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中的罗田 --整理版

故乡罗田，常在文字中看到种种记述。每有涉及，不胜欣喜。追溯故乡遥远的历史，了解历史烟尘中祖先的行迹，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曾读县志，知道记述罗田历史从南北朝时期的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六月初十开始。因为这一年有史料记载，故乡开始设置县治，县名为罗田，隶属于义城郡管辖，县治地点就设在今天的石桥铺魁山脚下。600多年后，那地方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旧县畈”的地名。为什么以罗田为县名呢？历来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据清光绪元年（1875年）刊行的《罗田县志》载，南北朝时代，南朝宋文帝刘文隆当政，他手下有叛将司马黑石三人来到罗田地界，勾结巴水蛮族四处劫掠，巴蛮酋长田光兴、文小罗协助朝廷将叛将和作乱者抓获，地方恢复了安宁。这段史实在沈约《宋书》中有记载，为褒奖深明大义，关爱百姓的两个首领，因此在设置县治的时候，取此两人名姓称罗田，以为纪念。还有的说是安置 （罗）巴水蛮酋长田氏而得名。《今县释名 中有另 外一说：“梁置、县西北有同罗关，《舆地纪胜》，崄石河在浠水县东北，罗石三溪之水会焉，盖县居兹水之陆而名。”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了。 读初中时，知道日日见到的，我们呼为“大河”的那条河有一个文雅的名字：“义水”，于是就有点疑问了，为什么叫“义”水呢？后来查资料才知道，义水的来历，一直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蛮族归义，一说是罗田境内的河水基本向西流去，从卦象上看西方主“义”，梁代设置义州、义城郡，就是以义水之名而定郡名的。在我看来，南北朝时期，战乱纷纷，社会动荡不安，北方人南迁，中原文化带到了南方，荆蛮之地得以教化，以义而为之名，较为可信。 有一个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让我不解，县志只从梁代普通四年开始记录故乡的历史，那么梁代以前，咱们罗田属地是个什么情况呢？难道是没有人管辖的荒蛮之地么？显然不是。有资料追溯罗田远古时期的行政归属，大致变化是，西周为弦国地。春秋、战国时属楚，秦属庐江郡。汉代属江夏郡。但这只是到郡一级而已，那么到县这一级呢，是个什么情况呢？一直语焉不详。 有心的学者搜罗资料考证出来了。这个人是 咱们罗田大河岸的王葆心先生，1920年王葆心出任京师图书馆总纂，以后有三年时间在京师图书馆任职，图书馆里收藏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志，而一向留意地方史志，并对方志颇有研究的王先生大量阅读有关典籍，撰写了《方志学发凡》，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关注，在北京期间，他不仅自己抄录有关罗田的资料，还让他的儿子夔武帮助查阅相关资料，因此王先生对罗田历史上的地理区域变化，历史沿革以及那些湮灭在历史烟尘中的故乡人物，他都了然于胸，作为一个方志学家，一个严肃的学者，王葆心考订的梁以前罗田地域沿革情况，应该是可信的。按照他的说法，罗田汉代属六安国，魏晋时期属安丰。南北朝时期，变化比较频密，宋朝有东安蛮县，后改为义安县，到齐时期，仍为义安。正是在这些属地管辖的基础上，到了梁代才在义城郡下设置罗田县。设置罗田县后，历史上几经撤并又恢复，比如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罗田县制撤销，并入兰溪县，天宝元年（742年）划为蕲水县地。到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划出蕲水县石桥镇，才恢复罗田县置，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人攻破县城魁山，县城变成废墟，不得已迁往英山境内的鹰山寨，4年后才迁回魁山。从这些简单的勾勒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罗田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很不相同，要么部分属于蕲州，要么部分属于黄冈，比如清代，就有一部分地域曾属于黄冈。 不过从元大德八年（1304）知县周广将县治从魁山迁到今天的凤山镇，罗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没有什么变化。罗田人自己的文化血脉就不曾中断过，这样看来，咱们凤山镇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小镇，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这个小镇600年来，除了一口废弃的“东坡井”和屡遭焚毁、晚近重修的文庙，再也找不出一些人文古迹了。 故乡罗田置县治为公元523年。目前已知的、第一部县志成书于明嘉靖21年（1542年）。也就是说，在拥有了一千年多年生生不息的历史之后，故乡才开始有意识地整理自己这一千年的历史。说来让人惊讶，这本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明嘉靖县志，在我的故乡一直没有找到原本，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甚至以为嘉靖版《罗田县志》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直到1925年，在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发现了这本沉睡已久的县志，人们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明代嘉靖年间确曾编写过自己县治的历史。这个发现，让罗田人非常高兴，罗田当时的县知事李宝沅很有眼光，他自己捐钱将这本最早的县志购回罗田，延请罗田本土的方志学家王葆心校订、誊写。不消说，这本县志的发现，对罗田人文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明代嘉靖之前罗田一些重要的、具有说服力的资料。1998年修订的《罗田县志》很多古代文献 资料就来自于此。 《罗田县志》（1998年版） 前面有一篇罗田历史大事记，大事记记事起于梁普通四年（523年），讫于公元1997年，大致勾勒了故乡罗田千年风云变化的历史。大事记中，既有县域沿革变迁，也有仅仅只属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文风物，还有千年来罗田地域上发生的战争、瘟疫、水灾、旱灾以及在这样背景下人们对灾难的抗争。大事记薄古厚今，当我查阅到当代的一些大事记时，里面甚至有我知道或者经历过的事情，不能不说，地方史志，不仅是中华历史最为鲜活的一部分，也是作为故乡人无法抹去记忆的一部分。 穿越千年的历史，除去那些天灾人祸的年份，不得不说，罗田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一块风水宝地，不仅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人们的生活还是较为安宁平静的。但这并不是说，罗田是一个世外桃源，恰恰相反，即便是风光秀美的山区县，历史上也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甚至还有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最早有关奇异的自然现象的记载是唐代垂拱元年（685年），这年9月，罗田大旱，田禾枯死，不可思议的是，不长庄稼的田地里，却长出了白毛，“长三四十厘米，状如马鬃”，地里长白毛的记述，在罗田历史上有两次，第二次为清同治四年（1865年），这年6月，再次出现唐代的那种 奇异的自然现象，罗田“遍地生毛，苍白色， 如老人头发，长约10厘米”。唐代另外一次奇异的天气是中和二年（882年）三月，大概阳历四月间，也就是说，还是春天，阳光明媚，“天空轰隆作响，晴朗无云，有雨降落”。我们曾见过太阳雨，但是春雷阵阵的太阳雨是很少见的。因此罗田人将这种少见的自然现象作了记录。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罗田首次出现了关于地震的记载，地震发生时，电光冲天，那年天灾和人祸凑在了一起，金兵大肆南侵，地震灾害不久，金兵攻破了罗田县城（石桥铺魁山）。此后社会陷于动乱，县城不得不迁徙他去，以避兵祸。进入元代后，也有关于自然异象的记载，至正十五年（1355年）的冬天，罗田天降黑雪。 除了这些少见的自然现象的记录外，罗田县志还记录了其他极端的自然灾害。从明代开始，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述尤为详细。明万历初年（1573年），罗田出现鼠患，“禾苗被啃食殆尽”，万历六年（1578年）蕲黄大饥荒，乡民被饥饿逼迫，成群结队到观音山上挖白色的泥土充饥，从此“观音土”成了饥荒可怕的代名词。小时候听母亲讲过，解放前也曾有吃观音土的说法，观音土吃下后，不能消化，人吃了不久，就会因无法排泄而撑死。明代万历十七年 （1589年），罗田春天暴雨成灾，房舍田地 尽毁，夏天又大旱，结果许多人活活饿死。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年，暴雨使得县城成泽国，街道可以行舟。到了明朝末年，战乱和天灾一起给罗田带来苦难，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为春荒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最可怕的是，随后瘟疫流行，“人相食，十死八九”。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也多有记载，比如，道光15年（1835年）罗田首次有蝗虫记载，这年秋天，“蝗虫蔽空，知县孙湄带领县民捕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出现罕见的雪灾，这年冬天暴雪肆虐，平地积雪数尺，而避风低洼处，雪达三米多厚，积雪三个月后才开始融化，许多人冻死。 民国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瘟疫和疾病流行。1913年，罗田流行天花，那样年月，这种病还不能医治，肖家坳进士河一天就有12人死亡。1918年，罗田流行霍乱，仅大河岸汤河一地，就死亡近30人。1941年，大崎黄土岭流行痢疾和疟疾，死亡100多人，1945年，泗泊河流行小儿麻疹，一年时间内有100儿童死亡。 地方史志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而那些鲜活的资料，和其他地方的史志一起，让我们民族的历史 变得有血有肉了。罗田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和 人们遭受的苦难，是一 个民族苦难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从这些冰冷的数字和年份 里，读到的一个地方上人们对苦难的忍受和抗争，而这些苦难记述本身，就是对苦难征服后的回望，它蕴含着一种战胜一切的勇气和信心，人类就是在忍受苦难、抗争苦难中不断完善着自己，树立建设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从公元523年开始，罗田就有了自己的知县。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咱们罗田当过县太爷，不过进入县史志、有名有姓约20来位。仔细考订，发现不同时代的知县，命运很不相同。有的尽职尽责，为人纪念，有的命丧乱世，让人唏嘘。有的临阵携官印脱逃，让人耻笑。而那些为民众做了好事的知县，至今为咱罗田人怀念。 进入《罗田县志》（1998年版）的第一位县官是元代的周广，在经历了南宋灭亡战乱之痛后，罗田在魁山的旧县治几乎成了废墟。周广将罗田县治迁移到官渡河边的凤山，也就是今天的凤山镇。从此以后，罗田县治再也没有迁移过。当年周广考虑迁址，除了旧县治荒芜不治，显然有考虑县治乃一县管理中心，如果还在石桥铺魁山重建，靠近英山，离县中心地带较远，在交通不便的年月，管理起来很不方便。即便今天看来，这个县治的选择，是多么正确，罗田县治所在地，辐射整个区域的东南西北，人们到县城方便，县城到乡镇也很便利的。只是很遗憾，对这个第一个进入县志的知县，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明代以降，留下姓名事迹的知县比较多了。明代第一个进入县志的知县是石璞，洪武八年（1375年），他在县城的官渡河边建立了一座孔庙，以官府的名义祭祀孔子，这大概是罗田重视儒学纯化风习的开始。成化元年（1465年）知县徐泰关心民众疾苦，他在邻县浠水巴河镇买地，建立一座储粮仓，当时罗田粮食外运，或者走兰溪，或者走黄州，路途比较远，而在巴河镇建储粮仓以后，罗田生产的粮食可从巴河走水路，大大缩短了陆路的行程，方便了老百姓粮食转运，徐泰知县还为县里做了一件好事：建立养济院，收养老弱病残者。成化十五年，知县沈雷开始在凤山镇筑城墙，东西南北各开一道大门，这些大门到今天还有人在叫，比如往我栗子坳方向的称为西门。往大河岸方向称为东门。嘉靖九年，罗田发生大洪水，县城土墙被水冲毁，另一位知县劳樟在原来的土城地基上，修筑石城，并以“崇仁、崇义、崇道、崇德”分别命名四个方向的城门。这座石城一直延续发挥作用，可惜到了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为洪水，城墙倒塌，以后城墙不再像过去那样发挥军事和安全保护作用了。民国时期的1936年，再次修筑城墙，设有3座城门和3个小门。当时中日关系紧张，到了1939年，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到县里视察防务时，要求将城墙炸毁，理由是“免被日军利用”。从此只有人们口头上的东门、西门、南门 什么的，再也见不到城墙和城门了。 进入县志的有为罗田社会经济发展，为民众做了好事的知县，也有工作不努力，受到处分的知县，比如光绪十二年，知县管贻葵就因为能力太差，大年初六朝廷下旨，说他“才具昏庸，办事缪妄”，革去了他的职务，光绪十九年，知县孟滢因征收漕粮不力，被降职使用。 历史上，20多位有名有姓的罗田知县，最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到职的知县白乃忠，这年2月，李自成起义军在罗汝才带领下，一万多人攻进罗田县城，将知县梁志仁、教谕吴凤来等40多名乡绅诛杀，抢走了他们的财产。官军赶走农民军后，白乃忠到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城，新城墙高6米，长3300米，10月20日，起义军再次到罗田县城骚扰，知县白乃忠只身出城，与农民军首领见面，叙说年初县城遭受的战乱和百姓的苦难，说到伤心处，大哭不止，其爱民之心，让起义军很感动，起义军放弃再次打劫县城计划，而是绕城而去。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白乃忠并不只会哭鼻子，同年年底，英山人包恩在罗田旧县畈趁机作乱，白乃忠派兵前往，杀死包恩，将他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示众。第二年二月， 王林冲率义军北丰河，白乃忠亲自率兵前往， 就地阻击，王林冲战死。如果说，罗田县史志中，明代的白乃忠知县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以自己的军事才华尽力做到了保境安民，为人称道。那么清代康熙年间的沈廷桢知县则以他的文采为人敬佩。《罗田县志》有他的小传，沈廷桢是满族人，学历不高，只是一个贡生，但他为政清廉，在任上，捐出俸禄建义学、施义园，罗田明代宫廷御医万密斋的墓就是他修筑的。县志上评价他，“为人达观豪放，工余常临名山胜水，颇有学士风度。”他游塔山的那首诗至今为人吟唱，“玉屏山半寺深藏，犬吠方知近佛堂，借问唐梅尤在否，老僧只道野花香。”塔山是凤山镇东南方向上一座孤山，状似钟塔，故名。有清一代，也叫玉屏山，有如县城的天然屏障。山上林木茂密，一年四季常绿。是咱们罗田一个不错的风景点。 记得在三里桥读书时，学校组织我们春游，有人在义川书院遗址的石条上依稀看到这首诗的文字。高中时代觉得诗很不错，今天看来这首诗确实不错的。隐藏在半山的古寺还在，古寺里那些在唐代有名的梅花已经不存了。有的只是满山的野花的香气。时光消逝，物是人非。人生的苍凉和深邃的历史感尽显。知县官不大，但却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所谓郡县治， 天下安。今天这些历史上曾经给一方带来 影响的官吏，有的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有的只有简单的几句话，但是他们融进的历史，至今影响着我们，我们甚至能从史志中感受到他们创造的经验，正面的、反面的，这也是读地方史志的收获 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是朝代更迭的历史，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混乱和流血成了挥之不去的场景。在故乡罗田，每到改朝换代的年月，战乱的记载就多了起来。战乱的受害者是那些无辜的百姓。尽管县志上关于一些战乱的记述，只有简单的几行字，但到今天，我们依然能闻到文字后面的血腥气。 真所谓：亡百姓苦，兴百姓苦。 最早关于战乱的记载是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黄巢起义军攻入县境，官府派兵抵抗，起义军战死4000余人，这场战争的地点县志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象战争的惨烈程度。一方面说明义军战斗是多么勇敢，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官军抵抗的顽强。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北方的金兵借地震之乱，攻入罗田，整个县城被废。41年后蒙古兵顺长江而下， 黄州知州、蕲州知州先后投降，各县随之归顺 蒙古人，因为是和平解决争端，罗田人反抗不很激烈。 明代末年，战争非常频密。在崇祯最后八年时间里，罗田遭遇官兵、义军、土匪拉锯式的骚扰。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天大旱，旱情一直延续到7月份，到了秋天出现蝗灾，当时明朝巡抚宋一鹤率领13营兵力到罗田，强要财物，本应保境安民的官军，荼毒人民更甚于土匪。当时的县令汪洋识，在官军骚扰、土匪出没、瘟疫流行、义军反复进攻县城的情况下，只好携官印逃跑了。 有清一代，战乱更多，太平天国时期，罗田成了重灾区，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入县城，知县彭仲芳退至僧塔寺，结果知县的侄子为太平军抓获，杀死。7月太平军攻打僧塔寺，失利。退至蕲水。知县彭仲芳回到罗田县城，为应付即将到来的恶战，他组织团练局，休整后的太平军从蕲水出发，再次攻打县城，但在三里桥处中了团练的埋伏，死伤200余人，被俘70多人。咸丰五年，太平军攻入县城，将抵抗太平军的知县彭仲芳处死。 随后的几年时间，官府和义军之间反复争夺县城。咸丰七年，陈玉成率10万主力，攻陷安徽六安后，准备进军罗田，但遭到了安徽布政使李梦群部的阻截，第二年陈玉成再次攻打县城，县团练在罗田傅家畈抵抗，被杀数百人。 幸好当时官军胡林翼部、李续宾部增援，义军才 未能攻入罗田。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在陈玉成和捻军首领龚得树的带领下，袭击松子关。守军将领成大吉利用险峻的地形，打了一场伏击战，这次战斗太平军、捻军死伤惨重，死亡3000人，捻军首领龚得树也命丧沙场。此后罗田平静了一段时间，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也就是太平军处在衰微阶段，依然将罗田作为征服对象，这年5月，太平军捻军共数十万人，从麻城、黄冈、蕲水三方向进攻罗田，占领县城，直到9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骑兵才将太平军赶跑。反复的战乱让县城破败不堪，罗田的贡院 和义川书院就是在这一年毁于战火的。 风云激荡的20世纪，罗田更是动荡不已。国共之间的纷争一直持续到49年，而抗日战争期间，罗田遭受的痛苦至今让人记忆忧新。日本人先后两次侵入罗田，第一次是1938年10月22日到24日，日军出动飞机21架次，轰炸县城、大河岸、平湖、滕家堡等地，在这次轰炸中，共有28人死亡。炸毁房屋293间，日军轰炸后，派出地面部队，占领县城，直到29日才撤回浠水。第二次是1942年12月24日，日军先派飞机侦察，随后5000余人分三路进攻县城，左路出团陂桃树坳，中路从观音嘴，右路从上界河进入县城。上界河离我们家很近，我的家乡就发生了一场血案， 我们邻村一个小商贩，平时走村串户贩卖店日用百货， 因躲避不及，路遇日军，日军搜查他的货担，发现有一顶军帽，其实是一般仿制军帽，结果日军认为小贩是国军的密探，绑在我们村附近的一棵树上，用刺刀杀死了这个小贩。 出上界河的日军在进攻我们石源河李莽崖时，遭到国军的抵抗，最后不得不撤出。至今家乡还流传着打日本的故事，但总体来说，日军侵入罗田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当年敌强我弱，而且一般民众缺乏现代战争的知识，日本人来了，就“跑反”，日本人走了，就回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中国社会的进步，这种血与火的教训是催化剂，抗日战争让中国人民空前觉醒。从此建设现代化国家成了觉醒的人们的共识。 黄冈地区历来名人荟萃，但咱们罗田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不多。 最有名的是一个造反不成功的皇帝，名叫徐寿辉。奇怪的是，《明史》都没有为他单独列传，只是将他的事迹混杂在陈友谅的传纪之中，徐寿辉是个布贩子，为人正直。史书上说他长得非常帅，是咱们罗田有名的美男子。他之所以能举义旗，是因为“元末盗起，袁州（今江西宜春）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也就说，寿辉当头领，不是其才华，而是因为他英俊潇洒，有帝王像才被人拥戴。但是，如果徐寿辉没有反元的决心和勇气，他不可能接受拥戴的。作为一个布贩，在走乡串巷贩卖布匹的日子里，他亲身感受和目睹了元朝官吏的贪腐和残暴。这才是他造反的感情基础。 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的红巾军经过罗田，徐寿辉受到鼓舞，于8月份在多云山（今天的天堂寨）举起反元的大旗，一举拿下罗田县城，九月攻占黄州、蕲水（今浠水）等地，队伍扩展到了几千人，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 徐寿辉就选择在浠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 今天看来，咱们罗田的皇帝徐寿辉既没有文化水平，也缺乏政治远见。“天完”压“大元”创意不错，改朝换代的雄心尽显，但给人的感觉，徐寿辉将建国这么严肃的事情，弄得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天完总给人有一种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天下之大，有政治远见的人不可能在还没走出家乡几步，就将自己的政治目标暴露，在群雄并起的年代，这不仅招官府注意，也招其他义军猜忌。从拥有几千人的队伍就想着做皇帝的美梦，这注定了徐寿辉失败的命运。果不其然，不出两年，徐寿辉成了元朝剿灭的目标，至正十三年，元朝统治者召集几个省的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徐的国都，徐寿辉只好带领残部在黄梅一带开展游击战。好在那个时候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徐寿辉几经挫折，慢慢恢复了元气，并显示兴旺的气象来，他夺取了江西、湖南部分地方，但徐寿辉不吸取教训，做皇帝的欲望太强了，等军事形势刚有一点好转，他在汉阳城又再次建都，改年号为太平。徐寿辉手下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沔阳渔民陈友谅，他读了一些书，而且字写得好。另外还有四大金刚：邹普胜、丁普郎、赵普胜、傅友德，这些人在徐寿辉起事之初，是军中的人才，非常可惜的是，徐寿辉无法驾驭这些能干的 部下。特别是陈友谅，他看不惯徐寿辉当皇帝， 认为自己比徐寿辉更有能力，因此，他先以图谋不轨的名义，杀了大将赵普胜。丁普郎、傅友德看到自己队伍内部这样残忍相杀，便投靠了朱元璋。这些人一走，徐寿辉成了孤家寡人，更无法操控手握重兵的陈友谅。几乎所有的历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挟持徐寿辉攻打朱元璋。这年的6月16日，陈友谅带着徐寿辉及十万人马顺长江而下，攻克了朱元璋的采石城（今安徽当涂），陈友谅邀请徐寿辉去采石城的五通庙里拜神。 徐寿辉信佛，在蕲水战败后，退至黄梅整顿军队时，他要求在士兵的后背上写一个“佛”字。说这样可以刀枪不入，这当然是谎话。如果士兵写了佛字，最后死在战场上，怎么办呢？徐寿辉会说，因为写了佛，还要虔心向佛，死了是因为心不诚。徐寿辉的军队每次出战之前，都要念佛的。这个也非常特别，元朝军队每次和徐寿辉的部队交战，总以为是与一帮和尚交手。 但这次徐寿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进入五福庙时，陈友谅冷冷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徐寿辉只好以讨好的口气对陈友谅说，就要攻下应天府了，这些都是你的功劳！陈友谅说，你看不到那一天的！随后自己的卫士 上前，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将徐寿辉的脑袋敲碎了。 也就在这一天，陈友谅在自己曾经的领导的尸首旁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汉，这个不义之人，居然将自己的年号定位“大义”。《明史》记载，当天暴雨倾盆，登基典礼几乎无法完成。这个可不是好兆头。 罗田的造反皇帝死得很惨，也很窝囊，但陈友谅的不义行为，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当时陈友谅正在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军事实力处在上风，陈友谅以为即将取得胜利，徐寿辉已经毫无价值，甚至成了他做皇帝的障碍，但陈友谅的“弑君之罪”，让他丢失了人心，《太祖实录》卷九中说：陈友谅杀了徐寿辉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一个不讲规则的人，让朱元璋都害怕，也激发了处在劣势的朱元璋奋力反抗。陈友谅最后在鄱阳湖大战中，被冷箭射中了头颅，不仅没有做成皇帝，自己的事业功败垂成，过于相信暴力和权术的人，死亡是最好的报应。 如果说徐寿辉代表了罗田人反叛不义统治者、追求正义的血性情怀，那么罗田历史上也有忠于朝廷，甘愿血洒疆场的勇士。 有清一代咱罗田有两个人值得一提：赵连科和阎定邦。赵连科比阎定邦大两岁，同为军人，阎定邦三十三岁沙场捐躯，而赵连科却活到了80岁，终老故乡。 赵连科是罗田大河岸南家山人，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只能寄养在叔父家。因为无人管束，赵连科从小顽劣，长大成人后，偷、抢、嫖、赌样样都敢做，用今天的话说，赵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不过赵连科尽管混混，但他从小喜欢武术，而且臂力过人。叔父担心他在家乡惹是生非，忍痛将家里的一头母牛送给赵连科做盘缠，希望他离开家乡到外边能混出个人样子来。 赵生活的时代，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朝廷为了扑灭这场不断蔓延的反叛烈火，一方面调动官军镇压太平军， 另一方面打人民战争，鼓励地方操办团练，以便保乡 安民，与太平军对抗。乱世给赵连科提供了舞台，因他懂武术，且有一身蛮力，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武童身份回罗田办理团练。三年后，他带领自己的队伍开赴桃花河、上巴河一带抗击太平军，赵连科的团勇初战即攻克了蕲水县城，显示了其团队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不俗的战斗力。湖广总督赏他六品军功，赵连科也因此在清军中初露头角。咸丰9年，赵连科率领以家乡人为班底组成的军队，开赴安徽，镇压当地的太平军。赵的军队在太湖、潜山等地对太平军大开杀戒，县志上说，“使驻守此两地的太平军死伤无数”。在同太平军搏杀的战场上，赵连科的持续胜利，使他成为朝廷依赖的有生力量，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将他调往河南驻防，他协助河南巡抚将旧式军制的昌字营改为能适应当下战场需要的昌胜营。部队整改后，战斗力大增，赵就带着改造后的清军在河南汝宁一带与太平军对峙，给太平军造成巨大损失，太平军对他既怕又恨，却无可奈何。同治二年，西北边境回民起义，赵连科奉调甘肃，此后一直在甘肃据守达30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转调陕西，在陕西据守6年，也就是说，这个罗田人一路向西，在西北边陲地征战了36年，在这36年时间里，他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和战场上冲杀过来的，《罗田县志》（1998年版）说他“参加镇压捻军、回民军大小战役20余次，杀人无数”，同治8年在董 志塬经三叉河至洪河川一战，就杀死回民3万多人， 抢得马匹2万多匹。赵连科的军队之所以战之能胜，关键在赵连科这个人不怕死，同治十一年在进剿盐固北路一带的捻军，他左手四个指头被对方砍断，但依然泰然自若，带领部下冲锋。部下为其勇所感，将士用命，因此取得战争的胜利也是必然的。 赵连科从家乡办团练起家，靠自己的勇猛和对朝廷的忠诚，赢得了不断晋升和荣誉。如他被封为博勇巴图鲁建威将军（有点像今天的特级战斗英雄），记名提督，赏戴花翎，副将、总兵等职位。 赵连科尽管军功赫赫，但在罗田县志上名声不佳。这个当年的混混子，即便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小时候的顽劣依然还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6日，老赵告老回乡，带回青年妇女近百人，这些女性出身、来源不明，到家乡后，由赵连科的石姓夫人陆续卖掉了。公开贩卖人口，这个不管什么朝代都是不不光彩的事情，何况是异乡女子。赵在故乡安静生活7年就去世了。像他这样杀人无数，能够老死故乡，也算是善终。如果超出阶级立场来看，赵连科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作战勇猛，对朝廷忠诚，为朝廷据守边防，保一方百姓安宁。阎定邦的经历和赵连科基本相似。只不过， 与赵不同的是，阎定邦从小喜欢读兵书，“常以兵法戏之同龄”。在那个年代，能读懂兵书，可以想见，阎定邦还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阎定邦十六岁参军，从现有资料看，阎定邦可能与赵连科属于先后批次参加罗田团练的。不过，赵后来去了安徽，而阎定邦去了武昌。阎定邦对太平军的凶猛一点也不逊色于赵连科。县志记载，某次清晨的一场战斗中，阎定邦一口气杀死了五个太平军战士，割下太平军战士的头颅，用绳子串起来系在自己的腰际，旁若无人。因有战功，阎定邦调往武昌军营，官升守备，朝廷赏戴花翎。后转战河南等地，屡建功勋。 同治二年（1863年），甘肃回民起义，战事吃紧，阎定邦奉调甘肃战区，参与战斗，因作战勇猛，战功卓著，深得总督左宗棠的赏识，由总兵提升为简放提督，他也获得了“博勇巴图鲁”头衔，同治8年，在一次与回民义军的战斗中，一颗炮弹击中胸部，血流如注，但他毫不畏惧，继续战斗，为此还作诗言志：“泪满胸前血满腰，全身珠汗洗安鞽，吞声不把军机泄，誓作忠魂达圣朝”，视死如归，忠于朝廷之心历历可见。阎定邦将负伤差点丧命的那件血衣寄回家，写了两句话嘱咐儿孙们：“一旦骨肉饲狼虎，招魂虚葬有血衣。”立志为朝廷献身的精神成了阎定邦不断战斗的动力。 同治九年，在金积堡围困回民的战斗中，他连续奋 战七天六夜，导致旧伤复发，死在军中。年仅三十三岁。不过朝廷对这位特级战斗英雄，也褒奖有加。死后同治皇帝赐银500两，优礼安葬。还要求将他的事迹交付国史馆留存。 在故乡罗田，人们称道的不是他的战功，也不是他对朝廷的忠诚，而是他造福乡梓的贡献。这位十六岁就离开家乡的小伙子，对故乡一往情深。同治十二年（1873年），阎定邦听说家乡因为上缴的赋税微薄，朝廷给予罗田的秀才名额太少，便将自己卖命挣得的俸银20万两作为罗田的赋税上缴朝廷，请求朝廷为罗田增加文武秀才名额各20名。这对当年罗田人才的培养是一件积大德之事。 今天稍微知道一点罗田文史的人，都对此义举称赞有加。 阎定邦故乡离我家不远，在六十担村蛇形埦。我在三里桥中学读书时，曾到他墓前凭吊过，阎定邦的墓比较巍峨，正碑上有刻有他的官职。但听人说，因为路途遥远，他的尸骨并没有运回家乡，现在的墓仅为他的衣冠冢。 今天看来，作为军人，赵连科和严定邦以忠于职守为首要，而且不怕牺牲，不能说不对的。而作为咱罗田人，阎定邦造福家乡，确实值得我们传颂他的善举。           罗田是山区，民风纯朴，文风虽不说鼎盛，但一般农家耕读传家，也蔚然成风气。据县志记载，仅有清一代就出了12名进士，当然这些进士许多已经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有一个人值得一提，就是我曾经研究过，并在《鲁迅研究》上发表过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的周锡恩。02年，我在研究周锡恩时，网络上几乎看不到关于他的资料，而今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位罗田进士，就会得到许多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 周锡恩1852年（咸丰二年）生于湖北罗田古羊山，字伯晋，晚年迁居罗田石源河。别号是园先生。在《周氏万五公房宗谱》中保留了一份其学生王葆心写的《清故翰林院编修周是园先生墓志铭并序》，王这样评价周锡恩：“先生幼负逸资，起于孤寒，不锢俗学。”罗田县志也说，“周幼颖悟，未成年即考取秀才，深得张之洞赏识。后就读于武昌书院，学业日益精进。” 周锡恩才华横溢。在石源河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他少年聪颖的故事，择其中二则，颇能见其胸襟、气魄 和才气，因家贫，周年幼即给人放牛，东家亦闻周锡恩才气，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而且出口成章，见他牵牛回来，随口吟道：“小子牵牛入圈”，周顺口回应：“状元打马回乡。”东家见周锡恩果然才思敏捷，又指眼前满树桃花出上联：“弯桃树开红花何时结果？”，周锡恩亦以身边竹林为题回应，“横竹根报直笋他日成林。”又一年，周锡恩家附近开榨油坊，坊主原准备请当地一颇有名气的老先生为其写联，老先生推荐周锡恩写，结果周满口应承，一挥而就：“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日，照亮万里乾坤。”这些流传的故事当然不足为证，但可以看到人们对他才华的认同，除了诗歌之外，周还在罗田留有几幅对联，其中题罗田观音寺的，颇见功底：“膏泽下民,碧水洁时潭底现; 蓬莱仙岛,白云破处洞门开”。周的书法也颇有名，今存对联一副，在上海拍卖行标价4000元人民币。内容为“之子生天云运后，是心传道赫胥前”。从对联的内容可以看出周锡恩得风气之先，是一个较早关注西方进化论的人。 1876 年(光绪二年)，湖北优选贡生，周被列为第一名，其试卷使士林惊服，主考官在评语中写道：“用笔如神龙在空，鳞甲宛然，令人炫目”。1883年（光绪九年）31岁即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并以其文思敏捷，才情奔放而颇受推崇，时人将他同江南才子张百熙合称为“北周南张”。周锡恩在翰林院供职期间，痛感国力衰微、民生凋敝，曾多次大声疾呼，要“整治朝纲，振兴国运”，他在《变法通议》的奏章中，提出了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运会易而气机更，气机更而治化因，古今之人莫之能违化”。他认为：“学有千年不变之道，政无百年不变之法”。面对当时的保守势力，他用大量事实揭示了“燧人氏变茹饮而火化，有巢氏变橹窟而栋宇，神农氏变舟楫而衣裳而书契，三代变尧舜之文章而尚忠，汤变忠而尚质，文武周公变质而尚文”的万古如一的“变”的历史规律。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仰思我君我祖之所以兴者，岂非以革前代之弊乎?”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成为后来康、梁变法的先声。 1888年（光绪十四年），周锡恩以陕西乡试副主考官身份回到北京。正值朝廷议论、商讨津沽、津浦两条铁路的修建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当时大臣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将铁路交外国人修建。光绪对此事亦犹疑不定。这时周锡恩“条陈数百言，详析以对”。他认为借外债修铁路是下策，交给外国人修是下下策。力主自筹资金，并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光绪看了他的条陈后“点头称善者再”，称赞他“留心时务”。 周锡恩能够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应该说与张之洞的欣赏、提携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与张的交往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 《世载堂杂忆》（民国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中华书局出版1960）比较生动地记述了晚清人物活动概况。因为刘禺生是张之洞的幕僚之一，与周锡恩交往颇深。所记之事多为目睹，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书中对周锡恩与张之洞交往的记载记述较为详细。周锡恩作为翰林院编修，与张之洞交好。张之洞于1889年（光绪15年），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接任后，张立即派人员物色湖北在籍之旧得意门生： 罗田周锡恩由翰林请假回籍，时掌教黄州经古书院，其首选也。黄州课士题目，有“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等咏，时务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和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张之洞见之，曰：“予老门生，只汝一人提倡时务，举省官吏士大夫，对于中国时局，皆无所知，而汝何独醒也？”之洞益器重之，并嘱随带道员蔡锡勇（曾留学西洋，为之洞属下办理洋务要人），时与锡恩谈外国学问、政治、兵事、制造各种情形。之洞此时，自命深明时务，欲在南方造一局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建树功业相颉颃。锡恩适合所好，之洞所期于锡恩者，亦甚远大也。彼此赠物赠诗，月必数次。如《谢周伯晋惠上海三白瓜诗》曰：“仙枣曾传海上瓜，今尝珍馐玉无瑕。清凉已足还思雨，尚有农夫转水车。”《谢周伯晋翰林惠黄州鸡毛笔》云：“古人贵硬笔， 刻画等锥印。取材颖与须，刚健生神骏。宣城传散卓，能使少师困。今人矜柔毛，困难那得顺？墨采常有余，曼缓藏坚韧。新意缚鸡?，三钱非鄙吝。盘辟尤如意，得自弋阳郡。芥羽杀余怒，草翘涵朝润。毫齐力亦齐，马服忘其迅。刷勒无不可，茧栗至径寸。细筋自露锋，丰肌转成韵。万物无刚柔，善役随所运。投笔揩眼花，忘我椎指钝。”诗后附言有：“黄州名贵之手，乃能制此名贵之笔，精心绝撰，促成名贵之诗，以谢黄州名贵之翰林，麝煤鼠尾，执笔当忆黄州。”此盖之洞得意作也。伯晋刻之黄州院壁，不知尚存否？余与伯晋唱和甚多。周锡恩《传鲁堂诗文集》，亦多载《酬上南皮师诗》，知当时张、周之气类感召矣。 一位收藏家还收到了一件珍贵的藏品，是张之洞为周锡恩写的推荐信，从推荐信可以看出张是怎样欣赏并评价学生的。推荐信原件： “五兄大人安敬启者：差旋奉到手书，祇聆壹是。冬令初寒，遥惟体履康和，定如远祝。兹有启者周伯晋编修锡恩，湖北罗田人，系弟视学鄂中时所得士。其人高才博学，文华闳丽，又能究心时务，为今日翰林苑中不可多得之才。曾经典试，陕西在都下颇有时名。进而教之叩其所学，后来考试。一切俯加栽植。曷胜感祷。 专肃。敬问阖家安好。 弟之洞谨启 尽管推荐信难免有溢美之词，但是对周锡恩的才华以及“究心时务”的肯定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欣赏学生，张之洞在处理周锡恩纳同族女为妾案中，极力为周开脱。 《世载堂杂忆》中对这个案子也记录比较清楚。 黄冈县知县蜀人杨寿昌，宿学老吏也，必办此案；锡恩往见之，大起争论。杨曰：“我必办你。”周曰：“你不配。”杨曰：“我上省禀督抚，参捉你到案。”周曰：“我上省禀老师，调走你出黄州。”大骂而散。锡恩急用重金，雇快船上省，见之洞大哭曰：“杨寿昌欺辱门生。”泣诉原委，及当时侮辱之状。未几，杨寿昌来禀见；杨严禀周锡恩纳族女，及侮辱地方官状。之洞先得臬司陈宝箴之回护，又闻周锡恩之肤诉，大有先入为主之意，即曰：“此案周族为争产业，中伤伯晋，族人中书周淇，隐为谋主，吾早知之。”伯晋文人，何必故为辱之？杨曰：“否则，卑职何以临民？”之洞曰：“可与某缺对调。”杨留省不回黄州，候对调者抵黄州到任，派人办交代。杨寿昌子尚能言当日交骂情事。” 但是，现在研究者说到张之洞与周锡恩的关系， 提到最多的是周锡恩抄袭别人的文章为张之洞贺寿，结果让张之洞大丢脸面之事。1892年（光绪十八年）张之洞五十五岁大寿，收到了不少贺词，其中周锡恩写的贺寿词，不仅书法遒劲，而且内容“通体用骈文，典丽堂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令张之洞“大为激赏”，推为第一。不仅如此，“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谁知这件好事却被张之洞的另外一个幕僚赵凤昌看出了破绽，说周锡恩写的那篇贺文，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很像龚自珍的文字。张之洞翻检龚自珍集，果然找到一篇《阮元年谱·序》，“两两比对，则全抄龚文者三分之二，改易龚文者三分之一，而格调句法，与龚文无以异也”。张之洞感慨道：“周伯晋（锡恩字）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从此与他疏远，“几至不见”。 这件事情，让张发出了“文人无行”的感叹，足见张之洞对周锡恩的失望和怨愤。一个老师欣赏的学生抄袭别人的文章为恩师贺寿，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周的人品被人诟病。周锡恩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冲击，同年周锡恩在翰林院备升迁的选拔考试中，“实则写作冠场”，但是“阅卷大臣不敢列于一等”，大家都有了戒心，担心他的文章是抄袭的。因为没有列为一等，周只能当副主考官， 但周锡恩的厄运似乎只是刚刚开始。 1893年（光绪十九年），锡恩以副主考官身份协助主考殷如璋主持浙江乡试。就是在这次主持考试时，意外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舞弊案牵连，罗田县志记载：“考试前，他发现主考官行为不轨，受贿舞弊，便即时修书上告朝廷，朝廷派人来调查时，被告却唆使学生，反诬锡恩是舞弊者”。关于周福清行贿的过程，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和《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均有详细描述，现录《鲁迅的青年时代》中的记述：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当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待主考的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 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程某科某人， 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只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的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 因为周作人记述“浙江科场舞弊案”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与事实有出入，特别是关键细节，有些含糊不清。而从清朝关于周福清舞弊案的相关档案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线索。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浙江巡抚崧骏在奏折中，叙述了整个案件的过程： 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路过苏州。有名周福清者，遣人赴浙江正考官殷如璋周次呈送信函。经殷如璋将递书之家丁陶阿顺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知信总系嘱托关节情事。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解陶阿顺并遗案到浙，-------据陶阿顺供称：伊向在绍兴府城陈顺泉家佣工，本年七月，周福清向陈顺泉借伊去伺候。七月二十五日至苏州。二十七日，浙江主考过境，周福清去出书信名帖，交伊送至殷主考船上，即被获解。信内何事，伊实不知等语。据臬司抄递所呈之原信，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 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 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因。 这道奏折叙述了案件发生的经过以及陶阿顺的供词，还汇报了对舞弊案后的处理情况。“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核对三代内父名相符，均会稽人，一并扣考以免物议。所列之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奏折中还指出，“非将周福清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九月四日上谕批准了他的请求“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 在周福清未到案的情况下，有一个疑问可能让主审官困惑，周福清行贿信内列有6个关照对象，到开考前能够查到的有名有姓的就只有二个，那么，其他四个人究竟有没有呢？如果有的话，怎么“俱无考名，殊难悬断”呢，如果没有，周福清又怎么写上这四个姓呢？ 周福清到案后，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这从巡抚崧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的奏折中，可以看到事情的原委，而这个原委可以看成是考量周福清为官的品格和当时的社会风气了。 “七月二十日（8月31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9月3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主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俟主考允诺，再向亲友告之，择其文理请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9月5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支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的船上，当经正考官的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官卷马家坛、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试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这后面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它解开了舞弊案发后，为什么只找到两个人，而其余的人查无实据的迷团，实际上，周作人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朱正先生在《周福清科场 案述略》中，认为周福清的口供有一人揽事的故意，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因为如果商议了“买求中试”，那么，那几家肯定已经有人参考，而且名字应该象马家坛、周用吉写在纸上，后来未能查找到，说明周福清还未商量“初通文墨”的人选，另外从“洋银一万元空支票一纸”也可以看到，整个通关节活动还在试探阶段，当时并没有筹措到钱，由此推断，周可能是想借同年之谊，给自己的儿子弄个功名，但自己财力不够，与几家亲戚合作，既能让儿子中举，有能顺便获得点报酬。应该说这是有诱惑力的。这样说并不是对周福清不敬，实际上，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到晚清的科场就可以看的更清楚了。 在这场变故中为什么周锡恩也受到了影响，到今天依然没有多少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在这之前，周锡恩在北京政治舞台上还依然活跃，大学士翁同和日记中记载了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也就是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第二天的事情：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从这个记录中，可以看出周在北京的名声和影响， 连光绪皇帝的老师也对他称赞有加。 但是浙江科场舞弊案成了周锡恩人生的转折点，他开始向了自己的政治末路。仅仅因为在主考官船上聊天，就受到惩处，似乎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来，还是合乎常理的：当时为防科场作弊，主考、副主考的名单发放离考试时间比较近，尽量不留时间差，目的是严禁考官在路途接受其他官员的拜访，更别说接受礼物了。按照这个要求，周如果被别人“反诬”是很容易的。毕竟他没有及时回避，而且是他拆阅了信件。 周锡恩的悲剧有很多是性格上的，他的学生王葆心在周的墓志铭中，描写了周的外貌、性格和气质：“为人秀眉目，短悍机警，吐词清澈，举步翔雅，讲艺论事蹈厉风发，纵横滔辩，睨视稠人，临事忍辱负重，震撼中尤见气魄”。但也指出，他的弱点“见露圭棱，时以直性狭中自咎，其触忌半由此。” 以后的日子，厄运似乎恋上了周锡恩，学生王葆心记录了周被谴回原籍做的一些事情，比如，锡恩回到老家后，开始关注地方风习，不久就在凤山镇附近的老塔山创办义川书院，首次推行县学教师俸给制度，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为许多贫苦学生创造了学习机会。看到官吏欺负学生， 周锡恩就喜欢打抱不平。不断写信上告到省衙，因为他有声望，地方官经常受到调查和处罚，弄得官员个个怕他。再比如，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罗田遭水灾，锡恩利用自己在北京的人脉资源，向朝廷呈请赈银2000两，米5000担（30万斤），还将家中积蓄除留下“十日之粮”外，全数献出，一并救济灾民。这是一件大好事，但周锡恩却撇开地方官员，亲自下乡查点灾民人数，造具民册，点名发放。目的是为防止地方官从中克扣、贪赃，一个读书人把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自己做了，这既有越俎代庖的嫌疑，又有瞧不起地方官员。可想而知，地方官员是多么不舒服，果然，地方官员利用周锡恩家族的矛盾，抓住锡恩娶族女为妾的把柄，大做文章，多次联名向朝廷告状。尽管当时好友陈宝箴力邀其去北洋矿政局，践行实业强国的理想，但“家人兄弟死丧相继，又感于典浙试在苏州主发周福清通书正考官一案遭诬劾，因之大考首擢被摈，京察一等不予记名，与文襄师生10年交谊为谗人所间。遂幡然长谢不往。”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多次上告终于有了结果，朝廷以“在籍编修周锡恩，专事浮夸，不顾行检”的罪名，革职送交罗田地方官“严加管束”。所谓专事浮夸，就是指他倡言变法，而不顾行检，则是他纳族女为妾事，锡恩悲愤交加，忧郁成疾，于同年病卒于故里，时年48岁。 （我去他老家古羊山拜访过，他的族人至今传周锡恩吞金自杀）。 今天看来，周锡恩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一是变法失败后，倡言变法的环境一下子发生了变化，那些思想新进，学习西方的人物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一是他性格直露、书生意气。不太注重官场规则。学生王葆心在周的墓志铭诗中对老师的冤屈做了诗意的解读：“国是日非国命讫，狮于才杰相煎急，有凤入篓骥加羁，下邑风雷自呼吸，破空暗响来飞镝，罪汝有用曰予敌，自古亡国迄一律，身受之人不惨厉，愿为荐推为矢的。如此宏愿天所密。帝命巫阳招之急；先生精诚血所积，化为文字字化碧，措为事功万之一，独有孤怀不可论，与骨同埋此幽室。” 1968年，他的坟墓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摧毁。他曾经的庄园“是园”而今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的故乡是罗田。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了17年，而今辛劳了一辈子的父母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我还是还经常想念故乡的亲人，故乡经历的一切，我还常常抽时间回故乡。只有在故乡，才能找到心灵放松的感觉；只有在故乡，才能将尘俗中的种种不如意暂时放下，感受童年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 在这个酷热的暑假，在远离故乡的日子里，我认真阅读了同学几年前送给我的《罗田县志》，让我惊讶的是，我曾经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情，在这本10多年前编纂的县志里能找一些痕迹，那些曾经让我困惑不解或者模糊不清的事情，现在有了权威资料的印证。当看到那些我经历的事情，已经变成了文字，成为历史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经历者。 1978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家由一个庞大的计划网规划着一切。因此家乡的历史，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 县志记载，1957年6月8日，毛泽东批示的《组织力量反击右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件下达到县里，一场反右运动由此展开。在这场运动中，一个山区小县，共有244人划为右派。21年后的1978年6月，县里依据中央指示精神，成立“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到10月份，全部244人平反摘帽。文字记载是冰冷的数字，但在这写文字后面该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啊。以保守的一家四口人计算，近1000人会因为“右派”帽子在工作、参军、晋升方面受到影响，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右派是和“地、富、反、坏”连在一起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可以想见，在政治运动频繁不断的岁月里，这些右派过着多么压抑而屈辱的生活！反右运动在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了，到我快上大学时，才有了一个最终的说法。在三里桥中学读高中时，我的老师中就有几个是改正右派。这些右派，当年是一些有才华、有理想的优秀青年，仅仅因为响应党的号召提了一些意见，就受到了长达20年不公正的待遇。我进入大学时代，也有几个右派老师，他们经历坎坷，很多人一生最好的年华在劳改农场度过的，即便平反了，错过了婚姻的最佳时期，也无法成家。我原来就读的中文系有一个右派，摘帽后几次婚姻，都不幸福，死的时候非常 凄凉。反右是共和国的悲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今天对这场悲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反右之后是大跃进，1958年9月，罗田全县公社化，这些公社的名字很好听：幸福公社、五星公社、红旗公社、东风公社、东方红公社。我的家乡石源河属于“灯塔公社”。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报道，家乡石源河大队晚稻亩产338087斤。真无法想象，祖辈种田的农民怎么相信干部搞这样的浮夸风。 大跃进、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破坏了乡村社会经济生活，加上弄虚作假盛行，1959年，故乡开始出现饥荒。县志上记载，这一年因为饥饿而出现严重浮肿病人共计5729人，三里畈公社大金湾生产队因为饥饿浮肿而死去的就有14人，这是县志有据可查的死亡数字，听我母亲说，我爷爷死于1958年底，也是因为饥饿而导致病情恶化的。因此，这个数字应该说是可信的。为救治浮肿病人，当时黄冈地区专署先后5次划拨治疗浮肿病的黄豆、红枣、红糖等，这些物资经领导批准，免费供应。 阅读《罗田县志》解放后的大事记，得出一个结论， 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但社 会经济也在缓慢进步着，当然这种进步是以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无私奉献分不开的，以1959年为例，在那样饥荒的年月，罗田先后修筑了双河口、东安河、凤凰关三座水库，这些水库即便在今天依然在渔业、抗旱、防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家乡栗子坳治河改道工程，就是我亲身经历和见证的工程。这项工程1973年5月15日动工，当时我读三级，开工那天下午，我们刚好放假，小伙伴们相约去工地看推土机，要知道，在那样的年月，那样大型的施工机械，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过，感觉非常兴趣。此后不久，全县各公社的民工都来了，搞大会战。那时候工地民工按军事建制，每个公社称为民兵团，民兵团部还有一个文艺宣传队，不定期到工地为民工演出鼓劲。我们家先后驻扎过中石源河、李莽岩大队的，后来驻扎的是北丰民兵团团部。 栗子坳治河改道工程是罗田学大寨的样板工程，在省里也挂了号，经常有上级领导来指导工作，还有兄弟单位来参观学习。为此这个工程还组织拍过电影，我第一次见到 湖北电影制片厂如何在工地上动员处在不同工地塘口的人，推土车前进。渲染学大寨的气氛，那年月生产力极为低下，运送土石方基本上就是土车和板车。劳动强度非常大。后来我在《湖北农业学大寨》专题纪录片中，我还看到相关场景。 治河改道工程那几年，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大概是75年春节，腊月24准备过小年了，天下大雪，工地放假，到处是一派喧嚣后的宁静。结果到了腊月25，去昔阳参加学大寨现场观摩学习的县委书记回来，看到工地冷冷清清，非常生气，要求已经放假回家的民工重新回到工地劳动。结果近年关的日子，栗子坳治河改道工地上，那几天到处是货车拖着已经回家的民工，已经收拾干净的家，因为民工到来弄的乱糟糟的，弄得我们家连腊月28的“还福”也没有举行。民工从腊月26做到腊月29再回家过春节。 很多年以后，遇上了一个罗田老乡，他曾经在栗子坳工程指挥部工作了很长时间，已经是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了，我说起那次春节前的突击，他说，他记得，因为当时通讯不方便，加上春节，和县委书记联系不通，就决定放假了，所以才出现书记回来重新开工的场景。 一直到今天，看了县志，我才知道，当年栗子坳治河改道工程“共投工820万个，投资200万元，搬走了4个山嘴，筑起9米高720米拦河坝一条，把原来5公里长，300米宽的弯河道，改成1.7公里长、140米宽的直河道，新开水田3600亩，历时5年，于1977年竣工。” 我个人感觉这个数字可能是当初的预算或者只是主体工程，如若将附属工程也包括在内，实际投入可能比这个数字大得多，不知道这个数字包不包括当时省里的财政拨款？而且77年只是完成了主体工程部分，一些扫尾的工程，一直到 1980年才基本完成。 这个工程当时效益并没有达到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效益，栗子坳附近几个大队的许多良田被毁，新建的沙田几乎不能种庄稼，也没有什么收成。当年建设的那座发电站，几乎没有发出一度电。 好在，因为开山造田，使得故乡的县城有了更宽阔的发展空间，而今，当年号称的万亩良田，成了故乡罗田的工业开发区。正在为家乡的经济腾飞做贡献。对这个工程的 效益评价也就更客观了。 原文 作者：雨中行者 本文 改编：墨饮朱砂 欢迎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