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指导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指导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指导 1(自新不辍的艺术织锦人:王安忆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她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紧紧把握住时代和文学的脉博，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情感和感受生活的方式，勇于探索和创新，创作了一批艺术价值较高的文学作品，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 王安忆(1954— )，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5年随母迁到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到淮北农村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至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结集出版的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尾声》、《小鲍庄》、《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父亲和母亲的神话》等，发表的长篇小说有《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和虚构》、《长恨歌》等。另有散文集《蒲公英》、《重建象牙塔》、《独语》，文学论文集《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和讲故事》、《心灵世界》等。1996年出版《王安忆自选集》(六卷本)。《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王安忆在二十多的创作历程中，总是为超越自己而努力。在这条不断超越自身的创作道路上，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省意识，这种自省不仅表现在她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创作风格的改变上，同时也表现在她对个人命运与人类历史的深刻反思上。可说她是一个自新不辍的艺术织锦人。 新时期之初，王安忆挟着一股清新之风跻身文坛。她在文学中发现了自己，又用纯真细腻的情感营造了早期的小说世界。以《雨，沙沙沙》为代表的“雯雯”系列小说，通过女知识青年雯雯迷蒙而纯真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一代青年对过去的挫折和失落的反思，对美好的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80年代初期，王安忆的创作有了新的收获。扑面而来的新思想把她从雯雯们的狭小天地拉向了现实人生的广阔世界。在她的笔下，既有对“文革”中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如《流逝》、《归去来兮》等)，又有对现实社会人生众相的描摹(如《本次列车终点》、《庸常之辈》等)。她特别注意表现普通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心态，以探求生活的意义所在。洋溢在她的作品中的是对普通人充满爱心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并在此基础上肯定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本次列车终点》中的知识青年陈信回城后碰到了一连串的生活困境，但他仍然执着地追寻人生活奋斗的支点;《流逝》中的女主人公欧阳端丽原本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少奶奶，她和她所处的家庭在“文革”中遭遇的一切是带有普遍性的，但这种普遍的生活遭遇对欧阳端丽来说，却是一种永久的馈赠。在那种艰难的生活处境中，欧阳端丽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珍贵情感，发掘出了自己潜在的生命力和人生价值。写于1983年的颇具自传性的《69届初中生》，是一部以一个普通女孩三十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要情节的长篇小说，也是王安忆对她们那一代人的概括。由于时代的原因，“69届初中生”们在青少年时期遭受了精神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极度贫乏，使得他们缺乏理想、缺乏信仰，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庸和琐碎。王安忆在这部作品中超越了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而力图囊括一个时代在一代人心灵上留下的轨迹。她以自身 经历感受为基础，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但由于创作心态和感知方式的单一，对时代和人物心理都缺乏深入的开掘，作者这一时期的几部中长篇小说大都显得内容重复、深度不够，暴露了她创作上的不足。 1984年访美回来以后，王安忆的艺术视野迅速拓宽，对不同民族在文化上、价值观上的差异有了深刻的体会，对生活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她觉察到自己创作上的弱点所在，并努力使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她的笔触开始由对现实人生的社会性的反思伸向对人性和历史的文化反思。写于1984年底的《小鲍庄》标志着王安忆创作的新突破。小鲍庄是一个仁义之乡，那种以仁义为核心的群体意识、贫穷、愚昧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小鲍庄人生活的冷漠而封闭的外部环境。即使是仰慕山外文明的“文疯子”鲍仁文和敢于冲破传统自由相恋的二婶与拾来、小翠子与文化子，也没能撼动这一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群体环境。而作品中那位善良、厚道、富于献身精神的少年捞渣，则是理想中美好仁义的化身。小说最后，捞渣这个“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传奇般地改变了整个村庄的命运，小鲍庄人因他的死而获得了新生。《小鲍庄》这篇作品反讽性的重新审视了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底层的儒家仁义精神，探讨了作为伦理道德核心的仁义道德在现实社会中的悲剧命运。在作品中，“小鲍庄”是传统伦理道德观的象征体，作者采取写实与虚构、具体与抽象结合的形式，揭示了小鲍庄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从而使这部作品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 除了反思民族传统文化外，王安忆的创作领域还涉及对性爱文化、市民(主要是上海市民)文化的思考和探究。她的“三恋”系列(《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等性爱文化小说，也不同于靠情节的曲折变化来营造情爱氛围的言情小说，而是从纯粹的性别角度，来思考两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从各种社会联系中被抽取出来，搁置于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织而成的二人世界中，演绎情爱与性爱的极致。《小城之恋》中的“他”与“她”几乎没有精神上的交流，有的只是性，由性的萌动到压抑到放纵直至最后的互相折磨;《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之间炽热的情爱，通过性的交流达到了一种非理性的境界，以致双双殉情而义无反顾;《岗上的世纪》则进一步显示了性的巨大力量。由于作品中有较多的性描写，并突出了性爱对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影响，因此这些小说颇受争议。在王安忆的性爱文化小说中，作者大胆地描写了两性之间精神与肉体的相互吸引和交合，既写出了人的原始本能，又具有现代性爱意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盲目排斥性爱的反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作品中人物的性爱活动和人的社会属性没有自然的揉和在一起，影响到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对人性的开掘深度。王安忆还对市民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写出了一系列反映上海和上海人的都市文化小说。《鸠雀一战》、《好婆与李同志》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篇小说都是通过写上海市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写出了上海人的精明、冷漠和复杂的怀旧心理，也写出了外来人在进入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后遭受的排斥、敌视和生活窘境。 王安忆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这些文化反思小说，显示了她思想上的成熟。她从由单纯的感觉和直觉来表现人生，走向了对人生的思索对人性的探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与此同时，她的作品又常常疏离了真实的人性，以个人主观的情感和思想体验取代了对社会人生的切实感受和把握。这一点在她的性爱文化小说中尤为 突出。 90年代初，王安忆在反省自己80年代的小说创作时说:“我总是去选择那些深刻的、高远的、超然于具体事务之上的思想，作为我观察生活的武器。而实际上，对真实的生活我心里已渐将淡漠了。因此，当生活中有巨大的冲击来临时，„„这些观念瞬息间粉碎了，没有东西支撑我去对世界作出判断了。我有一整年的时间没有写小说，我甚至觉得以后再不能写小说了。” 经过一年的反省与调整，王安忆终于摆脱了精神与创作的危机，对小说创作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我需摒除那小说世界里的尽管深远透彻但实际上我与之路远迢迢的观念，这些观念宛如美丽的迷雾。我还需要重新正视我自身的经验，我既不能脱离我的经验，也不能陷入其间而不能自拔。”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她重新拿起笔，写出了《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长恨歌》等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最为人瞩目的特点就是它们采用了纪实性和虚构性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叙述了一部完整的、个人化的家庭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戏剧性，而代之以叙述过程中显示的真实感和个人性。《叔叔的故事》通过“我”对“叔叔”的生活的叙述，写了“我”与“叔叔”两代知识分子在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上的不同，并试图对一个时代进行“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与检讨”。小说《纪实与虚构》和《伤心太平洋》则是通过对母系与父系家族史的追寻与重构，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作品中还原为比现实更为真实的“第三种现实”，从而消除了传统小说中事件和人物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显现出宿舍的悲剧气息，进而重新思考和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长恨歌》则通过对上海小姐王绮瑶一生命运的表现，将女性爱情，生命的个体思考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可以说，王安忆始终保持着清醒而强烈的自省意识，一次次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进入了一个个新的领域和高度。 2(生命自审的存在之思:《纪实与虚构》的一种解读 《纪实与虚构》无疑是王安忆极富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它是一个城市人的自我“交待”和自我“追溯”，一部作品，旨在回答两个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长大的,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这种意图也是非常鲜明的，第一、三、五、七、九章从横向上讲述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第二、四、六、八、十章从纵向上追溯家族历史，前序后跋，纵横相织，经纬交错，构成了一个浑然的整体。但从其所叙之事而言，与传统“故事”的规范相距甚远。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被淡化为散文化的往事和经验的记录。而小说也被还原成了散文式的心灵写实。这种“实”无疑是作者生存境域的具体展开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真切的个体感悟和存在体验。这种体验超越外在生活事件，可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真实、本质意义上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具体来看则是“孤独”与生命的同在。 “孤独”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基本生存情境。从童年、青年到成人，年龄层次不同，具体阅历相异，但孤独却是一如既往。“我”是坐在一个痰盂上坐火车进入上海的。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我”和“我家”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这似乎注定着我们命运的“孤独”。由于语言的隔膜，“同志”家庭特有的氛围，我无法和人沟通，找不到应有的伙伴，只能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保姆”“同学”架起了我进入这座城市，这个世界的桥梁，我们游戏打闹，上国际俱乐部，跟英语老师捣乱„„但寂寞，沉默，搬迁，使我陷入新的“孤独”的处境之中，孤独成为“我” 无法消解的“宿命”。青年时期的激昂神圣的“文革”与那“朦胧飘渺的爱情”，再一次加深了“我”的孤独的体验，前者“带给我们奇遇的机会，仅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它喧腾一阵过去，骚扰了我们平静的心情，结果还是留下我们孤家寡人一个”;后者虽给我带来情窦初开的那种渴望、忧虑、甜蜜、伤感，但“爱情这种深刻的关系是世上难得”“我们好像是专门为错过机会出生于世，我们永远谈不上抓住机会，尽是错过。”成人的“我”，以写作作为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生存方式。写小说“它可制造谈话的伙伴，它可虚构谈话的人群”“它还可创造假想的谈话伙伴”。而这可说是源自一种交流和理解的需求，更是一种“孤独”的实存。当然这种孤独的处境也是围绕着母亲、小五、张先生、有三房妻子的邻居„„孤独并非是儿童于陌生城市的感觉，青春期的茫然，它是一种存在，是人们在生活与存在时的一种基本的情境„„“孤独”带给人以茫然与彷徨，但时间的不辍运行将生命不断地“抛入”不同的情境时，生命在不断地挣脱这种困境，游戏，学习，社交，爱情，写作„„都是在这种情境下，意义的寻求和生命的实现。但自我追寻时更需求一种认同性资源的寻找。也即我是如何变成了现在的自我。个体的存在的回顾与反思成了寻求的一种方式，但自我历史——文化的先在性更让自审者有着一种痴迷。于是，现实时空开始转换，由母亲到外祖母，从远古民族到近代先辈，从木骨闾到柔然，从荒漠边地到茹家溇，有姓氏的仔细查证，也有事件的详尽描述;有气势如虹的创业，也有悲壮苦难的逃亡;有神奇的苍狼白鹿，也有美丽的爱情故事;有如日升天的家族辉煌，也有沦为乞丐的辛酸„„家族神话衰落式微的命运，先前的艰辛欢愉，苦难辉煌都脱去了神圣的外衣„„煞有介事的溯源，煞费苦心的寻找却“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意味，好象滑稽戏一样”。于是这里出现了一种反讽或悖论，自我本源性地一种寻求换来的是一种失落的困惑，与之相应则是自我生命过程中不断追寻建构时的消释与解构„„然而不管怎样失落与困惑，作品并没有陷入颓废和悲哀之中，而是澄明地以“纪实”与 “虚构”在进行着自我的过程。“纪实”虽以“虚构”为终，但“虚构”本身即为“纪实”，“虚构”与“纪实”作为生命的“痕迹”也就是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存在本身可以说正因为“纪实”敞开了时代和世界的“贫乏”，敞开了人的偶然存在的孤寂，于是“虚构”的欲望由此诞生。如果说“纪实”消解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和家园的话，那么“虚构”则试图对被解构被消亡的一切予以重建。这也正体现了一种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本能冲动，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也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具有浪漫色彩的乌托邦。 “虚构”在孤独“纪实”的背景上展开，它以现实的“纪实”作依凭，最终只是把现实中的线索经想象系统化、实体化了。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纪实”中被压抑的各种人生欲望的释放和实现，它是对“残缺”的修补和完善，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纪实”。因此，“虚构”总是联系着对人生残缺的一次次“发现”。虚构与纪实完成了生命的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存在„„ 3(《纪实与虚构》阅读指导 王安忆自称《纪实与虚构》是“虚构自己”的小说，即以“小说”这一艺术虚构的方式讲述的故事。小说以自我成长为横线，家族溯源为纵线，纵横交错擢擢而织，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从作者的叙事方式来看，是“个人”“家族”交替前行，其叙事结构的原则是为“有限的个体经验性存在”寻找“无限的抽象关联”，或 者说是为“具体的景观”寻找“抽象的虚构”。于是个人的成长经验与家族的历史相联接，自我的生活具体场景与其内在意义的寻求相结合，有限化入无限，无限则化为有限，具体寻求抽象，抽象依托具体„„现实与想象，当下与历史，主观与客观二者本为生活的一种一体性存在，作者虽在叙说之时进行着一种相对的别样，但并未走向生硬机械的切割，无论在总体构思，还是具体内容，甚至是小说题目上都是力求将二者进行一种有机融合，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在记录自己“爱情”经历之时，作者具体细腻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我”的独特经历，与几个男人交往时的羞涩朦胧反情感到恍惚共有所伪的“离别”，从写信收信的心理情绪，到骑车学习的生活点滴，从相思的牵挂到婚后的吵闹„„作者一面是具体细致地进行着描述，另一方面却同时在进行着抽象的思考进行内在的质询，对爱情的感悟，对文字的思索，对婚姻的审视，即使在地震时来临相拥而坐时，也有着对于地震的超验之思„„抽象的人生思索生发于切实的个体经验，具体生活的所指具有了丰富的能指含蕴，不仅使内容获得了充实，文体自身的弹性与张力也大大增强，可说古典主义式的创作倾向在这里又获得了蓬勃生机，王安忆的创作也在此获得了某种超越。 《纪实与虚构》作为“自传性”小说，它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的虚构，同时有对虚构行为的纪实性呈现。即它不仅告诉了我们她经历了什么，而且在告诉我们在如向“叙述”这一经历。与其它自传性小说相比，这无疑是一个独特的特点，老舍的《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无疑是自传性的小说，但作者重在“纪实”，以平和宽厚的心态叙述自己的家庭与成长的经历，少有经验的虚构，更乏虚构行为的纪实性呈现，《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自传体小说，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其回溯时空远非《纪实与虚构》可比，更无有意对其叙述的折解，是在对纪实的忠诚与无间的亲切之中进行。《纪实与虚构》在发黄的历史中爬梳，详尽真实的一种呈现，无疑是种语言的虚构，特别是在第九章中更是对自己的这种创作是行了一种夫子自道式的表白，更是对先前的“纪实”进行一种颠覆，道出了其“虚构”的本义。而同当代作家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的“香椿树街小说相比(他们的这些小说也被看作是“自传性很强”的小说)，这些小说的“虚构”色彩是极为浓厚的，在《细雨中呼喊》中对死亡、暴力、苦难的大量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淡化，却少有《纪实与虚构》的那种“纪实”的朴实与厚重，他们也更无对于我如何“叙述”的一种呈现。当然，这些小说审视视角不同，艺术特色各有千秋，不宜厚此薄彼，但《纪实与虚构》的“虚构”与“纪实”的特征的这种比较中却显得更为突出。 《纪实与虚构》在一个副标题——“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这既是对作家创作经历的反省，也是对“写作”这一行为的思考和反省。然而，不管《纪实和虚构》颠覆和瓦解了多少神话，多少往事，多少家园梦想，但我们从中得到的仍然不是“虚无”。至少，作家“纪实”和“虚构”的共同媒体“语言”留下了，这种语言的物化产品小说也留下了。也许我们会说作家创造世界的幻想只是一场空洞的乌托邦梦想，但作家创造世界的愿望事实上已经在创造小说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小说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或许这也就是一个“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接近了这部小说的标题:“纪实”和“虚构”都是小说的方式，而这种以语词的方式实现的小说方式也正是“创造世界”的一种方法。作者事实上赋予了“写作”这一过程以抽象的创造世界的意义，这也使得《纪实和虚构》这部小说本身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小说的 轨道，成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综合性的艺术样式。在此，我们发现了人生与小说的一个深层悖论:世界是人的建构，又是人生存的前提，世界是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的。被建构的“世界”在根本上是一种无形的意义关系而不能等同于任何实物，它不是对象而是一种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就是通过一种意义化将世内一切存在者牵连在一起，纳入一定的秩序，使之对人敞开其意义。然而在《纪实和虚构》中对于世界和创造和建构，也即对于世界的意义却是以现实乃至历史人生的无意义为前提和终结的，这就是“纪实”和“虚构”覆盖了一个渗淡的前途，并根本上否定了以精神超越解救人生沦落的幻想。最终，建构仍然演变为解构，消解意义状态还原到无意义状态，消解语言状态还原到无语状态，消解无蔽状态还原到隐蔽状态。 从叙述的角度看，《纪实和虚构》是一部“独语”式自白小说，它本质上产生于一种语言的愿望，产生对于无法沟通无法对话的孤儿状态的反动，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的心理活动的产物。文体形态上，它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式的小说对话，作者以一种彻底的自言自语式的回忆和想象，记述了人生的往事，“虚构”了家庭神话，并对生存、对世界、对“纪实”和“虚构”本身进行了精神分析。在对存在置疑的终点，她赋予其作品以启示的氛围，一种“自发地摆脱了形式，平行的进步、单独的高涨的奥义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特征，怀疑与信仰，无意义与意义，混乱与秩序„„均衡与矛盾的二律背反，虚无主义与相信意义普遍存在的二律背反，以及反复地表达出来的心灵的深刻绝望、暗淡和分裂与对生命的形而上的神性的追寻之问的矛盾，这是这部小说的全部主题。在这个主题下面，小说与人生的关系，最终就归结到了“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与“小说”的关系，以及“我”与“纪实”和“虚构”的关系，并从而赋予了小说一种新的阐释，成了“我”的“自传性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