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阐释

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 摘要：在欧阳修《诗本义》之前，对诗的文学阐释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提出的“本义”问题便是《诗本义》的源头，宋代理学大倡及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也促成了它的产生；《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主要包括：从诗的本义去说诗的阐释原则；以“情理”解诗的阐释方法；“还原”诗歌情境的阐释创新。 关键词：欧阳修　诗本义　诗经　文学阐释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以文学为世所称，他的《诗本义》虽是经学著作，但其中对于《诗经》的文学性研究却开启宋代研究《诗经》的新风气，对宋代研究《诗经》的诸家影响深远。探讨这部著作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思想的情况，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诗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对研究与《诗经》经学阐释并行的文学阐释的发展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一、《诗本义》文学阐释的渊源和背景 先秦时期，人们已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特性，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孟子也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把诗文创作同时代联系起来ⅷ只是这一时期对于诗经的解释还只注重其政教意义，诗的本义意识非常淡薄。汉代的《诗经》研究也基本是功利的、政治的，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三家诗”立于学官，博士弟子遍布朝野。这样的学术氛围和思想模式，决定了汉代经师对《诗经》进行阐释时往往不能忠实其文本，探求其本义，而重在政教伦理层面微言大义的阐发。但就在这时，《诗经》本义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序云： 《书》日：“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尽之。三家皆立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删取刘歆《七略》而成。这里说的三家诗“咸非其本义”，实际上是刘歆、班固以“本义”问题向当时的《诗》学权威经师们发出的挑战。这种挑战虽然当时为主流话语所淹没，连他们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被迫以当时最有权威的鲁诗为依傍，但本义问题一经提出，便随着《汉书》的流传而保存下来，直至宋代启迪了疑经议经的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儒学地位动摇，经学失去了神圣性，士人解经注重发挥个性，受此影响，经书研究突出学术品位。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观念逐步得到净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一个“自觉时代”，《诗经》的文学特性受到重视，曹氏父子常化用《诗经》的成句以抒情言志，文学理论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也都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研究。在《诗经》解读方面，与汉代的传疏相比魏晋人解诗破除礼教的束缚而更注重人情。 唐朝唐太宗认为提倡儒学就必须统一经学，于是命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正义》在继承毛、郑之说基础上，集汉魏六朝《诗经》研究成果之大成，把汉代《诗经》学提高了一大步。唐中后期，少数学者开始突破《正义》束缚，各抒己见。其中如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已开始对《诗经》的文学技巧进行论述。 因此，宋以前，人们已从不同程度地对《诗经》进行文学阐释以探求诗义，欧阳修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了《诗本义》。影响欧阳修撰写此书的还在于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宋代理学家们宣扬“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学思想，而宋以前就一直在《诗经》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毛诗序》、毛《传》、郑《笺》等与宋儒的道统学说有相悖之处，特别是其中《小序》中的“美刺说”的“刺”，多指刺某君、某王，这显然与宋儒们要以“存天理、灭人欲”来重振社会道德秩序的愿望是不一致的。因而他们对《小序》从批驳到废弃，转而使他们能更多地从文学角度去解释《诗经》。 二、《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 欧阳修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思想在《诗本义》中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从诗的本义去说诗的阐释原则 如前所说，汉代的刘歆、班固已提出了诗的“本义”的概念，但并未就这一概念作太多解释，汉、唐之间，《诗经》的阐释与研究有许多进展，但也未对这一问题有拓展开发。欧阳修则于千载之后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其所著之书便以此来命名，可见其关乎诗之阐释的重要原则。在以往的说诗过程中，经学家们往往忽略或偏离了诗的本质，重在比附牵合，申言美刺，阐发政教伦理方面的微言大义，诗中许多篇章的真情实感为政治说教所掩盖。欧氏是想拂去遮盖在诗经扉页上的千年尘埃，让诗之本义重见天日。在《诗本义·本末论》中他肯定了《诗经》本义的存在：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者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那么，诗义的本末又如何区分呢?他说：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彼，或系于此，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诫，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 欧阳修认为“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为本，“太师之职”为末。“经师之业”，能求诗人之意而达于圣人之志，则为本，仅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为之说，则为末。因而他强调诗之本义，主要是要在不违背“圣人之志”的情况下，于阐释的过程中凸显出作者或诗人的创作动机或写作原意。《诗本义·破斧论》中，他评论“《破斧》、《笺》、《传》意同而说异，然皆失‘诗人本意”’。《诗本义·斯干论》中他指出“且《诗》之比兴必须上下成文以相发明，乃可推据，今若独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推理之，何以见‘诗人之意”’。这两例都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了这一原则。同时，他也认为诗之本义还包含了文本或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如《诗本义·本论》中说“《郑笺》所说皆‘诗意’本无，考于《序》文亦不述。虽‘诗之大义’未甚失，然于说为衍也。”《斯干论》中说“《郑笺》不详之首卒，随文为解，至有一章之内别为一说，是以文意散离，前后错乱而失‘诗之旨归’矣。”无论是诗人之意还是文本之意，欧阳修都摈弃了经学家们强加在诗本来面目上的牵强附会之意，以诗的本来面目示人，表明诗的阐释在此时已基本转向文学方向。所以，在阐释《邶风·静女》一诗时否定了毛、郑的美、刺说法，认为“‘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义明，卓然易见。”在释《周南·葛覃》时，虽也尊《小序》的后妃之说，但也已经依诗解诗，日： “诗人言后妃为女时勤于女事，见葛生引蔓于中谷，其叶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丛木之间，故又仰见丛木之上，黄鸟之声喈喈然，知此黄鸟之鸣乃盛夏之时，草木方茂，葛将成就而可采，因时感事，乐女功之将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劐而为絺络也。” 这个阐释与《小序》的政教之说已是不同了，它更强调文本的词句意义，这种解诗的原则改变了汉唐《诗经》研究的方向，开启了宋人从文学角度言诗的新路。 (二)以“情理”解诗的阐释方法 在把握了按照诗的本义去解诗的原则后，又如何接近诗的本义，找到诗义产生的源头呢?《毛诗序》认为《诗》是“情动于中”的产物，具有可以“感天地，动鬼神”的感染力，但在具体说诗中，经学家却很少从诗的抒情角度去阐释诗歌。《诗本义》卷六《出车论》中则认为：“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因此“人情”是寻求诗义的重要途径，也是从文学角度探求诗义的方法。此外，《假乐论》云“考文求义，理不然也。”《皇矣论》亦云“以上下文考文……理必不然。”这里的“理”，当是人事之理、人情常理。沿着诗之情、理的脉络去阐释，诗的内涵才不会迂远。如《周南·关雎》，以往解经者多从《小序》“美后妃之德”说，而欧阳修却认为：“盖《关雎》之作，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然雄雌和鸣，下言淑女以配君子，已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虽然仍在说后妃与君子，但已经转而咏颂后妃、君子情好而有别，带有情诗的意味，关注到了情感的因素，具有了文学的情调。因为关注诗情，所以欧阳修能看出《诗》中男女恋歌的存在。如《郑风·野有蔓草》毛《传》云“《野有蔓草》，思君时也，君之责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诗本义·义解》则云：“其诗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此诗文甚明白，是男女昏娶失时，邂逅相遇于野草之间尔。”认为是男女会遇之诗。解释《邶风·静女》中的“彤管”时，毛氏解为女史所执以书后妃群妾功过之笔的赤管，郑玄也解释为“笔赤色”。而欧阳修却认为“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盖男女相悦用此美色之管，相遗以通情结好尔。” (三)“还原”诗歌情境的阐释创新 汉代学者“执序义以解诗，是以太师假设之义假设诗人之本义，宜其失之远矣。”(《诗本义》卷一)汉代学者不顾诗人创作实际所以解诗难达本义，欧阳修“诗本义”的“还原法”，试图回归诗人创作之原境，以体会和探求诗人之本旨。将所解之诗置于当时之境，推论文理文意，以求通达合理，从而得出诗旨。具体而言，就是解诗之人反复诵读诗歌文本以期达到诗人创作诗的状态，甚至与诗人合而为一。这种诗歌阐释的创新在欧阳修之后被广泛运用，特别是南宋的朱熹和清代的方玉润等人。方玉润就言：“反复涵咏，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做诗之本义而止。”(《诗经原始》自序)最著名的就是方玉润在解析《周南·芣苢》一诗时的这段话“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秀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种阐释法符合文学的本质特点，是对前人的诸法的极大突破，更接近现代的阐释风格，具有极深的创新意义。 三、《诗本义》文学阐释的局限性 虽然欧阳修的《诗本义》对宋代《诗经》的研究革新和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也还是存在一些阐释理论上的局限性： (一)理论不够成熟，常有说诗实际与阐释理论自相矛盾之处。《诗本义》在诗的文学阐释理论上与后来的郑樵、朱熹相比，稍显稚弱。欧阳修虽主观上先探求诗之本义，但讲得多的仍是“经师之业”，脱离不了《诗序》的影响，根据《诗序》论诗旨的地方如《行露》云“据序本为美召伯能听讼”，于《子衿》云“据序但刺郑人”学校不修尔，于《沔水》则云“《序》言沔水规劝宣王也”，都表现出对《诗序》的尊之信之，这与他强调的“诗本义”的释诗原则是相冲突的。 (二)对民歌的认识不够充分，说诗时说教意味较浓。诗经的《国风》、《小雅》部分民歌较多，文学特点鲜明，是《诗经》中的精华。如果真按照欧氏的理论按文求义，当民歌讲，就会自然通达，趣味深长；如果作为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来讲，作为美、刺某君、某公来讲，就迂曲难通，离题万里。欧阳修因不懂得民歌特点，或是未认识到这部分诗的民歌性质，对其很多都作了穿凿附会的解释。如说《女曰鸡鸣》是“诗人刺时好色而不说德，乃陈古贤夫妇相警，励以勤生之语”，说《东门之扮》是“陈俗男女喜淫风者，诗人斥其尤者。”附会人事，借题发挥，离开诗的本义越来越远。 (三)诗境“还原”的不可能真正完全实现。因为语言是在不断发展着的，诗人创作诗歌时的语言可能是只能适合当时的语境，只存在于诗人言说的那一刻，过后的《诗经》文本，只能是个虚假之象而已，因而所谓“诗本义”说的“还原法”多只能是解诗之人的一种奢望。 附注： [1]夏传才　《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53 [2]方玉润　《诗经原始》李先耕点校，中华书局1986：85参考文献： [1]欧阳修　《诗本义》十六卷(四库全书本) [2]班固　《汉书》中华书局1962 [3]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 [4]洪湛侯　《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 [5]中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丛刊》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03 [6]张启成　《诗经研究史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7]谭德兴　《宋代诗经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