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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 - 01 - 05
作者简介:李槟(1968 - ),男,安徽巢湖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31卷 第 3期 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 Vol. 31 No. 3
2010 年 6月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n. 2010
鲁迅与王国维比较论
李 槟
(南京晓庄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鲁迅与王国维是近代文化史上极有意味的两极文化人的代表。他们西学的不同选择可以看出两人
文化创造上的多领域交叉又于批评家与学问家不同偏重的特征。鲁迅积极投身社会思潮斗争,思想不断进步,
王国维在政治表现上是逆时代而行的遗老。两人都有浓烈的死亡意识。鲁迅与王国维都是近代中国难得的文化
创造大师,他们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关键词:鲁迅;王国维;近代;新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2134(2010)03 - 0096 - 04
一、近代文化的两极
本文论说的鲁迅和王国维相差只有四岁,都是 19 与
20 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大师,他们的人生历程
和思想观念表现出的很大程度的同与异,也自然与一个变
动而多彩的时代相关联。鲁迅与王国维都由于在多领域文
化上的贡献而被人们推崇,从纯粹学术上他们对古代小说
史和戏剧史的贡献不相伯仲,但两人的差异也很大。一直
与时代浪头搏击的鲁迅却称王国维属于“遗老” [ 1 ] 561;再从
辫子上也可看出,鲁迅早在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剪了可憎的
作为异族奴役象征的发辫,而王国维在共和民国依然留辫
到死,两人在社会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差别可谓巨大。因此,
将两人作比较研究,发掘近代历史的复杂丰富性意蕴和文
化人的差异选择,就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学术领域,而应该
在广阔的视野下考察两个人的异同和丰采。
作为文化巨人,鲁迅与王国维虽然在多个领域都有
所贡献,但从偏重甚至本质的不同上来看,鲁迅首先是个
介入时代风云的社会批评家,而王国维却是个与现实相
当隔膜的书斋里学问家,这是第一个特点,从简单罗列出
个人的文化成就可以看出,鲁迅创作比学术多,创作里又
是杂文多; 而王国维却大部分是远古的文史考证学问类成
果。第二个特点是鲁迅有清醒的社会改造的抱负,关注现
实政治,积极投身社会思潮斗争,始终是政治上最进步力
量的同路人; 而王国维在维新派的《时务报》社开始闯世
界,学术思想上非常现代开放,政治表现上始终局限在臣
服满清政权上,清末在朝廷的学部任总务司行走到图书编
译馆编辑、辛亥革命后再作为民国“残瘤”的溥仪小朝廷的
南书房行走,是逆时代而行的遗老。第三点由于王国维的自
溺之死而突现,他与鲁迅都有浓烈的死亡意识,但鲁迅是反
抗绝望,向死而生,为自由而生; 王国维则是向生而死,为自
由而死。他们由此成为近代文化史最有意味的两极文化人
的代表。
二、新学选择的出发点
作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代文化人,鲁迅和王国维都深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们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更在于他
们又是第一批真正的向世界开放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创新
者。鲁迅 1881 年生于绍兴,王国维 1877 年生于海宁,相差
只有四岁,两人都出生在传统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的浙江北
部,是书香久传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少小时受过良好的传
统文化教育,又逢家道衰落,传统的科举仕路不顺,便被时
代的新风气所吸引,学习西方,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创造
者。1898 年对两人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鲁迅到南京的洋务
派学堂求学,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馆和东文学社半工半
读,是向新学跨出人生的重要一步。1901 至 1902 年,两人
又到作为通向西方的桥梁的日本留学,由看身外世界到走
出国门,开阔了视野。当他们从事文化创造的时候,译介西
学便成为共同的特征,而通过对他们西学的不同选择的分
析,可以看出两人文化创造上的多领域交叉又于批评家与
学问家不同偏重的特征。
鲁迅和王国维接受西学的选择与他们的环境有关,他
们的有意识的追求更为重要。鲁迅在南京和日本,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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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和日本都有接触世界文明的机会,他们现实学习
自然科学,如鲁迅学过医学,王国维学过农学物理学,接
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同时又接受西方哲学和美学。他们的
西学选择的心理动因并不一样。如果说鲁迅的根本特点
在于救人,那么王国维在于救己,而这种差别对他们各人
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鲁迅因救像父亲一样的病人选择
学医,更为救国民的精神之病而弃医从文,译介西方哲学
和文学,精神是扩展的,为救国而启蒙和“立人”[ 2 ] 57。王国
维则为救己而放弃自然科学,接受西方哲学,主要是立足
个人的精神寄托。鲁迅此后时时返顾批判传统,在西学上
也不断进展; 进入现代时期,与时俱进,始终搏击在中国
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变革的潮流的前头; 而王国维止步在
近代的西学,便过早返回到“价值无涉”的传统学术整理
了,成为更激进的现代社会变革的落伍者。当由西学回顾
传统,创造新文化时,鲁迅更关注传统的入世文化、平民
思想,而王国维更重视传统的出世文化(如《〈红楼梦〉评
论》)、文人雅趣(如《人间词话》); 鲁迅偏向于展现价值判
断的好与坏、善与恶,多有杂文和小说创作,王国维偏向
于价值无涉的认知上的是与非、对与错的纯粹学术研究,
成果多为学术论文。
从哲学上来看,鲁迅和王国维接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
响,主要是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
哲学都是他们关注的。两人都在哲学领域里为西学东渐做
出了贡献,但从根本志趣来说,鲁迅是为被压迫民族的抗
争,立足于启蒙救国;王国维则为解决个人人生的烦恼。鲁
迅关注的是从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新神
思宗”,关注“个人”观念,肯定“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
此我,本属自由” [2 ] 51,呼唤的是“精神界之战士” [ 2 ] 100,对
个人的强调是偏重个性解放,为个人指涉社会改造提供强
大的精神意志,并由启蒙而使人人发挥个性,从而让积弱
蒙昧的国民获得精神解放,从而解救国家危亡,使中国现
代化。王国维在价值观上则偏重于从康德到叔本华的个体
安身适命的哲学,几乎与社会变革无涉。因而鲁迅关注发
挥能动意志的抗争的尼采,而王国维更关注消极避世、唯
求自我解脱的叔本华,接受“个人”观念却着意于人生欲望
苦海中的解脱,强调“意志之寂灭”与“自慰藉之道”[ 3 ],不
具社会改造的能动指涉性。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他们
对西方哲学有差异的选择一样有开新的意义,他们选择的
都是西方的现代生命哲学,而时代的主流却更关注西方的
19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哲学,他们都有超前性,但他们之
间在新学选择的出发点也存在差异。
三、先驱与遗老
鲁迅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王国维。如在 1922年就评说王
国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2 ] 398,在
王国维自溺半年之后评论到王国维:“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
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 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
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
夹广告的 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
般” [ 1 ] 561。这确是鲁迅对历史人物的一贯精辟之见,“遗
老”的定性只涉及王国维的社会政治方面。鲁迅注意到王
国维,而在王国维死前却没有对“新文学开山”[ 4 ] 的鲁迅
给予评论,可以看出鲁迅的关注领域比王国维广泛,对时
代各种文化思潮都有深刻观察力。
出于对国学大师的热爱和避讳,许多人反复为王国维
辩护,说他不是遗老,理由虽可扯出种种,却不敢正视铁的
事实。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已到清末朝廷任职,革命期间
流亡日本,1916 年正式回国后没有立即投奔旧主,却在
1923 年就任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官封五品,还荣
赏“紫禁城内骑马”。1925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修
改“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赶出故宫,王国维视国民军冯
玉祥为“狂贼”[ 5 ] 262。他到清华国学院任教,根本原因还是
服从溥仪的“降谕”,到 1927 年他还去看望租界里僻居的
恩主溥仪。因此,王国维不能只算传统文化的遗老,他根本
就是民国“残瘤”满清溥仪小朝廷的遗老。
王国维为什么会成为遗老?原因当然是多样的。首先,
作为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旧观念的文化人,“天子门生”、“皇
家恩典”的荣耀自然有吸引力,根本原因是他没有那时代
应有的精神: 光复与共和,他的文化创造本质上要么是近
代的,要么价值无涉,他不具有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某些重
要品质。其次,他由于罗振玉和一些遗老朋友的影响,重友
情,既给他传统旧思想的强化,又为他进“残瘤”小朝廷提
供了机会。两者结合,他由政治思想上的遗老成为名副其
实的遗老。不说民主共和观念了,就是对满清异族统治的
认识上,王国维也极为落后。想想章太炎早在十二岁就明
白“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
闯”[ 6 ],郭沫若后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有确实的结论,精
通经史的王国维不能不说在这方面是弱智。深受近代新学
影响的王国维决不是文化上的复古派,也不能说王国维是
文化的完全意义上的遗老,因为早期他的近代新学思想里
也反对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
“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 7 ],甚至说出如此大胆的话
“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
代”[ 8 ]。在他作为典型遗老的二十年代,他的某些思想比过
去退步了,这在他的上给溥仪的《论政学疏》中可以看到,
在文中,王国维首先不满辛亥之变后的中国几被新说所统
一,直接为满清统治辩护:“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也。”[ 5 ] 258,这明显是效忠于满清一姓异族
之封建朝廷而已。
鲁迅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而且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主将,在王国维死去的那一年又酝酿着更激进的转
变,可谓与时俱进、始终搏击在时代浪头的先驱。王国维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视,可以从他多次拒绝到北京大学
任教看出,因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后来虽然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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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面子只就任了通讯导师,看到北大新派同事发表《保
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反对满清遗臣抢占破坏古迹,引起
他动怒,与北大绝交。即使在纯粹学术的文章里,王国维
一提到清朝,总是称为“我朝”或“国朝”,以志奉清正朔。
鲁迅在清末就痛恨满人,有光复中华之志,一到日本便剪
去了象征民族被压迫耻辱的蛮族辫式,到死前还念念不
忘异族的压迫给国民性和知识分子精神带来的灾难。而
王国维到死还挂念清庭“残瘤”,满清发式的辫子永远留
在了头上。
四、生死问MATC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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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王国维不能不谈他的死亡之谜,生死问题是人生
的大问题,鲁迅与王国维都有对死亡的浓烈意识,而这与
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密切关联。但鲁迅是反抗绝望,向死而
生,为自由而生,拒绝自杀,却又为自由之战斗而不愿出国
治病,以生对死作了最大程度的抗争; 王国维则是向生而
死,一旦他所执著的某种程度的思想学术自由遭受危险,
他为自由而主动寻死,以死见证思想自由的神圣。
王国维的死亡意识由来已久,早在青年时期受到叔本
华影响,以悲剧观阐释《红楼梦》,便认为人为“生活之欲”
所压迫,唯有“解脱”才能避免“苦痛”。解脱之道有两种,出
世(指佛教出家)或者自杀。他只好由哲学逃到文学,而文
学也“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以故”[9 ],又放
弃文学钻入古史考证研究,以事实判断的智慧排挤价值观
上的探求,纯学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只是冲淡和延
宕了死亡意识,终于在他“五十之年”,感到“只欠一死。经
此事变,义无再辱”[ 5 ] 302,最终选择了自杀,也是对死亡意
识的解脱吧。
那么为什么最终发生了自沉颐和园的悲剧呢? 世人
争议很多,最现实的原因主要有殉清说,与罗振玉关系破
裂说,南方北伐形势说。之外,陈寅恪的观点影响较深远,
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
一时间、一地域而已”[ 10 ],二是“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
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11 ],三是“思想而
不自由,毋宁死耳”[ 5 ] 305。应该说,以上的各种说法各有道
理,但合在一起辨析,才能得出更科学而紧要的结论。王
国维是满清遗老,溥仪尚在,不值身殉,但溥仪仍是他自
杀的因素之一,1927 年初,王国维曾经去天津觐见过溥
仪,见到“皇上”欢乐如常,不思复国,非常失望,十分愤
慨,竟在返京后气得吐血,这使遗老最后的政治梦想破
灭。王国维重友情,而罗振玉是他的恩师和挚友,又是儿
女亲家,双方因故闹翻脸,对王国维的人伦情感依赖是个
重大打击。至于南方蒋介石发动政变屠杀友党,国民军北
伐兵燹及北,对王国维也是个惊吓。连梁启超都认为“全
国真成活地狱了”[ 12 ] 730,还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
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 12 ] 733,可想当时王国维受
到的惊扰很大,何况他的朋友、一贯顽固反对新思潮的叶
德辉在湖南被革命派处死,“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得
到一些文化人如章太炎的同情和悲悼呢 [ 13 ]。
虽有以上三方面现实的问题,王国维也并不一定非要
自杀不可。而他准备自杀期间的平静和清醒,也使人感到
他的人格和精神的伟大成分。当 6 月 2 日(农历五月初三)
早上王国维像往常一样离家到清华研究院上班,妻儿和师
生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而此时遗书就在他的口袋
里,过一会儿他将投湖死去,这是有何等的自制力,何等的
与死亡的没有恐怖不安如平常的约会! 王国维自杀是他的
死亡意识由时事的促发而复萌强化,他感到一种最宝贵的
东西将失去,他唯有主动解脱生命才能永恒占有它。这是
什么呢? 只能是如陈寅恪所说的“思想自由”,尽管其内容
有遗老的旧观念,而其形式则是永恒的正义,不管是思想
出什么内容,思想自由的形式都是最宝贵的。他在溥仪的
南书房“行走”,民国“残瘤”的皇权也没有侵犯他的思想自
由,而现在新的激进力量不但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控制和
改造人的思想,不管这思想比旧有的自由思想是先进还是
落后,它的强制性就是侵犯了思想自由原则,这是王国维
不能忍受的。他唯有主动走向死亡来拒绝思想控制,为了
自由的生而死,以死获得自由的生。
鲁迅的死亡意识不比王国维弱。打开他 20 年代的《野
草》,死亡气息扑面而来,到他 1936 年死前,在《这也是生
活》、《女吊》等文中反复与死辩难。却与王国维相反,决不
自杀,向死而生,抢着时间与现实的黑暗作斗争,即使宿命
的生理死到来,他仍是“要赶紧做”[ 14 ],以生向死做最大的
抗争。如果说王国维自杀的意义在于捍卫自由,这自由是
个体的,消极的,那么鲁迅的向死而生是主动承担社会改
造的道义,并将自己的自由意志投入这改造中,这是积极
的自由。
五、文化贡献的多样
郭沫若曾经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
国维”[ 4 ]。尽管两人有以上的种种不同,他们都是有巨大创
造力的学养深厚的文化大师,对文化贡献是多样的,并有
长远的影响,两人构成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高峰。
鲁迅由对西方哲学的选择而鼓吹西方的以拜伦为宗主
的摩罗诗派诗人的美学风格,“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 不
取媚于群,以顺旧俗; 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
国于天下”[2 ] 99,这是激进启蒙主义的浪漫主义美学。而王国
维在《红楼梦》研究里,信服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就是
悲剧”的观点,以贾宝玉之“玉”为生活之欲的象征,人在欲
望苦海,所需要的是解脱,“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
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 [ 9 ],是为悲观消极人生态度的美
学。鲁迅后来在创作和理论上转向为更切实的现实主义批
判精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等著作中,取古典的中庸的文
人趣味。
鲁迅与王国维在文艺观上最大的不同,正如他们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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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学的选择上一样,王国维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游戏
性; 鲁迅也尊重艺术规律,但更考虑文艺在精神启蒙上的
作用。王国维的文学观纯粹而又高蹈,有贵族气,高度重
视文艺的作用,将哲学与文艺并立:“人于生活之欲外,有
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
术; 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 8 ]; 在《文学小言》中
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需要“敏锐之知识与深邃之
感情”[ 15 ]。与鲁迅的平民意识相反,王国维推崇天才论,
看不起民众,有精英和贵族观念。
鲁迅和王国维虽有美学价值观的偏好之异,但在中国
宣扬美学教育上,做出了时代先驱者的贡献。王国维编辑
《教育世界》杂志而关注美学教育,1903年王国维的《教育
之宗旨》认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
域; 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 16 ]。这是在中国教育史
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而德智体美教育的划分影响
深远,再经过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倡,现在已成
定论。王国维受康德的影响,将自在之物与现象世界分开,
以美学为沟通两者消弥分裂的桥梁,带有神秘主义和唯心
主义特征。如果说王国维只是在杂志上鼓吹美育,那么,进
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的鲁迅,则在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上
规划
污水管网监理规划下载职业规划大学生职业规划个人职业规划职业规划论文
美学
教育。鲁迅在《拟播布美术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书》中更细致地拟定社会教
育司有关部门美育的措施在于建美术馆、办美术展览会、
奏乐堂和文艺会,还要保存美术遗迹,开辟公园等。鲁迅将
美术的起源追溯到远古,以古希腊为例,强调人的知觉与
自然的关系,带有唯物主义的特征。当然,在 30 年代的《门
外文谈》中,鲁迅的唯物主义美学更为丰富和成熟。
鲁迅与王国维都是近代中国的难得的文化创造大
师,它们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鲁
迅的一生来说,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和贡献在外国新文艺
思潮的译介、文学创作和社会评论上,而王国维则人生的
主要光阴花费在以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中国历史考古领域
研究,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郭沫若称《鲁迅
全集》与《王国维遗书全集》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
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 4 ],它们都是我们民族贡献于世
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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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