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三重视角的分析

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三重视角的分析黄宽重摘　要：南宋政局变动频繁，史料多元零散，影响研究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开展。为深化南宋政治史研究的议题与内涵，在重视典籍版本的选择及深度解读史料之外，更应该细察南宋政局快速变动的复杂因素，厘清时空背景与发展脉络。从政治忌讳、人物评价、人际关系三个视角，将人事、时间、环境三项因素结合观察，可以看到南宋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变动性，政治人物在现实政治的冲击下，采取了多样的因应方式；除了群体性的对立与对抗之外，个人的角色与人际关系，也有着不可轻忽的分量。从中期能深切掌握政治发展的全貌，理解南宋包容政治背后的深一层意涵与人物评价变动的因素，体现南宋的政治特质。关键词：南宋　政治忌讳　人物评价　人际关系　包容政治作者黄宽重，台湾长庚大学／长庚医院讲座教授／研究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一、前　　言历史研究随着议题的深化与延伸，史料应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展。早期的中国史研究，较关注于朝代兴亡、政局变革的重大议题，讨论的问题也聚焦于大人物、大事件；利用的史料以正史或相关编年与官方典籍为主。随着新研究议题的开发，转而探讨典章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政治运作等整体政治环境的发展与变迁，进而及于社会经济、学术、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甚至跨越单一学术领域，触及整合性议题；史料应用相继扩及笔记小说、文集、金石碑帖乃至出土文物，研究方法也由考订、整理、叙述，而及于分析解释，提出通则性的理论。宋代历史的研究议题与时段也在逐渐扩展。宋史虽然较晚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但宋代社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期。早期宋史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创业时期的作为及巨大政局变革，且史料较为集中、内容相对丰富的时段，因此，北宋中期以前的研究业绩较为丰硕；相对的，偏安江南的南宋历史，因史料杂多、梳理不易，除理学与重要政治人物、政治议题外，研究相对不足。不·１６１·过，近年来南宋士人的社会网络及文化交流动态制度史甚至讯息传递等社会文化的议题，及其在历史转折上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在研究议题扩大、史料扩展的同时，也产生新的问题。早期的研究都以重建史实为重，强调坚实考订的重要性，为避免史料应用不当，影响研究质量，前辈学者每以实例提示在研究时需要关注、遵守基本功夫：像陈垣教授关注版本、避讳，钱穆、邓广铭教授先后提出版本、职官、年代、地理及目录等关键性课题……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本、也是学界易于忽略的重要问题。但随着研究领域扩大、史料不断发掘，尤其是汉籍电子数据库的开发，类多量大的史料取得便捷，研究的议题更为宽广。而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强烈影响下，史学界重视解释与创见，反而疏于对史料基本性质的掌控；特别是在笔记小说、文集、方志等资料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议题后，历史研究与史料应用的关系更为复杂，问题的严重性也愈加凸显。南宋史的研究与史料的利用，更值得关注。南宋特别是中期以后的历史，在史料上与北宋有两种差异。一是除南宋初期外，缺乏像《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那样编年明确、叙述完整、史料丰富的基础史籍；《宋会要辑稿》收录的南宋史料止于嘉定年间，并不完备；《宋史》对事迹与人物记载也失之偏颇。二是文集、地方志、笔记小说、金石文物等丰富多样，加上近年来相继发掘的考古文物与出土墓碑、文书，大大丰富了研究内涵。这些史料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对士人生活、社会习俗及宗教信仰等庶民事务，更贴近基层社会文化的层面，是带动新一波研究议题的主要资取对象。像宋人文集文类众多，内容丰富，除为人撰作的各类传记之外，尚包含当事人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人际关系，见证时政与环境变化，是研究政治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不过，这些典籍的内容较为片断、凌乱，难以汇整，加以缺乏编年明确且较完整、可资印证人事时地的史料，若对资料性质的了解不足，会导致时空、关系混淆的现象。加上版本颇有差异，会增加研究的困难。笔者基于研究南宋历史及利用文献史料的经验，曾以个别案例指出版本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①除史料性质与版本之外，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多变的政局交织而成的南宋政治特性，更值得重视。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像邓广铭、刘子健、寺地遵、·２６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①参见黄宽重：《四库全书洺水集补遗》，《书目季刊》（台北）第８卷第３期；《〈四库全书〉本得失的检讨———以程珌的〈洺水集〉为例》，《汉学研究》（台北）第２卷第１期；《版本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以若干宋代典籍的比勘为例》，《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５—３４８页；《〈胡澹庵集〉的传本与补遗》，《宋史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５—１９２页；《文津阁本宋人文集的价值及其问题———以〈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为例》，《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１５卷第２期，后收入《史事、文献与人物———宋史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８７—１２４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错简、脱漏示例———以〈相山集〉与〈慈湖遗书〉为例》，《史事、文献与人物———宋史研究论文集》，第１２５—１３８页；《宋史研究与版本问题———以孙应时〈烛湖集〉为例》，《文献》２０１５年第５期。余英时、王曾瑜等前辈，从不同时段或重大政治议题入手，透过个案研究或分析政治转变的脉络、政局转折的探讨，都能较贴切地呈现南宋政治风貌。不过，若欲进一步掌握南宋政治格局与政权特质，则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须深入了解南宋政治生态复杂、政局多变交织而成的脉络性困难，了解史料中不同人、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人物评价看法不一的问题。其背后的关键除因为个人立场的差异外，更是南宋政治局势变化快速，而且不停反复所致。因此在利用史料时，如何扣紧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形成时间脉络，是一项重要因素。本文即由此出发，从政治忌讳、人物评价、人际关系三个角度，重新讨论南宋政治史与史料利用问题。二、南宋政局发展与变动南宋１５３年的历史，政治环境变动激烈。这种变动主要源于金、蒙长期的压力，朝廷与朝臣因应此一形势的看法与政策差异；和战对南宋的求生存与发展影响巨大，朝臣对选择现实妥协的和议或恢复理想的主战，有不同的看法与因应方略；此一差异，成为南宋立国以来长期的论辩焦点与挥之不去的“国是”争议。同时，由于政策骤变，出现朝野对立、执政更迭频繁、人事激烈变动的现象。此外，皇帝个人意识、皇帝与太上皇帝意见差异的纠结，以及因皇位继承出现的权臣与异议朝臣政见冲突，相互交织，导致权势交替与对抗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宗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延续到宋亡为止，是构成南宋政治的主要现象。南宋初建即面临政治斗争。高宗在仓促之间被朝臣拥立即位，在战火炽烈、颠沛避敌的挑战中，既要重建政权，更要积极营建天命，强化个人继统的合法性；在维护个人权位与号召恢复、迎回二圣的现实与理想、生存与发展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况且，在二帝被俘后，各种传言弥漫，甚至出现私撰野史、挑战高宗权威的现象。①这种复杂的内外交逼情势，形成高宗初期和战路线、权力结构与人事更迭相互纠结、频繁变化的情况。高宗与秦桧推动与金和议时，面对文臣与武将激烈的反对，延续元祐以来以激越手段压制异议：如以讪谤朝政及禁私史为名，贬谪李光、赵鼎、胡铨等反和文臣；制造兵变对付岳飞、韩世忠，进而接收大将兵权。这些举措固有利于稳固南宋江山，确保高宗皇位、巩固秦桧相位；但众多文臣武将受到牵连，使得臣僚对和战及时政，采取畏避的心态，以持盈保泰、避凶趋吉。②秦桧死后，高宗对舆论虽有·３６１·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①②参见黄宽重：《秦桧与文字狱》，《宋史丛论》，第４１—７２页；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９—３６２页。关于元祐以后政治路线、政争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可参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南宋初期延续此一现象，关于秦桧执政时期压制臣僚的文化禁抑活动及其影响，美籍学者蔡涵墨（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ｒｔｍａｎ）教授调整，但用人行政及对金政策，仍以维持现状为前提；即使金海陵帝挥兵南侵，亦心存退避，幸因宰相陈康伯坚持亲征及海陵帝被杀，才扭转时局。孝宗一朝，臣僚避忌时政的心态，仍然延续。孝宗继位之初，虽热切于恢复，但囿于宋金实力相当，战况胶着，情势难以突破，加上太上皇帝高宗对和议的坚持，使孝宗开创新局的雄心难以发挥，只得以不断更替宰相谋遂行己志。而夹在高宗、孝宗父子和战异议下的主政大臣，许多人在孝宗一朝，甚至连死后的碑铭，都刻意避免触及与二帝之间和战的矛盾议题。一直到光宗继位后，才能摆脱对当年政治避忌的束缚，重写碑铭，建立新的论述。孝宗朝是南宋政局较稳定、皇帝意志尚能主导朝政之时，之所以出现诸多进退大臣、政治忌避的现象，当是朝臣受高宗与秦桧主政压制异议的阴影影响，及刻意回避高、孝父子异见的遗绪所致。光宗以后，虽未显见皇帝父子因政见歧异而影响执政进退，但内外政局的变动、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却愈演愈烈、愈趋复杂，政策转变与人事斗争更为频繁。像绍熙年间，因光宗与孝宗之间所引发的宫廷纷争，不仅牵动政局、人事，甚至及于宁宗继位后１３年间，所衍生的韩赵之争、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等重大政策的变动。史弥远执政之后，前期招揽被韩侂胄罢黜的异议臣僚，倡言更化，着力于整肃韩侂胄的余党；及蒙古崛起，敲起金亡丧钟后，宋廷臣针对宋金蒙三国之间的和战及处置山东忠义军的问题，意见益见分歧。理宗继位后，朝野纷扰加剧。理宗初期，由于济王案的纷争，掀起史弥远压制、整肃异议分子，开启对立之势。理宗亲政后，朝臣对宋蒙和战、济王案与史嵩之执政等，均有强烈批判，甚至爆发激烈的对立，执政频繁更替。到贾似道专权后，宋朝危机四伏，内外交迫，但政治上的整肃与对立，较之前代更为加剧，政策转换益加鲜明。可以说，自南宋建政以来，面对强敌是和是战、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及皇位继承所衍生的争议，与国运相始终；君臣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立场与意见差异极大，而且随局势的转变，迅速改变政策，使得用人行政与路线之争，紧密相系；朝臣立场鲜明，政局变化迅速，是南宋政治发展中突出的现象。　　在《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一文中有深度讨论，参见氏著：《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２—９７页。三、政治忌讳激越的政治压力，促成朝臣采忌讳的心态，以因应政局的变化。高宗与秦桧为稳定政局，压制异议，确立其政权格局；孝宗之后，为避免尖锐对立，朝臣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对包容的政治忌讳策略，选择不同的文字评述时政，如在奏章等公共性文本中批判朝政时，言论有所节制，转而藉由书劄、笔记等隐私性文本，揭露事实，·４６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传布、抒发己见。同样，执政的君臣对待异党臣僚，多以谪贬或劾罢等方式，让他们离开京城，目的在于避免势力集结，而非置对方于死地。即便是看似强烈整肃异己的庆元党禁，也是采取适度的包容而非极端性的制裁。这种公私有别的记述方式及避免对立的现象，是掌握南宋政局变动不可忽视的环节。从人物传记的内容，可以了解时人面对诡谲多变的政局的因应策略。特别是在记述宰执大臣生平事迹的行状、墓志、传记等文字中，对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时，尽量简略，以免犯讳。这种因应政治变迁，调整个人传记的书写内容，在中国史上所在多有，不足为怪。①不过，孝宗一朝，凡参与对金和战，处在太上皇帝与皇帝之间左右为难的宰执大臣，不仅生前角色艰难，死后传记的书写，对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对和战一事的叙述更加费心。像刘珙死后，好友朱熹撰写了一份墓志、一份行状，除内容简略外，且以刘珙的从弟刘坪具名，一直到六年后才写墓志铭。在金海陵帝南侵中，坚持高宗亲征且撰写诏文、对稳定政局有贡献的陈康伯，虽于乾道元年（１１６５）死后即获“文恭”谥号，但其神道碑对海陵帝南侵后高宗避战的犹疑与他的关键角色，仅简略带过；而到嘉泰元年（１２０１）改谥“文正”，②诏书完整的资料要到宝庆元年（１２２３）真德秀才加以引述，距其去世已近６０年。③上书反对秦桧议和、遭贬海南岛的胡铨，虽在孝宗时受重用，但其于淳熙六年（１１７９）逝世后，由杨万里撰写行状，到绍熙元年（１１９０）死后１１年，周必大才写神道碑。比对这些人物的前后传记，可见在孝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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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状、墓志铭等内容，为避免触及两宫对和战的矛盾，对相关过程的描述都尽量简化，意在维护皇帝形象。到光宗即位后，重新撰写的神道碑，对和战过程的叙述较为繁富，也少有忌避的文字；但内容是否合于实情，则另当别论。即使一般朝臣的传记也因避忌，不提批判皇帝宠幸近侍的事。像朱熹的同学兼好友魏掞之传记的叙述就是明显的例子。乾道五年六月，魏掞之抗疏批判孝宗召回近侍曾觌；孝宗甚为介意，不仅本人遭罢，也让宰臣陈俊卿、虞允文卷入这一政治·５６１·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①②③参见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东吴历史学报》（台北）第１１期，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５９—８２页；赵冬梅：《试论北宋中后期的碑志书写———以司马光晚年改辙拒作碑志为中心》，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７３—３９７页。陈康伯：《陈文正公集》卷５《敕诰改谥文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９７年，集部别集类，第１５册，第１９页；陆游：《老学庵笔记》卷４，台北：木铎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４页。《宋史》卷３８４《陈康伯传》作“庆元初，配享孝宗庙庭，改谥文正”（台北：鼎文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８１１页），与《宋会要辑稿》所作“绍熙五年十二月”（礼１１之１０—１１，第５４５—５４６页）虽相近，但宜依《宋会要辑稿》；改谥时间宜从《陈文正公集》。杨俊峰：《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的隐没与再现———兼论和议国是确立后历史书写的避忌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第５３期，２０１５年６月，第１—４２页。风波。乾道九年魏掞之死，张栻曾写墓表，朱熹亦写墓志铭；二人对此事过程，均以“于是时有系安危治乱之机”的简单文字带过。①２２年之后，即庆元元年（１１９５），朱熹在《跋魏元履墓表》文中，揭露此事原委，说当时未能详述，是“时觌势方盛，熹窃过忧，恐贻异时丘陇之祸，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复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尽言之忠不白于后世，其咎乃繇于我，每窃愧焉”，于是再写跋文“因得追补志铭之阙，庶有以慰元履于地下，而自赎其顾望回隐之咎”。②连一向言词犀利的朱熹，在撰写并非显宦的朋友的生平时，都要以隐讳的文字审慎书写这段批判近习的事迹，可见当时的政治避讳之风甚炽。以上的事例说明，政治环境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参与者的仕宦遭遇与死后传记内容的论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代均曾出现；不过，在南宋，由于路线斗争既反复又长期，而且转变的频率特别快，士人官僚经历内外朝政的变动不羁，各自从现实的生存与恢复的理想着眼，阐发意见，各有所执。不同见解牵涉到的不仅是理念的诠释、意见的表达，更涉及影响权位的路线之争，手法直接而激烈。但经历高宗朝的激烈互斗之后，对待政敌，逐渐采取较为缓和的方式；然而在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时，对涉及敏感的问题，仍隐晦陈述、力避时讳。要到下一个世代，才重写碑状，力图平反、拨乱反正。从重写的时间及记述隐显、繁简的差别，可以见证政局变动、避忌间的关系。因此，利用史料讨论南宋各期敏感的政治问题时，更需要慎重小心。南宋缺乏编年详实的典籍，个人文集，特别是其中与人事紧密连结的碑、状、传记，成为研究者所资取的重要材料。文集的内容，多是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一时所观察的印象，不免有主观与片段的成分，特别是人物传记的撰写，既要表扬传主的伟绩，兼要斟酌时局与考虑家属的立场，内容自难以周全，甚或不免偏颇。因此利用文集来描绘个人事迹或时政发展时，必须多方资采，详细考述，比较不同资料，探寻其时间差异与源流变化，才不致陷入研究的盲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出的人物传记，其叙述的事迹虽更详细，但出于求平反的政治动机，所述的内容或有加油添醋、夸大、扭曲与掩饰的现象，研究时对这些资料仍宜有所保留与甄别。·６６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①②张栻与朱熹于此句文字有小异，此处引张栻墓表。朱熹墓志少“于是时”等字。参见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卷４０《教授魏元履墓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４辑集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册，第１７页下；朱熹：《朱子文集》卷９１《国录魏公墓志铭》，陈俊民校订，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４４２２—４４２５页。朱熹：《朱子文集》卷８３《跋魏元履墓表》，第４１２６页。以上关于魏元履墓表、墓志的讨论，参见津阪贡政：《朱熹の传记题跋をぬぐて》，第４１回宋代史研究仝夏合宿，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２９日，报告论文，待刊。四、人物评价政局变动的时空因素，对人物评价有重要影响。宋代人物传记在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时，多藉仕历、事功与言行、才德，表彰其价值；有时也记载受前辈赏识或举荐后辈的事迹，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这种记述在政局平稳时较为真实；若政治变动迅速，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官僚，为了避免影响仕途发展，或发展多元的人际关系，或调整自己的态度，甚至投身新执政，向现实妥协，以顺应时势的变化。不过，在撰写个人传记时，对这种境遇与变化，多被简化或抹去。这种选定特定的立场与作为，缺乏对时空变化观照的传记内容，对了解事实的真相与评价人物，是有所偏颇与不足的。因此，需要参酌多种史料，并有充分的认识，才有助于客观评价人物的地位与功过。本文以项安世为例，加以说明。项安世，字平甫，号平庵，生于绍兴二十三年（１１５３），是越州括苍人，迁居江陵。淳熙二年中詹骙榜进士，继中教官试。在他居乡待阙时，吕祖谦的舅舅曾逢欣赏其才学，将他介绍给张栻、吕祖谦与朱熹等人。七年，安世任绍兴府教授，与东南儒者吕祖谦、叶适、陆九渊、朱熹广泛交往，学术人脉日益宽广。十五年七月，因叶适等人向执政推荐，项安世被召入朝，得与周必大相交；次年，随周必大罢相而去国。①绍熙二年，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孙逢吉荐其出任馆阁；四年三月任秘书省正字。在京期间，与奉召入京的朱熹及朝中名士往来密切；五年闰十月，朱熹卷入赵汝愚与韩侂胄的政争遭罢，安世与史院同僚于灵芝寺饯别，并赋诗相赠。②其后，项安世卷入庆元党禁的风暴。朱熹罢职后，安世亦被劾外放，随后被列入５９人党籍碑中，罢归江陵。宋廷的政治整肃影响安世仕途发展，让他深感压力，因而着意回避与师友的联系，朱熹曾有微词。不久，他与好友吴猎转而赞成韩侂胄的北伐，被起复知鄂州，后改湖广总领；率兵解德安之围，又改权宣抚使，升太府卿。开禧三年（１２０７）吴曦被诛，激发安世对战局转趋有利的信心，曾谱写《凯歌》词，对恢复抱持乐观。然而，情势逆转，韩侂胄被杀，宋金谋和，加上他又与吴猎反目，被劾降为奉议郎。嘉定元年（１２０８）逝世，享年５６岁。③从项安世的例子看出，在政局骤变中，士人藉调整立场或态度以维持自身的利益，但仕途荣辱与祸福·７６１·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①②③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９６２页。参见项安世：《平庵悔稿》，清秦恩复抄本，《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６６册，第１１７ａ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１１８９页。参见黄宽重《世变与应变：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前后的遭遇与应对》（《国学研究》第３７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１３页）一文中关于项安世的部分。难料，对其评价也变化不一。然而，不论《宋史·项安世传》①或其书文诗稿的内容，均对关键性转变的记载相当简略，无法呈现项安世在因应不同时局，采取多样的肆应之道及其遭遇的变化。和项安世一样，因时空变化而影响仕途起伏甚至历史评价的南宋士人官僚相当多，研究时不宜只靠个人传记评断成败功过。士人官僚死后的地位，同样深受政局影响而有变化。在南宋，最明显的莫过于和战造成褒贬骤变的激荡。岳飞与秦桧历史地位的变化起伏，是学史者皆知的事情。②此外，韩侂胄发动北伐前，一连串表彰高宗朝主战人物的事迹，如将封尘甚久、在孝宗朝一直隐讳、由陈康伯撰写的“亲征诏”，以题跋的形式公之于世；③出版由岳珂汇整的《金佗粹编》，封岳飞为鄂王并追赠其家人、部属；④庆元六年又出版另一位主战者胡铨的《胡忠简先生文集》。⑤这一连串尊崇主战者的动作，都与营造有利于抗金甚至北伐的氛围，密不可分。同时，两宋之际主战反和的太学生陈东被杀以后，从高宗以降各朝，均见藉题跋予以平反，也与南宋和战、君相关系的评价相终始。⑥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政治人物死后的荣枯，是与政治现实紧密相系；如果忽视时空因素，恐难对政治人物的际遇与荣枯的变化有清楚的认识。南宋官僚获得谥号的过程，更能彰显时空环境与人物评价的关系。宋代赐谥程序与级别，均有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与事例，可见于《宋会要辑稿》礼之５８、《宋史》卷１２４《礼二十七》。大约言之，赐谥可分经朝臣议谥、集议正常程序的定谥，与不经上述程序，由皇帝发布草诏命词的特赐谥。⑦宋代获得谥号的官员极多，《宋会要辑稿》礼之５８即有相当长的篇幅讨论宋君臣的谥号，也列出很多重要文武高官的谥号，但绝大多数未标列赐谥的时间。同样的，大部分两宋官僚的墓志、神·８６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①②③④⑤⑥⑦《宋史》卷３９７《项安世传》，第１２０８８—１２０９１页。参见刘子健：《岳飞》、《秦桧的亲友》，《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３—１７２、１８５—２１０页。按岳飞在淳熙六年谥为“武穆”，理宗宝庆元年赐谥“忠武”；秦桧死后赠谥“忠献”，开禧二年被夺王爵，改谥“缪狠”。参见杨俊峰：《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的隐没与再现———兼论和议国是确立后历史书写的避忌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第５３期，２０１６年３月，第１—４２页。参见方震华：《复仇大义与南宋后期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８本第２分，２０１７年６月。胡铨之著作由其子胡澥和族孙胡秘等汇集，于池阳县刊刻，见杨万里撰序：《胡澹庵先生文集》，台北：汉华文化公司景印清道光刊本，１９７０年，第２页上、下。参见黄宽重：《〈胡澹庵集〉的传本与补遗》，《宋史丛论》，第１４５—１９２页。关于这方面，可参见蔡涵墨与李卓颖两位教授合著的长篇论文《平反陈东》，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ａｒ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ｏ－Ｙｉｎｇ　Ｌｉ，“Ｔｈ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７５，ｎｏ．１，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ｐｐ．７７－１５９．参见郑丞良：《试由科举与赐谥探讨嘉定时期官方对道学的态度及其转变》，《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７２—２８７页。另可参见聂文华多篇关于谥号制度的未刊文稿。道碑，甚或《宋史》列传人物，虽列出谥号，也仅有少数明列获谥时间；因此容易让人误以为宋代高官显宦死后即获谥号。其实，细考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许多名宦，是在死后数年、十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后才获得谥号。观察这些人物评价变易的原因，最能彰显政治时空的变动。在南宋，官员在死后一段时间后才获赐谥号的情形，可分成三种。其一是道学家从韩侂胄禁锢到史弥远以后的推扬，地位上有极大的翻转，原本身份无法达到赐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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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遭罢的道学家，如朱熹、吕祖谦、张栻、沈焕、舒璘、陆九渊等人，先后获得谥号；甚至连北宋的周敦颐与二程，也在赐谥之列。①这是在南宋中期的政治变动中，道学与政治复杂纠葛所造成的。受此影响的包括黄幹，他死于嘉定十四年，到端平三年（１２３６）谥“文肃”（吴昌裔议谥号、王瓒覆谥议）；尤袤死于绍熙四年，到嘉定五年谥号“文简”；陈亮死于绍熙五年三月，理宗嘉熙二年（１２３８）获赐“文达”谥号。②第二种获谥号的现象，是生前官职未达赐谥标准，因曾任皇太子的老师，到新帝继位后，由家属状请赐谥，而颁给谥号。如胡沂死于淳熙元年，官仅止于龙图阁学士，到光宗继位后，赐谥号“宪简”。陈良翰死于乾道八年，曾由朱熹撰写行状，未获谥号；到光宗绍熙元年请赐谥号，获“忠肃”。二人均是光宗任皇子时的老师，在光宗继位后才获得谥号，已是死后１６年与１８年。③第三种则是众多的政治人物，明显是受到政治冲击而延迟获谥。这类情况极多，本文先举若干卒年与谥号有确切时间差的例子：１．李纲死于绍兴十年，至淳熙十六年正月即高宗死后一年三个月，获“忠定”谥号。叶适有《谥议》文，前后相距近５０年。（详后）２．王伦死于绍兴十四年，到绍熙元年获谥“节愍”，由太常博士倪思议谥，楼钥复议，已是死后４６年。到嘉定四年，由楼钥撰神道碑，宋廷并赐“忠肃”之家庙号，④为死后６７年。·９６１·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①②③④郑丞良：《试由科举与赐谥探讨嘉定时期官方对道学的态度及其转变》，《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２７３—２７４页。佚名：《宋史全文》卷３３，嘉熙二年五月乙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３３１册，第７０５页。《叶适集》卷２６《水心文集》，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５２７—５２８页。以上二件均由孙应时撰文请谥，参见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９册，第３９２—３９４页。其中陈良翰请谥文未见于《四库全书》本《烛湖集》，胡沂谥状文见卷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６册，第９页上—１１页下。《楼钥集》卷４６《王节愍公覆谥议》，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８６—８８７页；卷１００《签书枢密院事赠政殿大学士节愍公神道碑》，第１７４５—１７５５页；又卷５７《王节愍公忠肃庙碑》，第１０２８—１０２９页。３．王十朋死于乾道七年，绍熙三年获谥“忠文”。①４．虞允文死于淳熙元年，至淳熙五年获谥“忠肃”。②５．吴儆死于淳熙十年，至宝祐五年（１２５７）获谥“文肃”。（详后）６．赵雄死于绍熙三年，到嘉定二年获谥“文定”。③７．赵汝愚死于庆元二年，到嘉定元年获谥“忠定”。④８．留正是列名庆元党禁的党人，死于开禧二年，到宝庆三年获“忠宣”的谥号。⑤９．杨万里死于开禧二年，到嘉定六年获谥“文节”。⑥１０．彭龟年死于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宋廷议谥号，至三年三月获谥“忠肃”。⑦１１．辛弃疾死于开禧三年，到德祐元年（１２７５）由谢枋得请于朝，谥“忠敏”。⑧１２．倪思死于嘉定十三年，到端平二年获谥“文节”。⑨１３．安丙死于嘉定十四年十一月，至端平二年七月定谥“忠定”。瑏瑠１４．赵方死于嘉定十四年八月，亦至端平二年七月定谥“忠肃”。瑏瑡１５．史弥坚死于绍定五年（１２３２），享年６７岁，但到淳祐二年（１２４２），即死后十年才由时任右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撰墓志铭，并获“忠宣”谥号。瑏瑢·０７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瑏瑢《宋史》卷３８７《王十朋传》，第１１８８２—１１８８７页；《宋会要辑稿》礼５８之１０４，第１６４９页。有谥号，未记年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８《张虞二丞相赐谥本末》，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３册，第２９８页。又见《宋史》卷３８３《虞允文传》，第１１８００页。佚名：《宋史全文》卷３０，嘉定二年一月癸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３１册，第６０４页。《宋史》卷３９２《赵汝愚传》，第１１９９０页。《宋史》卷３９１《留正传》，第１１９７７页。《宋史》卷４３３《杨万里传》，第１２８７０页。又见杨万里：《诚斋集》卷１３３《谥号文节公告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１册，第２０页上、下。《宋会要辑稿》礼５８之１０３，第１６４９页；佚名：《宋史全文》卷３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３１册，第６００、６０８页。《宋史》卷４０１《辛弃疾传》，第１２１６１—１２１６６页。魏了翁：《鹤山集》卷８５《显谟阁学士特赐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３册，第１３页下。吴泳：《鹤林集》卷１０《同知枢密院安丙赐忠定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６册，第７页上、下。吴泳：《鹤林集》卷１０《赵方赐谥忠肃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６册，第８页下—９页上。吴泳：《鹤林集》卷１０《史弥坚赐谥忠宣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６册，第７页下—８页下。上述１５人谥号的延迟，各有原因，但与和战情势的变易关系最明显。仅以李纲与吴儆为例加以说明。李纲字伯纪，祖籍福建邵武，生于无锡梁溪，自号梁溪病叟。政和二年（１１１２）进士，一生力主抗金，是两宋之际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与决策者，却几遭排挤，死于和议弥漫的绍兴十年。虽曾官至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等宰执之职，但死后却无谥号；直到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死后，宋廷才议谥号。谥议由太常博士叶适撰文，①覆谥议由宋之瑞撰文，称“公虽为朋奸党恶毁短中伤，而圣言炳若，固可折衷而无疑矣。大概士大夫之患，在于责人太详，持论太峻，故公之公议久而未申。今泰常以‘忠定’二字为公谥，庶不没其实”。②十六年正月，孝宗内禅前确定谥号为“忠定”，得谥已是死后４９年。吴儆字益恭，歙州休宁人，生于宣和七年（１１２５），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先后任鄞县尉、知饶州安仁县、通判邕州。淳熙五年除知邕州兼广南西路安抚都监，提举钦廉等州盗贼公事、沿边溪洞都巡检使兼提点买马事；淳熙十年卒，年五十九。儆英迈慷慨，忠义激烈，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与朱熹、张栻、吕祖谦、陈亮、范成大、陈傅良等相友善。死后由葛邲撰传。嘉定十五年十一月，知枢密院程卓撰行状，宝祐四年由其曾孙吴资深申知徽州，转送礼部太常寺等为儆请谥；经太常博士洪拟撰谥议，以儆主战并与道学诸儒相善，“圣天子表励周、程、朱、张之说，乾淳之老师宿儒斑斑皆已赐谥，奚庸缺典于公”。次年，赐“文肃”之谥号。③吴儆得谥已是死后７４年，显然是晚宋尊崇道学氛围下的产物。此外，陈康伯死于乾道元年，先获“文恭”的谥号，到嘉泰元年改谥“文正”，显与韩侂胄谋北伐有关。史浩死于绍熙五年闰十月，赠“文惠”，到嘉定十四年，改谥“忠定”。④其谥号的尊改，是在其子史弥远独相之时。而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在朱熹、赵汝愚被罢时，极力救解，并严词批判权臣韩侂胄，终以朋比罔上的罪名，遭贬吉州安置，于庆元四年七月死于高安。死后虽获诏归葬武义明招山祖茔，但《圹志》相当简略。⑤及韩侂胄被诛，追赠朝奉郎，官其一子。理宗嘉熙二年五月，·１７１·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①②③④⑤《李丞相纲谥忠定议》，《叶适集》卷２６《水心文集》，第５２７—５２８页。叶适的《谥议》与宋之瑞的《覆谥议》，见《梁溪集》附录，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第２册《宋别集五》，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２９—８３７页；又见周学武：《叶水心先生年谱》，台北：大安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３—６４页。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第３册《宋别集八》，第３５２—３６５、３６５—３８４页。佚名：《宋史全文》卷２８、卷３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３１册，第５４３、６３１页；《宋会要辑稿》礼１１之１１—１２，第５４６页及５８之７９，第１６３７页（唯礼５８将改谥时间作淳熙十四年，误）。改谥的内容，《宋会要辑稿》有较清楚的说明。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赐谥号“忠亮”，距死时已４０年。①与颁赐谥号相关联的是传主传记的重写。②如曾任左仆射的叶颙死于乾道三年，至庆元三年家属请杨万里重写行状，以请谥号，才获“正简”的谥号，已是其死后３０年。周葵死于淳熙元年，谥号“简惠”，但到庆元四年才由周必大撰写神道碑，距其死时有２４年。张阐死于乾道元年，淳熙十年获谥“忠简”，到绍熙二年周必大撰神道碑，已是死后２６年。张焘死于乾道二年，旋获“忠文”谥号，但周必大撰写神道碑则在庆元三年之后，为死后３１年。汪澈死于乾道七年，周必大撰神道碑于绍熙二年，是死后２０年。以恢复自任的虞允文因采石之役深获孝宗赞赏，曾独相二年；后请抚西师为入关之计。但抵汉中后无所作为，孝宗甚为不满，淳熙元年死时，“凡宣抚使饰终之典，一切不用”。后四年，门人赵雄入相，争取“赠太师谥忠肃”；孝宗抹去若干文字，改太师为太傅。③谥号推迟达四五年。其神道碑则到嘉泰二年由杨万里撰成，已是死后２８年的事。倪思死于嘉定十三年，到端平二年由魏了翁撰写神道碑，则已是死后１５年。（详后）五、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对于了解士人在变动甚速的南宋政局中仕途顺遂与否具关键性。宋代士人透过科举争取仕进；入仕之后，尚须获得长官的荐举，才能晋升高位。④荐举制度，使士人从学习到任官的过程，除家族、婚姻之外，尚须以才学、嗜好、理念，与长官、前辈乃至同学、同乡、同年、同僚交流，以期尔后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受教育与任官的过程长、变动大，因此经营人际关系是长期的。不过因为政局变动频繁、执政更迭迅速，高官进退容易牵动相关师友的仕途荣枯。像赵鼎被贬，受牵连被整肃的幕僚、亲友，就多达３０余人。⑤孝宗以后的政治运作虽稍减肃杀之气，突·２７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②③④⑤　　第１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０６—２０９页。①　佚名：《宋史全文》卷３３，嘉熙二年五月乙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３１册，第７０５页。可参见杨俊峰：《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的隐没与再现———兼论和议国是确立后历史书写的避忌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第５期，２０１５年６月，第１—４２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８《张虞二丞相赐谥本末》，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第１３册，第２９７—２９８页。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１—１６７页；王瑞来：《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胡坤：《临民与治军：宋代帅臣荐举权述论》，《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参见柳立言：《从赵鼎〈家训笔录〉看南宋浙东的一个士大夫家族》，《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１９９２年，第４９５—５５０页。显包容之道，但在与金和战路线之外，又夹杂道学与政治的纠葛，使政局的变动、执政的轮替、路线之争更为频繁，让参与其事的官僚群体命运瞬变。政治环境的变动趋于常态之后，士人为避免在政局与人事变动中影响仕进，着力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除部分显宦名儒无视荣辱、坚持己意之外；一般随从者则会在既有的人际关系外，寻求庇荫的途径，或转换心态依附新贵，以趋吉避凶。不过，此一做法，在传统社会容易遭致批判；因此在个人的传记中，对此种心态乃至行动上的改变，多略而不谈，或是委婉辩解。这种现象在孙应时的仕宦生涯中得以明显呈现。孙应时出身于以儒为业、争取功名的清贫家族，自幼努力举业，在太学期间师从陆九渊等道学名儒，转益多师。中进士后为求仕途顺遂，不论在亲近道学的史浩家任教席或任亲民官，均广泛结交同道。此时，道学名儒之间，虽有学术争锋，但其谋得君行道、参政的气势正盛，而与执政官僚爆发争执；孙应时适逢其会，每为道学发声。然而孝宗逝世后，政局遽变，孙应时的师长陆九渊、史浩已死，朱熹、丘崈被罢，他虽晋升京官并任常熟知县，致力于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但受韩侂胄、赵汝愚争权及庆元党禁之累，被视为道学余党，处境艰难。为化解危机，转而向与韩侂胄关系密切的张孝伯，及继丘崈任蜀帅、而作风与丘迥异的赵彦逾，寻求救解。最后在张孝伯的救护下，获得平反。孙应时曲折的生命故事，诉说着一个基层士人在政治与道学纠葛中的处境与肆应之道。不过，不论是杨简所撰的《圹志》，或《宝庆会稽志》传记的内容，都相当简略；只有透过仔细爬梳《烛湖集》，才能看到他完整的经历，以及在变动迅速的政局中，如何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乞求仕途顺利、避凶趋吉的心路历程。①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见于他的传记中。在党争对抗中，个人对应环境变动的因应之道，更值得关注。以往学界探讨南宋一波波政局变动时，多将对抗与遭遇的焦点集中于群体，且认为是前后相续、一以贯之的行动。最明显的莫过于将光宗以来，士人卷入学术与政治的纠葛，视为两个争夺政局主导权、互相攻讦、彼此对立的群体；以致认为宁宗初期的庆元党禁，系由推动党禁与被禁锢这二批立场明确的官员所造成的，甚或指为“集团”，强化其集体性。②姑不论庆元党禁的真相如何，③仅细究每位参与者的生命历程，就会发现这些人的·３７１·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①②③参见黄宽重：《世变与应变：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前后的遭遇与应对》，《国学研究》第３７卷，第２—１３页。参见黄俊彦：《韩侂冑与南宋中期政局的变动》，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１９７６年；程志华：《学术与政治：南宋“庆元党禁”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新竹）历史研究所，１９９６年。二书均针对两个群体进行分析。有关庆元党籍名单的问题，蔡涵墨教授指出继李心传之后，元人程荣秀曾增补《道命录》以凸显二程的重要性；李超则指出这份名单即是李心传仿元祐党籍的形式自编出来的，参见氏著：《南宋庆元〈伪学逆党籍〉真伪考论》，待刊稿。群体意识并不强烈，后来的遭遇也因人而异、差异很大，很难视为“集团”。如被列入党禁名单中的项安世、周南、黄度、叶适等人，除了短时间被罢之外，因分别与钱象祖、韩侂胄的关系，参与韩侂胄所推动的北伐军事行动，反而在嘉定之后遭贬。孙应时、王柟，虽未被列入党禁名单中，却也受到牵连，后因得钱象祖、张孝伯等与韩侂胄关系密切者的救助，才免于祸。①反之，许多在党禁过程中扮演过打压道学的重要角色，却在嘉定更化后，或得以全身而退，境遇荣枯有别。这些官僚的不同遭遇与结局，固与心态转变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人际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影响士人的命运与仕途顺逆因素很多，人际关系的作用不能低估。同时，持集体性或前后一贯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是过于简单且有盲点的。在南宋中期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中，被列名伪学的有５９人，攻伪学党人３６名。研究者多将之视为两个立场迥异的斗争群体，这是自李心传《道命录》及晚宋《庆元党禁》两本书以来，长期被接受的说法。②不过，对是否存在逆党之说、相关党禁名单及彼此之间群体意识的对立等问题，近来相继被修正，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就以道学为例，说明个别立场的转变。③本人在研究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期间的遭遇与对应的论文中，也有相关的讨论。邓小南在研究何澹及其家族的论文中，则指出被视为主导伪学之禁、为韩侂胄斥逐异己的何澹，能在史弥远执政后免去被整肃、保全名声的诸多原因中，不应忽视他的家族与朝野人士有广泛交游，及他自己与杨万里、尤袤、罗点、楼钥、叶适乃至卫泾等人都有不错的关系。④这些都是透过人际关系对个案进行研究所得的新观点。本文则拟举另一位被视为攻伪学党人的倪思为例，说明在世局骤变中，参与其事者的仕途荣枯与个性、人际关系更为密切。倪思，字正父，号齐斋，湖州归安人。关于他的事迹，除《宋史》本传外，就以魏了翁写于端平三年的墓志铭内容最为丰富，也最能显现他的性格与遭遇。⑤从魏了翁所写的墓志铭看来，倪思早年的表现相当杰出。他于乾道二年，即２０·４７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①②③④⑤参见黄宽重：《世变与应变：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前后的遭遇与应对》，《国学研究》第３７卷，第１—５５页。参见黄俊彦：《韩侂冑与南宋中期政局的变动》，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１９７６年；程志华：《学术与政治：南宋“庆元党禁”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新竹）历史研究所，１９９６年。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３版），台北：允晨文化公司，２００７年；另可参见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７—２３０页。参见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魏了翁：《鹤山集》卷８５《显谟阁学士特赐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３册，第１页上—１６页下。岁那年中进士，３２岁中博学宏词科，又通过馆职试；历任国子正、太学博士、太常博士、校书郎、秘书郎、中书舍人等，均属于宋廷培养政治菁英的清要职务；４５岁就位居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显示他的才学能力均获肯定，才能平步青云，仕途顺遂。不过，倪思耿直批判朝政与秉政者的个性，让他在尔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任罢频繁，仕历多艰。倪思在孝宗、光宗二朝，针对朝政的弊端，特别是对近幸、后党侍恩预政予以批判，曾获赵汝愚“谠直如此，吾党不逮也”的赞誉。庆元元年被召为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韩侂胄表达对他的期望说：“国事如此，一世人望，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①对他言行多所肯定，希望他能共秉朝政。次年，他甚至与叶翥、刘德秀共同主持省试。但因性格耿直，意见与秉政的宰执并不同调，从庆元二年起，连遭劾罢，②先后五次奉祠，仍直道而行。开禧二年秋，倪思再度入京，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向宁宗直谏政坛上存在无耻的风气，说：“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甚者匍匐门窦，称门生不足，称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谀文丰赂，又在所不论也”，并指韩侂胄被苏师旦蒙蔽是“聪不足”，与李林甫、杨国忠的晚年相似。这些言论，让韩侂胄十分愤懑，向参知政事李壁抱怨说：“子尝言倪正父之为人，今始至即立异”，并嗾监察御史毛宪论劾罢倪思。③韩侂胄被诛后，倪思与楼钥等人再被召入京，是更化朝政的要员。他任兵部尚书兼侍讲，在参与对金议和决策中函韩侂胄首级一事，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处置韩的余党。④据《四朝见闻录》所记，倪思在宋廷集议函韩首时，劝持异议的王介说：“一侂胄臭头颅，何必诸公争。”⑤不过此一说法，魏了翁的墓志铭完全不提，《宋史》本传则说“思谓（函首一事）有伤国体”。明显回避支持对函韩首级一事。⑥次年三月，出任同知贡举，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及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⑦显见他涉入处置韩侂胄及其党羽颇深，被新执政者视为推动更化的重臣。然而，因耿直的个性，倪思又再遭废罢。他既对宋廷追赐宁宗第八子垍为太师·５７１·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①②③④⑤⑥⑦《宋史》卷３９８《倪思传》，第１２１１３—１２１１５页。《宋会要辑稿》职官７３之２１，第４０１４页；《宋史》卷４７４《韩侂冑传》，第１３７６９—１３７７６页。魏了翁：《鹤山集》卷８５《显谟阁学士特赐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３册，第１１页上、１页下。《宋会要辑稿》职官７３之４０，第４０２２页；魏了翁：《鹤山集》卷８５《显谟阁学士特赐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３册，第１页上—１６页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函韩首》，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第２１册，第３０页下—３３页上。参见方震华：《复仇大义与南宋后期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８本第２分，２０１７年６月。楼钥：《攻媿集》卷４３《兵部尚书倪思辞免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不允诏》，第８３９页。尚书令一事，表达异议；①并一再针对史弥远除新任而宰相钱象祖不得与闻，恐再蹈韩侂胄专权的覆辙，向宁宗建言，引起史弥远的不快，因而自求外任。接着批评陈晦以“昆命元龟”之语称颂史弥远，被殿中侍御史劾以“藩臣僭论麻制”，遂遭镌职罢任。从此乡居十年，于嘉定十三年十月卒，享年７４岁。死后并无谥号，行状、墓志资料均无存。端平元年理宗亲政，因济王案被史弥远压制的理学家如魏了翁、真德秀当道，倪思获得平反。先是由蒋重珍撰行状，呈请谥号，端平二年获“文节”谥号；次年由魏了翁撰写内容丰富、对倪思评价极高的墓志铭，显然视他为道学之人；墓志中对不利于他的事迹，则略而不记。但在理宗淳祐年间撰成的《庆元党禁》一书，却将倪思改列为攻道学党人的３６人之一，所持的重要理由大概是与叶翥、刘德秀主持进士省试时，黜落义理士人，奏请禁语录、六经、论孟诸书相关。但叶绍翁认为倪思并未党附韩侂胄，及配合叶、刘的行动；若结合《宋史·倪思传》、魏了翁墓志，及嘉定初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的事实，②显然将他视为攻击道学党人的合理性不足。因此，要能解开倪思的仕历与死后地位的变化之谜，可能在他的个性之外，尚须从人际关系去了解影响其地位、声誉荣枯的因素。由于倪思甚早参与政治，发迹迅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