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军政党治[权威资料]

民权军政党治[权威资料] 民权军政党治 许多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观问题。历史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还是一个“应然”的过程,是支配所有人的“宿命”，还是个别大人物的“意志”决定一切,这是历史宿命论和历史目的论(唯意志论)之间的纠缠。对我来说，历史是人们之间、各个社会集团之间博弈的一个过程，它有逻辑可寻，存在一些因果链条、一些结构以及结构的建立、替补、转换和消解。 在中国近代(现代)政治转型中，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显然是至关紧要的。它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长思索。 北洋政府时期的基本政治转型原本是建立民国、确立民权。“民权”这个旗号，当时权威至高无上，不仅革命派认同，立宪派认同，甚至北洋系袁世凯之流，在利用革命形势颠覆满清王朝后，哪怕实际上他们另有打算，口头上也得接受这样一个旗号。但是，人民主权自始至终没有落实，实际的政治运作模式是军阀政治，而最后的结果则是以党国体制来收拾局面，这是北洋政府时期政治转型的三部曲。从民权落空，军政坐实，到党治收拾局面。在这三部曲中，究竟何种机制在起作用,这是我们所探讨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中国近代(现代)政治转型的前结构或潜结构。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皇权政治的结构。皇帝是最高的所有者和最高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天命”，皇帝名义上至高无上，但实际上却具有多种可能的政治运作模式，多种可能的模式不过是同一基本结构的变形而已，我们可以用“补构”模型来说明。 什么叫做“补构”,譬如一场足球比赛，每支球队上场11个球员，某个位置站着一个什么具体的人，需要根据情境不断变换，还有一些替补队员待命。若替换关键球员，则整个球队面貌改观，甚至影响比赛输赢。我们将系统结构不变，变换其中要素的情况称作“补构”。系统一旦建构，补构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更新形式，直到最终解构。 在皇权政治结构中，皇帝亲政是一种正常的形式，此外还有其它变异形式。由于年龄关系、身体状况、智力状况等等，皇帝并不亲政，实际政治运作采取几种变异形式，比如，摄政、训政，满清王朝曾先后出现过这样两种形式。在历史上，大臣辅政、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政等等是皇权政治的几种主要变异形式(大臣、外戚、宦官等类人是皇帝日常比较亲近的几类人)，这就是说，名义上的权力和实际上的权力可以分离。与皇帝亲政这一正常结构相比较，每种替补结构由于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资源匮乏(匮乏程度不等)，因而出现了状态各异的权力运作模式。一般地说，越是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资源的权力，越有可能逾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以便弥补自身不足。譬如大臣辅政，关键在于有无篡位意图，因此褒贬不一;外戚干政，威胁王朝血统继承，为正统所拒斥;至于宦官专政，并非宦官的生理缺陷和心理缺陷，而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资源严重不足，造成政治严重畸形。 民初建国时期，大家对于“民权”和“民主”的理解大致是与“君权”、“君主”相比较而言的。人们从传统政治思维来考虑问题，以为人民取代了皇帝的位置，人民就是皇帝。孙中山的“权能分别”理论、“训政”(“党治”)理论，就是把人民当皇帝。这种思维方式注定人民主权落空。以前是“帝国”，现在是“民国”，皇帝由人民来取而代之。但是，皇帝不管怎样，毕竟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人民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需要代表就像灵魂需要身体一样。君主似乎消失，但是君臣之间人身依附 关系依然存在，转换为国民(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领导代表集体、领袖代表国家，所以进而转换为国民(个人)与领导、领袖之间的关系，这还是人身依附关系。 人民主权如何落实成为问题，民初照搬照套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我们现在批判“全盘西化”，当时就是一个典型。对于西方式代议制民主形式如国会、内阁、政党，还有议员选举、总统选举等，当时国人几乎全盘照搬照套，以为这样可以实现民权，实现民主。结果事与愿违，民主成为幻相，民权成为闹剧。各党各派在竞选议员、竞选总统中，玩弄各种政治花招，贿选、作弊，无所不用其极。安福系贿选、曹锟贿选彻底摧毁了民初民主政治的实践，比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举国上下对于贿选深恶痛绝。人们不是从法律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上考虑问题，而是从道德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上考虑问题。其实贿选这样一个问题，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政治实践同样存在，但是在民初这样一种环境中，大家完全不能接受。贿选议员竟被称作“猪仔议员”，甚至遭到通缉，简直匪夷所思。西方式代议制民主形式――国会、内阁、政党，照搬照套过来，结果与中国固有社会和文化环境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陷于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提出的“全民政治”成为一个替代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既不同于西方的“代议政体”，也有异于苏联的“人民独裁”，全民政治不满足间接民权，而要求直接民权，似乎更加美好，其实不然。孙中山提出了四种民权即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其中选举、罢免两权是对官制而言，创制、复决两权是对法制而言;五种政府权即五种治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其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来自西方，行政(王)、考试、监察“三权分立”据称来自中国传统。两者之间的关键是“权能分别”。所谓权能分别就是说权属于人民，能属于政府;或者说人民有权无能，政府无权 有能;就是以人民为傀儡，以政府为万能。孙中山打了一个著名比喻:人民是阿斗，政府是诸葛亮，阿斗授予诸葛亮全权，人民委托政府全权代理。这里的要害是把人民想象为皇帝，皇帝不在，皇帝这个位置还在，将人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像填空一样。因此，所谓权能分别，就是一方面赋予人民虚权，人民的权力落空，成为傀儡人民;另一方面则授予政府实权，政府的权力坐实，成为万能政府。通过这样一个戏法，人民主权变成政府集权。民权完全被歪曲，民主彻底被颠倒。 民初，在人们实验国会、内阁、政党这套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形式的同时，实际的政治运作模式转向了军阀政治。军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又一变异形式，中央军阀武力统一，地方军阀武装割据。军队、地盘、政权三位一体是军阀政治的基本特征。而维系军阀组织系统的则是封建宗法关系。 袁世凯北洋系是时势造就的。首先，太平天国时期，满族八旗军衰落，汉人地方武装力量――湘淮军崛起，埋下了满清王朝覆灭的种子。曾国藩的湘军，尤其李鸿章的淮军是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前身。然后，通过小站练兵、保定军校„„，袁世凯训练和培养了一支新式军队――北洋六镇，为北洋军阀统治奠定了基础。最后，利用辛亥革命，颠覆满清王朝。辛亥革命不是革命派单独领导的，而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系互动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个派别，如果不参与、不支持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当时革命党力量并不足以撼动满清王朝，如果没有袁世凯利用这场革命达到自己目的的话，辛亥革命就有可能遭到失败。袁世凯利用革命，革命利用袁世凯。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军阀政治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力量阻挡他们。 袁世凯的统治原本是革命胜利的成果，但他自己的理解却是满清王朝禅让的结果。袁世凯的治国方针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说明他的治国理念仍然是洋务派“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一套主张。在中国传统德治框架下，西方近代(现代)法治效用流于荒诞。袁氏称帝可谓不识时务，他既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也遭到立宪党人的反对，甚至连保皇党人也反对他(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满清复辟)，终于导致北洋集团众叛亲离，分崩离析。一个大军阀倒下去，无数小军阀站起来，中国陷于军阀混战时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没有任何保障。 为了收拾军阀政治这一局面，只能采取一种比它更强有力的方式和方法。军阀政治是崇拜武力、迷信武力的政治。武力只能用武力去消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中国近代(现代)历史逻辑是从袁世凯开始的。但是军阀政治也有一个缺陷。军阀维系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依靠的还是传统资源，如封建宗法关系等，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成分。因此，消灭军阀政治的唯一方式和方法就是建立意识形态政党，进行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动员，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黄埔军校训练和培养了一支党军，这支党军消灭了整个北洋军。 孙中山原本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从创立中国同盟会，创建中华革命党，到改组中国国民党，他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终于在铁与血的历史中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虽然民主依然是他的目标，但极权却已经是他的手段。 孙中山的革命建国方略原本分作三步，第一步是军政，第二步是训政，第三步是宪政。训政就是党治。慈禧太后就是训政，因为光绪皇帝年幼，所以太后垂帘听政。同样，因为人民还在幼年，还是小孩，政治程度很低，所以必须训政，必须组建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像太后对皇帝一样，这就叫做“训政”，也就叫做“党治”。在背离“民权”上，“训政”(“党治”)理论比“权能分别”理论更进了一步。在权能分别中，政府权和民权的关系，起码在名义上，政府权还是置于民权之下，就像宰相置于皇帝之下;在训政(党治)中，党权和民权的关系，即使在名义上，党 权也是置于民权之上，就像太后置于皇帝之上。当然，三年军政、六年训政，哪怕情况发生变化，就像太后总有一天要撤帘归政，皇帝总有一天要亲政一样，政党也总有一天要还政于民，人民也总有一天要亲政。军政也好，训政也好，是暂时的，是过渡性质的，最后的目的是实行宪政。从皇权政治到民权政治，军政、训政只是“补构”，宪政才是“换构”。 什么叫做“换构”,譬如一场足球比赛，每支球队11个球员，除了守门员之外，其他后卫、前卫、前锋，可以按照442、433、352阵形变换结构。我们将系统要素不变，变换其中结构的情况称作“换构”。在系统中，换构是比补构更根本和更重要的自我更新形式。 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早在古希腊城邦(尤其城邦雅典)就已存在。当时人们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区别开来。家庭以内的是私人领域，它由夫妇、父子、主奴三种人身依附关系组成;家庭以外的是公共领域，除了奴隶、妇女、外邦人之外，自由人具有公民身份，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组成公民社会，奠定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民主政治以直接民主(轮番为治)为主要形式。从中世纪西欧城市里，逐渐形成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以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为轴心的市民社会，推动了近代(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这种民主政治以间接民主(代议民主)为主要形式。但是，这种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踪迹罕见。首先，中国传统家国合一，伦理政治不二，父家长制及其人身依附关系从家庭内部延伸到家庭外部。不仅君主(君后)成为国父(国母)，甚至各级官僚成为各级地方父母。其次，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军国体制占有相当比重。在军队中，将士、官兵之间的关系是命令-服从关系，这种关系经常移植到政治上，成为父家长制以外君主专制另一根源。再次，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没有贵族传统，或者贵族传统中断，或者被边缘化，被官 僚传统所取代，缺乏自由平等精神。最后，中国历史长期以来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政策使得中国社会缺乏契约意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总起来说，中国现代政治转型不是基于内部动力，而是基于外部压力。由于国家积贫积弱，迫使人民求强、求富、变法图存、革命救亡。但是，即使革命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结构。国民革命以前是“小革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国民革命以后是“大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中国革命最为激进的产物和表现不仅是社会大革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不仅企图改变江山，而且企图改变人性。这是世界各国革命所没有的。英国革命是典型的政治革命，美国革命是典型的民族革命，法国、俄国革命是典型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特征均不典型。但是，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迄今没有取得多大成效。革命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带来民权和民主，相反，暴力革命逻辑使得强力思维模式(“直接行动、根本解决”)成为惯性。家国体制虽然被冲击、被破坏，但军国体制却在党国体制中得到巩固。抽象的人民概念被当作“主人”，而具体的公民个人却继续被“公仆”不断规训。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蒋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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