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这样一群女人

民国有这样一群女人 朱安，1878-1947， 朱安，鲁迅的妻子，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因为鲁迅是长子，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了。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1901年4月3日，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结果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和朱安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 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 “安”。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 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 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 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 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 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 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 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 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这样的 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 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重新到日本去了。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 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假如:朱安不但懂得礼贤下士，而且又博览群书，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进步思想，是鲁迅先生的左膀右背，那么她的命运还会是这样吗,鲁迅还会认识许广平吗,要说朱安的婚姻是悲哀的，那是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现在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得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 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像王鹤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官官来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嫂、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门，在老嫂、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的“八句头”，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才辞别上轿。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我10岁光景，听一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在当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做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的。”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已经附逆的周作人担负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而且这笔钱也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她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 目录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目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目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目录1类医疗器械目录高值医用耗材参考目录 ，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 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但可能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朱安请人代笔的回信里体会到内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说:“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从信中可体会这位毫无谋生能力的老妇人凄凉的晚景。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这事的经过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关于周作人》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0月1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到北平后，将书信一一投送，一面请赵万里把旧书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访问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条见到了朱安:，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上比较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张幼仪，1900-1988， 张幼仪(1900——1988)，名嘉玢。1900年出生原籍江苏宝山，比志摩小4岁，世居真如，后移嘉定。祖父为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名祖泽，是当时上海宝山县巨富。张祖泽有八子四女，张幼仪排行第八，为其次女。她的二哥张君劢(音迈)，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民社党创立者。 1912年7月，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苏州创立“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2岁的张幼仪在二哥张君劢(嘉森)和四哥张嘉璈的帮助下到该校读书。该校首任杨达权，重视女子教育，张幼仪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但三年后，尚未结业的张幼仪就被接回家成亲了。替她作媒的正是她的四哥张嘉璈，在当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在巡视学校时他发现杭州一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这就是徐志摩。 徐家当时已是江南富商，和有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对徐志摩的父亲来说是求之不 得的，于是徐父申如定下了二人的婚约。于是15岁的张幼仪就辍学嫁到浙江做了少奶奶。徐志 摩的态度:“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 1918年生长子徐积锴(阿欢)，不久徐志摩就留洋去了，1920年徐志摩收到张君劢的信，被迫 不耐烦地把张幼仪接到他身边，张幼仪回忆当时徐志摩的态度“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 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 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 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 的人。”此时的徐志摩与林徽因坠入情网，不久徐志摩就提出离婚，已有二个月身孕的张幼仪毅 然同意。 1922年生次子彼得，遂与徐志摩在柏林签字离婚。这是中国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 桩西式文明离婚案。签好离婚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后，徐志摩跟着她去医院看了小彼得，“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得神魂颠倒”，“他始终没问我要怎么养他，他要怎么活下去。”离婚后，张幼仪到巴黎投靠二哥张君劢，并随其去了德国，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1925年痛失爱子彼得，1926年夏被八弟张禹九接回上海，不久她又带长子阿欢去北京读书，直到张母去世，她携子回沪。经时张嘉璈已经是中国银行副总裁，并主持上海各国银行事务，而徐申如也把海格路125号(华山路范园)送给张幼仪，使她在上海衣食无忧。 张幼仪先是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在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 副总裁，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 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总经理。这使她的经营能力得到了极大发挥。 1934年，二哥张君劢主持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她又应邀管理该党财务， 一时威风八面。抗战爆发后她又屯积军用染料，大发了一笔横财。 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婚前，她写信到美国征 求儿子(大儿子徐积锴)意见:“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儿子的 回信情真意切:“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阿欢在美做的是土木工程师，这封信颇得其父风韵。时过境迁的张幼仪为这一段沉重生活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解放前夕，张幼仪赴香港，1954年与与医生苏某成婚。苏医生曾留学日本，在上海行医，也是离异有子女。 1967年，张幼仪67岁的时候，曾和苏医生一起，到英国康桥、德国柏林故地重游。她站在当年和徐志摩居住过的小屋外，没办法相信自己曾那么年轻过。第二任丈夫过世后，张幼仪到纽约居住。在共同生活了18年后，1972年苏医生病死，张幼仪 赴美，1988年病死于纽约，是诗人情感生活中，活得最长的人在英国伦敦、沙士顿，以及后来在德国柏林的那一段生活，徐志摩对待张幼仪并不友好，甚至有些残酷。两人在沙士顿住下后，不久张幼仪就怀孕了。此时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因，无暇顾及张幼仪，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幼仪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徐志摩要马上离婚，见张幼仪不答应，便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人撇在沙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幼仪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志摩明知张幼仪的去向，却没有理睬。只是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才找 到柏林，逼着她签下了离婚协议。 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雇了保姆，自己学习 德文，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1925年，彼得(徐德生)3岁死于腹膜炎。徐 志摩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C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怕?。”(C指 代张幼仪)，张幼仪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辗转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她严肃 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严谨的工作作风，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张幼仪将自己的一生分 为“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 当人们都在为徐志摩的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着“摩”时，回看当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他对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是无情而残酷的。由于是包办婚姻，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 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 摩更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 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徐志摩对她的漠视，源于对封建礼教的厌恶，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但是这些优点，在张扬独立自我的诗人眼里就是没有见识，呆板乏味。 张幼仪把自己的人生一分为二，“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去德国前，她大概是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做错事，怕得不到丈夫的爱，委曲求全，可每每都受到伤害;去德国后，她遭遇了人生的最沉重的怆痛，与丈夫离婚，心爱的儿子死在他乡，人生最晦暗时光，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她，一切都跌至谷底。伤痛让人清醒，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明白，人生任何事情，原来都要依靠自己。别人的怜悯，搏不来美好的未来。离婚丧子之痛，让张幼仪一夜长大，羞怯少女，转身成为铿锵玫瑰，就算风雨琳琅，她无所畏惧，很快开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 张幼仪一生为人严谨，有人说她不计较，帮徐志摩照顾父母，帮徐志摩出全集，她都亲力亲为。其实，她又何尝不计较，一个不计较的女子，怎会在离婚后，独居多年,她只是自己同自己计较罢了。她意念中那种执拗的力量，强大到自己佩服自己，她的沉稳，使她永远会去扮演龟兔赛跑中，起跑较慢的角色。可凭借坚持不懈的毅力，她往往却能走到最后。 张幼仪及其长子 晚年张幼仪，对爱的定义，堪称经典。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答道:“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样的回答，厚积薄发，就像一个依靠勤奋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远兜远转，嘴上谦逊着，可内心磅礴的自信，无意中，还是渗透出 一种剽悍。你最爱的人，伤你最深;能伤你最深的，才是你最爱的人。二者何为正解,也许，爱与伤害，从来都是相伴而生。 张琼华，1890-1980， 张琼华，女，1890—1980年，四川乐山市苏稽镇人，郭沫若发妻。1912年，在父母的包办下，郭沫若无奈与张琼华结婚，实际两人并没有感情。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 提起郭沫若的婚事，说来话长。本来他在10岁以前就订了婚，可女方没过几年便夭折了。后来，县视学王畏岩先生遣人到郭家替女儿说亲，论年龄与郭沫若相当，偏偏他五哥的未婚妻刚刚亡故，王家小姐最终成了他的五嫂。郭沫若自此以后便不愿订婚，拖了几年，陆续提亲的多达四五十起，而无一成事者。 1911年的一天，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稽场的 张家，和远房的一位叔母是亲戚。因为是门当户对，母亲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人品好， 在读书，又是天足。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没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绝，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时草草 完婚。 191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20岁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和张琼华结婚。结婚仪式依照旧 俗，他身着长袍和对襟马褂，头戴一顶便帽，脸上表情有些呆滞。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 新娘才第一次对面，在这之前犹如隔着口袋买猫儿。揭开新娘头上的脸帕时，郭沫若心里 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只见一双三寸金莲，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 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张琼华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 主”的难处。 婚后第5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虽说“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竟是黑的”，但张琼华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此她便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恪守妇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寡，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婚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牺牲品。 张琼华在郭家空自做着一世的客。这位被重重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女子，独守闺房，孝敬公婆，对郭沫若从未产生过哀怨的情绪。她虽无西施般貌，黄氏般才，但她有一颗忠厚善良的心。和郭沫若结婚时用过的家具，她一件件擦拭得光亮如新。郭沫若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陆续寄回来的书信……张琼华全都当作圣物一般珍藏起来。与其说这是出于对郭沫若的爱情，不如说是一个旧式女子对丈夫应尽的妇道。 郭安娜，1894-1995， 郭安娜(1894—1995)，原名佐藤富子，原籍日本，出身日本望族，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是郭沫若的第二位夫人，与郭沫若生有四男一女。建国后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大连，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庆祝90大寿。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此前，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捐给了中国政府。 郭沫若与郭安娜和儿女们在一起 安娜的家族，是仙台地区的有历史的大家族，比较奇特的背景，一个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以后，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安娜很小就受到这个影响，她也受过洗礼，算是基督徒吧。 安娜21岁那年，母亲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知道后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令安娜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所教会医院里，她开始了自己浪漫却又苦涩的异国情缘。 安娜寄来的长信让郭沫若的内心激动不已，在反复看了这封英文长信后，郭沫若立即提笔回信，并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郭沫若，还是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是不会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特别是那个时候，日本青年不会是这样的性格的:一见钟情，去给她写情书，这种事情好像是在日本来说不可能的。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别与众不同吧，是特别浪漫的性格。 郭沫若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郭沫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五四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那种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在郭沫若的身上表达是很突出的。 带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郭沫若给安娜回信里大胆的爱情表白，让安娜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安娜觉得这个青年挺特别的，但开始就是说半真半假吧，跟他开始书信来往，他的爱情生活，爱情呢，就开始滋长吧。 冈山与东京相隔千里，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安娜和郭沫若连续通信40多次，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星期就有5次通信。这些写成情书形式的书信，成了郭沫若大胆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但两人始终以兄妹相称。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呢，一下子就烧起来了，而安娜呢，毕竟是那种封建家庭出来的女人，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才逐渐的升级，逐渐超越了兄妹，郭沫若主动进攻，对女性的那个渴求，安娜就是随他的意愿吧。 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写到:“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 9天后，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又写到:“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当时，郭沫若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她是护士。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佐藤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郭沫若还为她取了中国名字郭安娜。 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同居的。她的家庭对她和郭的结合终身没有谅解。其次，郭沫若作为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回国了，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对郭沫若住所进行彻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书信及书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 漫漫的11年过去了。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 当安娜知道于立群已为她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对对方回避的态度很难过，她心酸地说:“我走……” 建国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郭安娜加入中国籍，带领儿女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83年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历任。 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郭安娜的原名是佐藤富子，原籍日本。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与她相识，并产生了爱慕之情。后与郭沫若自由结合，为了表示她对异国男子的钟情，便把自己的佐藤富子的名字改为郭安娜。 郭安娜生于1894年，走过了101年的人生旅程。对于一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女性来说，能够这样长寿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本来佐藤富子出生在一家名门望族，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从小的家庭教养，培养了她特有的温柔、贤淑、酷爱自由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在与郭沫若相识后，佐藤富子的炽热爱情给了郭沫若在异国的孤独以极大的慰藉，她的真诚和热忱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欲望，写出了很多篇脍炙人口的著作。不久她未经家里的同意就与郭沫若自由结合，为此她失去了富足家庭的经济支持，只靠郭沫若每月的48元官费补助度日，由此开始了克勤克俭的平民生活。在这种生活的历练中，她从无怨言，特别是他们的大儿子郭和生出世以后，生活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为支持丈夫读书，她对这种开支从不吝啬，而自己有时以红薯充饥，却仍然很贤惠地对待郭沫若和他的儿子。 安娜能吃苦，能耐劳，忧愁与烦恼从来就与她无缘。郭沫若获得了九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便带着安娜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回到中国。由于郭沫若弃医从文，经济收入不确定，生活依然很拮据。安娜跟随郭沫若辗转、奔波于上海、广州、汉口等地，仍然维持生计很艰难，但安娜从无怨言，总是任劳任怨地服侍丈夫，照料孩子。后来郭沫若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们又举家逃亡日本。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参战。安娜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苦度日，依靠她打零工维持生活。她干过煮糨糊、腌咸菜等杂活，也干过苦力活，但她都能默默承受，因为她心中有颗明亮的灯，那就是对郭沫若和他的儿子的执著的爱。安娜的贤淑和任劳任怨的品格，使得她即使在极端困苦面前，也从不示弱，也从不被困难所吓倒。正是这种性格磨炼了她的身躯，增强了抗御艰难困苦的能力，从而也使她能够得以长寿。 安娜的禀性是大度的，能够容忍他人和同情他人。抗战胜利后，安娜带着五个孩子来到香港，可是此时郭沫若已经与于立群结了婚，并有了几个孩子。安娜在痛苦万分中离开郭沫若回到日本。她原谅了郭沫若，认为这不是郭沫若的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过。她在日本继续含辛茹苦地抚养五个孩子，无怨无悔。 直到建国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五个孩子回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加入中国国籍，并定居于大连。人们敬仰文化名人郭沫若，更尊重他日本血统的妻子，1983年她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7年(郭沫若去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嘘叹息，难以自己了。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日日本总只在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安娜如是说。 在郭夫人1994年8月病危之前，她把自己仅有的500万日元捐给了中国政府。 郭沫若与郭安娜的儿女们: 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著名化学物理学家。 次子: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女儿:郭淑瑀。郭淑瑀后来与林爱信结婚，生一女林丛。林丛后留学日本，归化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参与创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郭淑瑀与林爱信的儿子林靖，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四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钢琴家。 于凤至，1897-1990， 于凤至(1897年6月7日,1990年3月20日)，字翔舟，富商于文斗之女，生于1897年，少帅张学良的原配妻子。在张学良的坎坷人生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90年3月17日午夜12时半，在美国洛杉矶市好莱坞山顶上一座雅致的豪宅里，因心脏病离世，享年93岁 从1940年赴美就医算起，她在美国整整度过了50年。这50年里，她 不仅一个人照料三个子女，而且还凭着坚强的意志战病魔、投资地产和 股市，由罩在丈夫光环下的民国时期东北 第一夫人转变成一位杰出的事业家，为子 女、也可以说是为张学良积累下一份让人 难以置信的家业。“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 后一息”的信念牢牢地支撑着她，她90余 年的人生历程，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生死 相许、什么叫忠贞不渝。 其父靠经商致富，为避风险，将家眷安置 于怀德县大泉眼村(现公主岭市南崴子镇 大泉眼村)。 1897年于凤至在大泉眼村出生，五岁入私 塾，九岁到郑家屯。 十一岁时由父母订下婚约，对方是小她三岁的张学良。 1913年考入并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校。 在张家大院的小一辈女人中，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最受张作霖重视。 这不仅仅是由于儿媳妇的品貌出众，还因为他十分珍视同于凤至的父亲 于文斗的旧谊。 20世纪初，当张作霖徜徉于山林草泽之间的时候，曾受过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照拂。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作霖得知于文斗的女儿于凤至“福禄深厚，乃是凤命”。张作霖是一个颇自负的男人。他深信“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是难得的姻缘，婚后一定大得大贵、大吉大利。从那时起他便许下一个心愿:一旦得势，他的儿子必与于家女儿成亲，用以相近相报。 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权势两得，让张学良娶了于文斗的女儿做了他的儿媳。 于凤至美丽而又智慧，爱新觉罗?溥杰就曾盛赞于凤至“长得很美”。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的，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 张学良同于凤至的婚事，是由张作霖一手包办做主的。张学良最初并不满意这门亲事，因而持反对态度。学良跟随父亲住进省城奉天后，开始学英文，在这一过程中结交了许多英美朋友，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充满了他的脑海，所以对婚姻方面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分反感。 张作霖面对儿子的不感兴趣则出以折中的态度，他对张学良说:“你的正室原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继室卢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张学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张学良15岁同于凤至结婚。于凤至大张学良3岁，所以婚后张学良一直对于凤至以大姐呼之。 婚姻的和谐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个人修养和成熟度。于凤至对张学良的婚外行为并非没有察觉，心里有时也不是滋味，但她的良好家教和个人涵养使她总能识大体，顾大局，所以还是一往情深地培植、浇灌她们的婚姻之树，给外人的感觉:他们夫妻倒也是和谐、幸福的。 在帅府院内，于凤至当属小字辈，可她的彬彬有礼，博学多才，好善乐施和善解人意，却为自己矗立起一座受人仰慕的碑。 于凤至在府内做事有板有眼，事有见地，人们有事多愿意与她商量。就连张学曾、张怀曈想要给许夫人办寿酒都请她给出主意。在张作霖的几位夫人中，于凤至对卢夫人格外敬重。她十分钦佩她能视冠英、学良、学铭如己出的美德，所以一直寻机加以回报。和卢夫人形同母女，她不但对自己的亲属毕恭毕敬，尽心竭力，对下人亦不摆少奶奶架子，于凤至平易近人，帅府的下人都愿意接近她。 于凤至入帅府以来，以自己独有的庄重、内敛、仁义，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赞誉，也更加使张氏父子对这位女子刮目相看。 张作霖娶于凤至为儿媳，当初想法很简单，一是想以这种方式回报于文斗的救命之恩;二是希望于家女儿能给儿子带来好运。不曾料到儿媳竟然还具有诸多美德:尊老爱幼，相夫教子，善待下人，聪明睿智。据他自己的经验:如果女子贤惠、聪明，就可以充分发挥男人的最大力量。相反，女子愚蠢、刁顽，也会大大减弱男人的力量。夫妻之间的关系犹如弓与箭，夫如箭，妻如弓，如果弓坏了，箭就无法射出去。学良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真是他的福份。可自己当初还应允学良在外找女人。张作霖觉得多少有些对不住这孩子，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于凤至格外关照，高看一眼。据传张作霖特别给儿媳面子，他平时发怒时，别人不敢上前，于凤至一劝即可消气。 张学良在同于凤至婚后的漫长岁月里，也越来越被她的友爱、体谅和痴情所感动。他们在1916年结婚，那时学良只有15岁，于凤至也仅19岁。婚后，于凤至可谓双重身份:既是妻子，又是大姐。作为妻子，她已察觉出学良对她用情不专，与别的女人在外同居。面对这些她没有哭闹过，也不曾以疾言厉色来责怪他，而是默默地把苦涩埋在心底，对学良仍然一副温良恭顺的样子。作为大姐，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问寒问暖，没有半点怨言。1927年，张学良结识了赵四小姐，他们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面对丈夫的情人，于凤至没有失却昔日风范，待她如同姐妹。这些深为张学良所感动，钦佩。所以，张学良对赵四提出，如果她愿意跟随他，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秘书，对中国人则可称其为侍从小姐。此后他们三人一起出出进进，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凡是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都羡慕他有个和美的家庭，称他有两位贤内助。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将张学良扣押起来。时值于凤至正在美国旧金山陪伴子女求学，得知此消息后，她立即给宋子文发来电报“学良不良，心急如焚”。希望宋子文能帮助周旋此事。随后，她携带子女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由旧金山飞抵南京，求见蒋介石。蒋拒不接见。于凤至无奈只好请宋美龄母亲出面(早年，于凤至曾拜过宋母为干娘，宋母也把她认作四女儿)，并求宋美龄帮助一道做蒋工作。蒋介石仍不开情面，先是通过高级军事法庭将张学良判为有期徒刑10年，尔后又长期软禁。为此事，宋子文曾一气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宋美龄也同蒋大动肝火。于凤至为搭救张学良，几经周折，后因有病急需治疗及考虑到子女的前途，她才又再次携子女赴美。 张学良在溪口幽禁期间，曾住武岭学校，二日后，移居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之后当局允许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和他同住，两位商量之后，每月一替一换，轮流来此陪伴张学良。于凤至由上海乘船来宁波，赵四小姐则由宁波去上海，有时她们也一同留在张学良的身边，小住几日。 适时，赵四小姐和张学良所生的独子张闾琳(后在美国任太空总署工程师)，还属幼小，正是需要母亲在身边照顾的年龄。于凤至为了使赵四更好好地抚养幼子，便说服赵四小姐返回上海，自己留下。而后的三年幽禁中，她由溪口辗转奔波江西、湖南的生活，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乳房烂疮日渐加重，张学良便向军统局局长戴笠提出，让于凤至出去治病，由赵四小姐来照料自己的生活。蒋介石批准了张学良的要求，自此，天人两隔。 出院后的于凤至暂时住在女儿张闾瑛家里，在女儿、女婿的精心照料下，于凤至的身体康复得很快。张闾瑛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为她补习英文。在治病期间，她的日常口语对话早已不成问题，经过家庭教师专业辅导，她很快掌握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身体渐渐地康复，于凤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发现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挣钱。虽然依靠伊雅格的资助，她暂时渡过了难关，但长此下去必将是坐吃山空。丈夫获释遥遥无期、在美国生活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治病需要钱，于凤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钱对自己如此重要。 于凤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讲述了她第一次走进华尔街股票交易大厅的感觉。刚来美国时，热心的莉娜曾经带她去过华尔街股票交易大厅。莉娜告诉她，这是一个疯狂的地方，有的人可以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有的人可以一眨眼间成为穷光蛋。四处寻求生机时，于凤至第一个就想到了这个股票大厅，别人能凭着炒股成为百万富翁，我为什么不能,至于能不能成为穷光蛋，她没有想，她记起的只是父亲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闺女要是做买卖，肯定是把好手”。 就这样，于凤至带着一种被逼无奈、同时也带着一种自信闯进了股海。凭着当年东北大学文法科的教育基础，凭着从富商父亲于文斗那里遗传下来的经商基因，以及当年东北第一夫人的胸怀和胆识，她很快在股市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大起大落的股市里纵横捭阖、游刃有余，顺利地掘到她事业的第一桶金。 有人说，华尔街股市里都是赌徒。但于凤至具有赌徒的胆量，却没有赌徒的疯狂。股市上每有盈余，她便购买房产用于出租，慢慢地有了一些稳定的收入，她再也不用为钱而发愁了。 西安事变发生时，于凤至刚由西安来到英国不久，她的女儿张闾瑛和儿子张闾珣、张闾玕自从张学良1933年下野出洋、携家人游历欧洲后便留在英国。正在英国安排子女读书的于凤至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宋子文，要他一定保护好张学良的安全，并草草安排一下便赶往国内。当于凤至满心焦虑地来到南京时，张学良已在羁押之中。就从那时起，她陪伴着张学良由南京到浙江奉化、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沅陵，1940年又被转移到贵州修文阳明洞。在4年辗转流迁的幽禁生活中，于凤至与张学良共同经历着由副司令变为阶下囚的惊天突变，相濡以沫地度过了艰难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生活的颠沛流离、特务的刁难虐待、心情的苦闷抑郁慢慢地蚕食着体弱多病的于凤至的身体。1940年春天，积郁成疾的于凤至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对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人们来说，患上乳腺癌就等于是被宣判了死刑。无可奈何之下，张学良夫妇求助于宋美龄，在宋美龄的协调帮助下，于凤至带着贴身侍女及张学良的一名副官从上海搭乘国际航班来到美国治病。临行前，张学良告诉她，他们在北京时的老朋友、前美国驻北京公使詹森?肯尼迪和夫人莉娜会帮助安排就医。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于凤至一下飞机就受到詹森?肯尼迪及夫人莉娜的热情接待，在他们夫妇面前，于凤至感受不到丝毫的轻慢。他们帮助于凤至安排好住处并联系好了就诊的医院——位于纽约城郊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研究中心的哈克尼斯教会医院。 在这所闻名遐迩的教会医院，负责为于凤至治疗的是著名的肿瘤专家温斯顿?比尔。经过x光检查确诊了左乳病变的准确位置后，比尔决定采用保守疗法，这样可以使术后的于凤至仍然保持原有的身材。在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比尔医生先后为于凤至做了三次难度较大的肿瘤摘除手术，顺利地摘除了左乳内三枚卵石大小的肿瘤。虽然三次手术过于麻烦，却可以减少乳房外面的创口。 然而，由于癌细胞的病变转移，一年后，比尔不得不提出摘除整个左乳的治疗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于凤至起初为保留左乳固执地僵持了几个月，后来在詹森?肯尼迪夫妇的极力劝说下，于凤至终于妥协，同意了比尔医生的建议摘除左乳。 术后的化疗缓慢而痛苦，在化疗期间，于凤至的头发几乎掉光了，人也变得愈加憔悴、虚弱，一向瘦弱的身体几乎成了皮包骨，体重不足45公斤，所幸的是性命终于保住了。 于凤至在与张学良一起生活的20年里，风风雨雨，沟构坎坎。她给予他她所能给予的一切:时间、关怀、体谅、爱护、帮助……。张学良去台湾后信仰基督教并接受洗礼。根据基督教教规，已婚男人只准有一位夫人。宋美龄就抓住了这一点作为借口，用政治手腕胁迫张学良同于凤至离婚，好断绝张学良申请去美国探亲定居等的理由。于凤至对于这些怎能不知,无奈之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然而在他们正式离婚之后于凤至仍然视自己为张夫人;离婚后张学良给她来信的称谓没有变化;宋美龄每年给她寄的圣诞贺卡上，称谓也仍然是张夫人。起因是:1964年7月1日，台湾《希望》杂志在创刊号上刊载蒋家父子利用张学良的长信通过特务炮制的《西安事变忏悔录》， 当时正在美国洛杉矶养病的张学良结发妻子于凤至，在听到这一消息时显得格外震惊和气愤，因为她从辗转得到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屈辱。这篇奇怪的东西让她蓦然想起1940年在贵州与张学良分手前的一些秘密谈话。 当时，于凤至在贵州幽禁地因被检查出左乳发生癌变，才经宋美龄暗助前往美国就医。临行前张学良叮嘱她:此行赴美就医，无论将来病情是否好转，都不要再返回贵州。他希望于凤至到美国后，设法把当时尚在英国读书的几个孩子转到美国继续学业。当然张氏此举的更深层含意是蒋介石有一天要斩草除根，而于凤至去美可为张家保存“骨血”和“人脉”。在谈到自己今后能不能去美国与于凤至相会时，张学良告诉她:只要蒋介石在世，他就绝对不会有出头之日。而他只要有一口气，也绝对不可能“认罪”。 基于上述原因，当1964年于凤至在美国听说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发表的时候，她的第一感觉就是: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假的，甚至是蒋介石及特务以张的名义伪造的。可是，这一次于凤至是真正地想错了。因为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篇刊载在《希望》上不久又被台湾下令收回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不但确是张学良亲笔所写，而且还是应蒋介石的要求不得不写的。只是这篇上陈蒋介石有关“西安事变”经过的长文，并不是以“忏悔录”为主旨，而是以“回忆录”和“长信”的方式形成的，发出此信后又被台湾当局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并被冠以“忏悔录”三字对张学良进行丑化与诋毁罢了。 不明真相的于凤至借此在美国掀起一波“为夫叫屈”的传媒大战。《洛杉矶太阳报》首先刊发于凤至谈话，进而向台发难。接着《纽约时报》 也载长文抨击台湾长期羁押张学良。由于张学良在西方的政治影响及于凤至女士借台湾“伪造”《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事在国会参众议员和司法界上层人士中的奔走呼号，很快就造成了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声势。这样，就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于凤至的强烈不满，其中不仅包括蒋介石父子，甚至也包括与于凤至始终姐妹相称并素有往来的宋美龄的不满。于是，蒋介石有意改变对张学良的处置意见:与其长期幽禁而惹是生非，不如快刀斩乱麻以绝后患。这就是张学良和于凤至必须解除夫妻关系的政治背景。 据新发现的有关史料，真正意识到张学良和于凤至必须离婚，而且一定要敦促于凤至马上离婚的人，并非之前相关纪实文学中所说的宋美龄，而竟然是张学良的多年至交张群先生。 张群早在1929年张学良易帜前夕就受蒋介石指派前往东北沈阳。张学良子承父业后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断然决定“东北易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听从了南京政府特使张群的建议。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蒙难并失去自由的20多年里，张群由于政治方面的多种原因，暂时与幽禁中的张学良疏远但仍然保持着神交。1959年张学良从高雄迁回台北后，张群又成为张宅的座上客。而这次张学良和于凤至离异，为什么始作俑者竟会是张群这位台湾政坛的重要人物呢, 张群过问张学良家事，并情愿亲自赴美游说于凤至在协议离婚手续上签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发生作用，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于凤至在美国听说张学良发表《西安事变忏悔录》后对传媒发表的多次谈话。 于凤至在美国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起救张呼吁攻势，非但没有起到营救张学良和让张学良有一天来美与她团聚的初衷，甚至在客观上还起到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于凤至虽然知道蒋介石惧怕美国，却不知蒋介石正因惧怕美国势力的从中干预，才忽然对幽禁刚刚解除，仍在蒋眼里是冥顽不化“东北虎”张学良的高度关注。 蒋介石始终认为只要于凤至还在美国，张、于两人亲生的几个子女还在美国，那么张学良的心始终会向往美国，这无疑就是张学良将来的一条后路。而身体状况始终不如意的蒋介石，当然不能不顾忌到他百年以后不想看到的事实:“东北虎”有朝一日飞出台湾，飞到美国后再前往中国大陆～ 蒋介石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于台湾大溪行馆召见幽禁中的张学良以及后来同意宋美龄关于让张氏从高雄搬回台北的建议，完全是基于宋美龄在其中发挥和解玉成的作用，当然后期也有其子蒋经国的游说因素在内。不然，若依蒋介石从前的主意，恐怕要一直将张学良幽禁至死方解心头之恨。 所以，1964年当蒋获悉于凤至在美国施压的消息后，在憎恨于凤至到处为张氏游说奔走的同时，也想起了仍在台北幽居的张学良。蒋介石甚至还萌发让张学良作杨虎城第二的罪恶念头。 张群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高层要人，他当然是最先洞悉蒋介石心中恶念的知情者。出于对至交张学良生命安全的考虑，张群认为有必要让张学良认清这样的现实:如果继续和于凤至保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很可能给张学良自由的彻底恢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张群也重提了张学良好友张大千对张的希望:尽快给赵四小姐一个应得的名分～ 张群的这种考虑得到了宋美龄的积极赞同。张学良也对此善意表示理解和同意。于是张群才以私人名义从台湾飞到了美国，秘密来到洛杉矶比佛利山上于凤至住所，当面向她说明与张学良办离婚手续的近因与将来的益处。 于凤至在其回忆录中又表示:“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肯给汉卿以自由。汉卿是笼中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了字。但我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 于凤至女士至死也没能再见张学良一面，这成了她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1990年1月30日，于凤至在睡梦中安然逝去。 1964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他们经过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后，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国人吉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婚礼。爱尔窦是张学良的老朋友，证婚人是年已百岁的陈维屏牧师。女方证婚人是黄仁霖。13人的来宾中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礼、冯庸等。 孙荃，1897-1978， 孙荃(1897~1978)女，原名兰坡，小字潜缇，大青乡人。幼入私塾，聪慧善学，深得塾师赏识。年24，嫁郁达夫，改名荃，随夫迁居安庆，上海，北京等地。达夫被日本侵略军暗杀于海外后，孙荃痛念国耻家仇，含辛茹苦，倾力抚育子女，嘱以勿堕乃父殉国之志 1897年生于富阳县宵井镇一个颇有资产和地位的书香世家。父孝贞先生曾经寒窗苦读十数年，但时运不济，福星不照，屡进考场，屡次 失败，十几年过去了，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怒之下，遂抛开 诗书，放弃功名，固守田园，重振家业，先是经营毛竹生意， 以后又办了小造纸厂， 两者的收入都甚为可 观，再加上祖上遗留下 来的百亩上好水田可 供出租，所以，家境之 富裕，资产之雄厚，地 位之显赫，在方圆数十 里之内都是数得着的。 毋庸置疑，像孙荃这样 的有地位有家产，而又 品性端正，才华出众的 少女，待字闺中时，不可能不招来一班贵公子、阔少年们的 倾慕和追逐。登门求亲者，托人缔结良缘者，你来我往，应 接不暇。然而数年过去了，那么多的求亲追逐者，却没有一 个能叩开她爱情的心扉。就在孙老先生为膝下娇女的婚姻大 事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远房亲戚干闲聊中带来了福音。说 县城里已故中医郁士贤家的三公子郁文正在东洋留学，年逾 20尚未婚配，可与孙小姐结为百年之好。讲求门当户对，是那个时代的最基本的择偶条件之一。因此，当他听到郁家既无恒产，又无恒业，仅靠两代寡妇摆摊设点维持全家的生计时，便不免对这门亲事犹豫起来。孰不科，孙荃听了父亲的介绍，竟欣然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原来郁达夫正是她心中所理想的少年情郎。 孙家应允以后，郁家老太太则有点犯难了。未来儿媳的相貌、气质、品性等是一无所知，更不知能否博得小儿子的欢心。这一点倒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考虑再三，于是通过媒人向孙家捎信说，要孙荃有空到城里来玩玩，其实就是要亲自给儿子“相亲”。在一个初秋的午后，孙荃忐忑不安地来到郁家。令她意料不到的是，她一进郁家门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家。首先让她感觉欣喜的是郁家有一幢3开间的老式楼房，听人说城里人有着如此规模的房屋是不多见的。况且它坐落在风光明媚的富春江边，景色宜人。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因而在见到郁母的时候，就显得格外自然和亲切。当时她留给郁母的印象也蛮好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像一泓清水，晶莹透彻，不时地闪烁着诚挚和智慧的光芒，两条乌油油的辫子长垂腰际，给人以健康硕美之感，丰满圆润的臀部，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这一点，对守寡多年，膝下子孙不欢的郁母来说是再满意不过的了。所以，一见之下，她便对孙荃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产生了好感。对日本女性追逐一次次失败的郁达夫，此刻正陷入性饥饿、性苦闷的烂泥沼而不能自拔，突然收到家中召他回国定亲的书信，且又闻女方是故乡一带有名的丽姝佳人，于是乎，他那颗已近似沉沦的心又得到了复苏。郁达夫与孙荃从订婚、相识到洞房花烛夜整个过程，完全是由命运之神从中牵线、撮合的。仅凭个人容貌、气质、情趣、学识以及家庭财产、社会地位等因素。二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二者一是满腹经纶、风流倜傥的东洋留学生，一是缠小脚、扎大辫的乡下女子;一是富甲一邑、声名显赫的大户人家的干金;一是破落乡绅之家的飘零子弟。然而命运之神独具慧眼，硬是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秋闺第一首 郁达夫与孙荃从7月初相识，到8月末旬分别，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其感情交流已是相当的融洽了。彼此不但有书信来往，诗词唱和，而且还曾商量过有关结婚的具体事宜。郁达夫去日本前夕寄赠孙荃的几首小诗便是证明。如 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 解识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 梦隔蓬山路已通，不须惆怅怨东风。 他年来领湖州牧，会向君王说小红。 杨柳梢头月正圆，摇鞭重写定情篇。 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宫再五年。 立马江浔泪不乾，长亭判决本来难。 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一纸家书抵万金，少陵此语感人深。 天边鸣雁池中鲤，且莫临风惜尔音。 这“热恋”中的离别赠言，虽只有几首清淡的小诗，而在实际上它却孕育着千言万语和用笔墨所难以描述的丰富内容，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思之令人缠绵悱恻。其一，诗人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对爱情执著、坚毅的“云英”、“罗敷”等丽姝才女的歌颂，借以表达对未婚妻孙荃清丽容貌、高洁心灵的赞赏之情。其二，诗人借南宋词人、名士姜白石和娇妾小红夫唱妇随，相亲相爱的典故，仿佛是在向孙荃暗示说，我们之间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和感情交流，爱的桥梁已架通，不久的将来，像姜白石和小红所过的那种“白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的蓬莱仙境便会到来。其三，诗人委婉地向孙荃吐露了自己暂时还不能答应马上与她举行婚礼的苦衰，希望孙荃能够体谅他，默默地在闺阁里再守上五年，等他留学归来，经济自立时，再欢度那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良辰美景。其四，诗人利用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实甫的《西厢记》，李清照的《醉花阴》等人们所熟知的描写“离别”的典故和艺术手法，曲折地向孙荃表示了自己将出国时的复杂心境以及对她的无限留恋之情。其五，诗人明借对杜少陵《春望》诗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联的赞赏，而实际上的弦外之音却是在提醒孙荃以后要多寄信于他，以此来架起彼此心灵相通的桥梁。 秋闺第二首 相识之初，郁达夫对孙荃炽热的爱情，从其赠诗中可以看出，而孙荃对郁达夫爱的表现形式，在同时代的年轻女性中也是不多见的。 秋闺第二首 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显而易见，这首《秋闺》怀人诗是孙荃触景生情而作。其背景和大意是，深更夜半，月明星稀，万籁俱静，秋风掀起挂在门上的珠帘，露出了一弯皎洁的新月，照得大地如同白昼，就连房前台阶下已经凋零枯萎的花草也依稀可辨。于不经意间看到一株不愿与群芳共去的幽兰正频频向我招手致意。啊，我明白了，这“幽兰”之所以不愿与她的众姊妹一同离我而去，是因为她窥探出了我独居深闺，思念远方亲人的寂寞情怀，所以愿陪伴我度过这一个个孤独无聊的漫漫长夜。 秋闺第三首 百年身世感悠悠，灯下黄花瘦似双秋。 雁过池塘书不落，满天明月独登楼。 从该诗所充溢的哀愁和惆怅的语调中去推断猜想，这首《秋闺》大约写在诗人久候郁达夫的书信不至之时。因为郁达夫在赴日本的前夕，曾在赠别诗中用“天边鸿雁池中鲤”的典故暗示过孙荃要常常寄信于他，以此来保持相互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天边的鸿雁，池塘中的鲤鱼，都是古代传递信息工具的象征。多情善感的孙荃每当候书不至，或望见掠空而飞的鸿雁和池塘中嬉闹的鲤鱼时，一股思念海外漂泊亲人的情愫也就不期然地袭上心来，故有“雁过池塘书不落，满天明月独登楼”之感慨。 《无题》小诗 郁达夫与孙荃经过半年多的来往，两颗赤诚火热的心渐渐地撞击在了一起。1918年后，他们之间的那一首首情韵缠绵的唱和诗就是例证。如1918年初春时节，孙荃赠郁达夫的两首小诗是 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光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从这两首诗题名为《无题》的小诗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孙荃对待郁达夫的态度较之她写作《秋闺》等诗时有了明显的转变。前者多为狐疑、哀愁和不信任，而如今则只剩下深切的关怀和惦念了。对孙荃的这两首《无题>小诗，郁达夫是极表赞赏和钦佩的，特步其原韵，作诗四首以唱和。这里摘录两首以飨读者。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未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奇策献双亲。 论才不让相如步，恨煞黄金解弄人。 月感两首 “文为心声”、“诗言志”，这两句话用在热恋中的孙荃身上再恰当不过的了。自1917年和郁达夫订婚以后，心中每有所思所感，或触景生情时她都要诉诸诗文。较为满意的，便寄给郁达夫共同“欣赏”。1919年，她写给郁达夫的“情诗”有这样几首。 月感两首 笑不成欢独倚楼，怀人望断海南州。 他年纵得封侯印，难抵青闺一夜愁。 淋漓襟上旧啼痕，难断柔情一寸根。 正尔愁心无托处，何堪梦里遇游魂。 字字句句，可谓情切切，意绵绵，无尽的相思，无尽的关爱溢满了字里行间。这两首小诗，还给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孙荃的眼里心里，夫妻问的相聚团圆、恩恩爱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至高无上的快乐境界，什么“夫婿”封侯不封侯、挂印不挂印，她看得很淡很淡。 对郁达夫与孙荃之间的诗歌来往及其“唱和”，其长子郁天民在《幽兰不共群芳去》一文中曾有过很好的概括。他说，从孙荃仅存的诗篇里，我们既可看出“一座娴静典雅的塑像”，但同时也能听到“塑像内那颗承受着旧时代千重苦难的心灵的剧烈搏动”。又云“十分明显，她的诗，受到了郁达夫因‘时代的苦闷’所赋予的感伤气质的深厚影响。但她没有呼喊，只是如泣如诉。” 订婚之初 郁达夫与孙荃订婚之初，原打算留学归来，经济上有了独立收入之后再来谈婚论嫁。首次赠孙荃诗中的“请守清官再五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1918年4月27日，他在致长兄曼陀信中说的“母老矣，不能为弟养妻养子也”，也同样表达的是这个意思。然而，随着彼此情感的变化，及双方家庭和家长的“催逼”，到了1920年，他们不得不举行婚礼了。 “催逼”他们早日举行婚礼的动力，首先来自女方。孙荃小郁达夫1岁，1 91 7年和郁达夫订婚时已是20有余，在当时，别说是江南一隅，就是在全国而言，都可算得上是未婚大龄青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类繁衍的基本法则，也是自然规律。据中国传统的势力和民间的风俗习惯，女儿到了该出阁的年龄，如果还没有出阁成婚，其父母和家人是要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乡亲们的热情关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促使孙氏家长“催逼”郁达夫早日回国完婚的第一动力。其二则是来自孙荃本人的强烈欲望。 相亲之后 孙荃自第一次来郁家相亲之后，便深深喜欢上了坐落在富春江边的这个破落的乡绅世家，并认定今生今世“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这之后，她不但经常到郁家殷勤服侍郁母和其祖母，而且还主动地给两位老人代笔与郁达夫互通音讯。久而久之，她不期然地与郁氏家族融为了一体。未来儿媳和孙媳频繁地在郁家走动，并将两代老人侍候得异常周到，自然会引起两位老人的好感，她们也希望这位温柔贤惠的“媳妇”早日过门到郁家生子育女。而此时此地的孙荃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和郁达夫的婚姻虽已有双方家长“铁定”，而且自己还不断与其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但这位风流才子，东洋留学生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他对自己的情感究竟如何，在眼前却是一片白茫茫，对未来更是不可预知。她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那一颖温柔善良的心，如果能和郁达夫同枕共眠一段时间，一定会博得他的欢心，赢得他的爱怜。因此，在她的心灵深处是巴不得早一点与郁达夫举行婚礼的。双方家长的态度，代表了孙荃的心声，而孙荃殷切的期待，又为双方家长早日与他们完婚坚定了信念。但在异乡他域的郁达夫，这时的心情则和他们完全相反。 其时当时在郁迭夫的心里，有点不大满意母亲的包办。以及嫌孙荃太土气，但他为了不使母亲伤心，想来一个“拖拖看”。不料孙荃却似乎吃了秤砣铁了心。双方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是早已定局的了，尤其是订婚以后孙荃就已有“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的决心了。此后，孙荃不但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还担起了与郁达夫通讯的代笔者。久而久之，迭夫在心灵深处，便对孙荃产生了好感，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排斥这个乡下姑娘了。——蒋增福《才女?贤妻?良母》 蒋增福在文中用辞特别谨严，也相当准确。订婚之初的郁达夫对孙荃确实是不那么感兴趣，也真是大有“拖拖看”的意思，只不过后来随着诗词唱和，书信来往，渐渐产生了好感，不再那么激烈排斥罢了，至于说到马上洞房花烛，共度春宵，恐怕在郁达夫的心里还没有这个准备。这是其一，其二，那时的郁达夫正一个心思地进行文学创作和筹办“纯文艺性杂志”，恐怕已无暇顾及回国绘声绘色之类的琐碎小事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又是那样的一种心态，郁达夫自然是极不情愿抛开“火热”的集体战斗生活，而回国与孙荃结婚。然而母命难违，盛情难却。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他最终还是向命运之神低下了高贵的头。 新婚大喜 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也不论踏平了多少坎坷，毕竟迎来了郁达夫与孙荃的新婚大喜。尽管郁达夫回国之前，双方的家长已就婚礼去繁就简一事达成了其识，但郁达夫到家后，他们还是想热闹一番。不管怎样说，结婚毕竟是人生的头一桩大事，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鸣炮奏乐，既是一种气氛，也是种宣言。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它等于明确向世人宣布，从此始，男女双方交欢媾和，生儿育女，已是合法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对他们已无任何约束了。当母亲把这个意思婉转地告诉郁达夫时，他的态度异常的坚决。“一切均从节省，拜 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皆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这一切虽然很苛刻，也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为了女儿能早日结婚成大礼，孙家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1920年7月26日，在乱云飞渡，红霞映满西天的傍晚，一乘小轿抬着孙荃走进了郁家的庭院。没有举行结婚的任何仪式，也没有证婚的媒人，更没有请亲朋好友来喝喜酒，连蜡烛花炮之类吉祥之物也全免了，一切都是无声无息的。 江南的7月，正值酷暑季节。夜深之后，大地一片宁静安谧，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而此时的郁达夫却没有一点睡意。他搬出一张竹椅坐在庭院里，喝着藿香叶泡的绿茶，望着闪闪烁烁的满天星斗，心事苍茫，一点也没有新郎官的那种高兴愉快的样子。自古以来，人们都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幸福。然而，身处其境的郁达夫竞无丝毫幸福的感觉，甚至还有点茫然。一旦想到今后将与这个“荆钗布裙，貌颇不扬”，仅“吐属风流”的乡下女子度过一生，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他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年迈的母亲，大概也看出了郁达夫的心事，无可奈何地规劝他正视现实，不可有别的非分之想。是呵，家中既无恒产，又无恒业，大户人家的女儿能嫁到这里，也应该算是一种福分，一种造化。如果再想人非非，自然是情理难容。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再之，母亲已老矣，也需要人照护了。想到这里，郁达夫有点汗颜惭愧了，悄悄地点上一支蜡烛，揭开了妻子的“红盖头”。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卷头语中有句话说得很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将这句话移到孙荃和郁达夫的婚姻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新婚之夜本来应是充满激情，欢乐无比的，而对郁达夫和孙荃来说，却是有点不应该有的悲哀——身患疟疾的孙荃，乍寒乍冷，浑身酸疼无力。脸上无血色，自然也就无光彩而言，浑身酸弱无力，哪里还有豪放奔腾的热情，再加上乡下女子的羞涩矜持，这新婚之夜，与平常一样——波澜不惊，悄无声息地随着雄鸡的啼鸣，迎来了新的一天。其中唯一可以值得纪念的有意义活动，是孙荃将一枚满带着深情和厚意的钻石戒指，作为“信物”送给了郁达夫。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因城里天气酷热，郁达夫和孙荃曾到宵井住了数天。远离尘嚣，山清水秀，碧云蓝天的乡村，无疑给自幼喜爱大自然、亲近野趣的郁达夫增添了许多欢乐。在这里，他没有无聊应酬的烦恼，也没有柴米油盐的困惑，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达官贵人，倩女艳妇，一切的一切都与他无碍，有的只是清闲飘逸。与岳父孙孝贞谈天说地，与丈兄孙伊清说医道诗，其乐也融融。 于不知不觉之间，整个暑假已在他们悲喜交加的新婚日子里过去了。郁达夫不得不再次离别故土，到日本继续他未完成的学业。郁达夫这次离别故乡与上两次不同，既有点伤感的情怀，同时也有些朦朦胧胧的留恋之意。因此，在去日本的途中，他每到一处，或每经一事，总要写诗纪之，抑或说是抒发情感更为恰当。这一切都恐怕与系念新婚的妻子不无关系。也许是苍天在有意考验郁达夫与孙荃这对患难夫妻吧，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处处设置障碍，唯恐他们过上舒心畅快的日子，以享天下太平。新婚之夜先是孙荃患疟疾，病魔缠身，哪里还会有激情和欲望，无疑，这影响和破坏了新婚喜庆的气氛。待孙荃康复了，郁达夫又不幸染上了，这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让人望而生畏的疟疾，既冲淡稀释了郁达夫和孙荃夫妇之间的浓郁热烈的“爱”，又在郁达夫心里埋下了痛苦的种子。新婚大喜中的这场猝不及防的疟疾，给郁达夫心理造成的伤害及在婚姻道路上投下的阴影实在是太大了，他只觉得前途渺茫，生死未卜，大有逃避现实，遁入空门之意念。总之，凄凉、悲哀、消沉诸种不健康的因素混合交织，是《病中示内》的基调，由这种基调构成的气氛，不可避免地在影响制约着郁达夫和孙筌的婚姻历程。郁达夫与孙荃新婚期间，另一件有意义、并值得纪念的是他在上海和东京分别购得了梦寐以求的随笔佳作《西青散记》。 《西青散记》通篇并没有演绎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故事，也没有猎奇斗艳，只是零乱地罗列了围绕在女主人“双卿”身边的一些琐事，“如遭到婆婆虐待啦，受丈夫狠毒的咒骂啦，去汲水啦，久患疟疾弱得可怜啦等等”，然而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小事的描述，将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琳琅满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而以乡村才女与平庸农夫的恩恩怨怨、生老病死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是成功的作品则是不多见的，史悟冈的《西青散记》开创了这方面作品的先河，再加上描写之成功，所以在出版之初，很打动了一些读者的心，并引起了一些“仁人”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郁达夫对《西青散记》所表现出的“特殊兴趣”，除去他对女性常“怀有倍于常人的关心和同情”之外，恐怕也与他当时的心境不无关系。 古代的“庄周化蝴蝶，蝴蝶化庄周”的奇妙幻觉，在两千年之后的诗人郁达夫身上又一次得到再现。《西青散记》中的“双卿”，和生活在身边的孙荃，在此时此刻郁达夫的脑海里，时常在变换更迭角色，亦真亦幻，倏忽不定。的确，双卿身上的诸多亮点，在孙荃身上都可以找得到。双卿多愁善感，能诗能文，孙荃也亦然，双卿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清清白白过人生，而孙荃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一点不比她差。唯一不同的是，双卿“清秀娇美”，孙荃则是“貌颇不扬”。双卿化孙荃，孙荃化双卿，一时间曾在郁达夫眼前化来化去，真假难辨。说白了，他是把双卿现实化了，而把孙荃则艺术化了。总之，郁达夫是把《西青散记》和现实生活结合来读的，把它读活了。 牺牲自己，成全他爱 郁达夫与王映霞 无论是安庆的“海棠”，或是北京的“银娣”，或是广州的“白薇”，都没有 毁掉郁达夫与孙荃的“家”，而杭州王映霞的介入，则完全彻底地将他们的 “家”送到了天涯海角。 对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孙荃也曾极力反对过，而且还以“殉死”相抗争， 但终因抵挡不住对他的“爱”，最终以牺牲自己，成全了他的“爱”。 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完全还原为了一个传统的、本质的中国妇女。 “相夫教子”是旧时代中国已婚妇女的天职。 忍辱负重，抚育孩子 “忍辱负重”是旧时代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天职和美德在孙荃身上都得到了具体体现。 郁达夫和孙荃分居时，这个不幸的弱女子身边尚有三个嗷嗷待乳的幼儿——文儿两岁多，熊儿一岁多，胖妞几个月。为了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也是为了顾全郁达夫的名声，孙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含泪默认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实，自此，吃斋念佛，含辛茹苦地抚育三个孩子。 郁达夫的长女黎民在《我的母亲——孙荃》中，曾这样记录了孙荃带领三个孩子艰难度日的辛酸。 在生活上，孙荃是竭尽全力，为子女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使他们有衣穿有饭吃:而在他们读书受教育问题上，孙荃则使出了浑身解数，倾注了全部心血，使他们三人都学有所成。 即使在逃亡途中，缺衣少食，没有学校可读的情况下，孙荃也一刻没放松孩子们的学习。没有老师就自己教，没有教材就选读古文古诗和郁达夫的作品。郁黎民在《我的母亲——孙荃》中回忆，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富阳县城沦陷，母亲为了不做顺民，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逃到离城三十里的乡下宵井外婆家去避难。生活当然更加困苦，在没有学校，没有教师的困难条件下，母亲也未放松我们的学习，她亲自教我们读书，教材是在逃难时随身带着的部分旧书，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活叶文选》及其他小说和父亲的作品与新编杂志等，并要求我们每读一篇就要能背诵出来。就在那一年，我们初次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也就在那一年，她教我们读了不少唐诗和《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当她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当讲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又是那样的低回感叹～可惜我和弟妹都还年幼，根本不能体会她当时辛酸孤寂的情怀。 孙荃就是这样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旧时代的杰出女性。她和郁达夫分居时，三个孩子都不谙人事，特别是在郁达夫流亡南洋后，经济上已没有一点外援。平时的衣食住行及孩子们的学习费用，全靠以前的积蓄和自己的双手劳动所得，就这样，在国破家亡的境遇里，她硬是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而且都受过高等教育，这其中的“辛酸”，真是常人难以理解。 岁月流逝，无尽思念 孙荃和郁达夫分居之初，曾一度对他十分怨恨，怨他不顾多年的夫妻情分另觅新欢，恨他丢下三个孩子不管，只图自己的幸福。孙荃对郁达夫的怨气和憎恨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淡，尔后便是无尽的思念和回忆。20世纪40年代末期，孙荃看到胡愈之写各全国文艺界的报告《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才知道，已分居多年，杳如黄鹤的夫君早已为国捐躯，血染异国土地。顿时，泪如泉涌，浮想联翩。在她家的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照片，每逢旧历的7月15(富阳乡俗中的“鬼节”)，她总要向南天遥望，希望夫君的“魂兮归来，反故乡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祭奠和哀思。 思念夫君，悲悼亡灵 思念夫君，悲悼亡灵，伴随着孙荃度过了她多灾多难的后半生。愈是到晚年，这种情感愈是突出，愈是强烈。新中国成立后，孙荃最关心的就是郁达夫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并坚信，“等到政治清明时，自然有人会去从事郁达夫研究，去研究他的作品，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公允的地位。”(郁黎民《我的母亲——孙荃》) 与世长辞，未能看到 她老人家所盼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可惜她未能看到。1978年3月29日，孙荃与世长辞，终年81岁。弥留之际，她不无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追思孙荃老人的一生，她确实是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乡里乡亲，无愧于子孙儿女。她的一生实在是艰苦辛酸的一生。对国家，她是一个爱国的公民，对丈夫，她是一个柔顺而识大体的妻子;对儿女，她是严厉而又慈祥的母亲。她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是贤妻良母的典型，更是一个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她不甘自弃，努力自学，想跟上时代。劳苦一生，默默以死。这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 孙荃是郁达夫的原配夫人。郁天民的母亲，我的婆婆。我与孙荃夫人相处三十年，婆媳之情胜似母女。如今在世的亲属中数我与她相处的时日最长了。孙荃于1978年病故，享年81岁。这十多年来，每每我想起她时，爽朗的声音仿佛就在空中回旋。天民是个孝顺儿子，每晚至少抽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母亲聊天解闷，谈国家时事，谈农事节气，内容无所不及。当然，我婆婆谈得最多的是她的过去，尤其是对郁达夫的深深回忆。孙荃自幼聪慧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知书达礼的才女。郁达夫对她的诗词也赞赏有加，而孙荃对郁达夫的饱学多才更是十分钦佩～两人于1917年8月30日(农历7月13日)订婚，从此开始书信诗词往来。远在日本的郁达夫对孙荃和的诗词总是精心批阅修改。在鸿雁往来中，孙荃不仅诗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对郁达夫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也有了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早在1917年8月，郁达夫寄给孙荃的、称之谓《云里一鳞》的长信，就使孙荃感受到他的博学多才。这封信的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诗论一束”部分，孙荃常常为之叫绝。其中有“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义集乎～”从对历代诗人的评价中也可看到了郁达夫的读诗素养是高人一等的。又如1917年10月11日孙荃寄给郁达夫的《秋闺》之一，原稿是: 暑退凉秋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者，触我深闺万里情。 郁达夫为之改了六个字以后则成: 风动帘珠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所改诗句，有的仅一字之差，但描神写意的情调就显然不同了。 孙荃对郁达夫的钦佩还表现在对他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孙荃回忆郁达夫留日生活时特别提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在郁达夫寄给孙荃的书信中，以及郁达夫从日本带回富阳交孙荃保管的早年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他身为弱国子民，在日本受人欺凌和侮辱所发出的愤慨，以及对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痛恨。1917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上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孙荃是最早看到这些以身许国的誓言的人，是真正理解郁达夫的人。在郁达夫的《沉沦》出版以前，也是孙荃最早读完这本惊世骇俗的大作，并深刻的领会其主题。所以，当郁达夫因该书的出版而遭受攻击时，孙荃则劝他:“犯不着为这批人生气，看不到主题，盯着那几句低下情趣的描写不放是别有用心的。” 卖花声——送外东行 孙荃和郁达夫于1920年7月24日(农历6月9日)结婚。这个一生唯一的婚姻不知给孙荃留下了多少幸福，多少悲哀和多少追悔的回忆。但是不管怎样，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总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丈夫和父亲。孙荃夫人常常跟我谈及记忆，婚后六年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那是1922年春，郁达夫将去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前夜，两人在离情别绪的伤感中还和声填词一首: 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荃)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达夫)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这五十四个字的词作浓缩了多少夫妻的恩和爱呵～当然，郁达夫的再娶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所带来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在我与她几十年朝夕相伴的时候，甚至她在晚年的回忆里，从没有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郁达夫虽然是个较快接受新思想的人，但我国传统道德在他头脑中夜是较深的。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他人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媳徐天真的哥哥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黑色的钢笔，虽已破残不堪无法再用，但总不忍丢弃，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故居西楼书桌的抽斗里。 充满温情的丈夫 郁达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 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充满温情的父亲 当孙荃回忆起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那次的情况时，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熊儿问他住几天，他只说很多天，没有确切日数。孙荃追忆这段往事 时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 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 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 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岳母的 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无动于衷。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 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 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 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 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妻子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父子(女)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之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是显然不同了。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容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学识渊博，才华横溢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荃盼望丈夫有欣然归来的一天。当丈夫牺牲海外的确切消息传来以后，孙荃夫人的唯一愿望是想将郁达夫近五百万字的著作和未搜集的诗词出一套《郁达夫全集》，可惜至1978年3月孙荃夫人逝世时尚未能如愿。如今不但有了全集，而且不同版本的著述陆续问世，孙荃夫人如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郁达夫一生娶了三位妻子，最后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烈士证书的，只有孙荃。这也是她晚年的精神寄托。同时，她为郁达夫感到骄傲，因为他终于实践了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完成了“为国而死”的心愿。如今，我的婆婆孙荃夫人作古近二十年了，每当忆及，我总在想:孙荃夫人仍在等待，等待丈夫魂归故里，九泉相会。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富阳郁达夫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