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鲁恂关于中国派系政治文化之述评

白鲁恂关于中国派系政治文化之述评 摘 要:白鲁恂运用心理文化分析等三种主要研究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着重对中国政 治文化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有着显著的派系政治的特点。中国派系政治源于权威政治，权威政治为派系政治埋下萌芽的种子。派系政治又是在地缘、血缘基础之上的宗派家庭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关系政治中发展而来的，关系政治是其基础。而派系政治的形成最终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进而取得政治权力。白鲁恂对于中国派系政治的分析对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的建立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与现实性。 关键词:白鲁恂;政治文化;派系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68-03 一、白鲁恂及其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法 1921年，白鲁恂出生于中国山西省汾州一个派驻中国的公理会传教士的家庭，从小受中英双语教育。少时，返回美国进行系统科学教育。1947年，白鲁恂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大师阿尔蒙德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与多位政治学家共同探讨国际关系下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因素，有着扎实的、丰富的理论背景。1956年，白鲁恂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担任政治学系的教授，由此展开了其35年的任教生涯，并且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的独立。他多次担任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组织推出的学术著作的主编或者联合主编之一，并在1988-1989 年任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一职。 白鲁恂作为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突破了传统研究政治学的方式方法，注重政治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分析，认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观念及行为。除心理文化分析方法之外，白鲁恂也采用了当时政治文化研究较为流行的大众问卷调查分方法以及个案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前期的广泛大量调查以及深入访谈，白鲁恂根据所得实情，对20世纪初期的混乱动荡的军阀政治、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等多个敏感政治事件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独到见解。第三个研究方法即为权力研究法，白鲁恂紧围政治权力展开观察、分析与论述，对中国的政治权力的来源、形成与发展做了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独有的道德政治。 目前，由于特定社会及政治背景，中国大陆学者对白鲁恂的了解与研究较少且范围较窄，因而相关的文献并不多。较早出版的介绍白鲁恂政治文化观点的应为王乐理教授所著的《政治文化导论》，对其政治文化观点进行系统总结的应属张英魁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现代价值――以白鲁恂的研究为考察中心》。相比，台湾及香港学者对白鲁恂的关注度较高。台湾学者翻译了白鲁恂较为著名的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籍，如《中国政治的?与常》、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中国的商业谈判作风:一个文化心理的剖析》等。此外，还出版了专门研究白鲁恂观点的书籍，如《政治文化的沉思者》。但目前所见的译著质量不算高，有漏译、误译的情况[1]。对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观进行系统总结的学者对其观点的综述大多相同，毕竟白鲁恂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的阐述集中体现在基本 著作中，不大容易有创新性。本文希旨在梳理白鲁恂关于中国派系政治的相关观点，并分析其观点的现实性与借鉴意义。 二、中国政治文化之派系政治 首先要提及的是白鲁恂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派系政治的大背景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在《中国政治精神》中白鲁恂曾指出，相对于其他转型社会中显著的认同危机，中国社会中有着极为明显的权威危机。而权威危机是派系政治形成的一个前提、理论背景。如前所述，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服从权威的心理，“中国的家庭是辅助政治统治最主要的社会单位。中国儿童从小第一次对于权威的感知和对于“政治”的体验就是严厉和全能的父亲形象，这样儿童在走向社会之前便形成了最初的政治观念:遵从权威并按照规矩行事会获得安全和荣誉，所以中国人从小便对权威有着极高的期待。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之后，中国人会发现整个社会是按照家庭中的政治逻辑运作的，于是服从权威和压抑自身攻击心就成为最好的选择”[2]。由于从小所受教育及社会化的过程，使得人们对于权威强调服从而最终变得惯性服从，以为只有在服从权威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安全感及稳定的社会秩序。 而另一方面，人们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又会不自觉的表现出害怕、不信任权威的态度，毕竟政治权威不像父权那样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在讲求等级概念的社会中，政治权威始终高于公众，强调公众对其的绝对服从。正是由于这对权威服从的矛盾心理而产生了权威危机，对权威的既害怕又尊重的心理使得派系政治的发展理所当然，爱于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的 公众，会认为集体行动更为保险，至少发生权威危机时，受害的不会是自己一人，这种依赖于集体寻求安全感的不安定心理常外现于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因而，权威危机作为背景，为派系政治的萌芽埋下了种子。 白鲁恂认为关系政治是派系政治的基础，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他在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时尤其强调“关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影响。不同于西方国家出于共同政策利益而组建团体，中国强调的是以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派系。关系成为了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人作为社会的基础组成单位，其价值的只有在放在社会关系人际网络之中才能加以判定，被他人肯定，“建立在不同的地位及与他人的不同的关系，个人应有着不同的、适当的行为。[3]”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以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多以血缘及地缘关系而组建，也就说，关系的结合多为本家族或本区域的关系结合。重关系、轻政策的观念使得派系政治在中国广泛发展，派系政治是由关系政治纵向发展而来。“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表现出超越家庭、宗族及人际关系的社会融合”[4]。更多的是基于不同关系基础之上的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由宗法家庭制度向外延伸扩展而来的，在道德上所要求的就是对不同对象的“效忠”表现。中国人极为重视扮演好在社会关系复杂网络中的角色。在传统宗法观念的强烈影响下，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自然而然地被扩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纲纪，政治和道德被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又戴上父权的色彩，人伦关系强化为尊卑名份的人身依附，尊贵者因卑贱者的片面无限依附而取得人身控制权”[5]。由此得知，政治人物要想获得的政治权威，人际关系的建立 是一大基础。人们“为了获得安全感，求得生存，会使得人际关系网与其他人际关系网联结，在政治上形成所谓的政治派系，而且派系中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同样迫切的需要对方，尤其是当他们感受到压力和忧虑时，这种需要就特别强烈。[6]” 运用权力研究方法，白鲁恂对当时中国派系政治作了进一步分析。在上下层级明确、权力个人化的中国，更容易滋生以关系为基础的派系。权力个人化的泛滥，使得“权力的分配往往透过私人之间的关系加以分配。上级必须给予下级报酬，下级一定要以上级的利益为利益。[7]”正因为此，政治人物在夺取政治权力时，绝不会是孤军奋战，在其身后定会有其强大的关系网络支撑着其向夺权胜利的迈进。因而，本意想通过关系建立派系来求得安全感的人们会发现政治的发展更加的扑朔迷离，政局的动荡也在意料之中。白鲁恂在《中国政治的变与常》中多次举例华国锋与邓小平二者在争权过程的中的拉拢关系、派系，来使其身后力量的强大，推进其夺权胜利的进程。 安全感，是白鲁恂在论及中国的政治派系时提到频率最高的词。他认为中国人结成派系的最主要目的便是达成共识，获取安全感。可见，中国人对秩序的需求，对集体、社会的稳定是极为渴望的。“价值的分歧和敌对的关系尤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中国人认为共识的破裂将带来极为恐怖的结果。[8]”只有在共识之中，人们才会相信自己的生活会积极向上，容不得其他杂音。但实则并非如此。白鲁恂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发现中国人的认知模式存在特殊。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两面派”是常有之事。“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认知上的能力，即对于明显不一致的认知冲突有高度的容忍能力。 白鲁恂所指的认知不协调其实就是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两套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并行的现象。[9]”派系间的斗争可以有力证明这一观点在中国的流行。中国人一方面迫切需要赢得共识来获取安全感与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又持着汉贼不两立的心态不肯容纳不同的声音，使得派系对立、派系斗争的情形常于显现。因而显出了一种共识欺人的假象，表面大家看起来是团结一致的，没有反对意见，可在表面的共识之下是派系间的激烈斗争，经常导致两极化的现象。在20世纪后期，中国政治中存在着元老派、革命派等多个以各自关系为中心的派系，各派明争暗斗，想要在群众中树立政治权威，进而取得政治权力。“中国派系政治的核心在于对权力的考虑，相形之下，政策问题所占的分量就相形见绌。[10]”因而，在道德及意识形态包装之下的权力，成为了各派系之间斗争的核心目标。道德权威、政治权威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位置，使得派系形成的基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形成的基础，地缘、血缘基础之上的关系网络是各派系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为了寻求更多的安全感以及秩序的稳定，派系的结成是必要的、难以舍弃的。 三、白鲁恂中国派系政治文化观的缺陷及现实性 白鲁恂擅长从心理文化等主观角度来分析中国政治，有别于主流分析方法，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并且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准确预测也印证了其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但需要承认的是，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意识形态的相异，使得白鲁恂在阐述其观点时，常常表露出狭隘的民族价值观，对一些政治问题的分析意识色彩较浓，不具有更大的客观性。 其次，实证调查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调查的客体及主体因素直接影响着调查的结果。白鲁恂在分析中国派系政治时，多采用这一方法，对于受访对象的选择具有一定客观的障碍。其采访对象并非主要是内陆人，更多的是从大陆移居至香港的人，因而其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最后，结论的夸张性也是其观点的的缺陷之一，当然这也与其所在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但我们需要澄清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正在逐步的推进，公众的责任意识、公民意识正在增强。法治精神在国家行政权力执行中、在公民公共事务处理中都有着进一步的体现。法制社会的正在形成让我们意识到一味地夸大结论而为其目的服务的做法会使其观点缺乏科学性与真实性，白鲁恂不应下过于武断的结论。 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白鲁恂所述的一些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变革中的社会终究与其所处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处境。历史的局限性告知我们看重的更多的应该是白鲁恂分析中国政治文化观的过程，而不应一味徘徊于其所做的最终结论，为了批判而进行批判。要知道，对政治人物道德的高要求、德性的高需求、过分寻求安全感、维稳等现象仍是现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几大突出表现。人们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政治领导人更多的是以道德的视角进行评论，而较少从其政绩方面进行评价。而政治人物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思维缺陷，努力树立自己的权威，用政治权威使人们顺从。他们往往首先做的是有利于彰显道德的事，而不是真干实干为民谋福利。显然，道德政治依旧是推进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而法制的不健全也为道德政治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多处法律的空白，使得行政权力屡次使用制度外的程序去作为，这样的恶循环不利用“人 治”的消除以及“法治”的建设。粗略的分析让我们知道，相比去论证白鲁恂的观点有何缺陷，我们更应做是的秉持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去分析现今中国政治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白鲁恂的结论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问题的繁与杂，其现实意义远大于局限性。正像白鲁恂深入分析中国政治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对拥有悠久“法治精神”的西方国家进行深刻剖析，吸收西方国家的优秀成果，将相关法治的多方知识与实践经验选择性地运用于中国政治领域中来，使其效用最大化，推进中国政治社会的法治进程。借鉴经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外因，在此现实条件下，我们需要调动国民积极性，提高全民素质，为建设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提供强大内力。内外力的双重作用，无疑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铺好了道路。 参考文献: 〔1〕更为详细分析国内学者研究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匮乏的因素可见于梅祖荣、谭君久所作《关于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评价与研究综述》. 〔2〕翟韬.家庭教育与中国革命――白鲁恂对中国政治的“另类”解读[J].文化纵横，2009(4). 〔3〕Lucian W. Pye. China: An Introduction[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1. 〔4〕Lucian?W?pye. Civility，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Three powerful concepts for explaining Asia[J]， 1999. 〔5〕石之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本土宪政主义中的德治与权力[A]. 台湾大学政治系:“宪政体制与政党政治的新走向[C].研讨会论文，2000. 〔6〕〔7〕〔8〕〔10〕白鲁恂.中国政治的变与常[M].台北:台北五南出版社，1988.249，174，32，203. 〔9〕张英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现代价值――以白鲁恂的研究为考察中心[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徐阳)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