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录音整理

陈丹青录音整理 从根上讲，我其实是广东台山人，广东的台山人在美国的华人中是很著名的，我家里有很多台山人亲戚在美国。 我是1982年初来到美国的，当时，中国大陆出国的人非常少。早在我出国一年前，1981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喇叭裤，正巧我弟弟会做衣服，他就用灯芯绒布为我做了两条喇叭裤。当然，这种裤子以往在美国电影中是早就看到过了，但是那时候真正穿出来穿到大街上来，北京还是刚刚开始。这时候我就到美国来了。我就穿着这两条我当时认为“最美国”的喇叭裤“啪哒啪哒”地到美国来了。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画画的人尤其是中央美院的男人都时兴留长发，就是留那种一头又乱又长的头发，当时的我也和所有人一样，一头长发。我就这么到美国来了。一头长发和两条灯芯绒喇叭裤。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停在旧金山，我在那个城市里的亲戚把我直接接到他们自己开设的珠宝店里。初到美国，我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就到街上去走。 当时刚从中国到美国的我对两件事情感触非常大，一是我忽然觉得我在大街上是唯一看到美国的红灯没有感觉的人，每次红灯亮起来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要往前走，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别人就拽住我，认真地告诉我所有的人都在等红灯，我一看，真的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等候。为这件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个感触是来自我自己的穿着。在街上走的时候我时常可以路过各种玻璃橱窗，这时候我左顾右盼，在街道两旁的橱窗的反光中就可到自己的喇叭裤裤腿在那里一甩一甩的，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整个街道上没有一个人穿喇叭裤，而我一直还以为这是美国最时髦的样式呢。 为了赶快顺应局面，我的亲戚后来赶紧给我买了当时正流行的牛仔裤，接过裤子来之后我发现，这种在美国非常时兴的裤子和喇叭裤的裤腿尺寸正好相反，这种裤子的裤腿是上面大、下面小。为了这种裤腿的转换，当时真有点闹不明白。 这时的我虽然知道自己穿上裤腿上面大下面小的牛仔裤之后已经和美国街上的人一样了，但是心态上其实一直还是停留在北京那里，真正适应过来还是后来很久以后的事情。 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根本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广东话，可是我的亲戚们大多数都是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除了讲英文就是讲广东台山话，不会讲普通话，我和我的这些亲戚们在一起，在旧金山一共呆了十多天，这十多天可把我憋坏了。我的亲戚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讲一点点非常拙劣的广东普通话，他们看到我完全不能沟通的样子，自然也很着急。再后来我要去纽约，在把我送上去纽约的飞机上的时候，我的这个亲戚帮助我在机场里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因为台湾人都会说国语，他们和我正好同乘同一个飞机。 当时的大陆和台湾两地相当隔绝，我的亲戚们在队伍中找到这对台湾夫妇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这对夫妇看上去和我同样年纪，我上去一搭话，我们之间就用国语沟通起来了，那时候的感觉实在是非常亲切。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台湾人，我后来知道，对于这对台湾夫妇而言，我也是他们看见的第一个大陆人。所以，在旧金山飞纽约的班机上，我和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聊天。 可惜的是，下了飞机之后直到今天，我和他们再也没见面了。 在国内时我其实对西方实在太不了解了，认为只要穿上喇叭裤就已经把西方穿在腿上了，这是不对的。不但这个不对，我和美院人当时非常喜爱的一头长发也非常不对。更要命的是，这种头发还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缺点，那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长头发就被压扁下去，早晨起来的时候也就是那副头发扁扁的样子，但是当时我又发现要想到理发店去简单理一下发，要花十几块美元，我就决定不去理发了。 我现在看到我当年的照片，实在感觉到当时的样子像个越南船民一样，也实在感觉那个样子非常无耻。真的，我后来看到的是我当年在纽约林肯中心参加画展时的录相，我操，那样子真他妈无耻。当时，顶看这样一个无耻的形象还居然到处和人见面。 我记得我到纽约的那天非常冷，据说是纽约十几年来最冷的一天。因为当时天气冷得飞机的肚子都被冻住了，我们的行李因此完全拿不出来，我的所有箱子都是在第二天由航空公司根据旅客所填写的地址一家一家地送过来的。 一到纽约我就对纽约的印象非常坏，因为我的那些在唐人街的亲戚把我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接回来，直接就送我到唐人街建在一个地下室的餐馆里吃饭，我的亲戚是那个餐馆的股东之一。可能当时的样子已经告诉了别人我是刚从大陆来的，总之，吃饭之后就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进行训话，他说自己原来是在中国中山大学学医的，但是现在到美国来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打工，把自己的所有架子放下来。 到纽约的第一天我所经历的情景非常像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时候的情形，我想我已经被教育伤了，所以，现在我和我住在唐人街的亲戚们已经很少来往，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见见面而已。反而在那些年中，在来自中国大陆的画家人数很少的情况下，我和台湾画家的接触比较多，当时的他们也非常乐意和大陆人接触，也可能是分隔太久的关系吧。但是再后来的时候，双方的这种感觉都淡化了。记得当时很有意思，台湾人和我一讲话，起始句句常常是“李们宗冈（你们中共〕……”他们中有很多人“F”这个音是发不出来的。 我在中国中学毕业之后就到农村插队去了，一直到我28岁出国，我的前28年生命中只有三年的时间是有“单位”的，其他时候全是没有“单位”的。 我是在1981年10月份拿到我出国护照，同月拿到我的签证。那时我在中央美院教书还没有满一年，我一直赖到第二年的一月份才走。当时，别人能够拿到签证出国都非常高兴，但我不那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又要去插队了，我又要没有人管了。 到美国之后，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没有打过其它工。一来到美国之后就有一个美国画廊的老板来找我签约，因为他在中国时曾经看到过我的画，他后来又向中国的其他人问到有关事情，别人告诉他我已经到纽约去了。他就到纽约来找我，我们就签约了。 这个画廊地点是在纽约的五十七街，叫瓦里森德利画廊，我和这个画廊签了五年的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但是事实上两年之后它倒闭了，所以我和这个画廊真正的合作只有两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画家和画廊合作的几乎没有，所以我是在这里第一个和美国画廊合作的中国人。 在我过去的这些美国画画生涯中，我被人家帮助过，也帮助过别人。我这个人在本性上是比较喜欢看到有才能的人的，所以多年来我从来不在意尽我所能为其他朋友提供方便，另外我想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插队的时候也是靠别人帮助才完成自己的想法的。当然，这可能也和一个人的习惯有关系，这就和习惯去害人一样。美国的美术界竞争是非常大，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机会告诉别人，其实画家之间竞争的局面在国内也是一样，只不过在美国的情况更尖锐一些。但是我觉得机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了不起，有个画廊合作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很看重这些，我对这种事情也并不很敏锐。 但是我说一句实话不知你相信不相信：帮助别人其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很多人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享受的“私心”。 我本人也饱尝过没有机会的苦头。我在自己考取研究生之前一直考不上大学，我一连考过七八回了，都不能过关。当时在中国江南一带画画的人大家可能大都已经知道我了，但是每次招生的人来，老是因为我出身有问题而不能录取我。我父亲是右派，招生的一看到这一条，马上就放弃对我的考虑。 69届的学生中我插队八年是非常长的时间了，我就这样－直待在农村里画画。这种局面持续很长时间，那些平时拿着自己的画要我来“说一说”、向我请教一些问题的哥们都已经在学校里上学了，只有我还是在农村里呆着。更有趣的是，学校里放暑假的时候，他们也会拿着画来找我，让我指点一下，可是，当时我连个户口都还没有。 我的成功只是在上中央美院研究生的这次上比较顺利，因为这次是择优录取的。所以我知道机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我本性上也愿意帮助别人，我就一直尽我所能。 我在美国的合作画廊倒闭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画些小画零零星星地拿出去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1985年。 1985年的时候我和来自中国的画家张红年、金高等人一起被美国的“大中央画廊”网罗。1986年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在“大中央画廊”，举行了一个联合画展。我当时拿出去的作品还是我的西藏画，这个画展在当时的确轰动一时，美国的了很多媒体都来采访过，因为这是中国大陆写实画家在美国举行的了非常重要的一次画展。 瓦里森德利和大中央画廊是在美国和我有过正式合作关系的画廊，我和这两个画廊的合作时间前后加在一起，大约总共有五年的时间吧。到了1987年左右，我就决心不再和任何画廊合作了，因为那样的话我根本不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而且我发现这样下去自己的东西会越画越差。但是因为生计问题，我仍旧持续地画了一两年的时间，因为这时候我太太和小孩从中国到美国来了，我必须为家里的生活问题考虑，但是后来，我还是停下来了。 我知道自己的画路需要做些修改，但是当时我不知自己一旦不画西藏画了该去画什么，对于这件事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一向是个不太喜欢立即就改动自己的人，我比较喜欢在一个路子上走下去，现在这个改变必须产生，但是问题是“新的路子应该怎么样走”？就这样，我一直想来想去，磨磨蹭蹭地两年没有画什么东西。当时我挺苦恼的，我知道我在艺术创作上的状况是需要开窍的，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所谓“开窍”中的“开”是早已经开了，但是“窍”还是找不到。 “在美国生活”这件事对搞艺术的人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开阔了眼界。但是这也是特指居住在纽约这个城市，即便是在美国，纽约以外的地方就相对会闭塞许多。如果从有博物馆的城市数量来说，美国有博物馆的城市数量比中国也要多得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纽约生活，我对西方艺术有了很多见识，我不太能够想象，如果我这十几年没有到美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会是什么样子。和美国比，中国的信息量就显得非常有限。虽然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开放了，从画面上来说，许多情况已经和世界同步了，但是对于视觉艺术来说，闭塞的状况还没有根本的改变。因为这个原因，我非常感激我在美国生活的这许多年时光。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人在美国所不能得到的。在中国，人有一种自己的状态，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有过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到美国来我到今都没有完全找回来。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你自己都“不知道状态”的状态，这是一种创作状态。在中国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到底是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你就正好处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中。 可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的文化是多元的，你不知道自己应该向那个“元”走去。就是走了你也还是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元”。在美国，你从构思到落笔去画到最后拿出去展示，各种状态都是在一种相对扭曲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是说你在这么想的时候，你很可能不太确定你这样想究竟对不对、究竟有没有价值，因周围有太多的想法。当你想通了之后你去画，你还是不敢走，等你拿出去时你更加不确定，因为美国这个地方是现代艺术的大窗口，是风口浪尖。在这里，你对自己和外界的认同不平衡，有时候你会太肯定外界，有时又对自己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在你眼界开阔的同时，你的对话系统消失了。在美国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画家你没有观众，在这儿甚至许多美国当地艺术家的观众也有限。因为这里艺术家太多了。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也有一些中国画家是在国内找不到感觉，而到了美国就找到了的，比如许多前卫艺术的画家。但是我想我不属于这类画家。 这里面自然牵涉到美术方面的商业问题，只是美国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所说的基本上还是在艺术方面。我因为这些原因就常常愿意回国去找感觉。我的那种持续找不到感觉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0年和1991年的时候，在那之后，我在美国感受到了当年我在国内时的那种创作状态，也就是说，当年的那种创作状态又回来了。这个时候是我想到要画大型“三联画”的想法。 我按照当时的热情一直画下来，直到现在。 那时我还没有画室，只是在家里画画。但是我家里的居住面积并不大，而我所想画的“三联画”构想都很大，因此限于条件不足，我一直无法完成自己的想法。 1991年的时候，从浙江美术学院出来一位教师，他在加州圣地亚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中国人一般喜欢把这种东西叫做“学习班”。当时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画家，包括曾经非常有名的画家徐斌都参加了这个“学习班”，我也参加了。 我就是在参加那个“学习班”的时候开始画我的三联大系列画的。其中的一幅画还是在作家阿城家里的厨房中完成的。因为当时“学习班”办完之后我的大画还没有画完，那时我很来劲，一个暑期一共画了三套画共六大张，“学习班”散了之后我飞回纽约回了一趟家后又飞到加州，完成我的大画。画完我的这些大画再回到纽约之后的第二年，我下决心租下了自己的画室。我现在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到画室来画画，然后晚上再回家，每天这么做的动机就是因为“昨天一张画还没有画完”，非常简单和单纯。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想我还能走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在近年来的创作上没有感到有枯竭的问题，但是在生活中它出现过。我相信所有呆在国外的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会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你离开自己往周围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和周围的人都活得很不高兴，而一回到大陆，看到大家都很高兴，大家会为各种事情高兴，亚运会开成了大家高兴，四环路修成了大家也高兴。我时常也渴望回国和大家一起高兴高兴。但是我想我已经不大可能回国发展了，因为这么多年了，一个摊子已经摆在美国了，再回国等于又出国了。 我很不赞同有人说的所谓在国外必须“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其实我想这种说法指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东西，一种认同。我的认同是有保留的。 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展望，从我的习惯和天性上，我都不大赞同去做这种展望。我这个人只是喜欢画画，我就活着、画画。当然我也有不少梦，比如我很想去欧洲等地旅游，还想去苏联。 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很奇特，有时突然就有一笔钱进来，少则几千，多则过万，也有时候好几个月里一分钱也没有。这么多年来我早就习惯了过这种日子，钱多的时候，我就过得松一点，紧的时候就省一点，所以我不太想这些问题。 我活着一向是自给自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