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第三章 春秋、战国史(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3

【精品】第三章 春秋、战国史(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3 泰山学院历史系 教案 中职数学基础模块教案 下载北师大版¥1.2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的教案关于坚持的教案初中数学教案下载电子教案下载 理论与文献 教研室 教师姓名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史 授课专业与班级 历史学本科 第三章 春秋、战国史(公元前770年至公授课章节与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目 课时 10 元前221年) 通过绪论学习～通过本编学习～使学生了解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衰亡、教学 战国时期封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确立的史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以及春秋战国时目的 期的文化。并在让学生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培 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教学 讲述法、讨论法、多媒体。组织一次课堂讨论～完成一篇读书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 方法 重点讲述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和、春秋战国时期社教学 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和文化。春秋时期奴隶制的崩溃是重点 难点。 与 本章学习重点:?中国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难点 ?战国的变法运动。?百家争鸣。 教学内容与过程 第三章 春秋战国史(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 (10学时) 周平王即位以后，在东方诸侯晋国、郑国的支持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亦称春秋时期。关于春秋时期，鲁国史书《春秋经》所记载的春秋年代为:自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始，至鲁哀公十六年 ( 公元前 479 年 ) 止，共计 244 年。《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年代为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至鲁哀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468 年 ) 。郭沫若先生认为春秋时代应自周平王迁雒邑之年 ( 公元前 770 年 ) 至公元前 476 年，齐国田氏已实际掌握了齐国的权力为止，共计 294 年历史。 第一节 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 一、春秋初年的政治形势 周平王即位之后，鉴于镐京残破，偏居西部，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公元前 770 年，在郑武公、秦襄晋文侯等诸侯的护卫之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朝。 东迁后的周王室经济收入大大减少，一些诸侯国对周王室的贡纳停止或减少，东迁后的周王室比不上一个大的诸侯国。东周王室曾派人到鲁国去“求赙”、“告饥”、“求金”等。这些本应由诸侯国对王室的“礼贡”，而现在却由周王室出面去求了。政治上的失势，经济上的窘迫，一些诸侯国不愿意再听从周天子。公元前 714 年，“宋公不王”， 即宋国君不再朝见 1 周王;公元前 713 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 郑国国君桓公友是周厉王之少子，周宣王之弟，曾受封采邑于郑 ( 今陕西华县一带 ) 。西周末年，朝政混乱，郑桓公友寄财贿、孥于郐、东虢，后灭掉虢、郐，建立郑国，定国都于新郑 ( 今河南省新郑 ) 。郑国为东周王室的卿士，曾以“王命讨不庭”，讨伐宋、卫的“不会王命”;但当周王室想让西虢 ( 今河南省三门峡 ) 公担任王室卿士时，郑国君质问周平王，平王不敢承认。郑国让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史称“周郑交质。”平王死后，周桓王即位，终把王室政务交给西虢公。郑国派大夫祭足割周王畿温地 ( 河南温县稍南 ) 的小麦，又取了成周的禾，史称“周郑交恶。” 周王室派军队去讨伐郑国，在繻葛 ( 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约 10 公里 ) 发生战争，结果王室大败。郑大夫祝聃射中王肩，周桓王负伤而逃，郑国也不再追赶。当天晚上，郑国君派祭足去慰问周桓王。 “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周郑之战”都表明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周天子竟然降低到和一个诸侯国去交换人质，并任人将麦子、谷物抢去，和一个诸侯国发生战争，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弱。郑国在战胜的情况下，不敢追赶，当天晚上又去慰问天子，表明自己的臣国身份。周天子虽然衰微，但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大大衰微。在这种形势下，春秋时期的社会发生大动荡，周边少数民族乘机入居中原。中原地区的动乱，给边邑地区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当时的楚、齐、晋、秦分别从南、东、西北、西部等发展起来。《国语?郑语》曰:“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晋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齐庄、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启濮。”这四个诸侯国利用地处边陲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秦霸西戎，齐威东方，晋吞西北，楚强江淮，相继称霸。 诸侯各国为了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相继采取措施，寻找策略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由于某些诸侯国君如齐、晋等，顾此失彼，使君权旁落，被异姓贵族谋篡，并作为惨痛教训在新建诸侯国中引起警惕;而有些诸侯国君如楚、秦等却始终关注自己手中的权力。 二、大国争霸 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的霸业，齐是山东北部的一个诸侯国。西周初年，太公望受封齐国，采取“益贤尚功”的政策，“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春秋时期，齐成为一个诸侯大国。 齐桓公 ( 公元前 685 年,公元前 643 年 ) ，不记射钩之仇，以管仲为相，治理齐国，在政治、军队、经济制度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齐国政治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管仲改革的内容主要有: 所谓“国”，指齐国的国都。自西周以来，周王室及其所属诸侯国皆有国都、鄙野的区别。在国都居住的人称为“国人”，包括贵族和平民，由统治者的族人组成。他们可以接受教育，学习军事等。所谓“鄙野”，是指广大被西周王朝征服部族的居地。这些征服的部族称为“野人。”野人没有兵役，只有劳役。管仲改革，严格了国都、鄙野的界限。《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把齐国辖地分成“国”和“野”两部分。即“叁其国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即在“国” 2 中设置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十五个士乡被分成三个部分。 士乡的编制是:每五家为一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乡良人。这种编制是军政合一的编制。每轨五家，每家出一兵丁，故五人为伍，由轨长帅之;每十轨为一里，共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有司帅之;十连为乡，每乡有二千兵士为一旅，由乡良人帅之;五乡共有兵丁一万人，为一军，由军帅帅之。齐国共有三军，有中军之鼓，由君亲自帅领;另有国子之鼓、高子之鼓，由国、高二氏帅之。 士乡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编制。管仲令士乡，五家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家与家居处相连，世同居，少同游，大家彼此熟悉，故夜战声相闻，昼战目相识，居同乐，死同哀，彼此相亲;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天下大国莫之能御。 六个工商之乡 ( 工乡、商乡各三 ) ，不服戎役。 管仲在“鄙野”中推行“伍其鄙”的制度。管仲把齐国的鄙野分为“五属。”其编制是:每三十家为一邑，设邑有司;每十邑为一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设属大夫。齐国鄙野，共有五属，设五个属大夫，同立五正，在属大夫之下，共治属中之事。鄙野之中，只有政令，而无军令。鄙野之中没有军事编制，“野人”只服劳役，不服兵役。 管仲定国都、鄙野之制，使士、农、工、商分居，不许杂处。士居士乡，使其生活清静安逸，学习礼义，孝父母，忠国君等;工居工乡，互相学习技巧，审时节用，相陈以功，由管府管理;商居商乡，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农居于野，安心耕田，不见物思迁。管仲改革，国野分治，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处士，使就闲燕;处工，使就官府;处商，使就市井;处农，使就田野。士、农、工、商，各居其处，不准迁徙，有严格的规定。 自齐桓公开始，中国有了最早的上计制、三选制和书伐制。 上计制度，即每年正月，令“国”中的乡大夫和“鄙野”中的属大夫到国都向国君报告其乡、属中的政务。齐桓公亲自听问，对那些“寡功者”，即地方政务治理不好的官员进行谴责，对治理好的官员进行褒奖。 书伐制是对官员升黜的一种制度。书伐制就是齐国的各级长官每至一年则书其所管辖的官员在治理国家政务中的政绩和功劳，选其中的贤能之人而用之。被选的官员必须有美好的德行，审慎待时，劝民农耕，阻止那些诽谤朝政的议论，弥补不善官员的缺政，书伐制实际是一种考功制度。齐桓公说:“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按照官员的政绩，国君予以升迁。 三选制，《国语?齐语》韦昭注曰:“三选，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就是先由地方官乡大夫推荐那些卓有政绩的官员;齐桓公把官员召进朝中，通过和他谈话，询问朝政得失，国家大事等，观察他的品质和能力。如果此人真可以辅助其上司成就政事，即可委以重任，升之为“上卿之赞”，即辅助上卿的官员。 齐桓公、管仲改革，建立完整的地方行政机构和较为系统的官员选举制度。这种选官制度破除 3 了世袭贵族的优越地位，打破了西周以来任人惟亲的原则，把任命官员的权力集中在国君手中。如齐桓公所说:“有人居我官。”这些由国君直接委任的官员，相对世袭为官的贵族更容易为国君所控制。 上计制、书伐制和三选制的实行，使齐国官员必须定期检查自己的政绩，忠于职守，勤于政事，不敢怠惰。《国语?齐语》云:“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政即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疲士无伍，疲女无家。夫是，故民皆勉为善，与其为善于乡也，不如为善於里;与其为善於里也，不如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之议，皆有终身之功。”齐国对贤者升迁晋用，劣者罢黜治罪的选官制度，使官员们克尽职守，忠于国君;平民皆勉为善，孝悌忠义，为齐国国君的治理，奠定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选官制度的改革，使齐国政治休明，空前强盛。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戎狄内侵，给华夏诸国带来极大的威胁。《左传?僖公十一年》载:“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蛮夷戎狄“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就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国出现，作为他们的支柱和靠山，并保护他们不受戎狄的侵犯。但当时周天子日益衰微，无力担起这一重任。周天子虽然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名义，实际却失去了“共主”的作用。而经过改革的齐国则国势日强。 齐国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偏东，其东南部有莱、莒、徐夷、吴、越等国。这些国家不服从齐国，对齐多有骚扰。齐桓公对这些国家进行征伐，“一战而帅服三十一国”，从而稳定了齐国的后方。 春秋初年，楚在江汉流域兴起，使江汉小国率服，并且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地区蔡国、郑国等，引起了郑国的恐惧。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率齐、鲁、宋、曹、卫、郑、许、陈等八个诸侯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在八国军队的声威下有些胆怯，派使者到齐国军中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 ”管仲对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 ? 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成王一面承认不对周王室贡纳是不对的，答应今后一定向王室纳贡;另外又派屈完到齐师去谈判。齐桓公陈兵召陵 ( 今河南省偃城东 ) ，与屈完一起观兵，耀武扬威地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 ?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齐桓公对楚国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不敢轻视的，只是使楚答应“丝贡于周而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召陵之盟。” 齐桓公南下兴兵问楚，阻止了楚国的北进。此后，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等几代楚君都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楚国东北方向的江淮平原，而暂时放弃了对郑、陈、蔡的进攻。召陵之盟使楚国吞并北方的野心有所收敛，迫使楚国在表面上承认对周王室的臣服，并在华夏诸国中创立了一个共同对楚的先例。 公元前 651 年，周王室使者宰孔周公与齐、鲁、宋、卫、郑、许、曹会盟于葵丘 ( 今河南省兰考县东 ) ，因齐桓公定天子之位有功，周襄王派宰孔代表天子赐齐侯胙。胙，即宗庙祭祀所用的肉脯，只赐同姓祭祖，以求祖先赐福。周襄王将胙肉赐齐桓公，是给予齐国的荣耀。齐国的霸业达到顶峰。 4 晋文公称霸 晋国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初封在唐 ( 今山西翼城县南 ) 。初封之时，晋国并不是一个太重要的诸侯国。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灭唐后，周成王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之。”晋国初封时还很小，不过方百里之地。 晋文公重耳在即位之前，曾在外流亡十九年。流亡期间，跟随重耳身边的有赵衰、狐偃、咎犯 ( 重耳之舅 ) 、贾佗、先轸、魏武子数十人。这些人在逃亡中为重耳出谋划策，同甘共苦，服事重耳。十九年之中，历尽千辛万苦，重耳终于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弃债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 生 ) 。”晋文公明察善任，大臣荐贤不妒，君明臣和，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可谓人才济济，从而出现振兴图强的政治局面。 晋文公也像齐桓公一样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公元前 636 年，狄师伐周王室，大败周师，周襄王逃亡郑国，处于汜 ( 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 ) 。狄师据王畿温 ( 今河南温县一带 ) 。晋文公率兵勤王，驻军阳樊 ( 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 ，以右师围温，左师迎王，将周襄王送回王都，杀掉了勾结狄师攻王的大叔带。周襄王赏晋国“以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於是乎启南阳。” 南阳，《水经?清水注》引马融曰:“晋地自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即今河南省温县、济源一带，因其地在黄河以北，太行之南，故晋国称之为“南阳。”晋国占领了南阳，控制了从汾水平原通向中原的太行山口，使晋国成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表里山河”的战略要地，对晋国的向外发展，中原称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晋国攘夷狄、定王室之乱，也大大提高了晋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晋文公称霸，城濮之战具有决定意义。公元前 633 年，楚军围攻叛楚附晋的宋国。宋向晋告急。晋国非常重视，认为:“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晋国进行了充分的作战准备。 公元前 632 年，晋、楚双方在城濮 ( 卫地，今山东省旧濮县南七十里有临濮城， 1956 年并入河南范县 ) 会战。城濮之战，晋军一战而胜。《史记?楚世家》云:“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晋军大获全胜，晋除歼灭大部分楚军外，还俘获了楚驷介百乘，徒兵千人。晋国向周天子献楚俘。 城濮之役，阻止了楚向北的发展。晋、楚争霸约百年，楚国虽多次想打开进攻中原的道路，却一直未能如愿。城濮之役后，北方国家形成一个以晋为核心的稳定的集团，成为阻止楚国北上的劲敌。 同年五月，晋文公召齐、鲁、蔡、陈、郑、莒以及周天子，会盟于践土 ( 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 。原来臣服于楚的陈、蔡、郑、鲁等国倒向晋国，接着，曹、卫又被征服。是年冬天，会盟于温。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成为北方中原诸侯国的霸主。 秦穆公称霸 秦在西周时期仅是一个西垂大夫。西垂，在今甘肃天水一带。 5 周幽王被犬戎杀于骊山之下，秦襄公 ( 庄公子 ) 将兵救周，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即封襄公为诸侯，秦开始建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平王还赐秦以岐、丰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 秦宁公时 ( 前 715 ,前 704 年 ) 又从 氵开 渭之会 ( 今陕西眉县附近 ) 徙居平阳 ( 今陕西岐山县以南 ) 。 秦武公 ( 前 697 ,前 678 年 ) ，“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邽、冀在今甘肃天水、甘谷一带，杜、郑约今陕西长安县一带，在原来的周王畿之内，小虢亦在陕西。秦武公初建秦国县制，并在陕西逐步稳定发展。 秦德公时 ( 公元前 677 ,前 676 年 ) ，初居雍城 ( 在今陕西凤翔县 ) ，建立大郑宫。秦国政权日趋巩固，梁伯、芮伯等小国国君皆来朝秦。梁在陕西韩城南，芮在陕西大荔县境内，是靠近黄河西岸的两个小国。秦国西起甘肃东部，东至华山，控制整个渭水流域。 公元前 627 年，晋文公死去。同年，秦国伐郑，郑国商人弦高得知，一方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 然后报知郑国。郑国有备，秦人不敢伐，灭了晋的边邑滑 ( 今河南省偃师县之缑氏镇 ) 而还。晋襄公认为这是伐丧，因此在殽 ( 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六十里 ) 伏击秦军，全歼秦卒，俘获其三帅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后在晋文公夫人文嬴的请求下，晋国释放了秦国三帅，但从此秦晋之好，变成了秦晋世仇。 殽之战后，秦国的东进基本没有可能。秦穆公开始向西开拓。《史记?秦本纪》云:“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整个春秋时期，秦国除了在适当的时机向晋国报仇外，很少参与春秋诸侯国的盟会和战争，而是把精力放在向西部发展上。 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活动的范围向西可达河西走廊的瓜州。 楚庄王称霸 楚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因其故地而封的诸侯国。春秋时期，楚在江汉流域兴起。 楚成王时期 ( 公元前 671 ,前 626 年 ) ，齐桓公称霸，率八个诸侯国军队南下攻楚，阻止了楚的北进。于是，楚成王任用令尹子文向江淮流域发展，臣服了随、唐等汉东小国，获得了长江中游的夷越之地，直接控制了江淮平原的小国。楚成王、楚庄王时期，楚灭掉江 ( 今河南息县西南 ) 、黄 ( 今河南潢川县西 6 公里有黄城为黄国故地 ) 、弦 ( 今河南潢川县西北 ) 、蓼 ( 今河南固始县东北有蓼城岗 ) 、英 ( 今安徽金寨县与霍山县之间 ) 、六 ( 今安徽六安县 ) 、徐 ( 约今安徽泗县西北 25 公里 ) 、沈 ( 今河南平舆县 ) 、顿 ( 今河南项城县 ) 以及群舒国家，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龙、舒鲍、舒龚、舒、宗、巢、桐等小国，这些小国均在今安徽霍山、舒城、庐江一带。 楚庄王 ( 公元前 613 ,前 591 年 ) 即位以后，在蒍氏之族的支持下，打败乘楚饥荒之时伐楚的庸、麋和百濮等夷戎部落方国，使西部边境得到稳定;接着，又消灭了国内叛乱的若敖氏之族，楚国王权更加巩固。 6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整顿内政，在任官制度方面，“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10] 楚王任用最亲信的王子或宠弟来协助执政，组成政府核心集团。楚国的令尹、司马、县公、县尹等皆由公子担任，以王室近亲公子为主的新贵族代替了以大世族为主的旧贵族，掌握了楚国的政权。楚以治理政绩命官，以军功胜败论将，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在外交上，自楚成王开始就与秦结成联盟。秦自殽之战后，与晋成为世仇之国，楚乘机拉拢秦国，结为婚姻。秦、楚之盟结成后，与北方的晋、齐盟国成为对立的两大集团。 在国内已经稳定的情况下，楚庄王又开始积极从事其霸业的活动，灭掉群舒，重新定其疆界，并强迫吴、越与楚订盟，承认其霸主地位，接着，又迫不及待地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 北方唯一能与楚抗衡的晋国，这时正当晋灵公统治时期，君杀臣，臣弑君，处于混乱之中。晋国的混乱为楚国的北进制造了机会和条件。周定王元年 ( 前 606 年 )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以炫耀武威。周定王不敢表示一点愤慨，反而遣使王孙满去慰问楚庄王。楚庄王乘机问周鼎的大小和轻重。周鼎是周王室权力的象征。楚庄王周室问鼎，表现了要取代周室的勃勃野心。但当时周王室虽已哀微，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如果楚庄王对周王室采取更过分的行动，肯定会激怒北方国家，这一点，楚庄王是明白的。因此，当王孙满答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楚庄王还不敢对周王室轻举妄动，仅示威而已。 楚庄王问鼎周室是其向北推进的先声，紧接着，楚开始向陈、郑进攻。周定王十年 ( 前 597 年 ) ，楚庄王发兵围郑，六月，晋国前来救援。晋、楚双方在邲 ( 河南荥阳东北 ) 展开了一场恶战。 邲之战，楚军大获全胜，为楚在中原的称霸廓清了道路。楚又降服了宋国，而晋却不敢相救。《左传?襄公九年》载:“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 ? ”楚庄王时，中原的一些国家成为楚的仆从国，对楚纳贡，对楚称臣。楚国势力所及，东达吴越、齐鲁边境，北到鲁、卫、郑、宋腹地，西至秦邦，南达洞庭，横跨江淮，称霸中原，威震华夏。楚的霸业达到顶峰。 三、弭兵之会 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和平运动。春秋后期，争霸战争中的两大霸主国晋、楚之间曾有两次弭兵盟会，从而使激烈的争霸战争暂告一个段落。 第一次弭兵之盟 介於晋、楚两大国之间的宋国大夫华元，既与晋国执政卿栾武子有交情，亦与楚国令尹子重交好。华元得知晋楚互派使臣之事，便于是年冬天，“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华元奔走于晋、楚之间，以调解晋楚的关系，促成晋楚之和。 鲁成公十二年 ( 公元前 579 年 ) ，在华元的策划下，晋卿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之外会盟。盟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晋、楚第一次弭兵之盟非常不稳定。晋楚两国长达半个世纪所积的仇隙并非一朝一夕或一个盟 7 约所能化解，晋楚双方在形势对自己不利时，都希望通过暂时的休战而得以调整;而当形势好转时，就会撕毁盟约，发起新的进攻。严禁不久就爆发了鄢陵之战，楚国失败。 鄢陵战后，战败国楚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然而胜利的一方晋国也陷入危机之中。晋厉公欲乘胜消灭晋国之大族，而立其左右近臣，杀掉卻氏之族。但晋厉公杀掉卻氏后，反被栾书、中行偃所杀，晋国一片内乱。秦国又乘晋之内乱，频频出击晋国。晋国内部有大族与国君的斗争，外部强敌压境，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第二次弭兵之盟 晋、楚、齐、秦等春秋大国皆有意弭兵。于是，宋国大夫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运动。鲁襄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546 年 ) ，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邾、滕等 14 国盟于宋的西门之外。盟会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 即晋的仆从国要朝贡楚国，而楚的仆从国要朝贡晋国。在与会的 14 国中，齐作为晋的盟国，不朝楚;秦作为楚的盟国，亦不朝于晋。邾为齐的私属国，滕为宋的私属国，不参与盟会。 弭兵会上依然是杀气腾腾。楚令尹子木说，“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 ”楚人衣内皆裹甲，时刻准备动用武力，以求主盟，坚持在盟会时先歃血。楚国达到目的，而在载书写名时先书晋国，第二次弭兵之盟在紧张气氛中结束。 弭兵盟会后，春秋争霸战争暂告一段落。战争相对减少了，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苦难和负担也有所减轻。然而这些小国从此以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楚的双重剥削。公元前 545 年，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同样，鲁襄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亦朝于楚。大国对小国诛求无时，穷征暴掠，使小国“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左传?昭公十三年》记，郑国大夫子产曰:“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小国要尽其土实，重其币帛，供其职贡，从其时命，贺福吊凶，对晋楚大国承担繁重的贡献;晋楚双方以牺牲小国利益的方式达到暂时的和解。 四、吴越图霸 吴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所建之国，都于吴(今江苏苏州)。 吴由于处夷蛮之地，自太伯至寿梦共十九世而默默无闻。吴王寿梦二年 ( 前 584 年 ) ，逃往晋国的楚大夫申公巫臣因怨恨楚国，为晋通吴，教吴乘车、战阵、射御，并让自己的儿子做吴的行人，吴国自此才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发展起来。晋国对吴的扶植，其意使吴牵制楚国。 晋扶植了楚国背后的吴国，吴开始进攻楚。《左传?成公七年》云:“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於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吴国在楚的背后崛起了。 当吴国兴起、咄咄逼楚之时，楚亦开始扶植吴国背后的越国，拉拢越国做为自己的同盟国，以共同对付吴国。越国建都会稽。 8 楚与越国联姻，并有意识地把贤能之士派往越国，教给越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技巧，扶植越国，其目的是为了拉拢越以对付吴国。但是，这些措施对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春秋中后期，越国亦在我国东南地区兴起了。 越国兴起以后，不断地乘吴人伐楚之机，袭击吴国。吴国在打败楚国以后，开始报复越国。公元前 496 年，越允常死，吴王阖庐伐越，二军在欈李 ( 今浙江嘉兴一带 ) 相遇。越王勾践使死士至吴师挑战，把吴士卒的注意力吸引到死士身上，然后越全军出击，一举打败吴师。越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伤阖庐的脚指，回军途中，阖庐因伤不治而死于军中，其子夫差即位。 夫差即位后，日夜练兵，欲以报欈李之仇。勾践得知吴王夫差的情况，便先发制人而伐吴。越以无准备之兵攻同仇敌忾之吴，结果大败于夫椒 ( 今江苏省吴县太湖中有夫椒山 ) 。越王勾践及仅存的五千人被围困在会稽山 ( 今浙江绍兴会稽山 ) 上，越国基本灭亡。 勾践以五千人保栖会稽，向范蠡询问国策，范蠡认为强敌在前，危亡在即，越要想保存社稷，只有谦卑求和，卑辞厚礼以求吴王，只要越国得以保存，再图以后事。于是勾践派文种到吴求和，“请以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即举国为臣妾，以向吴国求和。越又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吴国不同意讲和，越将焚;宗庙，杀妻孥，沉金玉于江，以五千军士拼以死战。越以利害相要胁，又收买了吴国宠臣伯嚭。吴王夫差答应了越的求和。 吴王夫差破楚降越，又征伐了陈、宋、鲁、蔡等小国，志得意满，“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 夫差认为自己大功已成，即可为所欲为了。 夫差为了控制北方，争夺霸业，调动大批民力，挖掘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水。即从今扬州市北起，至今淮水南岸的清江市止。从客观上说，这段运河的修建对于交通运输和两岸的灌溉都有益处，但却耗尽了吴国的民力和物力。更加上连年的战争，吴国人民怨声载道。 公元前 484 年，吴王夫差欲越陈、宋而伐齐，伍子胥苦谏不听，夫差反将子胥赐死。夫差伐齐，大获全胜。夫差认为霸业已垂手可得，就召集北方的晋、鲁等国会盟。 越王勾践自栖会稽，卧薪尝胆，国力逐渐强盛，并时刻准备进攻吴国，以雪会稽之耻。公元前 482 年，吴王夫差召集诸侯在黄池 ( 今河南封丘县南 ) 会盟。越王勾践乘夫差黄池会盟之机率大兵伐吴，吴国守臣赶快派人向夫差告急。夫差害怕消息传到会上，影响他做盟主，亲手杀死信差七人于帐幕之中。但吴国君臣的紧张慌乱毕竟被人发现，于是黄池之会草率收场。 夫差回国，向越国讲和。公元前 478 年，越国又进伐吴国。越军三战三胜，进入吴国，兵围王宫。公元前 473 年，夫差战败请和，并希望依照当年勾践栖会稽之例，“举国为臣妾”，但勾践不许。夫差又羞又气，自杀而死，吴国灭亡。 越王勾践自栖会稽，听从范蠡、文种的忠谏，“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勾践苦身焦思，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掉吴国，越国强盛起来。 勾践攻灭吴国，开始以兵北渡淮水，以向中原争夺霸业。越召集齐、晋等国，在徐州 ( 今山 9 东滕县 ) 会盟。在徐州之盟会上，越仿照以往霸主的做法，向周王室致贡。周元王派使者赐勾践以胙肉，命为伯。勾践在盟会后，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国霸主的风范，把吴国原来占领楚国的“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於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越王勾践正得意之时，在越复国战争中的贤臣范蠡却不辞而别。范蠡自齐遗大夫文种以书信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子何不去 ? ”文种见书，称病不朝，越王勾践乃逼文种自杀。于是，越国的两个最大的功臣，—遁于江湖，隐匿经商为陶朱公;—被赐死。 越王勾践死后，本来就不是太强大的越国，又失去贤能之士的辅助，於是逐渐衰落。《史记?楚世家》云:“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越灭吴后，已 经对江北、淮北不能控制，而逐渐复苏的楚国，向东侵越，把疆界扩至泗上。 勾践之后，又经六世，至越王无强，时已至战国。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国最终被楚所灭。 五、大国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意义 春秋时代，大国诸侯的争霸战争，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齐桓、晋文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含义。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利用这一口号作为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手段。仅据《春秋》记载，在 242 年间，列国进行的战争共 483 次，朝聘盟会 450 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实际上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晋国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 ，借此从小国那里榨取财物。以鲁国为例，春秋时期鲁君朝周仅 3 次，而朝齐、晋、楚竟达 33 次之多。小国通过“聘而献物”的办法乞免于大国的欺凌，所以小国在大国之间，总是“唯强是从”，“职贡不乏，玩好时至”。鲁叔孙穆子说:“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认者，犹惧有讨。”此外，小国人民还得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小国对于大国科到了“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战战兢兢，不敢“忘职”的地步～有时不仅向一个大国奉献，还要同时受几个大国的宰割，所谓“牺牲玉帛，待于二境”，“敬共(供)币帛，以待来者。” 尽管春秋时代争霸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 第一，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这种集权趋势的加强，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第二，争霸战争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春秋时代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变革的过渡阶段，社会上存在着开始产生的封建制与日趋没落的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大国争霸战争，程度不同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贵族集团，为封建地主阶级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助于新势力的发 10 展。春秋后期尤其如此。 第三，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春秋时代，居住在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袭扰中原;中原霸主也以“攘夷”相号召，与之进行斗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彼此犬牙交错，杂居共处，打破了各族间固有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前提，从而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如姜戎获得晋赐予的“南鄙之田”后，披荆斩棘，为晋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戎特有的“戎菽”(大豆)，也因齐桓公山戎而“布于天下”。正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互通有无，相互通婚，相互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总之，争霸战争打破了列国的分野，逐渐泯灭了各族的界限，形成了南方以楚国，东方以齐国，北方以晋国、燕国，西方以泰国几个融合的中心。随着民族交往联系的频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先后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 第二节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冶铁业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新的生产部门。春秋晚期，我国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改革时，对犯罪的人罚之以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这里所说的“美金”，即是铜;“恶金”所指的是铁，齐国至少自管仲改革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器了。 湖南长沙识字岭 314 号墓出土小铁锸一件，龙洞波楚墓出土铁匕首一件，窖岭 15 号墓出土重达 3.25 公斤的铸铁鼎形器，淅川下寺墓出土玉柄铁匕首。江苏六合桥、湖南常德德山西侯马西北庄等遗址都发现铁器，有铁锸、铁锛、铁铧、铁削、铁条等。铁已经用来制造铁农具，对社会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铁制品多数是“块炼铁”，另外还有一些生铁制品。 “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 ( 约 1000 ? ) 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炼成的比较洁净的铁。这种铁结构疏松，性质柔软，只有经过锻造，提高性能后才能制成可用的器件。如 1978 年长沙杨家山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发现一把钢剑，据检验是含碳 0.5% 的中炭钢制品，并经过退火处理。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块炼铁渗碳钢实物。 生铁是用铁矿石在炼炉中于高温液态下用木炭还原的产物，含碳量在 2% 以上。生铁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以生铁作为原料，可以直接铸造器件，同时，用炼炉冶炼，能大量生产较复杂的器物。 历史上，从发明锻铁，到发明铸铁，相隔很长时间。在欧洲，从发明块炼铁到使用生铁用 2500 年时间;我国使用块炼铁的时间比西方稍晚，但生铁制品的出现，却比外国早 1800 多年。 铁农具的使用不仅能大幅度地扩大耕地面积，而且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 11 与铁农具相辅而出现的是牛耕，牛耕的出现也应在春秋晚期。如《国语?晋语九》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关于牛耕的最早记载。另外，孔子有弟子姓冉，名耕，字子牛;晋国有一大力士，名字就叫牛子耕，这从另一角度说明牛耕已经出现。 牛耕的推广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自有了牛耕，秦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积聚更多的粮食，来支持旷日持久的兼并统一战争。 二、赋税制度的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藉田制度的破坏，新的赋税制度产生。齐国在管仲改革时，率先采用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方法。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的政策。 《国语?齐语》载:桓公曰:“伍鄙若何 ? ”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其中所说的“相地而衰征”，韦昭注曰:“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 公元前 645 年，秦、晋韩原之战，晋国失败，晋国为了应付失败给人民带来的失望，开始“作爰田”，就是把土地分给人民，承认土地私有，让人们按土地占有多少纳税。 《春秋经?宣公十五年》载:鲁国行“初税亩”，进行政治经济的改制。 关于“初税亩”，春秋三传皆有解释。《左传》曰:“初税亩者，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公羊传》曰:“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何休注曰:“时宣公 无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 《谷梁传》曰:“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者，非正也。古者 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三传对“初税亩”解释得非常清楚。西周以来，周王室及诸侯国实行井田制，这是一种劳役地租的形式。鲁国实行“初税亩”，打破公田与私田的界限，按亩征税，改劳役地租形式为实物地租形式，这是对古代田制和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这种改革可以刺激人民的劳动热情，对生产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鲁国对军事也进行改革。《左传?成公元年》载:鲁国“作丘甲。”丘，是地方基层组织作丘甲，即打破过去只有国人才能服兵役的限制，使“丘”中之民，皆可以当兵，大大地扩充了兵源。 公元前 548 年，楚蔿掩为司马，令尹“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人修赋。”杜注: 12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赋税。”如前所述，大夫的采邑是不出或很少出赋税的，蔿掩大规模地进行土地调查，整理赋税，当是在县邑的土地上进行的。楚将灭国得来的土地以“量入修赋”、“赋车籍马”的形式交给当地人民耕种。这种以田出赋制，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变革。 三、个体工商业者的出现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继承西周以来的传统，对于手工业和商业进行管理，其控制也相对地强化。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很明显是不准迁业。《国语?齐语》说，百工之人，“群萃而州处”，按行业集中居住，以便管理;并使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故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操同一工种的人，聚族而居，对提高技术很有好处。“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官府设有管理人员“工正”、“贾正”、“市令”等。 春秋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个体工商业者。如《吕氏春秋?召类篇》记载:宋国的卿司城子罕南边邻家的墙挡在堂前，西邻家的水注于庭下而不止。有人问子罕为什么不将其迁走。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我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这里的“为鞔者”，很明显是个体手工业者。 春秋时期，郑国迁到中原地区，郑国国君曾与商人订立盟约。《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这里与郑桓公订立盟约的商人显然不受官府控制，可能是商人的集团。这个从事商业活动的集团竞与国君订立盟约，说明其有相当的实力，不可低估。 春秋晚期，出现了富至巨万的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载，“朱公以为陶 ( 山东定陶 ) 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晚年“遂致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这里的“陶朱公”，即越国有名的政治家范蠡。他在退仕后，从事商业而致富，显然是一个大私商。 孔子的学生子贡由于经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货币的大量流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而货币的广泛流通又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四、 新兴贵族的夺权斗争 春秋时期，齐、晋等诸侯大国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采取尊贤尚功的政策，使得一 13 些军功、事功贵族获得世袭的采邑，其势力不断壮大。当这些贵族势力膨胀到炙手可热的程度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君权与族权的斗争。新兴贵族开始夺取诸侯国君的权力。 1、田氏代齐 齐自桓公以后，霸业中衰，再也无力振兴。然而在齐国世袭的采邑制度下，有一支大族陈氏在齐国兴起。齐庄公被权臣崔杼所杀。崔杼自立为相，立齐景公为国君。齐国形成了崔杼、庆封专政的局面。崔、庆又火并，崔氏之族被攻灭，庆封执政。而此时，陈氏联合栾氏、鲍氏、高氏等大族攻庆氏，庆封奔吴。陈氏又掩护齐景公安全回到内宫。从此，陈氏之族在齐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日益显要。 陈氏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齐桓公时期，陈国发生内乱，嫡庶争立，陈太子御寇被杀，公子完奔齐。齐桓公采取选贤任能的政策，任陈公子完为工正，即掌百工之官。公子完的后裔称陈氏，春秋末年又称田氏，从此在齐国发展起来。有如懿氏与敬仲结为婚姻时的占辞所言:“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齐景公执政时期，聚敛无度，剥夺了齐国人民三分之二的收入。“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齐国人民动辄得咎，处在极端的痛苦和贫困之中。 陈氏贵族在齐国日益显要，并进而掌握齐国的政权。陈氏采取争取民心的措施，以博得齐民的支持。陈氏向齐国民贷出粮食，以大量器贷出、小量器收回的办法施惠于民，以拉拢百姓。“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当齐国百姓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陈氏的做法得到广大齐民的拥护。“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辞之 ?陈氏用此种方式与齐景公争民，得到齐民的拥戴，陈氏在齐国发展壮大。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与大夫晏婴坐于路寝。景公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 ? ”晏子曰:“敢问何谓也 ? ”公曰:“吾以为在德。”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 ? 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锺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唯礼可以已之。”面对日益发展的陈氏家族，齐景公、晏婴君臣只能无可奈何地悲叹，社稷江山将会为陈氏所有，而毫无反击之力，只好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唯礼可以已之。” 公元前 554 年，吴公子季札到北方观赏音乐，聘于齐，与晏婴为好。季札对晏婴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晏婴把自己的封邑与手中所掌的权力通过陈桓子上交，而摆脱权力的纠葛，所以后来未及于难。陈氏的势力在齐国很快达到炙人的地步。 陈氏家族在齐国迅速发展，并博得齐民的支持。但齐国还有一些大族，如国氏、高氏、鲍氏等是国君的支持者。陈桓子懂得，只有消灭这些大族，才能孤立国君。 陈桓子首先拉拢鲍氏，并造出舆论，诈称栾施、高强欲攻陈、鲍。陈、鲍两家全副武装去攻打栾、高，而栾、高正在饮酒，全然不知此事。陈桓子对鲍氏说:这些传言虽是假的，但栾、高 14 “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 ? ”于是陈、鲍发难，打败栾、高。栾、高战败奔鲁。陈、鲍分其室。 齐景公晚年，曾立子荼为国君，是为晏孺子，并托孤于齐国重臣国惠子、高昭子。国、高二氏在齐一直很有势力。陈乞就假装讨好国氏、高氏，另外又到处离间国、高与齐国诸大夫的关系，对大夫们说:“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 ? 作而后悔，亦无及也。陈乞联合鲍氏及诸大夫以甲入以宫，遂灭国惠子、高昭子。晏儒子奔鲁。 陈乞乃派人召回了逃奔在鲁的齐公子阳生，立为国君，是为齐悼公。陈乞又借齐悼公之手杀死了在历次大族冲突中都和自己站在一起的鲍氏。在齐国出现了大族皆灭，陈氏独强的局面。 陈乞又派人暗杀齐悼公，立其子壬，是为简公。齐简公即位后，信任监止 ( 即子我 ) ，使子我为政。这当然引起陈氏的不满。 陈乞死后，其子陈常继立。公元前 481 年，陈常发动兵变，杀死监止，遂弑齐简公。陈常又立简公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陈常自以为相，以专齐国之政。 陈常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临淄县以东十九里，古纪国之酅邑。”也就是说，自国都以东十九里处，直至海边的广大田野，即今之胶东湾，全部为陈氏所有。《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平公之时，齐自是称田氏。”自齐平公时，陈氏又称田氏，陈常称田常、田成子。田常为了夺取齐国之大权，必须尽诛齐国大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田常言於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於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田常利用所攫取的齐国刑罚之大权，为自己篡夺齐国政权铺平了道路。 齐平公在田常的专政之下，在位二十五年而卒;子积立，是为齐宣公。田常的儿子田襄子、孙子田庄子相继为齐宣公相。齐宣公在位五十一年而卒。齐平公、齐宣公在位期间没有任何权力，老老实实听任田氏摆布。齐宣公死后，其子贷立，是为齐康公。“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田庄子的儿子田和将齐康公迁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姜齐政权彻底覆灭。 田和乃自立为齐君，国号仍定为齐，史称田和为田太公和。田氏完全拥有了齐国。 公元前 386 年，田太公和请求魏文侯 ( 此时韩、赵、魏三家分晋，并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 ) 向周天子说情，请天子承认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允许，田和正式成为诸侯国君。田氏贵族在齐国代替了姜姓贵族的统治，完成了田氏代姜的大业。 2、三家分晋 春秋后期，晋国经过君权与族权，族权之间的较量，公室衰弱，政归六卿、即智氏、魏氏、韩氏、赵氏、范氏、中行氏，形成了晋政多门的局面。又经过一翻激烈的斗争，范氏、中行氏被灭，晋国还剩智、魏、韩、赵四大家族。 赵简子死后，立其贱妾之子为族长，即赵襄子。智伯看不起赵襄子，于是两家相恶。晋国智伯 15 是晋国最强的家族，愈加骄纵无礼。智伯要求韩、赵、魏三家各割给他一个邑。韩、魏都给了他，但由于赵襄子与智伯有怨隙，不与智伯邑。智伯大怒，遂率韩、魏以攻赵氏，赵襄子乃逃奔晋阳以保。 智、韩、魏三家攻晋阳，引汾水灌城，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由于韩、魏是迫于智伯的压力来攻打赵氏的，如赵氏被灭，则韩、魏也难免为智氏所并，故韩、魏怀着惴惴之心，生恐赵氏灭族，自己也遭不测。赵襄子在城中也看到了韩、魏与智伯的矛盾，于是派张孟谈夜间坠城而出，私见韩、魏，三家共谋，内应外合以攻智伯。公元前 471 年，韩、赵、魏三家共杀智伯，尽并智伯之地。晋国六卿火并的结果，范氏、中行氏、智氏灭族，韩、赵、魏三家更为强大。晋国在火并范氏、中行氏之时，智、赵、韩、魏四卿不经过晋君，共分范、中行二族的采邑，智伯得的最多，引起了晋出公的强烈不满，但晋君根本没有能力干涉。晋出公使人告齐、鲁，欲以讨伐四卿的不臣之罪。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死于道路。四卿乃立昭公之曾孙骄，是为晋哀公。是时，晋国之政皆决于智伯，晋哀公根本无任何权力。 哀公死，子柳即位，是为晋幽公。智伯已灭，晋国韩、赵、魏三家专权。幽公害怕，反而朝于韩、赵、魏三卿。晋公室只有绛、曲沃二个邑，绛为国都，曲沃为宗邑。晋国的大片辖地皆为韩、赵、魏三家瓜分。 晋幽公以乐慆忧，夜间外出，被盗所杀。魏氏宗族长斯自立为侯，称魏文侯。魏文侯又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 公元前 403 年 ) ，周王室正式册封魏文侯斯、赵烈侯籍、韩景侯虔为诸侯。 晋烈公死，又经过孝公、静公。静公二年，韩、赵、魏三家“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 第三节 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统治者都看到民的作用，知道如果没有民的支持，贵族的统治就会崩溃。如卫懿公好鹤而轻民，封鹤为鹤大夫，让鹤乘只有大夫才能乘的华美的车子。公前 660 年，狄人政卫。卫懿公征发国人以御狄人。国人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 ”国人皆放下武器不战，狄人入卫，杀卫懿公。 有识之士看到民的力量，因此产生了重民思想和民本思想。《左传?桓公六年》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云:“诸侯非民事不举。”即国君如果没有民的支持将一事无成。《左传?成公十七年》云:“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 ?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秦史籍中记载有关民本思想的内容，比比皆是，说明春秋时期我国思想界已经把民看得高于神了。这种重民思想相对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当又是一个进步。 16 齐国的思想家晏婴，多次拒绝国君的赏赐和封邑。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基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如他住的地方离市场很近，喧闹嘈杂，齐景公想给他换一处住宅。晏婴说，由于地住的离市井近，了解物品价格的贵贱，知道“踊贵屦贱”，这是齐国刑罚太重的原因，劝齐景公省刑。晏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 《国语?鲁语上》记载:长勺之战，曹刿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这些记载也表现出神是听于民的，“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是一种轻天、轻神、重民的思想意识。 《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用 曾阝 子 ( 小国 曾阝 之君 ) 为牺牲祭于次睢之社 ( 当是睢水之旁的社 ) 。司马子鱼批评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 齐桓公存三之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 得死为幸。”司马子鱼认为，用人为牲去祭祀“淫昏之鬼” ( 指次睢之社神 ) ，是失德的。民才是神之主。宋襄公如此用人祭，是不会得到庇护的，而最后是难得善终的。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 ”人祭、人殉都遭到极大的遗责。 春秋时期，在有识之士眼中，民是重于神的。 民的地位也是高于国君的。齐国晏婴就认为社稷和民是重于国君的。大臣的工作是为了社稷和民，而不是为了国君个人。齐庄公因与崔杼之妻私通，而被崔杼杀死。 晏婴不从其死，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孟子亦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看高于国君、高于社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民”的重视。民是国之本，这种民本思想是可贵的。 二、唯物辩证思想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地位下降，日益衰微，而诸侯大国迅速发展，成为霸主国，如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内的一些旧贵族也沦为下层平民，甚至奴隶。《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的贵族时说:“栾、谷阝 、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录。”就是说，象栾、 谷阝 等大贵族，已经降为奴隶了。又如晋国出现了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现象，最终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后果。而齐国姜氏贵族权力丧失，发生了“田氏代齐”，江山改姓的悲剧。这些史实在思想家的头脑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映。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晋国史墨云:“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种思想具有朴素的辨证法因素。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生了疥，已经一年了，还不见好，并且由疥转成热虐。有 17 人请诛祝、史，告诉齐景公说:“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晏婴认为，景公之病不能归罪于祝，史。今齐国之政腐朽不堪，“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於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 君若欲诛於祝、史，修德而后可。”晏婴不相信景公的病是由于祝、史祈祷不力而致，一口气尽数齐之敝政，斩刈民力之罪，规劝齐景公为政以德、以仁，可谓用心良苦，也说明晏婴不相信鬼、神的唯物主义思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认为:“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祀河。公元前 489 年，楚国又出现灾异之象，”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认为，这是“灾异”之象，要降到楚王身上，“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 ? 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 ? 有罪受罚，又焉移之 ? ”遂弗禜。楚昭王不相信灾异之说，弗祭、弗禜。孔子曾赞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公元前 516 年，齐国出现彗星。按照当时的说法，彗星出现，也是灾祸的象征。齐景公赶快使人禳祭。晏婴认为，假如国君有美好的德政，还怕什么彗星 ? 反之，如果国君象桀、纣一样暴虐，违大命而乱德，那么既使祈祷又有什么用处 ? 春秋时期，无神论和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皆已产生。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个 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些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这些思想表明人们对事物、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代表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 三、巫术思想 春秋社会出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思想，但也同时存在着迷信的巫术思想。 祭祀在春秋时期非常盛行，号称“淫祀。”《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又云:“陈国，今淮阳之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信巫鬼，重淫祀，还是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主导意识。 《吕氏春秋?异宝》记载:“楚孙叔敖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这段意为，寝丘者，人们认为不利之地，名字也恶，楚越人迷信，故人不会争。因此可长保此地。 解放前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时期楚帛书，计有九百余字，分为《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这些篇的内容就是论述天象灾异的。楚国贵族将天象灾异的学说写在帛书上，并藏在墓穴中，说明战国时期楚国巫术思想的盛行。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有用羊判案的情况。《墨子?明鬼》记载:齐庄公有两个臣，一名王里国，一名中里徼。“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 18 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於是氵出 洫， 扌恶 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槁之，殪之盟所。”中里徼从而败诉，并被触死。《论衡?里应》云:“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不触。”这种以羊断狱诉的做法，荒唐之至，应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陈公子完逃到齐国，齐桓公任之为工正。公子完请齐桓公饮酒，酒至酣。天已黑，桓公乃请以火继之而饮。公子完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公子完固然是不敢导国君侈饮而以“未卜其夜”而推辞，但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每逢大事之前要行占卜，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习俗。这种现象和习俗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而出现的。 四、道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老子 道家学派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对中国历代王朝起过重要的作用。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也。”《集解》引《地理志》云:“苦县属陈国。”春秋时期，陈虽为楚国所灭，但很快复国，故陈还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太史公所说的“楚苦县”，是按西汉人的地理概念写的，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一文中所说的“南楚”、“东楚”一样。 老子是陈国思想家。他掌管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是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不能算做楚国思想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治国方式。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有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幅原始公社复归的蓝图，老子不满意当时的社会现象，在反对大国侵略小国的基础上，产生了恢复原始公社的理想。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阶级应无为，不要折腾老百姓，老百姓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主张天下“均平”，反对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分化，他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反对上下尊卑贵贱的礼，主张人人平等。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反对战争。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以得志於天下矣。”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 老子认为世界上有一个万物之源的本体“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本来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法则。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源。道，是精神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老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它揭示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深化的表现。 19 五、儒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儒家学说是先秦时期形成的。自西汉至清朝，它一直是封建王朝正统的理论和统治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之深、之长久都是空前的。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我国伟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理论。唐宋元明清时期，儒家经典是封建社会科举入仕的必考科目。孔子被历代封建王朝尊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 ( 今山东曲阜 ) 人，名丘，字仲尼。孔子的祖先是宋国 ( 今河南商丘 ) 人，其祖籍采邑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襄公的长子，没有继承国君位，让位给弟弟厉公。弗父何成为宋国的公室贵族。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在宋国被华督所杀。 孔氏在宋国衰落。孔父嘉生木金父，金父生夷，睾夷生防叔。防叔为避华氏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梁纥生仲尼。孔氏一家是避祸奔鲁的，在鲁国属低等贵族。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的青少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故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自少年热爱学习，又出生在礼乐之邦的鲁国，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孔子。孔子曾周游列国十四年，到过卫、宋、郑、陈、蔡等国，宣传他的学说和主张，晚年回到鲁国，讲学著书。 73 岁而终于鲁国。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人而不仁，如礼何 ? 人而不仁，如乐何 ? ”礼，仁皆孔子思想的核心。 礼，就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礼，是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在礼制的指导下，国君和臣下，贵族和平民都要人为地划出等级。根据这种等级身份地位的高下，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地位低下，自然就较少的占有社会财富。 《礼记?坊记》大约出自战国，记载不一定是孔子言论，但却反映了儒家思想。《坊记》曰:“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亦民有君臣之别也。”这段话正反映了礼的实质。 孔子主张以“仁”治国。仁者，爱人也。孔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仁政治国，反对苛政。《论语?学而篇》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 可谓仁乎 ? ”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 尧舜其犹病诸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是仁，简直达到“圣”的境地。 孔子主张选贤任能，主张廉政、仁政。这种仁政思想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具有民本主义因素。 孔子对道德有极深的理解和思想，他的许多有关道德的箴言成为我国几千年恪守的原则。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夫人之道，忠恕而已矣;”“志士仁人，无 20 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等。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宽恕忠信、敬老爱幼、乐于进取，恭、宽、信、敏、惠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态和理想人格。孔子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激励着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去建功立业，英勇奋斗。孔子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使学移民间。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他所教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基本技能。孔子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是我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孔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六、兵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孙子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战争中，我国学者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战争的理论策略，这种学问叫做兵学。我国先秦时期研究兵学的理论有《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以《孙子兵法》最为有名，并具有代表性。 孙子，名武，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是齐田敬仲完的六世孙，因其祖伐莒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乐安 ( 乐安，一说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一说在今山东省广饶县 ) 。后来齐田氏、鲍氏为乱，孙武奔吴，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赞赏。 孙子主张战争必须是有道之战，方能取胜。他认为，战争必须“唯民是保。”不用战争的方式，而达到和平，这是战争的最上策。《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即战争不以攻破敌的国家、歼灭军队为目的。战争的目的是通过战争达到和平，因战争中任何一方的伤亡都是“民”的伤亡。这种以民为本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孙子兵法》是一部具有成熟的军事思想的兵书，它揭示了战争的规律，有明确的主导思想，并且还含有丰富的哲理。孙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在战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将帅在战争中，兵之所向，要向水流趋下一样，向敌薄弱处进攻。《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战争中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认为，战争是人的行为，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他说:“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不相信卦象卜筮，不相信鬼神，不相信类推，而只相信人。孙子的军事思想含有丰富的哲理，含有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七、春秋时期的史学及其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载。自从有文字开始，中国人就开始记载自己的历史，并追述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 春秋时期，诸侯国均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机构，同样也拥有了自己的史官系统。如齐国有太史、南史;晋有太史董狐、史墨等。又《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 21 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这条史料说明，当时诸侯国中的一些达官显贵亦有自己的“侍史。”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皆有自己的史官以记载本国历史。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 杌》，鲁国史书叫《春秋》。 《墨子?明鬼下》记载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等。是时周、燕、齐、宋皆有名为《春秋》的史书。《隋书?李德林传》记载:“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这个记载说明，当时诸侯各国皆有《春秋》。《管子?法法篇》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春秋之国史也。”《春秋》是记载历史的书。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应是诸侯各国的史书。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史书多已失传，当被秦火焚之。至今传下来的鲁国《春秋》，即今之《春秋经》。 中国史学有严肃的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但崔杼不愿有弑君之名，求太史不要在齐国史籍上记载此事。齐太史不听，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太史与其弟为了能写信史，接连死亡。史官为能续写信史，不怕杀头。崔杼面对史官们的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不得已才不杀太史的弟弟。与此同时，南史听说“太史尽死”，也准备前去续史，听说史书己续，才回去。中国史官这种不畏牺牲、不畏强暴，凭着史学家的良心，秉笔直书历史的真实，开后代直笔史书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也记载晋国大史董狐不畏晋国正卿赵盾的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君”，并“以示于朝。”孔子认为“董狐，良史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的撰写中，以信传信，以疑传疑。汉代的刘向、扬雄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国先秦时期至汉代的史学是严肃的，具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七、科技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而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天文学已有相当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采用三种历法，即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史记?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春秋时，晋国用夏历，其他各国都用周历。战国时，魏、赵、韩三国沿用晋的夏历。” 22 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身体和疾病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在诊治疾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汉书?艺文志》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 ( 络 ) 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医经学派认为，病是由于自身的阴阳不调所起，但用箴、石、汤、火、药即可医好。 另外，《汉书?艺文志》还记载有“经方”，即疾病和治疗该病所用之“方”，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医经”与“经方”，是对先秦医学的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不仅已经认识疾病的原因，而且有了医治疾病的能力。《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於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 ”秦国医和是当时的一位名医，他已看到晋平公的病是淫侈而得，并且认为该病“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表明医和对待疾病的态度是科学的。 1、阅读相关历史文献 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等《中国史思考 练习 纲要》，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等等。 2、写一篇读书报告 教学 小结 23 理论与文献 教研室 教师姓名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史 授课专业与班级 历史学本科 第三章 春秋、战国史(公元前770年至公授课章节与题目 课时 10 元前221年) 通过绪论学习～通过本编学习～使学生了解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衰亡、教学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的史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以及春秋战国时目的 期的文化。并在让学生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培 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教学 讲述法、讨论法、多媒体。组织一次课堂讨论～完成一篇读书报告。 方法 重点讲述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和、春秋战国时期社教学 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和文化。春秋时期奴隶制的崩溃是重点 难点。 与 本章学习重点:?中国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难点 ?战国的变法运动。?百家争鸣。 教学内容与过程 第三章 春秋战国史(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 (10学时) 第四节 战国初年的形势与诸侯各国的变法运动 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是时，历史上出现四个新的诸侯国——三晋和田齐。春秋争霸战争中，许多小国被兼并。战国时期，只剩下十几个诸侯国，其中魏、韩、赵、齐、秦、楚、燕七个诸侯国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另外还有宋、鲁、越、郑、卫、任、薛、邹、东周王朝等。 战国初年，三晋和田齐正式列为诸侯。这些新建的诸侯接受晋国和姜齐覆灭的教训，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任贤集权。为了防止军功、事功权贵势力的膨胀，新的统治者废除世卿世禄制，因此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诸侯国在竞争中都进入了他们战国时代的鼎盛期。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战国初年，魏国首先强大。本来三家分晋时，“赵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 赵国得到的土地最多。但魏国分得原来晋国的主体部分，即今山西西南部，是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地势险要，有较好的经济、军事基础。更重要的是魏文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求贤 24 纳士，完成一系列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魏文侯任用李克 ( 悝 ) 在魏国进行改革。李悝首先在任人制度方面进行改制，摒除世袭为官的现象。《说苑?政理》记载: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 ? ” 对曰:“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 ? ” 对曰:“国其有淫民乎 ! 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由此看来，李克的“夺淫民之禄”，就是要废除一世有功为官，万世皆荣的世袭制度，摒弃军功世袭大族对政权的把持。 李悝是魏文侯的相，人称法家之鼻祖。他集诸国之刑典，作《法经》。《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为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沈家本《唐律释文考》:“《法经》六篇:一盗法，今盗贼律也;二贼法，今诈伪律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李悝所著《法经》，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者之政”，是维护王权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法经》原本虽然早已失传，但它曾由吴起从魏传到楚，商鞅传到秦。是我国后世封建法典的蓝本。 在经济上，李悝实行“平籴法。”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贱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勿伤而农益劝。”他提出在丰收之年，国家政府应籴入粮食，在灾荒欠收之年，再以平价卖给人民，这样就能使市场稳定。“虽遇饥馑之患，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李悝还提出“尽地力之教”，劝民努力生产，提高土地产量。这些措施和方法，“行之魏国，魏以富强。”魏国很快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吴起在魏国推行“武卒制。”武卒是选拔而得。荀子说:“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革由 带剑，赢三日粮，日中则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武卒中试者，则免其徭役，广其田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了武卒的热情，而且这些武卒又是精选而得，骠悍强壮，魏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在以“尽灭群公子”、“灭公族”等手段打击国君近亲势力、加强国君权力时，楚国才开始任用公子执政。公子执政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强化王权的作用。但这实际是 25 一种落后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其结果形成了王权旁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弊病。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 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1) 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乃“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於天下。” 另外，“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2) 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3) 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以想见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 70 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 楚自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江南归入楚国势力范围。 26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春秋时期，秦独霸西戎，主要是向西发展。尔后，秦做为一个强国跨进了战国时代。战国初年，魏国吴起攻占秦的河西地，使秦不敢东向。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是一个有为的国君，即位后就下令国中求贤，以修秦穆公之业。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时在魏受到冷落的公孙鞅来到秦国。 公孙鞅，卫国之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孙氏，其祖先本为姬姓。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称卫鞅;以后在秦封邑于商，故又称商鞅，或商君。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有奇才，” 曾入魏求仕，但未受到魏惠王的重用，听说秦孝公求贤，乃西入秦。 商鞅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之，“语数日不厌。”秦孝公用商鞅以定变法之令，实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全面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颁布法律，实行连坐政策。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一家有罪，而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则十家连坐，皆有罪。商鞅用重赏和重罚的方法强行推行法令。如果不告奸者，腰斩;隐匿奸人者，与降敌同罚;如果揭发检举奸人者，与斩敌首同赏。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商鞅严明刑法，甚至轻罪重判。汉代桑弘羊《盐铁论?刑德》中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把盗窃马、牛者一律处死。 (2) 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制。商鞅制定二十等军功爵位，按军功大小，授爵位和俸禄。如果宗室没有军功，则削去宗室属籍。按功劳以明尊卑、爵秩和等级，从而确定占有田宅、臣妾的多少和服饰的等级。“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3) 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秦民如努力于本业，勤于耕织，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如从事商业而取利者，或怠惰以致贫困之人，官府收为奴婢。 (4) 发展小农经济。令民有二男以上者皆分家，如不分家，则让其出两倍的赋税。 (5) 为田开阡陌封疆，使赋税平。就是决开田中的阡陌封疆，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废除古老的村社井田制。《汉书?食货志》曰:“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倾邻国而雄诸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说文》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清人段玉裁注云:“秦孝公之制也，商鞅开阡陌封疆。”杜佑《通典》云:“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可知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就是扩大每亩的单位面积，把原来的每百步一亩改为 240 27 步一亩，以尽民力、地力，使赋税均平。 杨宽先生认为:“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商鞅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刺激了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6) 普遍推行县制。把小的乡邑，聚为县，设置县令、丞等官吏，全国共设 31 个县。普遍设县后，加强国君对地方的行政领导。 (7) 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桶 ， 《集解》引郑玄曰:“音勇，今之斛也。” (8) 革除残留的较原始的社会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建立文明的社会风俗。 (9) 迁都咸阳，建造宫室。商鞅将都城东迁至咸阳，为秦国的东进及后来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商鞅在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里进行变革，建立起赏罚严明的官僚政治体制 。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君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力大盛。 四、其他诸侯国的改革 赵国的改革 《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初年，赵列侯 ( 公元前 408 年—前 387 年 ) 任用牛畜，荀欣和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皆予以采用。这些政策都促进了战国初年赵的发展和巩固。 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为了国家边防的急切需要，进行“胡服骑射”的改制，放弃华夏人“博衣大带”的衣着，改穿短衣、窄袖、小裤，以便骑马，发展骑兵。赵国士卒经过胡服骑射的训谏，兵强马壮，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先进的军队。 韩国的改革 公元前 335 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提出以“术”治国的主张。申不害的“术”，主要是授宦任贤的原则。他提出:“循功劳，视次第。”“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申不害的“术”，就是因任而授官，另外则是以权术统治。 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史记?韩世家》云:“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申子之术，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世帝王在其统治政策中，也或多或少地用申子之术去治御臣下，从而加强帝王的权力。 齐国的改革 太公和在取代姜齐建国后，经桓公午时期的发展，齐国已经相当强大。齐威王即位，正值魏国霸业强大之时，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让国中所有的人进谏，指出时弊，以求革新。《战国 28 策?齐策一》记载:齐威王下令国中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齐国经过一翻整顿，政治修明，人人思进。 齐威王发现朝中有人在他面前攻击即墨大夫，而盛誉阿大夫。他便派人到即墨和阿地进行查访，发现即墨地区广大良田被开辟，人民富足安宁。阿地，土地荒芜，人民贫困，赵、卫不断骚扰边境，而阿大夫混然不知。齐威王马上明白这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贿赂他的左右，才招致奸佞的诽谤。但阿大夫贿赂朝臣，让他们在威王面前赞誉他。齐威王於是“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烹之，”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齐威王面对一些赞美或诽谤进行分析，不听一面之辞，从谏如流，使齐国逐渐走上战国时期的盛世。 燕国的改革 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把国君位禅让给子之。这种做法遭到太子平的反对。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太子平即位后，是为燕昭王。他把齐人对燕国的劫掠视为奇耻大辱。 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燕昭王为了表明自己招纳贤能之士的心迹，“为郭隗筑宫而师之”，於是天下贤士闻之，皆趋燕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共甘苦。”燕昭王以勾践栖会稽的精神鼓舞自己，决心报复齐国。燕昭王经过二十八年的准备，励精国治，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燕国民殷国富，成为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几乎灭掉齐国。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经过变法改革，社会经济和文化日益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五、诸侯国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自魏国开始，各国都进行改革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废除世袭制，采取任用贤能的政策。国君世袭，而军功、事功大臣不世袭，这本身就是对国君权力的加强。战国时期，诸侯各国还用限制封君，限制贤能之士，控制军权、法律等形式加强国君的权力，从而使诸侯国的王权走向专制。 春秋时期，以晋、齐为主的诸侯各国曾经实行任用军功贵族的政策。军功贵族得到大片的采邑，成为世袭的采邑主。采邑主拥有采邑上的一切权力，包括土地、人民和武装，采邑主享受采邑上的赋税收入，在采邑上组织自己的私卒家兵。而国君不拥有采邑上的权力。采邑主对国君只有跟随征战的义务。当采邑主权力达到威胁压倒国君的时候，他们就会对国君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春秋时期的晋、齐、楚等都有采邑主权势炙人，尾大不掉之弊病。 战国时期，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专权的现象给各诸侯国君的心中投下长长的暗影。为了杜绝权臣的出现。他们采取了废除世袭的制度，并进而对封君权力进行限制。 战国时期的封君在封邑上的权力很少，只“衣食租税”，而无任何行政、军事权力，而且封君的权力是不世袭的，如楚国“功臣二世而收地”、绝禄，正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加强诸侯国集 29 权的措施。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对军权也严格控制，废除了封君在封邑上组织家兵士卒的权力，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兵符是我国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战国时期，魏王亲自掌握兵符，表明魏王对军队的控制。魏公子信陵君将兵打退秦国，救赵以后，使魏将军将兵还魏，他自己留赵十年。后秦国日日出兵伐魏，魏派使者请信陵君回国。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王害怕信陵君名声太大，又加上秦国的反间，于是派人代替信陵君为将，夺去了信陵君的兵权。魏王可以使大臣为将，交与兵权;亦可夺去兵权，废其将军之职。魏国将军对军队的使用调动必须通过魏王，军权牢牢控制在魏王手中。 秦国破楚时，王翦将兵六十万以伐楚。王翦临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至函谷关时，又派使者回到咸阳以请田宅。有人认为王翦如此请田宅太过分。王翦说:“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 ”秦王对军队严格控制，对武将疑心重重，武将稍有不慎，则有杀身之祸。 临时命将，保证了秦王对军队的绝对权力。由大臣推荐的将领，则必须由推荐人担保。这样就使秦国王权空前强化，对军队的严格控制是秦国王权向专制主义发展的基础。 第五节 战国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水利工程的兴修 战国以后，水利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魏文侯曾任用西门豹治邺。《史记?河渠书》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西门豹治理漳水，使邺地的盐碱地得到改良。至魏襄王时，任用史起为邺令，又引漳水对河内地区进行灌溉，使邺地的土地上能够生长稻梁。《汉书?沟洫志》载有:“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说明水利兴修在邺的重大成就。 当时，各国之间通渠挖沟，并利用原来的河道，组成水利网。《史记?河渠书》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 ( 鸿 ) 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这些水利网的开发和利用，既便利交通，又可用于灌溉和排除水患，给生活生产带来颇大的好处。 战国时期，各国均开始了对黄河的治理，大量地修筑堤防。《汉书?沟洫志》载:“盖堤坊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弱自其宜也。„„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 30 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战国时期，位于黄河两岸的诸侯国都开始治理自己境内的那段黄河。黄河东岸的齐国与河西岸的赵魏各筑堤距河 25 里。由于黄河中有大量的泥沙，只有距河岸较远的地方修筑河堤，才能有效地适应黄河河床不稳、滚动的特点，这种堤防是科学的，是根据黄河的特点而修筑的。由于黄河水距堤较远，人们还可以在河滩种植庄稼。这说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了解黄河，并掌握治理和利用黄河的科学的方法。 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还有李冰父子领导修筑的都江堰。岷江是四川境内一条大河，发源于四川西北部，经常泛滥成灾。秦克巴蜀后，四川成都平原尽入秦国版图。秦孝文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守，以治水患。李冰是魏国人，战国后期投奔秦国。他通晓天文地理，到四川后，与儿子一起沿岷江实地考察，对岷江进行系统治理，组织人民在灌县修筑都江堰。李冰将灌县西边的玉垒山凿一大缺口，把岷江水分为两股。缺口被称为“宝瓶口”;玉垒山被分出来的石堆叫“离堆”;通过宝瓶口的一股江水叫内江;岷江本流叫外江。都江堰具有调节水流的功能。《史记?河渠书》云:“蜀守冰，凿离堆，壁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又《华阳国志?蜀志》卷三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名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李冰父子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泽被后世，变水患为水利，使成都平原千里沃野，成为“天府之国”，而且还可以通航以行舟船。当地人民修庙纪念李冰父子，称为二王庙，历代香火不断。 秦王政元年 ( 前 246 年 ) ，秦国并吞天下之心已暴露无遗，而韩国则为首受其害之国。韩为延缓自己的灭亡，派出水工郑国西入秦，建议秦国兴修水利，被采纳。郑国乃从今陕西泾县西北引泾水至瓠口 ( 今陕西泾阳县 ) 并通北山，进入洛水，全长 300 多里。在施工过程中，秦发现了郑国的目的是为了“疲秦”，欲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以为很有道理，于是继续修渠。《史记?河渠书》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西门豹引漳水治邺、李冰父子治都江堰以及郑国修建的郑国渠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对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有重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在水利兴修方面亦有很大成绩。在楚大夫子思的主持下，修建芍陂 ( 今安徽寿县西南 ) 。芍陂是淮南地区著名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水经注?肥水》卷三十二:“ ( 肥 水 ) 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故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芍陂方圆约百里，受益范围约三百多里，灌溉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间数万顷土地。后世称芍陂“水旱之所不害。”楚国东迁之后，芍陂的兴建与楚国后期的经济繁荣有重要的关系。 《越绝书》卷二曰:“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泻西野，去县二十五里。”《大清一统志》云:“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寻，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 31 达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对吴越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楚不仅利用了原来夫差所沟通的江淮之间的运河，而且利用江南丰富的水利资源，因地制宜，整治陂田堤堰，发展水利。 战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开发、兴修和利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人民有了更稳定的生活条件，对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春秋晚期，铁器出现了。如前所述，铁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工具，铁器的出现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战国中期以后，铁制生产工具更加普遍。迄今发现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有斧、锛、凿、刀、削、犁、钁、锸、耙、锄、镰等，铁器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了，使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不少地方的战国墓中都用铁农具作为随葬品，甚至在墓穴的填土之中也能发现废弃的铁农具。如郑州二里岗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十多件铁农具;石家庄市庄村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农具占 65% 。河南辉县战国时期的魏墓中，出土 58 件铁农具。河北兴隆县发现的战国后期的燕国冶铁遗址，有铸铁的范 87 件。 有的诸侯国还设有管理铁业的职官。《管子?海王》记有:“今铁官之数。”铁官就是管理铁的官员。 齐国临淄故城发现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 6 处，小城两处，大城 4 处。其中小城西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150 米，东西约 100 米;小城东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70 米，东西约 60 米。大城西部的炼铁遗址，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大城南部炼铁遗址，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东北部炼铁遗址约 3-4 万平方米。齐都临淄发现的 6 处炼铁遗址，总面积共有 90 余万平方米，反映了齐国冶铁业的发达和兴旺。临淄故城还发现有铁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钁、铲、锸、凹形铁口锄等。 河南新郑的冶铁遗址中还发现有鼓风管、炼渣以及铸铁铲、铁刀、铁钁的陶范等遗物。登封的铸铁遗址也发现了熔铁炉、鼓风管和铁器等遗物。 东周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各种铁农具的使用，对于垦辟荒地、改良土壤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铁工具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斯曾把铁器时代称为“英雄时代”，也就是说，铁器的产生和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遍可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产四倍，即六石;中熟三倍，即四石半;下熟一倍，即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七斗，大饥只收三斗。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市亩，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市石，即二市斗。如果折算起来，现在三分之一市亩的土地，那时候可生产合今三市斗的栗，最好年成可以生产四倍，合今一市石二市斗。据《史 32 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合今三分之一亩的土地，生产粮食合今一市石二市斗八市升。这在 2000 多年前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三、商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商人非常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不避艰难险阻，到处经商，出现许多富商大贾。 赵国的卓氏、宛地的孔氏皆以铁冶致富。赵国富商吕不韦玩弄权术，帮助秦公子楚，搞政治投机，从而使子楚继承秦国王位，他自己出任相国，攫取秦国的最高政治权力，可见当时商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白圭。在楚国，鄂君启率领的庞大的商队，每次行商可出动商船 150 艘，或货车 50 辆，或马牛 500 匹，或肩挑背负的脚夫 1000 人。 由于商业交往的活跃和频繁，“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江南金锡”等，远销北方，北方的器物也运到南方。《楚辞?招魂》载:“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楚与各国经济往来非常密切。考古发掘还证明，楚国的帛通过中原远销到今西伯利亚一带。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中发现的刺绣丝织物，无论质地、花纹 ( 龙凤纹 ) 风格、丝织工艺 ( 锁绣 ) ，都与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战国楚墓中的龙凤刺绣相同。这些丝织物很可能是当年楚国、郑国，或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携往北方出售的。 西周时期，贸易主要还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如裘卫以毛皮、堇章等与矩伯交换田地。战国初期，农学家许行所戴的帽子，所用的炊具、农具都还是“以粟易之。”《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刀币，是从工具刀而演变的，主要流通于齐、燕等国。 布币，其形状像耒耜。主要流行于三晋，即韩、赵、魏等国。 圆钱，有孔 ( 方孔或圆孔 ) 。极有可能是仿古代的纺轮发展而来 的，主要流通于秦和东周。 蚁鼻钱，亦称为铜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面有文字，多不可识。如“各六朱称鬼脸钱。这是楚国的钱币。 春秋时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银币。 1974 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楚国的银币，有空首布和实首布两种。实首布又有短、中、长三型。空首布和短首布约在春秋中、晚期出现。中、长实首布可能在战国时期出现。 33 楚境盛产黄金。《诗?鲁颂?泮水》有所谓“南金。”《管子?轻重甲》曰:“楚有江汉之黄金。”《战国策?楚策三》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这为楚国使用和流通黄金货币提供了物质条件。 楚国的金币在河南扶沟、湖北江陵、安徽等地均有出土。出土的有方形的金板和圆形的金饼，上有“郢爯”、或“陈爯”的字样。 1979 年，湖北江陵雨台山 410 号墓出土一件铜环权 ( 即砝码 ) ，时代在春秋中期。湖南长沙、常德、衡阳等地也多次出土称量“郢金”的天平和成套的铜环权。环权量值以倍递增，从一铢、二铢以至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黄金价值较高，在交换中要求称量准确，天平和砝码都是适应黄金货币在商业上的流通需要而产生的。考古材料中还多见春秋战国楚墓有天平、砝码随葬。从应用到随葬需要一个过程，可见楚使用天平砝码的时间较早。由此也可推知楚国似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使用金币。 战国时期，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当时的粟已用货币作价，每石值 30 钱。官府征税亦有刀、布之敛。刀、布已经是一种贮存财富的手段。 1954 年山西长子县出土一窖战国货币，重 200 多斤。在战国墓中往往能发现几百几千个刀币，说明战国时期货币在生活中已占重要的地位。 四、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当时，东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和山东定陶都被称为“天下之中”，乃诸侯四通、货物交易的繁华之地。 齐国的都城临淄，据说有 7 万户人家，能征 21 万兵卒。《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些语言虽有纵横游说之士夸张的成分，但也不是虚构。考古发现，当年的临淄城有 11 座城门 ( 《齐记补》记载 13 座 ) ，城内有 10 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与城门相通。 7 条大道，宽 10 余米至 20 米。可以想见，当年临淄城的规模。 楚国也出现一些商业贸易城市，如郢、陈、寿春、长沙等。这些城市规模都很大，江陵纪南城现存的战国时期的古老城垣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城内发现铸造作坊遗址和多处址水井遗迹。这些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郢都人口非常稠密。桓谭在《新论》中说:“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郢都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楚顷襄王时，秦人攻破郢都。楚东迁到陈，“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是一个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中心。长沙、衡阳曾是楚国集散黄金的市场，长沙一带出土的大量的天平砝码可做旁证。楚失去郢都后，把江北的豪华之气带到江南，长沙亦成了一个大的城市。以后，楚又迁都寿春。“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河北易县的燕下都，是列国都城遗址中较大者，一般认为营建于燕昭王时 ( 公元前 311 年左右 ) 。城东西长 8 公里，南北宽 4 公里。城内北部一线排列着高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其中以南端的“武阳台”和北端的“老姥台”最大，都是 100 米见方，高 11-12 米。东北、东南和西南，又有一些建筑群，形成燕下都的宫殿区。地下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城外有古运粮河和壕沟。宫殿区以西，分布着铸造兵器、钱币的作坊和其他手工业遗址。《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 34 边胡。„„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下都是北方商业交通的枢纽和重镇。 三晋地处“天下之中”，其繁华景象更胜一筹。魏国的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阳翟、魏国的大梁，是战国文人学士、纵横家、政治家聚集的地方。土地肥沃，人文会萃，也是当时官员权贵和富商享乐的消费都市。 周的都城洛阳，自周公东征后营建;周平王东迁至此，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中心。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王朝，但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仍是一个人文和经济的中心。 工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从而出现了这些大的都市、都会。城市的形成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第六节 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用于战争的武器更加进步，矛、戟、剑等逐渐改为铁制弩机、云梯、钩拒皆是新的武器品种。在兵种方面，战车部队退居次要地位，而步兵、骑兵，成为先进的兵种。战争的方式规模也逐渐升级，如魏惠王包围邯郸达三年之久，赵武灵王以 20 万军队攻打中山，五年才结束战争。一次战争往往投入数十万军队，“旷日持久数岁”，才结束。 战争的加据，使诸侯各国更加注意边境的防卫。各国都修建了长城。秦的长城筑在今甘肃、东北、宁夏东南、陕北等边地。赵的长城筑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向西沿阴山山脉，直到内蒙乌拉山西段。燕的长城西起今河北怀来县，东到今辽宁省辽阳市。 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不再是争霸战争，而是对土地的兼并，以割城灭国为目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战争是兼并战争。 一、魏国独霸中原时期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吴起推行武卒制，等改革之后，国力迅速增加，开始向外扩张。 魏国强大以后，魏文侯欲伐中山，向北扩张。公元前 408 年，魏文侯命乐羊为将，越赵国而伐中山。公元前 406 年，魏灭中山。但是中山国与魏国的国土不能相连，中间隔着赵国，魏文侯就使太子击守中山，以赵仓唐为傅。《说苑?奉使》载:“魏文侯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 ( 太子 ) 乃遣仓唐緤北犬奉晨凫献於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魏文侯召回太子击，改派少子挚驻守中山。《史记?魏世家》云:“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太子击即位为魏武侯。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曾为魏相。《战国策?魏策四》云:“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中山由于与魏境土不接，但关系密切，故中山恃齐、魏而轻赵，结果赵亡中山。《战国策?魏策四》鲍彪注:认为齐、魏代楚就在这一年，即楚襄公十八年 ( 公元前 290 年 ) ，郭人民先生的《战国策校注系年》，亦同此说。说明中山国因恃魏轻赵，最终为赵所亡。 魏国在灭中山的同时，又向西发展。公元前 409 年攻占秦的河西地。《史记?秦本纪》载， 35 秦孝公曰:“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吴起曾为魏将，以守河西之地。据《吴子?图国》记载:吴起“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魏国团结韩、赵两国，三晋相联，乘齐国内乱以伐齐。三晋在廪丘 ( 今江苏徐州一带 ) 大胜齐国，“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把齐军士兵的尸体堆成“二京”，即两个大的尸丘。三晋迅速向外扩张，韩灭郑国，占领了河南中部;赵攻取了卫国的 50 多个城邑，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三晋败齐军后又南攻楚。魏武侯五年 ( 前 391 年 ) ，三晋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魏国攻占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及其外围襄陵 ( 今河南睢县 ) 。公元前 371 年，魏武侯又攻占楚国鲁阳 ( 今河南鲁山 ) 。魏国占领了河南中部之地，拥有绝对的优势。 另外，田齐之所以名列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魏文侯、魏武侯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不过，魏所领导的这些国家 ( 韩、赵、齐等 ) ，已与春秋小国不同，魏不能取得贡纳聘享的利益。所以，《吕氏春秋?举难》说:“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魏惠王为了便于统治东方，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霸业，于公元前 362 年 ( 一说前 365 或前 353 年 ) 迁都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故魏惠王又称梁惠王。这个时期，齐、秦虽渐次兴起，但还不足与魏国抗衡。如《战国策?齐策五》载:“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魏文侯在位 50 年，武侯在位 26 年，魏惠王承祖父之业。在战国初期的 60 年内，魏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当时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皆受魏之攻击。公元前 353 年，魏攻破了赵之邯郸，并连续占领两年，目的是想统一三晋，作霸主，继承齐桓、晋文的事业。《史记?魏世家》《索隐》云:魏惠王十四年 ( 公元前 356 年 ) ，“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 魏惠王二十六年 ( 前 344 年 ) ，魏惠王召集 12 国诸侯在大梁北边的逢泽会盟。《战国策?秦策五》曰:“梁王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史记?秦本纪》曰:秦孝公十八年 ( 即魏惠王二十六年 ) ，“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史记?赵世家》载:“肃侯四年，朝天子。” 逢泽大会是魏国霸业发展的顶点。魏惠王打着“朝天子”、“尊王”的招牌召集诸侯盟会，实际是以霸主自居。 二、齐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 魏国自魏惠王开始，三晋关系破裂，力量大大分散。《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即位的次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晋关系由团结一致到相互攻伐，大大削弱魏国。 魏国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人才的摒弃。魏文侯选贤任能，使魏国出现了独霸中原的强盛局面。魏文侯死后，自魏武侯就开始了对贤能之士的排斥。此时魏国相继走了吴起、商鞅、孙膑等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到了其他诸侯国后，成为魏国强大的对手。 《孟子?梁惠王上》云:“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 ” 36 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魏惠王连连败于齐、秦、楚等强国，但他并不知道原因何在。其实，魏国摒弃人才的政策，当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魏国迁都大梁以后，地处中原，无险可守，魏国遂成为天下之兵的攻击目标。而此时，齐国经过齐威王的改革发展壮大，开始成为魏国的强敌。 魏齐争霸战争实际上在魏惠王的逢泽之会以前就开始了。公元前 354 年，赵国为了扩张，占领了卫国的刚平之邑，卫臣服于魏。次年，魏号令诸侯以伐赵国，攻破邯鄣。赵国在国都被占领的情况下，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以救赵国。孙膑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对兵法有极深的研究。孙膑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即齐军以兵攻魏之襄陵，魏 军虽然攻破邯郸，但却不得不紧急收兵保卫魏国，以击齐兵。魏、齐二国军队在桂陵 ( 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 相遇。魏国从邯郸至桂陵已行军几百里，长途跋涉使魏军士兵疲备不堪。齐军则早已至此，以逸待劳。两国交兵，齐国一举打败魏军，重创魏军。 桂陵之役魏国虽然被齐打败，但仍有一定实力，于是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韩国竟然没有参加此会，这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战国策?韩策三》云:“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勿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九里”，鲍彪注曰:“九重 ( 当作里 ) ，谓王城，欲城之，先盟其众。”缪文远先生《战国策考辩》认为“魏王为九里之盟”，与魏王的“逢泽之会”当为同一事件，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344 年。由于韩不参加会盟，因此，魏惠王在逢泽会后大举攻韩。《水经?渠水注》引《纪年》:“穰苴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韩国战败以后向齐求救。“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齐威王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率军攻魏救韩。魏惠王也派将军庞涓和太子申率领 10 万大军迎战。庞涓素来骄傲自大，孙膑利用庞涓这一弱点，令齐军佯做逃遁，采取“减灶”的策略，引诱魏军深入。孙膑则在马陵 ( 山东荷泽一带 ) 的险要地带设下埋伏，全歼魏军，庞涓自杀，孙膑从此显名天下。魏国元气大伤，独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而齐国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以大国的姿态登上战国的政治舞台。 三、秦国的崛起 春秋时期的殽之战后，秦在强大的晋国的打击下，不能东向，转而向西发展，独霸西戎。 三家分晋之后，强大的魏国又进一步攻取秦国最肥沃险要的河西地，使秦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秦孝公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魏国的强大不仅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严重地损害了秦国的利益。如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 ? 魏居邻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秦、魏之间的斗争，水火不能相容。 当魏国全力与东方的齐、赵等国斗争的时候，日益强盛的秦国当然不会放弃侵袭魏国的机会。商鞅将兵以伐魏，魏派公子卬以迎敌。两军对垒，商鞅派使者对公子欢说:“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信之，前去与商鞅会盟，商鞅暗伏甲士以虏公子卬，遂破魏军。 37 秦还攻陷了魏的河西重镇少梁 ( 今陕西韩城县 ) ，又渡河攻陷魏旧都安邑，严重地打击了魏的西部地区。《史记?商君列传》云:“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魏国在秦国的打击下，被迫迁都大梁。从此在与秦国的斗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商鞅也因此封于商 ( 今陕西商县东 ) 。但此时，秦国的力量还不足与魏抗衡，只是利用魏在东方与齐、赵战争之机，对魏袭击。而当魏稍得喘息，认真对付秦时，秦国立即讲和，认为“以一秦抵大魏恐不如”，并即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主持的逢泽之会。 秦孝公死后，惠文君即位。惠文君立后，车裂商鞅，以泄私愤。商君虽死，但其法仍施行于秦。公元前 330 年，秦公子邛在雕阳 ( 今陕西 鹿阝 县 ) 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斩首 8 万，迫使魏国献出河西地。次年，秦军又渡过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 ( 今山西河津西 ) 、汾阴 ( 今山西荣河北 ) 、焦 ( 今河南陕县南 ) 和曲沃等地。秦惠文君与魏惠王相会于应 ( 今河南鲁山 ) 。魏慑于秦的压力，于公元前 328 年纳上郡 ( 今陕西绥德一带 )15 县于秦。至此，秦终于打败魏国，扫清障碍，向东发展。 四、合纵连横格局的出现与五国伐秦的失败 秦惠文君十年 ( 前 328 年 ) ，魏人张仪来到秦国，被任为秦相。公元前 325 年，秦惠文君称王 ( 是为秦惠王 ) ，并于公元前 324 年改元称元年。这时秦国国力昌盛，有“并吞八荒”之心，张仪入秦，奔走呼号，大倡连横之说，拆散东方诸国联盟，游说各国事秦，声称这样才能免受秦国的威逼征伐，以求安宁。张仪是自商鞅以后，对秦国的发展扩张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是并行的。魏人公孙衍，号犀首，乃是合纵的倡导者。合纵，即号召山东六国联合，以抵抗秦国的蚕食和吞并。 合纵、连横的轴心之国是魏国，魏国都于大梁，地处各国之间，交通便利，是各国攻伐征战的必经之地。魏只有依靠与诸国合纵才能生存，而秦只有拉住魏国，建立连横，才能抽去合纵的核心而拆散合纵，所以魏国始终是合纵、连横的焦点。 张仪来到魏国，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境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韩、楚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最初，对张仪的游说，魏襄王不肯听，认为“秦岂能有爱于我哉 ? 兵不来除道，何为以说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迷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无忧哉 ? ”张仪见此，暗暗使人到秦国，让秦攻魏，魏国大败。于是魏国“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魏献上郡 15 县于秦。魏、秦连横，张仪相魏。张仪相魏，实利秦国，欲一摇而动天下，使各国仿效魏国与秦连合。 与此同时，公孙衍、陈轸等主张合纵的政治活动家也积极地策划于密室，奔走于廊庙，大倡合纵，以制张仪抗强秦。他们代表各国的利益，纷纷登场，往来于六国之间，游说各国国君合力以抗秦。他们陈明观点，晓以利害，使这些国君知道只有联合抗秦，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生存。合纵与连横，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秦国逐渐发展强大后，对山东六国构成威胁。在公孙衍、陈轸等人的奔走组织下，齐、楚、韩、赵、魏五国联合起来，以伐秦自保。 38 “五国攻秦”之役，由于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所以当三晋联军打到函谷时，秦出击，三晋战秦不胜退回。次年，秦庶长樗里疾与三晋联军战于修鱼 ( 今河南原阳 ) ，秦大败三晋联军，消灭 8 万多人。 第一次五国合纵伐秦，由魏国发起。楚怀王虽为五国合纵伐秦的纵长，但在攻秦战役中并不卖力，合纵攻秦的五国心又不齐，各怀私心，所以这次五国伐秦之役以失败告终。 五、楚国由盛而衰 “五国伐秦”之役以后，秦国对韩、魏加紧进攻。公元前 313 年，秦在雕阴击败魏将龙贾的四万五千士卒，魏的河西地尽入于秦。次年，秦又攻取了魏之汾阴、皮氏和焦。魏的上郡 ( 丹、鹿阝延、绥等州北至固阳 ) 尽入于秦。同年，秦又与韩发生了岸门 ( 今河南许昌西北 ) 之战，大败韩国，迫使韩国向秦屈服，秦、韩、魏结成暂时的联盟。 “五国伐秦”之役中，齐、楚并未积极参战，在韩、魏被迫向秦靠拢时，齐、楚也相应地结成了联盟。 秦国在逐渐强大之时，开始有并吞天下之心。特别是当秦攻灭了巴蜀之后，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认为必须拆散齐楚联盟，方能打击、削弱楚国。为了离间齐、楚关系，秦派张仪前往楚国。秦假意要把侵占的楚的商於之地六百里归还于楚国，其条件是楚必须闭关绝齐。商於之地是秦、楚之间的军事要冲之地，楚怀王听说无举兵之劳而复得商於之地，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到齐去宣布绝交，另外派使者到秦接受土地。 楚使者跟随张仪到达秦国后，张仪佯装从车上跌下来受伤，称病三月不出，楚使者不能得到土地。这时，楚国仍然没有意识到已受秦国的欺骗。楚怀王道:“以吾绝齐为尚薄邪 ? ”乃派一勇士宋遣前往齐国以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彻底与楚绝交，并与秦结成盟国。 当秦得悉这一情况后，张仪才出见楚使者。秦国毁约赖地，对楚使者说:“子何不受地， 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使者将此消息归报楚王。楚怀王才知受骗，但与齐绝交，且辱齐王，绝之甚深，楚悔之已晚。楚怀王大怒，在毫无准备、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对秦发动进攻。在丹阳 ( 今汉中地区 ) ，秦人大败楚军，斩甲士 8 万，生俘了楚大将屈 “通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尽发全国之兵袭秦，战于蓝田 ( 今陕西蓝田县境 ) ，又大败。秦国完全占领了南郑、汉中地区。 接二连三的疆场惨败，使楚国闻风丧胆。公元前 299 年，秦昭王在连破楚军后，又投书楚怀王，要与其会于武关 ( 今陕西西安东南 ) ，以结盟好。楚怀王见秦王书，犹豫不决，前去，恐见欺;不去，又恐秦怒。大臣昭睢说:“王勿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大臣屈原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勿行。”只有楚怀王的一个庶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欢。”於是，楚怀王怀着恐惧的心理前往武关会秦王。 秦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冒充秦昭王，待楚怀王一到，则闭武关，劫持楚怀王西至秦都咸阳。秦昭王态度傲慢，对待楚怀王如同藩臣，威胁他割巫、黔中二郡与秦。楚怀王想先结盟，秦则要 39 胁他先割地后结盟。楚怀王大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遂坚决拒绝秦国。秦国也因此扣留了楚怀王。楚国无主，国内不安。公元前 298 年，楚将昭睢赴齐接太子横。齐湣王与其相乘机要胁楚国，如接太子，需割送楚的下东国 ( 今淮北一带 ) 与齐国。昭睢答应了齐国的条件，迎回太子横，立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秦得地不成，而郢都又立新王，使秦的企望破灭。秦昭王大怒，即刻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 5 万，攻取楚国的析 ( 今河南内乡西南 ) 等 15 城，秦国逼近了南阳盆地，这是一个直通楚郢都的要塞地区，楚国一片恐慌。 次年，楚怀王从秦逃出。秦立即派兵封闭通往楚的各条道路。怀王从山路绕道赵国，赵不敢收纳。怀王又想往魏国，被秦兵捉回秦国。楚怀王悲愤交加，遂发病，客死于秦。 公元前 280 年，秦将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鄢邓二城，公元前 278 年，白起又攻取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县)，继而攻破了楚国的郢都(今湖北荆州)。秦以郢为中心，建立南郡。 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战。楚国贵族除一小部分通过水路退居江南长沙等地外，大部分贵族随楚顷襄王仓皇逃往陈城 ( 今河南淮阳 ) ，迁都于陈，故陈城又称郢陈。 这一次战争，楚国失去国都以及江汉流域的故地领土。楚国的上国之兵及保卫国都的王室主力被击溃，楚遭到沉重地致命打击。从此，楚国的盛世成为历史，楚国开始走上衰败灭亡的道路。 六、燕国破齐 当秦把楚当做进攻的重点时，而把齐当做拉拢的对象，采取与齐连横的政策。因当时诸侯国君皆称王，因此王号就不那么尊贵了。公元前 288 年，秦与齐相约称帝。秦昭王在宜阳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后来，在诸侯国的激烈反对之下，秦、齐又被迫放弃帝号，说明秦尚未有压倒诸国的力量，称帝条件还没有成熟。 燕国在发生“禅位子之”事件而内乱时，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劫掠了燕国宝物重器和城池，使燕臣事于齐。燕昭王即位后，思欲报仇。他一方面招纳贤士，任用乐毅、剧辛等，另外又派出苏秦到齐国去做反间，游说齐国攻宋，而放弃对燕国的注意，即“代燕不如代宋之利。” 恰逢宋国的末代国君偃荒淫暴虐，“淫于酒，夫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与楚、魏伐宋。腐朽而虚弱的宋国不堪一击，宋王偃出逃，死于温。齐、楚、魏三分宋地，齐国得到的最多，占有宋的大部分领土，齐国势力大大增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齐似乎有吞并天下之志，诸侯各国都感到威胁，天下共同攻齐的形势出现了。 公元前 284 年，秦、魏、韩、赵、燕五国伐齐。燕国经过 28 年的准备，民殷国富，士卒勇战。五国攻齐之时，燕乐毅率兵参战，并成为战争的重要指挥者。齐军很快被击溃，各国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秦得定陶，魏占故宋，赵取济西，楚国也得到了淮北之故地。各国相继罢兵，而燕国遣返了诸国军队，率师长驱进入齐国都临淄，尽取齐国之重宝，焚烧齐之宫室宗庙。《战国策?燕策二》云:燕国的“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於历室，齐器设於宁召。蓟丘之植，植於汶皇。自 40 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元英、历室，燕宫殿名。半年之间，燕攻下齐国 70 多座城市，除聊、莒、即墨外，齐城皆属燕国。齐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六年之后，齐国在将军田单的率领下，进行反攻，一举赶走燕国军队，恢复了齐国。齐虽复国，但复国后的齐元气大伤，永远失去了强国的地位。 七、秦与韩魏的伊阙之战 秦昭王时期，魏国贤士范睢在魏受到迫害，几至於死，逃到秦国以见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说秦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 ? 王不如收韩。”又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因举兵而伐之。”秦昭王任范睢为相，开始进攻韩、魏。 公元前 294 年，秦昭王首先派将军向寿伐韩，攻取了韩的武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河北邯郸县西南 ) ;派左更白起攻新城 ( 今河南伊川西南 ) 。在此时，魏亦感到恐慌，于是派军队与韩一起守卫伊阙 ( 今洛阳市南 90 里，即龙门 ) 。公元前 293 年，秦将白起与韩、魏大战于伊阙，斩韩、魏士卒 24 万。韩、魏惨败。秦俘获了魏将公孙喜，并攻获魏国五座城池。 伊阙之战，秦斩杀了 20 多万韩、魏的精壮之士，韩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史记?魏世家》云:“ ( 魏昭王 ) 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新垣，曲阳，皆在今河南济源县一带。伊阙战后，魏国把河东四百里割给秦。秦在战国初年曾得到河西地，而至此又得到了河东，而且还攻拔魏国的众多城池。从此，魏国开始“以地事秦”，即对秦国割让土地以求苟安的政策。秦攻拔了魏国的怀、郪丘。继而“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以继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魏国灭亡之势已成。 伊阙之战，韩国同样遭受惨重的打击。《史记?韩世家》云:“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以后，秦攻战韩的城皋、荥阳、上党郡。韩国已沦入秦的掌握之中。 伊阙之战，韩、魏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在秦国的猛烈进攻之下，韩、魏毫无还手之力。大量城池被秦攻占，韩、魏只好割地求和以苟延残喘。 八、秦、赵长平之战 赵惠文王时 ( 公元前 298 年,前 266 年 ) ，赵任用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赵奢为上将，君臣和睦。其士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成为当时诸侯各国中最先进的军队，可谓兵强马壮，成为秦国兼并过程中最强的敌手。赵“尝抑强秦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公元前 270 年，赵在阏与 ( 今山西和顺 ) 大败秦军，大大挫伤了秦国的锋芒。秦国意识到，如果想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击败赵国。 41 公元前 262 年，秦攻取了韩的野王 ( 今河南沁阳 ) ，把韩的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隔绝开来。韩国恐惧，割上党郡向秦求和。上党郡守不愿降秦，反把上党 17 县献与赵国。 秦国因上党郡守不降秦而降赵，大怒，派白起、王齕进攻赵国。赵派廉颇迎敌。秦、赵双方在长平 ( 今山西高平西北 ) 展开了自战国以来空前的大战。廉颇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家。秦、赵在长平相持三年，秦军终不敢前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回了廉颇，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一反廉颇的军事布置，更换军吏，对秦军全面出击。秦将白起佯装败走，然后纵奇兵，绝粮道，两路夹击赵军，赵军被围，绝食四十多天。赵军数次出击，均不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作战，被射死。公元前 260 年，赵军 40 多万士卒败降于秦。由于赵军曾经受过胡服骑射的训练，多为英勇善战之士，白起害怕赵卒复为赵国所用，于是灭绝人性地将 40 万赵卒活埋。赵国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国力大大地削弱了。 长平之战，秦国的损失也是惨重的，“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而秦王却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于公元前 259 年，又兵围赵都邯郸。赵国经长平之战，赵人之死者不得救，伤者不能疗，涕泗相哀。秦坑赵卒 40 万，赵人对秦国再也不存任何幻想。当秦军攻伐邯郸之际，赵国人民作了英勇的抵抗。与此同时，魏国信陵君无忌窃兵符以救赵国，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将军景阳率大军救赵。在赵军、魏军、楚军的夹击下，秦军大败。秦将郑安平以 2 万人降赵，这是秦自阏与之战后的又一次大败。 邯郸之役的胜利，使战国晚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战役把各国又联系在一起，使秦国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进攻，减轻了山东六国的压力。但山东六国并没有乘强秦的暂时失利而休养生息，励精图强，而是又隐入互相争战之中。楚向北灭鲁，魏乘机灭卫，燕国认为“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于是起二军，车二千乘以伐赵。“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赵又起用廉颇为将，破杀燕军，虏燕将军乐间、卿秦。 秦、赵战争，使兼并战争后期唯一能够对秦起抑制作用的赵国被削弱，再也无力与秦抗衡。 九、秦统一中国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即位，是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名义上的周天子也不存在了，秦国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事在必然了。 山东各国也已清楚地看到，秦攻伐不已，自己迟早会被灭亡的。公元前 241 年，山东各国又相谋合纵，为了保护自己，再做一次努力。这次合纵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负责具体的指挥。 然而，此时山东诸国的情况已不能与战国前期相比了。秦在与诸国战争中采取杀伤有生力量的措施，使诸侯各国元气丧失殆尽。公元前 293 年，秦与韩魏伊阙大战，秦将白起斩韩魏士卒 24 万，并攻占 61 座城，魏割让河东地四百里，韩割让武遂地 200 里。公元前 274 年，秦攻至魏国大梁城下，斩魏卒 4 万，攻占四城。公元前 273 年，秦攻三晋，斩首 15 万。 公元前 312 年，秦与楚有丹阳之战。秦人败楚，轩楚甲士 8 万，俘虏大将屈丐等。公元前 300 年，秦复攻楚。楚军死者 2 万。公元前 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为了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经过胡服骑射训练的赵卒不再为赵所用，坑杀赵降卒 40 万。在前后 30 余年的时 42 间里，就大战被斩首山东壮年男子将近 100 万，如果连同小型战争计算在内，则 100 万之多，严重地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有生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诸侯列国的合纵伐秦，犹如群羊围攻猛虎，其失败是必然的。当诸侯兵至函谷关时，秦国出兵，山东各国也就不战而退，相继败走了。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 22 岁，在雍蕲宫举行加冕礼，亲政。他就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秦王政、肃清了嫪毐、吕不韦等内部的反对势力，把政权完全控制自己手中，为秦国荡平宇内，并吞八荒扫清了道路。 秦的统一战争始于灭韩。公元前 230 年，秦派内史腾进攻韩，俘虏了韩王安，尽收韩地。秦国得韩地而置颍川郡。 公元前 229 年，秦派大将王翦、杨端和率兵伐赵，这时赵国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如李牧、司马尚均为名将，而且赵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故秦军攻赵不下。秦人乃使反间计，贿赂赵国宠臣郭开，诬李牧、司马尚将要反叛，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及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急赵国之所急，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兵权，赵王竟然让人杀掉李牧，废除司马尚。公元前 228 年，秦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赵公子嘉率其族人数百奔代郡，自立为王。代王与燕联合以自守御秦。 公元前 227 年，秦军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六国，燕国君臣一片惊慌。燕太子丹派出刺客荆轲，前去刺杀秦王。荆轲带上秦国逃亡将军樊于期的人头 ( 樊于期自刎，将首级献上，以助荆轲 ) ，还加上督亢 ( 今河北涿县东南 ) 的地图为礼，以秦午阳为辅，前去秦国，共行大计。结果，荆轲行刺未遂被杀，计划落空。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公元前 226 年，秦王大举攻燕。秦大将王翦破燕都蓟城 ( 在今北京市一带 ) 。燕王及太子丹率其余兵走保辽东。秦大将李信追之，燕王被迫杀太子丹以献秦。当时正值辽东大雨雪，秦军无法前进，于是退兵。 公元前 225 年，秦大将王贲包围魏都大梁，掘开圃田泽水以灌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出降，魏国灭亡。 秦在灭了三晋、燕以后，挥兵南向，进兵楚国。公元前 225 年，秦王政问大将李信曰:“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 ? ”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又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政认为王翦年老力怯，于是令李信及蒙恬率 20 万军队伐楚。李信攻平舆 ( 今河南省平舆县 ) ，蒙恬攻寝 ( 今河南省固始县寝丘 ) ，楚军在淮北败走，但当李信与蒙恬在城父 ( 今河南省郏县境 ) 会师时，楚人摄其后，“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大败。由此说明楚国还具一定的有生力量。 秦王政听到李信失败的消息，立即亲自去请王翦。王翦率大军 60 万南伐楚国，楚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到楚国后坚壁而守之，养精蓄锐，不肯出战，任楚军挑战，终不出。楚国只好引兵而东，于是王翦派兵追其后，大破楚军，攻取了陈城以南至平舆的地方，俘虏了楚王负刍，秦王也随即亲到郢陈以庆胜利。 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秦又派王翦、蒙武攻楚，在淮南大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秦国乘胜略定楚国城邑，平楚地以为郡县。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国，设立九江 43 郡、长沙郡。秦又以楚地为基地，南征百越之君。公元前 222 年，秦降服越，设立会稽郡。 公元前 222 年，秦又派王贲率大军进攻燕，俘虏燕王喜，燕亡。王贲回军途中，攻代，俘虏了代王嘉，赵国最后灭亡。次年，秦兵挥军向南攻齐，俘齐王建，齐国灭亡。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从秦灭韩起，共用 10 年时间，秦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战国封建割剧局面结束，一个新的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秦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第七节 战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一、学术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周天子东迁雒邑，地位衰微，诸侯霸主国兴起。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相继改制变革，以谋求富国强兵。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转变更为残酷和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诸侯各国都争用贤能之士。 诸侯国君的礼贤下士，无疑给贤能之士一个上升的机会，并造成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诸侯国君为了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他们不惜重金，招纳天下的贤能之士为自己所用。知识分子成为诸侯国君最欢迎的人物，於是一些下层的“士”，开始刻苦攻读，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著书撰文，陈明自己的观点，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代表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发表演说，以求他们政治理想得到实现。我国思想史上的出现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在这个时期，先秦思想家们从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到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深刻的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其博大精深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墨家和墨子 墨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墨子。《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又《荀子?修身篇》唐人杨倞注曰:“墨翟，宋人，号墨子。”这些记载云墨子是宋人。《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云墨子为鲁人。现有学者认为墨子，“鲁人”之“鲁”，是鲁国 ( 今山东省邹县 ) ;亦有学者认为“鲁”，是今河南省鲁山县。 墨家学派是先秦时期很有影响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 墨家学派是手工业者利益的代表。墨家学说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要人与人互相亲爱，不要互相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 44 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墨子反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攻伐。当楚国将要攻宋时，墨子“裂裳裹足，十日十夜不顿舍”，亲到楚国去说服楚王不要攻宋，并亲派弟子为宋守城，使楚王不得不放弃这场战争。 墨子有尚同的思想，“即令民与上同意也。”墨子还要求尚贤。墨子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所尚的贤，不分贵贱，包括“农与工肆之人”，代表了下层小手工业者的呼声。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节乐，反对厚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厚葬表示不满。《墨子?节葬下》云:“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墨子?节用上》云:“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作为一个平民阶层的学者，对贵族收括民财以奢侈享用，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对事物的认识方面，墨子提出“三表法。”《墨子?非命上》云:所谓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祭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提出的“三表法”认识论是客观的，唯物的，就是用古代圣王治国治民的史实，用国中百姓对国君所实施政策的看法，并观察现行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利，来判断政策的正确性。“三表法”，就是判定事物的三个原则。他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提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道家和庄子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曾为漆园吏。”庄子象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庄子》的《马蹄》、《胠箧》皆是论述其“无为而治”思想的。在《马蹄》一篇中，庄子以马为例，指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这皆是马的自然之性。而一些称善治马者，如伯乐，将马蹄“烧之，剔之，烙之，连之以羁挚，编之以皂栈，”结果许多马因不堪其苦而死，这是因为马失去了自然之性。如果想让马活得很好，很健康，就一定顺马之本性。同样对待人民也要顺其本性，让他们纺织而衣，耕作而食，无党无私，就是“素朴”，“素朴则民性得矣。”只有无为而治，顺民之自然，才能使民繁荣发展。 庄子鄙视富贵，对上层贵族统治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挞。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庄子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明晰的思辩，他把先秦时期的唯心主义发展到高峰。他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道，道是万物的本体，但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的。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出于一个源。一个物被破坏，但它又成为一个新的物体。而每当一个新物体形成，它必将破坏一个旧物体。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即事物的成与毁，皆归于一，但是，只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的变化。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复通为一，而没有看见事物的发展，这是庄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老子和庄子皆是代表小国贵族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侵略，鄙视富贵，主张均平，反对压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主张小国寡民，公社复归，并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不尚贤，反对 45 儒家提倡的礼制。从主流上说，老子、庄子都是反封建压迫的哲人。在哲学思想上，老子、庄子都认为天下万物出于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他们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庄子是我国最早提出完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学者。 儒家与孟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鲁国邹 ( 今山东邹县 ) 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受业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是孔子的四传弟子。孟子一生与孔子有相似之处，他 3 岁丧父，是在慈母仉氏的教育下成长的。 孟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即王道政治。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孟子主张给百姓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让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孟子反对战争。他说:“春秋无义战。”又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认为，那些热衷于战争者都应受刑。 《孟子?尽心下》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之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把民看得最重，其次为社稷，再其次为国君，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把“民”看得高于国君，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灿烂的火花。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是继孔子以后儒家学说的奠基人，被后世尊为“亚圣。” 儒家学说以等级为内容的礼制思想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是维护王权的理论;但其主张仁政治国及王道政治，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除孔、孟外，先秦早期儒家，还有孔子弟子曾子的仁孝思想，子思的中庸思想及以诚为本的思想，亲亲尚恩的思想，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荀子 荀子本是儒家学派的后裔分支。《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其中的“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的儒家。“荀”改为“孙”，是后人为了避汉宣帝刘荀之讳。 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法家学者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承儒启法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曾三次为“祭酒”，是当时地位很尊的学者。他晚年在齐受谗，至楚国，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令，终死在兰陵。 46 荀子认为，礼、法都是治国治民的根本。《荀子?强国篇》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他认为一国之内，君主必须实行集权，不准有分散国君权力的情况出现，他说:“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又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主张以礼治国，隆一而治，王权集中，天下必分贵贱之等级，这正是礼制的内容，并带有法家思想的倾向。 荀子主张尚贤，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具有民本主义思想。他认为对待百姓，应“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君人者，爱民而安。”荀子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荀子认为，以民为本，才能国富君安。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 荀子思想最光辉的是其唯物主义思想。《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也就是说，在世界上先有天地等物质，才有礼义等制度和道理。物质是形成万物的基础。 荀子认为，天，即大自然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之规律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但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去改造自然。荀子说:“从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的又一个光辉的哲学命题，表现人类战胜自然的意志和魄力。荀子不迷信，不相信灾异，认为天行有自己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这种规律，使之为人服务。这在战国时期是最进步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认为，认识事物必先用目、耳、口、鼻、体等得到最初的感性印象;然后再用心去综合分析这种感性认识，从而得到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在综合分析时，要不受故、欲、恶、始、终、远、近、古、今、博、浅等现象与感觉的蒙蔽干扰，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 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在对事物的观察、了解过程中，从学习到参与，才能真正了解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荀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科学的。 法家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战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多是政治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在诸侯国中为卿为相，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政治制度的实施。战国中期，法家思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韩非子是这种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韩国公子，曾与李斯师事荀卿，善著书。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见之，甚悦，乃急攻韩，索取韩非，韩王乃使韩非使秦。但是在秦国，韩非遭李斯、姚贾的谗害而死。 47 韩非子主张，国君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保证这种权威，韩非子提出国君驾驭臣下的“七术”，指出威胁国君权有“六微”和“八奸。”韩非子认为刑、德之权必需掌握在国君手中，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也就是说，国君必须牢牢握住生杀予夺之权。 韩非认为赏、刑必须严格依法。《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 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 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法皆是国君统治必须掌握的工具。 《韩非子?有度》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认为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国君用法，要不阿贵，不挠 曲，使智者不能开脱，勇者不敢争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法家的理论，虽然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但是有些理论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在哲学思想上，韩非子与老子有共同之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 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子与老子一样，认为天下万物之本是“道。”韩非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韩非子赋予“道”更多的政治性。如《韩非子?主道》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研究“道”，是为了让国君以知“万物之源”、“善败之端。”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 韩非子对世界的认识论方面是唯物的辩证的。他反对龟卜蓍筮。如《饰邪》一篇记载，赵国攻燕，“凿龟数筮，兆曰大吉。”赵国取得胜利。燕攻赵，亦卜筮大吉，但是却遭到失败。 韩非说:“龟筮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持之，愚莫大焉。”“用时日，事鬼神，信小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韩非子认为，把复杂的事物比较分析，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韩非子?杨权》云:“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还说:“智术之土，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如何把对事物的认识转移到对人的认识，韩非子提出，国君必须烛私明察，不要只听其谈，而要观其行，责其用，全而考察，才能真正地得到人才，他的认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其特点是与政治结合。 其他学派 48 阴阳学派的鼻祖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十余万言。”由此可见，邹衍因诸侯国君“淫侈，不能尚德”，才创立阴阳学说，企图惊动帝王，为帝王服务。《盐铁论?论邹》云:“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比喻王公列士。” 邹衍提出了“五德转移”的学说。他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所演绎的德行，即《尚书?洪范》所说的“五行。”邹衍把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与朝代兴衰相附会。 邹衍认为，五德相胜相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五德的相胜， 是从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的转变。每一种新的物质都在旧的物质中孕育产生，从量变到质变，逐渐代替母体，形成新物质。这实际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但是邹衍把五德相胜相克的理论与人世间王朝的更替变化相附会，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转移受五德转移相胜说的制约，从而使之具有了神秘的色彩，把“五德”相胜说推向了唯心主义。 名家是一个探讨名、实关系的学派。他们“控名责实，参伍不失，”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名家研究名、实关系，具有丰富的思辩性和逻辑性。名家最有名的学者是公孙龙。公孙龙、赵国人。公孙龙反对战争，主张偃兵，兼爱天下。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暴政，具有儒家思想倾向。 公孙龙最著名的是“白马非马”的论点。《公孙龙子?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里是指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指一般的马，包括黑马、红马、白马、黄马。而白马，则专指白色的马。故可以说:白马非马。 公孙龙的另外一个哲学命题是“坚白论。”公孙龙认为，一个又坚又白的石头，人之目只见其白，手只能拊其坚。他说:“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不可谓无坚，不可谓无白，其异任也。其无以代也。坚白域于石，恶乎离 ? ”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石头的坚、白性质，要目、手共同感觉，才能得出“坚白石”的结论。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鄄之间 ( 约当今山东荷泽一带 ) 。司马迁《史记?孙子列传》中认为孙膑是继孙武的后代子孙。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宾法》和《孙膑兵法》。孙膑曾为齐威王之军师。他创造的“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军事方略，显名于世，并著有《孙膑兵法》。其兵学思想与孙武相似，具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孙膑更重视战争中的阵法、士气、选卒、维护军令的威严等。孙膑是继孙武以后我国历史上留下兵学理论的优秀军事家。 许行，战国时期楚人。他假托“神农之言”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许行，史书记载不多，《孟子?滕文公》记载了一些有关许行的思想和活动。许行代表农民提出“君民并耕” 的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孟子?滕文公》记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以自养也，恶得贤 ? ”许行要 49 求君民并耕，国君与民同耕才是贤君，而滕国有府库，则是收括聚敛而来，故滕君不算贤明的君主。 在商业贸易方面，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对富商大贾欺行霸市，渔取重利的不满，反映了农民要求公平的市场交易的愿望。 许行主张君民并耕，反对不劳而获，表现了下层农民要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理想。许行希望有一个贤明的国民，实施仁政，来实现他君民并耕的思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许行为代表的农家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是世外桃源式的幻想。但许行的社会理想，主张均平，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思想，闪耀着平等思想的火花，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可贵的。 二、史学和文学艺术 《左传》是春秋战国史学的伟大成就。有人认为《左传》为春秋时期的瞽史左丘明所做。《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研究者有认为《国语》，是诸侯各国语，即《左传》。徐中舒先生认为:“《左传》出自左丘明的传诵，„„由子夏一再传弟子收集更多的文献，排比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 杨宽先生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依据各国瞽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一种‘传'的。” 《左传》成书年代在战国，记载了上始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468 年 ) 计 255 年的历史。《左传》史实丰富，文辞优美、生动，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必读书籍。 《国语》亦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战国时成书。《国语》包括《周语》、《晋语》、《楚语》、《郑语》、《齐语》、《鲁语》、《越语》、《吴语》等。该书偏重于记载各国贵族的言论，属于《语》一类的书。 相传《国语》亦是丘明所著，《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它保存了不少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国语》的成书亦在战国。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西汉刘向校勘整理。该书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的不同写本，皆是西汉宫廷藏书。刘向根据这些不同的写本，删去重复，重新编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即今流传之本《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两种重要史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纪年》记载了自黄帝至魏襄王二十年之事，成书在战国。《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之事。书中说周穆王西游曾到过中亚，曾在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此书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仍是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诸子都是优秀的散文家。诸子的文章，思想开阔，语言生动，文辞多采，有极高的 50 文学价值。庄子的文章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荀子语言生动，说理透彻;韩非子峻峭尖刻，锋芒毕露。如庄子用“望洋兴叹”的故事来比喻见认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用“守株待兔”来比喻政治上的保守派。这些寓言寓意深刻，有极强的感染力。 战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所作。屈原是楚怀王的左徒，“博文强志，娴于辞令，”很得楚怀王的信任。其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免去屈原的官，将其流放。屈原被流放，初在汉北，后又放逐江南。楚国政治日益腐败，他悲愤之极，於旧历五月五日，投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放逐中，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二十五篇。其作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离骚》、《远游》、《渔父》、《卜居》、《九章》，是写作者被放逐后的苦闷心情，表现作者对故国强烈的热爱。第二类主要是《天问》，是作者在流放中，对自然界、古代史迹发问的诗篇。作者提出一百多个问题，诗中保留了古代的传说和史料，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第三类作品《九歌》，是作者利用楚地的神话、民歌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歌。 《楚辞》以其磅礴雄伟的气势，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清新的文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太史公说:“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诗人。 屈原之后，宋玉的《九辩》亦是抒情诗歌的文学杰作。《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战国时期，以《离骚》、《天问》、《九歌》为代表的楚国辞赋确实形成一个文学的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土有编钟、石磬等乐器。这个时期的贵族家庭多有乐器，称为“钟鸣鼎食”之家。这些现象表明音乐已经走进了许多贵族的家庭，成为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荀子?乐论》云:“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管龠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荀子道尽了所有的乐器象征的意义，说明荀子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 《礼记?乐记》是一篇研究音乐的文章。该文研究了音乐的起源，是“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论述了音乐的作用、种类、意义等。《乐记》及《荀子?乐论》皆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学术著作。 先秦时期，凡有大事皆需行礼作乐。如战争有军乐，婚庆有喜乐，丧有哀乐等。《史记?孔 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中国自古就是诗书礼义之邦，音乐是先秦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部门。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我国的天文历法有进一步发展。 周烈王时，即公元前 370 年左右，我国出现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四分历规 51 定一年为 365 又四分之一天，十九年之中置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古罗马公元前 46 年曾创造《儒略历》，与我国的《颛顼历》相同，但要晚 300 多年。《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在制定历法的同时，人们还注重气候和物候的变化。战国时期，根据黄河流域气候的变化，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如冬至、夏至、雨水、惊蛰、霜降、春分、清明等。这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杰出创造，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开始对天空星辰星象的观察与研究。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东椁室出土一个漆箱盖。箱盖中心有用毛笔写的一个大的篆字“斗。”围绕“斗”一圈是用篆字写的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名称按顺时针排列:角、亢、氐、方、心、尾、箕、斗、牛、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委女、胃、矛、毕、此 ( 隹 ) 、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这里不仅记载了二十八宿的名称，还记载了星宿在天空中的方位。 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记载，及《吕氏春秋?有始览》都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二十八宿的记载。 战国时期，有专门研究天象者。《史记?天官书》云:“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甘德，或曰鲁人，或曰楚人;《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曰:“《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则是魏人。后人二人的书合在一起，称之为《甘石星经》。该书测定恒星 120 颗，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了这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并绘成星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1973 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一部《天文气象杂占》，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该书绘有二百五十幅云气、彗星、恒星的图象，其中有二十九幅是绘有各种形状的彗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已有很高的成就。史书上不仅记载了天象、灾异等，并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都有了一定的研究。 医学 战国时期的扁鹊，号称神医。扁鹊是齐人，曾师事长桑君，得长桑君秘传禁方，能知人体中五脏之症结。《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过虢时，虢太子暴卒，体温尚存。扁鹊让弟子子阳拿来针和砥石，针灸虢太子的穴位三阳和五会。过一会，太子复苏。扁鹊又让弟子子豹配药，以温湿巾拭药熨太子胁下，虢太子起坐;又服两剂药，虢太子康复。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扁鹊起死回生之术的故事。 《扁鹊列传》云:“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是一个妇科、五官 52 科、小儿科全能的医生。 扁鹊还是我国中医脉胳学的创始人。他重医不重巫，“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扁鹊所创立的中医学是科学的，他的“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至今仍是我国中医诊断的重要手段。扁鹊过秦时，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及扁鹊，派人杀了这位绝世名医。扁鹊死后，他的医术传给后人，对我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被总结，并上升至理论，结集成学术性的著作。 《周礼?冬官?考工记》就是记载周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著作。根据《考工记》的记载，当时的生产部门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攻木之工”，详细地记载了车的制作方法，对车轮、车舆、车床、衡、车辕等各部件的长、宽、高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科学的分析;各部件必须有科学的比例，才能使车子协调，运转轻快。如“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谓之叁称。”就是做车，轮高、车宽、衡长，三者的尺寸相宜，谓之“叁称。”《考工记》还介绍了作车轮木料的选材、及烘干技术等。 “攻金之工”，介绍了青铜合金配比的知识。制造不同的青铜器，所用的铜锡配比也不相同。《考工记》云:“金有六齐 ( 剂 ) ;六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里介绍了制造钟鼎、斧斤农具、兵器戈、戟以及削、杀和铜镜等各种器物的合金配比。合金配比不同，表现出的硬度、韧性，光泽也不相同。《考工记》总结了正确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经验的科学总结。 《考工记》还介绍了“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等技术经验，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产又有指导作用。 墨家学派是小手业者及小商人的代表。在生产中，墨家已总结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保留在《墨子》中。 《墨子?经上》云:“体，分于兼也。”体是部分，兼是整体，其意为部分是从整体上分出来的。又“圜，一中同长也。”中，孔也;此谓一圆，从孔向周围各处量皆同长。“方，柱隅四驩也。”四方体具有等面等边等角的性质，这些记载是几何学的知识。 《墨子?经说下》云:“方石去地尺，关石於其下，悬丝於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这段记载对力的性质、运动、平衡皆有认识，体现当时人们的力学知识水平。 53 《墨子》还反映当时人们的光学知识水平，这是《墨子》最精彩的部分。《经说下》云:“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这段记载反映了光的直进性质，平面镜中物和象的关系，光源和影的关系等。 《墨子》记载了许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包括对力学、光学、几何学都有所认识，并对这些现象和学问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这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表明了我国先秦时期的科学水平和成就。 1、阅读相关历史文献 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等《中国史思考 练习 纲要》，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等等。 2、写一篇相关读书心得 教学 小结 54 55 56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