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见贤思齐”之贤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何为贤者,即德才兼备的人。孟子的母亲因为怕孟子受到坏邻居的影响,连搬了三次家;杜甫写诗自我夸耀“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都说明了贤者“榜样的作用”。
现代社会这句话亦是受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道德似乎成了排在经济后的第二考虑。从老人倒后扶不扶,到后来的乞丐冻死街头,再到后来的小悦悦事件等等关于人性的冷漠,道德的沦丧的议声越来越大。所以为了彰显榜样的力量,开始一场场寻找美的活动。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护士,最美老师,他们每一人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个人都闪着人性的光辉,都成为了社会追崇的道德楷模。这些楷模也便充当了“见贤思齐”中贤者的角色。
社会注重对贤者的推崇,让他们成为社会的正能量,社会的旗帜,净化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引领着整个社会的风向。这固然是正确的,好的。但是社会对这些扮演社会贤者的道德楷模却经常提出了过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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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出现了道德苛求这一现象。
所谓道德苛求,就是对一个道德主体提出过分的、过高的道德要求,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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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有二:一是把某种情境下其他角色应该履行的道德强加到承担某一角色的道德主体身上,或者要求具有多元角色的某一道德主体履行在特定情境下相冲突的所有角色道德;二是用过高的道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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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要求一个道德主体,要求其履行“被提倡的道德”甚至“被崇尚的道德”,把诸如乐于助人的“行善”,甚至像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德”作为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来要求。而一旦道德主体没有履行这样的道德,就被视为不道德、没有良心,等等。
而这种现象从很早便出现了。
2005年5月,福建省厦门市风雨交加,一个骑车人由于马路上的水坑而栽了跟头,一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场景,并随即在媒体上发布了相关照片。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评。对于记者的行为,有人肯定赞赏,有人却口诛笔伐。责问他有时间拍照为什么不去搀扶?批评他为什么没能及时提醒路人当心水坑?这些批评有理有据嘛?或许没有。那些批评的人把市政管理部门及其人员或者交巡警应该承担的角色责任强加到作为新闻记者身上;甚至要求这名记者做一个完人,面面俱到。但是这名记者无论是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还是作为一个公民,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如果他这样做了,那是他对路人的仁爱之心的表现,是履行了较高的道德标准。他没有这样做,无损于他做人的义务和责任。但有人却用较高的仁爱标准、行善标准去要求这名记者。这就构成了道德苛求。
再如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妈妈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但是当吴菊萍把政府的奖金留给自己用时,却遭到非议,有人认为她作为一个道德楷模,作为一个正面的公众人物应该把奖金捐出来而不应该有私欲。
在媒体上吴菊萍是“最美”,但现实中她也很“普通”:来自农村,家境不怎么好,要赡养父母,还要偿还住房贷款。所以,无论他人怎样“启示”,吴菊萍坚持说:“这笔钱我自己留着用。”面对记者的追问,她甚至直白地表示:“我想为家里的人提供好一点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想法比较像正常人的想法。”
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为什么一些人感觉不正常呢?在他们眼里,由于她是“最美”,所以就是英雄,就应无私,就应奉献,就应有很多有作为道德贤者所应有的很多品质,就不应该接受这份奖金,甚至接受了也该再捐出去。这些对一个圣人,英雄的期待,成为对一个人的道德苛求。人们似乎忘了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她没有义务为了成全媒体卖点,成全人们赞赏,成全这个社会高尚的存在而去牺牲自己。
又如2007年4月,洪战辉在一场报告会后,推销自己的新书,并且说每本他可以提成1.5元,谁知却引来台下一片哗然,不少人认为这样有损道德楷模的形象。先前掌声阵阵,充满敬意;后来一片哗然,产生怀疑。就是因为卖书一事,就是因为说出自己凭双手赚钱的事。洪战辉对质疑的声音感到很无奈,他不明白,自己凭双手赚钱到底有什么错,他说:“我不能只做个道德符号”。洪战辉说:“成名后发生了很多事,生活一直在往上飘,飘得有点虚脱。我想往下拖,想踏实,可拖不下来。”换句话说,自从成为“道德符号”后,他的生活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原本的轨迹,也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道德烦恼”。只要参加募捐活动,就会忍不住掏腰包,其实他“心里很犹豫”,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并不好;作报告接受报酬也被非议,有人找他谈话,说有人给钱不要接,接了也别说。在中国,洪战辉成名后的生活状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众多“道德楷模”的现实处境。那就是,一旦成为道德楷模,身上就平添了许多清规戒律,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说,同时又平添了许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做不到的硬着头皮也要去做。这既表明“道德楷模”在“立地成佛”之前并非神仙圣人,原本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修饰、包装而成,也说明我们的社会习惯于用“圣德高标”来苛求“道德楷模”的一言一行。这也便是道德苛求。
那么道德苛求有什么后果呢?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最美,需要楷模,需要贤者。需要一定的道德标准去约束人,引导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为了去夸大其作用而去包装一些楷模,不断的拉高道德标准,苛求道德楷模,剥夺他们该拥有的正常人的想法,使得他们出现被无私,被奉献的现象。
以寻常人难以企及的“道德高标”来衡量道德行为,要求“道德楷模”,并进而教育大众,这样我们的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是不是真的提高了呢?恐怕未必。首先,作为道德楷模的人会感受到来自这个道德符号枷锁,徒增了很多责任与义务,失去了自己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自由空间,甚至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带着道德困扰的楷模又如何正确领导人们?其次,这种被苛求后的道德楷模,由于带着常人所达不到的道德标准,所以人们只能像推崇圣人一样推崇他们,像对待精美瓷器一样欣赏他们,而不会有人去践行,这也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最后,由于道德高标拉得太高,很多楷模往往达不到所被苛
求的行为,导致公众既对“道德楷模”本身缺乏充分的信任感,就会导致“被宣扬的道德”与“被奉行的道德”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很多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言行不一、表里不一,道德虚伪现象泛滥。在道德苛求的氛围中,道德似乎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整个社会也四处充斥着道德的言辞,但社会的道德水准却并没有上升,道德状况甚至出现混乱。
这个社会需要改造,需要的是一群带有社会正能量的普通人的改造,而不是需要一个包装苛求出来的完美超人的改造。我们要去弘扬人性善美,我们要去彰显榜样力量,我们要去寻找美发现美传递美,但是我们不能为了美而去打造美,这样经不起推敲的虚假美终会被人们所丢弃。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个社会的道德准则,不能一味地拉高道德标准,虚伪地唱着道德高调,因为不断拉高必意味着底线的丧失。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正常”的方式,对待那些道德楷模,那些社会的贤者,不要去苛求他们行为,不要去剥夺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做一个真实的幸福的人,让他们剥除附着在“道德符号”上的层层油彩,让“道德符号”回归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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