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千字文》启功

说《千字文》启功 说《千字文》 ?启功 以“天地玄黄”为起句的《千字文》，名头之大，应用之广，在成千累万的古文、古 书中，能够胜过它的，大约是很少很少的。只看它四字成句，平仄流畅，有韵易诵，没 有重字(没有重复写法的字)，全篇仅仅一千字，比《道德》五千言这本著名的“少字派”书还少着五分之四。它便利群众，启发童蒙。其功效明显，流传广远，难道不是理所应得的吗? 在它流传千余年的历史中，发生过或说存在着不少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有的问题“人云亦云”， “习而不察”。有的虽经人推论，而未得要领，也就“以讹传讹”。 大约在三十年代初，法国的伯希和氏发表过一篇考订《千字文》的文章，冯承钧先生 把它翻成汉文，题是《千字文考》，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中。伯氏着力在周兴嗣这篇《千字文》的撰写过程，并讨论流传各种本子的真伪，对所谓“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进行辨伪，费了很多笔墨。这本“千文”见于明代《郁冈斋帖》和清代《三希堂帖》、《壮陶阁帖》，近数年原卷出现，有影印本。这本“千文”，首句是“二仪日月”，末句题“焉哉乎也”，中间全不成话。伯氏认为它是宋徽宗时人造的伪古物。其实书风还不够唐人，其为凭空捏造，望而可见，仔细考证，心力未免可惜。而其他有关《千字文》的问题，由于着力点不同，反倒未暇谈及。 我在五六岁时，正是家庭或私塾里仍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谓 “三百千”)的时候，但我只念过《三字经》后就被授读别的书了。接触《千字文》实从 习字临帖开始。既是一字字地临写，就发现了许多异文。如“敕”或“梁”，“玄”或 “元”，“召”或“吕"，“树"或“竹”等等，不免发生哪个对、为什么不同诸多疑问。后来逐渐留心有关《千字文》问题的资料，随手摘记，又几经散失，只剩写在一本帖后的一些条。由于借书困难，一时无法再加查阅核对，就先初步写出这篇大纲性的小文。目的只是想说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遗漏和错误，自知不少，诚恳希望读者惠予指教。 周兴嗣《千宇文》的产生 在南朝梁、陈(502一589年)这不到一百年中间，忽然有一股“千字文热”，产生过至少四本(只说撰文，不论写本)。 一、萧子范本 《旧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又《梁书》 三十五《萧子范传》:“南平王„„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王命记室蔡薳注释之。” 二、周兴嗣本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紧次萧子范本之后，已见上文。又《梁书》四十九《周 兴嗣传》:“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文》，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称善。”又《隋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 ? 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佛名察格多尔札布，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 三、失名人撰萧子云注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周兴嗣本后云:“又《千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 四、失名人撰胡肃注本 《隋书?经籍志》萧子云注本后接书:“又《千文》一卷，胡肃注。”当时还有梁武帝撰的《千字诗》。《陈书》十八《沈众传》:“是时梁武帝制《千字诗》，众为之注解。”又《南史》五十七《沈约传》:“约孙众，„„时梁武帝制《千字诗》，众为之注解。”记载这些为的是说明沈众的学识，而不是著录《千字诗》。看《隋书》、《旧唐书》的著录中，都已没有《千字诗》，大约唐代已经亡失无存了。既称为诗，是几言的?其他都称文而不称诗，又为什么?我非常怀疑周兴嗣次韵，“次”的就是梁武帝《千字诗》的“韵”，但这将永远是个“怀疑”而已(记得唐初某类书中曾引梁武帝《千字诗》的零句，现已无暇详检，即使查出，也解决不了这一篇的问题)。如果连梁武帝《千字诗》算上，当时这种千字成篇的作品，就有五本之多了。 以上各条资料中，最不好懂的是“次韵王羲之书千字”。这八个字可以作许多解释，事理上也有许多可能。例如: 一、王羲之写过千个字的韵语，周兴嗣依韵和作; 二、王羲之有千个零字，周兴嗣把它编排成为韵语; 三、周兴嗣撰了千字韵语，然后摹集王书把它写出，象怀仁集《圣教序》那样; 四、周兴嗣次某篇文的韵成为此文，用王体字写出，因而误传为王羲之书，等等。 总之，这八个宇，与现传智永写本对不上。智永本上有“敕”、有“次韵”，没有提出 “王羲之书”。如果真是集王羲之字而成，则应写出‘“集”字，如唐人集王书、金人集柳(公权)书，以至集唐句、集杜句等等。问题在于周兴嗣撰、智永写本的《千文》究竟与王羲之书有关无关?次韵二字是编次成为韵文呢，还是依某些韵字顺序押成的呢? “王羲之书”和“次韵”问题 我们知道，每个故事都是愈传愈热闹。枝叶由少而多，已是普遍规律。《千字文》故事中有王羲之这个角色。除《梁书》外，还有较后的何延之《兰亭记》，载在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张彦远为宪宗、僖宗之间的人，何氏当在中唐之世。《兰亭记》说智永禅师为王羲之七代孙，还说他:“克嗣良裘，精勤此艺，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不待详细交代，智永所临，当然是王羲之的字，那么智永所临《千字文》中的字样，即是王羲之的字样了。 其次是此后的韦绚所撰《刘宾客嘉话录》:“《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 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 片纸，杂碎无叙。武帝召兴嗣谓日:‘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须发皆 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 日本圣武天皇死后，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天平胜宝八年(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把 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记录的帐簿，称为《东大寺献物帐》。帐内有一段记 载:“书法廿卷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下注:“廿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褾，绮带。”以下各条俱如此式)。同羲之草书卷第二„„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七(下注:“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浅黄纸，绀绫褾，绮带，紫檀轴”)。” 所谓“同”，指的是同为“拓”本。这里已抛开了智永，直说拓自王羲之，而归入了王 羲之名下。《兰亭记》在《法书要录》中，紧次于徐浩有建中四年纪年的《古迹记》后，则还应晚于《献物帐》。但海外流传，耳治易多。略去智永，抬高声价，原是无足奇怪的。 可见王羲之这个角色在《千字文》故事中不但实有，而且曾霸占了“真草千字文”。于是《梁书》中那条矛盾，就被韦绚大肆弥缝，什么“为我韵之”、“编次进上”，把最费解的“次韵”二字，分别落到实处。但是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吗?矛盾之处，并未能由此弥缝便得解决。症 结所在，实为“次韵”二字，还值得探索下去。 按清初赵吉《寄园寄所寄》卷四《然须寄?诗原》中引《稗史》云:“梁武帝宴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与以所余‘競、病’一二字，景宗操笔而成。„„初读此，了未晓赋韵韵尽为何等格法。偶阅《陈后主集》，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钩赋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总、陆瑜、孔范三人，后主诏得‘迮、格、白、易、夕、掷、斥、折、唶，字，其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曾不搀乱一字，乃知其说是先(此处疑 脱‘以’字)诗韵为钩，座客探钩，各据所得，循序赋之，正后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二公，自号元和体，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陈间已尝出此，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钩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异耳。” 《稗史》不知谁撰，其他引《稗史》处有一条记正统间处州生员吟诗事，知其书为明人 之作。所引《陈后主集》，张溥、冯维讷所辑本中已不见了。赵翼《陔余丛考》卷廿三 《联句》条亦述此说，但未注出处。 至于“赦”，无疑是梁武帝所赦了。所次之韵，是按梁武帝《千字诗》的韵呢，还是另选韵字令周兴嗣去次呢，就无法知道了。宋人杨亿的《文公谈苑》所说“敕”为“梁”字之误，则纯属臆测，毫无根据。又梁武帝的千字叫作诗，别人的都叫作文，为什么，也无法知道了。 王羲之零字和智永写本问题 周兴嗣编《千字文》既与王羲之写的字有关系，那么是先有文还是先有字?“王羲之书千字”倘若真在撰文之前已有了，又何以那样巧，正有一千字都不重复呢?梁武帝固然收藏过许多王羲之的法书，挑出不重复的，难道恰恰正有一千字吗?其实现在文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重复的字，而实有不同写法的重字，也有“借字”。摘出如下: “絜”与“潔” “雲”与“云” 山 “”与“昆”，“實”与“与“寔” 昆 在古书中不同的地方，曾被两用，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截然不同或意义悬殊的两个字。象 《易经》里的“无”字，即是“無”字。如引《易经》把“无咎”写成“無咎”，当然 算不准确，但一般使用这二字，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千文》中上举的八个字，实际 是不同写法的四个字，并不能算严格的不重复。又“银烛炜煌”的“炜”字，智永写 本，真书作“玮”，草书才作“炜”。按“炜煌”的“炜”，应是“火”旁，不应是“玉" 旁，而文中真书部分用了个借字，可见当时王书千字中，实缺少火旁的“炜”;也可看出 所集的王字，是以真书为主，而草书各字是相对配上去的，所以真书借字，草书不借。 哪里来的那么些方便的零字?即使果真是殷铁石集拓，但拓字细细描摹，不能很快办到。 梁武帝要周兴嗣撰《千文》，殷铁石立即能够拓出千字，那只是故事夸张。其实古代对名人法书实有平常编集单字的事，唐韦述《叙书录》(载在《法书要录》四):“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真迹，总一百五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进。寻且依文拓两本进内，分赐诸王。后属车驾入都，却进真本，竟不果进集字。”„„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所谓“集字”，当是摹集单字，为了编成备查的“工具书”。宋人、清人编排汉隶单 字，明人、清人又曾编排草字，清末人又曾编排楷字，都是查寻各字不同写法的工具书。开元中令集贤院拓进的“集字”，无疑即是这种性质的。又韦述总述唐代内府收藏许多件古代法书，谈到其中搀有“梁隋宫本”(所谓“官本”可能指官藏本，或官幕本)。唐代摹拓法书既承梁隋旧法，集字之法自也未必是开元时始创。令我不禁想到怀仁集王字的《圣教序》，岂非就是得到这类集字呢?这次编集《千文》的活动，如果不是先有了集字工具书，也许即是编集单字工具书的开始。又古人写字并非为后人集字预先准备的，每字大小岂能一律相近，《圣教序》中字的大小基本差不多，可见怀仁在放大缩小上作了手脚。由此也可明白智永写 本《千文》，无论是摹(指钩描)、是临(指按照字样仿写)，每字大小相同，也必然是经过了加工手续的。怀仁加了工的《圣教序》既可被认为是王羲之书，那么智永加了工的《千字文》 被题为“拓王羲之书”也就不足奇怪了。临王书也罢，拓王书也罢，智永写本的周兴嗣《千字文》应是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是毫无疑义的。 智永《真草千字文》写本、刻本和临本 一、智永墨迹本 流传下来的智永写本《千字文》，距今七十七年以前的人，只见过西安碑林宋大观年间薛氏摹刻本，捶拓年久，风采俱颓。1912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交圣华房(出版社名)影印行世，后有日本内藤虎次郎氏跋尾，从此许多人才见到一个可靠的墨迹本(图一)(插智永《千字文》墨迹本)。内藤氏考订认为这即是《东大寺献物帐》中所谓“拓王羲之书”“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那一卷(现在已改装成册)，所考极其正确。但内藤氏也有被一个字困扰处，即是那个“拓”字。《献物帐》上分明写着“拓”，自然应该是双钩廓填的摹拓所成，而这本笔划，却又分明是直去直来地写成的。保险些，说它是“唐摹”，再保险些，说它“幕法已兼临写”。七十七年前，可资比较的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发现还不太多时，作此模棱两可之说，也实有可被理解处。 此后几年，上虞罗氏重印此本，后有罗叔蕴先生跋尾，便理直气壮地说它多力丰筋，实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迹。从此时以至今日，智永的书写权愈来愈被确认了。 二、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本 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今藏巴黎，绢本，自“帷房”真书一行起至“乎也” 止，真草共三十四行。尾题真书一行为“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只有一 个真书字和几个草书字与日本藏本稍有小差别外，其余无一不似(图二)(插图二唐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本)。在面对原本临写(不是影幕)的法书中，这已是极够忠实的了。重要的是真书“玮”字草书“炜”字与日本藏本完全一样，使我真要喊出“一字千金”了～ 三、宋薛嗣昌摹刻本 陕西西安碑林中有一石刻本，为宋大观三年薛嗣昌所刻，其中各字都与日本藏墨迹本相同，有些宋讳字缺末笔，则是刻石时所缺。只有“炜”字真书不作玉旁(图三)(插图三宋薛嗣昌草刻本)。或是薛氏所据底本上所改，或是薛氏自作聪明，在刻石时当做“明显错字”所改，于是也“不出校记”(在跋中也不加说明以表示他改了字)。薛氏摹刻有功，却又功不掩过! 四、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 南宋韩韩侂胄刻的《阅古堂帖》被查抄入皇宫，改名为《群玉堂帖》。其中刻了一个残本，自“囊箱”真书起，至“乎也”止真草共四十二行，后有智永小字款，是否蛇足，可以不论。“炜”字是否玉旁，已记不得。字迹与日本藏墨迹本十分一致，只是略瘦些，这是刻拓本的常情。此本在张效彬先生家，浩劫中被掠入一大官家，今失所在，也没留下影本。法书诲盗，自古而然，真令人欲焚笔砚! 五、宝墨轩刻本 日本藏墨迹本后有杨惺吾先生跋尾，提到“宝墨轩本”，其本有影印本，首题“宝 墨轩藏帖”，下刻朱文“山阴张氏世珍”长方印，次行题“唐智永禅师书”。大约是明 末不学的坊贾所刻，字迹较弱，中多缺字未刻，似由底本损缺。“炜”字作火旁。“律 召”召字真书缺，草书仍是召字。此本书法未佳，也无关考证。只因杨氏所曾提及，故 为列出。 《千字文》各本中的异文问题 《千字文》在流传过程中，特别经过宋代，被“避讳”改字搞的七乱八糟。有的由于和讳字本字相同，有的由于是音近的“嫌名”，一律加以避改。或缺笔划、或用代字，那些字 虽然很乱，但还有迹可寻。只有一个“召”’字被改为“吕”，最不易解。 “律召”作“律吕”的写本，最早见于怀素小草书写本，卷尾题“贞元十五年”，如果这卷是真迹，则“召”字改“吕”，在晚唐就开始了。但在词义的关系上，毕竟不合。《千文》这里相对的两句是“闰余成岁，律召调阳”。按地球转行，古代阴历算法，一年三百六十日，总有余数，积累多了，够一个月，放在年末，号称“闰月”。又古代以竹制各种“律管”，对应各时的节气。管里放人葭灰，据传说到了立春，阳气初升，这相应的一个律管里的灰就自己飞出(说见《后汉书?律历志》)。这种引动的作用，叫作“召”。《吕览》十七“以阳召阳， 以阴召阴”。综合看来，“律”’和“闰”对，是名称，是实字;“召”’与“余”对，是说明作用的，是虚字。如果作“律吕”，则是平行的双词，与上句不能成对了。所以我总怀疑这个字也是宋人避讳“嫌名”而改的。宋代有一个祖先名叫“朓”，“朓”字‘兆”得声，与“召”音近又同部。唐代李贺家讳“晋肃”，他应进七科举，就有人以为他犯了讳。这种音近嫌名，无理取闹，本没有实理可讲的。不管“朓”、“召”的音究竟有别无别，即使有别，在要避时，还是不许不改的。有人反问:如按宋讳之说，则怀素小草书《千文》又该怎讲?回答是:如宋讳是实，则怀素字即假;如怀素字是真，则召字是宋讳说就不能成立了。谨待高明学者来断判吧。 宋讳见于薛氏刻本中的有: 玄(缺末笔) 讓、樹(缺末笔) 贞(缺末笔) 敬(缺末笔，后又被人补刻，宋拓本缺笔) 匡(缺末笔) 又绍兴二十年御书院中人写的行书《千字文》一本，刻入《三希堂帖》，误题为宋高宗， 原迹有影印本。其中改字最多，列举如下: 玄(改作“元”) 召(吕) 让(逊) 殷(商) 树(竹) 贞(清) 竟(罄) 桓(齐) 匡(辅) 恒(泰) 纨(团) 丸(弹) 朗(晃) 只有“敬”、“竞”二字找不出合适的仄声字来代替，就用缺笔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了之，可谓“技穷”了。 还有智永写本中“温凊”的“凊”字写成三点水旁作“清”，与《曲礼》的“凊” 字不合。按北魏正光年间的《张猛龙碑》“温凊”的“凊”字也作“清”，可见南北朝 时，“温凊”一词，还是写“清”读“凊”，比唐碑和宋板《礼记》作“清”的早的多多! 余谈 上文曾提到故事愈传愈热闹，枝叶由少而多的事，来说明周兴嗣编撰《千字文》，智永书写《千字文》的事也不例外。有趣的是捏造故事的人，有时只顾热闹，却忘了事实上的不合理。例如为了说明智永临书功夫的深厚，便说他用了多少枝笔。古人毛笔是活笔头，可以换头不换管。何延之说他“所退笔头(用秃了换下来的笔头)，置之大竹麓，麓受一石，而五麓皆满。凡三十年„„”。到了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则说他积年学书，后有笔头十瓮，每瓮皆数万。清代章学诚《知非日札》说:“永师学书虽勤，断无每日换退数十笔头之理。人生百年，止得三万六千日耳。十瓮笔头，每瓮数万，是必百年之内，每日换数十笔头，岂情理哉!”造谣言、吹大气的韦绚，却没想到一千一百多年后还有人跟他算帐! 这篇稿写完了，拿着向一位朋友请教。这位朋友看完了，轻松地一笑。我急忙问他笑在何处，他说:“你费了许多无用之力!王羲之的《兰亭序》‘怏然自足，无论唐摹本、宋刻本，都是‘怏然’‘怏’字从‘心’从‘央’，而世行一般古文读本中却都作‘怏(快乐的快)然’。‘怏然’二字在唐宋以来文章中不常用，‘快然’则普通流行，易懂常用，其中并无足深求的。‘律召’成为‘律吕’，恐怕也只是由于常见易懂罢了。《千字文》是以蒙书的身分被传习的，教蒙书的人，自以普通文化程度的为多，因此‘快然’、‘律吕’，就都流行起来。你的详考，岂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吗?”我心悦诚服地上了一堂“常识”课，赶紧把这个看法写入稿内。 总之，现行这卷以“天地玄黄”为首句的《千字文》，是梁武帝敕令周兴嗣撰作的;所 称“次韵”，可能是次梁武帝《千字诗》的韵。当时曾用王羲之写过的字集摹一卷，中间有借“玮”为“炜”的字，也有重文异体的字。智永曾对着这种集字本临写过八百多本。日本《献物帐》从书法角度说，称它为“拓王羲之千字文”，史书经籍等志从文章角度说，称它为“周兴嗣撰千字文”。 本文选自《文物》1988年第7期 (三张图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