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学说

杨朱学说 杨朱的学说,主要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实则是墨子功利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一大反动。故孟子常把两者相提并论。 杨朱说:“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这段很容易理解,意思是说:人非无情之物,并非不食烟火,人要饮食以养身,资衣以御以寒,资舟车以行远,人一定要靠其他物质得以养生。 如何得到养生所需呢?杨朱说:“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杨朱认为应该“任智而不恃力”,用智得到所需来养生,是上策;用力侵物得到所需,为下策。杨朱推崇“任智”,老子反对“任智”,因此难以把杨朱归类道家。 如果这“物”指动物,按“任智”取物的上策,则以网捕鸟是一法,机械捕兽也是一法。如果按“恃力”取物的下策,则捕鱼是一法,打猎也是一法。然用以力取物则太劳,以智取物又太少。物少则清贫,清贫非杨朱所乐闻;太劳则累身,累身又非杨朱所乐闻。可见这“任智而不恃力”,并非用于之渔猎;而鸟、兽、鱼、兔之物,也难尽杨朱之所欲。 因此,杨朱就要为其“拔毛理论”提供依据了。杨朱说:“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杨朱说:身体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生了,就不得不保全这个身体;万物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有了,就不得不损害这些物类。因为身体是生命的主体,而万物是养生的根本,虽然要保全生命,但身体还是要衰亡的;虽然不去损害他物,他物也是不能长久生存的。 到此,杨朱学说的漏洞越来越大,虽然言辞巧妙,好象道家,但毕竟不同于道家。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杨朱视“俭”如敌。一面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好象是反对侵夺。一面又说:“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又要动手拔毛了。 “俭”既不守,“慈”亦不存。巧取为贵,豪夺难免。“存我为贵”,“人将相食”。天下动荡,战国风云。 杨朱还有一段尧舜不如桀纣的妙论,今约录于下: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戚戚然以至于死, 此天人之穷毒者也。”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周公“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从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这篇文章写得确实很好,如对孔子历尽曲折的描述,非常简明详尽。但文章虽好,问题却很大。在杨朱看来,桀纣虽然遗臭万年,但比四圣流芳千古要值得。杨朱说四圣“苦以至终”也是死,桀纣“乐以至终”也是死,死了“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与土块无异。桀纣“生有纵欲之欢”,而四圣“戚戚然以至于死”。四圣得名誉之虚,不如桀纣得享乐之实。杨朱这般善恶不分,提倡享乐,难怪孟子要骂他:“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也难怪庄子要钳他的口,省得他再害人。 在《列子·杨朱》篇中,有一篇借“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的对话,写得十分有趣,可以说是古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今录如下: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这篇文章写得极妙!可能现代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还写不出这样的文采来。文中说:“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和“个性”。符合人性与个性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样熙熙然以至于死,才是享受生命。能够这样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日就死,或者享受一月就死,都是值得的。俗话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就属于这种哲学。 其实,这段话当然不是管仲对晏子说的,因为司马迁说:“管仲卒”,“后百有余年而有晏子焉”。管仲与晏子相差百有余年,二人自然不会相与对话。且管仲提倡“仁、义、廉、耻,国之四维。”而“恣意之所欲行”,常常会不顾廉耻,不顾仁义。不顾廉耻,不顾仁义,则四维绝。四维绝则国灭。管晏问对与《管子》之道相差甚远,其非管子之论,由此可知。其说 与杨朱一鼻孔出气,列入《杨朱》,引为同流,且也相宜。 杨朱之道“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杨朱称“意之所为者放逸”,赞“生有纵欲之欢”。然纵欲必资于财,资财以纵其欲,其取天下必多。取天下之多,而言:“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岂非欺人。且放逸必失其所业,失业而纵其所欲,所损于人必多。损人之多,而曰:“人人不损一毫”,其可得乎?损人以利己,乱国之道,而曰:“天下治矣”。岂非欺世。 由此,又可知杨学离道家益已远矣!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而杨学则尚:“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可谓与道家“反其道而行之”矣。 杨朱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房屋豪富,衣服鲜美,佳肴陈列,妻美妾娇,这确实是逍遥如仙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所梦魅以求的。但问题是:耳目之欲要娱,口鼻之欲要享,身意之欲要纵,财从何来?是勤劳致富,还是巧取豪夺?子贡勤劳以致富,杨朱却不赞同。勤劳不可,又将奈何?“邪说诬人”之责,其可免乎?“人将相食”之患,其可免乎? 由此,又可知杨朱之学与老子相差殊远,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说众人熙熙然贪图享受,好象品尝美味一般高兴,好象登临春台一样适意。而我却淡泊以自处,象婴儿之未孩,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贪求纵欲之欢。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似乎以为杨朱后于墨子。他把杨朱称为“前期道家”或“道家前驱”,说:“从战国初期思想斗争的情况看,道家思想的出现总在墨翟之后,在《墨子》中看起来,墨翟批判的仅只是儒家。可见当时还只有儒墨二家展开斗争,道家的出现应在以后”。杨朱具体是在春秋末,还是战国初、战国中晚期,对人们了解杨朱思想的关系不太大,但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期(孟子时期),杨朱与墨翟的思想同时盛行,这一点是无疑的,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一时期杨朱的思想,就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了杨朱的思想,杨朱的原始著作没有被保存下来,秦汉各种典籍中,如《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对他的记述都语焉不详,但这却是我们目前研究杨朱思想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魏晋时有《列子》书出现,里面第七篇名《杨朱》。尽管列子可视为是春秋战国初的人,可有许多证据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列子》是魏晋人所撰的伪书。所以,《杨朱》篇中的思想与杨朱本来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一致,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