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打败法人的入侵,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的把柄: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沽名钓誉。 为谋求中国的富强,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 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作为官方大员,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 此人是谁?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 数晚清风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之后,非张之洞莫属。时人谓之“是湘乡(曾)合肥(李)一流人物”,“功业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而外独居一席”。 一:张之洞生平简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 号香涛, 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张之洞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处于衰亡的时代,吏治腐败,灾害频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张之洞出生后三年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接着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在在他十五岁那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接着,贵州有苗民起义,云南有回民起义。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读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自然根植于传统的封建教育中,以准备科举考试为目的,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其父张瑛科场很不得志,却对诸子的期望越发殷勤,鼓励他们想科举仕途发展,以补偿自己这方面的缺憾,他把“力学问,树功名”作为教学的目标,对于张之洞经世致用、为官清廉,、奖励文教等个人思想特点的行程具有深刻的影响。张之洞师承韩朝、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齐名),张之洞从这些业师所受的教育全是传统的经史子学、宋明理学、试问策略之类。胡林翼出身翰林,对张之洞的影响甚深。张之洞在科举道路上也算的上是幸运者,他十二岁中秀才, 十五岁中举人, 二十七岁中探花,赐进士及弟。而一般考生获得秀才平局大约24岁,获得举人约30岁,而仅是大约在35岁,正如清末文学家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评述的“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张之洞文才超群。据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有个洋人写了副对联来嘲笑 清政府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上联说:"琴瑟琵琶,八大王单戈对战"。其中,八大王暗指入侵的八国联军,"战"的繁体字左半部分是"单",右半部分是"戈",单戈对战,实际上是蔑视中国毫无还手之力。张之洞看到上联后非常愤怒,立刻对出下联反击:"魑魅魍魉chī mèi wǎng li ǎng ,四小鬼合手擒拿"。用四小鬼讽刺外国侵略者,"拿"字拆开即为"合手",对仗工整,堪称一绝。 入仕之初,即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张之洞从学政到体仁阁大学士这40 多年的仕宦生涯中, 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教育实践活动, 他的所有教育实践贯穿于近代教育进程中, 并在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活动中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 晚年的他尽管位高权重,名满天下,但谤亦随之:新潮的人物嫌他太陈旧,陈旧的人物又嫌他过于新潮。这种新旧两边都不讨好的标志性人物,恰好写照了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时代。张之洞,堪称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让我们透过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成就与贡献,矛盾与问题,来认识在新旧文化更替的过度时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和近代教育思潮的某些基本特征。 二、张之洞教育思想脉络: 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期,即他十载学官和出任山西巡抚时期。 这一时期他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主要强调“通经”。作为一名驰骋官场的守旧的封建官僚和清流党人,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教育思想具有保守的性质。其办学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 怎样为“致用”而“通经”?或者怎样“通经”而达到“致用”?张之洞为此提出了他关于儒学的基本思想,他主张儒学各派要相互宽容,破除门户之见,以“致用”为归。张之洞研习古文经学出身,于汉学自有心得,但他对宋学也未予排斥,认为汉宋两学各有所长,应各取其长,毕竟“学术有门径, 学人无党援。汉学, 学也; 宋学, 亦学也。经济辞章以下, 皆学也”。他也反复强调“致用”对于“通经”的重要性, 指出:“一切学术, 要其终也, 归于有用”。 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培养“通博之士, 致用之材”。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强调“以根抵之学砥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猷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 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梁启超回忆他的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书《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 中期,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作为两广总督,第一次全面地大规模地直接接触外部世界,战争的时间使他比较军事科技层面上中西文化优劣高下,进一步取得真切的认识。同时,因为清政府的怯弱和腐败,法国在战场失利的形势下,仍然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战争的结局和战后形式使张之洞体验到朝政的腐败,促使他向洋务派转变。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和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 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比如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既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 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的传统。然而,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通经”, 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倡导西学, 力图使西学能与经史等传统文化结合,以补充旧的体制, 真正推崇有用之学, 进而培植国力。张之洞对书院体制与教学内容、方法与管理的改革,已体现了他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他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 戊戌变法以后,张之洞的教育活动进入了晚期。 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厘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它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潮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命名为《劝学篇》,从学术、教育入手提出和论证其纲领,复合张之洞一贯重视教育、注重人才培养的思想方式。 《劝学篇》的政治、思想背景 然而,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意图是什么?他在《弟子记》中曾经这样自白:“自己未(1895)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qian)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中指出:“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以也,绝康梁以谢天下耳。”因为戊戌维新变化运动初期,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在使中国强盛的爱国思想,甚至从中学入手、务求李本上有不少想通之处。当然,这不乏是出 于张之洞的政治意图,即利用康梁维新派与李鸿章洋务集团争夺权势以取而代之,并借以说服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为扩大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进入中枢廓清道路。可是看出,此时张之洞作《劝学篇》其实是故意做出一种姿态,借以想顽固守旧的当权者表明心意,刨白其政治立场,公开表示虽然他与维新人士有过往来,瓜葛颇深,但彼此证件不同,也存在着根本分歧。 然而,《劝学篇》的撰写还有这更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序中首先指出:“今日之世变,岂待春秋所谓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从思想形式来看,如果说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的西化模仿还停留在不太敏感的器物层面,当时思想界的发展呈两元化倾向,新旧思潮间的冲突尚不敏感的话,那么,战后蓬勃高涨的变法维新运动,加速了思想界的交流,打破了新旧思潮各自发展的局面,转而成为激烈的冲突。此时的维新变法思想,对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价值体系及其所依附的政治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突出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如进化论、民权平等学说,这些超出了张之洞心中设定的界限,张之洞便察觉到维新思想潜在的破坏性和危险性,成了自觉的卫道者。尽管张之洞与顽固派仍由分歧甚至冲突,显示其思想中开新的一面,但当更新的东西冲击他卫道的内容时,那种以新卫旧还是以旧卫旧的争论在他新路中就处于次要地位,转而与顽固派联手攻击维新派。 《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所以,张之洞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一条中庸调和之道,既保卫古老的中国文化,同时又吸收新的西方文化——“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可见《劝学篇》更充分的体现了张之洞思想的矛盾特点。 对《劝学篇》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张之洞的《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内篇》主旨:“务本以正人心”。教育人们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忠于清朝统治者,就是“务本以正人心”。是旨在维护专制主义清王朝统治的保守主义理论。《外篇》:主旨是务通以开风气,用于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所谓的西政西艺。主要内容是继承后期洋务思想,并加以系统化。扩宽西学具体范围,发展到“政艺兼学,政学为先”,以改革科举有首要,配合游学设学,从文化教育入手,引进农工商等西艺,达到“开风气”的目的。但是是在不妨害封建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以达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之目的。《劝学篇》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多方面,是一部涉及面极广且思想丰富的学术著作。虽然,《劝学篇》既有新旧杂糅的特点,主观目的是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但是,客观上,却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是张之洞《劝学篇》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最早萌芽于19世纪40年代魏源的“师与长技以制夷”的论说。洋务运动时期,虽然许多维新人士都曾提出过“中本西末”,或“中主西辅”或“中体西用”。虽然,提法不近相同,内涵也未必完全一样,但是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都未对这一主张进行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不仅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从理论上把它发展到一个至高的水平,而且在实践中,践行这一思想,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那么,中西学的定义和功能分别是什么呢?中西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呢? “中体西用”思想的含义, 张之洞在其《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张之洞指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 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 西政《这里需注意的是,西政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指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艺是指算光,电,声,化,矿,汇》、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旧学为体”主要是指把中国封建主义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包括传统文化作为立国的主题,一切学问的基础,放在学习的首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所谓“新学为用”主要是指用西政、西艺、西史来研究和处理当时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新事物。 既然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要兼学而不偏废,那么中体与西用之间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张之洞认为:“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中体西用的关系,实质是一种主辅关系。“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是从。这一主一辅的关系清楚表现了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西学”。 “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信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变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求,不知本则又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诙诡倾危乱名改制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 对“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评价:“中体西用”是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封建三纲五常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西政西艺尤其历史合理性,扩大了学习西学的范围。它符合了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不容易遭到统治阶级的反对。正是其中体西用的思想,新旧杂糅的特点,使得其思想得以实施;对顽固的守旧派,也有很大的进步(窗子打开了,总会透露点新鲜空气进来)有利于引进西学,促进向西方学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虽然对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这一思想中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思想占着重要地位,这些又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卫道思想,又极力反对维新变法,仇视民权,最终又成为清朝统治者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理论武器。 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表现了反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需要,为在中国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劝学篇》除阐发“中体西用”的大原则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具体策略和措施。 留学教育 张之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下,在清末教育改革中,形成了较系统的留学教育思想,推动了清末留日运动的发展。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把“游学”(留学)篇列为“设学”篇之前就说明了这一点。张之洞把留学看成是尽快培养合格洋务人才的最佳途径,同时又是大规模兴办学校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于庄岳之说也”。 张之洞所主张的留学教育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等派幼童赴美不同,张之洞认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因为幼童“浅学徒眩其新奇,通才乃得其深意。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之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第二,张之洞特别重视留日。“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他总结了日本振兴的经验,认为留学日本地近费省,可多遣,同时离华近,易考察;并且东方近于中文,易通晓,凡西学不切要者,动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想通,易仿行,事半功倍。因此,张之洞一改以往清政府只注意留学欧美的做法,以日本为楷模,力主留日。第三,张之洞对留学教育的主张,内容广泛。他从洋务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主要强调农工商、矿业、外交、军事和教育,至于文史和正式,则不十分重视,甚至加以控制。第四,张之洞力图把留学教育纳入封建统治者的轨道。一方面鼓励留学,制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使留学人员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从而提高留学教育质量。一方面对留学生提出种种限制,制定《约束游学章程》十条,以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这些章程表面上是为了纠正留学过杂和学习不安心的弊端,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留日学生中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而采取的防范措施。 学制系统的构想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在总结湖北教育建树、模仿日本学制模式的基础上,张之洞直接参与并主导了“癸卯学制”的建立。在这一学制系统中,张之洞将学校系统分为三段七级。其中高等教育段有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及通儒院。“癸卯学制”以《学务纲要》为总纲,不仅对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学生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各类学校的相互关系作乐详明的规定,而且对整个教育宗旨、学校管理、教师的选用和学生的考试与奖励等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他 提出了新教育的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根据中体西用的课程原则,为各级各类学堂开设西方的一些近代学科,并对事业学堂做了周详的规划,对传统教育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癸卯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 科举制度改革 为发展新学,出身科举的张之洞从长期的实际政治生活经验,尤其是兴学育才的经历出发,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建议,并主导与参与了科举制度的废除。甲午战争后,他明确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比自遍科举始”。他不仅在自己的重要著述《劝学篇》中专列《变科举》一篇,而且还在戊戌变法之前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程》,主张以策论代八股试贴,增加经济史学的考试内容。庚子之变以后,他主张分科递减科举中额,以学堂逐渐取代科举,以最终废纸科举制度。1905年,清政府接受张之洞等人的吁请,停摆科举,以广学校。 实业教育 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乃东瀛小国,却连败我大清王朝,李鸿章靠多年洋务运动经营的北洋舰队在日军舰队面前一败涂地。张之洞在深感愤怒耻辱的同时也认识到日本之强大在于重视实业技术和实业人才的培养。这就坚定了张之洞大力兴办实业和实业教育的决心。 布衣兴国;蓝缕开疆。经纶天下;衣被苍生 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认为:“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最宜注重。” 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规定:“振兴农工商多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 “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储养任用之人才。” 在这种“振兴实业、为国储才”思想驱动指导下,张之洞积极兴办各类实业教育机构,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驻东铁路学堂等,并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实业,以培养农、工、商各业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为我国近代实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张之洞以朝廷重臣和学界巨擘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将近40余年,他生于鸦片战争前三年,死于辛亥革命前两年,几乎与中国近代历史共始终。也就是说张之洞生活在封建末世古今中外碰撞、交汇的新时代,并长期沉浮于新与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漩涡中。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学界巨擘的张之洞,由于身份与时代的特征,他的思想教育也就具有革新与守旧的双重品格。 三中日劝学篇的异同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面临着民族危机。中日两国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张之洞,福泽渝吉先后在各自的国家写了一篇同名的《劝学篇》的著作,并都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了独立地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中国却未能摆脱民族危机,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异同点:1都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挽救民族危机,达到国家富强。但是培养人才目标不一样。福泽渝吉主张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建设的新型人才。而张之洞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忠实维护旧的统治秩序的,掌握西政西艺的人才。人才培养不一样,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也自然不一样。 2 都提倡像西方学习。但是向西方学习内容和层次一样。张之洞的《劝学篇》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虽然也学习一些经济政治,但是主要停留在器物层。福泽渝吉的《劝学篇》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福泽渝吉大力提倡自由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张之洞却认为民权“百害而无一益”。 3 在对待儒家文化不一样。福泽渝吉对儒家文化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儒学是无益于“社会的文学”。而张之洞在《宗经》篇却主张“儒学为体,诸子为用”继续维护儒家道统思想。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 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两者都处于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福泽渝吉《劝学篇》问世时期,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向纵深发展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日本逐渐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张之洞劝学篇问世时期,中国的变法呼声最高,百日维新即将开始。 但是两者所处在时代却又有巨大的差距。此时的日本,政权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中国还是有封建统治者掌权,且实权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实力手中。 与两位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是一位专制王朝的封疆大吏,是一位深受理学熏染的士大夫,自小多受儒家思想熏陶, 又由科举入仕, 对西学则接触较少, 更不了解西方社会而福泽谕吉正好相反。他少年时代虽曾稍习儒学, 但很快便转向兰学, 旋又转向英美, 他不仅曾就职幕府的外事机关, 且曾三度游历欧美, 对西方社会作过详细考察, 认识较为深刻。所以张之洞视儒学如至宝, 侣西学则乏力, 而福泽谕吉贬旧学而中肯, 侣新学而有力。张之洞出身世代官宦之家,而福泽渝吉则出身于下级武士。所以,这也决定了张之洞和福泽渝吉在社会变革方面立场不一样。 四、评价: 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他还在遗嘱中这样写道:“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 争财产,勿入下流。” 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史学家成他为“干大事,干实事,锐意改制的中国近代企业家和教育家”。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对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称赞“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台湾学者苏云峰更是高度评价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而使中国教育始走向近代化道路。” 总而言之,张之洞作为过度时代的代表人物,显现着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张之洞就是这样矛盾的人。但这也反映了新旧交替的近代教育的时代特征,展现了谋求中国富强,救亡图存的近代思潮在各时期思考的重心。 思考: 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思考传统与变革、借鉴与创新等基本主题,仍富有启发意义 “中体西用”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这些,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 中国人的留学运动如果从清末算起已经百年,不算中间中断的三十年也有七八十年。而当时留学运动实乃瞅着人家强国强民的西学而去,“文化自卑者”的心态。胡适高瞻远瞩地提出“留学者之目的在于是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是已不留学为目的。”它是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出发,致力于倡导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之计”是要以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构成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