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 周戊丁 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1984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只是高天麟在1986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6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不得而知。 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1987年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8500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一期）西安半坡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113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196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1983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是1986年公布的。（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发现的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是1990年公布的。（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符号是1984年公布的。（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1期。）那么陶寺朱书扁壶真的是一直躺在社科院的博物馆中吗？不是。 1985年冬，考古学家张政烺见到了扁壶的照片、墨线图大摹本后，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后来高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张政烺的观点：用极简练的一句话概括了距今5000年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字发展史，以及陶寺朱书文字在其间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接着 1988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张光直（1931年—200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回国考察，在北京也是通过李建文观察了扁壶上的朱书。张先生曾经推测过：“会不会是字？”若将扁壶口朝下倒置去看，“会不会是祖丁？”对于张先生的推测高炜评论说：张光直先生虽并未十分的肯定，却不失为破解那两个字符提出一条思路，从中也透露出张先生对这件扁壶性质的见解（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 2002年） 《考古》1992年6期刊登了考古编辑部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郑光在发言中曾提到陶寺遗址出土了“文字”，才引起了考古界对陶寺陶文的注意。但扁壶朱书符号的照片和拓片还没有向社会公布，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1999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陶寺遗址发现了早中期的古城遗址，再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李健民在征求了冯时的意见后在2001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发表了《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后被收入谢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620-623页）才第一次把陶寺遗址发现的扁壶朱书公布于世。从1984年发现朱书扁壶到2001年公布扁壶朱书符号内容，整整过去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除了参加发掘的考古队的高炜、高天麟、李健民和张岱海等，就是张政烺、张光直、冯时等人了，是否还有其他的专家见过朱书扁壶就不得而知了。 从李健民先生公布的题目可以看出，李先生是把扁壶朱书上与甲骨文“文”字相像的符号定位为“文”字的。随后许多学者都对陶寺扁壶朱书上的符号进行了解读，对于扁壶正面的符号大多以与殷商甲骨文的“文”字特别相像而解读为“文”，笔者从第一次看到扁壶照片时就对正面的文字的解读充满了疑惑，首先是扁壶正面的朱书符号顶部不出头，而甲骨文和金文包括《说文》，“文”字都有一个短竖笔，以表示人的头部。其次是朱书符号的中间部分是空白，而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中间都有刻划的符号，符合“文”为“错划，交文”的本意，徐灏注笺为“象分理交错之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释为“文即文身之文，像人正立形，胸前之各种符号即刻划之文饰也”。笔者以为朱芳圃先生的解释非常符合“文”的本意，《庄子·逍遥游》有“越人断发文身”的记载，传为越人习俗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谷梁传·哀公十三年》有“祝发文身”，范寗注“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被发文身，雕题交趾”，郑玄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这些说明文在上古时期断发文身是一种民俗，他们用尖状石骨器在胸前刺扎图案，涂上丹青，使之成为自己身上一种永久性的纹饰。一般所刺扎的图案为常见的动物，如虎豹熊狮、鹰隼鸷鸟等，文身的出现一般认为与氏族或部落的狩猎、祭祀、图腾崇拜有关，目的无非是肖其祖先、肖其图腾或者避邪祛祟。古代文身是一般为男子，高山族、黎族的女子元喜欢文身。现代的傣族认为文身不仅可以辟邪求祥，求得祖宗的保护，而且是男性美的标志。高山族认为文身能够显示了男人的勇敢能干和女人的聪慧忍耐。基诺族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文身，死后只能做野鬼，不得超生，不能和逝去的祖先聚会。毒龙族认为不文身是软弱的表现，就会失去神的保护。在甘肃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的人面上和人身上有虎豹和鸟类的刻纹，就是上古社会文身习俗的证据。由此可见，“文”字是一个指事字，他指一个人形的胸部刺刻的纹饰，表示上古社会一种文身的习俗。全然不是有人说的是古代帝王的尊号、帝尧的美德和功业、帝王的文德、禹的名号等。下面是陶寺扁壶正面符号和甲骨文的文字的比较： （第一个是陶寺朱书扁壶正面的“文”字，第二个是乙 6820 反 的甲骨文，第三个是申 3940 的甲骨文， 第四个是一期 京津 2837 的甲骨文，第五个是旂鼎“文”字，第六个是毛公鼎“文”字。） 下面逐一解析对于扁壶背面的那个符号的几种见解迥异的释读： 首先是罗琨先生的解读。李健民先生公布了陶寺遗址朱书扁壶不久的2001年7月，罗琨先生发表了《陶寺陶文考释》一文，（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罗先生首先“很高兴地读到李键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有关资料，就此将对陶文的初步想法略述如下”的。罗琨先生是曾经有幸得以仔细观摩过陶寺朱书符号的，因此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其文字与殷墟甲骨文非常相似，反映四千多年前即至迟在夏代前期，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字已行用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区，就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特点而言，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二，就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整体看，很可能不是古代文字零星的遗留，而代表了一份完整的“文献”。”罗琨先生的观点是陶寺朱书符号首先是文字，而且与甲骨文同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同一系统的文字，而且是一份完整“文献”的代表。并且断言“陶片上有两个朱书文字，当读为‘易文’，早有学者指出“文”字与甲骨金文相同，而“昜”字也和甲骨金文的写法很相近”。罗先生以《说文》为起点引经据典，通过复杂的字形分析和晦涩的字义考察，考证出扁壶背面的朱书符号为“易”，认为：“‘易’本义为云开日现，引申为飞扬、发扬、成长的意思，当即阴阳之‘阳’的初文。”然后根据甲骨刻辞说“文”在晚商时期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也常见“文考”、“文祖”、“文武” 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 肯定了“文”在殷商时期的字义之后，罗先生结合扁壶残器周边涂朱砂一圈认为“颇似卜卦的界划，预示这是一篇完整的全辞”，并联系《尚书·尧典》开篇对帝尧的赞颂：若曰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结合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分布地域正在陶唐氏故地，，以说明扁壶朱书二字是对尧的功绩的记录和歌颂，即尧的最大功绩可以被概括为“明文”二字，而陶文“易文”亦即“明文”。 表明帝尧的盛德高光。 尽管罗先生引经据典费尽万千力气的要证明朱书符号是帝尧盛德高光的“文献”记录，但是陶寺扁壶背面上的符号与罗先生所列的其它字形相去较远，加上“阳”与“易”通假的勉强，还有用商周时期“文”字常用作帝王尊号来解释四千年前的陶寺文化。所以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没有引起任何共鸣。但毕竟是学界第一次对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的公开解读，从此很多学者都开始根据个人的理解，从自己的角度对扁壶朱书进行解读了。 2002年，为了应和李建民的文章，当年参加了发掘陶寺遗址的高炜先生发表了《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回忆了在遗址发现扁壶朱书的过程并对扁壶朱书进行了简单的辩读：“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像，做过考察的多位古文字学家尚无提出异议者。”但是对于扁壶背面的图形究竟是不是文字或是什么特殊意义的符号。专家就很难达成共识了。（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 2002年） 200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时研究员冯时先生在《“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三期）中解释扁壶朱书符号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为“夏邑”。冯先生的根据第一个是从字形上来认定“邑”字，通过和金文的材料比较，金文有的“邑”字跟朱书扁壶上的“邑”写法几乎一样，所以认定为“邑”。第二点是从文献上找到了最早的“文邑”书证，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文邑”一词，刻有“文邑”的甲骨文，作者见到过两版，其中一版的“文邑”写得很清楚。认为这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书证。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把它们释成“文邑”《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1月，后收入谢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620页）。从图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扁壶背面的朱书与冯时先生的“邑”的甲骨文是很难统一的，两个符号的过于牵强让释读变的苍白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