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型和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法律规则》这篇论文着眼于阐释在特定国家中市场经济类型和法律制度类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注意到,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趋向于为普通法法系国家,而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趋向于为民法法系国家,于是,他对此做了一番分析研究。作者认为,法律制度体现了社会偏好,社会偏好反映在分配权利与责任的法律制度之中,因而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偏好不同,导致了体现社会偏好的法律制度不同,经济制度类型也有所不同。而法律基础规则又是连结社会偏好与具体法律制度间的一个纽带,这些法律基础规则不像具体法律规则那样容易变化,它们塑造了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样式,而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类型之间的联系也就在于分配基本控制权利的基础规则。
作者把法律基础规则类型化为实体性基础规则和程序性基础规则来考察,并分别用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与民法法系国家的典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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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与普通法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两个国家的契约法与公司法实例来与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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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性基础规则是指分配可以决定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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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量的规则,它决定了私人关系多大程度上是意思自治的或须遵行强行性法律。程序性基础规则是指分配可以启动司法审查力量的规则,它决定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寻求司法审查以解决纠纷。在德国,契约自由更多地被社会规范所限制,而美国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德国公司法的基础规则是非自治性,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公司章程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美国公司法的基础规则是:除非法有规定,皆可由当事人意思自治排除适用。同时,德国公司法偏向选择性的可诉性和集体起诉权,而美国公司法偏向普遍性的可诉性和个人起诉权。两个国家法律基础规则的不同,体现了它们各自的社会偏好,同时深深影响着它们的市场经济类型——德国为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有着更多干预,而美国为自由型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更少干预。
将作者的分析框架放到中国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属于协调型市场经济一类,但与德国相比应存在着更多国家干预,企业更多的靠非市场的关系来协调它们之间的活动。这一方面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关,与改革开放前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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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后遗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法治水平、国家发展阶段相关。在契约法领域,我国奉行的是社会规范限制下的契约自由,法院可以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抽象原则为由否定当事人之间因意思自治订立的契约。在公司法领域,我国公司法的基础规则也是非自治性的,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公司章程不得排除法律规定的适用,且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较多,规定的条件较严格,反映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程序较高。同时,公司法赋予股东的起诉权较少,规定的条件也较高。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