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与此相一致，社会主义研究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 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后，面对国内外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和困惑，学术界发表了大量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和论着论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如皮明庥的《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 、王继平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明的《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 一书，该书科学而详尽地评析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历史传统，剖析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破产，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探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从而廓清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全貌，深刻地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另外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互助主义等都有所研究，并逐渐把一些在传播和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度被视为反动的人物纳入了研究视野。进入新世纪后，在 90年代的基础上，学术界梳理了传统思想资源中社会主义因素以及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主义思潮高潮，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以前少有研究的三四十年代知识界中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除基尔特社会主义继续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外，面对世界范围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其他非主流（ 或非科学社会主义） 的社会主义流派也开始成为学术界的研究课题。 　　一 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及其原因 　　郑大华指出，近代中国有两大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一是民族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就社会主义思潮而言，首先，它与近代中国相始终，从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 《天朝田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 ,到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 《大同书》） ; 从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 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 ,到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涌入； 从三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界中的再度兴起，到抗战胜利后不少党派、团体和个人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国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的提出； 社会主义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不倦的选择与追求。其次，它贯穿于近代各种思潮之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都或多或少地与社会主义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呈现出某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或取向，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也都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主张者。① 俞祖华、赵慧峰在《社会主义： 现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共同取向》一文中认为：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以均富与平等为重要诉求的人类崇高理想，是对近代各种思潮都有感染力、辐射力的一种“共同观念”.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吸纳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或取向，并因其不同的组合与联结方式区隔成与三大思潮对应的三组类型： 激进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改良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与儒家大同社会主义。② 闫润鱼则重点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的互动关系，一般来说，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而产生的，而资本主义是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导引，因此二者与生俱来就是相互对立的，她并引入了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概念，认为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主要的方面，相反两种思潮不同程度地并存于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当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都可名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的自由主义者 .这种“重叠共识”不仅存在于工具层面，也存在于价值层面。①社会主义之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郑大华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追求社会正义与平等这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只要有压迫和剥削的存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就会产生一种“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要求。尤其是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家，存在着一个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阶级，进入近代后，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近代化进程的启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小农大量破产，生活日益贫困，他们对“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要求也就更加强烈。尽管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所自发地产生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往往是主观的，空想的，甚至是落后的（ 如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但他们对“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追求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之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提供了阶级和社会基础。其次，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类似于或近似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如儒家的大同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极乐世界和西方净土观念等，这些思想的存在为社会主义之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再次，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也是社会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从自由向垄断的过渡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即日益加深，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 年的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使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曝露无遗，如果说在此之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先进中国人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则开始认识到，只有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取代者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②从中国传统思想因素中寻找能与社会主义接洽的资源，挖掘传统思想资源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研究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原因的一项重要内容。臧世俊认为，大同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路先锋。③ 董四代指出，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追求中，传统的大同思想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并且在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共鸣中与之实现了贯通，成为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的根据，为中国人民认同社会主义，以它为目标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打下了基础。④ 胡伟希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与儒家社群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传统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西方社群主义的主张相似，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社会乌托邦的社群主义思想体系。因此，那些受到西方社群主义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相比，尽管在价值追求以及参与社会运动的形式与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上都形成极大的对比，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他们内在的精神品格却是一致的，都是怀抱且追求“乌托邦 ”的知识分子，并且强调社群的具有“德性”的终极价值。① 马克锋探讨了社会主义对传统墨学思想资源的重视和吸纳，在他看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精英、早期共产主义者都认识到墨学与社会主义的相似性，并曾试图将二者相结合，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亦体现了墨学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② 鲁法芹对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与传统均贫富思想的关系进行考察后发现，历史上社会主义被很多人界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均贫富学说，认为这种认识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视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与物质基础。③二 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是清末民初传入到中国的。关于社会主义思想传入的原因。徐行认为，除受西欧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外，它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新兴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密切相关。④ 鲁法芹指出，对清王朝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以及欧美资本主义弊端的认知，是早期社会主义传入的主要原因。⑤ 关于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张艳国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有一个突出特点： 即是作为求强致富、维新改良、社会革命的附属物被传入中国的，其时它虽不能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又包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若干内容。⑥ 王明生指出，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想的在华传播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掺杂着传播者浓厚的主观意识和功利色彩，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以及对社会进步影响不大等特征。⑦ 　　在徐行看来，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最早接触和传播社会主义的人物十分庞杂，有洋务派官员、传教士、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潮刚刚接触，了解很有限，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介绍只是零星的、片面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 其次，当时参与社会主义传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来介绍社会主义的，他们力图把社会主义纳入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 最后，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虽曾形成一定规模，但其影响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尚谈不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⑧ 关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入的影响。张艳国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清末民初的传入，不仅刷新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面貌，而且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方向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在文化上突出了中国社会处于近代阶段与水平的性格特征。① 徐行指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首次知道了社会主义先驱及其主要观点，客观上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给沉寂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思维、新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揭露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欧美工人运动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甚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为五四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②陶季邑强调，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产生了比较广泛与深刻、积极的影响，早期国民党人当时及以后政治态度与思想方面的转变与这一期间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③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兴起于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于五四时期的原因。刘德军、耿光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验与失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为沟通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架起了桥梁。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斗争过程。在两者斗争中，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直至胜利。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④ 张艳国指出，从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变迁的历史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兴起，反映了先进中国人围绕社会发展理论进行艰辛地甄别、艰苦地认识、艰难地选择的过程，它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规律支配思想文化观念竞相擅变的体相。⑤ 傅扬、朱广学认为，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五四时期兴起，是因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打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⑥ 徐行在《重评五四时期有关社会主义的两场争论》中指出，传统观点认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大论战，也是一场同它们争夺群众的斗争，通过这两场论战，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纷纷破产。他认为应该重新评价这两场争论。因为在社会主义思潮引进过程中，不同的流派、不同的理论为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自然要进行相互间的争鸣、辩论，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两场争论同当时其他思潮的相互争辩一样，是思想领域、学术领域的正常现象。就实际的社会影响来看，它对争取群众虽有一定作用，但争论主要还是在知识界进行的，进步学生、爱国知识分子对此问题关注的程度远远大于农、工、军、商各界。⑦ 郑大华、高娟在《〈改造〉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一文中，通过对五四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围绕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之争论的探讨，认为虽然后者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也体现了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知识分子们对于国家前途未来的不同思考，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在学理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① 此类文章还有王存奎的《反思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4 期） 等。 　　兴起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后因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而在 20 年代末走向了低落，直到 30 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又才开始在知识界兴起并走向高涨。借用胡适晚年的话说，谈论社会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 30 年代初的知识界成了一种时髦。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缺乏对 30 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的专题性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发表的郑大华、谭庆辉的《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文认为，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日益沉沦； 几乎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 在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的徒然增加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这三者构成了 3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概而言之，这股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社会主义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这样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比较，30 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这样两个显着特点。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苏俄一五计划的影响而在中国知识界兴起的这股社会主义思潮，曾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得自于对苏俄一五计划的认识，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而加以信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实际上都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它与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有市场经济。② 张太原研究了“20 世纪 30 年代自由主义者眼中的社会主义”,并得出结论： 20 世纪 3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有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有“同情和赞许”的一面； 同时从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又有“批判和指责”的一面。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势力的消长，前者可能使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同共产党进行革些合作； 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投入国民党政府。③建国前夕，在“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与讨论中，知识界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对此时期知识分子发表在《观察》等报刊上社会主义言论的谈论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学界研究的主要内容。卫春回的《1940 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若干看法》一文指出：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以自由主义者为主要构成的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颇为关注。他们一方面高度评价苏联的建设成就和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对经济民主亦即社会主义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尤其是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而导致的对个人权利和民主政治的损害，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特有的政治理性和价值判断，颇富启迪意义。① 陈永忠在《在自由与公道之间---1940 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文提出，产生于 19 世纪下半叶和20 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强调自由、平等、正义、公道等价值的重要性，不仅要争取和扩大传统自由民主主义在政治上的成果，而且要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剥削、贫困、失业等。受此西方思潮的影响，1940 年代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也日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他并以《观察》杂志为视角，分析了 1940 年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特征及其内在缺陷，以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此种思潮所必然面临的历史命运。② 郑瑞峰的《20 世纪 40 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解读---以〈观察〉周刊为中心》一文认为，20 世纪 40 年代，受英美影响、以追求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为宗旨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领导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由于受时代条件、阶级局限和理论方法等因素的制约，其探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③尽管进入新世纪后，学术界对三四十年代知识界中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看还比较薄弱，尤其是相较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成果还少得可怜。对此，郑大华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希望学术界加强对五四后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知识界中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他指出： 五四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条思想谱系，一条便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另一条则是以报刊编辑、大学教授为中坚的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追求。如果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后的社会主义，只讲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而不讲以报刊编辑、大学教授为中坚的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追求，这是不完整的，它不仅无法描绘出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全貌，同时也很难说明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而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当然，他又指出，我们在研究五四后社会主义的这两条思想谱系时，要注意到这两条思想谱系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 　　就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知识分子来看，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加以理解和追求的，所以社会主义既然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换言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要实行公有制，消灭阶级和剥削； 在政治上要建立工农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与此不同，以报刊编辑、大学教授为中坚的中国知识界基本上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加以理解和追求的，即从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形式、社会生产等领域来理解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既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又主张采纳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界所主张的西方的政治民主加苏俄的经济民主。① 　　三 作为流派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潮 　　近代中国是一个思想芜杂、思潮丛生的社会，即便是同一种思潮，也含有不同的形态。 　　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也呈现出流派众多的特征。除通常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近代中国还曾出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三支非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潮。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上世纪 90 年代，韩承业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本身以及在中国的传播做了介绍②。夏良才探讨了战后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孙中山思想的关系间题，认为受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孙中山对劳工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但同时他对劳工运动的理论指导，有一套自己的思路方法，即在提高工人运动的同时，强调发挥“相匡相助”的合作精神。这一方面固然与他发扬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有关，而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欧美社会改良运动中出现的合作思潮，特别是基尔特劳动组合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分不开。③ 胡成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矛盾》一文中指出，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标榜“稳健主义”的张东荪等实际上与主张“急进主义”的陈独秀等，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即都相信有一根本解决中国近代贫困和孱弱的理想社会模式。然这对于将自己定位于平和渐进的张东荪等人来说，其思想就注定要逡巡在一理想与现实的两难窘境之中，由此引发的内心痛苦和文化矛盾，正是近代中国单向度地移植西方观念，尤其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中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历史性缺憾。④ 进入新世纪后，又先后有周鼎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中心到边缘---“五四”后期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和杨阳的《试析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发表。前文以梁启超和刘咸炘为中心，较为深入地比较分析了分别处于思想界中心与边缘的两人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念认知及其问题意识所呈现出的微妙歧异，并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层面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间颇富吊诡意味的紧张关系，以重新探究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后期短暂兴衰的思想根源； ⑤后文则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过程。⑥关于民主社会主义。1998 年，许纪霖在《开放时代》第 4 期上发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一文，开始了近代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研究。许文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尽管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也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和加工。影响他们的主要是美国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和英国拉斯基的费边式自由主义。尤其是后者，由于其对自由主义加以社会主义的修正，尤能适应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需求，遂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这条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道路，一方面符合现代化变迁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注意调节变迁中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可惜的是中国历史并未给其以足够的实验空间。 　　尽管如此，它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值得后人珍视。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表示出了更大兴趣，辛岩、萧铁肩、荆世杰、丁兴富、范华亮等人发表文章，①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构成、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分歧及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的一支---拉斯基和费边社会主义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大，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展了对拉斯基和费边社会主义的研究。孙宏云的《民国知识界对拉斯基思想学说的评介》一文指出： 拉斯基早年提倡政治多元论，1930 年代转变为激进的费边主义者，关注社会平等与正义。这两个方面是民国知识界评介其思想学说的重点。比较而言，对前者，重在研究与评判； 对后者，重在译介与致用。② 孙宏云的另一篇文章《拉斯基与中国： 关于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探讨了拉斯基与他的中国学生之间的关系，包括从学关系，拉氏弟子对其师思想学说的译介，以及拉氏对其弟子的思想影响。王造时在其《自述》中说他受拉斯基影响很深，在师从拉斯基的 1 年中，钻研的主要对象是费边社会主义，结果使自己没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误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途。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也反映在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中，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通篇赞扬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和英美的人权保障，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的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而这个报告是由拉斯基的中国学生罗隆基执笔起草的。③ 卢毅的《平社与费边渊源初探---兼论拉斯基学说在中国》一文，就平社与费边社的渊源关系，以及拉斯基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社在成员构成的知识精英色彩、活动方式的学院书斋色彩、政治主张的温和渐进色彩等方面，明显地受到了费边社的极大熏染，而拉斯基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则要复杂得多。④ 翁贺凯的《拉斯基与现代中国： 研究概况与前景展望》一文在检视英美学界既往之拉斯基研究及中国学界关于拉斯基及其对中国之影响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未来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两大方向： 一则，须更为细致地研究拉斯基思想内涵及其发展演变，并进而深入探讨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各阶段的思想是否有所选择、去取； 再则，还须对 19 世纪晚期以来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演变、其内部的思想流派异同、拉斯基与其他社会主义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所研究和了解。如此，我们方能较为准确地评估拉斯基对于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具体影响。⑤ 研究拉斯基及其思想的文章还有殷叙彝的《拉斯基的多元主义国家观评述》（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 年 02 期） 等文。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文章细化了学界对近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就性质而言，国家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潮，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是在研究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时，或多或少涉及到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内容以及影响等问题，而作为思潮形态的国家社会主义至今尚未有人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无疑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一大缺失。郑大华指出，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过三个时期的演变。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三十年代初，在吸取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经验以及教训的基础上，他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所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顾及个人的基本自由，使社会主义与法律（ 保障人权） 、智识三者结为同盟，并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并不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下，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而不需像苏联那样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社会主义。① 丁三青认为，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有着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也用着浓厚的西方特别是德国、英国的哲学背景，并且经历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变化过程。他的这一思想，有着深刻而合理的成分，但由于这一理论自身的矛盾性和中国史境的特殊性。最终成为“不可兑现的方案”.② 翁贺凯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张君劢 1930 年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的主张，尽管对于国家计划的强调令张君劢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较之常态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所偏离，但是在基本的政治、经济和伦理内涵上，张君劢仍能维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格局，较其五四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虽有所变化，但并不构成一种本质的转变。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张君劢一以贯之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像郑大华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演变。③ 　　四 社会主义与近代中国道路选择 　　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必然性，这是学界业已达成的共识，对此的论证也很多。郭长春较早从两方面批驳所谓“自由选择论”: 第一，“自由选择论”否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仅仅看成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偶然性，或者说仅仅看成是与一种偶然性相联系的一种可能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偶然性和必然性对立起来，否定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只承认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是历史观上的非决定论。第二，“自由选择论”把我国社会主义道路仅仅归结为人们的选择，这样就把社会主体的选择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对立起来，夸大社会主体的选择作用，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对社会主体选择作用的制约性，是历史观上的唯心论。郭长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但是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归根到底又不是由中国人民的选择决定的，而是由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决定的。① 何建华从百年中国民主革命史、40 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比较三方面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② 徐琛基于社会公正视角予以探讨，认为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逾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由新民主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在这一历史选择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充分地考察、对比、认识资本主义不公正丑恶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公正本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有利条件，理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③ 张海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阐释，指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近代以来的历史还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假设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如何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中国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也有助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接受； 在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前提，社会主义与工业化是同时展开的； 在当今形势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依然是我们开展各项事业的基本路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混淆是违背历史事实的。④ 除上述这些文章外，论证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历史必然性的，还有叶心瑜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青海社会科学》1991 年第 3 期） 、尉松明的《试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甘肃社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 、熊思远、杨相诚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从新民主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思想战线》1994 年第 2 期） 、周新城的《什么是社会主义？ ---兼谈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甘肃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刘务勇的《浅论传统文化因素对我国社会主义选择的影响》（ 《甘肃理论学刊》1999 年第 5 期） 、刘国荣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论析》（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3 期） 、李江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我们的选择》（ 《湖南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 、李德林的《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再认识》（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赵学琳、陆静的《对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解读》，《理论探索》2007 年第 6 期） 等文章。总的来看，这类文章都似曾相识，除了重复选择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演变的结果、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等“老调”外，没有提出其他有说服力的新的观点。 　　与此相对应的问题是，为何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未能挽救中国？ 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获得了一定的传播与发展，但是后来便沉寂下来。对个中原因，杨阳在《试析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调和，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 其自治理论与国家理论的对立； 将个人固定在职业上，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一元的静止的社会； 从在中国的传播缺陷来看，梁启超、张东荪满足于对理论的介绍而未将之用于社会实践中，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迫切要求进行革命，具有改良性质的基社会主义学说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这些都注定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① 关于“新村主义”的失败原因，李少兵指出尽管从1919 年到1921 年的两三年间，新村主义在中国知识界一度盛行，但新村主义既没有阐明中国社会的本质和根本矛盾，也没有发现改造中国的规律和有效的办法，更没能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所以它很快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放弃。② 鲜于浩认为“工读互助主义”的失败具有必然性。他指出从理论方面观之，具有无政府主义特征的工读互助主义虽能风靡一时，但其改良的方法和途径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已为历史一再证明； 从实践方面来看，工或读都难以为继的状况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王光祈倡导的工读互助主义明显地带有空想色彩和随意性，其失败并不令人费解。③民主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失败？ 　　学者们多是从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关的角度进行解析，认为这种改良的思潮在中国没有阶级基础、经济前提及社会基础等，刘是今则认为，中国缺乏民主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他还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策略选择进行的剖析，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推行的是“渗透策略”,同时他们过于倚重政治民主，而忽略了经济民主的要求，经济民主则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要求。④ 刘颖涟在《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抗战后中间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破灭原因再探》一文着重考察了客观的国际、国内现实与社会民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的距离，认为三大矛盾的存在阻碍了其理想的实现，即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民主宪政理想与一党政治当道之间的矛盾、民生主义需求与代表豪门资本利益的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 1945-1949 年这个转折点的走向，还成为中国今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⑤ 徐崇温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两条道上跑的车。 　　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制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中排除出去，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化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中，其指导思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引入社会主义的中国，那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已经告诉人们，这只能导致复辟倒退。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