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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案起诉书怎样歪曲事实
许霆案起诉书怎样歪曲事实
福建思宁
2008年04月06日22:40 来源:人民网―强国社区
据广州中院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2006年4月21日晚21时许，被告人许霆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的广州市商业银行自动柜员机(ATM)取款，同行的郭安山(已判刑)在附近等候”。可见，许霆没有“乱跑;乱逃”，只是“到”自动柜员机处取款;郭安山则只是“在附近等候”，没有“乱跑;乱逃”，甚至没有“到”自动柜员机处。许霆、郭安山作为储户，并非被追杀、围捕的“匪徒、敌军、兽类等”，何来“窜至”,起诉书用“窜”字，反映了检察官违背事实进行有罪推定的主观状态，即把许霆推定为伙同郭安山进行有预谋犯罪的“匪徒”之类。这是对事实的歪曲。鉴于“窜”字还用于描述“兽类”的“乱跑;乱逃”，起诉书这样用词还包含人格侮辱的意思。
从刑法学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分析，起诉书把许霆前往取款歪曲成预谋犯罪，是虚构被告人的犯罪故意。而事实上，许霆使用自己的工资卡去取款，完全合法，没有任何犯罪故意，不可能预见到自动柜员机会异常多付款，不可能预先起意去恶意取款。
二、用“伙同”一词把同事结伴出行歪曲成共同犯罪行为。
起诉书在“窜至”前面还有“许霆伙同郭安山(另案处理)”的“伙同”描述。
“伙同”一词常用于共同犯罪行为的描述。从刑法学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分析，起诉书用“伙同”一词，是把被告人的同事结伴出行，歪曲为共同犯罪行为。而事实上，2006年4月21日22时许，许霆只是自己“到”自动柜员机处取款，没有与郭安山共同“到”自动柜员机处取款，两人没有共同预见到自动柜员机会异常多付款，没有事先共同预谋恶意取款，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行为。郭安山在
附近等候，只是等待许霆合法取款后继续结伴同行，不是共同犯罪含义上的分工配合，没有在附近望风掩护的意思。
根据广州中院刑事判决书，在许霆首轮恶意取款四五万元，两人回到单位宿舍后，郭安山看到许霆取出的钱，才产生让许霆帮他取钱的计划。因此，指控许霆在“2006年4月21日22时许”就“伙同郭安山”共同犯罪，完全不符合事实。
三、“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之说不符合被告人的主观认知，也违反事实。
起诉书指控许霆“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多次从该提款机取款”。从字面上看，起诉书是说许霆当时知道“银行系统升级出错”。
其实，广州中院刑事判决书称，许霆是“意识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能够超出账户余额取款且不能如实扣账”才多次从自动柜员机取款的。许霆“意识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是合理的，但没有银行电脑程序专业知识的许霆，不可能认知为“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也没有证据证明银行有人或别人告诉许霆“银
“利用”。 行系统升级出错”可以
银行只是声称“运营商于2006年4月21日17时对平云路163号的自动柜员机系统升级后出现异常”，没有声称当天对“银行系统”进行“升级”，也不承认银行主机服务器出错。内行人都知道，自动柜员机只是银行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客户端，不等于“银行系统”。银行都不知道或不承认“银行系统升级出错”，许霆能认知为“银行系统升级出错”并“利用”吗,
显然，起诉书把作为客户端的该自动柜员机进行系统升级夸大为整个“银行系统”的升级，严重夸大了升级事实。这说明检察官缺乏科学常识，以偏概全，无法理解自动柜员机在“银行系统”中的地位，也没有真正弄清是什么系统进行了升级。从本案判决书罗列的银行提供的证据看，升级的只是该自动柜员机的系统，而不包括其他自动柜员机的系统，更不包括包含主机服务器的银行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这整个“银行系统”。如果检察官真的发现是整个“银行系统升级出错”，检察官理应指出银行在作伪证。可惜，检察官根本就没有怀疑银行是否作伪证。而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检察官本来就应该对银行提供的证据进行查证，甚至寻求独立的专业人士的鉴定结论。
四、“之后，携款潜逃”之说模糊和夸大事实。
使用模糊的“之后”概念，是试图给人造成许霆取款之后即“潜逃”的印象。但根据广州中院查明的证据，许霆取款之后还在单位上班，直到4月24日下午才离开广州。
使用“潜逃”概念也有所夸大。根据广州中院认证的证据，许霆“没和公司领导打招呼就不辞而别了”，但许霆离开广州后用短信与赵部长联系，还与银行的卢经理电话联系，甚至“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网吧”。另据有关报道，许霆离开广州后，还用真实姓名在别的银行开户。许霆与原单位和银行有联系，并不隐姓埋名，即使有“逃”之嫌，也够不上“潜逃”。
思宁通过法制心理学研究认为，故意犯罪心理与一般民事违法、行政违法的故意违法心理是有所区别的。犯罪嫌疑人故意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
通常在犯罪后会迅速离开犯罪现场潜逃，有意识地切断与被害人的联系，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和追捕;而一般民事违法、行政违法的故意违法者，明知自己的行为只是一般违法，虽然会有逃避责任的心理，但在违法后通常不会迅速离开违
法现场潜逃，没有意识到迅速切断与被损害人联系的必要，更没有想到会被公安机关侦查和追捕。
在本案中，许霆携款离开广州，后来还打电话商量还钱，尽管只是说“还一半左右”，仍足以说明许霆的心理变化，许霆既有民事违法逃避责任的心理，又有后悔民事违法，愿意承担民事责任的心理，而不是故意犯罪后的潜逃心理。在银行拒绝改按民事程序处理，告诉许霆要准备自首坐牢以后，许霆才因为公安机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产生害怕和躲避心理。
可见，模糊和夸大事实的“之后，携款潜逃”说法，是从犯罪故意角度虚构犯罪嫌疑人盗窃后的潜逃心理，把民事违法逃避责任的心理歪曲为刑事犯罪的潜逃心理。
综上所述，起诉书对被告人所谓犯罪事实的指控，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不符合事实，至少是部分不符合事实的歪曲。
最后，顺便指出，起诉书中“已构成盗窃罪”说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检察院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之前的起诉书中，就确定许霆“已构成盗窃罪”，侵犯了人民法院的职权。《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可见，检察院起诉只要“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即可，无权也不必要确定被告人已构成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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