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与海南文化

海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论文（二○一四至二○一五学年度第二学期）论文题目：贬官文化与海南文化学生姓名：侯森磊学生学号：20142211310128所在学院：土木建筑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学院年级专业：2014级土木工程专业任课教师：丁艳平完成日期：2015年5月13日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制贬官文化与海南文化（侯森磊2014级土木工程专业）【摘要】历史上的海南岛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一个荒岛，地处边陲，孤悬海外，闭塞落后，相去京城几千里，“鸟飞犹用半年程”，实乃“天之崖、海之角”，因此中原人称之为“蛮荒瘴炎之地”，死囚流放之所。唐宋以来海南岛多为贬谪之地。因为被贬人士中，不乏名臣巨儒，所以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但“贬官文化”不仅促进了当时海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为后来明清海南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更为今天海南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关键词】贬官文化，海南文化，文化发展（一）海南贬官文化的由来海南自西汉起已成为中央政权的行政区域，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处祖国最南边陲，常年湿热，瘴疠横生；再加上琼州海峡的阻隔，使之长期与中原内地缺少交流和沟通，因而在经济文化方面相对落后于中原的其他地区，在封建时代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这种情况在海南延续了很久。直到唐代，海南的经济文化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文化教育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到宋代，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则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海南文教这种新局面的出现，有各种历史因素在内，比如宋代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地方财富得到极大增加等。这为海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此外，随着中原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及中央政权、地方官吏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也在海南文教事业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唐宋以来谪贬到海南的文人官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君主惩罚罪臣的一种手段，古来有之（从战国时代的屈原就已开始了）。而远谪海南，则从唐代开始，于宋代达到顶峰。两宋朝廷党争激烈，由于赵宋朝祖训有不杀文人之言，故党争中失败的官员多以被贬官作为惩罚，并且官位越高，声望越著，贬得就越偏远。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之内，最远的就是海南了，所以远贬海南是宋代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据统计，宋代谪贬到海南的官员前后共有27人，这些人大都是当时政治文化领域“重量级”的人物。如北宋时被贬到海南的卢多逊是兵部尚书，丁谓是司徒，苏轼则是名满天下的大文人；而南宋被贬谪到海南的“四名臣”李纲、胡铨、赵鼎、胡铨也都是宰相级别。（二）贬官文化对海南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宋代以文治国，文化昌盛。陈寅恪先生曾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中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的文人大多学问渊博，集学者与诗人于一身，而这些贬谪到海南的文人又全部是封建科举教育下的饱学之士。这些人中只有卢多逊一人任职兵部，但也是进士出身，以博涉经史、聪明强记著称，其余则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文人。这种身份与素质使他们具有了很强的文化能量与影响。他们到贬地后，或著书立说，或传道治学，加速了唐以来中原文化在海南的传播，特别是一代文豪苏轼的谪琼，更带来了强有力的中原文化冲击波，使海南的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士人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担当感最为强烈。如范仲淹所言，“居届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谪官海南的文人，处不能再远之江湖，但他们兼济天下的读书人责任感并不减。由于他们大都被安置到地方冗员的职位上，无法展现其政治才能，因此，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积极从事著述进行文化传播与人材的培养便无形中成了贬谪文人最重要的工作，并以此作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与价值自我调整的方式。作为学问渊博的一代名家，育人施教是贬谪文人的强项，而这种教育方式具有亲和力，比单纯从政治、经济的领域加以管束、灌输的作用要显著得多，故对海南文化教育影响力更大。作为海南文化教育的实践者、南宋谪贬到海南的李光对此认识颇深，他说：“（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也。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多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正是这些政治上失意的贬官名士们在海南兴办教育，启迪民智，纯化风习，敷扬教化，为今日海南社会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两宋贬谪到海南的文人在海南岛居留的时间较历代都长。他们当中少者在此居住几年，多者则达十几年，他们的到来，给文教贫瘠的海南岛带来文化的甘露。可以这样说，在海南文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宋代文人贬谪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明代唐胄说：“海南僻处炎荒，教化之开，始于南宋，嗣后名贤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称。”这个说法有些偏颇，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在唐时已经开展了，只是规模不大，影响未彰而已；而在宋代，海南的文教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倒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宋代文教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出现了“人文蔚起”的盛况；关于这一点，史书也承认“衣冠礼乐班班，盖自宋而已然”（三）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起促进作用的名人宋代第一位被贬来海南的是宋太宗时宰相卢多逊。卢多逊，河南怀州人，后周显德年间进士，入宋官至兵部尚书。卢多逊在开宝七年，因涉连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而被发配至崖州古城(今三亚)的水南村。卢多逊到达海南后，不但没有传统谪贬文人的哀怨愤激，反而陶醉于居地水南村的美景之中。他写诗称赞贬地“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以至产生了“却疑身世在桃源”（卢多逊《水南村为黎伯淳题》二首）之感，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了对海南山川风物的热爱。最为可贵的是卢多逊还以传播中原文化为己任，在当地积极兴教助学，其家族也成为当地文化世族。北宋谪贬到崖州的还有宋真宗时宰相丁谓，他到贬地后不仅积极致力于移风易俗，更是以讲学明道为己任，史书载：“（丁谓）教人读书为文，营造屋宇……其所著诗文亦数万言。”靖康之耻后，高宗于江南成立偏安政权，民族矛盾加剧，朝廷的党争也更为激烈，其表现形式多为“和”“议”之争。南宋一朝，多是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占据优势，因此他最为痛恨的“主战派”的大臣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南宋四名臣”都先后被贬到海南，这是当时最严厉的惩罚了。“四名臣”中李纲来得最早（1129年），回去也最快，仅仅在海南住了六天便遇赦北返，所以对海南文化的影响不是太大。但是，两年后贬来海南的李光，情况则有很大不同，在宋代贬谪海南的文人中，谪居时间最长的是李光。李光，浙江上虞人，字泰发，号转物老人、读易老人、无碍居士，高宗朝官至参知政事。李光于绍兴十五年（1145）贬琼，绍兴二十六年（1156）遇赦北归，谪居海南时间长达12年。由于李光居琼时间长，地点多，其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相应较多。李光在海南的交游颇广，官吏士子、当地耆儒都曾与之有过交往，其中与他来往最密切的还是当地的青年士子。李光从琼州移昌化时，琼州士子严君锡、魏介然曾追随至昌化，琼州户酒之子洪杰也曾数次去拜访，并索诗。李光居琼期间，还常举办一些文化活动，诗酒唱和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些效法中原文人的诗酒雅会，活跃了当地的文化气氛，也加强了谪居人士与当地士民的交流，对改变当地落后的文化面貌大有益处。李光在海南举办的较大型诗歌酬唱会有严氏“野趣亭”的八人之会，参加者主要是当地官吏与士子，都是当地的文化人士。在宋代贬琼文人中，李光反映贬地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最多，在个人全部作品中的比例最大。李光今存诗词总数为486首，居琼作品238首（北归途中有关海南贬居生活的作品不计），居琼诗词作品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九。另外还有三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散文———《昌化军学记》《儋耳庙碑》和《琼州双泉记》。李光居琼期间一直关注海南教育，并且身体力行，最感人的是他直接参与了郡学修复的过程，他的二诗一文可作明证。李光所作《昌化军学记》一文，详密论述了教育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记载了海南教育的发展历程，成为研究海南岛教育史的重要文献。与李光前后被谪贬到海南的还有胡铨，也是一个在海南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胡铨，字邦衡，号澹庵，江西庐陵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以第五名中进士身份走入仕途，官至枢密院编修官。在朝为官期间，胡铨坚决反对和议，因此触怒秦桧，于绍兴十八年(1148)十一月被贬海南吉阳。胡铨在吉阳居住了八年有余，是继李光之后贬谪人士居琼时间最长的人。他在谪居期间，与前辈学人一样敷扬文教，赋诗作文，移风易俗，使儒家礼乐文明逐渐浸透到海南士民生活之中。在吉阳军，胡铨不仅积极推广农业技术，为改善当地落后的农业方式奔走，还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广交少数民族朋友。当然，作为文人，胡铨居琼期间最重视还是当地的文化教育。当他发现当地书院稀少，读书人也少的情况后，便四处筹措资金，编印经传，兴办书院，招收贫困子弟入学并减免学费；他还亲自授课讲学。吉阳的儒生们听了他对《春秋》《礼记》的讲解后，都为他渊博的学识所倾倒，连当地的黎族首领都慕名送儿子来向胡铨学习。这在《琼山县志》中有记载：“（胡铨）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闻之，遣子入学。”胡铨与李光还共同参与了昌化军学的重修及纪念活动，李光作一记，胡铨题字。吉阳士人，凡受到胡铨教育的人士，无不成为正直之人，所谓“吉阳士多执经受业者，凡经坯冶，皆为良士”李光曾在信中表扬胡铨：“吉阳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时士类之幸。”如果以文采学识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苏轼则是宋代贬谪海南的士人中影响最大的人。宋哲宗绍圣四年（1007），苏轼被贬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有人认为，中原文化真正在海南得到广泛传播，是从苏轼贬儋开始。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也说：“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说此诗不无自我调侃半生贬谪的辛酸，但也一定程度上说出他贬官儋州后的行为业绩。苏轼在贬儋的三年间，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他曾考察过儋州的办学情况，对当时该地教育的落后、萧条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与担忧，并以文化拓荒者自觉自任。如其自言：“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居儋录》）他在儋守张中的支持下，会同海南后学捐钱作屋，名曰“载酒堂”。他亲自在堂上讲学，自编讲义，培养出一大批如姜唐佐、王宵、黎子云、符林等饱学之士，其学风泽及全岛。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序》中评价苏轼的文化地位：“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人心。”其后“业精而行成，登巍科膺抚壮者继踵而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姜唐佐，是苏轼耳提面命的门生；第一个进士符确，也是苏轼离琼不久后登科。《〈儋州志·选举志〉序》云：“吾儋自宋苏文忠开化，一时州中人士，王、杜则经术称贤，应朝廷之征聘，符赵则科名济美，标琼海之先声。迄乎有元，荐辟卓著。明清之际，多士崛起。尚书薛远，进士黄、王，登贤书者五十九人，列乡元者，三科两解。人文之盛，贡选之多为海外所罕见。”后人对苏轼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宋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至今在东坡书院尚贴有这样一对楹联：“灵秀毓峨眉，纵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四）海南文化的发展两宋贬谪文人的文教活动为明清海南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宋代海南进士共15人；到了明代，在人口不足30万的海南，竟有63位进士及第，举人500多人，达到历史上最多人数，出现了“海外衣冠盛事”的景象，邱濬、海瑞、钟芳、王弘诲……些历史上海南籍的名宦巨儒，为海南在中国文化这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光彩的一个部分就是“贬官文化”，许多贬官行迹后来都成了文化遗迹，海南岛上的名胜古迹就多与宋代贬谪文人有关。海南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五公祠和东坡书院，就是为纪念李纲、胡铨、李光、赵鼎及苏轼而建。这些旅游景点，因为这些历史人物而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留下的许多文学作品，是广大中原人民认识海南的自然景观及风俗人文的重要途径，甚至在古代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贬谪文人在海南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海南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旅游资源。假若没有苏轼的有“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生动描述，没有“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眷恋情怀，大家恐怕对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只存有想象中的畏惧了。再如今日三亚的水南村，被称为“海南文化第一村”，但是宋代以前，这里仅是一个极为僻远荒凉的小村子，被朝野当权者视为“生度鬼门关，千之千不还”的流放之村，但自宋代以后，贬官谪臣赵鼎、胡铨等人的流放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而且兴建起富丽堂皇的裴闻义宅和闻名的“盛德堂”，使之成为今日海南的名胜。卢多逊那两首脍炙人口、流传百世的《水南村为黎伯淳题》诗作，更是成为今日水南村一张文化名片。在东坡谪居地———儋州中和千年古镇，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作对联贴对联的习俗，此风也是东坡先生的流风遗韵。儋州现在还流行诗文唱和，有“诗歌之乡”之誉，据说“儋州人凡读过几年书的，特别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可以吟诗作对。”综而言之，正是由于贬谪文人的苦心经营与热心传教，才使海南大大地缩短了与中原文化的差距，使海南文化水平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也正是这些有志于教育与文化传播的知识分子，使得海南文化教育得以传承普及，正如素有“海南第一楼”之称的“五公祠”前对联所言：“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简短的十余字，道尽了“贬官文化”对海南文化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