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杭州商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浙商精神的贡献

谈杭州商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浙商精神的贡献 邮件群发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浙商的整体崛起令人瞩目, 浙商散布全国和世界各地, 以“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和“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的艰苦奋斗精神, 搏杀市场、闯荡世界,塑造出鲜明的创业形象。今天, 随着经济发展档次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创业形态的更新, 浙江在超越草根经济的基础上, 呼唤着能代表更高创业起点和层次的新商人品牌和商人形象, 以引领发展模式的新突破、发展能力的新提升、发展档次的新跨越。笔者认为, 今天的杭商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新浙商的代表性群体。抓住转型机遇, 树立杭商品牌, 既有利于提高杭州企业家群体的整体影响力, 也有利于塑造浙商的新形象、提升浙商的能级。 二、悠久的杭州商业历史 作为中国历史上古老的通商口岸, 杭州向来都是商品云集、出口繁荣的重要地区, 在纷繁的商品流通过程中, 历代行商坐贾活跃于城乡社会, 市场向杭州的各个角落尽情地渗透。 隋开皇年间开凿大运河, 杭州由山中小县变为通商大邑, 到唐代中期, 杭州发展成“珍异所聚、商贾并辏”、“骈樯二十里, 开肆三万室” 、“鱼盐聚为市”、“灯火家家市”的“大都” 、“名郡”。五代吴越和南宋又两代建都, 历时200多年, 是杭州历史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所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宋朝重建后南迁, 定都临安府, 杭州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 全盛时人口达百万, 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 “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 新路南北, 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 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买卖关扑, 酒楼歌馆, 直至四鼓方静, 而五鼓朝马将动, 其有趁卖早市者, 复起开张, 无论四时皆然”。“严、婺、衢、徽等船, 多尝通津买卖往来, ……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 多产于此数州耳”。宋高宗后期, 因商业发展需要, 杭州富商们还印造“便钱会子”在市场行使,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城市之一。南宋商人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宋前历朝一直奉行“重农轻商”政策, 士、农、工、商, 商人居“四民”之末, 受到社会的歧视。宋代商业已被视同农业, 均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士、农、工、商, 皆百姓之本业”, 成为社会共识, 使两宋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蒙古入主中原后, 杭州未遭大的破坏, 城内市场活跃、秩序井然。马可·波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他提及杭州的市场是“大型的市场有十所”, 市场“周围建有高屋, 屋之下层则为商店, 售卖各种货物, 其中亦有香料、首饰、珠宝”。元代的杭州是重要的消费市场和商品生产基地, 也是出口商品吸纳地和钱塘江流域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由于有着便捷的交通, 杭州可以通过船舶把汇聚于此的进出口商品, 由钱塘江通过澉浦港以入海, 外地的富商大贾纷纷来寻找商机, 杭州城内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居民, 很多都是善于经营的穆斯林商人。 元代以后, 随着政治和交通等因素的变迁, 杭州逐步演变为一个区域中心城市, 谓江南名城, 城市工商业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东南财赋地, 江浙人文薮”就是当时杭州的写照。明初由于元末战争影响, 城市经济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万历年间经济又呈现了空前的繁荣, 史载“舟航水塞, 车马路填。百货之委, 商贾贸迁、珠玉象犀, 南金大贝。侏儒雕口, 诸蕃毕萃, 既庶且富”。 明清时期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二大都会, 以杭州为中心, 把太湖南段的杭嘉湖平原以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 浙江各地的商品流向杭州, 通过大运河把它输送到国内各地。清朝中叶以后, 杭商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胡庆余堂创办人胡雪岩纵横官商两道, 富甲天下, 成为商界财神;民国时期, 随着民族企业的兴起, 涌现出了像叶揆初、陈蝶仙、蒋抑厄、金润泉、徐新六、项兰生、项叔翔、朱光焘、吴受彤、朱紫光、吴季英、张子廉、都锦生等一批著名企业家。 改革开放以来, 杭州经济快速发展, 杭州商人抓住机遇、乘势而起, 涌现出一大批浙商的领军人物。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 开创中国私营企业家出任省级领导的先例;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 是国内第一位领衔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把手的企业一线负责人;在美国《财富》杂志的首选投票评选中, 此前没有全国性知名度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荣登“2001中国商人”榜首;资深企业家冯根生, 是1988年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20位得主中, 仍然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仅有的二人之一;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获选2000年《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 成为50年来中国企业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三、辉煌的杭商群体 在一千多年商业历史中, 杭州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商人,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 推动了地区的经济繁荣, 甚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创业精神、经营韬略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他们鲜为人知的成长、发家故事和经营法则更是值得深入探析。 1.杭州走出了众多同业之祖, 创行业之先。历史上, 杭州涌现出很多的商人, 他们开 创的事业深深影响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如春秋时期,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 开始在杭州一带从商, 成为商业鼻祖, 相传定居于今杭州桐庐县分水镇蠡湖村 。如唐朝末年, 大书法家褚遂良九世孙褚载把广陵先进的丝织技术带到杭州并发扬光大, 带动了杭州丝织业的发展和提高, 其宋时就被推崇为丝绸同业之祖, 并建立奉祀褚载的通圣庙, 用以纪念褚遂良祖孙对丝绸业的贡献, 褚载还著有诗集三卷, 有《新唐诗书艺文志》传于世。如民国蒋海筹、蒋抑厄父子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商办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2.杭州走出了众多巨商大贾, 成商界传奇。历史上, 杭州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 孕育了许许多多的鸿商巨富, 他们凭借灵活的头脑, 或在变幻莫测的商海里翻波逐浪, 或在兴办实业中奋斗拼搏, 成就了一段段传奇故事, 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 名光墉, 原籍安徽绩溪。少年时期, 经人推荐在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 深得肆主赏识。咸丰十年(1860年), 因肆主无后, 临终前, 将钱庄相赠, 胡雪岩于是自己开办阜康钱庄, 并与官场中人往来, 成为杭州一大商绅。左宗棠任浙江巡抚, 委任胡雪岩为总管, 主持全省钱粮、军饷, 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 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 主持上海采运局, 兼管福建船政局, 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至同治十一年(1872), 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 遍及大江南北, 资金2000万余两, 田地万亩。由于辅佐左宗棠有功, 曾授江西候补道, 赐穿黄马褂, 被称为红顶商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 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 亲书“戒欺”牌匾, 教诫员工诚信为商。胡雪岩从小就在杭州当学徒, 深受杭州文化和生意场上杭州人意志品质的影响,杭州是其生意的摇篮和发迹地。 3.杭州走出了众多儒雅商人, 在青史留名。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 杭州的商人也往往带有很多文化气息。他们中很多人或著书立说, 或善诗词歌赋, 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如南宋书商陈起, 在临安栅北大街睦亲坊开书肆, 刻书售书, 编撰并刻印了唐宋以来名人诗词、文体与杂记小说一百余种, 有很多版本保存至今, 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 陈起在文学上也有相当造诣, 著有《芸居遗稿》、《芸居遗诗》传世。如民族资本家陈蝶仙, 民国初期创办家庭工业社股份公司, 并先后在无锡、宁波、镇江、杭州、太仓等地建制镁厂、造纸厂等, 抗战前夕, 家庭工业社工人达2000多人, 产品有400多种, 抗战期间, 陈还曾在四川、云南等地改良川纸和筹建牙粉厂。同时, 陈蝶仙还是一位小说家, 著有长篇小说《泪珠缘》、《玉田恨史》、《黄金粜》、《琼花劫》、《井底鸳鸯》等描写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长篇小说, 并与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如近代实业家叶景葵, 29岁中进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 痛愤于内忧外患, 遂弃官从商, 走上“实业救国”道路。叶景葵曾主持浙江兴业银行40余年, 后被推举为汉冶萍铁厂经理、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等。他擅长诗文, 对草药、畜牧亦有研究。晚年立意搜罗文献, 收藏图书2800余部、3万余册。1939年叶景葵与张元济、陈陶遗等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 至解放时藏书已达30余万册, 解放后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博物馆。 4.杭州走出了众多手工业巨匠, 留百年字号。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字号及其经营的传统商品, 是众多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经过悠久岁月凝聚起来的艺术杰作, 是杭州商业发展中孕育的自主品牌, 那些老字号初创者们既是手工业巨匠, 也是杭州商人的代表。明末清初张恩家在吴山脚下大井巷大棚开炉, 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 积累资本, 开了一家名为 “张大隆”的剪刀店。后来, 他的儿子张小泉继承父业, 改名为“张小泉”, 追求精益求精, 生意蒸蒸日上, 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 誉满神州, 名扬海外。如清末王星斋的祖父、父亲世代都是制扇工匠, 他从小跟随父亲学做扇子, 20多岁就已成为杭州制扇业中的砂磨名匠。光绪元年, 成立王星记扇庄, 畅销各地。此后, 王星斋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开设扇庄, 使杭扇与杭丝、杭茶齐名, 被视为杭产“三绝”。 5.杭州走出了众多爱国商人, 为民族脊梁。杭州的商人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 他们会在平日里诚信为商、接济百姓, 也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勇敢地站出来, 肩负起实业救国的责任, 体现出伟大的爱国精神。如杭州织锦业创始人都锦生, 1921年从浙江省中级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后, 留校任教, 其间亲手织出我国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 后在茅家埠家中办起都锦生丝织厂, 1931年, 都锦生营业所已遍及上海、南京、汉口、北平、广州、香港等13个城市, 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美。“九一八”事变后, 为抵制日货, 停购日产人造丝, 改用意大利和法国人造丝。1937年, 日军侵占杭州, 都锦生拒绝出任日伪杭州市政府科长, 避居上海, 并在上海建厂。1941年, 日军占领上海租界, 丝织厂被迫停产, 加上各地营业所先后被日军炸毁, 都锦生悲愤交集, 于1942年5月在上海病逝。都锦生艰苦创业23年, 赤诚为国, 实业救国之心始终不渝, 深为世人敬仰。如近代银行家金润泉, 清末任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 民国期间任中国银行总行商股董事、第一区域行(包括沪、宁、浙、皖四省市)副总经理。抗战开始后, 金润泉拒绝出任浙江省伪省长, 乘船走避香港。1939年回浙江永康, 主持浙江中国银行工作, 其间从永康撤退龙泉, 继又穿过福建浦城、建阳、永安, 到江西之赣州, 又从赣州迁回龙泉, 历经“千里撤迁”, 是为世界银行史上所绝无仅有, 一面转移, 一面营业, 调运钞券, 解付军饷, 支援抗战, 每年达上亿元之巨, 充分体现了可贵的爱国精神。 6.杭州走出了众多外贸巨子, 是文化使者。自五代到明清, 杭州商人始终在中国的外贸史尤其是中日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在中外贩卖货物的过程中, 也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 把中华文明传播到各地。五代时期, “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 似乎大都从吴越出发”, 来往于中日间的著名吴越商人蒋承勋、季盈张、蒋兖、俞仁秀、张文过、盛德言等, 都拥有自己的船舶, 从吴越运去的货物以香料和锦绮等织物为主, 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明代杭州商人, 由于高额利润的吸引, 采用各种方式参与海外贸易, 使杭州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商人杨才甫和张玉宇等30余人合伙贩卖杭州细绢至日本, 获利丰厚。 7.杭州走出了众多民企领军人物, 开发展先河。改革开放以来, 浙商抓住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机遇,以其勤奋和务实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 其中少不了杭州商人的身影, 以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徐冠巨、汪力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杭商领军人物跃然而起, 成为浙商的代表人物。如鲁冠球从修自行车开始创业, 1969年带领6名农民, 集资4000元, 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 现已发展成为国家520户重点企业和国务院120家试点企业集团之一, 其产品占国内市场一半以上, 并在美国等8个国家拥有18家公司, 成为通用、福特等国际一流整车厂的配套合作企业。鲁冠球本人也从一个光脚上田的农民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现代企业家。如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以生产洗衣机定时器起家, 抓住全国城乡电网改造的契机生产电表, 将一个仅有14万资产的余杭仪表厂, 变成一个拥有11家核心 子公司、27家分公司、6家上市公司、年销售收入近百亿, 资产数十亿元的华立集团, 成为世界最大电能表制造企业, 他本人也被《财富》杂志称为“中国第一商人”。这一时期, 杭商的实力逐渐壮大、形象逐渐明晰, 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8.杭州走出了众多新型企业家, 领时代潮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杭州商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涌现了阿里巴巴和马云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型企业和知识型企业家, 赋予了杭商新的时代内涵。如中国互联网行业先锋人物马云原是一名大学老师, 1999年他以50万元资金创办阿里巴巴, 依靠其敏锐的市场意识和敢想敢干的创业激情, 在互联网经济大潮中搏击, 到2007年底, 阿里巴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B2B商业网站,并在香港上市, 成为中国第一家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 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五。以马云为代表的企业家, 是新时代杭州知识分子创业、文化人创业的缩影, 是集知识和资本于一体、“知”本家和“资”本家于一身的新型企业家。 四、杭州商人的文化特征 自古以来, 杭州地处吴越交界之地, 历经了吴越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浸融, 又深受滨海地区的原始文化、通商诸国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历史上特别是南宋以来, 杭州是各地商人、各大商帮的云集之地, 杭州商人学习和吸收了各地商人、商帮的许多精华, 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 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 宁波帮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等等, 各地商人、商帮在杭州经商给杭州商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逐步形成了杭州商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 1.和谐兼容、开拓创新。京杭大运河的开通, 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量迁入, 以及南宋建都, 对于杭州商业特点和商人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杭州传统人文特色以精致和谐为主, 更多地强调和合、统一、有序, 重视和谐、安定和可持续发展, 重视团队精神和集群的协作配合, 同时, 又有很强的创造创新力, 讲新潮、讲时尚。从杭州的产业形态上看, 杭州拥有丝绸、茶叶、陶瓷、扇子、剪刀、雨伞等传统产业和正在成为杭州支柱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这些产业的发展来自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创业创新精神, 更来自忙闲得当、张弛有度的生活方式。 2.贾而好儒、务实勤奋。杭州注重各类文化之间、文化与经济之间、文化、经济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谐融会, “杭商”也具有文化与经济融合的特点。首先, 杭商是有文化的商人。杭商中不乏饱学之士, 他们博学卓识重文化, 贾而好儒, 亦贾亦儒。同时, 杭商又是务实的商人, 他们不尚空谈、踏实肯干, 不投机取巧、富敬业精神。因为杭商的这些特点, 使得晚清进士叶景葵、文学家陈蝶仙、大学老师马云等等知识分子能创办出浙江兴业银行、日用化学工业企业、阿里巴巴等执行业牛耳的民族企业。 3.根植本土、胸怀天下。杭州自古就是开放性的城市, 在保持文化多元化、包容性的同时, 自南宋起,杭州就已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杭州商人更学会了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配置资源、运作企业。同时, 又能立足自身特色, 找准比较优势, 构筑竞争优势, 走差异化、独特性发展道路, 走向国际市场。如阿里巴巴是一家土生土长的杭州本土企业, 但纵观其战略定位、资本运作、创业团队, 国际化的烙印无处不在, 它的发展历程融合了东方的智慧、西方的运作、全世界的大市场, 是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的典范。 4.贾而重诺、诚信义利。杭州商人笃信“义利双行”、“以利和义”的信条, 形成了言必行、行必果的商业文化。杭商的这种胸怀和境界, 不仅体现在企业经营中, 也体现在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上。从胡雪岩创办木船义渡开始, 杭商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在扩大经营、创造财富的同时, 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希望工程”、“春风行动”、赈灾捐款、抗震救灾等活动, 获得杭州企业家的踊跃支持;杭州商人王水福发布了中国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 这是杭商创业精神的最高体现, 也是杭商财富态度的最佳写照。 五、杭州商人对浙商精神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 浙商成为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商帮, 成为中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浙商以其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的创新求变精神, 以其抱团互助、共谋发展的团结合作精神, 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浙商的崛起离不开杭州商人的贡献。杭州以及杭州商人积淀深厚的历史人文气质, 在浙商精神的形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并将在浙商未来的发展中继续发挥独特的作用。尤其是目前杭州非公企业法人单位数、总资产、年营业收入等主要指标均已排名浙江省首位, 年营业收入甚至占了全省的30%以上 , 2008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杭州有81家企业入选, 占浙江总数的四成以上 , 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浙商精神, 探索浙商成功之道和未来发展之路, 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探讨浙商中的杭州商人。 1.杭州商人为浙商增添了浓厚的人文积淀。不论徽商、晋商、浙商, 现实表明, 有什么样的人文禀赋,就有什么样的区域经济特色, 也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和产品。人文底蕴是否深厚, 直接决定了商帮群体成长的长期内在驱动力。比如徽商所在的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怀, 重视教育, 有“十户之村, 不废诵读”之说。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 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经商之余, 有的借书抒怀, 有的吟诗作文, 有的浸淫音律, 有的以画绘意, 有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 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 清代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就与徽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尤其马曰琯、鲍廷博、鲍淑芳、程晋芳等著名徽商藏书家, 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徽商的这种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 决定了他们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较为广阔的视野, 反作用于商业实践, 体现为不追求蝇头小利, 重契约、立商德, 拓展了无限的商业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 浙商凭着“四千”精神迅速崛起, 但从社会成员结构来看, 浙商主要的自然人来源是 农民, 农民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供应者 。不可否认, 农民在具有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创业毅力和必胜信念的同时, 还时常保留有传统小农经济的思想和观念以及家长制的思维, 往往满足于小富即安, 这使他们在面对创业成功后的持续发展面前遇到很多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 有些甚至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杭州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也赋予了杭州商人以浓重的文化色彩, 使他们心胸博大、视野开阔, 更善于在经济的大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进取的精神, 诞生了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马云等长期活跃在中国经济前沿的浙商之翘楚。杭州商人在不断与其他浙商交流、融合、互动的基础上, 为整个浙商群体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越来越显示出其厚重的文化力量。 2.杭州商人是新时代浙商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不断崛起的浙江制造曾以其低成本优势占据全球市场的相当份额, 取得了辉煌成就。作为企业家的浙商是这个成就的重要建设者和集中体现者。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区域之间制度竞争的加剧, 长期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负面影响集中释放, 资源环境约束效应日益凸现, 企业竞争规则日趋国际化, 企业治理机制逐步契约化, 浙商现有竞争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浙商迫切需要进行现代市场经济意义的企业家成长模式的转型, 从战术企业家转型为制度企业家、战略企业家, 以实现竞争优势的可持续。相对于浙江其他地区, 杭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杭州商人较早认识到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 许多的杭州企业迈过了低成本扩张阶段, 进入了差异性竞争优势扩张阶段。如萧山的化纤纺织企业过去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代表, 容易受到上游产业的牵制和下游服装产业的影响, 近年来, 为转变产业发展模式, 摆脱原来的同质化竞争, 化纤纺织企业普遍采取了差异化竞争策略, 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领域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的技术垄断, 带动了化纤产业的转型升级。杭州商人体现出了浙商转型的趋势, 推动浙商整体上从着眼于扩大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和政府关系资源, 到致力于无形资源、企业愿景等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潜在价值的拓展, 从看重操作性的战略执行, 到重视理念性的战略决策, 增强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 为企业可持续成长确立战略意图和企业理念。 3.杭州商人为浙商的管理创新注入活力。民营企业基本上是家族企业, 但浙江家族企业与实行职业经理经营方式的国外家族企业有所不同, 他们的权力在家族内部一代代传递, 属于典型的家族制企业。家族制企业能使企业主清楚具体地了解和把握企业整体情况, 同时能集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于一体, 大大减少了创业初期的人工成本。家族制意味着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没有分离, 虽然控制了企业成长面临的风险, 但难以突破基于人格化交易的非职业管理能力约束, 难以有效甄别、选择、激励最具管理能力的代理人, 难以避免企业第二代能力下降的困境。根据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 未来10年至20年将有80%的浙商家族企业面临交接危机 。杭州大型民营企业较多,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需求较为迫切。同时, 杭州是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 杭州的企业家也便于接收较为前沿的管理理论。这都促使杭州商人较早地采取了控制权改良措施, 走得更远的还有马云领导下的阿里巴巴股权分散的例子, 为浙商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 杭州已有62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 占全省总数的35%, 境内上市公司数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 。 六、结 语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 杭州商人同时也是浙商。杭商既融于浙商, 又异于浙商。杭商和浙商共同植根于改革开放的沃土中, 熏染于江南文化的大缸里, 里里外外自然浸染了不少浙商的特点。近代浙商搏浪上海滩,杭州商人在其中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再度崛起, 杭州商人在其中也是星光熠熠。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奋发有为的自强精神、不图虚名的务实精神、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吐故纳新的包容精神和互信互利的团队精神, 这些浙商精神, 在杭商身上同样具备。在浙商的大群体中, 杭商的文化人创业是最大的特色, 正因为有了这个特色, 造就了杭州经济有序竞争的繁荣, 并随着时代的变迁, 使浙商精神愈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