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3期】基于全尺度分析的村落特色空间形态双重基因与作用机制研究——以宁波市雁村为例

【2018.3期】基于全尺度分析的村落特色空间形态双重基因与作用机制研究——以宁波市雁村为例 引 言在“美丽中国”“山水乡愁”“乡村规划与建设”“历史文化与遗产保护”等语境下，乡村发展俨然已成为我国当前城乡建设中的热点议题。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中，除了产业引导、人口集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之外，空间发展问题也是重要的一环。塑造有特色的村落空间形态对改善乡村景观风貌、保护地方文脉底蕴、促进乡村功能与空间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也是城乡规划学科探索区别于传统城市空间调控模式的新型乡村空间发展思维的重要途径。在前人卓有成效的研究基础上，文章以宁波市雁村为例，试图全尺度地分析其空间形态特征，进而挖掘特色空间形态形成的外部自然和内在文化基 1 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补充我国现阶段村落空间形态研究，启发村落空间保护与修补工作。 壹相关研究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日益增强对我国百万量级村落的空间研究。其中，空间形态是村落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空间形态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与解析尤为受到关注。 实证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的典型文献，大多聚焦两个分析维度，包括有形层面的空间形态构成、院落空间组织、空间肌理的点(广场、标志性建筑、景观节点)、线(道路、河流)、面(块状的群体化街区)等要素分布，以及无形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要素的空间组织形式等[1-4]。从上述两个维度出发，相关研究揭示了村落空间形态的若干特征:如江南村落空间形态的边界(墙)、单元(家庭)、群体(村落)等构成要素特征、由厅堂空间、井院空间、廊弄空间共同构成多元化院 2 落空间特征、代表性村落的空间肌理的秩序原生性、有机性和可识别性特征，以及村落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风水文化”的空间投影模式等[1-4]。 在解析村落空间形态形成过程的文献中，以下三方面的影响因素被屡次提及，包括:自然条件(地形、气候、水系、植被),宗法等级制度、传统风水观念[5-7]等。相应的影响机制部分，有学者认为地形影响着聚落的骨架形态及组成村落的建筑单体构造形式，气候影响了民居建筑的间距与朝向[8]。另有学者指出河流的穿越使得村落的带状和团状形态发生变异[9]。有研究主张山地地区的独特水系条件通过影响民居建筑随高就低的修建模式，来塑造不同于平原村落的特色空间形态[10]。还有研究指出:以家族文化为主的宗族制度促使同一姓氏的家庭集聚在相对集中的地域范围内，从而形成内聚封闭的独立聚族形态[11]。总体上，对村落特色空间形态的研究结论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的论述趋同，新观点有待挖掘。 此外，部分学者认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带动“背山面水”“负阴抱阳”“金带环绕”等理想格局的推广，使得“藏风聚 3 气”的聚居模式成为主流形态[12]。相对于广泛分布在全国层面的村落空间形态研究，宁波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何依等基于宗族结构对走马塘院落单元的分析[13],牛海沣等以韩岭村为例探讨古村落地理信息模型的构建[14]，于鲸对东钱湖传统民居的研究等[15]，现有研究基本分布在宁波市中部的平原地区，对宁波的山地地区的村落研究略显不足。 村落空间形态是村落发展过程中各类实体环境及功能活动的空间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多尺度性特征。总体来看，按照“从宏观整体到微观个体”的全尺度视角剖析单个村落的空间形态、并汇总为系统性的空间形态特征的文献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以宁波市雁村为例，采用整体格局—街巷肌理—院落组合—建筑单体的一套全尺度分析思路，连贯地识别村落空间形态特色。继而，提炼出特色空间形态背后的自然和文化双重基因(即内外双动力)，分解影响因素并解析其作用机制。 贰雁村村落空间形态特征 4 1整体格局 整体格局是全尺度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的最大尺度，侧重于宏观视角，尤其关注村落所在区域的山水关系，以及山水环境下的村落整体空间形态。 (1)山水格局:四山环列屏罗，一溪三涧蜿蜒的狭长状封闭型谷地。通过对雁村周边主要山水要素的提取，发现雁村所在区域的山水格局，大体建立在相互环抱的松树下山、潜龙山、东山、前山，以及在四座山所形成的山涧中、由西向东蜿蜒而过的梅溪，和沿着青山岱、后坑弄、夏家村慢慢渗透的三条溪涧之上。总体上塑造了四山环列屏罗、一溪三涧蜿蜒的狭长状封闭型谷地(图1)。 图1 雁村空间格局图 (2)村落格局:山谷傍水集聚，沟域雁型蜿蜒。以山水格 5 局为基底，通过区位分析、面状图斑—建筑图底等方法研究村落的整体格局特征。一方面，村落整体上位于天台山脉南麓，梅溪水库源头，在山谷处呈现显著集聚态势，主要建筑均布置于梅溪与环山之间局促的平缓地带。另一方面，村落整体形态沿着垂直于梅溪的三条山涧扩展，表现为顺水沟域延伸特征。两者总体上塑造的空间格局类似一只展翅的大雁。 2街巷肌理 街巷肌理是全尺度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的中观尺度，重点研究的是街道巷弄的空间构成与形态特征，以及道路与建筑之间的组合关系。 (1)巷弄的空间尺度偏小，呈现出两种界面特征:现场勘测及统计分析显示，雁村巷弄的宽度大多介于1m~3m之间。相比之下，垂直于梅溪的巷弄相对较窄，平行于梅溪的巷弄略微偏宽;空间分析发现:雁村巷弄空间界面呈现出“连续性”和“曲折性”两大特征。“连续性”界面主要位于梅溪两侧及山涧东侧，“曲折性”界面集中分布在梅溪以北、雁溪以西 6 的区域(图2)。 图2 雁村巷弄肌理示意图 (2)巷弄形态多样，主要的巷弄或垂直于梅溪，或平行于梅溪，巷道呈树枝状分叉、曲折延伸。整体形态表现为在梅溪以南比较稀疏，梅溪以北的较为稠密。 (3)笔者提取出三种典型的巷弄与建筑之间的组合关系，通过“图底关系”分析及空间抽象，可提取出“夹巷式”“两巷一河式”“一巷一河式”三类基本模式。其中，滨河地段的“一巷一河式”“两巷一河式”尤其显著(图3)。 图3 “夹巷式”“两巷一河式”“一巷一河式”的巷弄模式类型 7 3院落组合 院落组合是全尺度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的微观尺度，聚焦的是地块内部不同建筑单体之间构成的具有“原型”及“类型”化特点的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关系可以从院落类型、院落形态、建筑组合方式、院落围合方式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1)三种典型院落类型。雁村历史上大户人家较少，院落多为单栋建筑的私密、半私密院落，或是多栋建筑围合而成的公共、半公共院落。不同私密程度的院落依据建筑的围合方式，大致可分为一字型院落、凹字型院落及回字型院落三种类型(图4)。 图4 院落平面类型及分布示意图 8 (2)多种衍生的院落形态。宁波地区的民居在民国时期基本为三合院式，这类民居建筑形成的院落形态为矩形，而后又在雁村呈现出三角形、扇形等多种衍生的院落形态(图5)。 图5 前后并列式院落和竖向交错式院落 (3)两种典型的建筑组合方式。空间分析发现，前后并列式及竖向交错式最为典型。其中，前后并列式即前院和后院中间夹一建筑实体，前院为生活起居之用、空间开敞，后院以堆放杂物为主、空间相对狭长封闭。此外，还演绎出前后院相错等新型组合方式;竖向交错式则表现为上下院落弯曲、转折、交错等各种组合关系(图6)。 图6 竖向交错式院落断面 9 (4)四种空间围合方式，包括“建筑+建筑”“墙+建筑”“崖壁+建筑”“道路陡坎+建筑”四种围合方式，最终塑造了紧凑的村落空间(图7)。 图7 丰富的院落空间围合方式 4建筑单体 建筑单体是全尺度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的最小尺度，关注的是个体建筑本身的朝向、形式及空间分布特征等。总体来看，雁村建筑单体的空间组织具有两方面特点。 (1)聚族而居的分片组团式布局。场地分析发现，雁村民居的空间分布与祖堂建筑密切相关。祖堂建筑为各姓氏举办丧葬之事的建筑场所，各祖堂均为各姓氏祖屋宅基。“堂前”是祖堂的分支，处于房族院落的中轴线上，高于其他建筑， 10 属于具有公共性的礼仪用房，平时用以供奉先人(图8)。“祖堂”“堂前”是构成“聚族而居”空间组织形态的核心要素[16]。由此，聚落式的民居建筑以祖堂或堂前为中心成块状组团分布，祖堂建筑周围的民居肌理较为规整，距离祖堂建筑较远的民居建筑分布自由。 图8 雁村的祖堂及堂前建筑分布 (2)以长屋为主体的条带分布。雁村的长屋建筑有别于宁波其他地区的民居，它们坐落在山竹掩映的山坡台地上，朝向并非遵循正南北的一般原则，而是多面水或垂直水边布置。若干个长屋建筑相互组合，呈现条带状的建筑肌理。长屋建筑的体型与空间狭长，长宽比达4或5甚至10以上，为长条形木结构，均为2层建筑;居住在内的不是小家庭，多为兄弟共建。如今村内仍保存有20处民国时期典型民居，建筑形制与清代长屋建筑相似。 11 叁雁村特色空间形态的双重基因与作用机制 1长时段外部自然基因对村落空间形态的影响机制 自然基因是村落空间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外部动力，往往产生于长时段的年代演化过程中。这种外部基因不以村民生产或生活中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即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外部自然基因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在村落空间形态的塑造和更新过程中承担基础性的“容器”作用。以雁村为例，笔者认为自然基因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影响因素为:“区域地形地貌”因素及“局域山水格局”因素。 (1)区域地形地貌对村落格局的影响:轮廓限定边界，形态引导生长走向，高差塑造竖向起伏。 江浙一带村落通常“背靠丘陵山地”“面向绿水清溪”。究其原因，前有大山，可遮挡北部寒流;山上良好植被可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塑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山林木柴丰富，满足柴薪之用;在缓坡地带种植经济作物，取得可观的经济 12 效益。由此可见，村落选址与周边的山体及地形密切相关。同时，山体及地形在长时段中渐进影响了村落的整体格局。究其原因:首先，山体及地形的轮廓限定了村落空间拓展的边界;其次，山体及地形的形态引导了村落空间生长的走向;再者，山势及地形高差塑造了村落的立体竖向起伏。 以雁村为例，在四山环列屏罗，一溪三涧蜿蜒的狭长状封闭型谷地中，村落的祖先们利用群山环绕的天然屏障来为村落带来强大的领地感，奠定了雁村的基本轮廓。同时，天台山脉南麓的地形条件导致了起伏的地势，引领着村落的生长发展，界定了呈“大雁”状的村落整体格局。 (2)局域山水格局对巷弄、院落及建筑的影响:气候调节、谷地沟域引导街巷方向和尺度，用水及防灾、成本控制诱导巷弄形态，地形及建造艺术推动院落演化，审美情趣促生多元建筑模式。 巷弄肌理方面:首先，宁波地区山谷的湿度较高，局地空气不宜流通。因此，通风对山谷地区的村落尤为重要。主街 13 “垂溪、临塘、沿水”较易形成风的通道，自然风的引入可最大程度地降低巷道内的温度、带走村内的热气并达到除湿的效果[17]。为了让更多的建筑临水，村民采用缩短临水面建筑进深的方法，所以垂直于梅溪的巷弄相对较窄，相反，平行于梅溪的巷弄略微偏宽。其次，江南地区夏季炎热，巷弄的紧凑布局可以有效地遮挡太阳直射。因此，巷弄的空间尺度通常不大。再者，谷地和沟域通过影响村落整体空间形态，间接地塑造着巷弄肌理:雁村周围的山体形成了三条垂直于梅溪的山涧，村落沿着沟域延伸生长，导致主要街巷垂直于溪水。同时，山地地区湖泊少、汇水面较小，为了减少土方量，村落民居多为沿着山体等高线自由排列，且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用水需求量较大(如生活饮用水、洗菜洗衣用水、卫生用水、灌溉用水等)，致使一部分主要街巷平行于梅溪布局。此外，出于避免洪涝之灾、降低人力物力成本等考量，雁村民居的空间布局比较自由，依山就势、顺水而为，山体等高线和水体走向的变化使得大部分巷弄的形态并非直线，而呈现出斜线、折线或曲线等变化，从而塑造出形态多变的巷弄界面。 院落组合方面:在浙江的丘陵或山区地区，由于山地地形的变化，雁村院落并不囿于传统方形合院，其院落空间形态 14 不规则。村落原始的前后并列式院落在地形的变化中也随之生异，产生了前后院交错、竖向交错等空间组合状态。村民在村落的每栋建筑小范围之内处理高差问题，村落与自然地势及环境结合十分紧密[18]。除了与居民生活功能息息相关外，还反映了雁村当地因地制宜的建筑建造艺术。 建筑单体方面:除了水的气候调节及生产生活供给职能，是雁村地区建筑亲水建造的重要原因之外，水系特质所带来的审美情趣(如孩童戏水、溪边洗衣等生活情景)，经年代推演而最终形成独特的村落精神，也是产生建筑与河流、街巷的相向、相背及依附或共生等众多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19]。 2中时段内在文化基因对村落空间形态的影响机制 文化基因是村落空间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般孕育于中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这种内在基因与特定时段的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风土习俗、家庭结构组织等密切相关，具有相当程度的传承能力和环境适应性。不同时期的内在文化基因可能会在一个“四维”的时空框架内累 15 积、且局部异化，最终叠加式地对村落空间形态产生多重影响。不同地域环境及社会经济背景下，文化基因的类型及数量的差异往往衍生出有别于其他村落的特殊空间形制。以雁村为例，笔者认为文化基因具有四个代表性的影响因素:“山水文化思想”因素、“天人合一理念”因素、“宗族制度”因素和“村落精神”因素。 (1)“山水文化”和“天人合一”哲学对村落格局的影响:“风水思想”奠定选址基础、反向锚定外部环境架构，“天人合一”思想推动村落建设与自然环境的空间适配。 一方面，受到“四周有山环抱，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原则的影响，我国传统乡村聚落的选址大多遵循特定地域的风水文化哲学[20]。从而，风水思想中蕴藏的理想山水组织模式——“四周山水环绕，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也就自然地锚定了多数村落整体格局的外部环境架构[21]。另一方面，我国自古的“天人合一”思想，推崇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上的村落空间组织，不断追求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统一，促进了两者的空间适配。如雁村曲折性的巷弄界面，符合“宅周 16 流水、弯曲反冲射”的布局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22]。 (2)“宗族制度”“村落精神”对巷弄、院落及建筑的影响:血缘关系与宗亲结构塑造聚族生活结构，家族社会推动集体居住和兄弟合住模式，和睦社交愿景引导邻里空间尺度，居防卫诉求适配庭院住宅与围合院落。 宗族制度维度:一则，中国传统的血缘关系文化直接塑造了聚族生活的家族组团式布局模式[1]。明代中叶允许民间联宗立庙后，资本主义萌芽及商品经济发展，为祖堂的建造提供了经济基础。由此，祖堂建筑不仅成为凝聚村民精神的中心，更是村落功能布局的核心。各个姓氏的民居围绕祠堂而建，每个组团的形成以同宗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这样的空间结构寄托着村民们对家族凝聚、团结、和睦的向往，也可以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种群矛盾，求得宗族的兴旺发达[18,23-24]。雁村内部不同院落的空间形态以各姓氏祖堂为中心展开，形成一种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格局。二来，宗族结构塑造了以“堂前”为中心的院落组合形态。宁波地区特有的“老墙门”式的民居院落，源于该地的乡土生活和文化模式。这类院落属于宗法制度影响下的产物，是宗族结构中的一个 17 房族单元，“堂前”是这类院落中的独立建筑，一般位于院落的正中。房族院落形式随着时间而发生演变，从宋明期间的“厅堂明廊”型到清代的“间弄轩”型，再到民国的“三合院”型，家族社会组织结构虽然渐渐瓦解，但是“堂前”仍然正立其中。再者，雁村的长屋也是家族社会的一种直接表现。长屋中可以聚居一个完整的家庭，雁村的长屋基本为兄弟合住，包含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大家庭聚居内涵。从民族学的角度解释，除了共同的血缘关系纽带外，在早期的农业条件下，生产关系决定了集体劳动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也导致了集体住居形式的出现，兄弟合住的长屋为早期生产劳动力提供了可能[25](图9)。 图9 宗族制度主导下的聚族而居 村落精神维度:一方面，对良性社会关系与和睦聚落的追求，孕育了一些易于邻里交流的空间尺度:包括雁村的平均巷宽一般不超过4m，巷道基本都在2.5m上下浮动，属于适度的社交距离;满足邻里交流需要的不同的院落空间围合方 18 式。例如，“建筑+建筑”可在建筑内部营造出邻里共同使用的公共空间;“道路陡坎+建筑”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院落围合度，最有利于邻里往来。另一方面，村落精神中对良好居住环境和安全防卫的追求，促使外部封闭、内部私密的庭院式住宅成为最符合我国传统微型家庭社会的居住形式[1]。而“墙+建筑”的院落围合方式也能通过在单体建筑前砌筑墙体以达到限定空间、区分内外关系的目的。此外，村落文化内涵也能够有效地影响建筑形式的产生。如雁村的特色民居建筑“长屋”，即是代表了新石器时期原始氏族人居设计思想与生产生活精神的主要建筑类型之一[26]。 肆结语 文章依据村落空间形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多尺度性特征，采用“整体格局—街巷肌理—院落组合—建筑单体”的一套全尺度分析思路，连贯地识别并归纳了宁波雁村村落空间形态特征(表1)。继而，按照外部自然基因和内在文化基因的双重维度，探寻影响村落特色空间形态形成的因素与机制(表2)。 19 表1 基于“全村—街巷—院落—建筑”的雁村村落空间形态的全尺度特征 表2 基于双重基因的雁村村落空间形态的形成机制 现阶段，与雁村类似的我国多数村落的特色空间形态塑造均面临若干风险，如:更新改造对巷弄肌理的破坏，现代建筑对传统院落形制的侵蚀，家族文化没落、村落精神意识淡化导致民居建筑空置及宗族建筑功能流失等。现代功能形式的多样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正在淡化功能与对应空间形式间的映射关系，加大了保护和修补村落空间形态的难度。发挥特色村落空间形态形成机制的效用，主动地建构多尺度的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可能是优化乡村空间、彰显形态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 20 参考文献 [1]姚志琳.村落透视——江南村落空间形态构成浅析[J].建筑师,2005(3):48-55. [2]卢波.类型学视野下的苏州传统院落空间形态特征探究[J].南方建筑,2013(4):91-95. [3]丁继军,王依涵,申丽娟.要素?结构?类型:历史文化村落肌理解读[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5(6):61-63. [4]王思婧.基于’文化空间’的新绛光村村落环境整体性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3. [5]高塔娜.自然环境对农村聚落空间布局的影响[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4. [6]王挺,宣建华.宗祠影响下的浙江传统村落肌理形态初探[J].华中建筑,2011(2):164-167. [7]巩凌霄,刘明来.徽州古村落风水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与科学内涵[J].中国城市林业,2016(5):55-58. [8]孙晓曦.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村落肌理演化及整合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 [9]傅娟,许吉航,肖大威.南方地区传统村落形态及景观对水环境的适应性研究[J].中国园林,2013(8):120-124. [10]熊琳.中国传统沿水建筑形态初探[D].长沙:湖南大学,2001. 21 [11]何依,孙亮.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村落院落单元研究——以宁波市走马塘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例[J].建筑学报,2017(2):90-95. [12]罗俊.浙江丘陵地区村落景观规划设计研究[D].杭州:浙江农林大学,2010. [13]何依,邓巍.基于主姓家族的村落空间研究——以山西省苏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为例[J].建筑学报,2011(11):11-15. [14]牛海沣,何依.古村落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及规划应用——以宁波韩岭历史文化名村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常态:传承与变革——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4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2015. [15]于鲸.东钱湖传统民居形态及整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4. [16]何依.四维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17]徐贤军.江西吉安市历史文化村落街巷空间形态研究[D].广州:华南农业大学,2016. [18]宋光伟.江浙地区民居的研究及对现代建筑创作的启示[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19]包伊玲,陶锋.从宁波城市住区空间中体验浙江古村落的场所精神[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124-127. [20]刘锐.礼制、宗族、血缘与空间[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22 [21]张春霞,谢金之.传统街巷空间形态探析——以南京荷花塘为例[J].齐鲁艺苑,2015(2):78-81. [22]朱晔.风水观念影响下的浙江民居传统[N].中华建筑报,2007-04-05(8). [23]王挺.浙江省传统聚落肌理形态初探[D].杭州:浙江大学,2011. [24]郑生钢.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生态价值——兼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黄山学院学报,2008,10(1):28-31. [25]胡惠琴.借鉴传统长屋模式的现代集合住宅设计[J].建筑知识,2005(4):19-21. [26]张天新.长屋的历史地位及其遗产价值初探[J].北京规划建设,2016(4):153-15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编号:516084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编号:2016IV031;2017IVB044;2016YXMS061)。 作者简介: 23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 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