的民族色彩，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至解放前西藏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作者把报仇雪恨和谋求自由解放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位复仇女神的形象——德吉桑姆。她原是藏北草原上一个普通牧民的女儿，年轻美丽。遭劫难之后，她牢记哥哥倒下前的嘱托，复仇成了她生命的精神支柱。为了复仇，她忍受饥饿、严寒、病痛和屈辱，沿途避开了单身男子的骚扰和纠缠，谢绝了老喇嘛收留侄儿的好意。当复仇的第一站去拉萨投亲落空之后，她把满心的热望寄托给了“佛法无边”的觉仁波大佛。然而就在大召寺脚下的“圣地”，姑娘的贞洁被恶人沾污了。这致命的打击，使她虔诚的信仰轰灭了。在以后的寻找和流浪中，她朦胧地意识到，个人的复仇是与众人的不幸联在一起的。于是她毅然参加了亚德五村镇的“请愿”抗租行列，展开了同反动领主势力的顽强抗争。但在反动头人和活佛的勾结下，她竟被仁青晋美一伙当作“妖魂”，投掷到雅鲁藏布江激流中去了。她的惨死，充分揭露了封建农奴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黑暗和残忍。德吉桑姆这个反抗女性 ? 益希单增(1941— )四川甘孜州人，祖籍西藏阿里地区。在童年时生父被旧军队杀害，随母亲逃到巴塘。1951年随人民解放军进藏，1957年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预科部学习。1963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69年回西藏工作。70年代初开始写作。1977年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已出版有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菩萨的圣地》等。 185 形象，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格特征，被人们称为高原上的一朵“固恩花”。 小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随着主人公的足迹，作品对当时西藏的环境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如昌都镇、拉萨八廓街、大昭寺等，那破烂嘈杂的街市、蓬头垢面的各色人物与宗教寺院的淫威森严、贵族庭院的富丽堂皇等，构成了西藏社会历史的特有景观。随着主人公活动场景的交替变换，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富有地域特点和符合民族特色的民风习俗，展现了诸如赛牦牛、跳圈舞等欢乐场面和水葬渡口老船工、天葬索甲等特殊习俗，还有那民间艺人一老三小跳热巴舞的动人情景，透过这些特殊习俗的描写，表现出藏族文化特有的风韵和特定时代的民族情绪。如《流浪人的火圈》一章中，作者跌宕有致地描绘了流浪者们时而愤怒斥责，时而低声怨恨，时而齐声恸哭，时而忧伤悲歌的情感波涛。这些酷似生活本身的如实描写，艺术地再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的痛苦与忧伤，展现了这个苦难民族的呻吟与控诉，抒发了一种企盼在烈火中再生的民族情绪与心声。此外，小说在语言运用上也具有独创性。作者按照藏族群众的思维方式进行描写，如说“吃过蝎子的骚驴碰不得，横走惯了的公牛惹不得”。写索甲获得德吉桑姆的爱情时，他表示“要做德吉桑姆身上的衣，脚上的鞋，碗里的糌粑”。这些生动的比喻、奇特的联想，独到的表达方式，都是藏族人民从切身的生活体验发出来的，是他们观察、感受的结果。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也富于个性化，如同是奴隶“请愿”时的带头人，德吉桑姆的语言柔中有刚，委婉得体;洛卡达日的语言诙谐犀利，富有鼓动性;森耿杰布的语言豪放率直，掷地有声，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是他寻找了一种适合于表现西藏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的艺术方法——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本是拉美作家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与印第安文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小说流派和艺术表现方法。在西藏，神奇原始的自然景观、玄秘深奥的宗教文化与曾经长期滞缓、闭塞、落后的拉美社会环境的某些相似之处，使扎西达娃等西藏作家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中得到启发，创作了一批有特色的西藏魔幻小说，扎西达娃以其聪颖、悟性和较强的双语能力，一跃成为他们中的突出代表。作为实验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是他创作的《西藏，隐秘岁月》以及被称之为“虚幻三部曲”的《风马之耀》、《世纪之邀》和《悬崖之光》等。 《西藏，隐秘岁月》是扎西达娃的代表作。它通过哲拉山区一个名叫廓康的小村庄中达朗家族五代人的繁衍生息，和四个名叫次吉姆的女子的命运纠葛，对近百年的西藏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人世沧桑，作了艺术的浓缩。小说是在两个主要人物达朗和次仁吉姆的命运扭结中循环往复、螺旋渐进中展开的。次仁吉姆两岁时就能在沙盘上画“人世轮回图”，刚走路就会跳早已失传的“金刚舞”，她踩出的脚印，竟正好是一幅“天空星宿图”。可是她那显示诸神化身的奇异迹象，后来却因几个英国人的突然闯入顿时消失。进入青春期的她，又被神秘的旨意赋予一项终身使命:按时给隐居在岩洞里的高僧奉送茶饭。为此她拒绝了 ? 扎西达娃(1959— )曾用名张念生。祖籍四川巴塘。父亲是藏族干部，幼年在重庆度过。少年时到西藏，在拉萨中学读书，并在藏南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1974年初中毕业后学习绘画，1980年在中央戏剧学院编剧系进修。8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专业作家。出版有《没有星光的夜》、《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世纪之邀》等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等。 186 深爱着她的达朗。很显然，这是一个宗教与神话、文化与历史相融合的人物，命定了她信仰的愚昧和虔诚，因而成了一种潜在巨大的承传习俗的化身，成了一个被世俗化了的宗教文化模式的象征。而居住在哲拉山顶可以瞭望到次仁吉姆的身影并终生爱恋着她的达朗，目睹了人世间的沧桑变迁，在家族四代人的繁衍生息中逐渐衰老，并带着解开生存之谜的强烈渴望和朦胧觉醒离开了人世。但是年轻的女医生次仁吉姆和达朗的儿孙们，没有重复老次仁吉姆和老达朗的命运。小说在整体架构上，虽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达朗家族和四代次仁吉姆的命运，却没有像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村那样虽经百年兴衰，却始终在贫穷落后的绝望和孤独中轮回转圈。所以《西藏，隐秘岁月》的价值和意义，正如评论所指出的，“这篇小说是扎西达娃最富历史深度的作品，其结构、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神话式概括(如解放军进军西藏)、显意识与幻觉的水乳交融、亦真亦幻和虚实相生的神秘氛围，均能作为专题来研究”，而它“所显示出的哲人作家的风采——一种形而上的灵现，一种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诗性领悟，一种作为思想与心灵代偿的语码创造— ?—使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扎西达娃的代表作”。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与扎西达娃同龄的藏族青年作家阿来创作的《尘埃落定》，是90年代中期我国长篇小说领域中出现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少数民族长篇创作中的佳作之一。小说描写康巴地区声势显赫的藏族麦其土司，在酒后同买来的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儿子(人称“二少爷”)，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傻子，他有着超常人、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他的人生经历和命运浮沉，展示了麦其土司家族的最后统治和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逐步走向崩溃的历史过程，而傻子在这个过程中却扮演了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和无奈的殉葬者。作者采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描写了生命的消亡和封建土司制度的崩溃，用充满诗意与情思的体验，创造了一个“尘埃落定”的意象。因为阿来最初是写诗的，所以他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了一个饶有诗意和哲理内涵的的名称，以传达作者的独特体验。“尘埃”的意象使小说以一种类似寓言的特点激发着读者的想象力，譬如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它们都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回归大地„„谱写出一支支关于“人”的无休无止循环往复的歌。正如作家所 ?说:“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透过这支关于“人”的歌，透过麦其家族中那位二少爷(“我”)讲述的关于麦其土司由兴旺而衰落的故事，读者可以从广泛意义上看到其中的“人”、人性与历史过程的深广内涵。作家以超然物外的审美视角，巧妙地勾勒出了一个既是参与者又是叙述者的“二少爷”的形象。这个既傻又不傻的二少爷，是阿来的一个独特的审美创造。说他“傻”，是从世俗的、土司家族的、正统的视点来看待的，因为他那诸如与世无争、“不识时务”、不热心权力之争、一切顺乎天性、不威胁别人、甚至同情弱者的品性，与他那酷爱战争，私欲极强、随时渴望继承土司位置的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他不傻，是指他常常基于超越功利和逻辑的天性，不偏不倚地审视 ? 王绯:《魔幻与荒诞:攥在扎西达娃手心里的西藏》，《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 阿来(1959— )四川阿坝藏区马尔康县人。1976年初中毕业后下过乡，后来回城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考入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一直到1996年才离开阿坝到成都工作。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出版有小说集《旧年的血迹》、诗集《梭磨河》。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 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二辑。 187 生活，大智若愚地作出不少超常的举止和决定，如他在参与土司家族事业的发展中，倒底是种植罂粟呢，还是种植粮食呢,他无所深思地就选择了种植粮食;当别的土司因种植罂粟而造成饥荒时，他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并拿出部分粮食救济百姓，因而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他还在叔叔的启示下，破天荒地开辟边境贸易，在土司历史上第一次把御敌的堡垒变为交易市场，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土司之间的矛盾冲突。傻子这个形象的创造，据作者说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的萌发同作者的另一篇题为《阿古顿巴》的小说有关。那篇小说中的阿古顿巴，是个专跟贵族、官员作对的下层人物，他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对付贵族们最复杂的心计，因而是个类似新疆阿凡提式的集民间智慧之大成的人物。当然“二少爷”这个形象，已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智者，凭他那极富人性的本相和超前意识的感悟，原本可以成为土司王位的继承人，然而他的成就却引起了早已渴望当土司的异母哥哥的深深嫉恨，老土司也视他为麻烦和障碍。经过一次次功败垂成之后，傻子终于感到失望的痛苦、伤心和悲凉。作为一个无望的守候者，傻子的悲剧是土司制度的悲剧，傻子的痛苦和绝望也给时代染上了悲剧色调。所以傻子作为一个审美化了的人物形象，他已具有了关于 ?“人”和“历史”的更深广的象征和寓意。 《尘埃落定》是一部历史跨度较大的作品，从20世纪开头到50年代初期，历经半个世纪，见证了藏族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过程。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即在总体布局和构思上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过程，但在具体描写和表述上，则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时空，完全按照叙述人(“我”)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流程进行，因而语言和画面都具有很大的张力，给读者以想象和联想的充分空间。在人物塑造方面 ，尽管傻子在全书中起着构架情节线索、积淀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然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作家并未具体地刻划他的音容笑貌和行为举止，甚至连傻子的面目长相身材高矮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他的出生经历，他的性格情绪，他的哀伤痛苦等等，却是实实在在的。除“傻子”之外，二少爷的土司父亲、汉人妓女出身的母亲、以及茸贡女土司和她美丽的女儿，还有那位两次遭遇“割舌”之祸的“新教”传播者翁波意西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印象。小说的民族地域文化底蕴浓厚。它立足于藏族土司文化的土壤，除向读者描绘出喻指藏族土司文化的傻子形象之外，还介绍了土司社会的诸如原始神话、谚语歌谣、巫术、医疗、建筑、音乐、舞蹈、枪法骑术等富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增强了作品的民族特色。小说运用了一种清新、质朴而又富于情感和联想的诗意语言。因为小说的叙述角度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又是一位小老婆所生的外愚内聪的少爷，所以他的语言表面平实淡然，而实则波俏意深。作品叙述文字简洁，极少大段的景物描写和文辞修饰。小说还常常突破人称局限，转化为第三人称，称呼父亲为“土司”、母亲为“土司太太”，行文自如，描述生动流畅，富于动作性和音响感。小说所创造的抒情散文式的叙事文体，“既为我国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尝试，也为我国的‘西部文学’增添了一笔耀目 ?的光彩”。小说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长篇结构的驾驭上，仍有顾此失彼和粗疏杂芜之处。尤其是结尾部分，关于“红色汉人”的介入，似乎有损作品所要传递的艺术旨趣。 ? 参见周政保:《〈尘埃落定〉:人与历史的命运》，《民族文学》1998年第5期。 ? 张炯:《迤逦山峦的尖峰——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印象》，《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 188 ?降边嘉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经过20年的酝酿、写作，1980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格桑梅朵，即格桑花，藏语的意思是“幸福花”。它是小说中一对青年男女边巴和娜真纯洁爱情的寄托，也是藏族同胞向往“吉祥如意”的象征。小说描写一支由藏、汉民族组成的人民解放军小分队，在进藏途中宣传群众、解救群众、发动群众的艰苦而复杂的斗争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军进军西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西藏引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反响。小说结构紧凑，情节曲折，高潮迭起，为烘托和深化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藏族青年形象，诸如娜真的温柔多情，小次登的天真机智，吉村的耿直坚毅，刀结的质朴善良等，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主要人物边巴的塑造，作者充分展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他强烈地爱着娜真，可又躲着她怕自己的晦气给她带来不幸;他愿跟金珠玛米上刀山下火海，但又怕解放军不要自己这个“鬼”;他扔掉了破烂的藏袍，却舍不得丢掉护身符„„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小说善于避实就虚、营造环境氛围。无论是描写事件(如“发放农贷”、“运输给养”、“挺进拉萨”等)，还是刻画人物(如边巴、尼玛次仁、其梅卓玛等)，作者十分注意环境气氛烘托。这部小说虽说是描写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故事，但它实际上并不是战争小说。作者对“进军”、“战斗”、“剿匪”等激烈的硝烟场面，大都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写法，如关键的昌都战役只以数百字作了简洁描述，而把主要笔墨放在进军途中的背景勾勒、气氛烘托和环境营造上，充分描绘出军事进军气氛，自然环境险恶，传统宗教习俗，以及民族社会心理，雪域高原景观等等，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4. 霍达、陆地、柯尤慕?图尔迪的小说 在本时期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中，除历史题材外，大部分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多为 ?描写少数民族农村生活和牧区生活的小说，较少有对都市生活的观照，而回族女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则独树一帜地描写了都市里的回族人长达60年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变迁。 《穆斯林的葬礼》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表现回族人民、尤其是现代都市回族人民生存境况和情感世界的长篇小说，被老作家冰心誉为“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 ?奇花”，是“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小说以北京西南隅的牛街回族聚居地区的回民生活为蓝本，通过“玉器梁”一家三代人命运和经历，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回族文化心理特征的人物形象。“奇珍斋”玉器坊的第一代主人梁亦清，是一位身怀玉器雕琢绝技、勤奋敬业、善良本分的人，虽然承接了《郑和航海图》的宝船雕琢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但熬尽生命也没能完成 ? 降边嘉措(1938, )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1950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1956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60年代初开始创作，80年代从事藏族文学研究工作。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人合著)、传记文学《班禅大师》，还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雪山名将谭冠三》等。 ? 霍达(1945— )出生于北京一个穆斯林家庭。1961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话剧表演，后转入北京建筑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学院学习。毕业后从事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工作，后研究中国历史，1976年后调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任编剧。她早期创作以电影文学剧本为主，写过《秦皇父子》、《鹊桥仙》、《龙驹》等;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从事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小说创作有中篇小说《红尘》等，长篇小说有《未穿的红嫁衣》、《穆斯林的葬礼》、《补天裂》等。《穆斯林的葬礼》荣获“茅盾文学奖”和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长篇小说奖。 ? 《穆斯林的葬礼?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89 毕生的夙愿。奇珍斋的第二代，是梁亦清自小收养的孤儿韩子奇。他不仅聪明好学，头脑灵活，而且眼界开阔，颇有心计。在他苦心经营下，奇珍斋玉器行名声大震，名冠京城，韩子奇也被同行誉为“玉王”。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使奇珍斋生意萧条。韩子奇离开妻子梁君璧来到英国伦敦，在相依为命的战乱日子里，与妻子的妹妹冰玉产生了恋情，并生下女儿新月。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故里，由于不堪姐姐梁君璧的威逼与压抑，冰玉只得留下新月再次出国。而韩子奇则事业无成，在奇珍斋的逐渐消失和女儿的不幸夭折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在“文革”中怀着孤独、破碎的心灵离开人世。 小说的民族自审意识和文化批判意识，是通过成功塑造韩太太梁君璧这个贯穿始终、统领全书的人物形象实现的。梁君璧是一位性格复杂的人物，她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少年时代，她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勇敢地以身相许韩子奇，并发誓帮他重振奇珍斋。可是当她作了女主人之后，便逐渐成了一位恪守教规，怪戾封闭、保守冷酷的女性。在发生丢宝事件后，她狠心地辞退了为奇珍斋立下汗马功劳的掌柜老侯，令其全家生活无着;在博雅斋时代，她出于世俗的功利目的，一手包办了儿子天星的婚事，使儿子痛苦莫名。出于狭隘的宗教观念，她硬是拆散了女儿新月与楚雁潮这对有情人。出于情仇和嫉妒，她不能容忍妹妹与丈夫的关系，终于使他们心力交瘁，各自东西。与此同时，小说也展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另一侧面。她尽心抚养新月，收留海大嫂，对儿子天星倾注爱心，就是对丈夫韩子奇，她也尽到了为妇之道。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的描写，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深层揭示。不仅如此，作家还进一步剖析了坚守穆斯林宗教信仰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梁君璧这个形象的文化蕴涵。在不断变化着的时代文化的撞击下，她彻底失败了，不但独生子没有得到幸福，女儿新月早早夭折，丈夫孤寂地死去，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韩子奇并非一个纯粹的穆斯林，而他们的儿子，自然也不再是纯粹的回回儿了。如果说《穆斯林的儿女们》着重在表现民族生活层面、《心灵史》着重在表现民族精神层面的话;那么《穆斯林的葬礼》则着重在表现民族文化层面。它的民族文化意识追求既表现在对人物文化心理特征的揭示上，也表现在关于穆斯林宗教习俗、语言服饰、婚丧嫁娶等礼仪形式的描写上，还表现在对中国玉器文化的演变等等描写上，都无不显示出浓郁的回回民族的文化气息与民族韵味。 在结构上，小说构思精巧，布局有方，采用了与张承志在《金牧场》中所采用的交叉组合相近似的双线结构方式，使“玉”(玉器行奇珍斋的衰败)和“月”(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悲剧)两条线索平行交错进行，以“玉”为史，以“月”为情，将历史与现实叠映，将世俗风情与宗教文化融汇，把“玉器梁”一家三代人的不同命运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小说既充满回回民族的精神重负、繁衍不衰的历史沧桑感，又具有悲戚缠绵、儿女情长的世俗人情味。 小说的不足，主要表观在对韩子奇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描写不够充分，尤其是作家让这位书中主角最后竟说“我不是回回”的构思，不仅使读者感到突兀，而且对作品题旨的理解产生歧义。 ?壮族老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是壮族文学史上壮族作家反映壮族生活的第一部 ? 陆地(1918, )原名陈克惠。广西扶绥人。1933毕业于县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师，1938年奔赴延安 190 长篇小说。它以解放初期广西壮族地区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为题材，反映了人民由奴隶变成主人的历史性巨变，表现了韦廷忠等壮族农民的觉醒与成长，描绘出南国的旖旎风光和壮乡的民风习俗。在结构上，采用了“一主多辅”、有实有虚的构思方法。主线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垮地主老财，实行土地所有制改革;作者围绕主线，安排了若干条副线，如地主分子覃俊三同美蒋特务何其多的勾结，何其多与河边教堂和山上土匪的联系，以及工作队内部的思想矛盾等等，使小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真实生活图景。《美丽的南方》不仅显示了陆地小说创作的新进展，而且标志着当代壮族文学的新起点。 《瀑布》是陆地在新时期的小说代表作，被评论家称之为“壮族文学史上高耸的里程?碑”。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分为上部《长夜》(上下卷)和下部《黎明》(上下卷)，共计105万字。这是在《美丽的南方》出版后，激起陆地为追溯过去而创作的一部酝酿多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他要将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再现于文书，以纪念这段历史中的革命先烈。作者所说的“革命先烈”，就是指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革命烈士韦拔群等历史人物。作者于1963年春动笔，1964年5月写完前82章，并在《广西文艺》等刊物上发表13章，未完成的书稿直到80年代初才完成，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瀑布》描写辛亥革命以后1915年到1932年这段历史时期，发生在我国西南壮族聚居地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作品通过革命先驱韦步平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走呼号的经历，反映了那个动荡历史时期各个不同阶级代表人物相互之间又联系又斗争的复杂图景。作者的创作意图，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借取先驱者的脚印而立起路标”，让后来人“在新 ?”。小说中“风雨社”中的韦步平，是作者的长征路上„„把社会主义大厦建筑得更辉煌 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风雨社”是广西某山城政法学堂(法专)一群革命热血青年的组织。此时的韦步平正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愚弄百姓，自称“皇帝”，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法专”学生也积极投入了反袁斗争。韦步平写出了讨袁檄文，组织学生请愿，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成为时代青年的先锋。但此时的韦步平只是一个初试锋芒的热血青年，一块未经锻造的毛铁。被学校开除以后没有气馁，他投笔从戎，参加“护国军”，寻找救国之路。在云南讲武学堂，他博览群书，在同共产党人章斌交往后，思想产生了飞跃，看清了军阀之间的互相倾轧、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坚定了他将理想信念赋予行动的决心。他随即回到桂西农村。此时的家乡岚山县，已被县知事王光宗等人勾结土豪地主，控制生杀大权。而王光宗过去也是“风雨社”成员，这使韦步平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经过组织发动，韦步平领导农民“岚山暴动”，由于缺乏经验和麻痹大意，暴动失败，但它使韦步平进一步认清了革命道路。总结经验教训后，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一个激愤鲁莽的革命青年成为一位善于思考、老练成熟的青年革命家。当他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再次回到家乡，便以全新的姿态发动壮、瑶等族农民群众举行了“河口起义”，并一举获得成功，组织起一支工农红军。后因形势恶化，工农红军被迫转移，反动派勾结叛徒，韦步平壮烈牺牲，终于成为傲然挺立在人们面前的一块“路标。” 构思宏大，结构纷繁，是《瀑布》的一个鲜明艺术特色。同欧阳山的多卷本长篇《一 参加革命。这期间发表过《重逢》、《从春到秋》、《落伍者》等小说。建国前结集出版的小说有《北方》、《生死斗争》等。建国后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故人》、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瀑布》等。 ? 黄绍靖:《壮族当代文学引论》第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瀑布》前言:《把话说在前头》，„„。 191 代风流》和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等小说的结构相类似，陆地在《瀑布》中采用了纵向线条勾勒和横向板块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围绕主人公的生活道路，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描绘了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及众多的人物关系，但线索主次分明，头绪纷而不乱，显示出作家驾驭生活的能力。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壮乡瑶寨民族风情浓烈。小说中，作者用了较多篇幅来抒写壮乡瑶寨的风土人情，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画和风景画。壮乡素有“歌海”之称。那黄凤仙唱给韦步平的情歌，犹如她热烈真挚的爱情跃然纸上。对壮乡“三月三”的歌圩，作品更是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作者还采录了不少妙趣横生的壮歌，用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揭示人物性格的变化。此外，还有反映壮族人讲情谊、重信义的“拜十友”、“结老同”等习俗的描写，都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 ?柯尤慕?图尔迪是继祖农?哈迪尔等老作家之后，为发展维吾尔族小说创作做出重要贡献的维吾尔族作家。50年代的代表作是《吾拉孜爷爷》，其中吾拉孜老人的形象，被茅盾 ?称之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老人”。他60年代的代表作是《泽热甫河畔》，小说敏锐地捕捉到维吾尔族家庭生活中的某些细微变化，讴歌了农民在新的时代建立的新型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克孜勒山下》是作者7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长篇，描写边疆地区“农业学大寨”的情景，思想内容上虽打上特定年代的“左”倾思潮的印迹，但却显示出作者在驾驭长篇小说结构艺术方面的新进展。 《战斗的年代》三部曲，是柯尤慕?图尔迪在基层工作酝酿十年之后，于8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艺术臻于成熟的代表作。它是当代维吾尔族作家首次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多卷本长篇。作品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维吾尔族人民所经历的苦难、觉醒和为新生活而奋斗的光辉历程，抒发了他们鲜明的爱憎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表达了作家对民族历史命运的认真思索和艺术概括。 《战斗的年代》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作者运用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几十个人物中，青年农民阿勒玛斯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者是把他放在尖锐复杂的阶级对立和矛盾斗争中进行描绘的。小说以南疆泽热甫香河为背景，一开卷，就扼要地勾勒出两个对立营垒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构成:一方面是以麦合苏提伯克三兄弟为代表，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庇护下的大庄园主、大伊禅教士和土豪劣绅在内的反动营垒;另一方是以青年农民阿勒玛斯和革命知识分子阿斯木先生的代表，包括细户、苦力、流浪歌手和小手工业者在内的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组成的革命阵容。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准确地描绘了敌我力量的消长。麦合苏提伯克千方百计地盘剥农民，不仅任意压榨长工，增加细户地租，还假借堵截洪水之名，摊派徭役，掠夺钱物，并对稍有不满意者或凡他看不顺眼的人，随便关押，或致伤、杀害。阿勒玛斯是一位农民革命者形象。 ? 柯尤慕?图尔迪(1938, )出生于新疆喀什一个手工艺者家庭。幼年丧父，解放后从喀什来到乌鲁木齐读中学，1954年毕业于新疆学院，被分配到报社工作。曾任自治区作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等职。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三部、中篇小说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和长篇小说《克孜勒山下》、《战斗的年代》、《晴空万里》、《静静的准噶尔》、《雄伟的格林山》等。 ? 茅盾:《„„》，《茅盾文艺评论集》第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92 他是因父母被老伯克“指婚”而生下的一名小家奴，从小受尽凌辱，因而对麦合苏提的所作所为看得更清。他怀着深仇大恨，同穷苦百姓一道向麦合苏提展开了斗争。他秉性刚强，聪明机警，富于进取精神。父亲本希望他成为一个好手艺人，而他却立志投身革命。当他认识了被流放到泽热甫香河畔当乡村教师的革命知识分子阿斯木之后，很快领悟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在斗争中，他英勇无畏，奋勇当先，犹如他的名字一样，像一颗闪亮的“钻石”(“阿勒玛斯”维语即“钻石”之意)。他带领杨阿柯乡的群众，几经奋斗，终于捣毁了麦合苏提伯克的黑窝，迎来了人民解放的曙光。小说还运用衬托对比的手法，描绘了阿勒玛斯耐心帮助教育苦大仇深、斗争坚决，但思想狭隘、性情急躁的青年农民艾力库勒的成长转变。阿勒玛斯可以说是当代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代表。 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作者对解放前南疆乡村社会风俗的描写，对喀什古城雄姿的摹绘，以及对某些宗教传播者的伪善和欺诈行为的揭露，都符合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真实图景。小说中还通过富有个性色彩的流浪歌手伊利夏浪迹天涯的生动穿插，借助他的冬不拉琴声和优美民歌，弹唱出民族的深重苦难和人生的深刻哲理，散发出维吾尔族民间艺术的智慧光芒和民族生活的浓郁气息。作品也有某些不足，如主要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个性化尚嫌不足，主人公的语言也常失之概念化。某些章节时空转换较慢，文字有些拖沓。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