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州勋官仕途考论

唐西州勋官仕途考论 李 方 http://www.turfanological.com/books/qk200801/tangxizhouxunguan.htm#_edn1 摘要：西州勋官以“入仕”与否，可以分为两大类；以有“散、职、爵”与否，可以分为六种形态。西州勋官入仕比例虽然不高，约二分之一弱，但文职武官中皆有勋官，而且勋官级别较广，至少有十转（共十二转），其中最高一级上柱国最多。以高昌国旧资获勋官者未超过骑都尉，说明西州严格执行了唐朝的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勋官任中低级军府官员者皆未见散官，未入仕勋官亦多无散阶，但未入仕勋官承担了许多地方杂职，勋官在地方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州虽然人力紧张，但任官制度一同内地，十分严格。 关键词：唐代 西州 勋官 仕途 勋官是授予有军功者的官号，也是一种入仕途径。《旧唐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卷四二《职官一》载，勋官“亦有番第，许同拣选”，即说明它是一种入仕的途径，可以通过上番服役，获得任官资格，参与拣选授职官。《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谓：“凡勋官九百人，无职任者，番上于兵部，视远近为十二番，以强干者为番头，留宿卫者为番，月上。外州分五番，主城门、仓库，执刀。上柱国以下番上四年，骁骑尉以下番上五年，简于兵部，授散官；不第者，五品以上复番上四年，六品以下五年，简如初；再不中者，十二年则番上六年，八年则番上四年。勋至上柱国有余，则授周以上亲，无者赐物。”将勋官的番第时间、番第任务、拣选授官，以及回授等等记载得更详细，可见勋官出身者是可以授散官，进而授职官的，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番上兵部服役期满，二是兵部考试合格，并取得散官，三是随文武散官选官例参加选官，获得成功。三个条件都满足后，才是“入仕”，正式成为唐朝的职官。不过，这个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以变通？我们认为还可以讨论。因第一条番上兵部是有可能变通的。《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载：“凡诸卫及率府三卫贯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皆令番上，余州皆纳资而已。” [i]可见远州的府兵和三卫都不用番上，而以纳资代役。那么，远州的勋官是否也同府兵和三卫一样，无须千里迢迢到京师上番，而以纳资代役呢？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另外，近几年来学者们讨论西州府兵不仅可以不宿卫京师，还可以不纳资代役，而代之以在地方上番服役 [ii]。那么，西州的勋官是否也有这种服役方式呢？我们认为也有这种可能性。由于出土文书中尚无西州勋官纳资代役的材料，而有不少勋官在地方服役的案例，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 [iii]。第三条参选授官也可以从狭义和广义来理解。从狭义上来说，勋、散、职、爵四个系统，获得职官是关键，只有获得职官才算真正入仕；从广义上来说，散官是官员的本品，凡九品流内官皆有散官 [iv]，获得散阶本身已有官品，也可以算作唐朝官员。考虑到唐朝职官三四年一任，任期满后重新待选，在重新获得职官之前为“前资官”，这些人本身已入仕，而从当时状态来说则无职官，只有散官，与有散阶而无职官者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将有散官无职官的勋官视为“准入仕”。 西州是唐朝控制西域的基地，西州人参与战事的机会很多，获勋官者亦多。这些勋官的仕途如何？从现有材料来看，西州勋官的官爵形态多种多样，起码可以分为6种类型：一是勋、散、职、爵俱全型；二是勋、散、职全而无爵型；三是勋、职、爵全而未见散官型；四是有勋、职而无散、爵型；五是有勋、散而无职、爵型；六是有勋官无散、职、爵型。若以“入仕”为界线来区分，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入仕者，一为未入仕者。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拟从狭义出发，将入仕与否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定在是否有职官这一点上。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上述六种类型中，前4种类型应该是“入仕”者，其中第四种类型比较复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本身是正式职官而文献省略其散官，这种勋官当然应该是入仕者；一种本身是否职官不明确，有无散官亦不详，是否入仕不能确定。如中、下折冲府低级官员（队副、队正、旅帅、校尉）是“官员”还是“外职掌”？史籍记载矛盾，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v]，因此很难说肯定为入仕者。不过，考虑到这些人有具体职事，与勋、散、爵皆无具体职事有所区别，这些职事在同一性质的高等机构中是职官（如在上府中，队副、队正、旅帅皆为职官），与杂职吏役无论在高、中、低级机构中皆非官员亦有区别，因此，我们在此姑且视之为入仕职官。第5、6种则是未入仕者，其中第5种类型是“准入仕”者，第6种类型也比较复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的勋官，其中又可以分为凭借高昌国旧官僚首望身份获得的勋官，及入唐后凭借军功或唐朝资荫回授获得的勋官；一种是承担各种义务的勋官，其中又可以分为特殊时期（麴氏王室后裔治理西州）担任摄职的勋官，及正常时期承担杂职的勋官等等。下面分类述之。 一 （一）勋官入仕类 如前所述，在这一大类中，西州勋官的官爵有4种形态，下面逐一论之。 1．勋官、职官、散官、爵位俱全者 勋官、职官、散官、爵位四者俱全，在唐代是最完整的官爵形态。一般而言，入仕者必须有散、职二官，却不一定有勋官和爵位。勋官只是唐代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其它途径入仕者如科举出身、门荫出身或流外入流都不见得有勋官，也不需要勋官（当然，这些人在战争中立军功也可以获得勋官）；爵位则是一般中低级官员鲜能企及的等级身份，因此，在地方官员中，具有勋官、散官、职官、爵位四种官爵的官员并不多见。在西州官员中，4种官爵俱全的官员亦不多，杨敏是其中的一位。 杨敏有两方墓志，一方为《大唐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广饶县开国男杨君墓志铭》，载其勋官为上柱国、职官为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爵位为广饶县开国男，但未记其散官；一方为《大唐故游骑将军上柱国广饶县开国公杨君墓志》，记其勋官仍为上柱国，但爵位为广饶县开国公，高于前志所记“广饶县开国男”，未记其职官，但却记载了其武散官：游骑将军（从五品上），卒年时间亦晚于前志（前为贞观十七年，此为贞观十八年） [vi]。毫无疑问，第一方墓志当是墓主卒时所刻，第二方墓志应是追赠墓主爵位后所刻，二者互为补充，前志详者后志略，前志无者后志补，前志误者后志改，形成较完整的杨敏官爵谱系。从这两方墓志可见，杨敏的勋、散、职官、爵位俱全，勋官达到了最高级（十二转上柱国），散官达到了高级官员五品（唐代五品是高级与中低级官员的分界线），职官大约是从六品下 [vii]；爵位生前是男爵，死后赠为县公，比生前提高四级（“开国县男”为第九等，“开国县公”为第五等）。其任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职官的时间大约在贞观十四年（640）至十七年（643）。 2．勋官、散官、职官全而无爵者 如前所述，爵位是一般中低级官员鲜能企及的等级身份，地方官员无爵位是正常现象。按正常官序，以勋官入仕者应有勋、散、职三官，这一类人应占勋官入仕者的绝大多数，西州官吏中这一类官员所见确实较多。目前所见者已有张团儿、张彦、张端、张怀立、沙安、才感、处讷、蒲昌县尉某、柳中县丞何某、张怀寂等人。 阿斯塔那221号墓所出《唐永徽四年（653）张团儿墓志》略载：“维永徽四年十二月六日葬交河县尉张团儿铭。君姓张，字团儿，高昌人也。……前授东宫府门子弟将。属大唐□□，抽擢良能，授洛州怀音府队正。役征辽□，□骁骑尉。天降慈恩，放还郷□，仍授征事郎，西州交河县尉。……春秋五十□□。” [viii]可见张团儿是唐灭高昌后，被唐朝从高昌强虏到洛州的高昌豪族，他在中原被任命为怀音府队正，后因征辽东有功，授勋官骁骑尉。永徽中随高昌王室子弟麴智湛归还故乡西州，授散官征事郎，并职官西州交河县尉 [ix]。墓志述张团儿先任武官，再获勋官，再授文散官，转文职官，与制度规定的先勋官，后散官，再任职官的任官程序不同。怀音府的等级不详，队正是否正式职官不明，若非正式职官则合乎规定。详情有待后考。 《唐张彦墓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载：“游击将军、伊吾军副使、西州岸头府折冲都尉、赏赐鱼袋上柱国张彦之暮”。可见张彦勋官为上柱国、武散官为游击将军（从五品下），职官为伊吾军副使西州岸头府折冲都尉。按照唐朝正常的铨选制度程序，并从他有勋官又任武官的经历来看，他应该是凭军功获取勋官后，再取得武散官乃至武职官的，他应是一位以勋官途径入仕者，不过入仕时勋官应较低，不可能是上柱国。虽然《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载：“凡勋官选者，上柱国正六品上叙；六品而下，递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叙。”上柱国可叙正六品上职官，而游击将军是武散官从五品下，岸头府是下府，其折冲都尉为正五品下，其勋官与制度规定无矛盾，但我们认为其由低级勋官入仕，获低级散官和职官，再立军功，逐步提升官品至墓志所述级别的可能性更大，毕竟上柱国起码要在二三次战事中获最高军功才能获得（一次五转） [x]。张彦入仕任官时间不详，伊吾军大约景龙四年（710）置 [xi]，张彦任伊吾军副使及西州岸头府折冲都尉也应在景龙四年以后。据称，同墓出有唐开元九年（721）麻布题款 [xii]。 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张氏条略载：“游击将军上柱国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张端自云是其后也。” [xiii]可知张端职官为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勋官为上柱国，武散官为游击将军（从五品下）。我们曾经考证其任职大约在圣历二年（699）至长安三年（703）间 [xiv]。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载：“至（开元）四年六月，……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张怀立” [xv]。可知张怀立曾为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勋官为上柱国，武散官为昭武校尉（正六品上），任职在开元四年（716）之前。 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载：“朝议郎行录事参军摄令上柱国沙安。朝议郎行丞上柱国才感” [xvi]。可见，沙安职官为西州录事参军摄（高昌县）令，勋官为上柱国，散官为朝议郎；才感职官为高昌县丞，勋官为上柱国，散官为朝议郎。这两位高昌县官员虽然职官不同，但勋官、散品皆相同。二者任职时间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左右。 同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第11行有“宣 德郎行令上柱国处讷”的签署 [xvii]，可知处讷职官为高昌县令，勋官为上柱国，散官为宣德郎。任职在开元二十二年左右。 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唐开元某年西州蒲昌县上西州户曹状为录申刈得█（上艹下目）█（上艹中宀+一下伯）秋茭数事》略载： 5 承奉郎□令赏绯 惠 丞在州 6 都督府□ 依 录申请裁谨上 7 开元九 日朝议郎行尉上柱 （中缺） 8 录事参军沙安勾 □ 9 牒长行坊为蒲昌县送秋茭事 [xviii] 从这件文书可知，“朝议郎行尉上柱”是开元年间蒲昌县的一位官员，其勋官为上柱国，散官为朝议郎（正六品上），职官为蒲昌县尉，惜名字残缺。这位县尉三官全而无爵，他的官爵与上举交河县尉张团儿类似，皆为文官有勋官者，但任官时代与张团儿不同，张团儿任职在麴氏统治的特殊时代，他任职时已是开元年间，据同墓所出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蒲昌县定户等案卷》，当在开元二十一年 [xix]。 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天宝十四载（755）柳中县具属馆私供马料帐历上郡长行坊牒》略载： 90 天宝十四载正月八日史孙令彦牒 91 宣义郎行尉尹使 92 朝议郎行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何在郡 [xx] 题解称本件正面盖柳中县朱印十三处，末有交河郡都督府朱印一处，背面亦有柳中县印。可知何某职官为柳中县丞员外置同正员，勋官为上柱国，散官为朝议郎。任职在天宝十四载。 《武周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载，永徽二年（651）麹智湛回故里任西州都督时，奏授张怀寂为本州行参军（从八品上），但散阶不详 [xxi]，勋官亦不详，仅首题作“大周故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马上柱国张府君墓志铭并序”。此上柱国是怀寂最高也是最后的勋品，在任西州时品级当在此下，仅书作上柱国以下。 3．有勋官、职官、爵位而未见散官者 西州有一些有勋、职二官和爵位而无散官的官员，由于这一类官员有职官，而且都是高级职官，还有爵位，而爵位在唐朝是身份等级较高的表现，所以，这一类官员无散官应当是文献省略记载所致，并非本身无散官。严格说，应称他们为未见散官者。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清现象和本质很有帮助。柴哲威、阴仁协就是这类官员。 《唐永徽五年（654）董□隆母令狐氏墓志》载：“贞观二十三年九月七日…… 敕使使持节西伊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上柱国谯国公柴哲威。”可知柴哲威勋官为上柱国，职官为西伊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爵位为谯国公，但却不见其散官。按柴哲威是高祖平阳公主和功臣柴绍的长子，袭父爵谯国公，又历任唐朝高官 [xxii]，无散官是不可能的，此处未见只能是文献记载省略。又，按柴哲威的出身和经历，他虽有勋官但却不可能是以勋官起家者，这一点也必须说明，这也是皇亲国戚与平民百姓入仕起家不同的地方。 北图新0698金刚经尾题载：“大唐永隆元年四月卅日，武举左领军卫前庭府左果毅上柱国阴仁协尊造。” [xxiii]可知阴仁协在永隆年间（680——681）勋官为上柱国，职官为前庭府的左果毅都尉。S.87号《金刚般若经大斗拔谷副使阴仁协题记》：“圣历三年五月廿三日大斗拔谷副使上柱国南阳县开国公阴仁协写经。” [xxiv]可知二十年后圣历三年（700）五月，阴仁协已任大斗拔谷副使，并封爵南阳县开国公，勋官仍为上柱国。这两件文献都没有记载阴仁协的散官，但阴仁协既然是唐朝正式官员且为高级军官（前庭府为上府，上府左果毅职官品为从五品下），无散官是不可能的，亦只能说明文献记载省略。又，阴仁协虽有勋官并任武官，但并非以勋官起家者，北图新0698金刚经尾题所谓“武举左领军卫前庭府左果毅上柱国阴仁协尊造”，明确载阴仁协乃武举出身。按武举在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正式立为科举科目，永隆元年（680）前应无武举。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永隆元年前有武举，史书记载错误；二是北图新0698金刚经尾题记载错误，三是此武举非彼武举（不是正式立为科举科目的武举），而是以武取士。我们推测可能是第三种情况，详细考论参见拙著《唐西州官吏入仕途径》 [xxv]，此处不赘。 4．有勋官、职官而无散官及爵位者。 西州有勋官和职官而无散官及爵位的官员较多。如前所述，这一类官员应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与上述第3种类型官员相近（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无爵位），他们应是唐朝职官，所谓“无散官”只是文献未记载而已；另一种则不能肯定是职官还是职役，所谓“无散官”可能本身就不是正式职官而无散官。由于目前我们尚不能确切辨明二者，所以这里姑且将两种人归于一类，仅在胪列中将第一种情况者置于前面，将第二种情况者置于后面。 第一种有高刺史、汜大师、汜建、某护等人。 　　大谷3786《唐开元一二年（724）西州官人差使录》略载： 　1　试西州刺史上柱国高 京兆府　长安县 　　 　　　　　　　　　　　 开元十二年六月廿九日准格充使 [xxvi] 从这件差使录可知，开元十二年六月高某勋官为上柱国，职官为试西州刺史，但无散官。从高某试西州刺史来看，所试为地方最高长官，不可能无散官，无者应是文书失载。 《唐汜大师墓志》略载：“西州前庭府校尉、上柱国汜大师墓帜。君讳杰，字大师，高昌人也。秉性英嶷，猛毅发于弱令，恭顺天生，忠孝光于盛岁。属以吐蕃中乱，奉命行诛，频经龙战之欢，庶展鹰鹯之力，以身殉国。”可知汜大师职官为前庭府校尉，勋官为上柱国，未见散官。由于前庭府是上府，上府队副队已上皆系九品职官，校尉职官品从七品下（管一团三百人） [xxvii]，汜大师应是入仕者，未见散官当系墓志省略。又，汜大师是高昌本地人，志文所谓“猛毅发于弱令”、“忠孝光于盛岁”，“属以吐蕃中乱，奉命行诛”，“以身殉国”，说明他自青年至卒始终在军队效力 [xxviii]，应是立军功以勋官入仕者。 《唐垂拱二年（686）汜建墓志》略载：“维大唐垂拱二年，岁次景戌，九月辛巳朔。西州高昌县前庭府队正，上骑都尉汜建铭。……春秋六十有已” 。可知汜建职官为前庭府队正，勋官为上骑都尉，无散官。前庭府是上府，队正为正九品下，按制度应有散官，无者当系省略。他也应该是立军功以勋官入仕者。 《唐垂拱二年（686）□如节墓志》略载：“君讳如节，其先兖城之胜族。卜宅徙塞，高栖此地，长为西州人焉。祖前庭府队正上护军讳护，父上柱国讳欢。……春秋卅，以垂拱二年岁属庚戌六月十九日终。”可知如节之祖护，勋官为上护军，职官为前庭府队正，无散官。前庭府队正为唐朝正式职官，按制度无散官也应是志文省略。由于墓志残损，不知护之姓氏。 第二种有张诠、曹建达、□隆悪。康弘（延愿）是否属于此类，可以讨论。 阿斯塔那508号墓所出《武周长安三年（703）张诠墓志》首题载：“大周西州天山县前天山府校尉上柱国张府君墓志”，内容载：“君讳诠，字君行，……长安三年岁次辛卯，三月壬戌朔，卅日辛卯卒于州第，春秋七十有八。”可知张君行曾官天山府校尉，勋官为上柱国，卒于长安三年（703）。据大谷2828号《张君行租佃契》记载，显庆四年（659）张君行为天山府队正 [xxix]，据阿斯塔那201号墓所出《唐咸亨五年（674）张君行母墓志》载，咸亨五年三月张君行之母卒时，“男即当途校尉”，君行已是“当途校尉”，君行应于咸亨五年前升为校尉。张君行效力的是天山府，天山府等级较低，是中府或下府。中下府校尉以下是否品官，前已说明史书记载矛盾，故置于此。 《唐曹建达墓志》每行前皆缺，文中亦有缺，中有“队副勋官骑”、“ 七岁右件正骑都尉”、“年至廿属为国平”、“故人曹建达□名”等字样。将这些断断续续的残文字串起来，大约可知这是曹建达墓志，曹建达（也可能是其祖、父，姑且系作他本人）二十岁时高昌国灭，唐朝授之勋官骑都尉，并授之某折冲府队副。由于不知是何折冲府，无法知其等级，为谨慎起见，列入此处。 《唐显庆二年（657）□隆恶墓志铭》载：“维大唐显庆二年歳次庚午，正月丁酉□□□□□□镇西府□□□次年中父任岸头府旅帅，□□见至上柱国有□□隆恶春秋六十有九。” [xxx]此墓砖残缺较甚，且无图版。文中载有一位勋官上柱国，职官为岸头府旅帅。此人是墓主隆恶还是其父？由于“岸头府旅帅”前有“父任”二字，令人迷惑。但据墓志第八行“口兹亡父”，知此墓志乃隆恶子女为父所立，此“父”当指隆恶本人。从隆恶卒于显庆二年（657）年已六十有九来看，此时据唐贞观十六年灭高昌建西州才十七年，设岸头府至多十几年，任“岸头府旅帅”者也不可能是隆恶之父，而应是他本人。岸头府大约为下府，旅帅是否职官，史书记载不一。志文中未见隆恶散官，不知是残缺还是省略？根据唐制规定，隆恶作为正式职官是应该有散官的。 《唐龙朔二年（662）康延愿墓志》载：“讳ㄙ，字延愿，交河群（郡）内将之子。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君以立性高洁，禀气忠诚，泛爱深慈，谦让为质。乡邦推之领袖，邻田谢以嘉仁。识干清强，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正八品，属大唐启运，乘以旧资，告身有二，一云骑，二武骑尉。忽以不袁（幸），遇患缠躬，医方药石，将疗不绝。转以弥留困笃。今以龙朔二年正月十六日，薨于私第也，春秋七十有六，即以其年其月十六日，葬于城西暮（墓）也。河（何）期积善无征，变随物化。亲族为之悲痛，乡闾闻之叹伤。岂以川水难停，斯人逝往，故立铭记于□宫之左，使千秋不朽。正月十六日书。” [xxxi]这是一件2005年新出墓志，志文未载墓主姓氏，整理者根据墓志出土于交河雅尔湖墓地东南部的康氏家族茔院TYGXM20斜坡墓道内，断定为康氏。从墓志所载来看，墓主康弘曾经授二勋官，一为武骑尉，一为云骑尉，并释褐授右领军岸头府队正，正八品。不过，笔者认为这个记载有多处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是墓主卒于龙朔二年，其时当地不称“交河郡”而称“西州”，“交河郡”是高昌国时的称呼，入唐以后，至天宝二年（743）才改称“交河郡”。二是右领军岸头府队正职官品不可能是“正八品”，上府队正才正九品下，岸头府大约为下府，至多与上府队正同为正九品下；三是墓志在叙“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正八品”之后接云“属大唐启运，乘以旧资，乘以旧资，告身有二，一云骑，二武骑尉”，这种语序表明，其任“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是在入唐以前，此应是高昌国官秩，入唐以后，唐以其高昌国旧资，授其勋官武骑尉，以后又升为云骑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高昌国时期并无右领军岸头府，而唐朝在西州确实设有岸头府，并属右领军卫（墓志当少书一“卫”字）。《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四上》载，“武德五年，改……左右御卫曰左右领军卫”，“龙朔二年，……左右领军卫曰左右戎卫”，“咸亨元年，改左右戎卫曰领军卫。”说明此卫在武德五年（622）至龙朔元年（661）间称为左右领军卫，以后龙朔二年（662）改曰左右戎卫，咸亨元年（670）复旧。阿斯塔那391号墓所出《唐龙朔二年（662）汜武欢墓志》：“维龙朔二年，……右戎卫岸头府队副汜武欢，”证实龙朔二年岸头府确实属右戎卫。康弘龙朔二年正月卒，墓志称右领军（卫）岸头府，完全合乎史实。可见这方墓志既有合乎史实之处，又有不合乎道理的地方，墓志记载必有错误（或释文有误）。为了慎重起见，并尊重墓志所载合理部分，此处仍将康弘视为有勋官而未见散官的唐朝军府低级官员。 （二）勋官未入仕者 如前所述，在这一大类中，西州勋官的官爵有2种形态。为清晰起见，此处用统一序号。 5． 有勋官、散官而无职官者。 西州勋官中这一类人较少，截至目前为止，仅见张礼臣一人。 《武周长安三年（703）张礼臣墓志铭》首题载：“大周故游击将军上柱国张君墓志铭并序”，正文载：“君讳礼臣字崇让”，“君任居散祑，包养私门。竭力之孝虽终，尽命之忠未著。方拟宣威葱峤，扫静凶渠，微申汗马之劳，以答　　　天波之泽，岂谓丹诚未果，素质先殂。……以长安二年太岁壬寅，十一月甲子朔，廿一日甲申，终于私第，春秋卌有八。……葬于高昌县之北原旧茔礼也”。可知张礼臣为高昌县人，勋官为上柱国，散秩为游击将军，至死无职官。张礼臣是麴氏高昌王国重臣张务忠、张端、张雄，唐的后裔，其有勋官、散品，可能与其家世有关，与唐朝授散阶“有以资荫”、“有以勋庸”的制度有关，详见拙作《唐西州散官及其制度特征》，此处不赘 [xxxii]。 6．有勋官而无散官、职官、爵位者 西州这一类勋官较多。原因有二，一是唐灭高昌国后，为了稳定当地的局势，安抚人心，朝廷采取了笼络上层人士，授予高昌国旧官僚和首望乡官以勋官的措施。《文馆词林》卷六六四《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宜遣五品一人，驰驿往西州，宣扬朝旨，慰劳百姓。……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乔师望，景（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 [xxxiii]。对此有明确记载。因此，西州有一大批因旧资获得勋官者，但这些人并没有进一步获得散官、职官和爵位；二是西州参与周边战事的机会很多，立功授勋者亦多，这些人虽然获得了勋官，亦没有进一步获得散官、职官和爵位。三是唐朝授受勋官的风气日益泛滥，亦促使这一类勋官大量出现。这些勋官虽然没有入仕，但唐朝政府尽可能利用他们参与当地的基层管理工作，他们也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当地谋取一职半役，另外，高宗时放归西州统治当地的麴氏王室后裔，在任期间也极力任用原高昌王国旧官僚及其子弟，因此，形成了勋官多承担西州各种杂职或摄职的复杂局面。下面，我们按凭借高昌王国旧官僚身份获得的勋官、麴智湛任西州都督时起用的旧官僚勋官、承担西州杂职事的勋官、立军功获得的勋官这4种情况对这些勋官分类叙述。 （1）凭借高昌王国旧官僚身份获得勋官而未入仕者 这类勋官大约有张延衡、唐武悦、杜相、赵松柏、宋怀熹等人。 《唐贞观廿年（646）张延衡妻麹氏墓表》载：“贞观廿年岁次丙午，六月辛酉朔廿七日。骑都尉张延衡妻麹氏，春秋五十有二。即以其年六月廿八日殡葬斯墓。”可知张延衡勋官为骑都尉。张延衡本人墓表记载更详细：“惟贞观廿年岁次丙午，十月己未朔，廿一日己卯。新除侍郎，转门下校郎，迁洿林令。迁凌江将军，洿林令如故。更迁凌江将军、祀部长史。后迁仓部郎中，洿林令如故。大唐统御，泽被故老，蒙授骑都尉。春秋八十有二，张延衡之墓表。”称张延衡乃因高昌国旧官僚而授唐勋官的。《文馆词林》巻六六四载太宗诏：“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郷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乔师望，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知骑都尉是唐朝笼络高昌旧官僚的最高勋官品级。张延衡得授此高勋，当系为高昌国高官所致。张铭心先生认为，“从张延衡的官历看，其官职不可谓不高。但他未被帯到中原，且被封为唐朝官员。骑都尉，勋官，从五品上。640年时张延衡七十六岁，或许是年令关系未去中原。”说当是。张延衡在唐灭高昌国后6年贞观廿年（646）去世，年82，不可能拥有唐朝散、职官。 《唐贞观廿一年（647）唐武悦墓表》：“惟贞观廿一年岁次丁未,九月甲申朔七日庚寅,新除兵部参军,属大唐统驭，泽及西州，蒙授云骑尉。春秋六十八,唐武悦之墓”记载武悦因系麴氏高昌国兵部参军而授唐云骑尉（二转）勋官。武悦三年后即贞观廿一年（647）卒，未获唐朝散、职官。 《唐永徽二年杜相墓表》载：“维永徽二年岁次辛亥，二月朔乙丑，廿日甲申。武牙将军杜相转愿武骑尉，春秋七十有一，囗葬斯墓之表也。”记载杜相因系麴氏高昌国武牙将军而获唐勋官武骑尉（一转）。杜相永徽二年（651）卒，年71，未获散、职官。 《唐永徽四年（653）赵松柏墓表》载：“维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一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新除都官主簿赵松柏，行都官参军事。属大唐启运，泽被西州，蒙 授 武骑尉。方将竭诚奉国，荫 敝 家门。何图一旦，奄然殡逝……春秋五十九。……”记载赵松柏以麴氏高昌国都官主簿行都官参军事身份泽授最低级勋官武骑尉（一转）。无唐朝散、职官。 《唐永徽六年（655）宋怀熹墓志》载:“君姓宋,讳怀熹,西州高昌县人也。……乃授君武牙将军，以彰报德于时……即迁东宫厅上子弟，旧职如故。英才劲勇，武艺应时，又转为厅上干将。……我大唐文武不遗，更量授飞骑尉，以酬庸效。……粤以永徽六年岁次乙卯，二月辛丑朔十五日乙卯，春秋七十有八，卒于私第。”记载宋怀熹因系麴氏高昌国武牙将军、东宫厅上子弟、厅上干将，入唐以后以酬庸效，更量授飞骑尉（三转）。无唐朝散、职官。 （2）麴智湛任西州都督时期起用旧官僚勋官 这一类勋官大约有王欢悦、梁延怀等人。这一类勋官与前一类勋官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高昌国旧官僚或首望乡官身份获得勋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麴智湛任西州都督时期被起用为摄官或其他，为了区别前者，特单列之。 《唐永徽三年（652）王欢悦墓表》载：“惟永徽三年岁次任子,九月乙卯朔，十六日庚午,新除侍郎,转殿中将军,属大唐启运，泽被西州，授骁骑尉，春秋七十四，王欢悦之墓表。” [xxxiv]记载王欢悦因系高昌国侍郎、殿中将军,授唐朝骁骑尉勋官，但未及其他。其夫人《伪殿中将军皇朝骁骑尉王欢悦夫人麴囗墓铭》记载更详：“君讳欢悦，字姓王，高昌都下人也。惟君志敦孝悌，奉国忠诚，代袭相丞，拜授殿中之职位。属大唐启运，泽被西州，首望乡官，诏赐骁骑之尉。至都督归国，知勘部分，强干灼然，遣摄天山县丞，经余一载，春秋七十有四，即以斯晨殡葬于城西北原，礼也。” [xxxv]除了记载欢悦以高昌国旧官僚身份授唐勋官骁骑尉外，还记载了（永徽二年651年）麴智湛任西州都督时遣欢悦摄天山县丞之事。这里“遣摄”二字已说明此乃麴智湛都督所任命之摄官，而非唐朝正式任命之官。其时欢悦已七十三岁（一年后卒，七十四岁），按唐朝七十致仕的规定亦不当授正式官 [xxxvi]。欢悦墓志仅记其勋官，不记其县丞事，亦能说明非正式官员的问题。欢悦既然是地方官临时派遣的摄官，当然没有散官。 《唐麟徳元年（664）梁延怀墓志》略载：“公讳延怀，字█（左上來右上力下心）道，西州高昌人。……遂受左亲侍。敦仁厚徳，承事恪懃。奉上尽心，迁为库部主簿。后属大唐，转受武骑尉。蒙归受官，又任西州麹都督左右。东西展効，功爵克彰。……以麟徳元年十月五日卆于私第春秋六十有□。”可见梁延怀在麴氏高昌国时为左亲侍，又迁库部主簿；入唐后转授唐勋官武骑尉（一转）。麴智湛任西州都督时又“任西州麹都督左右”，但未言具体官职，大概并非正式官职，更无散官。 （3）承担西州杂职事的勋官 这一类人非因高昌国旧资得官，而是因立军功授勋官。他们以此身份任西州城主、市丞、捉馆官等职。按唐代城主是职官还是职役、杂职？史书没有记载，白须净真先生认为，“他并非是掌管一城的军官，与旧高昌国之城令也无直接关系，只不过是唐代作为差科对庶民进行征课的基层组织的公务之一” [xxxvii]。笔者基本赞同这个观点。市丞是市司机构中的职役。唐代市司是官府管理市场的行政机构，其中市令是市司的长官，也是市司中唯一的流内官，品秩从九品上，而市丞为市令之贰，无品秩，只能是吏职或职役。捉馆官据研究本身也不是品官，而只是以有身份者兼任。这一类勋官有范羔、玄亮、氾惟表、张某等人。 《武周神功二年（698）范羔墓志》略载：“神功二年腊月戊戌朔，贰拾捌日景丁，西州高昌县武城城上轻车都尉，前城主范羔之灵。正月贰日亡，春秋七十有四。”可知范羔有勋官上轻车都尉（八转），曾经任高昌县武城城的城主。此所谓“前城主”，有学者认为是高昌国时期的城主，也有学者认为是唐代卸任的城主即前官 [xxxviii]。笔者认为应以后者为是。因为根据墓志所载来计算，范羔卒于武周神功二年（698），其时“春秋七十有四”，唐贞观十四年灭高昌时，他才十六岁，任高昌国官职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西州墓志中追述高昌国官职时一般皆在官职前缀一“伪”字，而不缀“前”字。称“前官”则是唐朝对致仕官吏的特定用法。范羔一生的主要经历都是在唐朝度过的，他应是唐朝的城主。范羔任“城主”的时间我们曾推断在永淳二年（683）前 [xxxix]。 玄亮见于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此记录兴胡米禄山卖婢失满儿给京兆人唐荣，市司勘问，保人作保之后，第20行是“丞上柱国玄亮”的签名，可见玄亮勋官为“上柱国”，职为西州市丞（第6行记“用西州都督府印”）。 [xl]。玄亮在同墓所出《唐开元二十年薛十五娘买婢市券》中亦以“丞上柱国玄亮”的身份签署， [xli]不赘引。从这两件市券可知，玄亮任此杂职在开元十九年至二十年（731—732）。 氾惟表见于大谷4893号《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略载： 2 减。具状牒上郡仓曹司听裁者。谨依牒上□ 3 天宝二年八月三日史康登子牒。 4 丞上柱国氾惟表 司□ [xlii] 可见氾惟表勋官为上柱国，职为交河郡市丞（天宝二年改西州为交河郡），无品秩，亦无散官。“氾惟表”又以“惟”字在大谷文书3035、3039、3051、3052、3065、3073、3075、3079、3420等交河郡物价文书断片骑缝背面押署，不赘举。 张某见于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天宝十四载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蜡（此字左豆右昔）历上郡长行坊状》，第202行是他的签署：“天宝十四载正月 日捉馆官摄镇副上柱国张□□□。” [xliii]可见其职为捉馆官摄镇副，勋官为上柱国，无散官。据研究，捉馆官本身不是品官，而只是以有身份者兼任。 [xliv]其摄镇副也应该是地方长官自行任命的摄官。惜不知此军镇具体名称。 （4）立军功获得勋官而无任何杂职事者 这一类勋官人数较多，有成伯憙、田庆延、严海隆、某欢、赵恶仁、张富琳、张智积、汜徳达、唐智宗、史建洛等人。 《唐贞观廿年（646）成伯憙墓铭》载：“维贞观廿年岁次景午，五月朔壬辰，廿九日庚申，武骑尉成伯熹，春秋五十九墓铭。”可知成伯熹是勋官武骑尉。墓表未载因何授勋官，成伯熹是西州武城人，卒于贞观二十年（644），离唐灭高昌仅4年，距唐授高昌国旧资勋官仅2年，他有可能是因高昌国旧资授唐勋官的；但贞观十八年（642）、二十年，唐军有讨伐焉耆、龟兹的两次军事行动，他也有可能是在战斗中立功获勋的。由于墓表未载其旧资事，在此只能视作立功授勋者。又，未见成伯憙承担杂职事。 《唐显庆二年（657）田庆延墓志》载：“维大唐显庆□年二月十五日，歳次□□□□骑都尉田庆延。今月□□□春秋七十有六。□□□□□□□闾惊谔（三点水旁）絶□□□□□非莫知何计□□□□呼应□□□墓也。”这件墓志残缺较甚，但田庆延为勋官却明白不误，不过由于“骑都尉”前有残缺，不知是“上骑都尉”（六转），还是“骑都尉”（五转）？又，从墓志残缺字数判断，应无职官、散官或杂职等记述。其卒于显庆年间（656－660）。 《唐咸亨二年（671）严海隆墓志》略载：“西州高昌县伪前主簿严海隆墓志。君讳海隆，高昌县人也。……春秋柒拾有壹，忽以咸亨二年歳次辛未，正月廿日卆于私第。以二月五日葬于城北原礼也……咸亨二年二月五日骁骑尉墓志。”可知严海隆曾任高昌国主簿，入唐以后授勋官骁骑尉（四转）。志文未记严海隆其他官职，当系仅有勋官者。按严海隆有高昌国主簿官职，按道理应转授唐勋官，志文未及，不知何故？又，骁骑尉虽然没有超过唐朝规定的高昌国旧资转换勋官的最高级别，但高昌国主簿官职不当授骁骑尉，前举高昌国都官主簿赵松柏转授的是武骑尉；高昌国库部主簿梁延怀转授的也是武骑尉，严海隆任高昌国主簿为何部门何地方主簿不详，但无论如何不应比都官主簿、库部主簿高，不应授比武骑尉高三级的骁骑尉（武骑尉是最低一级，骁骑尉是第四级）。 [xlv]颇疑严海隆所受骁骑尉是在旧资转换成武骑尉的基础上再立军功而成的。从年龄上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严海隆咸亨二年（671）卒时71岁，贞观十六年唐以高昌国旧官僚酬勋官时42岁，还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再立新功。不过，由于志文毕竟未载以高昌国旧资酬勋事，且其所获勋官明显高于旧资所能转之勋级，因此，我们将他列入此类。 上引《唐垂拱二年（686）某如节墓志》略载：“父上柱国讳欢。”知如节之父欢为勋官上柱国，无其他官衔，当未入仕。又，不知其姓氏。 《唐咸亨三年（672）赵恶仁墓志》载：“君讳字恶仁，西州武城也。……立效建名，骁雄劲节。功劳显著，蒙授云骑之官。……春秋五十，于咸亨三年十二月四日卒于私第。”明说赵恶仁乃立功建名授勋官云骑尉（二转）。赵恶仁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四日卒，从志文看，未承担任何官职杂职。 《武周长寿二年（693）张富琳墓志》首题载：“上柱国张君墓志”，正文载：“君讳富琳，字仁礼，西州高昌县人也”，并载其父祖高昌国官职地位等等，但未载富琳官职，可见富琳仅有勋官上柱国。张富琳卒于长寿二年（693），时年五十有八，距唐灭高昌国已有53年，他的勋官应系立军功所得。 《武周圣历三年（700）张智积妻麹慈音墓志》首题载：“惟大周西州高昌县上柱国张智积妻麹氏墓志”，志文未及智积其他职任，可见智积仅有勋官上柱国。慈音卒于圣历三年（700），张智积应在此前获此勋官。 《武周久视元年（700）汜徳达墓志》首题载：“大周西州高昌县上轻车都尉汜府君墓志”，志文未及其他职任，仅载“府君讳徳达，字□志，西州人也”，“以久视元年九月十四日终于私第，春秋五十有八”等等。可知汜徳达久视元年（700）九月卒时有勋官上轻车都尉。按此墓志出土于阿斯塔那100号墓，同墓还出土了另外两件汜徳达勋官告身，一为《唐永淳元年（682）汜徳达飞骑尉告身》，一为《武周延载元年（694）汜徳达轻车都尉告身》 [xlvi]。知汜徳达生前起码有三次获勋，一次在永淳元年（682），立军功获飞骑尉（三转）；一次在延载元年（694），立军功获轻车都尉（七转）（比前所获上升4级）。卒前又获上轻车都尉。 《武周长安四年（704）唐智宗墓志》略载：“大周上柱国唐府君墓志。君讳智宗，字和裕，晋昌酒泉人□。□因五凉延祸，避难二庭，因此不归，奄成高昌人也。……往以髦头作梗，投笔从戎，扫定金方，蒙酬勋上柱国。……以长安四年太岁甲辰三月廿八日终于私第，春秋六十有四。”可知唐智宗因立军功而得勋官上柱国。张铭心先生谓：“髦头当是指游牧民族的发型。所谓‘被发左袵’是也。此墓砖文中用髦头来指突厥人。”说当是。《说文·金部》：“金，西方之行。”唐智宗参加的应是讨伐西突厥的战争。从志文看，智宗未任职官或杂职，卒于长安四年（704）。 《武周史建洛妻马氏墓志》第1行残，第2行载：“□□上柱国史建洛妻马氏，终于节义玄（此字左土右玄）□□”。可知史建洛为勋官上柱国。由于“上柱国”前残，墓志下文再未涉及史建洛事，不知史建洛是否有其他官衔？墓志原收入《高昌砖集》，知史建洛当是高昌人。谨将其列入有勋官无其他职任类。又，此墓砖无纪年，但文中用武周新字 [xlvii]，知史建洛任勋官在武周前或武周时。 二 以上我们对已知43位西州勋官的仕途进行了分类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西州勋官仕途有如下9个特点： 一是西州文职武官中皆有获得勋官者。上列21位入仕勋官中，有9位为文职官员，其中4位为州级官员（刺史柴哲威、高刺史、录事参军沙安、参军张怀寂），5位为县级官员（交河县尉张团儿、高昌县丞才感、高昌县令处讷、蒲昌县尉某、柳中县丞何某），可见西州文官系列中有不少勋官，而且分布在州、县二级。西州5个县中有4个县有文职勋官，职务包括县令、丞、尉，仅天山县因材料太少尚未见到。武官中带勋官者更多，21位入仕勋官中有12位为武官，分布在西州3个折冲府（岸头府阴仁协、张彦、张端、张怀立、某护、康弘，前庭府汜大师、汜建，天山府张诠），仅蒲昌府尚未见到。这个情况说明唐朝官吏虽然已经开始文武分途，但二者并没有截然分开：靠立军功获得勋品的勋官可以入仕出任文职官；已入仕的文官可以参加战斗获得勋官；带勋官的文武官可以转换职业，出将入相。 二是西州勋官的级别较广。勋官共有十二转，西州勋官至少见到十转，从低级到高级有：武骑尉（一转）、云骑尉（二转）、飞骑尉（三转）、骁骑尉（四转）、骑都尉（五转）、上骑都尉（六转）、轻车都尉（七转）、上轻车都尉（八转）、上护军（十转）、上柱国（十二转），仅未见到护军（九转）和柱国（十一转）。 三是西州勋官中最高一级的上柱国最多。目前所知43位勋官中有24位为上柱国。这24位上柱国中，既有文官（如录事参军摄令沙安），也有武官（如岸头府果毅杨敏）；既有文职高级官员（如高刺史）、武职高级官员（如岸头府折冲张彦），又有文职低级官员（如蒲昌县尉某）、武职低级官员（如天山府校尉张诠），还有无官职的杂职（如市丞玄亮、氾惟表），甚至有无官职及杂职的百姓（如张富琳、唐智宗，这一类人数还比较多）。而且，武官中折冲、果毅高级军官都是上柱国，文职官员中除张团儿以外（他是特殊时期的官员），都是上柱国。说明勋官的授受很滥，授予最高级的上柱国很广泛。 四是西州武官并非皆有勋官。以上我们统计西州共有12位带勋官的折冲府官员，但是，目前我们已考证出80多位西州折冲府、镇戍官员 [xlviii]，这12位仅占这个数字的30%。其他武官未带勋官，应该有未记载的因素存在，但也有本身无勋官的因素存在。比如，阿斯塔那391墓所出《武周西州被使牒状申稿为勘当州官人破除见在及阶品事》载：“游击将军守左玉钤卫前庭府折冲都尉赵午良天授二年五月二日被长官牒奉 敕致仕还贯讫” [xlix]，这里记载了赵午良的职官、散官，无勋官。这份登记表记载官员的官爵比较完整，此处无勋官，只能说明赵午良本身无勋官。再如，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阴氏条：“祖子守忠，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 [l]，记载了阴守忠的散官和职官，无勋官；同卷载“游击将军上柱国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张端自云是其后也”，则记载了张端的散官、职官和勋官，说明有勋官则记之，无则不记，阴守忠本身无勋官，非文献省略。 五是西州出任中低级军府官员的勋官皆无散官。如上柱国岸头府旅帅隆悪、云骑尉岸头府队正康延愿、上柱国前庭府校尉汜大师、上骑都尉前庭府队正汜建、上护军前庭府队正某护、上柱国天山府校尉张诠、骑都尉某府队副曹建达等等，都未见其散官。虽然我们在上文中解释说，按唐制规定应该有散官，此处无应为省略，但是我们仍有疑问，为什么不省略勋官，而省略散官呢？按道理，散官是官员的本品，官员的待遇部分据此而定，对于官员来说，散官应该更重要。《唐律疏义》卷三《名例》“除免官当叙法”条：“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疏》议曰：“职事、散官、卫官为一官，所降不得过四等；勋官为一官，所降亦不得过四等。此二官，犯者各降四等为法，不在通计之限。” [li]将职事、散官、卫官视为一官，而将勋官视为一官，总称“二官”，或许可以解释为什幺省略散官的现象，但是，比较文官和高级官员而言，他们系散官者相对较多，而出任中低级军府官员的勋官皆无散官，我们对这些出任中低级军府官员的勋官是否有散阶，还是有疑问。 六是西州勋官入仕的比例不高。在上述43位勋官中，21位为入仕者，22位为未入仕者，入仕者大体占二分之一弱。这些入仕者中很多是外地调任西州者，如果仅计算在本地获勋官而入仕者，比例应该更低。 七是西州有一批以高昌国旧官僚首望获勋官者，他们的勋品符合唐朝规定。如前所述，太宗规定“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可“景（量）拟骑都尉以下官”。从现有材料看，标明由高昌国旧资转为勋官者，分别为武骑尉（杜相、赵松柏、梁延怀）、云骑尉（唐武悦）、飞骑尉（宋怀熹）、骁骑尉（王欢悦）、骑都尉（张延衡）五个等级，最高没有超过骑都尉，说明西州严格执行了唐中央的命令，也说明文献记载准确，出土材料能够与之印证。这些人仅仅享受唐朝的羁縻政策拥有勋官，并没有进一步入仕任职官。 八是西州未入仕勋官承担了许多地方杂职。上述可见，上轻车都尉范羔承担了武城城主杂职，上柱国玄亮、氾惟表承担了市丞等杂职，上柱国张某任捉馆官摄镇副，等等。据《通典》卷三《食货·乡党》记载，乡官里正“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西州勋官还应承担里正等杂职。只是杂职地位不高，一般材料不记载，所以我们知之不多。 九是西州未入仕勋官中，唯张礼臣一人有游击将军（从五品下）武散阶，其他皆无散官。《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载：“凡勋官选者，上柱国正六品上叙；六品而下，递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叙。”可见按制度勋官从最低级武骑尉（一转）至最高级上柱国（十二转）都是有资格授散阶的，唯品级不等（从九品上至正六品上不等）。关键在于是否番上（或纳资或在地方服役）期满，通过兵部考试。由此来看，西州勋官多数未达到这个要求，未能获得散阶（遑论职官）。如果从勋官入仕的角度将入仕分为三个步骤的话，西州完成一步获得勋官者占多数，完成二步获得散官者为极少数，完成三步获得职官者近一半（外调者居多）。可见对于贫苦老百姓来说，真正想通过战功跻身散官乃至职官的行列并不容易。虽然西州人力十分紧张，但西州的任官制度仍然十分严格。 总之，西州勋官的仕途是整个唐代勋官仕途的缩影，研究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州勋官的仕途状况，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整体勋官仕途的状况，同时，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官吏的官爵结构。 附录： 西州勋官仕途一览表 姓名 勋官 职官职役 散阶 爵位 时间 杨敏 上柱国 岸头府果毅 游骑将军 县男县 公 贞观十四至十七年 （640-643） 张彦 上柱国 岸头府折冲 游击将军 景龙四年（710）后 张端 上柱国 岸头府果毅 游击将军 圣历二年至长安三年 （699-703）间 张怀立 上柱国 岸头府果毅 昭武校尉 开元四年（716）前 隆悪 上柱国 岸头府旅帅 显庆二年（657） 阴仁协 上柱国 前庭府果毅 国公 永隆年间（680—681） 汜大师 上柱国 前庭府校尉 麟德二年（665） 汜建 上骑都尉 前庭府队正 垂拱二年（686） 某护 上护军 前庭府队正 垂拱二年（686）前 张诠 上柱国 天山府校尉 咸亨五年（674） 曹建达 骑都尉 某府队副 不详 康延愿 云骑尉 武骑尉 岸头府队正 龙朔二年（662） 柴哲威 上柱国 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