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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中国古代文论选读课的第一次网上视...【精品文档】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中国古代文论选读课的第一次网上视频活动。主要是讲先秦两汉文论的一些疑难问题。首先我们说先秦和汉代文论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先秦的论语;第二个是汉代的司马迁文论是重点。同学们在听课时要特别注意这两个问题。 一、先秦文论部分 1.《论语》的“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里提出来的,文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说。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2.孔子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1)孔子特别强调文艺的致于实际的作用。例如，孔子主张文学艺术与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文艺作为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的手段;再如，孔子还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外交服务，认为文艺可以帮助人处理政事、在外交场合维护国家利益;二、孔子还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提出诗的“兴观群怨”说，主张诗歌对社会政治、现实生活有美感、认识、和谐和批判的作用。 (2)孔子的“文质论”更是主张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另外，孔子还反对郑声，提倡雅乐。综上所述，孔子的主张就是文学艺术的内容要教化社会人伦，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反映社会政治，批判社会黑暗，文以致用，文要适用;形式上，则要求用完美的形式来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美感而醇正，质朴而雅正。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学观，都是与孔子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的。孔子的这些文艺观点正培养并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意的传统，应该说，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主流是积极的。当然，孔子有时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的、教化的作用，而忽略了它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作用，又必然扭曲了文学艺术的本体内涵。 3.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是什么, 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主要应该指《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提出的“尽善尽美”。就是说要求文艺作品“尽善尽美”，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孔子为什么说《韶》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呢,历代经学家中有一种解释，因为《韶》乐是舜乐，舜有圣德，是受禅让而得天下，故“尽善尽美”;《武》乐是周武王乐，武王是以征伐取天下，孔子反对用武，故认为《武》乐“尽善”而不“尽美”。 但到底什么样才叫“尽善尽美”呢,我个人认为孔子还说过的另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论语?为政》篇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 从音乐上讲，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总之，什么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呢,就是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怎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也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即要求文学艺术作品的“中和”之美～ 4.孔子的“诗可以怨”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方面所形成的悠久传统。 (1)从诗学理论方面看:“诗可以怨”被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范畴后，被后世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们经常称引和阐述，因而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传统理论命题，其内涵就是诗歌可以用来向统治者进谏，可以批评不良的政治现实，不过这种批评要委婉，不直露。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们常常称引、阐述和丰富这一理论命题，例如汉代司马迁在评价屈原和他的《离骚》等作品时，就特别强调他的“怨”的特点，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并且提出了其本质是怨愤和直谏的“发愤著书”说。汉代《毛诗大序》的“讽谏”说、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序》特别强调诗歌要抒发“怨”情(《诗品序》说:“离群托诗以怨。”)、唐代韩愈则提出了本质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说、白居易则提出了诗歌文章“为时为事而作”的美刺说等等，无不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诗可以怨”的理论传统。即使到了现当代，很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强调诗歌等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干预生活”，也是“诗可以怨”的理论传统的继续和发扬。 (2)从诗歌创作方面看:由于孔子“诗可以怨”被引入诗歌理论批评，成为儒家诗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并被用来指导诗歌创作，古代许多进步诗人文学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个理论，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这也就形成了中国诗歌中的“怨”——即干预社会生活，批评黑暗政治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屈原、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陆游，及至清代的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人都在自己的诗歌作品里描写社会现实生活，批评不良政治，主张社会改革，这无疑是受孔子“诗可以怨”的影响，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创作，创作了许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即使是现代当代诗人的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人的批判黑暗社会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诗可以怨”精神的继承。总之，孔子的“诗可以怨”是培养造就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 5.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其文艺观中有哪些体现,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大师，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的“仁政”观，主张“性善论”，在君主和百姓的关系上，其立场偏向百姓一边，具有鲜明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他批评统治者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都可以看出他的民本思想。在文艺思想上，孟子主张“与民同乐”，他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梁惠王下》)他认为，古乐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因为古圣贤之君能“与民同乐”，而“今之乐由(犹)古之乐”(《梁惠王上》)，认为只要统治者能“与民同乐”，则“今乐”犹如“古乐”，都可以欣赏。这种“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正是基于其“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前提下形成的，是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的。 6(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与先秦时期的“赋诗言志”对于《诗》的阅读、理解有什么不同, 据《左传》等典籍记载，春秋时期，列国间公卿大夫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常常“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的诗，不是指一般的诗歌作品，而是指“诗三百篇”中的诗篇，“赋《诗》言志”就是借“赋”(诵读)“诗三百篇”，即《诗经》中的诗篇以表达赋诗者自己的想法(“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郑国子展等七子应赵文子之请，“赋《诗》言志”。子展赋《草虫》，借其中的“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两句表达自己以赵文子为君子的心情。其他六子亦各有所赋，都是借所赋诗中的某几句表达自己不同的心情，其中不乏歪曲诗意以就自志的现象。总之，这种诵诗方法或割裂全诗，断章取义，或曲解诗意，穿凿附会，或对诗句作表面的机械的理解，以附和自己的主观意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就记载有“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的话。这种“赋《诗》言志”常常对诗的解读造成曲解和误导。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说与“赋《诗》言志”有根本的不同。“以意逆志”是说读者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解释诗的人，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诗本意的认识。应当以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知人论世”则是指要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就应当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作品的时代背景。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说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和作品解读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大量的诗话、词话等大抵都是运用这一原则进行文学评论和批评的。 7(分析孟子“养气”说的基本内涵。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出了“知言养气”说。所谓“知言”即是能够写出(和说出)美而正的言辞。所谓“养气”就是要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能够做到“养气”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这里的“养气”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都是积极的。南宋末年的爱国诗人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与他的正气沛然的《正气歌》正是“知言养气”说的最好实践与证明。 8(谈谈《庄子》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在文学史上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 《庄子》哲学本身崇尚自然，主张清净无为。因此，在文艺美学思想上，庄子派把崇尚自然、反对人为作为其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作为其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的原则。《庄子?秋水》篇明确提出要“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否定和取消了人的智慧和创造，这种哲学观点反映在文艺美学方面，就形成了崇尚自然，反对认为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原则。《庄子》将尊重自然绝对化，这无疑存在着片面性，但《庄子》中的一些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无不阐发其崇尚自然的艺术创造原则和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庄子》在这些故事里反复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即艺术虽也是人工创造，但因其主体精神与自然同化，因而也绝无人工斧凿痕迹，从而达到天生化成的境界。后世受《庄子》影响的 文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也都把这种境界作为对文学创作进行文学评价的一个标准，特别重视那种无人为造作之迹的合乎天然的艺术创造，他们反对雕琢堆砌，主张淳朴无华;反对矫揉造作，主张天然化成。这是《庄子》崇尚自然的文艺美学思想对后代文学艺术家艺术创造影响的主要积极方面。例如后代的大诗人陶渊明、王维、苏轼等的创作无疑都受到过《庄子》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创作了许多自然纯朴，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作品。 9(浅述《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重要贡献。 (1) 为了进入创作状态，对于创作主体，《庄子》提出了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 “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虚静”的认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即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不注重思辨型的理论探索。它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2)对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庄子》提出了“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3)从创作方法角度而言，《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0(谈谈《庄子》言意关系论对于诗歌意境论的启迪。 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既然言不尽意，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得意忘言”说，用“得意忘言”来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所谓“得意忘言”就是要求把语言作为“得意”的工具，但又不拘泥于语言文字本身，利用语言的有限表达的，借助比喻、象征、暗示等手法，来启发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以获得“言外之意”。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往往以少总多，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而《庄子》的“得意忘言”，正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这些奥秘，道出了文学创作应该追求的艺术效果，实际上正是揭示了后世意境论的一些内涵。《庄子》的“得意忘言”论在魏晋之后被引入文学理论批评，对后世有极大影响，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传统的形成，初步奠定了我国古代意境说的理论基础，并启示了后世诗文理论家对意境理论的继续探索。 二、两汉部分 1(谈谈司马迁文学理论批评观对现实主义文学有哪些积极意义, 司马迁文艺理论批评观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司马迁评价屈原时肯定了他的“怨”和直谏的精神,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肯定他的“直谏”精神。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情绪和对统治者的“直谏”精神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后世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是秉承这种精神，形成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传统。 (2)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说:“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代受迫害的进步作家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文学创作是有力的鼓舞和激励。同时,唐代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是受到过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3)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里对司马迁和《史记》有很多批评，但也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司马迁的创作中确实体现了“实录”的创作原则，例如他对当朝开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既写了他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和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眼光，也写出了他虚伪、狡诈、凶残的流氓无赖嘴脸。对当代“今上”的汉武帝刘彻，既表彰他打击匈奴、保卫国家的伟大功绩，也写了他加重税敛、穷兵黩武、任用酷吏的凶残和求仙访道、笃信方士的荒唐可笑。他的“实录”精神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著作公正不阿的写作传统，也对后世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坚持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有极大影响，杜甫的诗歌被成为“诗史”就是一例。 总之，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2(结合《史记》的某些内容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应该理解为:《史记》有哪些内容体现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说:“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就是说作家由于身处险恶的环境之中,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往往发愤著述,以发泄心中的愤懑,寄托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司马迁的《史记》的许多传记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由于政治环境和其他环境的艰险困厄，其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就常常以著书来寄托理想和信念。特别时《屈原列传》，写屈原由于受奸佞小人的迫害和昏乱君王的放逐，满腔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只能在其《离骚》和其他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苦闷，抒发自己的愤懑，最后自沉汨罗而死。这是“发愤著书”的一个典型代表。 至于司马迁本人，也由于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屈辱愤懑之情无以发泄，只能忍辱含垢，最后发愤写成《史记》，表彰正义,鞭挞黑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发愤著书”说的最好实践。 3.司马迁的“实录”与文学的真实性的异同。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 “实录”精神。根据班固的话，所谓“实录”就是以直接明白的言辞，记述事实的本来面目，既不虚假的美化，也不隐讳丑恶。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以真实的笔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既“不虚美”，也 “不隐恶”。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 4.《毛诗大序》对诗歌的抒情有什么认识,这种观点在文学史上有什么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1)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之说,《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乐记》更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虽然说的是音乐，但已说明了艺术作品的抒情性特点。《毛诗大序》继承先秦典籍,特别是《乐记》的观点，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明确提出了“情志统一”说。 (2)但《毛诗大序》又说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的抒情必须要符合礼义的要求,不能违反,对诗歌的抒情作用提出了限制和规范。 (3)《毛诗大序》的这种对诗歌抒情的认识和规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明确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即“情志统一”说，强调诗歌是抒情的，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但也肯定了“情”在“言志”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诗言志”说更进一步深化了。这对后世诗论家关于诗歌抒情的理论有积极影响;其二:提出了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即认为诗歌创作要从感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由此，在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和社会黑暗方面，就必须“主文而谲谏”，即要用委婉的文辞来表达谏劝的意思。这就没有脱离儒家“诗教”传统观念的保守性，限制了诗歌抒情理论的健康发展,仍然容易使诗歌成为礼义说教的工具。 5.浅述《毛诗大序》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论述以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 《毛诗大序》认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是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文章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诗歌便又不同的情感内容和风格特点，那么,反过来,从这不同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好坏和治乱得失。又如,它还提出“变风”、“变雅”，认为这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 对文艺和现实殊俗”的衰败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当然同样包括诗歌)上的反映,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其次,《毛诗大序》很重视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教化功用和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在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教化功用方面,文章说:“上以风化下”(统治者用文学艺术教育人民),“先王以是(指诗歌音乐等文艺作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指出诗歌是统治者教化人民的工具。在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方面，文章说:“下以风刺上”,“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形，以讽其上”。史官要收集民间的诗歌,以讽喻统治者。 总之，《毛诗大序》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有教育人民的作用,同时肯定了诗歌的讽刺社会批评现实的作用，这就为后来进步文学家干预生活、批判现实、揭露黑暗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观念为杜甫、白居易等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家所继承和发扬，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6(浅谈《毛诗大序》所具有的民本思想倾向。 《毛诗大序》是典型的儒家诗论观，先秦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在接触到文学的作用时，常常表现出民本倾向。《论语》肯定了诗“可以观”、“可以怨”，就是说诗可以观察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的状况，可以怨悱讽刺上政，对统治者进行谏劝。这就表现了孔子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心，是一种民本思想的体现。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这是他“仁政”与“民本”思想在文艺上的体现。《毛诗大序》发展了先秦儒家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带有民本倾向的文艺观，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的文艺纲领。《毛诗大序》在论述诗歌的基本特征时，肯定了诗歌是以人的情志为出发点，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认为诗歌是人们抒情言志的体现。另外，《毛诗大序》注重诗歌反映、批判现实，关注民生的政治社会功用，认为统治者可以“以风化下”，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下层人民可以“以风刺上”，并且要“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里，无论是教化人民还是讽谕谏劝，都是与社会民生有关，是关注社会民生的表现，带有一定的民本倾向。 7(简述《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之《毛诗大序》“题解”) 8(试述《毛诗大序》诗“六义”说的内涵。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文论选读课的主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的“题解”没有对“风”、“赋”、“比”、“兴”、“雅”、“颂”作全面解释，但后面的注释说:“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教材“题解”只是笼统地说:“它(按，指《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后来的经学家关于“诗六义”有诸多的烦琐的阐释和发挥，但都与我们的文学课和文论课没有什么关系，这里不必赘述。 9(试析《毛诗大序》的 “讽谏”说。 “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大序》提出了 “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毛诗大序》的“讽谏”是并不彻底的。它虽然认为诗有讽谏的作用，但又说:“上以风化下，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说对统治者的讽刺必须说得委婉曲折，要受“礼义”，即受儒家道德教条的规范和约束，不要过于激烈和直露。 10(试释《毛诗大序》的 “变风”、“变雅”说。 “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均为“变风”(但认为《豳风》是西周初年周公旦避流言时的作品，其余“变风”是西周衰落时期的作品)。将《小雅》中的《鹿鸣》至《菁菁着莪》16篇、《大雅》中的《文王》至 《卷阿》18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是“变雅”，是西周中衰后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看到了《诗经》中的一部分带有讽刺和讽谏意味的作品是对政治衰落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的批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总之，“变风”、“变雅”的说法，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11(分析评价王充“疾虚妄”精神对于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 王充提倡真实，反对“虚妄”,他自述写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论衡?佚文》)。所谓“疾虚妄”就是要求一切文章和著作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反对虚假妄诞的“奇怪之语”、“虚妄之文”，批判“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论衡?对作》)。王充着重探讨了书籍文章中的“增益之辞”。一方面，王充在解释《尚书》、《诗经》等先秦儒家经典和其它个别著作的“增益之辞”时，看到了文学创作中夸张、修饰的用心，认为这是“妥增”，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但另一方面，王充又没有把这种正确的理解贯穿于对所有书籍和文章的夸张描写之中，对浪漫主义创作、神话、传说等也予以否定和批判，认为这是“妄增”，即说假话，这就忽略了艺术真实可以想象、夸张、虚构的特殊性，体现了他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的缺点。 12.试论王充的文学发展史观。 王充之前和同时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多数思想保守，摹拟和复古成了时代风尚;汉代又是个经学章句大盛的时代，注经的章句往往下笔千言，语言艰深古奥，严重脱离现实。王充不满这种状况，他本着“疾虚妄”和“为世用”的精神,着重当代,着重实际，在《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表达自己的某些文学观的主张:主张独创，反对复古摹拟;主张言文合一，反对艰深古奥;在评价作者问题上，他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不能崇古贱今，向声背实，认为“古”一定比“今”好;后世超过前代，今人胜过古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观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王充进步的文学发展观。同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本着“疾虚妄”和“为世用”的精神,看重当代,看重实际,不盲目崇古信古,语言上他也摈弃古奥艰深的言辞，而采用当时的口语,这正是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13(王充《论衡》的“文为世用”说 王充认为文章应当有为而作，应当有益于世，“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王充所主张的为世用，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劝善惩恶，教化人民。他认为文章并非“徒调弄笔墨为美丽之观”，而是应达到劝善惩恶之目的，“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而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文》)。其二，“为世用”就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他说，“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佚文》)。王充主张文章应当“为世用”，对当时皓首穷经之辈，信伪迷真之徒，有着积极的碱砭意义。无庸讳言，其中也显然包含着迂腐片面的看法。 14(王充《论衡》的“言文合一”主张 针对汉代复古保守的文必艰深论，王充提倡文章的语言应当清楚明白。当时有人认为，“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自纪》)似乎文字越深奥水平就越高。针对这种以艰深文浅陋的不良文风，王充指出:“夫文由语也，……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语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因此，“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自纪》)至于古人之书所以深奥难懂，并不是因为古人才气大，而是因为时代相隔太久，古今语言不同，或是各地的方言不一样，“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自纪》)因此，王充提出自己的评议标准:真正好的作品，并不在于语言艰深，而是能深入浅出、喻深以浅的作品，“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自纪》) 问:“思无邪”是否可以从思想内容，创作态度，阅读效果等方面理解, 韩传达:《论语•为政》篇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从音乐上讲，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问:孔子所说的“诗”，是否意味着孔子有清晰的文学观念, 韩传达:《论语》里讲的“诗”“诗三百”多是确指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而非一般的诗歌。 问: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发泄自己的一己私愤，这是不是和当时的文艺氛围有关,他是不是怕累及自己呢, 韩传达:你讲的不准确，司马迁虽不泄私愤，但他批评了刘邦(汉高祖)、刘彻(汉武帝)。而他自己收到宫刑，但仍坚持创作《史记》，这不是“发愤著书”的体现吗, 问:《庄子》的言意关系论说，对后来意境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其影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影响有没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脉络, 韩传达:胡老师:你好～可以说，《庄子》的“言意”论实际上讲到了诗歌的含蓄，是对意境论内涵的最初阐述，启发了后代文论家对诗歌意境探讨。 问:韩教授，今年的考试有无变化, 韩传达:考试没有变化～ 问:书上说，自孟子提出“知言养气”说后，就逐渐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请韩老师能否例举几个具体的以气论文的例子说明此传统。 韩传达:最明显的例子是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韩愈的“气盛言宜”论。可以参看教材。 今天主要讲了先秦和两汉文论，这里面我们重点讲的是先秦的论语(孔子的文论思想)和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的文论思想，这是我们这学期的两个重点，我们下节课还会讲到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论，那里也有四个重点。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