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语言的接触

中华汉语学习网www.100hanyu.net 官方总站:圣才学习网www.100xuexi.com 第八章语言的接触 第一节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 一、借词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词的借用。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就会有词语的借用。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借词。如果两个民族由于集体迁徙或军事征服而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里面，这两个民族就有融合成一个民族的可能，它们的语言也会融合成一种语言。语言的接触也会产生“洋泾浜”、“混合语”等特殊的语言现象，也会使人们提出人造的国际辅助语的要求。这些都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现象。 借词也叫外来词，它指的是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借词和意译词不同。意译词是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进来。从下页例表中可以看到汉语的借词和意译词的区别（见下页表）。汉语在吸收外来成分的时候不喜欢借音，喜欢用自己的语素来构词。在这一点上，汉语和英语、日语等有很大不同，而接近于德语。很多借词后来都被意译词所代替，表中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意译词里面还有一种仿译词，它的特点是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索，不但把它的意义，而且把它的内部构成形式 语种 原语 借词 意译词 英 telephone 德律风 电话 英 microphone 麦克风 扩音器 英 bank 版克 银行 英 cement 士敏土，水门汀 水泥 英 piano 披亚诺 钢琴 英 ink 因克 墨水 俄 катюша 喀秋莎 火箭炮 俄 хдеб 裂巴 面包 也转植过来。例如：“黑板”（英：blackboard），“足球”（英：football），“牛津”（英：（）xford）：“鸡尾（酒）”（英：cocktail），“机关枪”（英：ma-chine gun），铁路（英：railway，法：chemin de fer），“超人”（德：u-ber-mensch）。成语的借用也往往采用仿造的方式，例如“鳄鱼眼泪”“泥足巨人”“走钢丝绳”‘施加压力”“鸵鸟政策”‘替罪羊”等等的外来成语在汉语里已广为使用。“多米诺骨牌”‘特洛伊木马”“达姆斯忒剑”“冰山顶端”“尘埃落定”等等是近年来新引进的成语，在汉语里是否能够用开，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汉族自古和其他民族交往，从外族语借入词语。有些词一直流传下来，使用年代久远，人们已经不觉察到它们是借词了。例如“葡萄”“石榴”“苜蓿”“菠萝”“狮子”“玻璃”是汉代从西域借入的词；“佛”“菩萨”“罗汉”“阎罗”“魔”“僧”“尼”“和尚”“塔”是汉代以后从印度借入的佛教用词；“胡同”“站”“蘑菇”是元代时借入的蒙古语词。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和外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新事物、新概念从欧美大量输入。这些外来的事物、概念绝大部分在汉语里是用意译词来表达的，借词的比重不大，除专有名词外，主要集中在元素、化合物、药物、理化单位、货币名称等比较专门的领域。日常词汇中的借词，数量不多，但涉及的方面比较广。下页简表所列可见一斑。 语种 原词 汉语借词 英 sofa 沙发 英 poker 扑克 英 curry 咖哩 英 cocoa 可可 英 radar 雷达 英 tank 坦克 英 jeep 吉普 英 nylon 尼龙 英 copy 拷贝 英 brandy 白兰地 德 Nazi 纳粹 意 fascisti 法西斯（蒂） 俄 совет 苏维埃 俄 водкл 伏特加 借词在汉语的词汇中比重不大，而在英语中却占很大的数量，大约占词语总数的一半，其中借自法语的词又占大多数。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王威廉在海斯汀之役中击溃了英吉利军队，在英国建立了王朝，法语成了国家、宫廷、教会的语言。在这一时期，法语对英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语从法语中借用了大量的词语，一直沿用到现在。例如，state（国家），people（人民），parliament（国会），nation（民族），honour（荣誉），glory（光荣），fine（美好的），army（军队），enemy（敌人），battle（战役），peace（和平），vessel（船），officer（军官），soldier（兵士），court（法庭），justice（审判、司法）等等都是从法语借入的词。有意思的是，英语中的牛（cow），羊（sheep），猪（pig）的名称未变，而牛肉（beef），羊肉（mutton），猪肉（pork）都改用法语词，反映了借词涉及的范围限于统治者关心的事物。这些词语渗入英语之后，都接受英语语法规则的支配，因而英语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其独立性。这些借词大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在西方，国际通用术语的增多，是值得注意的趋向。医学、药学、动植物分类学等领域，各国历来统一使用拉丁学名，新的趋势是用古希腊语的语素构成术语，各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拼写法加以转写，比方“形态学”，英语是morphology，法语是morphologie，俄语是морфодогия。这类术语翻译方便，对应准确，对于促进科技的交流起着有益的作用。汉语以意译为主，不容易吸收外来的术语，自然缺少这类转写的借用。 有时候，在吸收外来成分的时候，为了便于理解，采用音译加意译的办法。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这种类型的借词。例如： 这些词里的“酒”“车”“片”“绒”“机”“狗”等成分，其实是有关事物所属的类名，给前面的成分作了注解。 借词如果适合使用的需要，有时甚至能在长期的竞争中战胜本族词，取而代之。“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表示车站意思的“站”，汉语中原来叫做“驿”，这个词后来借入日本，今天在日本仍叫驿，例如“东京驿”就是“东京站”的意思。南宋时汉语从蒙语中惜用“站”，“驿”“站”两词并用，后来随着元蒙政权的建立，在各地设立“站”，“站”就代替了“驿”。元朝灭亡后，明朝皇帝曾通令从洪武元年起“改站为驿”，但是在老百姓的口语里一直用“站”，甚至明末的奏章中还有用“站”的现象。清时“驿”“站”并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也改“站”为“驿”。但这些行政措施始终行不通。可见借词只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就会在语言中扎根。“站”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进入基本词汇，用它来构成的词语很多，如：“车站、站台、粮站、广播站、水电站、发电站、交通站、供应站、运输站、收购站、接待站、气象站”等等。 在词的借用过程中还可能有借出去的词再借回来的现象，一出一进之间，音、义等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汉语的“百姓”借入蒙古语后成为[paii]，意思是“土房子”，后来变成“店铺”的意义。汉语后来又把这个词从蒙古语中借回来，叫做“板生”，简称“板”，现在呼和浩特市的一些地名如“麻花板”“库库板”等之中的“板”，就是汉语的“百姓”借入蒙古语后再借回来的一个词。词语的这种往返借用的现象，最典型、最大量的还是存在于日语和汉语之间。 魏晋六朝以后，汉语对日语有很大的影响，汉字也被用作日语的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写工具。在那个时期，日语先从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借去“吴音”，后来又从中原地区借去“汉音”，汉语的词大量涌入日语。这些词在日语中还保留着汉语词古代读音的痕迹，是研究汉语史的一项重要资料。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提倡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或者赋予汉语借词以新的意义，或者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构成新词，借以反映西方的新事物、新概念。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在日本之后，日语的这些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也适合汉语表达新事物的需要，于是又成批地从日语借回来。例如“思想”“具体”“资本”“政治”“演绎”“政府”“侵略”“劳动”“理性”“想象”“现象”“垄断”“悲观”“乐观”“储蓄”“节约”“自由”“警察”“选举”“民法”“间谍”“交涉”“列车”“理论”“助教”“学士”“硕士”“博士”“卫生”“封建”“反对”等等是汉语中原有的词（如《三国志·华伦传》：“人体欲得”），日语借去后表达新概念，而汉语又从日语中借回来。又如“哲学”“主观”“共产”“归纳”“观念”“经验”“政党”“方针”“谈判”“战线”“领土”“汽船”“地质”“分子”“原子”“反应”“纤维”“资料”“学位”“体操”“批评”“反动”“支部”等等是日本人民用汉语材料构成的新词，也被汉语借用。这些词语，从构词材料、构词规则甚至语词本身都是汉语所固有的，所以从日语借回来并不感到有外来词的色彩，一般人也不知道它们是从日语借回来的词语。这些词与本族词没有什么区别。中日两国文化上密切交往的历史，使汉语和日语的词汇保存着大量共同的成分。这种情况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借词是民族关系的一种见证，是研究民族发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借词在语言历史的研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关于古代汉语的语音知识，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求助于借词（参看第九章第一节）。 二、结构规则的借用 借词虽然音义都借自外语，但语音、语法上还得服从本族语言的结构规则。如果碰到本族语言中没有的音，就用相近的音去代替。例如汉语借自俄语的“喀秋莎”中的“莎”，是俄语катюша的ша的对音，“ш”的音值是[∫]，汉语中没有这个音，于是就用相近的[s]去代替。汉语的“茶”“菽”两个词自从借入俄语以后，到现在已变成чай，соя，它们不但在语音上有了俄罗斯风味，语法上也归人一定的性，并且像别的名词一样有格的变化。但是，如果词语的借用数量很大，它们的语音、语法特点也可能渗入借入语言的系统而出现音位、音节构造、构词规则乃至句法规则的借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解放前，许多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落后于汉族。解放后，在和汉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各兄弟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向汉语借用了大量词语，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汉语的一些结构要素和结构规则。有的语言增加了一些新的音位和复元音，有的语言的一些音位变体在汉语的影响下变成了独立的音位。例如侗语[ph][th][kh][th] [phj][khw]这些送气音原来只是相应的非送气音的音位变体，现在都已变成独立的音位。裕固语除增加[][f]这两个辅音外，还增加了[ai] [au][ei][ie][uo][ye] [ian][in][uai][u][ia][io][ua] [u][ue] [ya]等16个复元音，其中后七个复元音除了在汉语借词， 里使用以外，还用于本族语言的语词。民家语等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原来的“主语——宾语——谓语”的结构次序改变为和汉语相同的结构规则：“主语——谓语——宾语”。壮语的构词规则原来是“受定成分＋限定成分”，现在已广泛地使用和汉语相同的规则：“限定成分十受定成分”。这种新的结构规则开始时可能只能支配借词，但随着民族关系和语言问相互影响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逐步扩大自己的运用范围。例如侗语，原来把“我的书”说成“le2jau2”（书我），自从借用了汉语的“的”[tji]之后，在词序上就和汉语一样，说成“jau2tji 6le2”。这在侗语的北部方言中已经代替旧形式而成为唯一的结构规则。凡此等等，都是语言结构规则的借用，是语言相互影响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一般说来，社会之间的关系越密切，这一类的借用现象也就会越常见。 结构规则除了借用以外，也可以仿造。“五四”运动以来，通过翻译，汉语里面增加了一些所谓“欧化句式”。比方汉族读者现在已经习惯了比较长而复杂的修饰语，这是《红楼梦》的语言里所没有的。外来句式的仿造在报纸新闻的翻译中最为活跃，例如“未偿还的债权要求”“取消了他的约见”“他并不排斥会导致裁军的谈判解决”之类的说法已开始在新闻稿里出现。新的句式是否能够用开，取决于它的表达力和语法规则的允许范围。 第二节语言的融合 一、语言系统的排挤和替代 语言融合是随着不同民族①的接触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指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这是不同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基本形式。斯大林指出：“在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②汉语在历史上曾和不少民族的语言发生过融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实探讨语言融合的一般规律。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氏族合并为部落，部落合并为民族，必然伴随着语言的融合。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历史上就有关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记载。所谓夷、蛮、戎、狄，都是居住在汉族周围地区的一些兄弟民族，它们各有自己的语言。《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子驹支的话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据汉刘向《说苑·善说》的记载，楚国子晰泛舟湖上，越人拥楫而歌，表示欢迎，但子晰听不懂，要求随员翻译：“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③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民族的语言与汉语是不同的，相互之间不能通话。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战伐、兼并等，发生了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融合，因而后来史书上看不到各族人民往来时要求有翻译的记载。从这里我们可以推知，所谓夷、蛮、戎、狄的语言很多已与汉语融合。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混乱时期，但在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上来说，却是一个大融合时期，汉语在融合中成为胜利者，继续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发展。 两汉以后，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民族和汉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隋唐以后，契丹、女真（包括后来的满）等民族也和汉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随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汉语和这些民族的语言发生了融合，在融合中继续成为胜利者。这样，汉语在我国的土地上替代了上述民族的语言而成为这些民族人民的共同的交际工具。 从历史上看，语言的融合在巩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促进人民的往来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大融合，为秦统一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汉民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汉以来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也清楚他说明了融合的历史进步作用。 二、融合的原因 两个或几个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当然需要一种共同的交际工具。究竟哪一种语言能够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这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之分。当两个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逐步发生融合的时候，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学习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显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政治上是否处于统治地位，并不是决定的因素。例如，汉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数度被一些经济、文化上比较落后的民族所统治，但由于它在经济上、文化上处于先进的地位，汉语在融合中总是被其他民族所采用而成为胜利者。恩格斯在说明这种规律的时候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① 魏晋以后，原来居住在我国西北、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曾经相继入居中原，建立国家，把汉族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当时，这些民族基本上还处于游牧时代，人数也比较少。像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史记·匈奴列传》），契丹“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旧五代史》第一三七卷）。女真族到金世宗的时候（相当于南宋孝宗时）还留恋原始社会的遗风，例如金世宗告诫群臣“女直（即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金史·世宗本记》）。这些经济、政治、文化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要建立并巩固其在汉民族地区的统治，都意识到要学习汉民族的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正是这种客观的要求促使这些民族学习汉语。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列宁说过：“本国的哪种语言有利于多数人的商业往来，经济流通的需要自然会作出决定的。”②正是这种“经济流通的需要”和文化学习的要求才使汉语替代其他民族的语言而成为各民族相互间的共同交际工具。一些比较高明的统治者就顺应这种历史潮流，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民族融合和语言融合的过程。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就是我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例子。 语言融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这就是各族人民必须生活在同一地区，形成杂居的局面。据《晋书·匈奴传》记载，“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其他如氐、羌等族的情况与此大抵类似，都散居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汉族人民中间。像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刘渊、符坚、姚兴等不仅能说汉语，而且都熟读汉语的经史，刘渊还讥笑汉初的名臣名将“隋陆无武，绛灌无文”（见《晋书·载记·刘元海传》）。鲜卑族的拓跋氏以及后来的契丹、女真（包括后来的满）等民族在入主中原以后也与汉族人民杂居，因而也逐步与汉族融合。只有蒙古族在建立政权之后继续保持它相对聚居的局面，而且对于在汉族地区居住和做官的蒙古人，统治者因害怕他们被汉族同化，经常“诏迁其久任者”（见《元史·世祖本纪》、《成宗本纪》等），元顺帝还“遣使尽徒北还”（《元史·顺帝本纪》）。这些措施，加上元蒙王朝的统治时间不长，蒙古族和蒙古语基本上没有与汉族和汉语融合，只有一部分和南方汉族人民杂居而没有北归的蒙古人融于汉族。所以，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民族的人民杂居也是造成语言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自愿融合和被迫融合 在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融合过程中，有些民族顺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选用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有些民族为保持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会汉语，实现语言的融合。我们把前一种情况叫做自愿融合，把后一种情况叫做被迫融合。在我国的历史中，自愿融合和被迫融合都有不少的例子。就总的趋势看，隋唐以前，以自愿融合占优势，而在隋唐以后，被迫融合的比重大一些。 从秦汉到隋唐，和汉民族发生融合关系的主要是所谓“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这些民族在取得政权以前，多数已与汉族杂居，受汉民族的文化影响比较深。由于交际的需要，这些民族的人民大多已学会汉语，如氏族“语不与中国同”，但“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魏略·西戎传》）。所以，这些民族在建立政权以后，把汉语作为相互间共同的交际工具，并没有多大的障碍。鲜卑族的拓跋氏在建立北魏王朝以前虽然没有与汉族杂居，但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之后，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学会说汉语。为了加速这一融合过程，魏孝文帝还制订了一系列政策，禁止讲本民族的鲜卑语，提倡说汉语。《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了孝文帝对咸阳王禧论述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高祖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善不？”禧对曰：“实如圣旨，宜应改易。”高祖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 鲜卑族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实行汉化？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避免“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丧失拓跋氏的政权。因此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孝文帝本纪》）。由于统治者的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鲜卑族和汉族、鲜卑梧和汉语的融合速度是相当快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语言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及至隋唐，特别是唐，各民族顺着这一融合的势头融为一体。唐朝的很多王公将相，甚至连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都出身于少数民族。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己进入最后泯灭民族界限的时期，而语言的融合自然要早于这个时期。 唐以后与汉族、汉语发生融合关系的主要是契丹、女真（包括后来的满族）以及它们的语言。这些民族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少数民族有所不同：一是在建立王朝以前没有与汉族杂居，二是在建立王朝以后反对学习汉语，总想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阻止融合，因而在融合中带有一种被迫的色彩。金世宗屡次告诫群臣，或发出诏谕，要求使用女真语，保持女真旧风。他命歌手唱女真词，以此告诫王子和诸王： 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金史·世宗本纪》） 金世宗还命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同上）。 这几段话清楚他说明女真族的皇室成员、卫士已对女真的语言文字到了“或不通晓”、或不姻熟的程度，至于普通老百姓，大概多数只会说汉语了。金世宗在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前想阻止融合的发展，规定“自后不得汉语”，“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均见《金史·世宗本纪》）。他还设法改变女真人与汉人杂居的情况，免被融合：“（金）世宗虑种人（指女真人）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种人与汉人各有界址，意至深远也。”①这个“意至深远”，自然也包含防止被汉人同化的意思。但这些措施只能起一时的作用，无法改变女真族、女真语与汉族、汉语最后融合的结果。 建立中央王朝之后而与汉族融合的最后一个民族是满族。它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了历代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教训，竭力避免被融合的结果。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告诫群臣：“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清史稿·太宗本纪》）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汉族的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迫使满族学习汉语，所以入关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顺治时已“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清史稿·世祖本纪》），而到康、雍、乾三代则不能不进一步走上与汉族、汉语融合的道路。 上述的所谓“自愿融合”和“被迫融合”，只是就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而言，而不是说“被迫”中没有客观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自愿”中没有斗争。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自愿融合的典型，但也曾遭到以太子为代表的贵族保守集团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废弃太子，甚至处以极刑。在这些融合中，汉族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因而不可能给其他民族的语言施加任何特权。这种不以特权而进行融合的方式，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的。 四、融合的过程 语言融合的过程大体上是先出现双重语言现象，最后导致一种语言排挤、替代另一种语言而完成语言的统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果的一次性的突击行动。双语现象是指被融合民族的成员一般会讲两种语言：本族语和在融合中占优势的那种语言。双语现象的出现是融合过程中重要的、富有特征性的现象，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必经的过渡阶段。固然，双语现象形成后最后是否导致语言的融合，这决定于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两个民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中某一个民族就会放弃自己的语言，完成语言的融合，例如前述的鲜卑之与汉的关系；如果两个民族向分离的方向发展，那么它们就继续各说自己的语言，元蒙与汉的关系大体上属于这一种情形。但融合必须经过双语现象的阶段，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一般说来，当两个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时候，由于交际的需要，都会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这在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少线索。李冲反对魏孝文帝的“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而主张“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可以从反面印证做官的汉人必须会说“帝者”的语言。魏分裂后，北齐的高欢及其继承人虽然想提高鲜卑语的地位，免被汉语融合，但双语现象的存在是很清楚的。例如，《北齐书·高昂传》有这么一段记载：“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可见北齐的鲜卑族统治者及其统辖的“三军”都同时掌握汉语和鲜卑语，因而既可以用鲜卑语讲话，也可以用汉语讲话。当时的汉人，也有很多人会说鲜卑语。例如刘昶“呵责童仆，音杂夷夏”（《北史·刘昶传》）；北齐的一个士大夫为了取悦于鲜卑统治者，教儿子说鲜卑语和弹琵琶，“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颜氏家训·教子》），由于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先进地位，汉族人学鲜卑语不是当时的主流，而且被人讥笑为“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抱朴子·讥惑》），而鲜卑等族学习汉语则是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双语现象阶段，必然会产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即使是被替代的语言，也会在胜利者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可惜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历史上的这种痕迹今天已不甚清楚，但《颜氏家训·音辞》篇概述当时的汉语已经“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也可见其一斑。很多地名容易留下被替代语言的痕迹，例如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等是满语的残留，其中“哈尔”是满语“江”的意思，“哈尔滨”就是“江滨”。 文字是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语言的工具，双语现象时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在文字中找到一些线索。南北朝时期大量创造“说文所无”的新字（参看第七章第一节），异体字的产生，书写形体的改变，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方面的问题。满文源自蒙文，后来随着满汉两族关系的发展，满语与蒙语的关系逐渐疏远，而与汉语的关系日益密切，因而在改进满文的书写形式时就进一步考虑到和汉语的对音，以利于转写汉语的词语（见《清史稿·达海传》）。例如清初的满文，[s][z]不分，只用一个表示[s]的字母，就是说，表示[s]的字母既可以表示[s]，也可以表示[z]，而满语的[z]与汉语的[ts]相似，因而满文中多用[s]转写汉语借词的[ts]：“罪”，满文作[sui]，“蝎子”，满文作[xiyese]。后来懂得汉语的满族人越来越多，知道[s]与[ts]不同，于是另造一个新的字母代表[ts]，以转写汉语的借 词。这种现象与语言融合的过程是相呼应的。 总之，在语言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双语现象时期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对语言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甚至在文字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随着一种语言的消亡，这种痕迹就成为两种语言融合的历史见证。， 第三节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一、“洋泾浜” 在旧中国，人们往往用“洋泾浜”这种说法来指非正规学会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外语，特别是英语。洋泾浜是上海外滩的一段，位于叫做洋泾浜的河流（早已填没）和黄浦江的会合处。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商埠，洋泾浜一带成了外国商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和当地的平民接触，就用这种支离破碎的外语通话（官方的通译使用标准语），于是“洋泾浜”成了破碎外语的中国名称。来自洋泾浜英语的词像“康白渡”（comprador，买办），“拉司卡”（last car，末班车，转指最后一个），“何洛山姆”（all same，全部），“温淘箩”（onedollar，一块大洋）等等，曾经在解放前流行于上海，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上海”大概还有印象。 “洋泾浜”是出现在世界好多通商口岸的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不是中国所特有。可是国外语言学界对中国的“洋泾浜”发生了兴趣，根据中国人发英语business这个词的讹音，给这种语言现象起了一个学名，叫pidgin。 “洋泾浜”是当地人在和外来的商人、水手、传教士等打交道的过程中学来的一种变了形的外语。这种变形首先起因于外来者：他们为了使当地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常常在语言上作出让步，简化自己的语言，夹入一些当地语言的成分，于是这种变了形的外语就成了当地人模仿的榜样。另一方面，当地人在掌握这种语言的时候，会受到自己语言中语音、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的干扰，又对它进行相应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又被外来者所接受。最后，双方仿佛在语言上达成一种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产生了一种大家能够接受的交际工具。所以“洋泾浜”是当地人没有学好的外语，是外语在当地语言的影响下出现的变种。“洋泾浜”的共同特点是：语音经过当地语言音系的适当改造，语法规则减少到最低限度，词汇的项目比较少，往往要借助于迂回曲折的说法指称事物。 “洋泾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只有口头形式，用于和外国人交往的特殊场合，没有人把它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中国的洋泾浜英语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中外交往都用标准语进行，洋泾浜英语失去交际工具的作用，不再被人们使用。在过去，这种语言是在中外人民的交往中随处形成的，没有统一的形式和规范，变体很多。我们根据前人的零散记载介绍它的一些特点。 语音方面，往往用I代替r，比方room说成loom，all right说成all light。以辅音收尾的词被加上元音，如make变成makee，much变成muchee。汉语不少方言没有/r/，只有/ I /，汉语的音节很少用辅音收尾，这些发音特点反映了汉语音系的影响。 洋泾浜英语可以说只用词干来造句，英语中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变化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汉语有量词，piecee（＝ piece）这个词的使用很广，比方two peicee book（＝two books）。用side和time（读如tim）表示空间和时间，例如top-side（＝ above），bottom-side（=below），farside（=beyond），allo-side（=around）；what-tim （= when？），nother tim （=again）。belong（或belongey）的语法作用非常广泛，突出的是代替系词，例如：he be-longey China-side now（=he is in China），you belong clever in-side（=you are intelligent），买东西问价钱通常说How much be-long？ 词汇成分基本来自英语。Chin-chin（招呼，邀请，请求，尊重）和chow chow（吃，食物）是两个常用的中国来源的词。此外还夹杂英国人从印度等地带来的词，如chit（信，帐单），godown（货栈）。有些动词性词语后面加-lo，可能就是汉语的“啦、啰”，例如die-lo，buy-lo，say-lo，pay-lo；Wailo（走开！）可能是away加lo。常用词中的numpa one（=number one）表示“呱呱叫”，catchee（=catch）表示“得到、具有”，plopa（=proper）表示“对，好”（you belong plopa？=Are you welI？），使用范围都比英语词大得多。由于词汇成分少，不少事物要用比喻或拐弯抹角的办法来指称。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个典型的例于是把“双烟囱三桅汽船”描绘成Thlee piecee bam-boo，two piecee puff-puff，walk along inside，no can see （三根竹竿，两个吐烟管，走路的家伙在里面，看不见）。 世界上现存最有活力的“洋泾浜”是广泛使用于新几内亚的Tok Pisin。它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型，有自己的文字、文学、报纸、广播，并且曾经在联合国的大会上用它发言。它的主体是英语，在大约1500个词汇项目中，80％来自英语，有简单而明确的音位和语法规则。 Tok Pisin的音位数目比较少，每一音位可有好些变体发音，比方/s/有[t∫][∫][s]三种自由变体，machine一同中的ch可以随便发成这三个音中的一个。实词的形态变化已大大简化，因而词序严格。及物动词须带后缀-m，例如：mi driman long kilim wanpelasnek（=I dreamed that l killed a snake；我做梦杀了一条蛇），其中的及物动词kili（杀）就带着后缀-m。和一般的洋泾浜一样，Tok Pisin的词汇量比较小，不便于表达细微的意义差别，许多词的意义负担很重，要靠上下文来排除歧义。使用拐弯抹角的比喻说法的场合比较多，比方胡子叫grassbelong face（脸上的草），口渴叫him belly alla time burn（肚于里直发烧）。过去的材料里还有这样的例子：受惊叫jump inside，思考叫inside tell him，伤心叫inside bad，知道叫feel inside，改变主意叫feel another kind inside，失眠叫he took daylight a longtime。有些迂回说法确切生动，反映出创造者的机智和幽默感。 “洋泾浜”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与十七世纪以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有联系，是语言接触中的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狭窄，发展的前途不外两个：一个是随着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改变而消亡，像我国的“洋泾浜”在解放后便停止通行；一个是发展为混合语，成为某一地区人们通用的交际工具。 二、混合语 洋泾浜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定场合下使用的特殊语言，没有人把它当作母语来学习使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可能被社会采用为主要的交际工具，由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洋泾浜就变成了混合语，又叫克里奥耳语（Creole，是混血儿的意思）。例如非洲某些地区的种植园，不但欧洲殖民者和非洲劳工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就是非洲劳工，由于来自不同的部落，彼此也不能通话。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里，唯一通用的交际工具只能是经过洋泾浜化的殖民者的语言。随着不同种族、部落的人互相通婚，克里奥耳语就在家庭里扎根，被下一代的孩子作为母语来学习使用。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像海地有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牙买加有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美国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岛屿上非洲人后裔使用的Gullah语，也是一种克里奥耳语，它的基础是英语。洋泾浜一旦升格为克里奥耳，在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口头中扎下根，就会扩大词汇，严密语法，迅速地丰富发展起来，最后也可能会变得和其他语言同样完备。 洋泾浜和克里奥耳都是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它们之间有共同的特点：一种语言远渡重洋，立足异域，或者作为特殊语言使用于有限的范围，或者在那里落户生根。在这个过程中，它必定和当地语言发生密切的关系，吸收对方的一些成分，放弃自身的一些特点，结果在基本保持原有素质的条件下使自己增加一种变体。语言接触的这种特殊的类型实际上也是遵照一胜一败的公式进行的，这同基础方言替代其他方言而成为共同语，语言融合中某种语言同化其他语言而形成统一的局面，大体上是同样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方言的统一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语言的融合是民族之间的问题，但这两者又有共同点以区别干第三者，即它们都是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一片连续的地区里进行的，这过程牵动了整个的社会。洋泾浜和克里奥耳则是语言“远征”的结果，是语言随着殖民者深入异域的产物；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只是在老家以其经济、文化、技术上的优势遥为支持，使它在他乡有一立足之地，或者替代当地的语言。 克雷奥耳的特点是被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习使用。其实，凡是操几种语言的人们生活在同一地区，由于交往密切，往往也会自然地采用其中的一种语言作为彼此的共同交际工具，并且使这种语言发生类似洋泾浜的变化。这样的语言虽然还没有成为该地区各族人民的母语，但在性质上也是一种混合语。我国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流行的“土汉语”，可以算是这种类型的混合语。 我国从宁夏经陇东、青海、川西到云南、贵州，是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的一个集中地区，人们称之为“语言走廊”。在这条走廊中有不少土汉语式的混合语。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是汉、藏、嘉戎、羌、回等民族的杂居地区，各族人民为了相互往来而采用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各族人民由于自己母语的干扰，他们所掌握的汉语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区别，形成一种“似汉非汉”的土汉语；而汉族的干部、工人、教师等为了让兄弟民族居民听懂自己的话，也跟着学习这种土汉语，自编自创，推波助澜，促进了这种土汉语的发展。据调查，阿坝地区的土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都有“似汉非汉”的混合语特点。汉语的声调由于受到当地没有声调的藏、嘉戎等语言的干扰而在土汉语中消失了。例如，“老师”可以说成“老四”，也可说成“老死”，“保卫”可以说成“包围”。这种现象在学生的学习中就以大量的错别字的形式反映出来，如“天华（花）板”“高矮不异（一）”。汉语没有浊辅音，也没有复辅音，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既有浊辅音，也有复辅音，因而这些特点也带入士汉语。例如把“成都”说成[t n ndu］，“担保”说成[ten mpou］。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基本上只有单元音，没有复元音，因而汉语韵母中的介音和韵尾在土汉语中不见了。例如“粉条”“扁豆”中的“条”“扁”由于失去介音i而说成“粉桃”和“板豆”；“光了”中的“光”因失去介音u而说成“钢罗”；“幼儿园”的“园”因失去介音y而说成“约日烟（jo r jen）”。汉语中的辅音韵尾只有-n、-两个，当地的民族语言却有丰富的辅音韵尾，因而在土汉语中的词也就出现了本来不应该有的韵尾。例如“萝卜”说成[lo pk]，“桌子”说成[tok ts]，“帕子”说成[ptst]，“灯盏”说成[tn nter]等等。这种音韵上的特点既非汉语，也非本民族的语言，是一种似汉非汉的混合形式。 土汉语的语法结构也出现了混杂的形式。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宾语在动词前面，能愿动词在主动词后面（如“能说”说成“说能”），修饰语在中心语的后面（如“白马”为“马白”）。这些结构特点也渗入土汉语，使当地土汉语的词序和汉语相去甚远。请比较： 头发剃没有。（没有理发。） 牙齿洗没有。（没有刷牙。） 张三同意常委的请举手。（同意张三为常委的请举手。） 在嘉戎语里，这第三句话的“张三”是宾语，出现在动词“同意”的前面，这符合嘉戎语的规则，但“举手”又按汉语的规则组合，把动词“举”放在“手”的前面，两种规则混杂。全句的主语应该是“你们”，这在嘉戎语里由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示出来，因而省略了；介词“为”的意思也由形态成分表示，这里也去掉了。类似这样的句法特点都是几种语言相互干扰的结果。 如果各族人民全用自己的语法规则来组织汉语的词语，那么土汉语的词序也应该是有规律的。但是使用语言的人往往是“兼收并蓄”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因而使语言现象复杂化。比方说，当地的汉族人迁就兄弟民族的语言习惯，矫在过正，连主语的位置也加以挪动，如“我饭吃”（我吃饭），“我他打”（我打他）可能说成“饭吃我”“打我他”。这就把语言规律搞乱了。词汇的差异也会使语言现象复杂化。同样的意思甲语言用这几个词来表达，乙语言用那几个词来表达，结果使那种“似汉非汉”的土汉语又增加了一些混合语的色彩。例如： 我心里不来。（我想不起了） 老乡饭吃一个没有？（老乡吃饭没有？） 尿动身。（想撒尿。） 他（的）耳朵里不去。（他听不进去。） 像这种混杂有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的土汉语，汉族人是听不懂的，但在当地却有一定的生命力。少数民族居民乐于接受和使用。和少数民族居民生活在一起的汉族居民，特别是一些教师和干部，也使用这种土汉语。他们不仅用来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交谈，而且还在会上说，在上课时说，甚至到了大城市见了汉人也说。由于有很多人使用，这种土汉语在日常的交际中有一定的影响。但应该承认，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各族居民交往日益频繁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它虽在学校教学中使用，但效果不好，不利于语言教学和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这种现象会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改变，同时领导上也应加以引导，以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辅助语 随着航海事业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世界各族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为了打破语言的隔阂，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理想，希望能有一种大家都接受的国际辅助语，作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工具。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从十七世纪起，不断有人设计国际辅助语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出现过几百种，由于深奥难学，或者矫揉造作，都没有获得成功，多数方案甚至只是设计者抽屉里的东西。 比较成功的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这种语言的词汇材料主要取自拉丁族语言，也有一部分取自日耳曼族语言和希腊语。语法规则十六条，没有例外。采用拉丁字母书写，一母一音，多音节词的重音一律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词根可以自由地复合成词；派生词的构成可利用一套丰富的前后缀，方便灵活。实词有划一的形态：名词收-O，动词（不定式）收-i，形容词收-a，副词收-e。名词有单／复数和主／宾格的变化，复数的标志是-i，宾格的标志是-n；形容词必须和所修饰的名词同数同格，保持一致。动词有时的变化（现在时-as过去时-is，未来时-os）和主动、被动的变化。整个方案备有词典、语法和范文。 世界语兼采欧洲各种语言的词汇材料和语法格局，加以简化划一，可以说是欧洲各大语言的一个合理化的公分母，也可以说是一种人造的洋泾浜。它模拟自然语言，没有枯燥乏味矫揉造作的味道；它简单易学，懂得欧洲语言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比方下面两个句于，大家不难猜测是什么意思：Ni（我们）estas studentoj de la Pekina universitato. Ni lernas Esperanton.世界语正因为有这些优点，所以问世以后受到广泛的欢迎，各国都有爱好者用它来互相交往，举行国际大会，翻译出版各种译著。现在，各国的爱好者有几百万人。我国也有世界语爱好者的组织，并出版了刊物和读物。 不过，世界语毕竟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它不能代替自然语言作为人们的母语或第一语言。前面谈过，语言一进入使用就会发生演变，演变的结果就会出现分歧而形成方言。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更需要不时进行规范，统一口径，才能保持其通用性。就语言的基础来讲，世界语的国际性其实只限于印欧系语言区，对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种陌生的不易掌握的工具。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局限。 中华汉语学习网www.100hanyu.net 官方总站:圣才学习网www.100xuex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