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

洛NIgH蓝记体例质疑吴晶内容提要对《洛阳伽蓝记》的体例而言，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合本子注”只适用于本书部分章节，整体上并非“合本子注”体。徐高阮、周祖谟、杨勇诸先生所定条例在分理中无法真正贯彻，说明不可依据内容分别所谓正文与子注。历代学者对《洛阳伽蓝记》子注形态的认识存在误解，本书行文实有叙事繁琐的特点。史家意识和高僧行记是《洛阳伽蓝记》文体特点形成的两大关键因素，整理者以《水经注》为参照分理注文是一个误区。关键词《洛阳伽蓝记》合本子注陈寅·g-《史通》《佛国记》洛阳伽蓝记作为北朝史学与文学兼擅的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作之一，其著述体例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自唐刘知几((史通首次指出洛阳伽蓝记有“子注”以来，顾广圻、吴若准、唐晏、张宗祥、陈寅恪、徐高阮、周祖谟、杨勇等学者均受其说影响，陈寅恪先生进一步提出此书为“合本子注”体，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重分子注，论者多认为杨书旧貌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复原。但笔者认为，此书体例有不少疑点值得重新探讨。一洛阳伽蓝记全书非“合本子注”体“合本子注”是陈寅恪先生首倡的概念。中古佛经多同本异译，僧徒为使各家译本能互为参照，故编纂合本以资比对。陈先生认为这种著述体式对((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洛阳伽蓝记等书有很深的影响。但陈先生提出的洛阳伽蓝记为合本子注体的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陈先生所举证的材料仅限于第五卷“惠生使西域”一节，没有论证洛阳伽蓝记全书均为合本子注体。实际上，惠生使西域一节的写法明显有别于其他章节，可视为全书的变例。杨街之在节末云：“街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这是序))之外对体例的惟一说明，若合本子注是全书通例，作者不必另作说明。周一良先生指出：“洛阳伽蓝记此类例子(指“惠生使西域”一节——引者)确是比较符合‘瞻上视下，读彼案此’的要求，犹之同本异译的佛经，同一内容而各家译文表达有别，并列起来易于比对。”周氏的论断非常严谨，其所言“此类例子”，实际上表达了只认可第五卷为合本子注的意见。徐高阮为显明其师合本子注说而作重刊洛阳伽蓝记，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详案文理，知其卷五“惠生求法”一节最肖佛徒合本而外，其全书注体则与《三国志》、《世①参陈寅恪相关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支愍度学说考、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分别收于((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②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62·《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说新语》一流至为近似。惟衙之既系手自刊补，故其列举故籍，参照异同之处，就全书论，已不多见。而其牵连附合，枝蔓横生。亦较裴、刘之作俱为远过。徐氏虽意识到((洛阳伽蓝记其他章节并无合本子注“列举故籍”、“参照异同”的特点，但未敢怀疑师说，而以全书具有“牵连附合，枝蔓横生”的特点予以解释，认为这也是合本的某种体现。这个解释其实是很牵强的，牵连枝蔓与“合本子注”并无实质关联，“合本子注”之“合”表明这种体式的本质特征是综合各家，这也决定了此体最适合在裁合众家译作时使用。遵循此体的内典如合维摩诘经》、((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等，外典如《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等，均为全书引用众家译作。洛阳伽蓝记》作为原创性著作，并未频繁引用别家著述，“惠生行记”一节所引宋云家记》、((道荣传》所占篇幅很少，故其为全书变例应无疑义。二文献整理条例商兑洛阳伽蓝记全书虽非“合本子注”，但不可否认书中有注文。自史通提出本书有注，顾广圻认为注文混入正文以来，重分文注一直是学者整理此书的重点。实际上，整理者之间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厘定注文分歧不断。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是最早重分文注的著作，唐晏评其“限域未清，混淆不免”⑨。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则被范祥雍评为“以意定之”，周祖谟也指出其“界域不明”⑤。徐高阮作重刊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重刊)))，批评吴、唐所分之不足。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以下简称《校笺)))则认为重刊))所定条例“前后颇有抵牾”，并批评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以下简称校释》)“只顾条例，不顾实情”(Z)。另外，张宗祥、范祥雍主张维持现状，不分文注。徐高阮、周祖谟、杨勇的整理是目前学界厘定注文的代表，三家所持条例基本一致，周祖谟说：以予考之，此书凡记伽蓝者为正文，涉及官署者为注文。其所载时人之事迹与民间故事，及有街之案语者，亦为注文。杨勇洛阳伽蓝记之旨趣与体例亦云：一、此书凡记伽蓝者为正文，涉及官署者为子注。二、正文简要，但及某人某事而止，后不重举；注则多旁涉，又必重举。三、有衙之案语者为注文。徐高阮亦赞同记伽蓝者为正文，记官署、人事者为注文。但在实际分理中，三家却有很多歧异，略举几例如下：①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重刊洛阳伽蓝记，1960年版，第2页。②“合本子注”概念的核心在“合本”，“子注”仅表明其形式特点，参吴晶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③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序》，见张宗祥景洛阳伽蓝记合校稿本》，世界书局1974年版，第175页。④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例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⑤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叙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⑥徐高阮((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重刊洛阳伽蓝记》附录二。⑦杨勇洛阳伽蓝记之旨趣与体例，《洛阳伽蓝记校笺》附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7页。③三家凡例见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叙例，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附录《洛阳伽蓝记之旨趣与体例》，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附录二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文学遗产·二oo九年第五期表一性质内容文本《重刊校释(《校笺))建舂门内御道南有句盾、典农、籍田三署。(建春门)注文正文正文例1．官署东阳门内道北有太仓导观二署。东南治粟里，仓司官属住其内。(昭仪尼寺)注文注文注文建阳里东有绥民里，里内有洛阳县。(景兴尼寺)正文正文正文太后临朝，闻寺专宠，宦者之家，积金满堂。是以萧忻云：“高轩斗升者，尽是阔官之嫠妇；胡马鸣珂者，莫非黄门之养息也。”(昭仪尼寺)正文正文正文例2．太后秉权当时太后，正号崇训，母仪天下，号父为“秦太上公”，母为“秦太上君”。为母追福，因以名焉。(秦太上君寺)正文注文注文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之。至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擒庄帝，帝崩于晋阳。(平等寺)正文注文注文例3．佛像灵征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日：“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景宁寺)正文正文正文地下常闻有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跌坐上铭云：“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正文注文注文中中书监苟勖造。”晖遂合宅为光明寺。(昭仪尼寺)时有隐士赵逸⋯⋯指子休园中日：“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正文注文注文阳侯王浚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例4．创寺缘由合宅为灵应寺。(景兴尼寺)(阜财里内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氏嫁，自目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日：“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弦正文正文注文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变为茅马，从者数人尽化为蒲人。梁氏惶惧，合宅为寺。(开善寺)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永宁寺)正文注文正文是以萧忻云：“高轩斗升者，尽是阉官之嫠妇；胡马鸣珂者，莫不黄门之例5．引用正文正文正文养息也。”(昭仪尼寺)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景明寺)正文注文正文表一显示，三家分理常有不同，且各自常有前后矛盾的情况。重刊》矛盾之处最少，遵守条例最为严格，其缺点亦在拘泥条例。例1中，重刊因“建舂门”条不涉及寺庙而将其列为子注，但此条在明代如隐堂本中高起～格另立一段，与寺庙为同等地位，不可能是注文，校释、校笺均作出变通列作正文。“昭仪尼寺”条与“景兴尼寺”条两段均写官署，但因后者位于段首，三家都破例列作正文。例2写太后秉权，属人事，依例应为注文，三家将“昭仪尼寺”条该段列作正文，是因其下文有“忻，阳平人也”云云，更似注文。例3、4分别写佛像异动预示人事兴废，人事变迁引出寺庙创建。伽蓝与人事有因果关系，密不可分，机械地套用条例，势必导致文章支离。当作整体处理，则面临定性的困难，各家难免出现分歧。除各家之间不同外，表一纵向所示，每家前后不一之处也有不少。再举一例，洛阳伽蓝记))·64·①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四部丛刊》三编。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中多次出现“为某人追福而建寺(塔)”的内容，检((校释》，相关内容在“建中寺”条、“冲觉寺”条为正文，“秦太上君寺”条、“大统寺”条、“报德寺”条则为注文。这实际上也是定性困难的表现。应该指出，三家代表的是相对成熟的整理，若对比草创时期的洛阳伽蓝记集证))和《洛阳伽蓝记钩沉》，歧异将会更多。其实，条例贯彻的不畅，源于整理者为此书预设的“寺庙(正文)——人事(注文)”两分的写作模式。实际上，杨氏在写作中力避程式化，或单写寺庙，或单写人事，或以寺庙为历史舞台，或仅以寺庙为叙述引子，或以人事兴废联系寺庙沿革，或以佛像异动暗示人事变迁，另有不少笔墨纯写坊里民俗，无关佛事。随物赋形，难用条例揣度。杨街之在序中说：“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表明其记叙内容随对象而变化——人事是中小伽蓝的记叙重心②。若人事皆为注文，部分中小伽蓝将可能没有正文。如此重要的凡例((序》中不予说明，是难以理解的。杨勇在列举条例后说：“然则文章天成，高下由心，又不能硬性机械一概而言，要视文体文理神气而定，顺理成章，脉络自然而已矣。”(垒)说明他已意识到条例的相对性及其对文章脉络带来的破坏。书中很多章节文意紧扣，难觅注文痕迹，如卷二崇真寺条开头云：“崇真寺比丘慧凝，死经七Ft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全文叙述一个冥府游记故事，只有“崇真寺”三语涉及寺庙。严格地说，仅是作为“比丘慧凝”的定语，若按条例，本段将面临没有正文的窘境。((校释、校笺均将第一句割作正文，但下文显然不是此句的注解。直接证据是，成书于唐代的法苑珠林卷九二所引本条，第一句与下文是一体的，说明本条实际上没有注文。表一例4“开善寺”条也是类似情况，重刊》、((校释》从文章脉络考虑，全作正文；((校笺》则依“崇真寺”条先例，只列首句为正文。除自定条例外，整理者还从前代引用文献中寻找文注分界的依据。周祖谟从唐代开元释教录所引“永宁寺”条得到启示：智升所引的文字都是记述伽蓝的，其问原文记载官署和历史人物故事的都一律没有引。由此可知凡没有引的应当都是注文。杨勇也认为周氏“根据《开元释教录》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条例，最为明智，可谓一大发明”。以官署和人事为注文之例即来源于此。但这个思路也有问题，佛教典籍节引((洛阳伽蓝记多出于内容选择，与注文无关。《开元释教录为经录，其引“永宁寺”条是为介绍寺庙(此寺是菩提留支供持之处)，故不引官署和人事；同时代佛典((法苑珠林》引“平等寺”条的灵异故事，省略的则是寺庙部分(引文详下)。并无证据显示佛典中只有((开元释教录所引才是正文。此外，(《开元释教录》所引寺庙部分，也作了不少隐括，可信度不高：①(《洛阳伽蓝记》并非所有章节都围绕寺庙展开，如卷一“建春门”条从三官署写起，依次写到太仓、翟泉、河南尹府、华林园、藏冰室、百果园、苗茨堂等，即与寺庙无关，《校笺》列“建春门”为独立一条。卷三“宣阳门”条也是类似情况，以永桥为基点，依次提及四夷馆、四夷里、白象坊、狮子坊等。重刊》、((校笺》均独列一条，《校释》将之附于龙华寺下，实不恰当。这些篇章内容充实，自成段落，地位实等同于寺庙。②徐高阮虽意识到大,'．1-4Jn蓝之间写法的不同，但他的解决方法是对两者使用不同的分理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亦不可取。③杨街之在序》中交代写作缘起、目的，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顺序，材料取合等，说明其极具体例意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此书“体例绝为明晰”。④((洛阳伽蓝记校笺，第262页。⑤((漫谈校注(洛阳伽蓝记>的经过》，洛阳伽蓝记校释》，第248页。⑥Ⅸ洛阳伽蓝记之旨趣与体例》，洛阳伽蓝记校笺附录，第257页。·65·文学遗产·二oo九年第五期表二开元释教录》①洛阳伽蓝记铁锁角张，檗及锁上皆有金铎如一石瓮。九级诸角皆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悬大铎，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其塔四面九问六窗三户，皆朱漆扉扇垂诸金铃，层有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五千四百枚。行金铃，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施金铎铺首。佛事精妙，殚土木之工。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北有正殿形拟太极。中诸像设金玉珠绣，作工巧绮，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冠绝当世。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院墙周匝皆施椽瓦。正南三门楼开三道三重，去地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二百余尺，状若天门，赫奕华丽。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列钱青琐，赫奕华丽。于斯时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级中平旦火起。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有二道人不忍焚烬，投火而死。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其年五月，有人从东莱郡至，云见浮图在于海中，光其年五月中，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明俨然，同睹非一。俄而云雾乱起，失其所在。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开元释教录减省篇幅的意图非常明显(历代三宝记卷九、((大唐内典录卷四所引此节均无此现象)，引文并不可靠，不可据此断定其未引者必为注文。一个旁证是徐、杨、周三家一致定为正文的记叙永熙之变的三句——“建义元年，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即因内容无关而未被((开元释教录引用。另外，开元释教录多有改动原文处，如“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一句被移至下文“诏中书含人常景为寺碑文”句后。受其影响，周祖谟将此句列作注文(见表一例5)。细绎此句，“是以”表明其紧接上文，作注文处理后大段正文中出现一句注文，颇显突兀。((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均未作改动，徐高阮、杨勇也未将此句作注文。故以开元释教录为探溯洛阳伽蓝记体例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由此归纳的条例也未必可靠。由此可见，无论归纳条例，或依据引用文献，都难以作为厘定注文的依据。我们不妨进一步探讨：本书的子注到底是何种形态?历史上是否确曾出现过文注混淆?三“子注”说探源清代学者顾广圻(1766一l835)最早提出要重分洛阳伽蓝记注文。不过，最先注意到((史通说《洛阳伽蓝记有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认为注文已刊落，并将错乱时间定为宋代：自宋代以来，未闻有引用其注者，则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复考矣。③顾广圻的观点则是注文混入正文：·66·①大正藏》第55册，第541页。②《开元释教录》所引及于永宁寺条结尾，可知其出于内容选择而不引。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史部二十六地理类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58页。((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此书原用大小宇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目前学界一般倾向于顾氏的说法，认为此书在宋代经历了一次文注混淆。事实上，没有原始文献提过原书用大小字书写，顾氏的推测也无法解释：在文注分明的隋唐，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法苑珠林等书所引文字却与今本基本相同。实际上，顾氏仅据((史通中提到的“子注”而推断本书文注混淆是不够严密的。笔者认为，四库馆臣认为注文刊落固然也属猜测，但这实际上表达了另一个观点：今本并无注文痕迹。顾氏一生致力于刻书，其对古书传刻失真可能带有某种职业敏感，而未必是从阅读原始文献出发。四库馆臣多为饱学之士，他们意识到此书有子注后当会从文本寻找蛛丝马迹，故馆臣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循此线索，笔者发现隋唐佛教经录、唐宋以来的公私书目及刻书家均不言此书有注，更无文注混淆的记载。包括宋代通志、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此后毛晋父子的跋文。宋人黄伯思曾二校此书，亦未提子注混淆一事，而宋代恰被认为是洛阳伽蓝记文本形态发生巨变的时代。最能说明本书体例的洛阳伽蓝记序，也不提书中有注。浦起龙史通通释指出了这一点，曲折地表达了对(《史通》“子注说”的质疑。因此，有必要重读((史通·补注篇》：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梏，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衙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咖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自兹已降，其失逾甚。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论者多关注此处提到的“子注”，较少注意史通对萧、羊、宋、王(以下简称“四家”，裴松之、陆澄等简称“五家”)的“琐杂”、“鄙碎”作了尖锐的批评，类似的评论在正史中也出现过，《北齐书·宋孝王传》云：世良从子孝王⋯⋯撰《别录》二十卷，会平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见闻。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谬，篇第冗杂，无著述体。((隋书·王劭传云：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⑨这类批评提示我们，四家的著述在唐代即公认有拖沓繁琐之病。而洛阳伽蓝记》的整理者却一致将叙事繁琐当作宋代文注混淆后的结果，并以重现正文简洁之风为整理目标。杨勇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自赵宋以来，以抄刻失慎，文注混为一色，于是文章枝蔓繁衍，殊失风神。”⑩因此，宋代混淆说很可能①顾广圻《思适斋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②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附编二“历代著录及序跋题识”，第358—380页。③浦起龙史通通释内篇((补注》，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册，第88页。④((史通通释内篇《补注》，第一册，第85—86页。⑤《隋书》卷六九，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09页。⑥洛阳伽蓝记校笺，第248页。另外，翁同文为校笺作序云：“所定正文，遂无枝蔓芜杂之病，于是文章之美顿显，街之本来面目可复。”(((洛阳伽蓝记校笺》，第10页)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也说：“杨书原本子注亦必甚多。”徐高阮解释官署部分划作注文时说：“如入正文，则殊嫌冗赘。”(重刊洛阳伽蓝记》，第88页)可见学者普遍认为本书正文简洁。·67·文学遗产·二oo九年第五期有问题。细绎上引((补注篇可知，文中仅言洛阳伽蓝记》有注，未将其与三国志注》同列，说明洛阳伽蓝记与注解体不同，可能仅是偶尔使用子注。此中关键是如何理解“异体同病”，从上下文看，非指四家之间，而是指四家与五家之间。“自兹已降”，说明刘氏将五家与四家归为两类对比。五家是刘知几批评的重点，四家为附带提及，借评五家语来评四家，故言“异体同病”。意为四家与五家虽体例不同，但都有琐碎的毛病。所谓体例不同，是指他注和自注的不同。五家为他书作注，所引材料均人注文，故注文繁琐。四家是自注，可自由安排正文与注文的比例。自注的常例是以正文为主体，子注为补充，未见正文寥寥几语，注文长篇大论的体式。隋书》、((北齐书))也不会专门围绕四家的注文作批评。故所谓“异体同病”，当是指五家注文过繁、四家正文过繁。刘知几所言“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实即批评四家驾驭材料的能力不足，其注文使用并不成功，未起到分流“琐杂”内容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洛阳伽蓝记》的本来面貌应是正文多且文风枝蔓，注文仅偶尔出现，处于边缘地位。现存史料也反映出四家著述正文繁琐的特点。上引(《北齐书载((关东风俗传))从二十卷增广到三十卷，并言“篇第冗杂，无著述体”，当是添加正文所致，倘若添加注文，文注分明，反可能遵循了某种体例。另外，添加注文不一定增加卷数，如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篇幅大大扩充，亦无卷次的增加。又，((史通称四家“言殊拣金，事比鸡肋”，说明四家著作出现“琐杂”、“鄙碎”的关键，在于文内叙“事”过繁。如((关东风俗传》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昔汉氏募人徒田，恐遗垦课，令就良美。而齐氏全无斟酌，虽有当年权格，时暂施行，争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无法者也。其赐田者，谓公田，及诸横赐之田，不问贫贱，一人一顷，以共刍秣。自宣武出猎以来，始以永赐得听买卖，迁邺之始，滥职众多，所得公田，悉从贸易。又天保之代，曾遥压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后，横赐诸贵及外戚佞宠之家，亦以尽矣。又河渚山泽有可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纠赏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买匿，听相纠列，还以此地赏之。至有贫人，实非剩长，买匿者苟贪钱货，诈吐壮丁口分以与纠人，亦既无田，即使逃走帖卖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地还，依令听许。露田虽复不听卖买，卖买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亦(有)懒惰之入，虽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游，三正卖其口田以供租课。比来频有还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便暂还，即卖所得之地，地尽还走，虽有还名，终不肯住，正由县听其卖帖园田故也。广占者依令，奴婢请田亦与良人相似，以无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献书，请以富家牛地先给贫入，其时朝列称其合理。这段文字不似注文，叙事确显“冗杂”。(《法苑珠林所引，也为(《洛阳伽蓝记正文多、注文少且叙事“琐杂”的特点提供了证据，如卷三九所引“平等寺”条：汉平等寺，广平武穆王坏舍宅所立也。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E1“佛汗”，京师士女空市而观。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以他绵换拭，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京邑仕庶复往观视。五月，北海入洛，庄帝北巡。七月，北海大败，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余人，尽被俘虏，无一得还。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复如初汗。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视。至十二月，尔朱兆入洛擒庄帝，帝崩于晋阳。宫殿空虚，百日无主。唯尚书令司州牧乐平王尔朱世隆镇京师，商旅四通，盗贼不作。这段引文第一句后省略了洛阳伽蓝记))“在青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萧森，①通典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页②《大正藏》第53册，第594页。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平台复道，独显当世”，而这段文字恰恰是有关寺庙的。这说明《法苑珠林所引文字原为一体，只因内容需要而有所去取，与注文无关。校释))、《校笺))以“孝昌三年”以下为注文，脉络一贯的叙事变成了怪异的注解体。此外，(《法苑珠林卷九二引“崇真寺”条、卷九七引“菩提寺”条，均未省略原文，足以证明其中并无注文，文长不引④。这说明今本洛阳伽蓝记自唐以来基本维持原貌，并未发生过文注混淆。从文章本身也能看出本书正文浩繁枝蔓的特点，试举两个例子。卷四“开善寺”条“当时四海晏清”句下，浓墨重彩刻画元琛奢侈夸富、百官任力取绢二事，描绘出全盛时期北魏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接着笔锋一转，云：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丘里阍，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商凌。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憔蛲，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成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当时四海晏清”与“经河阴之役”两句，分领两个转折关系的句群，前段写统治者的奢侈，正为河阴之役后已为寺庙的王侯宅第仍有“蓬莱仙室”、“梁王兔苑”之气象作铺垫，两者上下文关系至为明显。校释》、(《校笺未审此点，均以前者为注文，后者为正文，破坏了文章脉络。“冲觉寺”条也是如此。若依校释、校笺))所分，本条正文只有开头“冲觉寺，太傅清河王怿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门外一里御道北”和结尾“为文献追福，建五级浮图一所，工作与瑶光寺相似也”两句，中间部分均被列作注文。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文意断裂，不知“文献”即元怿谥号的读者会问：“文献”是谁?为何为他追福?知道的读者也会问：元怿怎可能生前为自己追福?再看中间部分，介绍了元怿出众的才华、尊崇的地位及死后被谥“文献王”等事，与上下文显然处于同一叙述层次，不可能是注文。我们知道，正文与注文的关系如同骨架与血肉，前者固然需要后者来充实，但并不依赖于后者。杨街之若将枝蔓部分列作注文，其初衷是为正文简洁流畅，但事实是分理后正文反而不通，只能说明枝蔓部分并非注文，文风枝蔓是本书原有的特点。杨氏的高明之处在于，枝蔓的叙事中仍能贯穿一条清晰的线索。整理者以内容类别来厘分注文是个误区，分出子注固然可使正文篇幅变少，实际上却改变了本书原貌。那么，(《史通所谓“子注”到底何指?陈寅恪先生认为是指“惠生使西域”一节：“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伍卷惠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④笔者赞同陈先生的看法，刘知几不解合本子注体，故将此节看作子注。另外，文中不时出现的“街之按”“街之日”也可能是以注文形式写出。按语承自史书赞语，非为自创，故(《序中不作交代。构成本书主体的关于寺庙沿革、建筑形制、历史人文、民俗志怪等的内容，并未按照子注体来写。四洛阳伽蓝记体例渊源洛阳伽蓝记叙事枝蔓的特点，与杨氏的史家意识有一定关系。(《洛阳伽蓝记序中所言“恐后世无闻”，是杨氏存史意识的证明，本书多引文章的特点亦可由此解释。如“永宁寺”条引北海王给庄帝的信，“正始寺”条引姜质亭山赋，“平等寺”条引长广王禅位文等。此类引用固然导致文章冗长拖沓，但我们知道，杨氏虽谦言“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实以史家自任，这种写法可追溯至((汉书》多录重要之文的特点，而(《汉书》虽有自注(如((艺文志》)，却并未将所引文章列为注文。《洛阳伽蓝记属寺塔记，其写寺庙而兼采历史人文、俗谣志怪的特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写①((大正藏》第53册，第970、1002、lOO3页。②g金明馆丛稿二编》，第l58页。·69·文学遗产·二oo九年第五期作特点一致，如陆机洛阳记云：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日：“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言人物之盛也。东晋张僧鉴浔阳记云：湓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住此城，自标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铭石云：“汉六年，颍阴侯开此井。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人咸异之。除此之外，地志中众多的“异物志”、“草物状”，刺激了洛阳伽蓝记对博物的兴趣，如“瑶光寺”条、“报德寺”条对奇珍异果的描写等。不同的是，历史人文在地志中多为地理的附庸，在((洛阳伽蓝记中则上升为叙事主体。表面上看，历史人文依托于寺庙而存在，实际上这个关系是相反的。本书写作的目的，在寄寓一种亡国之思，故序中明言中小伽蓝选取的标准是“世谛俗事”。作者以“街之日”对历史发表评论，表明其对寺塔记的超越，而完全是史家意识的体现。杨勇认为“街之日”如同“君子日”，深得左传遗法④。本书被后人誉为“拓跋之别史”(吴若准语)，绝非偶然。整理者以历史人文为寺庙的附注，实际上低估了杨氏的史家意识。需特别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高僧行记对《洛阳伽蓝记的写作影响至深。杨街之精通佛典，书中所引惠生行记等文，可见其对高僧行记的特别关注。下表以东晋法显佛国记为例作简要对比：表三佛国记》④洛阳伽蓝记介绍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颢，庄帝从兄也。也。句式出城南门千二百步，道西，长者须达起精合。精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晋太康地点合东向开门，门户两厢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轮形，右元年造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刑嵇康之所也。转换柱上作牛形。池流清净，林木尚茂，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祗洹精合也。地理佛即成道，与诸弟子游行，语云：“此本是吾割后隐士赵逸云：“此地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肉贸鸽处。”有绿珠楼。”变迁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八十年，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类似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锵之声十余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描述牖，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难得而言。众僧问法显：“佛法东过，其始可知gg?”显云：街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日：“以蒿覆之误。故“访问彼土人，皆云古老相传⋯⋯”言苗茨，何误之有?”众成称善，以为得其旨归。作者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街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现身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不虚。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佛国记又名佛游天竺国记，洛阳伽蓝记))移步换景的笔法也类似于行记。再加上记录对象的佛教色彩，其受高僧行记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从表三第一例可知，洛阳伽蓝记》中常被看作注文的·70·①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②汉唐方志辑佚》，第109页。③《洛阳伽蓝记校笺))，第255—256页。④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介绍旬式“某某，某某也”，实际上是高僧行记常用的句法。除表中所列的表达类似外，笔者认为两者在结构上也非常相似，即均呈现一种“串连平行段落”特点：以行踪为主线，将一个个并行的段落(佛国、寺庙)串连而成，如同一个主干上生出的多个分枝。每到一处先写地理环境，次叙人文风俗，故文风虽显枝蔓，但繁而不乱。结构与体例密切相关，而体例具有一定的惯性，杨街之另创新体的可能性并不大。遗憾的是，清代以来对(《洛阳伽蓝记子注的理解，一开始即以水经注等他注之书为参照。顾广圻说：意欲如全谢山治《水经注》之例，改定一本，旋因袁寿皆取手校者去，末得施功。顾氏虽未施功，但希望朱紫贵依此分理，后由朱氏的外甥吴若准完成((洛阳伽蓝记集证》，顾氏的影响不可忽视。陈寅恪认为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均为“合本子注”体影响的产物，并表达过“杨街之自注之体可参照其同时注书通习以考定”的观点，徐高阮也认为“全书注体则与《三国志、(《世说新语一流至为近似”。这些看法为《水经注》等书影响《洛阳伽蓝记文注分理提供了可能。水经注))研究是清代显学，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在当时影响很大，全氏水经注五校本题辞列举经注区别云：经文与注文颇相似，故能相溷，而不知孰玩之，则固判然不同也。经文简，注文繁；简者必审择于地望，繁者必详及于渊源。一为纲，一为目，以此思之盖过半矣。若其所以相溷者，其始特钞胥之厉耳。③不难看出，全氏所举两大区分要素：繁简之别与内容之别，无形中对洛阳伽蓝记》的文注分理条例产生了深远影响。张宗祥曾指出以水经注))为参照存在的问题：杨氏旧文果如吴氏(若准——引者)所述，则记文寥寥，注文繁重，作注而非作记矣。⋯⋯此书子注之难分，实非水经注之比。《水经》经注出自两人，文笔绝异；此书则自撰白注，文笔相同。④张氏固然是从分理角度讨论，但毕竟意识到了他注与自注的不同，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但张氏维持原状的观点在时人看来偏于保守，在研究史上也不占主流，而整理者以水经注等书为参照对象，其结果难免方枘圆凿。笔者略陈管见，尚祈方家不吝指正。[作者简介]吴晶，台州学院教育学院教师。发表过论文《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等。①思适斋书跋》，第32页。②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重刊洛阳伽蓝记》，第1页。⑨《全校水经注》，四库未收书辑刊贰辑24一l0。④《景洛阳伽蓝记合校稿本》，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