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军方内部演讲直指香港问题症结
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
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
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1、关于话语权
先讲个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领导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会。其间,一名哥伦比亚上
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使我们深受其害。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也有钱了,不应该对哥伦比亚多给予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提出后,我方学员一时哑然。的确,如果顺着他提问的思路去寻找答案,将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他讲完后,我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放眼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
20世纪初,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
今天在座的很多外军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请问刚才提问的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曾支持过哥伦比亚游击队,可你知道中国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
今天,曼德拉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但当年,这个南非非国大党的青年领袖、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则给当时的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抓、在监狱关了27年。
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支持过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声名狼藉的
独裁者。美国当年也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被美国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上学。
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曾支持过的一些人,后来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应由自己负责,与我们当时支持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国,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艰苦斗争的人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提问的哥伦比亚上校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还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提问。座谈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从我讲的角度思考过那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捍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散布所谓“两头真”的“阴阳怪调”——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
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全是假的。
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
量“源泉”。
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
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最近,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
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不禁让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
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
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
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
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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