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

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23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周婉窈**摘要牡丹社事件發生在1874年，距今一百四十一年，台灣學界對此一事件的研究相當不足，社會大眾也不甚清楚。近十餘年來，不少相關材料變得比較容易入手，大幅度增進我們對此一事件的了解。這些材料並不是近年來才為人所知，但以容易入手來說，可以說是「新」材料出土。本論文旨在以「新」材料為對象，探討它們可能呈現的台灣島最南端的社會圖景，並探討這些「新」材料對牡丹社事件所引發的問題，可能提出的新詮釋。本論文首先概述1871琉球人因船難登陸台灣受害事件，以及1874年日本派兵征討處罰牡丹社的經過。其次，綜合討論「新」材料和相關研究。主要介紹的「新」材料有：《風港營所雜記》、《處蕃提要》、CharlesW.LeGendre,NotesofTravelinFormosa，以及該書中譯本。就研究的取徑而言，研究者有從外部轉向「從內部看」的趨勢。高士佛社族人殺害船難者的文化邏輯在哪裡？當代排灣族研究者利用耆老的傳述材料，帶入在地的觀點；日本學者也從琉球人的傳說提出可能的詮解。外來勢力對原生環境的衝擊，也受到學者的注意。本論文後半交代兩個「故事」，也就是牡丹少女小台「被留學」日本的始末，以及李仙得筆下的下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其次，從「新」材料整理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如漢庄概況和人群分類。最後以牡丹社事件對台灣的深遠影響作結。關鍵詞：琉球人船難事件、牡丹社事件、李仙得、卓杞篤、琅嶠（玉喬）上下十八社、小台24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一、前言牡丹社事件發生在1874年，去年（2014）是一百四十周年。說到周年，人們一般會說周年紀念。但是，牡丹社事件一百四十周年紀念，要紀念什麼？日本「台灣出兵」？牡丹社戰敗投降？排灣族部落和日軍接觸一百四十周年──若依日方用語，就是「歸順」一百四十周年？牡丹少女「小台」旅日一百四十周年？這一連串問句，可能讓讀者感到很混亂，並且對具體的用語如「台灣出兵」、「歸順」、「小台」等，感到陌生和困惑。究實而言，台灣歷史很多面相還不在一般人的認知裡，即使有所認知，也是充滿分歧。今天，我們對牡丹社事件的認知也是如此，一百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要怎樣看待牡丹社事件？它的歷史意義在哪裡？牡丹社事件牽涉到台灣歷史的很多問題，近十餘年來，不少相關材料變得比較容易入手，大大增進我們對牡丹社事件的了解。這些材料並不是近年來才為人所知，但若以容易入手來說，也可以說是「新」材料出土。本文擬透過「新」材料來探討它們可能呈現的台灣島最南端的社會圖景，並探討這些「新」材料對牡丹社事件所引發的問題，可能提出的新詮釋。本論文主文分四部分，首先概述1871琉球人船難登陸受害事件和1874年日本派兵征討處罰牡丹社的經過，由於一般人容易混淆這兩個具有連帶關係的事件，筆者認為有必要先予以概述。其次，綜合討論「新」材料和相關研究。繼而在新材料和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交代兩個「故事」；其後再整理出台灣南端之社會圖景的幾個面貌，並討論多元詮釋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25的可能。最後以個人的研究心得和感想作結。二、本事：船難事件和牡丹社事件帆船時代航行於海上的船隻發生事故的情況很頻繁，不只是中國帆船，西洋大帆船也如此，1這或許是我們今天很難想像的交通情況。海上事故，一般理解成船難，也就是船隻遇風浪或觸礁，導致帆、舵或船身損壞而無法繼續順利航行。須注意的是，發生船難時帆船受害情況不一，從整艘船沈沒到維修後可繼續航行都有，和航空時代的空難很不一樣。其中有一種情況被統稱為「漂流」，指船遭風或其他因素，漂流到非本國領土，船身可能壞掉，也可能還能航行。船難沒有統計可言，但「漂流」到他國比較可能被該國記錄下來，根據目前能掌握的文獻記載，從清初至光緒年間（約等同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末），清人漂到朝鮮，至少240例，也就是一年平均約有一例；漂到琉球群島100餘例，漂到日本近300件，越南有70件以上，這只是獲救返國的事例，實際數量應該高出很多。2從琉球漂流到清領土的，1654-1898年，二*本文發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於2014年10月16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講論會，與會師生的指教，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修改建議，讓本文得以減少缺失，有所改善，謹此誌謝。承蒙友朋提供珍貴圖片，也在此致上謝意。**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十七至十八世紀之間帆船發生船難的比率似乎沒有確定的估計，但根據文獻可推測相當頻繁。海洋史研究者張增信先生根據廣泛涉獵所得，曾告訴筆者西洋大帆船的船難比率可能在四至五成以上，姑記於此，以俟進一步研究。2見劉序楓，〈漂泊異域：清代中國船的海難紀錄〉，《故宮文物月刊》365（2013.8），頁17。26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百四十四年間就有401例。3由於海難頻繁，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環東亞海域的「國際」社會發展出一套互相救助難民的機制，且有固定的送還路線和中繼港市。4這個救助機制和網絡，在這裡無法細講，僅舉出兩點和本文主題有關的研究發現。其一，清廷對所有外國漂抵船隻和漂流民，採取一視同仁的作法，動用公費，賞給衣糧，修理舟楫（如果還可修的話），遣返本國；對外國難民的照顧稱得上周到。其二，遣返路線：東南亞或西洋難民，送廣東或澳門，再附船回國；琉球難民送往福州歸國；日本難民由嘉興府屬乍浦歸國；朝鮮難民由至北京的朝鮮使節經陸路附帶回國。5（底線為筆者所加）這個機制和網絡持續了一百年，到十九世紀中葉清廷開港通商之後，才產生大變化。由於清廷和琉球王國的宗主／朝貢國關係，到1870年代初期還沒起變化，這個救助機制仍然十分有效。以此為背景，讓我們來看看1871年琉球人的船難事件。在此須先說明：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在明治5年（1872）宣布「廢太陰曆頒行太陽曆」，也就是改用西洋曆，以該年12月3日為明治6年（1873）1月1日。琉球人船難事件發生在1871年，日本還用舊曆（農曆），琉球王國也是如此，因此，以下敘述，為保存歷史現場感，沿用文獻的月日，惟於適當地方括弧加附陽曆，其餘不一一注明。1874年3參見「清代琉球民間船漂着一覧」，赤嶺守，〈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琉球民間船の中国漂着について〉，收於赤嶺守、朱德蘭、謝必震編，《中国と琉球人の移動を探る：明清時代を中心としたデータの構築と研究》（東京：彩流社，2013），頁331-375。4見劉序楓，〈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故宮學術季刊》23.2（2006），頁91-126。5劉序楓，〈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頁97-98。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27牡丹社事件發生時，日本已改用陽曆，因此，除以下數段採用陰曆外，餘皆是陽曆。辛未年（1871）10月18日（西曆11/30），屬於琉球王國的宮古島和八重山島各有兩艘船，計四艘船，從那霸港出航，要返回自己的島嶼。這四艘船是到琉球王國的首都首里去獻「年貢」的船，不是一般的漁船。11月1日的午夜，人們從船上可以遙遙望見宮古島，但很不幸的，遇到暴風，無法入港，船任由風吹而漂流。八重山的兩艘船，一艘漂流到台灣清政府統治的範圍內，難民被送到府城，另一艘下落不明；宮古島的兩艘船，一艘後來順利抵達日本的生島，6另一艘則是「琉球人船難事件」的主角。綜合日本鹿兒縣參事大山綱良，以及宮古島士族仲本、島袋兩位「筑登之」7事後的報告，以下是漂至台灣之兩艘船，船上乘客的遭遇。先提比較幸運的八重山島的船。這艘船遭風漂流到台灣島的海岸，可能相當靠近打狗口（今高雄旗後），但那是屬於原住民的地方。這艘船共有四十六名乘客，兩位乘客上岸去打探這是哪裡，這時候有一艘來自鳳山縣打狗口的船，由李成忠指揮，他告訴八重山的乘客那裡是「台灣府內的青蕃地」，會有危險，不要上岸。於是八重山的乘客放棄自己的船，移到李成忠的船上。這艘船到了打狗口，改搭火輪船（蒸汽船）到台灣府城，受到官府的撫卹，等待船隻到福州，以便返回那霸。至於上岸的兩個人，被五、六十個持武器的原住民圍住，幸好獲得住在當地的漢人郭濳協助；郭濳擬將兩人送到漢人尤魁家中，途中又遭原住民包6日本瀨戶內海的無人島，屬兵庫縣赤穗市。7「筑登之」（チクドノ、チクドゥン）是琉球王國位階的一種，屬於一般士族有品級的最底層，其品級是正九品、從九品。28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圍，經過一番波折兩人躲到尤魁家中。後來官府派一位使者來尋找二人，尤魁父子和使者護送兩人要去搭小船時，再度受到武裝的原住民追逐圍打，最後由使者用番錢和布換取兩人的人身安全。這兩人被送到府城，和其他人會合。8接下來，讓我們根據上述「仲本‧島袋報告」來了解宮古島那艘船的遭遇。911月1日（1871/12/22）宮古島人遙遙望見自己的島嶼，但風向不對，無法入港，任風漂流。5日看見台灣的外山，6日換小船上岸，當時全船有六十九名乘客，三名在這過程中溺斃。上岸後他們遇到兩名「支那人」（按，文獻用語，當時並無歧視意味），詢問哪裡有人家，兩人告訴他們（想是比手劃腳）：往西有大耳人，會砍人頭；要他們往南行。由於這兩人一面帶他們往南，一面搶奪他們身上的衣物，手拿不完的，丟到山中，並立木頭做記號。由於眾人認為那兩人有同夥，很害怕，不敢反抗。入暮時，兩個漢人要他們睡在路邊的石洞，他們看石洞太小，六十餘人根本無法過夜。但這兩個人強迫他們這樣做，他們認為這兩個盜賊般的人要他們往南行必有詐，於是和這兩人分開，往西邊走。該晚他們在路邊的小山過夜。這一天從早上在船上吃過早餐後，眾人就沒再吃任何東西了。7日一群人往遠處看似有人家的地方走，果然到了有十五、六間人家的地方，住著男男女女，有耳大垂肩者，身材高大。聚落的人招待這六十六人用餐。但是，那些被支那人搶奪剩下的物品，又被這些人奪取。8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頁13-19。9以下關於宮古島船的遭遇（1781年11月1日至1782年6月7日），係根據仲本筑登之、島袋筑登之的報告，見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27-45。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29他們在這裡住宿，夜半有一人左手握著薪火，右手攜刀，推開門來，剝取了兩個人的內衣而去。8日早上，五、六個男子各攜帶武器（銕砲），向宮古人說：我們要去打獵，回來前你們決不能離開。眾人表示要離開到別的地方，但被其他的「土人」強制阻止。宮古人於是更加生出疑惑，決定兩人一組分散逃出，再會合。他們一起走到一條小河，在此休息，但男三、四人，女四人追來，他們於是渡河逃走。路旁有五、六間人家，他們窺見其中有一家有個老翁。老翁出來迎客，說：「應是琉球吧，首里還是那霸？」（真是有國際觀的老人！）正當仲本、島袋等人要寫下姓名給老翁的兒子以便上報官府時，先前追來的人，持刀將站立在庭院的三十餘人的簪和衣物奪走，並陸續將一二人拉出門外。等剩下二十二、三人時，有一人裸體從門外跑回來，說大家都會被殺。於是眾人四處逃散。仲本、島袋等九人躲在老翁住處。根據其他文獻，老翁姓名為鄧天保。9日，老翁將九人送到女婿楊友旺的村庄。過了兩天，另有三人也來會合，說其餘的人都在山中被殺了。這十二個人在楊友旺家住了四十多天。12月12日（1872/1/21）在楊友旺的陪伴下，他們啟程，12月26日進入鳳山縣境，28日抵達台灣府城。第二年1月10日（1872/2/18）和八重山人一起搭乘火輪船往福州府，16日抵達福建，進入琉球館。6月2日搭乘琉球唐歸船，7日船抵達那霸港。他們是在前一年10月18日離開那霸，到6月7日再度抵達，相隔將近九個月！在引述仲本和島袋的報告時，為省篇幅，筆者省略了一些細節，有些會在下一節再談到。在這裡補充說明：宮古人原本六十九人，最後剩十二人，其中三人溺斃，五十四人遭高士佛社和牡丹社族人殺害30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兩社屬於後來所稱的排灣族）。八重山人雖然很快就被救助，但在台灣府城有一人因疱瘡過世，到了福州，又有十人因疱瘡過世。10幸而逃過船難之劫，卻不免病死異鄉。從當事人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台灣官府對於琉球人的救助可以說頗為完善，至少讓當事人印象相當深刻。根據報告，八重山方面，在打狗口停留時，獲得飯米、多葉粉、灯油、錢若干文，以及各種衣物；因疱瘡死亡者，獲得棺材和衣物等，並安排埋葬和燒香等。11宮古方面，抵達鳳山縣之日，招待粥，第二天開始，早上是粥，白日則是八碗菜，加上飯。十二人每人給一件棉襖（棉入），由於他們由南向西北走，稍微感覺寒冷。12在行的方面，我們看到官府兩度用火輪船來運載他們（打狗口台灣府城；台灣府城福州府）13──當時正是帆船和蒸汽船重疊、消長時期。總之，台灣官府對這些遭難的外國人好像很盡力，也很慷慨，至少事後當事人顯然毫無怨言。仲本和島袋的報告書是附在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的上陳文中，文書日期是壬申7月28日（1872/8/31），也就是宮古人和八重山人於6月7日（1872/7/12）回到那霸約一個月又二旬之後，可以說距離事件本身相當近，算是歷史現場的記述。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事人對台灣的官府沒有任何怨言，但大山綱良上陳文的題目是：「大山鹿兒島縣參事關於琉球島民於台灣遭害問罪之師云云上陳並琉球王子遭害之始末報告書壬申七月卄八日」，就捻出「問罪之師」四字，正文寫道他派人10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21-23。11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21。12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43-45。13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15、45。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31入朝奏聞，最後說：「伏願綱良仗皇威，興問罪之師，欲征彼，故擬謹借軍艦，直指彼之巢窟，殲其渠魁，上張皇威於海外，下慰島民之怨魂，伏願許其乞。」14眾所周知，琉球自1609年為日本薩摩藩藩主島津家久派兵征服，成為島津氏的附庸國，實際上受其控制，被納入日本的幕藩體制，成為日本的藩屬，但琉球王國仍繼續向明國朝貢，造成「兩屬」情況。清取代明之後，琉球繼續以清國和日本國為宗主國。不過，這一年（1872）7月明治維新後實施「廢藩置縣」，過去幕藩體制下的藩國成為直屬中央的第一層行政單位「縣」。9月，明治政府改琉球王國為「琉球藩」，由外務省管轄。這時琉球王國的國王是尚泰，這個安排「使尚泰為藩王，叙列華族」（尚泰を藩王となし、叙して華族に列す）。這是因為琉球方面強烈抗拒，而這同時還存在著中國宗主權的問題，日本無法直接將琉球納入版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山綱良的呈文是在7月下旬寫成的，那時琉球王國至少在形式上還維持獨立王國的身分，即使如此，鹿兒島縣參事就建議派「問罪之師」，以張皇威，以慰島民，一副將琉球人當成「自國人」一樣。在這裡，我們要跳脫一些外交上的宣稱或辯解，15直接看「歷史現場」的實際情況。清統治台灣有非常確實的番界，番界以外的地區不是行政區劃所及，實際上也是完全沒有管轄到的地方。清朝乾隆25年（1760）繪製的《台灣民番界址圖》和新出土約繪製於1787的類似地14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3、5。中文係筆者所譯。15關於「主權」的討論，可參考甘懷真，〈「台灣出兵」與東亞近代國家的再編〉，《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5（2010.2），頁29-40。32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圖（圖1），16很清楚可看到番界的南界是下苦溪，若以聚落而言，只到枋寮。下苦溪（內寮溪）出海口在今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率芒溪之北。如果認為乾隆時期的地圖不足憑，下面將提到的《風港營所雜記》是歷史現場的記載，很清楚顯示枋寮是清國台灣府統治的最南邊界，清廷駐兵也以此為最南界，以南沒駐兵，17人民出了枋寮就是越界開墾，不受「公權力」的保護；更值得注意的是，枋寮以南、風港以北的漢人聚落是向大龜文頭目納稅的，風港以南更不用說了。鄰近枋寮約一、二里（約0.6-1.2公里）的北勢寮，則大抵向清官府納稅。18各種材料明確揭示這個情況，我們將在第五節詳加說明。在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建議朝廷「興問罪之師」之時，正是明治初期政局很不穩定，「征韓論」高張之際。李仙得「適時」出現，鼓動日本出兵攻打台灣南端的原住民地區。究實而言，關於這個船難事件，清地方政府在處理上並無可議之處，當事人也無抱怨。「問罪之師」並非問清國之罪，而是問台灣番民之罪。這在在關係到李仙得這個人物，以及他實際考察台灣南端的發現：台灣番地不隸屬於清。李仙得何許人也？李仙得是CharlesW.LeGendre（1830-1899）的中譯名字，另有李讓理、李善得等不同譯法。他是個傳奇性人物，法國人，因和美國女子結婚而歸化美國，加入南北戰爭中的北軍，作戰致傷16《台灣民番界址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復刻版由南天書局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出版（台北：南天書局，2003）。新出土地圖尚未正式公開。17見王學新譯，《風港營所雜記：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一）》（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頁55-56、125、129-131。18王學新譯，《風港營所雜記：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一）》，頁87-90、93-95、125。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33圖1《御製平定臺灣□□地理指掌全圖》（局部）。（收藏者提供）一眼，榮退後轉任外交官。在我們處理的這個時段，他原先是美國駐廈門領事（1866-1872），1872年由廈門返回美國，船停靠日本，他透過美國駐日公使CharlesE.DeLong的引介，向日本外務省倡議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他的看法和外務卿副島種臣一致，獲得信任，李仙得遂辭掉美國領事一職，該年12月受日本外務省聘為顧問。關於李仙得何以會向明治政府倡議攻打台灣「番地」，留待下面說明。第二年（1873）日本備中國淺口郡柏島村（今岡山縣倉敷市）的船漂流到台灣東岸，發生四人遭原住民搶劫的事，導致日本民間和政府征討台灣的聲浪高張。該年外務卿副島種臣以特命全權大臣身分赴清，他令隨員柳原前光以琉球人遭難事件詢問清總理衙門，獲得生番是「化外」的答復。一個「典型」的記載如下（引文中〔〕內文字為筆者所加）：1919羅惇，《中日兵事本末》，收於思痛子，《台海思慟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之「附錄」，頁22。34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先是，琉球船遇颶漂抵臺灣，死於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禍。[外務卿副島]種臣既成約於天津，入都呈國書；命[柳原]前光至總署，言生番事。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猶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亦萬國所時有也。」前光曰：「生番殺人，貴國舍而不治，敝國將問罪於生番；以盟好故，使某來告。」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與不伐，惟貴國自裁之。」前光歸報，日本遂有征臺之役。也就是說：生番既然是我國的「化外」，要征討或不征討，由貴國自己決定就行啦。這樣的答復，當然正中副島種臣之下懷。日本征台之役又牽涉到征韓論，以及藉對外征戰來消解內部政治危機的問題，為避免旁支太多，茲略去不談。1874年4月明治政府以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長官，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積極籌畫討伐台灣原住民。就在日本中央政府因政爭而擬暫時中止出兵時，西鄉從道卻獨斷地出兵攻打台灣。1874年5月6日，日軍抵達台灣南端，於社寮上陸。社寮（射寮）約當今天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日軍上陸後和原住民有零星的交戰。5月22日，日軍抵達石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和原住民發生激戰，牡丹社頭目阿碌父子戰死。6月1日，日軍分三路攻打牡丹社、女仍（爾乃）社和高士佛社，7月1日三社投降。在日軍駐紮社寮和龜山期間，開始一系列招原住民來「歸順」的作法。8月清廷和日本政府展開談判，幾經折衝，最後在10月31日（清同治13/9/22）雙方簽訂專條三款，中文一般稱之為「中日北京專約」，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為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35不是。」這裡關鍵性的四個字是「保民義舉」，用白話來說，就是「保護我國人民的正確的作法」，等同清廷正式承認琉球人為日本國的人民，轉換成政治語言，就是正式放棄清對琉球的宗主權。關於賠償撫卹等內容，就不細表了。2012月20日，日軍撤走。這整個過程，在日本史上一般稱為「台灣出兵」，在台灣史上則稱為「牡丹社事件」。三、「新」材料與相關研究牡丹社事件相關之材料的出土，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文和英文原始材料的彙編和出版。在這裡得先說明，以下要講的史料，大都「躺」在特定的地方百年以上，但一般人，包括學者都難以入手，所以當它們變得容易入手時，就能大大增進我們對牡丹社事件及其相關問題的了解。首先是，2003年《風港營所雜記》和2005年《處蕃提要》的出版，其次是2012年李仙得的書稿CharlesW.LeGendre,NotesofTravelinFormosa以及第二年該書中譯本《李仙得台灣紀行》的出版。21前二書都是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印，是「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之（一）和之（二），前書譯者為王學新，後書為黃得峰、王學新。李仙得的書稿和中譯本，都是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出版，前者由DouglasL.Fix和JohnShufelt編輯，後者由費德廉（DouglasL.Fix）和羅效德翻譯。茲按照出版先後，將詳細的出版訊息羅列於下：20日本獲得清廷賠償50萬兩，其中10萬兩是撫卹銀，40萬兩是概括給付日本軍隊駐守南台灣的修道、建房等花費。21關於李仙得的書稿，有很不錯的書介，即林欣宜，〈書介：CharlesWm.LeGendre,NotesofTravelinFormosa（DouglasL.FixandJohnShufelteds.,Tainan:NationalMuseumofTaiwanHistory,2012）〉，《台灣史研究》14（2012.12），頁171-178。36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1.《風港營所雜記》〔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一）〕，王學新譯。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2.《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黃得峰、王學新譯。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3.CharlesW.LeGendre,NotesofTravelinFormosa,editedbyDouglasL.FixandJohnShufelt。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2。4.李仙得原著，《李仙得台灣紀行》，費德廉（DouglasL.Fix）、蘇約翰（JohnShufelt）主編；費德廉、羅效德中譯。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不論是《風港營所雜記》、《處蕃提要》，或李仙得的書稿，都是研究牡丹社事件非常珍貴的第一手材料。《風港營所雜記》是手稿本，由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購自日本舊書店。它是1874年日軍駐紮風港（今楓港）的支營（正式名稱：風港支軍本營）所留下的紀錄，共五號，主要記載支營和當地漢人、原住民接觸的情況。有不少是直接用漢文記錄的訪談對答，彌足珍貴。內容非常豐富，很多細微的地方，揭示了漢人聚落的構成和運作、原漢關係及其互動情況、琅嶠22上十八社概況，以及日軍停留期間如何招降原住民和如何解決聚落之糾紛等等，很能幫助我們了解台灣島嶼最南端的社會「動態」。有這一份資料和沒有這一份資料，可以說天差地別。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的這本《風港營所雜記》以頗為理想的方式出版。該書史料、釋文和中譯並陳，也就是左頁為原文，右頁上欄為釋文、下欄為中譯，讓讀者可以直接比對。附帶一提，這份材料有多份訪問對答，係用漢文（中文）記載，右頁不須附翻譯，22嶠本字是玉字旁，無法造字，本文以「嶠」字替代。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37但因原文係手寫，加新式標點的釋文，仍有助於解讀文獻。總而言之，這是很花工夫做成的史料集。《處蕃提要》是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的第二本「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這份史料既稱「提要」，那是什麼的提要呢？原來是日本台灣蕃地事務局於1876年編纂的史料集《處蕃始末》的「提要」。該事務局的編纂要旨稱：「將有關台灣蕃地處分事件之文書，務使其鉅細靡遺的全部編纂，至於體裁如何，則委之於他日之大史家，唯禁止其散逸，以網羅為要。」23這套《處蕃始末》史料，卷帙浩瀚，採編年方式，從琉球人船難事件到1875年5月31日為止，共143卷。其後該局為了搜索方便起見，挑選其中重要事蹟抄錄成冊，編成《處蕃提要》14冊，分前編6冊，後編7冊，以及附錄1冊。國史館台灣文獻的《處蕃提要》，只譯了前編的6冊。24「提要」之外，該局又採輯事件之重要者，分十六門，編成《處蕃類纂》101冊。此外，又編有李仙得等人的意見和書信集，以及各類文書集，25對保存史料可說頗為盡心。《處蕃提要》前編所收檔案不少，可能因為這個緣故，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就沒辦法像《風港營所雜記》一樣，採取原件和翻譯對照的方式呈現。除了我們上面引用的大山綱良上陳文及所附船難報告書之外，本書只有中文譯文。可幸的是，牡丹社事件相關之檔案──多達847冊，都可從「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CAHR）」的網頁下載，可以說非常方便。26在網路時代，日本政府這種不分國內外的開放作法，讓研23轉引自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47。24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47。25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47-49。26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頁49。38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究者受益良多。在「舊蕃地事務局永久保存編纂書目」中，我們可以看到收有李仙得台灣紀行11冊、同書譯本12冊，以及李氏書翰1冊，也就是說李仙得最重要的資料都被列為永久保存。李仙得的台灣紀行的日文翻譯，在1998年就有復刻本，即：我部政男、栗原純編，ル‧ジャンドル著，《ル‧ジャンドル臺湾紀行》，共4冊。27其實作為原始史料的該譯本，原題是「李氏台灣紀行」，充分顯示明治時期好用漢字的時代氛圍。李仙得《李仙得台灣紀行》的書稿NotesofTravelinFormosa，如上所述，列為永久保存的文件，它其實是「副本」，也就是更原始的李仙得書稿本的謄寫本。李仙得的這本NotesofTravelinFormosa是在牡丹社事件正在進行的過程中編輯完成的，日文翻譯《李氏台灣紀行》也幾乎是同時進行，本來預定出版，但後來因為日本決定放棄占領台灣蕃地，而與清廷達成協議，簽訂前述的專約，這本書的出版計畫在1875年夏秋之間已經停擺了。李仙得在1875年8月結束日本的職務時，將英文原稿和將近200幀的照片、插畫、素描、圖表、地圖等資料一起帶走。不久後，李仙得受聘於韓國政府，擔任外交顧問，於1899年在首爾過世。李仙得在遺言中特別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不要賣掉「八箱書本與文件」，這批書稿應該就在其中。這批書本和文件，連同其他遺物，被寄到美國紐約他的兒子WilliamCharlesLeGendre手中。1933年，李仙得的家人將厚達四大捆的手寫書稿和相關資料捐給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於善本室27我部政男、栗原純編，ル‧ジャンドル著，《ル‧ジャンドル臺湾紀行》（東京：綠蔭書房，1998）。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39中。28美國日本史研究者RobertEskildsen教授雖然不治台灣歷史，但有關牡丹社事件的英文材料吸引他的注意。他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協助下，整理了牡丹社前後相關英文文獻，在2005年出版了ForeignAdventuresandtheAboriginesofSouthernTaiwan,1867-1874:WesternSourcesRelatedtoJapan’s1874ExpeditiontoTaiwan一書。29這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二部分（PartII）就是收錄CharlesW.LeGendre英文書稿原本的一部分。他的版本來自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收藏的李仙得書稿，也可以說是李仙得書稿在台灣的最早曝光。在這裡簡單說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的是書稿副本，沒有照片、圖片、繪圖和地圖，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收藏的是最完整的書稿本，含100多幀的照片、插圖、繪圖，以及地圖。30李仙得的書稿，本文共27章，RobertEskildsen的這本書只收了其中的十章（原書稿第15至25章）。當然，按照編者Eskildsen教授的看法，這十章和牡丹社事件最有關係，也是李仙得親自觀察南台灣所得，特別有價值。31這本書的中文譯本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就在該書正在28JohnShufelt,“TextualIntroduction,”p.xiii；李仙得原著，費德廉、羅效德中譯，《李仙得台灣紀行》，頁xxxii。JohnShufelt（蘇約翰）著、林欣宜譯，〈關於文本的介紹〉，xiii,xvii-xix,xxxiii。29RobertEskildsen,ed.,ForeignAdventuresandtheAboriginesofSouthernTaiwan,1867-1874:WesternSourcesRelatedtoJapan’s1874ExpeditiontoTaiwan（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5）。中文書題：外國冒險家與南台灣的土著，1867-1874：1874日本出征台灣前後的西方文獻。30JohnShufelt,“TextualIntroduction,”p.xxxii；李仙得原著，費德廉、羅效德中譯，《李仙得台灣紀行》。31RobertEskildsen,ed.,ForeignAdventuresandtheAboriginesofSouthernTaiwan,1867-1874,p.66.40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校訂時，32李仙得書稿就以完整的全貌，並有諸多「加值」的情況，於2012年3月出版了，這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費德廉（DouglasL.Fix）、蘇約翰（JohnShufelt）編的李仙得書稿。這本書注釋之詳盡、附錄之多、圖版之精美、地圖之講究，可以說立下了台灣史英文文獻編譯的高標準。前衛的中譯本在該年11月出版。33第二年和全書稿一樣詳盡的中譯本也問世了，是牡丹社事件研究的大事情。讓我們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費德廉和蘇約翰主編的李仙得NotesofTravelinFormosa一書。這是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李仙得手寫原稿整理出版的，大開本，共475頁。本書所錄原書稿共四章，前三章是正文和圖片，第4章是地圖、索引、圖版索引，共409頁（pp.1-409）。這本書在編輯上很講究，每頁都在欄邊附上原書稿頁碼，據此，原書稿共496頁。書稿本身之外，本書書末附有六種附錄，共65頁（pp.411-475），若加上前面60頁的導讀：蘇約翰撰寫的“TextualIntroduction”和費德廉撰寫的“KobayashiEitaku’sPaintingsinNotesofTravelinFormosa”（xiii-lxxii），可謂洋洋大觀。實際上，關於書稿內文的考訂、地名、人名的考訂比對，以及地圖的轉譯，不只耗時，本身的工作已經是研究了。這個出版計畫是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1999年開始的計畫，34到全書出版問世，已經是13年後了。中文譯本在英文版的基礎上，提供國人更能入手的詳盡且高度可靠的譯文，對台灣史研究和歷史知識的普及上，都有很大的貢獻。32陳秋坤（校註者序），〈土著的盟友、台灣的敵人：李仙得〉，收於CharlesW.LeGendre原著，RobertEskildsen英編，黃怡漢譯，陳秋坤校註，《李仙得台灣紀行：南台灣踏查手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12），頁8。33出版訊息見註31。34陳秋坤（校註者序），〈土著的盟友、台灣的敵人：李仙得〉，頁8。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41相較之下，RobertEskildsen只將李仙得書稿的十章編入上述ForeignAdventuresandtheAboriginesofSouthernTaiwan,1867-1874一書，未收錄原書稿圖版，也欠缺詳盡的註解，以及人名、地名的考訂，自然無法和費德廉、蘇約翰這本完整版李仙得書稿相比。雖然如此，很值得注意的是，RobertEskildsen在序文中表示，這本和牡丹社事件相關的西文文獻集，「代表了一個努力，想對1860和1870年代南台灣多給予注意。」35他最後說：「這本書要獻給南台灣的原住民，他們在這些事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而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些事件將這些故事帶給了世界。」36Eskildsen教授不是台灣史專家，但他在這些西文文獻中看到了重建那個時期南台灣歷史圖景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主題。關於牡丹社事件的研究，過去比較集中在外交層面，例如討論清廷對台灣的主權主張、日本出兵台灣的內部原因（征韓論的問題）及其影響、英美的干涉等等。這都是很重要的題目，不過，這十年來，隨著台灣史研究的發展，很多過去較少被人注意的議題，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這個改變，若用簡單的話語來說，就是從「外部」轉為「內部」。這個改變，不在於否定過去的研究的貢獻和重要性，但卻開展了新的視野，讓我們能更深入了解琉球人船難事件、牡丹社事件，以及台灣南端35原文：“ThisvolumerepresentsanefforttopaymoreattentionsaboutsouthernTaiwaninthe1860sand1870s.”RobertEskildsen,ed.,ForeignAdventuresandtheAboriginesofSouthernTaiwan,1867-1874,p.ix.36原文：“ThisbookisdedicatedtotheaboriginesofsouthernTaiwan,whoplayedapivotalrole,andpaidaterribleprice,intheeventsthatbroughtthesestoriestotheworld.”RobertEskildsen,ed.,ForeignAdventuresandtheAboriginesofSouthernTaiwan,1867-1874,p.x42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的社會圖景，大大提升我們對台灣歷史的了解。牡丹社事件，在日本一般稱為「台灣出兵」，最早開始研究此一事件以日本人為大宗，台灣史作為歷史學界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出現很晚，這之間有很大的時間上的落差。關於日本人的研究，吳密察曾在1981年撰寫〈綜合評介有關「台灣事件」（一八七一─一八七四）的日文研究成果）〉一文，37以當時海外學術訊息收集不易來看，這篇評介文章算是收羅相當廣泛。吳密察另撰有〈「建白書」所見的「征台之役」（一八七四）〉，38是台灣學者研究牡丹社事件相當早出現的文章。吳密察選擇以比較中性的用詞「台灣事件」來指稱牡丹社事件／台灣出兵，他將1981年以前日本關於「台灣事件」的研究分為戰前和戰後兩部分。戰前大約有三類：一、以「大人物」為主軸，如西鄉從道、樺山資紀、木戶孝允等；二、轉手改寫的研究，帶入多方向的探討；三、從外交史切入，探索國際情勢。戰後的研究，因為增加《日本外交文書》可資利用，有很大的開展。吳密察將之區分為：一、做為日本近代外交史之一環的台灣事件，如英美態度、日清交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將「台灣事件」看成「琉球處分」的起點；二、做為日本近代政治史一環的台灣事件，主要以明治初期國內政治情勢（政爭）、征韓論的失敗、台灣征討之轉折為主。三、其他。簡言之，日本人的研究主要是環繞在國際形勢和日本內部政治問題上。39誠如吳密察指出的，這些研究「一37原發表於《史學評論》第3期，後收入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0），頁219-282。38吳密察，〈「建白書」所見的「征台之役」（一八七四）〉，收入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頁283-308。39吳密察，〈綜合評介有關「台灣事件」（一八七一─一八七四）的日文研究成果）〉，頁232-233、234、239-240、252。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43直將研究焦點置於台灣之外」。40要到將焦點置於台灣，不管外人的研究或國人的研究，都是一條漫漫長路。要將研究焦點置於台灣，需要很多助因。首先，必須是研究者想看「內部」或「從內部看」，其次，要有足夠的史料可看內部或從內部看。想看「內部」或「從內部看」至少牽涉到兩個層面，其一，台灣史研究作為一個領域的進程，其二、研究者是否將「內部」當成研究的對象或主體。前者意味一個研究領域必須進展到一定程度，很多屬於內部的問題才會浮現，成為議題。後者則不必然是在地學者才會採取的研究角度，在牡丹社事件這個議題上，我們看到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加入了這個行列。至於史料是否足夠，其實可能還是其次的問題。例如，水野遵的《臺灣征蕃記》41和樺山資紀的《臺灣紀事》42是兩人在牡丹社事件之前來台灣的調查報告，有不少原住民資料；牡丹社事件跟隨日軍來台的美國記者EdwardHowardHouse也早在1875年就出版TheJapaneseExpeditiontoFormosa一書，43內中有很多關於台灣原住民的觀察。上述這類的材料不管在戰前或戰後，都普遍被徵引，但研究者的焦點放在40吳密察，〈綜合評介有關「台灣事件」（一八七一─一八七四）的日文研究成果）〉，頁224。41收在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台北：大路會事務所，1930）第七章遺稿及詞藻上遺稿「台灣征蕃記」，共13回。國立台灣大學藏有微捲《台灣征蕃記》四卷，編號：T0040，捲號1-1。原件封面題名：「征蕃私記」，其他題名：「高砂浪ノ跡：台湾征蕃記」。42樺山資紀，《台灣記事》於1974年出版，在《台灣事件取調書》。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有日本國會圖書館1993年製作之微捲《樺山資紀文書》，內有《台灣記事》，索書號：（NF）731.4442-1reel.1。43出版地Tokio，即東京。此書有原文復刻版：Memphis,Tennessee:GeneralBooks,2010。這本書有中文翻譯：愛德華‧豪士原著、陳政三譯著，《征台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台北：台灣書店，2008）。44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國際情勢和日本政治上，台灣原住民沒引起注意，更不會有人想到去整理這些資料，以呈現1870年代台灣島最南端的社會圖景。從台灣內部看的研究，基本上相當晚近。除了研究者的關注焦點之外，很多相關材料不是很容易入手，也是原因。吳密察所評介的日文著作，不少利用了李仙得給明治政府的「覺書」（建白書），但未見採用李仙得的書稿或日文譯本。如上所述，日文譯本《李氏台灣紀行》在1998年影印問世，讓這本厚達1802頁的日文譯本原稿變得容易入手，研究者可以仔細翻閱、反復比對。想像當你只能在國立公文書館抄寫，不只無法顧及全面，在時間壓力下注意力將大受限縮，研究效率也將大幅減低，這是為何史料除了公開讓讀者使用外，入手之容易程度也很重要的原因。由於在台灣的台灣史研究開始比較盛行是解嚴以後──尤其是1990年代──的現象，關於牡丹社事件，1993年有戴寶村的《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44這本書從外交的角度切入，同時處理了日本內部的政治問題，以及琉球被日本收入版圖的「後續」發展，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簡明，掌握事件大要的通論書，不過，這本書並未從台灣在地社會的角度來探討該事件對在地社群的衝擊和影響。以內部觀點來說，最值得注意的是排灣族後裔試圖從族人文化和口傳的角度來探討牡丹社事件（含琉球人船難事件）。其中一個的議題是：為何台灣原住民要殺害琉球人？1998年高加馨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的刊物《史學》發表〈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45當時高加馨是該學系夜間部學生。44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北：自立，1993）。45高加馨，〈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史學》24（1998.5），頁50-86。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45高加馨訪問了十二位耆老，以及一位潘文杰的後人，耆老年齡從57到91歲。46其後，2004年在屏東縣牡丹鄉舉辦的「牡丹社事件130年歷史與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華阿財發表了〈「牡丹社事件」之我見〉一文。47華阿財（1938-，族名ValjelukMavaliu）是牡丹鄉高士村（原Kuskus／高士佛社）的耆老，「傳統」頭目家族後代，精通排灣語，退休後致力語言復振和排灣族文史工作。他參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翻譯計畫，擔任台灣總督府《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四冊的排灣語復原工作。48華阿財也是上引高加馨訪問的十二位部落耆老之一，他接受高加馨訪問時，年紀59歲。以上這兩篇文章在台灣似乎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倒是受到日本研究者的注意，華阿財文章的日文版〈「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見〉（關於「牡丹社事件」之我見）49於2006年，50高加馨的日文版〈Sinvaujianから見た牡丹社事件〉（從Sinvaujian看牡丹社事件）（上、下）51於2008年分別刊登於日文期刊，成為日後日本人研究牡丹社事46高加馨，〈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頁55-58。47《牡丹社事件130年歷史與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巴魯巴藝術工作坊，2004）。筆者惜未見中文原文，本論文引自日文譯文。48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五、三、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2003、2004、2004）。49高加馨著、里井洋一訳，〈Sinvaujianから見た牡丹社事件上〉，《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紀要》72（2008.3），頁41-62；〈Sinvaujianから見た牡丹社事件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紀要》73（2008.8），頁27-50。50華阿財著、宮崎聖子訳，〈「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見〉，《臺湾原住民研究》10（2006.3），頁38-52。此一譯文之後，附有[解説]：笠原政治，〈華阿財先生と「牡丹社事件」の研究〉，頁55-59。51高加馨著、里井洋一訳，〈Sinvaujianから見た牡丹社事件上〉，頁41-62；〈Sinvaujianから見た牡丹社事件下〉，頁27-50。46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件必要參考的文章。由於筆者沒看到華阿財的中文原文，以下華文係根據日文版。高加馨在文章中提到，根據耆老的傳述，琉球人登陸後，沿溪走到Kuskus（高士佛）的農作區，偷吃了Kuskus人在溪邊的作物，被來查看作物的Kuskus人發現，應該予以處置，但當時人少只能示意驅趕；後來琉球人竟然進到部落，向部落要食物吃，並且過夜，但雙方語言不通，產生誤會。琉球人逃到交易所，Kukus人會合其牡丹、女仍等部落的人，要求琉球人回答入山的意思，雙方無法溝通，琉球人感到威脅而有反抗的動作，「從族人的觀點來看，琉球人進入部落的領地，本來就逾越部落的法律，加上彼此溝通不良，因此馘首琉球人。」52以上的講法，並非歷史現場的證言，訪問當時距離牡丹社事件已經一百二十年以上，只能說是「傳述」，雖然如此，它仍然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至少呈現了族人所承繼的前人說法，也代表排灣族人的後裔試圖從文化的角度詮釋琉球人遭難事件的努力。這篇文章，還有其他牡丹社事件相關細節，限於題旨和篇幅，就不多加引述。高加馨在文末寫道：「筆者希望藉由本文的撰寫，能夠使這件台灣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有原住民觀點的論述，也希望未來關於牡丹社事件的研究，能夠更加詳盡真實。」53高加馨的其他作品，就不特別介紹了。5452高加馨，〈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頁60-61。53高加馨，〈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頁72。54高加馨另有一篇論文被翻譯為日文，即〈牡丹社事件の真実──パイワン族の立場から」，《植民地文化研究》4（2005.7），頁37-46；她的碩士論文〈牡丹社社群的歷史與文化軌跡：從排灣族人的觀點〉（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可以看出從排灣族人的觀點出發是高加馨一貫的研究取徑。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47華阿財在〈「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見〉一文中，針對八個問題提出他根據文獻和口傳資料整理出來的看法。這幾個主題是：1.為何是「牡丹社事件」而不是「高士佛事件」？2.琉球遭難者從高士佛社逃出後最初接觸到誰？3.被日本軍帶走的牡丹社少女的遭遇。4.石門戰役戰死之牡丹社頭目的境遇。5.「忠魂碑」的消失。6.戰役的女傑成為高士佛的傳說。7.為何潘文杰在山地各村被看成漢奸？8.被殺害之五十四名琉球人最初的埋葬地。55關於琉球人為何被殺，根據高士村耆老黃瑞英（90歲）的傳述，她的曾祖父親眼看到數十名琉球人偷吃Kuskus社的蕃薯，另老人引述祖父所說的內容：六十六名琉球人進到Kuskus部落時，頭目讓他們入內，命令眾人煮芋粥（vinljukui）給他們吃。但是，他們半夜逃走，被三十名壯丁追蹤。56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7月3日華阿財接受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的口述採訪時，提到「飲水說」。他說：「在部落有一個習俗，你們不能隨便喝人家的水，你要喝可以，但是，你要順服於別人，人家說什麼，你要聽就對了……。」57琉球人喝了水，高士佛社的以為他們懂這個習俗，頭目等人要去打獵，叫他們不要離開，他們卻偷偷跑了，以致於引來殺身之禍。關於為何台灣原住民要殺害琉球人？任教於日本琉球大學大浜郁子寫有下列論文：〈「加害の元凶は牡丹社蕃に非ず」─「牡丹社事件」からみる沖縄と臺湾〉（加害的元兇不是牡丹社番：從「牡丹社事件」55華阿財，〈「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見〉，頁44-51。56華阿財，〈「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見〉，頁44、50。57影音檔見：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2/32/3e.html（瀏覽日期：2014年10月10日）。又透過Google可以下載「排灣族牡丹鄉高士村華阿財先生訪談逐字稿」。48台灣風物六五卷二期所見之沖繩和台灣）、58〈「牡丹社事件」再考―なぜパイワン族は琉球島民を殺害したのか〉（「牡丹社事件」再考：為何排灣族殺害琉球島民？）、59〈「琉球漂流民殺害事件」について〉（關於「琉球漂流民殺害事件」）。60大浜郁子在沖繩的報紙上也寫有多篇和牡丹社事件有關的文章，茲不列舉。大浜整理過往的研究，指出有三種解釋：一、對陌生者的不信感；二、琉球島民違反用餐禮儀（テーブルマナー侵犯）；三、因獵首族傳說的恐怖心。61對陌生人不信任，是從琉球人的角度來看，因為他們一上岸就被漢人搶劫，所以對招待他們的原住民也無法信任，才會逃走。違反用餐禮儀主要是紙村徹提出的，從排灣族的角度來看，琉球人接受招待卻逃走，違反慣習，導致被殺。62大浜郁子本人則提出第三種可能，也就是琉球船難者受到琉球歷來的「大草鞋」和食人族傳說，以為遇上食人島的蠻族，因此對排灣族產生恐懼，才會逃走而遭殺害。63這裡的重點顯然是將琉球人遭受殺害放在「接受招待卻逃走」的這個舉動上。大浜郁子在〈「牡丹社事件」再考〉一文中，對違反用餐禮儀說提出駁斥，另外又提出「人物交易不成」說，也就是58《二十世紀研究》7（2006.12），頁79-102。59《臺湾原住民研究》11（2007.3），頁203-223。60《歴史と地理日本史の研究（240）》662（2013.3），頁24-30。61大浜郁子，〈「加害の元凶は牡丹社蕃に非ず」─「牡丹社事件」からみる沖縄と臺湾〉，頁83-87。62紙村徹，〈なぜ牡丹社民は琉球漂着民を殺害したのか―牡丹社事件序曲の歴史人類学的素描〉，《臺湾原住民族の現在》（東京：草風館，2004），頁149-161。紙村徹援引台灣總督府《蕃族慣習調査報告書》第五卷之一斯卡羅的傳說作為例證（頁157-158）。63大浜郁子，〈「加害の元凶は牡丹社蕃に非ず」－「牡丹社事件」からみる沖縄と臺湾〉，頁84-87。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49協助琉球人的漢人沒提出足夠交換人命的物品，導致琉球人遭殺害。64在這裡，筆者不擬梳理這些論辯，重要的是，我們在新近研究中看到了試圖從內部看問題的研究取向，從高加馨、華阿財到大浜郁子，都擬從內部探討當事人的「文化邏輯」；而出身琉球的大浜郁子，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