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沙8年[宝典]

第四章 长沙8年[宝典] 第四章 长沙8年 上天启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1911年9月，我将满18岁了。我发现我的世界观如清早初升的旭日，正突破朦胧的晨光，冲散云层的迷雾，满怀与生俱来的探索外面世界的向往，渴望融入人生与社会的巨大洪流。 第一节 离湘乡，进长沙 对我这次长沙求学，爸爸很支持，我本来只要带三个月的生活费，他一下给我半年的钱，还从湘乡送我到湘潭。韶山到长沙直线距离不过100余华里，一条小路直插宁乡、望城两县，从湘江西岸入城。这条路主要靠脚走。另一条路走的少些，做船绕道湘潭。我本来打算走路，父亲提议坐船。我们从银田寺下水坐小船到湘潭，再从湘江码头改乘小火轮，顺流而下去长沙城。 在湘潭码头等轮船的时候，他说:“湘潭也有一个好学校，比东山的学校大，不妨去试试。”他的理由是:“这样你回家拿钱拿衣服也方便，我有空还可以顺便给送粮食”。我这时候完全像寄生在爸爸肚子里的一只小虫子一样，已经明白他的心事，他是临时后悔了，舍不得儿子出门。 我知道，这么贸然去一所陌生的学校，八成没戏。果然，等挑着行李找到爸爸说的那所学校时，就被大门口的守门人拦住了。爸爸说明来意，守门人露出一丝揶揄的坏笑:“你这儿子都比大人高了，怎么能来这小学读书啊,回家等着娶媳妇抱孙子吧。” 爸爸无可奈何地带我返回码头。他看着湘江，说了一句也是我听到他说过的唯一非常富有寓意和哲理的话:“你已经不是可以放在木盆里洗澡的小孩了，也不是池塘里放得下的牛犊了。你是龙，到湘江里自己游去吧。”我没有说话，我对龙没有具体印象，我见过虎，宁愿做头大老虎。 我和爸爸挥手告别，挤上从湘潭开往省会长沙的小轮船。 这次与我结伴前往长沙求学的有东山学堂的同学萧三。萧三比我小3岁，1896年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家财殷实。他的曾祖父是清王朝的举人，母亲是当地一位名医的女儿，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为人开明。萧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受益于父亲的言行“人生在世，要有抱负，有志气，有所作为”，所以思想自由开放，不喜欢受约束。他原本有一个非常文雅的名字叫萧子嶂，我们在东山学堂时都叫他子嶂，或许是受我的影响，他以后一直使用萧三这个非常平民化的名字。他有一个哥哥叫萧子升，也叫萧瑜，在长沙读书。 他也感觉对东山小学提供的教育程度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求知欲望，有离开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我跟他说，春天的时候，东山小学堂的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临走时留话给我，如果我想到长沙读书，就去就读湘乡驻省中学。箫三的哥哥已经在长沙读书，他家在长沙有亲戚朋友，和我这个大个子结伴前去，双方家长都很放心。 这是我第一次坐轮船，走向更远的地方，大脑非常兴奋。天气较热，大家在充满汗臭的三等船舱里昏昏欲睡，我却怎么也在舱里呆不住，就来到走廊和船头，一直呆在外面，观望着江岸、水浪、过往船只，还有那悬在半空中红彤彤的太阳。 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悄悄地升起来。我的大脑却在不停地高速运转，几乎没有要休息的欲望，还会进入一种冥想状态，好象又调出了那些深埋在潜意识中的记忆，也似是那些上天的启示好象要随着月亮的升腾而汹涌喷出，可我自己又无法独立地理出个清晰的头绪来。后来我看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才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就象汤姆索亚站在密西西比河中飘流的船排上一样，只可惜萧三不是那个哈克贝利费恩。在马克吐温的笔下，如果汤姆索亚是阳，那么哈克贝利费恩就是阴，他们两人思想一致，性格互补，组成一个整体。如果我是太阳精灵，我的太阴精灵在哪儿呢,箫三肯定不是，我只把他当成陪伴我去长沙求学的伙伴，无论在哪个方面，我们俩都不能形成互补。 我抬头凝望着湘江上皎洁的月亮，那是我的太阴吗,我想起了100万年前的吴刚和嫦娥，他们可是结伴去到汉广之地的啊～还有美 洲大陆那首古老的旋律《月亮河》，到今天为止，美国人和中国人也没有理解其歌词的哲学意义，都以为是现代人的诗歌作品。或许只有在印第安人土著部落采风的作者才会发现歌词里900万年前美洲文化的古老要素。 大家的理解影响了其他语言的翻译，还是我自己翻译成现代汉语吧。 Moon River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 day. Old dream maker, you heart 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月亮河》 月亮河，宽有一里多， 我今天终于骄傲地在你河面上渡过。 那远古传承的壮美啊，讲述着令人心碎的传说。 无论你流向何方，我都会追随你指引的方向开拓。 两个流浪的人，今天启程去闯世界。 去领略大千世界的无比广阔。 我们追寻遥远彩虹的末端本原真理， 在苍茫的天穹中窥寻探索。 陪伴我的有朋友哈克贝利，还有月亮河。 这个晚上，我突然感觉到孤独，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抑郁中…… 我很兴奋，也非常高兴。到长沙的第二天，我们径直找到湘乡驻省中学，找到贺老师和王老师，他直接把我带到校长办公室，介绍说我是最优秀的学生。我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长沙这所漂亮的学校，并在入学后有充裕的时间先来研究一下我心中这个古老又充满诱惑的城市:长沙。 当时的长沙有80万人口，熙熙嚷嚷、车水马龙的城市景象使我既兴奋又惊讶。它是湖南省省会，处于湘江下游、长江和浏阳河冲击盆地的西缘，位于湖南省东部，南接株洲和湘潭，西抵娄底，北达岳阳和益阳，东临江西省宜春和萍乡。从洞庭湖范围来看，从岳阳和益阳往南，虽然是平原，地势却一路走高，低洼平原缩小犹如一个葫芦头，到达长沙。这里有长江和浏阳河之水滋润，却没有像长江北岸江汉平原上的洪涝灾害，是人类永固的粮仓。 在古代象形文字中，“長”字表示人工搭建起来的祭台;“沙”同“挲”或者“桬”，是代表上天管理人间事务的天使及天使的居住场所，民间也叫神仙，发音为【sa】,是拼音文字阴性单词的典型结尾发音，因而说是女神。在现在存留的包含远古特点较多的中国南方越语言记载中，沙字就是表示女神，是为了祭祀900万年以前开始利用盐的宿沙，也就是现代西方文化中说的苏珊。 100万年前的吴刚在建立辉煌的汉广文明的时候，长沙一带叫星沙，是指太空中的银河系。相对而言，汉广文明处于地球寒热周期的干旱时期，才使得沼泽般的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大部分地方成为可以开垦建设的富饶土地。长沙地势较高，当时的湘江河床外露，大量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经长期的风化、水蚀等外力作用，使大量的碎细沙石聚积地表，形成巨大的沙滩、沙洲等，犹如天上的星座一样。这里长期是王朝的国都，因此就借用银河系和神圣祭台的名字。 随着雨季周期的到来，汉广文明消失在泽国之中，长沙这个古老的都城和名字一直传承下来。在华夏文明时期，这里属于衡岳王国，再往南是崇岳王国。那时，长沙不再是王国的都城，不能使用神圣的名字，因而改名为临湘。楚文化的另一个中心则叫夏口，就是现在的武汉。长沙以南也是西边的姬氏皇帝流放九黎部落的地方，东北部的舜帝流放三苗的地方。这些演变体现了当时多神崇拜时期人类暴君的猖狂和对上天的不敬，只要国王不在这里建都，就不能使用气势磅礴的名字长沙，只能使用临湘和夏口这种表示蛮荒之地的名字。 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这里又恢复了长沙的名号。只是到了唐朝，皇帝为了从心理上压制楚文化的骄傲和反抗特质，把这里改称潭州。唐王的谋士们认为，“潭”在象形文字里表示很深但范围狭小的水塘。 长沙的文化精神绝对不会因称谓的改变而改变。纵观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围绕洞庭湖和鄱阳湖平原形成的荆楚文化，以长沙、武汉和九江为核心地区的人民，几千年来都有一种 倔强的反抗精神。如果说屈原精神已经很久远，更加富有符号学的象征意义，那么，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帝国秦王朝是被楚文化推翻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王朝也是被楚人在我到达长沙后于1911年10月10日通过发动武昌起义推翻的。 尽管经过了2,000多年，尽管“秦”和“清”在象形文字中表示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几千年后，几万年后，或者几十万年后，这2,000多年的黑暗时期在人类浓缩的史诗中或许只须2行诗句带过。如果象形文字彻底消失了，拼音文字的史诗中就会唱道“ The great Churen overthrew the Qin dynasty, Put an end to the darkest period of humanity .” 百万年后，人们或许会把楚人【Churen】当成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或者神仙进行崇拜。楚就是在荆棘丛中谋生的人。 呵呵，我讲的太远了，太远了，让我回过头来讲长沙吧。我的思绪一旦打开了闸门，就如喷涌的江水一样不能控制。我需要一种控制方式，在长沙，我选择了抽烟。当我的思路太快，我书写的速度赶不上意识，脑门开始发烫，手开始激动得发抖的时候，抽烟可以帮我平息下来，减慢我的呼吸速度，从而很快减慢我的思维速度。 长沙文化历来注重兴办书院和学堂，当时著名的有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和很多师范、技术学堂。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积累和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理性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湘学思想体系的精髓就是要求把崇高的信仰比如哲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简称为躬行实践。躬行就是弯腰躬背地 在田间劳动，这是长江以南水稻种植文化的典型劳作方式。水稻不象长江以北地区的小麦和小米，更不比高高的玉米和高粱，一般略高过膝盖，农民从播种、插秧、揉草到最后收割，都必须弯腰躬背劳作。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长沙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居住在石船山，也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很多，崇尚实学，强调个人行动和人类社会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富于批判精神。 在这种文化积淀中，长沙的读书人大多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大事，热衷于投身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成为中国最有名气的省份之一。 以长沙为代表的楚南文化中，近代历史上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豪强地主军事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曾国藩崇尚王夫子《船山遗书》中的思想，糅和理学与实学。他是当时很少几个研究透了太平天国思想的人。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有针对性地在思想上打着保卫本土东方传统教义的旗号，反击洪秀全宣传的西方拜上帝教，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进行军事打击。这样，无论在信仰层面还是在世俗层面，他都有应对的策略。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也曾涌现过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以谭嗣同为首的变法人士。后来的辛亥革命时期，出自长沙文化的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人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武昌起义最初几个主要领导人中，也有2个是湖南人。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长沙的各种书院。 长沙在1904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外国客商和舶来品逐渐在街头出现并繁荣起来。繁荣的万花筒中夹带着基督教的信息，他们开始在教民中宣传，大家都是上天的子民，耶稣是上天的天使，而不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皇帝鹰犬和文人们宣传的那样，皇帝是天子，我们都是皇帝的子民。 我在长沙还第一次看到了报纸，这种登载社会上当前发生的各种事情的载体。当然，办报的人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观来登载文章。比如我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人家大姑娘经常站在大街上和小伙子说话，他们不说小伙子有什么不对，而是呼吁家长管管自家闺女。 我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从其中一栏目中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起义是由一位湖南籍革命者黄兴领导的，我 深为这则消息所感动。 基于深受各类文章和报纸的鼓舞，同时根据先前在东山书院读书时已形成的国家治理概念，我写了一篇理论结合实际的文章，贴在校门口的墙壁上。我在文章中提出，就中国目前的形势和已经凸显的公共人物看来，如果勉强拉郎配，新政府应该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他们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可以当国家总统，康有为任政府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时看来是最接近上天信仰的，这个总统职位就是我心目中的君主，是负责制定宪法和各种社会制度的人。康有为适合做国家具体管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虽然这个政见听上去有些幼稚。我自己当然也还没有准备好，不方便说由我太阳精灵来当总统。 不过，为了把反清大业付诸行动，我率先剪下了自己的辫子，然后和另一个也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督促原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犹 豫的10多个同学。与其说是督促，还不如说是我们用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了。 从符号学角度，这是逻辑行为，因为辫子当时的符号意义就代表我们接受清王朝的统治;从自然法则来说，这是非逻辑行为，很显然，头发是父母给我们的，与生俱来的，无论是留辫子还是披头散发，都与政府和官家没有关系。同学们说好了剪辫子，结果又不敢剪，把我们2人凸显出来，我们索性强行都剪了。我们的理由是说话算数，践行承诺，坚定信心;从行为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系列处于逻辑和非逻辑行为边际的行为。 我发现来长沙后，开始进入一种哲学理论思维，很多事情都迷恋分析他们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 武昌首义与我短暂的从戎生涯 我在湘乡驻省中学只待了四个星期。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的革命军向清政府发起了进攻，一个月内，受共和思想影响的革命军控制了17个省，统治了长达267年之久的中国最后一个暴力封建王朝及它的统治时代画上了结束的句号。 当时的人们都称这次事件为武昌首义，因为事件发生在湖北的首府武昌城，影响很大。战斗起初非常顺利和成功，革命军占领武昌都督府后，很快又占领工业中心汉阳和商业中心汉口，控制了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大武汉拥有清王朝时代除北京以外数量最多的学堂，拥有以长江水系为核心的最庞大和发达的运输网络，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有清王朝最大的新式军工业，他们的汉阳造品牌枪支主宰了50年的中国战争，一直使用到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此外，武 汉的商业也相当发达，仅次于洋人云集的上海。 其实，首义的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和推动下曾经先后发动10多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屡次重起，又失败，始终没有占领和控制一块地盘。孙先生仅仅依靠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和国内的一些率先觉醒的读书人，实在是难以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大家都说是首义，主要是说明这是首次成功的起义，导致了大清皇帝在1912年2月的正式退位。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我觉得用辛亥革命比武昌首义更加准确，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后来也就是1919年8月，我的思想体系形成之后，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首次使用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影响和意义进行了阐述。辛亥革命一词在国民政府官方文件中流行开来，那是1927年以后的事情。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宽阔的林荫大道上顿时人如潮涌，群情高涨。学生们根本无法安心上课，课本被暂时丢到了一边。大家不再去写古文了，而是书写一些支持革命和期盼美好未来的宣传标语。 有一天，武昌革命军的一位代表回到家乡长沙谋求支援，来到湘乡驻省中学堂报告武昌起义的情况，号召大家都起来反对清朝政府。同学们都全神贯注地地听着，会场里格外安静。他激动人心的演讲，使我异常兴奋。我认为，现在社会情绪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再是几个读书人偷偷摸摸地在进行革命了，全国人民都有推翻腐朽卖国清王朝的愿望。在这种情绪主导的情况下，顺势而为，不久就可能获得 成功。对于这个革命，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积极行动起来，贡献力量。 当时，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还企图以汉族暴力精英为帮凶，要作垂死挣扎。他们请出曾经认为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的袁世凯指挥作战，派遣军队，围攻武汉，战斗在继续激烈地进行。他们的军队进攻汉口，乘冬天北风强盛，放火烧了汉口，革命军遭到挫折。推翻清王朝的暴力腐败统治，迫切需要有更多的人站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 我决定弃笔从戎，到武汉参加革命军，当兵打仗去。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些钱，准备几天之后要动身去武汉。相比长沙，武汉更加有诱惑力，听同学说武汉地势低洼，是汉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到处是水，街道很潮湿，去了必须穿雨鞋，否则只能在龟山和蛇山附近转悠。我不太相信这种话，但也觉得应该做到有备无患，就找到一位在新军中干事的朋友而借了一双胶鞋。 这支军队驻扎在长沙城外，出了城后，我半路上看到士兵们正在向城里进发。原来，长沙革命党人焦达峰和陈作新等，已经策动新军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在城内起义者的配合下，革命军很快攻下了长沙。当我们几个同学返回去的时候，城门已被工人占领。我们在1个工人的帮助下，进了城，立即找了1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去观战，一直看到新军攻占了衙门，才回学校。军队的朋友说不用去武汉了，经他介绍，我参加了湖南革命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了一名文书兼职管杂务的列兵。 进入新兵连以后，为了做好支援武汉的准备，练好到前线打仗的本领，我对出操、上课都非常认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很快地掌握了军队里的一些基本训练课目。我们新兵连，后来虽然没有开到武汉 去打仗，我却受到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对于拿武器和打枪，远远不如我读书写文章在行。我发现有些战友平时虽然听战术课的时候模模糊糊，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他们的操作要领比我掌握的要好，打枪比我准确。我有时候甚至怀疑，我是否有勇气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用刺刀杀死。于是，在别人练习突刺的时候，我就练习打枪，可最后实弹射击成绩仍是较差的。 连长检查军训结果的时候，反而安慰我，说我不是前线拼命的人，是指挥打仗的人，动动笔杆子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挖苦我，因为我知道，象他这样的基层军官，都必须有过硬的军事素质，都要能拼杀。动动笔杆子，谁听啊,不过，初期训练完了之后，他还是没把我放在队伍里面，而是叫我给他当文书。 在兵营里，我和连长、士兵都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新兵连的士兵，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有农民、挖煤工人、码头和仓库苦力等，相对而言，铁匠和木匠等有技术和收益的人就少得可怜。我喜欢用湘潭土话同他们拉家常，谈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尽管我年纪较小，士兵们都很愿意接近我，钦佩我有学问，喜欢听我发表观点，讲述一些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见解。 由于新兵连没有具体战斗任务，我的作用倒显得重要起来。有些士兵接了家信不会认，想回信不会写。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和信任我，就请我念给他们听，代他们写。同时，还经常给他们讲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故事，念报纸，讲时事，给他们讲我梦想中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前途。时间长了，反过来促进了我的学习，因为要讲给这些不识字的士兵听，我自己要先尽量弄清楚，再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讲给他们听。我不得不多读书报，进一步了解当时流行的革命道理和 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满足士兵们的要求。 士兵们感到我是个热心、诚恳和肯帮助别人的青年。他们还把我介绍给驻地附近的居民。居民们有家信要写或者要做点文书之类，也来找我，他们通常给我做荷包蛋加红糖，以答谢我的劳动。由于我从来不要报酬，找我帮忙的人更多了，我也乐在其中。没有想到的是，我这种助人的行为帮了一部分人，无意中也伤害了一部分人。社区里一个专门靠代人写信、写文书、写对子等谋生养家的穷秀才却断了经济来源。当他来找我聊天的时候，我才从他的话语中明白了他的状况，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我出于什么目的，哪怕处于单纯的利他企图，只要我们打破某种生态平衡，这种努力会有利于一部分人，也会伤害另一部分人。很多情况下，我们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确定了这种行为的正确与否。这和士兵打饭和物资分配是一个道理，在总量限制的条件下，一部分人得的多，必然意味着另一部分得的少。 军营里，士兵们都轮流到白沙井挑水，但我却不需要去挑水，我写文书帮助过的那些士兵为了报答我，都会主动替我挑水。我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作为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在中国社会一直是被人尊重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历代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持自己享有的尊重，故意让象形文字变得复杂，以增加一般人学习的难度和投入。那么，文字体系的发展就有2个动因:一个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另一个就是文化利益集团的贪婪和自身利益的驱动。 有了这种意识后，如果我手头上略有宽裕，我就给挑水的人支付一些报酬，不让他们把文字工作和体力劳动的交换等同起来。我认为，战友们之间的真正友谊更加重要。我宁可他们从内心里欠我的人 情，这样打仗的时候我会更加安全。有时我干脆向挑水夫去买。 那时，我在军队里的饷银是每月7元钱，从不乱花一文，除了花两三元钱用于吃饭之外，把其余的钱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每天操练或值班之后，我就坐下来仔细地阅读书报，从字里行间寻找社会信息。 北洋军阀的领袖袁世凯利用自己特有的军事和社会舆论优势，积极策划夺取政权，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企图用一种独裁取代另一种独裁。他一面用武力加眼泪逼宫的手段，迫使清朝皇帝退位，算是立了一大功。一面开展和平宣传攻势，保护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同时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诱使以南方为主要根据地的革命党人接受他的和平，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这使他的国际美誉度和国内威信实际上超 过了孙中山先生。 南方许多地区的人民主张起来反对袁世凯，但没有实际有意义 的行动。除了媒体外，长沙城里街谈巷议，说免不了要爆发第二次战斗，可大家普遍认为，既然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目的实现了，不愿意再打仗。革命党人不得不向社会情绪和袁世凯妥协，决定在南京成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在北京成立的以袁世凯为首的临时政府议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行中国统一。 不久，孙中山和袁世凯议和成功，南北统一了。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也随之解散，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就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南方很多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责怪孙中山软弱，我却认为孙中山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轻易屈服的斗士。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情绪下，在南方一盘散沙的革命党军队远远不如北方统一军队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孙中山没有其他选择的 余地，袁世凯是必然的风口浪尖的人物。 中国社会突然没有了皇帝，宣传了几千年的皇帝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社会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原有思想体系平衡被打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还没有明确的表述，没有形成比如“父为子纲”这些家喻户晓的可操作层面的文化基础。社会和政局变得更加混乱，袁世凯趁机在杨度这些宣传君主立宪鼓动者的帮助下，宣扬民主思想不适合中国国情，企图恢复君主制，他自己想要登基当皇帝。 从思想体系来看，孙中山是承认人类社会基本运行规律的，他太注重暴力精英和智慧精英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因而几十年来，他的革命本质上是企图用新的精英集团取代旧的已经腐败的老精英集团，因为这个腐败的精英集团的头子，也就是皇帝血族小集团，已经不再是精英，而是一个腐败的普通团体。因此，孙中山的革命一直依赖当时中国的在野精英或者是精英群体，比如海外留学生群体和华侨群体。他忽视了广大社会基层百姓的力量，从来没有花费多少精力来启发他们参加革命。 另一个让袁世凯增加信心的是他的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里的超强成就。民国初年发行的以袁世凯本人头像为符号的银元，是人们记忆中质量最好、最值得信赖的货币。这种民间叫“袁大头”或者叫“光洋”的货币，以其最简单、最直接、最通俗易懂的形式给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传达了信心。光洋这个货币名字来历很简单:袁世凯是个秃头，也叫光头，洋是当时最时髦最好的东西，往往指西方发达国家给这个封建帝国带来的一切先进的东西。这种信心让没有经过较大规模战争而进行改朝换代的社会迅速繁荣起来。繁荣起来的经济和歌功颂德的舆论让袁大头充满了飘然欲醉的感觉，他从心底认为，他是新时 代的卓越领袖。要维护这种卓越，他把国家的繁荣与自己的家族血脉联系起来，他要复古当皇帝。 袁世凯代表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血腥暴力情绪开始冲破约束。在北京，袁世凯配合他的副总统杀害了武昌首义的几个功臣。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长沙反正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袁世凯穿上了皇帝的旧衣，孙中山立刻主张二次革命，放弃了自清帝退位以来一直坚持的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后来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正是由于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的斗争方式的改变，让简单的血腥暴力解决国家政治问题的选择成为一种社会时髦和社会思潮，中国从此进入军阀混战时期。 第三节 流浪于芸芸众生中的观察者 大清王朝被推翻了，共和革命目的已经达到，我决定退出军队，回到学习生活中去。爸爸也从韶山冲给我来信，说他支持我求学，如果我当兵的话，不如回家帮他做生意。我自己更感觉到，作为一个连射击都不精准的士兵，我在军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1912年晚春时节，谢绝了军队中众多官兵战友们的挽留后，我离开兵营，重新恢复了读书生活。我之所以当兵，是因为我认为军队在推翻专制王朝和压制反动势力中会起重要作用。然而在革命的洪流中，如果民众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民众强大起来，武装民众是使民众组织和强大起来的最有效方法。 我又想起和父母谈到的理想，“用孔子的方式传达老子的思想”。孔子一辈子教出了72个贤人，可72人对我来说太少太少，还不及一个连队的士兵多。我必需学习怎样用当代的方式开办学校，以培育更多的人才，于是我对长沙的学堂和学校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决心进几所学校试试。我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工业技术学校(开设肥皂制造课程)、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入学考试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每课考试时我一般不须1个小时，就能把时限2个小时的题目做完。 我起初选择这类学校，还有一个经济支持上的考虑，希望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爸爸那儿弄到学费。离开军队后，我在第一次写信要钱时，向他们描绘了这类专业的美好前程。我说，我会当律师、警官、大官或者大老板。结果多是我进入学校只上了几天课，还没收到他们的回信，就对这些学校已失去了兴趣。这不仅仅是因我对这些学校提供的专业没有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多数由于刚刚创办，规模很小，教学方法摆脱不了传统师傅教学徒的模式，不合乎我大规模教育的胃口。 不久，我又瞄到了一个目标，这是一所国外留学人员和外国人联合创办的学校。外国人的办学方式是否新颖,我爸爸来信说他同意支付这个学费，他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于是有机会坐下来学习经济学方面会计和贸易合同之类的知识。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我在东山高小和湘乡中学学了点英文基本的知识，哑巴英文能对付阅读和考试，可课堂上听力和口语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很多。在校学生数目也是它类学校中最少的，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这段时间，我对游泳失去了热情，喜欢爬城墙，喜欢登山。站在高的地方，让我觉得视野开阔，好象坐在人世间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在重读老子《道德经》的时候，我做了很多梦，梦中分析这本5,000多字的经典想传达的信息，最后以道家的冥想得出这个结论。 有一次，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发生爆炸，烈焰冲天，我和朋友们都爬到山坡上观赏。一年前，我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感觉眼前的景象与我并不相关，火光和天上的群星没有多大区别，我和同学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 一天，我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附近由7层高塔组成的天心阁的顶楼上俯瞰长沙，三个学友上来了，我才从漫长冥思回到了现实中，四人相邀去喝茶。这三个青年的家庭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我家高，其中一个对我很好，经常在我没有及时收到爸爸钱的时候借钱给我，而且从来不要借条。一位姓谭的青年是长沙某个大官的儿子，他说帝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大总统。 另一个学友说一些俏皮话来揶揄小谭，我突然从清晨就开始的沉思中醒悟过来，激动地说:“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同学继续解释他的观点，也讲了他爸爸以及爸爸的同事们平时喝茶讨论的话题。他认为，对一个国家领袖来说，技术性的学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社会的综合性思维和判断，对民心的把握和引导以及推行正确信仰的斗争意志。我被这种观点深深地吸引了，深思着，没有再说话，就像他们来之前一样，我长久地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我想象着他爸爸和同事们谈话时他在旁边听的场面，也想起我听爸爸妈妈谈话的 情节，还突然想起在东山学堂我想到的那句话 “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同”。 这一天，我恍惚中意识到，我也可以当大总统。 在学友们看来，在不断接到我信件的爸爸看来，表面上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流浪者，而实际上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个系统的认识及一个由我内心凸显出来直至使我终生坚持不移的信仰。 完全出于人数的考虑，我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我对考学已很自信，在报考第一中的考生中，成绩名列前茅。我喜欢考入这个全省最好中学的作文试题《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我以教育为主题思想立意下笔。 我在第一中学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称为实切社会的立论，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我开门见山地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我明确地提出我的救国之道:开启民智，用新的思想塑造出崭新的民众，社会情绪的力量必然导致一个崭新的中国。 6个月后，也就是1912年7月，我离开了省立第一中学。有朋友问我为什么选择离开，我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一是它的课程有限，二是校规也令人生厌。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在朋友群体中宣扬从社会制度上寻找问题，而不是归罪那些违反制度的人。比如，从犯罪学的角度，清王朝把那些不留辫子的人确定为犯罪，而我认为人们必须留辫子的规定本身就是制度犯罪。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听老师的话，如果严格遵守，课堂上老师的讲述就必须认定是正确的，学生不得发言批评 老师可能出现的错误，我也没有了插口插嘴表达自己正确观点的机会。 我有很多理由挑战很多法律和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女人裹小脚的审美规范就是最典型的 例子 48个音标大全附带例子子程序调用编程序例子方差分析的例子空间拓扑关系例子方差不存在的例子 。再比如，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官僚把非官方渠道的物质买卖确定为投机倒把罪，活生生地用制度创造了很多犯罪行为。这是后话。 联想到在韶山冲、东山小学、湘乡驻省中学堂和兵营里自学的情况，我总是认为:如果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或许会比现在这种刻板的学校课程更有益些。于是，学期结束以后，我便在新安巷湘乡会馆暂时居住下来，并在那里搭伙食。只是这里能够听懂我说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我决心还是老办法:自学。于是我开始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一泡就是半年。湖南省立图书馆座落在离新安巷大约三里路的定王台，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丰富，楼上是藏书房，楼下是阅览室。我初到图书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琳琅满目，有许多书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不知从哪本开始读起。我下定决心，尽量多读一些书，恰逢图书馆刚开放不久，去读书的人也不多，所以每天早上一开门，我总是第1个走进馆里，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起来，图书馆关门时又是最后1个离开，只在中午的时候才休息片刻，出去买点简单的食品当午餐。 很多新书，从来没有人看过，我不得不准备一把小刀，裁开书本装订工序疏漏导致地仍连在一起的纸页。我暗笑自己是刀笔官吏，读书人也得拿刀，才能干得了大事。当然我知道，在人类古代历史中的很多落后时期，有很多落后民族在没有纸张的时候，就用刀把文字 刻在植物的叶片上、竹片上、木片上、甲骨上或者石头上，那种时代的读书人做官就是名副其实的刀笔官吏，狡诈的文官为了讨好那些暴力的武官，曲意创造了新的表达方式，他们联想杀人的刀斧手抬到很高的位置，乃至把修改文章也说成了斧正。这在意识形态上传达了暴力获取政权的合法性。 对西汉王朝时代的王莽新政进行系统研究是我在湖南图书馆第一周的事情。 其实，从现代的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思想界是近100年来最为解放的时期。报刊宣传很活跃，有新闻、政论、宣言，还有介绍世界各种思想理论的文章，新旧雅俗，内容十分丰富。在长沙的《湘汉新闻》上，我看到留学日本回来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很多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所以要多加研究。 记得当兵时的一天，我从报纸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虽然不明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但觉得很有意思，便立即和士兵们讨论起来。随后，我又读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便跳出士兵讨论这个圈子，热心地写信告诉过去的同学，和他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有些人没有兴趣，我却以很大的热情和别人讨论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看起来像新鲜事物，还唤醒我少年时代对王莽新政的重新认识。 王莽新政 经历楚汉战争后建立的西汉王朝，人口稀少，生产凋敝。统治者把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运用到国家政治经济领域，对社 会的生产活动不加过多的干涉。国家体制实行分封制，宏观看来很接近现在美国的联邦制。主流经济政策是为了增加人口，发展生产。汉王朝社会逐渐恢复繁荣，财富大量增加。但是，现代经济学家推崇的这种国家不干涉的政策忽视了人类社会天然不平等的特性。最为典型的弊端就是占人口极其少数的精英贵族和豪强地主在政府奉行不干涉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竞争优势来积累社会财富。他们大量兼并土地，使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失去生存的依托，沦为佃农或成为土地的奴隶。 不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虽然到汉武帝时代就遭到了批评，国家上层主张抛弃，但大多停留在思想层面，没有做具体经济制度上有实质意义的调整，其弊端一直延续下来。王莽新政时期的社会制度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在这种要求国家干预的情绪在首都长安蔓延的时候，刚刚开始实际掌握国家政权的王莽觉得时机成熟，认为这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情绪。他在没有做全国性思想教育的情况下，精心布置，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年幼皇帝下诏禅位，西汉王朝灭亡。这一年是公元8年，也就是天使耶稣在阿拉伯半岛诞生8年之后。 王莽把他的政权命名为“新”，怀揣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流传的黄金时代的梦想，开始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就是王莽新政。王莽试图从人类古代文明中发掘新思想，希望推进一个崭新社会的出现。这个新包含了他的理想，也包含了复古思潮。 他认为在远古社会，人人平等，人类在进入黑暗时代后，抛弃了信仰，贪婪和暴力情绪肆无忌惮地宣泄，强取豪夺，遂产生不平等 现象。这样，富人拥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长期对原始本能的追求使男子沦为奴隶，使女子沦为婢女。家庭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作，却不能吃饱穿暖。他没有恢复上天的信仰，而是假借已经沦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儒家思想来实现他的革命。 他是一个有民权思想、虚心学习、节俭勤奋、恭敬孝顺、谦虚谨慎、彬彬有礼的人。比如他经常将自家财物分发出去救济贫寒;又比如他母亲生病时，大臣们纷纷让自己的夫人来府上探视，他的夫人到门外迎接却穿戴显得太普通节俭，以致于贵夫人们将她当作王府家的仆人;还比如他儿子杀死了一个奴隶，这在当时本来不是大事，因为法律有规定，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即使是冤杀，主人受点处罚便可以了事，但他痴迷理想，走向了极端，决定让儿子自杀偿命。这种对理想的极端追求达到了精神偏执的程度，后来有人反对他的新政，他就采取血腥手段进行打击，树立了一些因个人层面也对他刻骨仇恨的敌人。 为了改善社会的贫富差距，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一连串新社会政策: 一、土地国有制度。私人不准买卖土地，恢复他心目中的古代井田制度。比如，8口以下的家庭，使用的耕地最多不得超过900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逼迫地主豪强自己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奴。 二、耕地重新分配制度。没有土地的农夫和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100亩为原则，不满100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马上废止奴隶制度， 但禁止所有奴隶和婢女继续买卖，以便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制度。他认为有天然的懒惰人员存在，是社会的负担。制度规定，凡无业游民，也不愿意耕种土地的人员，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做城市基础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减少农业税收而发生的财政窟窿，他决定用国家专卖制度补充。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形成了垄断高额利润。货币也实行专卖，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剥夺了从前区域富豪贵族发行银钱货币，缺斤少两获取利益的权力。 六、实行自然资源国有化制度。矿物质，旷野的资源，山上、水中、地上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组织开采和利用。 七、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家银行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政府只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利息。 八、实行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制度。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九、所得税制度。一切工商业活动，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是自由经营，一般情况下不纳税。新政府统一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我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从本质上讲，这是人类有文字记录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比辛亥革命 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早了2,000年。 王莽新政实现了15年就失败了，具体从公元9年开始实行到公元23年他被残酷地杀死而结束，只维持了短短15个年头。他死的时候，残酷地践踏他尸体的人既有他主张压制的豪强地主，也有他刻意要保护的平民百姓，这是我研究整整1周的关键原因。 王莽虽然意识到了自然大道中的天然不平等，并想缓和这种残酷的自然关系，但是他本身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属性，这个集贪婪、自私、暴力、血腥、理性、虚荣、善良于一体的结合体。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周边的世界，我们就不难接近我们的本质特征。 我家山坡上的芝麻长到2寸高的时候，爸爸就会带我去干苗。干苗是轻松简单的农业技术活，在半个平方尺的面积内，保留一株最强壮的芝麻苗。稻谷的秧苗长到3寸高的时候，妈妈会带我们按照3到4寸的距离重新插秧。如果任由播种时候出现的生长密度，芝麻苗和稻谷秧苗处于植物自我生长的本性，必然各自拼命地抢夺阳光、肥料和空间，最后所有苗都长得不好，农民也就没有好的收成。在基本生存的竞争中，无论植物如此，动物如此，人类更加如此。 王莽没有领会上天的信仰体系和人类社会本质规律，他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古代黄金时代支离破碎残留在人间的传说上。他的社会主义政策缺乏体系的支持，没有广泛的监督。群众不能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有制度实际上为新的官僚权贵集团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王莽没有充分的教育、宣传和发动广大的群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多地停留在他身边那些表面上迎合他思想的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其中很多人比王莽要压制的豪强地主更加贪婪，在没有监督平衡与没有最后责任者的社会体系中，他们加倍地剥夺下层人民。 王莽新政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他声明代表社会全体人民的利益，无知地忽视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属性，结果他什么人的利益也代表不了，最后几乎所有人都与他为敌。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就是崇尚以刀枪杀戮获得财富的，这股力量和压制这股力量的努力几乎占人类社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很显然，我们始终把最先进的科学智慧和科学技术进步用在军事工业和国家控制领域，这就是一种无奈的、必然的选择。 在实际操作上，新政策涉及到很多社会的根本问题，革除这些弊病就必然要侵害到社会的强势利益集团，引起他们的强烈怨恨。比如，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私钱使富豪怨恨，禁止买卖奴隶使奴隶贩子怨恨等等。 他对城市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强迫劳动，而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改造，使这些他本想保护的群体也变成了他的敌人。 拒绝利息的国家金融政策实际上与市场实际利差脱节，造就了国家金融官员的寻租空间。 国家专卖成了官僚集团的财富机器，专卖官员不需要向人民负责，只需要向上级官员负责就可以稳坐官位，肆无忌惮地搜刮。这些贪婪而又缺乏勇气的官员体系造社会动荡而又没有能力扑灭哪怕星星之火。 自然资源的国有化只是一个原则概念，没有具体操作指南，全由一个官员或者一群官员按照自我的利益来解释和执行。最后，湖北京山的农民在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下湖打鱼都要向官员行贿。官员声称，这些钱的相当一部分要交给上级，上级要交给王莽，王莽于是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而事实上，这类收费一分钱也没有交到王莽的国库。 公元17年，反抗的星星之火还是在荆楚大地上点燃。荆州地方闹饥荒，当时的荆州包括今天河南南部，湖北中部，湖南西部的广大地区。老百姓初春不得不到荒野沼泽地区挖野荸荠充饥。地方官员的小舅子声称这片野湖是他的经济专属，并引用了中央政府的第五条规定，声称自己给姐夫交了专属费用。这和其他贪婪官僚的做法一样，把一切罪过都推给了那个理想主义的王莽和他寒衣披肩的老婆。荆州这里自古以来是长江和汉江泛滥的地带，是国家政治的真空走廊地带，税负不能恒定，交多少要看长江的脸色，人民骨子里富于自由和反抗精神。当地有王家兄弟2人举起义旗，矛头指向京城里的另一个王氏。起义得到各地响应，迅速燎原，加速了王莽新政的瓦解。 王莽新政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官员每月国家财政能付出的工资只有一匹帛的价值。如果完不成任务，他们连每月一匹布价值的报酬也得不到。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老百姓信奉读书当官，当官就可不劳而获。王莽赖以执行新政的官员集体转向下属官员和老百姓那里获取财富，盘剥遍布整个官僚体系和整个社会。这在新政官僚体系的官 员看来，王莽也是危害他们利益的敌人。真正拥抱王莽理想的少数人生活贫寒，也觉得被出卖了。 王莽他梦想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结果被一切社会阶层的人所抛弃。新政压制了豪强地主，却造就了更多的官僚地主和权贵资本家。所以，他最后死得很惨，很惨。 那年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我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 在北风刺骨、大雪封门的严寒冬季，坐久了脚冻得发痛，发痒痒，我站起来，活动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书本上。 图书馆的书太多，我养成了不重复读一本书的习惯。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我明白，无论篇幅长短，每本书一般只有一个主体思想，我就是要找到这个根本脉络，枝节和末叶就忽略不记了。那时，我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品尝百草。 浩瀚的海洋，源自涓涓细流。我看的书，数量既多，种类也广，既有丰富多彩的生物学和植物学，也有物理和化学，还有心理学和社会学，其中最让我入迷的是社会科学著作。从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学者的经典代表作我都浏览过，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还有系统解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美国立国思想、社会制度的书籍等等。我还痴迷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和宗教学以及英国、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或许，我不得不承认，我更加痴迷于介绍这些国家的神话故事和史诗的文章书籍。我试图去探索这些故事后面 隐藏着的主线，朦朦胧胧地得出结论，这些史诗和中国民间的唱本一样，是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在讲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人类历史事件。 这种发现让我非常兴奋，于是，博览群书的同时，我总是把书本上的思想和中国社会实际相比较，用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研究、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认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我的思维范围逐步扩展，思想境界也越来越宽广。难怪妈妈鼓励我读书的时候经常告诉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韶山冲读那些道德说教的“之乎者也”的经典，我没有这种体会，天下事，也就是人类共性，是读了国外这些实证主义倾向的书本后才知道的。 我清晰地记得亚当?斯密的观点，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伤害他人的利益。我用社会学社会角色分析的方式来读孔夫子的《论语》，才发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怎样为了维护暴力统治刻意篡改了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我过去只看过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还是第一次看到。小时候，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书本上，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几乎没有看见，韶山冲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我活动筋骨或者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会走到世界大地图前，仔细地看一看，一个区域接一个区域地看。我总觉得，正义信仰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希望。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山里的人大都过着落后、痛苦的生活，穷人甚至挨饿，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人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的。家庭里、乡邻间，为了大大小小的个人利益，有时候为了荒唐的琐事，闹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至于没有书读，做一辈子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甚至连喜欢谁，和谁做爱的权力都没有，他们哪有追求自己快乐的勇气和信心呢, 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湘潭县、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真如有些人说的，我们前世犯了罪孽，才转世投入人间受罪吗,可从我们了解的自然界来看，人是最聪明的动物，投胎人间应该是奖励而不是惩罚啊。我觉得这种前世罪的说法在逻辑上简直荒唐至极。我还是觉得耶稣有句说的对，“我是上天的使者，我爱人类。有些人在人间犯罪，让另一些人痛苦。为了救赎他们的灵魂，我牺牲自己，帮他们赎罪，唤醒他们的灵魂。这些迷途的灵魂，回归信仰吧。”可我又觉得牺牲自己不是个办法，好人死多了，世界就只剩下坏人了。我经常进入这种迷走思维。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人民失去了信仰，社会制度不好，世界上存在的都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被彻底推翻和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不会自己发生变化，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 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我坚信世界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革命需要正确的思想和信仰来指引，人民需要新思想的启蒙才能发动革命。这个思想和信仰怎么称呼呢,上帝的信仰,上帝概念已经被西方统治者篡改，他们打着上帝的旗号，残酷地剥削本国人民。为了掠夺财富，他们甚至进行宗教战争，书上称为十字军东征，屠杀对上天称呼为安拉的民族。上天的信仰可以吗,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统治，无论是国王还是皇帝，都声称自己是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这个符号也被他们玷污了。我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的表述中谈到的共产主义，这种日本语言借用汉字的表述方式，开始吸引了我。 我是夏天开始跑图书馆的，早晨来到时，路上清凉，刚刚出汗，就到了。晚上闭馆后，太阳还很高，路上非常炎热，我走回到3里外的住处时，往往大汗淋漓，身上湿腻腻的。 回到住处，我必须先用凉水冲洗，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夏天过了，秋天到了，我懒得打热水，关键问题是热水得花钱买啊。我还是习惯到井里提桶凉水在井台上擦洗，然后再加1桶从头顶冲下来，这叫痛快。冬天到了，我还能这么做，因为随着气候慢慢变凉，我的身体也逐渐适应了。经常看见我冲凉的人不觉得奇快，可有些人突然看见我冬天用冷水擦洗，就大惊小怪了。他们叽叽喳喳，却全部是惊叹和表扬我的赞美之言。这种赞美让我觉得光荣，现在叫虚荣，荣誉加强了我的意志，我就坚持下来了。 直到我就读第一师范学校后，我的这种自发行为变成了自觉锻炼身体的行为。学校的食堂旁边，有一眼清凉的水井，我常来这里进行冷水浴。每当清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同学们还在酣睡的时候， 我即起床，带着大毛巾，来到水井旁，用吊桶打上井水，毛巾捧水往身上淋，用浴巾洗擦全身，擦后又淋，5,6分钟，直至发热发红为止。不过，外面开始结冰的时候，我就不洗凉水澡了。 同学们问我为什么能够这样，我说，这个不难的，你们都可以来试试，可以锻炼身体，冬天不得病。有1个同学曾经学我进行冷水浴，当天下午就开始发烧了，所以他不相信凉水洗澡不得病的说法。 其实，内心深处，我觉得凉水洗澡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抑制我青春年华的性冲动。弗洛伊德这方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我没有和任何同学或者朋友讨论这个话题。记得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湖北佬李先念当财政部长，有一次在200多人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检讨过去那些不适当的偏紧货币和财经政策加强了经济紧缩和困难，说:“这和凉水洗鸡巴一样，越洗越缩”。有个干部嫌他粗鲁，在中南海给我讲了李先念的这句笑话，我听了忍不住笑起来，最后弄得哈哈大笑。没有共同的生活体验，我们怎么能够心领神会。那是困难时期过后我第一次开怀大笑。 第四节 第一师范学校的五年学旅生活 这段时间我没有钱了，家里拒绝供给我做闲云野鹤，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爸爸是反对我呆在图书馆的，认为那还不如借些书拿到韶山冲去看，抽时间可以帮他做事情。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当孔夫子教书。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动人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 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报考。他们一起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代笔者日记 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你是不是也代人考试过。”太阳精灵突然对我说道。 我从梦中的记录者变成了和太阳精灵对话的一方。我说到:“啊～主席～你真英明～你怎么知道的,”我不明白～我20多年前替某个中学老师考试的事情～他怎么知道的呢, “碰巧吧。读了那么多年书的人～偶然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觉得碰巧怎么都被我赶上了～他是太阳精灵～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啊～用碰巧来搪塞我～怕我担心吧。我赶紧全部交代了。 “主席啊～那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北京的教育委员会发了文件～就是现在劈柴胡同的那个教育部～中学老师开始评职称～需要考英语。那时候初高中学生刚开始学英语～学校老师没有几个明白英语的。可教委的官员说改革开放～要同国际接轨～要高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严格要求～中学老师评职称也要考英语。一个同事找到我～请我喝酒～我就帮他考了英语～他也成功评上了一级教师。如果按照犯罪学理论～我觉得我没有错～是制度犯罪。那些不切实际的～多数人没法遵守的荒唐制度造成犯罪～该进监狱的是这些官僚。” “不是监狱～是劳改农场～好不好啊,监狱是处罚～劳改注重教育。”看样子～太阳精灵被我的思路套上了～他立刻跳出来又说道:“你代考的事情当时就有人知道。” “啊,” “呵呵～你问那个老师～应该考多少分～他说及格通过就够了～多了怕人怀疑。”他说到了详细情况。“你考试的时候～做了 65分的题目～后面题目看都没有看。他后来得了65分～判卷子的老师当时就知道是你干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 “哦～我当时只图快点完成任务～没想到这一点。还是你英明～主席。”我赶紧说好听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听主席这个称呼呢,”他问道 “我不知道啊～我小时候～大家都说毛主席～没人说毛泽东的。”我实话实说。 “哦。我也喜欢主席这个称呼。如果抛开各种文字形态～把世界各国的语言都当作一种方言～那么～稷氏、宙斯、耶稣、主席等概念的基本发音是一样的～也都是指那些给人类传播上天信仰的人。”太阳精灵又进入了他的讲述～我得赶紧记录。 1913年春，我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我自然变成了一师的学生，前后做了5年师范生。 第一师范的主题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学校教学楼非常漂亮，主体是两层楼，圆柱、拱顶和庭院具有异国建筑风格，我非常喜欢。走在高大的木质楼梯和楼板上，总能感觉自己的超常体重造成的声响比别人大很多。第一师范是一所新学校，建筑是新颖的，设备和环境都不错，更重要的是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荆楚文化学术传统同时，也传教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和思想。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一直被同学们看作是佼佼者。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到了，我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我有时就在那走廊路灯下看书。如果不是我的眼睛困得挣不开了，我不会躺到床上，一旦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我喜欢音乐课，不太喜欢的是绘画这门课。由于痴迷于象形文字的构造和信息，我总是想一些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还有一次，在绘画考试时，我在试卷上抽象地画了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 图画老师知道我其它学科成绩很好，就是这门课不好，估计他很生气，说我不重视绘画。这种生气比碰到那些各学科成绩都不好的学生还令他恼怒。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绕着弯地批评我。 我只好这么说:“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总量，也就是力比度，是守恒定量的，如果我在某些学科上花费了精力，消耗了，就 没有精力用在另一些学科上。除了您教的学科，还有其他一些课我也不好。” 我还突发奇想地说道:“中国人口这么多，可工作机会不多。如果我学得太多了，我一个人做太多的工作，我会累死，而我同时也抢了别人的工作机会，他会饿死。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从事专业美术和音乐的人，还是喜欢我这种幽默的，图画老师最后笑着说:“你稍微注意一些，弄个及格吧。” 一个旁听的女学生自告奋勇地要求给我补习美术课，她约我晚饭后到一个地方等她，为了应付考试，我答应了。 我读书入迷，差点忘记了约会，等我想起来匆匆忙忙赶到的时候，她非常生气，指责我迟到了5分钟。她连绘画册也不打开，使出小姐脾气责怪我，说我不讲信用，约会迟到。或许话不投机，这次约会我很不高兴。我实在想不明白，她约会到底是什么目的，为了5分钟的迟到，她毁灭了整个晚上的气氛，这是最典型的非逻辑行为。我再也不搭理她了。 结果，我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其他课程的分数都很高，总体扯平些，过关了。 我自己备有一盏油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头发被烧焦是常有的事。有时候，我还故意把头发靠近灯火，在静静的夜里听头发烧焦时嗤嗤的声音，闻那股焦香的气味儿。 在第一师范，我也发生过有失颜面的事。一次我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把同学的被子也烧了几个黄黄的窟窿。 我在学校里按部就班的上课，但也有自己的读书计划。我注重自修，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一些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我根本不去听。可那个时候都是必修课，选修课很少，个别教师可能发表过几篇文章，课程却讲得很差，吱吱唔唔话都说不清楚，其他同学碍于校规，硬着头皮坐在那儿。这个老师以我品行不正、不遵守纪律为由，告到校方要开除我。校方找我谈话，我介绍了实际情况，指出了他课堂上的问题。校方也很惊讶说:“我们看他发表的文章，写得都不错啊”。我还是让步了，答应强迫自己呆在教室遵守纪律。 有两个喜爱我的教员出面说情，说明我的优点，我才留下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教师因为和我的冲突，暴露了他不善于教学的弱点，在学校都不好混了。或许他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后来经常会讨好学生，有一次还请班上全体学生上馆子吃饭，他是第一师范唯一请全体学生吃饭的老师。一个说话非常直爽的同学悄悄说:“毛奇，如果你不和他闹，我们哪能有这顿饭吃。凭这顿饭，你也该坐在教室了吧。” 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给所有学生评分都非常高，我自然得了A，就连那些很差的学生，也都得了B。 平时很少有人呼我的大名泽东，而都叫我润之。中国有句成语叫上善若水，其意思是象水一样不知不觉地帮助他人，施惠不让别人尴尬，如水润泽庄稼一样。 毛奇是我另一个雅号。1916年10月，第一师范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以在军阀的混战中保护学校。自愿军编为营，下设两个连，我被选我连长。11月，北洋军一部吃了败仗，退到了距离一师不远的猴子石。我们几个学生去猴子石看了看，就联络分局巡警，部份学生也 穿上巡警的衣服，我们总共100多巡警加100多学生，夜里过去将士兵们包围。巡警打了一枪后，我们就开始喊话，对方人少，不知道我方力量，全部缴械投降了。第二天，商会给他们每人发了7元银洋遣散了。 事后，有同学问我，万一士兵开枪，巡警和学生哪来是他们的对手，多危险啊。我说，他们刚吃了败仗，对我们长沙城里的情况不了解。如果他们敢进城，他们早就进来了。他们胆虚，夜里被包围，就听命投降了。如果等到他们第二天明白城里没有任何军队，那才危险了呢。 同学们就戏称我毛奇，比着德意志建国时候的一位将军。首先因为我姓毛。奇么，就指我那几天的表现。当然，奇也表示我很奇怪，不仅仅因为文章气势磅礴，更重要的是说我对任何事情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有些奇怪。说得好听些，我是师范生行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志向非凡的、与众不同的奇人。我知道，有些同学叫毛奇的时候想到的是我的奇异，另一些人想到的恐怕是奇怪了。我有时开玩笑说:“你们别叫我毛奇了，叫我毛怪吧。我这头发长，干脆叫我长毛怪。”长毛怪是贬义的，指那些似人非人的怪物。 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观点，我在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统治集团的文人对孔子的曲解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我说:“耶稣也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如果孔子的话 和耶稣的话是现代社会的法律，那么执法者会很方便地按照自己利益角度去解释并执行。 在师范5年多的时间，正值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日本帝国加剧侵略中国、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上演的时期。我每每仔细读书阅报后，就给同学们宣传国际国内时事，周末的同学聚会竟变成了我的论坛，几乎每周一次。我的话题涉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皇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等等。最后，我表示很羡慕美国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别国打仗双方都有损失，美国参战却主要是为发财，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对优越。 1915年，日本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我们聚会时分析了条款，并参加了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后来中日政府还是签订了一个协议，在一次讨论中，大多数人将接受日本条款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指他意欲复辟帝制，借助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我认为，袁世凯正是因为想当皇帝，才会争取民心，力争国权。由于国力羸弱，中国根本无法与经济发展正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抗衡，在日本宣战的压力下，才被迫接受日本21条的部分条款。果然，日本政府在袁宣布帝制时强力倒袁。袁世凯最大的政敌孙中山先生为了共和理想，发动二次革命后以日本为基地进行反袁，他大力鼓动日本制裁袁世凯。 1915年5月30日，我和同学一起去黎锦熙老师家。黎虽然是我们的老师，由于年龄和我一般大，我们也把他当朋友，能够无所顾忌地交流各自的观点，倾诉内心的苦闷。我们讨论了社会的不合理和非逻辑，黎老师主张改造社会。我一次怀疑社会改造，也就是社会改良的 可行性。黎老师包容心强，我们一起提出很多看法和认识，有些认识大相径庭，我会变得很激动，他总是宽厚地说一句:这也是一种看法。可惜，他3个月后就到北京任职去了。即便他在北京，我们也书信来往，比如他主张学生应该德智美全面发展，我却不认同，觉得美这个概念太主观，因该德智体全面发展。 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时，我都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对来龙去脉都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有相当的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都被带动地异常激昂和愤怒不平。 同学们惊叹地说:“你的脑子真特别，我们同样也看了报的，为什么我们不如你分析得清楚呢,”我无法对他们讲述看书看报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些意思，我更加不能说要他们善于自主分析，善于总结、概括、归纳，因为同学之间是探讨关系，不是师学关系，大多时候是不能指教的。 我只说，看古代经典文献的时候，要自己去理解，尽量避免看后来历代学者所做的注解。之所以成为经典，那是因为经典确实传达了基本常识和科学信息，是人类知识的总结。而注解往往受学者认识水平及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弄得五花八门，有些甚至与原来作者想传达的信息相差千里。 我还提出了自己的“大脑污染理论”，号称老毛的大脑污染理论，我希望大家叫我老毛，感觉和老子名字一样。 老毛的大脑污染理论 我这里提出的是大脑污染，也就是对智慧的污染。最可怕的大脑污染有两种: 一、读太多的好书，特别是仔细阅读那种非常好的书。 特别好的书会让你着迷，会束缚你的思维，你自己的大脑会慢慢停止分泌新东西，也就是创造性或者说是原创的东西。 每个人的大脑本身都有分泌原创思想的功能。如果你一辈子没有这种思想出现，唯一的原因就是你读了太多的好书。 对于读书，我的建议是，好书要一目十行，大致了解就可以了。书不可以读太多。可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读书。”那我建议你读一些很差的书，比如我老毛写的文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从书中挑出一些毛病。你觉得这本书该怎样写才好，这篇文章该补充一些论点和论据才好。或者，你可以干脆嘲笑谩骂，老毛的文章真是荒谬可笑。这时，你会发现，你的智慧与日俱增，你的大脑在不断地分泌出一些具有创意的东西，就是那些你自己的东西。 我的核心意思是，读好书能增加知识，读差点的书会增长智慧和创新。 二、拜特别令你佩服的老师学习、和能干的完美上级一起工作。 和读书一样，一个完美上级会窒息你的智慧，压抑你的能力。如果你碰巧又很佩服他，那可不是你的幸运，你一辈子就彻底完了，你会永远在他的阴影下生活、工作。 如果你发现你的上级聪明、能干，几乎无懈可击，令你佩服得不可复加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赶紧辞职。如果你继续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你就会失去自我。 你得赶紧问问自己，那我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们能从自己的上级身上找到一些不足之处，一些缺点，很多不如自己的地方，愚蠢的人会抱怨，“这家伙怎么能够领导我,”而聪明的人会窃喜，“跟着这个宝贝干，机会大大的～” 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强势领导，一定要学会偶尔在你下级面前泄露点小小的破绽，让他们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给同学的信中写道:“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 这篇文章在同学中传看后，他们就叫我老毛了，或者叫我老毛子，谐音北方的俄国人，也谐音农村里会抓老鼠的老猫子。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叫日本人为日本鬼子了。 我自己订有一份报纸，平时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为了节约，还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钉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我把报上见到的地理名字一个个都用英文列出，然后对着地图学习。 同学问:“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回答说:“看图学英文，就不用单独花时间记单词了。” 我用同样的方法把世界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都熟记于心。对我来说，报纸是活的，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记单词也一点不烦闷。读报时旁边准备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地图，每个地名都查得很清楚并且牢牢地记住。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中，总共只用了160块钱，包括每次的报名费和学费，其中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拿160元与同学的开支比较，应该算是最少的了，可我知道 韶山冲的农民能拿出160元供养一个人高马大的壮小伙子读书，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我父亲责怪我浪费，说这是挥霍钱。我说这是我从口中节约出来的粮食钱，他往往会说:“我宁愿你多吃粮食。” 那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了。我会站起来:“老爸，你看看我的个子，你赚大发了。我粮食吃的不多，个子长这么大。哈哈～”他也真没办法了，不知道拿什么话来说服我。 学校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又名杨怀中，长沙板仓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早年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学习教育学、伦理学和哲学，考察游学到过德国、瑞士等国家，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立志培养国家有用之才，改造贫困的中国，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海归”，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一师范，他讲授过修身课、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是个学问很好、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讲授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鼓励学生立志做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并受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5分，相当于现在的A+吧。我唯一难理解地是他因为学术作风严谨呢，还是口才不好，讲课非常独特，往往是一字一句地照念讲义，既不重复，也不讲解。这不是我崇尚的教学方式，我喜欢那种一张讲义不拿，只拿2根粉笔，侃侃而讲一堂课的高傲老师，下课的时候，黑板上留下授课内容概要，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连黑板擦都不用。 杨老师课堂上最独特的要求是自由讨论，同学们开始很不适应。校园中原来传诵的这位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优秀学者只会念讲义。如果不念讲义，他说话又欠流畅，大家不禁感到索然无趣。我却不以为然，听课时比较认真，因为他的讲义写得很好，内容新颖丰富，“包子里有肉”，大家议论纷纷时，我是这么表达的。长沙话中，如果有个人聪明睿智，只是不善口头表达，大家就会说他“茶壶里面泡馓子，有货倒不出来”。我呢，那时天天吃青菜，特别馋肉吃，就用包子里有肉代替了茶壶里有馓子。 单是《西洋伦理学史》，杨老师就工工整整写了七大本讲义。他虽然不善辞令，但其讲义非常系统，很有价值。我发现他有时候念讲义，经常跳过几页甚至好几页，我就约了几个同学去拜访他，找他借讲义系统得学习。 第一次和箫子升、蔡和森几个同学去老师家，我们都很拘束，不善言辞的杨老师让我看了半天讲义，临走的时候只让我说了几句这部分讲义的主体内容概要。看书找概要，也就是中心思想，是我最拿手的本事。他显得很满意，但没有评述。路上同学议论了我的综述，说我讲的很好。 第二次去老师家看讲义，刚好他的案头上有部曾国藩的书，临走的时候他顺便拿起书，问我对这位曾国藩先生的看法。我知道老师是比较推崇曾国藩的，但我还是如实讲述了我对曾国藩的认识:比如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打掉牙齿和血吞”，我一直以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是最危险的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或者某种理想，他们过于忍辱负重，当他们一旦取得了政权，就会加倍要别人和社会偿还。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曾国荃因为对太平天国的镇压过于残酷，最后为了保全自 己，竟不负责任地把那些为他奋战的湘乡士兵都无情遣散了，使有些人成为社会上最凶悍的流寇，以致于他在中国民间获得了“曾剃头”的称号。剃头表示他杀人太多，如理发师傅剃头发一样容易，而对敌我双方士兵和家庭来说，那可是众多要平等爱惜的生命啊。 杨老师听了我的观点，显得非常兴奋，但还是没有发表观点。回家的路上，同学们怪我不懂事。不懂事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情商低。 第三次我约同学一起去杨老师家的时候，他们都借口忙不愿和我去，我心里惦记着老师家里的一些新书，硬着头皮一个人去了。路上，我感觉到了孤单，一种前所没有的孤单。我甚至自言自语说“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声音竟大到把正迎面走来的人吓了一跳。我拖沓不安地走到老师家门口的时候，看见老师站在门口等待，还问我今天怎么来晚了，其他同学怎么没有来。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师这次准备了特别名贵的茶叶，特别可口的点心，这是前两次没法比的。他请我坐下来谈话，让我把喜欢的书拿到学校去读。 杨昌济老师提笔写了4个字“修学储能”，给我逐字讲解。修，就是自己探索，独立思考，修养。学，是向别人学习，包括老师、同学、报纸、书刊和社会。储能，就是准备，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理想，结合社会实践，做好准备以后要干大事，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他叮嘱我不要过早地框死了自己的学习范围，要广泛涉猎，不要急于下结论，兼听则明。我感觉他倒像是在给我做人生规划，心里特别高兴。 杨老师的规划引起了我的共鸣。想起早在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曾写道“要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前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也表示“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群表示社会，从严复翻译的社会学书中来的，君子就是我心目中上天的使者。 我注意到他的书房不显眼的地方，有一张女孩的照片。我不记得以前这里是否有照片，或许前几次来的时候人多，我没有注意。我仔细端详照片上的女孩，觉得非常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手里捧着一把画有荷叶和莲花的纸扇，顶着中午的阳光，笑得那么天真灿烂，好像把周围的景色也笑得跳动起来。扇子特意展得很平整，画中红红的莲花高高地冒出荷叶许多，显得非常高傲。画中的图案，与整个照片的布局，就是女孩高高坐在半岛桥上，也是冒出周围的景色许多，显得那么和谐一致。 女孩穿着白色圆领衫，那种细细的雪白洋布做的套头衫。这种衣服在长沙是极其少见的，估计是杨老师从国外买回来的。裙子的底色也是雪白的，上面点缀一些蓝色的小花，高雅，洋气，纯洁，大方。她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蓝色布鞋，那种带传统布带的，只是带口不是传统的绊子，而是闪亮的扣子，玳瑁扣子。那时，我们管塑料叫玳瑁，比如玳瑁眼睛，玳瑁笔，玳瑁扣子。一般人家见都难见到这种东西，更不说用了。 半岛桥是长沙有名的景致，也叫半道桥或者半步桥，是热闹的码头附近一个幽静，美丽的地方。桥只修了一半，到了河的中央，小桥下只有一个桥孔，小船可以过去。稍微大点的船，就得从河的另一半过去了。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桥，只是按照桥的结构，修建的一个特别是景致。哪朝哪代修建的，就无从考证了。照片中女孩背后，就是东方，是可以通行的三孔月亮桥。从那里要到半岛桥，要绕很远的路，只有西面，女孩的前方，半里路的地方还有一座桥来交通南北。她身后往北就是主河道，商船来来往往，通向远方。 河道两边是漂亮的商铺，一般都是两层，主要卖妇女们喜欢的针头线脑、各种家庭装饰品和衣服珠宝等。长沙谁家女儿出家，总免不了要来这半岛桥几次，买几件可心的物件。商铺的隔墙都是高高的白石灰墙，墙头垒起高高突出的垛子，有些雪白，有些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发黄，在太阳下显出一种古老的土黄色。商铺门脸主体结构和长沙任何地方的房子一样，都是木质结构。那些条件好些的人家，每年都要涂上桐油，防水防潮，亮闪闪的，那些长期没有再涂桐油 的，已经斑驳起来，露出清晰的杉木木纹。 我正全神贯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杨老师进来了。 “这是先生的女儿吧，她叫什么名字啊,”我问道。 “是啊。你想知道她的名字,那你等会去问她吧。”他淡然地说。 一会儿，一个灿烂的女孩提着炊壶进来给茶杯续水。我觉得她就是照片上的女孩了，赶紧上前接过壶自己倒水，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发现这是自己第一次低声细语说话。 “我叫杨开慧，号霞，字云锦。你叫什么名字啊,”她说完，反过来问我，声音非常细腻。 我本能地说:“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号……?”我完全按照她话语的套路讲，可我没有号，说到号字，就没了。我还想张口问她今年多大，可突然醒过来一样，问她这些干吗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女儿，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女孩看待。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道，她以后会和我一起生活，和我生了3个孩子，把命都献给了我。 说到梦，那天晚上，我确实做梦了，整夜做梦。梦中全是月亮和杨开慧的脸庞，梦中我把她的头发当作夜空，再把她流海下的脸庞和圆圆的月亮映照，还用圆规仔细地测量，完全一样。我分不清哪个是她的脸庞，哪个是月亮。 第二天我起来的较晚，夜晚的梦还缠绕着我，我觉得自己很荒唐。洗脸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杨老师为什么每次都不做评论，还把“修”字放在“学”字的前面，以及让我自己去问他女儿的名字等等，他分明是在用行动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以后要养成自己去探索的习惯，去 寻找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在我的带领下，同学们都和杨老师，杨开慧，还有杨师母打成了一片，我们常常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大家都喜欢上了他这种引导和鼓励的方式而不把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杨师母偶尔也会带我们去半岛桥买些家用的东西。到了市场，女孩子们沉湎于那些花俏的物品的时候，我总是跟着她们，帮助拿东西。大家也嬉闹地坐在杨开慧照相的那个石桥上，摆姿态，只是我们没有照相机，无法留下梦幻一样美丽的景色和青春的姿态。 老师的教育思想后来几乎全部融入了我解放后提出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关键词是觉悟，按照雪山精灵的提醒，政治就是上天的信仰，觉悟就是对人间正道的认识。 我逐步认识了杨老师，觉得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他宣扬西方先进思想，另一方面他拥抱着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比如，他给女儿杨开慧按照男子的方式取名，取号，取字，早年他国外求学的时候还鼓励女儿上学，甚至鼓励自己的妻子也一起上学。可回国后，他又不让杨开慧上学，名义和表面上说是自己可以在家教她，实际上他是想迎合当时的社会习惯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在我曾经就读过的东山学堂，湘乡就有老师和一些开明绅士的女儿和我们一起听课，她们不是正式学生，只是旁听。在第一师范学校，老师、校董和社会思想开明的人士也把女儿送来旁听上课，和我们男孩子一同学习。长沙的各种学校和私塾学堂都有女孩子上学的现 象，只是没有公开招生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种现象存在已久，社会上已经开始公开讨论男女混校招生了。社会情绪有时候也是非逻辑的，只要公开谈到混校，就有一批封建卫道士出来批判，虽然私下里大家也能通融的。所以在我看来，杨老师又算保守了。 再比如，他非常推崇曾国藩的隐忍道德、治学精神和处世观点，同时又不对我的批判做任何评论。他好像只是一个宽容的学者，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或许他后来因为死的太早了，没有时间展示他对世界的看法。 当时，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风靡一时。杨昌济老师把陈独秀主办的刊物《新青年》送给我们看，并鼓励大家多投稿。我也正是在这时开始系统地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解共产主义的基本 常识。 第一师范还有一个老师叫徐特立，他告诫我们不光要多动脑筋想，还要勤奋动笔写，这样才能系统地研究和传播自己的观点。他的口号是“不动笔墨不看书”。我本来就喜欢写批注，非常赞同他的主张，笔记和批注就更加系统和详细了。这一习惯后来伴随了我一生，中南海丰泽园书房内的所有书上几乎都留有我的批注。 徐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是红军长征时期年纪最大的干部之一。我在后来延安时期的1937年1月，特意为他祝贺60寿辰，按照长沙的风俗习惯，为这个出生于长沙的老先生戴上1个红布锁。我在祝寿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我把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对杨昌济老师的爱，对传播人间正道的所有人的爱全部倾注在这篇祝寿词中。当然，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对那些认识几个大字就忽悠说自己是知 识分子而欺骗学生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思想却整天算计怎样与暴力统治集团相勾结剥削人民的读书人，从来都是蔑视和嗤之以鼻的。 要说到国学，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属袁老师最有特色。他名叫袁吉六，人称大胡子，是一位性格急躁、严格得有点过分的先生，早年是保靖县的一名举人，在当地设馆教学，后来到第一师范当国文教员。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象形文字那时不叫汉语，叫国文。汉语是很晚以后才称呼这个古老象形文字体系的。 这位注重古文教学，学识渊博，讲解精辟的国文教员非常喜欢我的文章，常常给我的作文批上传阅二字，让同学们学习。 我喜欢上袁先生的国文课，对他很尊敬。袁先生讲课很神气，但毕竟扣分太紧，同学们不喜欢，大家常背地里喊他绰号大胡子。当时我们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都竞相模仿他们的文体写作。袁先生看不起，称这种半文半白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认为作文之道，首应固本，要么写经典句法，要么直接记录日常口语。 他经常将我叫到他的住处，讲一些古典名家名著，并借我各种不易借到的善本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国文基础和文章都明显长进，他说我的文章已大有孔融笔意。他很有意思，为了压制我的高傲和狂放不羁，有次故意挑剔到我一个小叉子，指责我文章上写了日期，还当着众同学的面不停地批评我，说我轻狂，把我弄得下不了台。我年轻气盛，气急败坏地拉住他的衣服就要去找校长评理，吓得同学们都炸了锅。后来徐特立校长听说这事情，点拨我说:“袁老师这是爱你呢。他那个耿直性格和高深学问，不会象你想象的那样弄出这么可笑的借口批判你。”我突然想起那年我尾随爸爸，爸爸回来后 说的话，“孩子知道错了，说多了打击信心”。原来，袁老师是弄了个笨拙的借口来教育我。 比较这两位老师，徐特立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和组织者，而袁老师一点花样都玩不出来，想玩玩吧，把自己折进去了。我觉得好笑，我们没有道歉，却能互相理解。 1915年，我参加了第一师范学校反对校长张干代表省政府征收师范学生10元学杂费的学潮。我带头写出了一份痛斥校长办学无能、贻误青年的宣言张贴出去，提出要赶走张干。后来有人告密，张干为此要开除我这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老师知道后，会同杨昌济、徐特立极力表示反对，并首先出面为我担保。张干迫于压力，只好收回成命。同学们都没有想到，刚被我动手拉扯的袁老师，现在成了比杨和徐还积极和公开的铁杆。直到革命成功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我突然想到，林彪和我的关系多么象我和袁老师当年的关系。 第五节 我的“逻辑行为和非逻辑行为”意识 我提出大脑污染理论的同时，也提出读“无字之书”。读书，不要读死书，不要以崇拜的心情全面接受书中观点。善于读活书，活书有可能是没有系统明确文字的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社会实际存在和社会实践，力求做到认识社会，找出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我在长沙期间，特别喜欢读这无字之书。当大兵，报考各类学校，泡图书馆，逛各色街道和庙宇寺院等，都是探索人间正道的方式。我不仅走遍了长沙所有的寺庙，如孔庙、天主教堂、基督教堂、 清真寺、道观和佛庙等，我还拜访了很多宗族祠堂，了解很多主要姓氏宗族家谱。 社会学称这种研究方式为社会调查或者田野调查field investigation，传统文化中则称为游学。所谓游学，本是黑暗时期社会上一些年轻的读书人在探索人间正道的过程中，因为统治阶级昏庸，他们宁愿相信有些知道真谛的思想家遵从上天的隐忍启示，隐藏在市民的小巷中、农民的田舍里或山野丛林的田园里，他们就去寻师求学，希望获得启发。不过，也有一些落魄文人，利用游学这个堂皇美丽的的借口，给缺乏文化和书写能力的偏远民众写字、作对联，以此维持生计。在我看来，这些人提供了社会服务，用自己的脑力劳动成果换取那些体力劳动劳果，也是正当的社会交换行为。 1915年夏天，我和已经工作的箫子升利用几个节假日，一起去打秋风。打秋风就是游学，跟讨米要饭差不多。从长沙出发，一分钱都不带去了宁乡，益阳，安化，沅江，农民们供给我们饮，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在宁乡途中，我们去何叔衡家呆了几天。采用游学的方式进行社会考察和调查，特别是进行农村考察，我更加清楚地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更重要地是，我知道了所到之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开始，和我们同行的还有箫和畅，他是安化人，与我们同路回家。第一晚我们住在宁乡的同学家，第二晚住劝学所。离开宁乡县城，一路都有安排，子升觉得没有意思，建议不找熟人，找陌生人讨饭吃。 第一次肚子开始饿的时候，在一个开小馆子的农妇指点下，我们找到一个姓刘的绅士。绅士不同于地主和土豪，他们往往受过良好 的教育。刘老先生是一位翰林，告老在家。他没有儿子，但有几个女儿，都巳经出嫁了。 箫子升的主意很多，他认为最好的辨法是写一首诗送给他，用象征的词语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 “好主意～”我立刻表示同意:“让我想想，头一句可以这样写:“翻山渡水之名郡。” 子升续上第二句和第三句:“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 我就冒出结尾:“沾衣晨露浸饿身。” 那个时候，箫子升、蔡和森和我是最默契的朋友。作文写诗歌，经常是一人几句，上下一串，就成了。箫子升的文句一般隐晦雅气，我一般比较实际，辉映成趣。我的 “翻山渡水”和“浸饿身”二处指点主题，他的2句诗情画意多了。 我们赶紧打开包袱，把笔、墨、纸和信封拿了出来，让箫子生用他最佳笔法把那首诗写在一张纸上，我们2个人分别签上各人的真名。信封上则写了:“刘翰林台启”几个字。子升写字，中规中矩，雅典漂亮，我的字龙飞凤舞，他总是嘲笑我的字又大又丑。 我拿着信，透过门缝对里面的人说道:“我们是从省城来的，替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我从门缝把信递过去，他用较温和的语调说:“请你们稍等一会。”便转身向内走去。无疑他认为那封信是我们从长沙一路带来的，我们一想，也觉好笑， 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穿着一件白长衫，手里拿一把绸扇子。他是一位年约70岁的老人，生得矮而瘦小，而且略现驼背，头顶已经全秃。我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带着惊奇的眼光站在那里注视我 们:“你们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你们遭到什么意外了吗,你们在路上遇着强盗了吗,” “没有，我们没有遭到什么麻烦。”我答。 “你们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呀,”刘翰林问道。 我们告诉他，我们是省城里的学生，从长沙来，打算到宁乡县城去。 “你们或许是在哪个洋学堂吟书的罢,我明白了，你们也会做诗。你们做得很好，书法也很不错。”刘翰林一面说着，一面端详我们。 他陪我们谈了很久，主要是问外面的情况，可一直没有吩咐人给我们做饭。喝了茶，更饿，我们饿得快要崩溃的时候，刘翰林也没有提到吃饭的事情。他走进里屋，一会从宽大的衣袖里拿出一个红纸包，微笑着递给了我们，未再说一句话。从那纸包的形状我们立刻猜知，其中必然是一些钱。我们2个人向他道谢之后，即行告别。 走出大门，我们便立刻闪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将红包打开。忽然之间，我们富有起来了～原来红包中竟然是40个铜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走到路旁的小馆子，请那个女子尽速替我们准备饭～不到一会的工夫，我们的饭就拿上来了，除了米饭之外，还有一些蔬菜和青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饭，终于吃饱了。这顿饭每人花了4枚铜圆。 在安化县，我们住在箫和畅家，此后，他不再同行。中午，当我们讨要饭食的时候，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我们米饭和蔬菜。老头姓王，看出我们时候学生样子，他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么子,” 我回答说:“我们是没有收入的穷学生，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 王老头有2个儿子。大儿子10年前去了新疆，但已经5年没有得到他的音信。二儿子在宁乡开了一间茶铺，生意不错。 王老头对读书很感兴趣。但他家很穷，仅仅能够在学校里读4年书，随后我跟一个裁缝做学徒。年青时他很幸运，在县衙门里获得了一个守卫的工作。 他说:“讨饭没有什么不对。叫化子总比贼盗要强一点。游学并不坏，游学的读书人往往是些正直和老实的人。那些当官的读书人最不正直。我曾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叫化子是最诚实的人，比做官的要诚实得多。”箫子升骨子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找到了知音，热情地应道。 “你说得太对了～”王老头笑着说:“多数官吏都是不诚实的。我在衙门里做守卫时，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他审判一件案子，给他钱最多的一边照例是打蠃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向他贿赂。” “他们向县太爷送钱，你又怎样知道呢,”我们询问道。 “他们告诉我的。”他说。 “假定原告和被告都送钱给他，那么，他又如何处理呢,” “那就要看哪一方面送他的钱多了，多钱的一边一定赢。输的一边总是异常气恼，他们常常告诉我关于行贿的事情。” “难道县大爷一点不怕别人告发,”我问道。 “惧怕什么,”我们的主人问道。 “打输的一边可能到省城告他一状呀。”我说。 “他倒并不在乎～”老头说:“在省城打官司比在县里花费更多。如果没有很多钱去行贿，在省城就更没有赢官司的希望。连在县衙门贿赂县太爷的钱都拿不出来，就更付不起在省城行贿所需的钱了。总之，官官相卫是尽人皆知的。” “真是不成体统～”我们慨叹说。 我们游学还真的碰到过一个隐者，或者说乡村思想家。他姓夏，60多岁，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经、史都好，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夏先生喜欢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 我们求见，他说后生不可限量，就接待了。夏先生开门见山，在桌上挥笔写了一副对子的上句，也叫原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以试我们的深浅。我知道，对不好，可能连一口水都讨不到。我不主张逃避现实的隐士文化，他的毛笔没有放下，我就接过来，即书下句，也叫属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大吃一惊，觉得对边胜过出边，体会到了隐含的批判，自感惭愧，却也连声赞好。他挽留我们吃饭住宿，昼夜长谈，临走还赠给8元银洋。 他从《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这本书开始谈起，谈到了民族文化，特别比较了起源于国外的3种宗教文化。他的有些认识深入阐述了历史渊源，也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可惜他担心开罪某些宗教人士或者某个学派，不敢写在书中。夏先生认为，当时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佛教就其出生而论就是有缺陷的，启示传播者有抛弃父母、抛弃子女 的行为，不符合人间正道。那么，其宣扬的思想也往往违背自然大道。比如“不杀生”，就违背了自然界食物链的基本规则，而且对生和生命的定义模糊不清。人的生命是生，动物的生命是生，那么广义的植物生命呢，也应该是生。不杀生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事情强制要求去做，那么信仰者势必先违背全部自然规范。同时，不杀生这个规范实际上成了那些为人间所犯各种罪恶的庇护伞，只要罪犯皈依或者给宗教领袖捐了钱，他们就可以立地成佛，罪行得不到及时清算。这种信仰的最终实质上是保护了人间那些暴力和腐败群体。再比如，“不淫欲”，也违背了人和动物的基本本性，植物也要开花授粉才能结出果实。他们不对淫欲做出明确定义，开创者从自己的身体特性出发，用行为传达他的思想，要求信徒出家，压制人的性本能。 听着夏先生的讲述，我转头看看同学萧三，他早已进入了梦乡。这么看来，我更认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根本宗旨:一神信仰。如果说要有神，那么就是上天，人人在上天面前平等。我也认可中国本土信仰中尊重自然大道的老子认为，人类应该谋求人间正道。 我们没有带1个铜板，徒步旅行，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个县的众多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及寺庙方丈各类人等，写了大量笔记。 农民们给我们提供食宿，所到之处每每受到款待和欢迎。在安化，我们利用一家茶叶店桌子，写了很多对子，把街道上店铺的名字都写进对子里面去，再去卖给店老板。萧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给他听差，去送对子。有些人给2个铜元买下，有些不原意掏钱的，我就告诉他们，店铺的名字都写进对子里面了，你不买掏 钱，也留下吧。人们都夸我们的字写得好，有些人家跟我走回菜叶店，将未来几年家里可能要写的文书都请箫子生写了，不能肯定的地方留白。有钱人家给钱，一个铜元也好，几个也好，我们都不计较。 离开安化之后，我们便开始谈论和那家茶叶店老板的谈话，关于如何安排他3个儿子的事业的问题。他让一个儿子做学问，但学问并非可靠的谋生之术，因此让另外2个儿子学做生意。他们计划将来每人经营一项不同的买卖，假定其中一个失败了，另外一个仍可支撑。箫子生还是自由主义那一套，说那个店铺老板是典型的中国父亲，不过，他这种观念是太古老太落伍了。他批评那个做父亲的决定，是自私自利的方法，因为他只照顾他的家庭利益，对他儿子的个人的愿望，以及对社会全体的利益，却全然不加考虑。我的批评引起了我们俩之间关于家庭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大辩论。 我告诉他:“你知道养儿防老的古训～这是中国无数代的制度了。父母养育子女，父母衰老之时，儿子的主要责任是照顾父母。这是正常的反哺行为。” 他申述道:“很奇怪，这种自私的家庭观念，我一直不以为然。假定我有一个儿子，我很自然的会喜欢他，然而我却永远不会按照我自己的需要，把他当作财产一样看待。他应该是社会的一分子，把他养大，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是我的责任，但以后的生活，他对我的态度，则应决定于他个人的情操。我永远不会想到，我老了之后还需要他的照顾～我父亲虽然属于前一代的人，但也和我有类似的观念。他反对父亲对儿子有自私的打算。” 我承认现实:“我以为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少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 谈到国家，他认为:“儿子并不完全属于家庭，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了国家观念，其害处绝不逊于夸大家庭观念。” 我都觉得他的观点很奇怪，尽管我知道他比较崇尚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他解释道:“一个人生而为家庭的成员，同时在国家之中，他亦是不可分离的一分子。在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全世界的一个公民。他对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以及对整个世界都有责任。总之一句话，他对社会负有责任。” 我不认同他的观点:“我认为国家应该占最优先的地位。” 他解释说:“我想的是一个人的抉择问题。假定一个人面临有利于己而有损于家庭的行为，他便不应该去做。假定面临有利于家庭而有损于国家的行为，他亦不应该去做。尤其重要的是，假定一种行为有利于国家而有损于世界及社会时，他就更加不应该去做。检定行为的最后标准，是社会的终极之善。” 我觉得他这是自由主义的一厢情愿，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谁给了我们终极之善。“但是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我辩驳道:“因此，人民便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人民是国家的子民。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该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这就必须要有两种制度。其一是儿童的教养，其二是老人的收容。假定把传统的养老制度取消了，那麽，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另外设法加以照顾。” 我强调着说:“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人民也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他又害怕起来:“但是如果政府过于强大，那么，人民的自由就要受到损害。那情形好像是，人民变成了羊群，而政府则成了牧人。 那是不应该有的制度。人民应该是主人，政府只应该做他们的仆人。不过，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毫无疑问的想做牧人或主人～” 牧人是基督教的概念，他的话让我想起圣经里一个著名的赞美诗句:“你(耶稣或者上天)你牧者，我们是羔羊。”因此我用坚信的语气说到:“不过，我的确认为人民是羊群，权贵是豺狼虎豹。非常显明，政府一定要充任牧人的角色。假定没有牧人，由谁来保卫羊群呢,” “对这问题我有另一种看法。”他说:“假定人民是羊群，政府也必须是羊，但那是最坏的一种形色。” 我问他:“根据你的想法，假定你不让羊群成立政府时，那么，谁是牧人呢,” 箫子升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他说“假定羊由人来照管，那就意味着它们失去自由了。它们系生活在牧人的慈悲之下，全无自由可言。牧人可以对它们生予夺。而留给它们的唯一事情只是吃饭、工作和睡眠，它们为什么还要牧人呢,” 路旁有几只牛静静地在吃草，他讲:“润之，你看，看看这些牛。它们不是很快乐和满足呢,它们需要更好的组织吗,” 我心里想着少年时期明了的社会食物链法则，进不去他的思维怪圈，虎狼那样的政府要推翻，羔羊自己的政府也不行。我没有回答。于是我们便注视着那些牛，沉默地向前走下去。等到我们快要走到牛的身边之时，看到了放牛人。没有放牛人，那些牛能存活下去吗, 同一件事情，我们俩人认识不同，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游学的同时，我还发现旅行是一种了解同学能力和检验朋友情谊的方式。尽管我们友谊深厚，当我和箫子生的思想渐行渐远了。如 果你想和心爱的人结婚，我建议你们一同旅行两周后再做决定。 结束夏天的旅行，我们乘船回到长沙。夜里我们站在船头，仰望星空，我心里大致归纳了一下。作为两个穷得如乞丐一样的学生，最难进的门是地主土豪的门，他们养狗，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其次是佛教的庙门，那些守门的小和尚都不敢通报2个穷学生给方丈。还有政府的门，箫子升一个过去同事在做县长，我们想让门房通报一下，他们威胁要把我们关进大牢。最容易进的门就是那些乡村农民、城镇做小本生意的人。那些受过教育的绅士，因为学术和书法上的共鸣，却是最欢迎并且原意帮助我们的。 我的旅行的成果还有剩下的2文40个铜板，便平分为二，作为叫化子的家当。 我把集体游泳也当作无字天书。第一师范往东是湘江，湘江中有橘子洲，江水有深有浅，是游泳的好场所，水性好的和水性差的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夏天里，我经常邀集同学到橘子洲附近和南湖港一带游泳。我学会走路的时候爸爸就教我游泳，也喜爱游泳，并且技术好、水上耐力强。中国有句话说“艺高人胆大”，我不但能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游到相距近10里的牌楼口去。 同学们在一起活动，有时候是理性的，有时候是不理性的。有时候为了荣誉，土话叫面子，也经常做些傻事。按照逻辑学来说，就是非逻辑行为。 记得一个晚秋的日子，我和罗学瓒等几个同学到江边玩，本来没计划游泳，可同学之间你来我往几句斗狠赌勇的话，大家不顾北风扑面，天气寒凉，毅然要去江中游泳，我当然也不甘落后。其实，跳下水的瞬间我就后悔了，水很冷很难受，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没 有人好意思说停。后来我发现一个同学脸色苍白，直往水下出溜了，赶紧拉了他一把，喊大家上岸。 我记得那次有罗学瓒，是因为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即橘子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 不过，我也发生过危险。有一次，我横渡湘江就要到对岸时，被大浪冲入一个木牌下，幸好被同学救了出来。解放后，与老同学谈及此事时，我说那次如果不是亏了同学搭救，险些出了洋，也就是死了。后来的1958年大跃进时，我也想和人谈谈湘江边斗勇的游泳，可找不到人。 那时血气旺盛，精力无处发泄，有时候竟突发奇想，做点傻事。有一次，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马上就要倾盆而泻，别人都往家里跑，我却鼓了劲往外跑。一个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我这么做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勇敢，另一方面感觉自己很孤单，最后我遍体湿淋淋地来到蔡和森的家里，因为我知道他的妈妈平日总在家。蔡妈赶紧给我烧热水洗，找衣服换，并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刚读到书上有句“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话，就想体会。蔡妈笑我书呆子，我觉得非常亲切，仿佛她是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这就是我一种非逻辑的个人心理感受，一个貌似坚强的男人，在他最疯狂的时候，往往也是他最孤单的时候。孤单的心境和湿冷的环境容易相互叠加，把人带入痛苦的抑郁之中。男人在被孤单和凄婉缠绕的时候，他们最想得到母亲的安慰或者类似具有母性特质的女人安 慰，乃至比自己年轻的女人性的安慰。这就是人类永恒的恋母情节。 孤独仿佛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我曾去游岳麓山的一座山庙，夜里就在庙旁露天一条长板凳上睡着了。山上夏夜蚊子多，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第二天早晨，几个游人吵醒了我，我也怕被人误认为乞丐，忙收拾好报纸，起身走了。 作为上天的使者，我太阳精灵要做解放人类思想和驱逐社会黑暗的事业，作为人间肉体结构的生命，我也和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我的意识常在高尚和平庸中挣扎，在逻辑和非逻辑中转换，一种综合的力量让我生出去探索长沙社会的最低层“红灯区”的冲动。 在我的逻辑思维看来，去红灯区也是游学的一种形式，可以了解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状况，本能的性冲动也加强了这种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行为。可我和另一个同学到了那里，才知道需要多大的意志力才能抵抗这种顺理成章的诱惑。这种抵抗实际上是一种非逻辑行为，我把它称为“心力”。 不过，我还是验证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匿名理论。 那些妓女，大都是穷人家的女儿，家里没地或者少地，找不到工作，混不到饭吃，流落到大城市寻找机会。不曾想城市的社会关系比她们的老家农村更加冷漠，更加突出短暂的交换关系。乡村某家缺粮时，多会去借，有借有还，人与人之间有温暖的友情关系。城市里天然缺乏这种关系，她们在进退两难无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出卖灵魂的肉体关系。另外，都市里太多南来北往的客商和长期独居的单身男人，他们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性饥饿就会寻找安慰。这种形式形成的妓女，多出现在人类社会水路交通中心城市，比如港口或码头。 社会中那些暴力集团和统治者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会干涉和控制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他们威胁、强迫妇女卖淫，形成严密的控制体系，还把这类群体妖魔化，用道德约束把这些行为赶入地下，形成稀缺，提高价格，而这部分提高的利差以各种方式在黑社会头目和白社会管理者中间再次分配。 妓女是这个食物链的最低层，她们面临很多危险和威胁，长期的疾病折磨、黑社会的恐吓、无赖镖客的欺辱等。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心灵饱经蹂躏、饱受各种道德规范的谴责、饱尝亲友的唾弃。 她们选择了匿名。匿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汇集到大城市，那里相互不知道底细;二是浓妆艳抹，让表现出来的笑面来掩盖她们真实的凄苦。每一个妓女，在内心里都梦想有一天回到家乡，说在城市里工作挣了钱，回来成家过日子。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都想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挣钱养活自己，逃脱那种肮脏又危险的境地。 后来在新中国要成立的时候，我告诉上海市长陈毅，要他首先解决这帮无产阶级苦难姐妹的问题。解决方案很简单:一是给她们提供工作机会，做自食其力的人;二是尊重匿名效应，把绝大部分年轻女性和有抱负有理想的城市青年混合在一起，送到军垦农场去。她们到了那里，有土地，有粮食，有机会选择自己心爱的男人，就变成了大自然善良的女儿、慈爱的母亲，成为世界上讲究伦理道德的人。 基于这段游学经历，我除发表了心力论，还写了《体育之研究》，主张转移我们的一些力比度，摆脱性本能的困惑，锻炼好身体，促进心理健康。很多观点不能在文章中直接表示，都隐藏在字里行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开篇第一句是这样起笔的，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对体育运动，我写道“运动宜蛮拙。 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为了调整好年轻又精力充沛的身体，我认为应该注重意志的作用，把肉体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那么，体育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人的英雄气概和勇敢向上的意志，而不是仅仅为了练出几块突出的肌肉。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坚固基石。 我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28画生，把毛泽东这个真实名字隐藏下来。我的名字毛澤東象形文字繁体是28画，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少人明白我当年是怎么想的。 我后来还把游学红灯区的往事讲给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听，结果弄得她们都素面朝天，从不浓妆艳抹。 可以看出，所谓逻辑行为，是指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将手段与目的合理地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都是逻辑行为，其余都是非逻辑行为。一般人类行为自认为是理性的，但却是非逻辑的。研究人类社会就要从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开始，自觉地放弃把人类行为看作逻辑行为的思想。 逻辑行为或者说一种行为要合乎逻辑，就必须使客观现实中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符合行为者意识中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比如工程师建桥时研究过地形和材料的抗力，他能够预先考虑到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他所想象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和客观上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致。事态的发展就会客观地反映出行为者事先在意识中构思的手段和目的的结果。 凡是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没有逻辑联系的行为都可以归入非逻辑行为的范畴。大多数人类行为是不自觉的非逻辑行为。人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从行为者本人的角度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但这里所说的逻辑是行动者本人的心智逻辑而不是反映实际存在的客观过程的逻辑。有些人类行为是自觉的非逻辑行为。例如，很多人相信自己的运气不好，别人的运气好。他们大多数人知道这种思想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手段进行验证，这类想法是不合乎理性和逻辑的，但他们依然让这种思想迷信影响自己的行为。 有些非逻辑行为是运用的手段与产生的结果有逻辑的联系，行为者也设想过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某种联系，不过客观的后果并不是主观设想的结果。 从宏观社会发展来看，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的实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说夺取政权是为了人民的自由，但是一旦运用暴力完成了革命，他们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裹胁着建立一种新的专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行为与结果有逻辑联系，同时实现农民平等社会的理想和革命行为之间也有客观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无法通过他们运用的手段来达到。他们运用的手段逻辑地导致某种结果，但是主观的后果和客观的后果是不同的。 如果我列举后来的2011年初发生的群体事件，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日本发生巨大地震，让他们的福岛变成了祸岛，发电厂的核泄漏一度引起了中国人的恐慌。因为有谣言说食盐可以防止核放射对人体的伤害，大家都去抢购食盐。如果我们按照逻辑思维方式，认定食盐可以保护身体，而不吃盐就会死亡。那么，抢购到食盐的人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抢购到的人要么高价去买，要么等死。可如果大家都不 抢购，食盐供应本来也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核放射死亡。这种行为是典型的社会集体非逻辑行为。 或许这种分析，会让我们产生悲观情绪，自然造成的破坏其实远远小于人类非逻辑行为产生的破坏。 第六节 我的“社会发展历史中的精英循环”概念 我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差别;另一个概念是抵抗。 差别指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差别，即不能构成社会生活。人类社会进化的表现就是各种差别陈迭循环的状况。这和宏观的宇宙规律一样，不平衡形成宇宙发展和运动，就如冷热不平衡形成地球表面的信风带和不同气候一样。不平衡和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形态。这也是老子说的自然之道。 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自然压力和反抗。无抵抗则无动力，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源于抵抗而产生，直到抵抗力量取得胜利而使文明达到辉煌的顶峰。比如: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也就是说，伟大的人要在原始自然竞争发挥作用，平抑其极大的破坏作用，才算维护了人间正道。 我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 差异的观念在我的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一小搓人和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之间的对立。有些人把前者称为精英，把后者称为群众。在我逐步了解的马克思社会学中，阶级的划分是基础。精英理论的缺陷是混淆了统治精英和广义精英，而阶级理论进一步区分了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这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讲同一个概念。 精英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全部社会精英，狭义的是指统治精英。 广义的精英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冒尖的人物，如那些能赚百万银元的人，研究尖端科学的科学家，欺骗人们又善于逃脱惩罚的狡猾骗子，著名的诗人、棋手和运动员，丐帮的帮主等等。我们应该抛弃道德上的好坏观念，只要他们在本行业内出类拔萃都是精英。换言之，杀一个人被判处死刑的人不是精英，而杀一千个人成为英雄者就是精英，这个定义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如果用第一师范学生的语言讲，精英是在生存竞争考试中得到了好的分数，在社会存在的赌博中交了好运的人。 狭义的精英是指少数统治者，他们制定政府的政策，作出重大决定。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低级阶层，或称下层，是群众;二是高级阶层，或称上层，是精英阶层。精英阶层又可分成两个部分: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 精英的分布不是恒定的，下层的代表中最有天赋的会通过各种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渠道，向上补充或替换统治上层的队伍，而统治上层的成员因退化则往下层降，成为群众。日本文化中现在有一个天降的 概念，最早就是表示从统治精英变为非统治精英，那是人类社会黄金时代的概念。 在阅读历史经典和传记及各种小说、民间曲艺等文艺作品的过程中，我从小就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在人类的所有记载中，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口头诗歌形式，里面的人物都是帝王、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1个农民或工人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曾经纳闷过很久。后来我分析发现那些被颂扬的武将、王公贵族等统治者，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已被通过暴力手段和狡诈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农民替他们种田。 显然，历史文化和社会特点是由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的性质决定的。深入研究还能发现，统治精英象其他人类群体一样，也是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富于组合情绪的人，他们聪明、狡诈，擅长吸收下层精英，用阴谋诡计和圆滑的手段进行统治;另一类是富于暴力意识的人，他们惯于用赤裸裸的、毫无约束的暴力进行统治。 西方文化中分别为这两类领袖人物取了非常通俗的称谓:狼人werewolves 和吸血鬼vampire。古印度文化中有虎妖和灵猴，非洲文化中有狮人和鹿人，美洲文化中有豹人等等概念，而东方文化喜欢用狮子和狐狸来描述我们人类中的这两部分人的本质特性。 狼人和吸血鬼是人类自然属性中的一部分，也是上天于6,000万年前人类诞生初期在给天使先知的启示中要人类社会特别警惕注意控制的本性之一。到了中世纪初，罗马宗教裁判所反而被具有这些属性的人所控制，他们指责犹太人、新教徒和那些社会下层的反抗者都是 异教徒，是巫婆、吸血鬼和狼人。在教会的官方裁决指引下，人们对狼人这种怪物的恐惧发展到歇斯底里的地步。成千上万不愿意接受残酷统治的反抗者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的罪行，这些人认罪后通常会被判处火刑。在十六世纪，仅在法国就大约有三万人被认定为狼人或吸血鬼而被活活烧死。这种迫害宣传和大清王朝联合豪强地主镇压湘潭农民起义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诬蔑领袖彭先生起义的时候杀婴儿祭祀旗帜，是邪恶的狼人，必须镇压。 狐狸象征着狡猾、阴险、狡诈，相对软弱。狮子象征着有力、顽强、不妥协、勇敢，相对强大。狼人和吸血鬼更加生动地反应了人类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特性。 如果这是客观存在，我一定要选择其一的话，我会选择狐狸。对于组合的概念，我没有做太多的探索，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同学，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的问题是，怎么样来控制这些人的贪婪。 我认真研究了建立政权和维持秩序的不同方法。每一个政府在行使权力时都是刚柔相济，即暴力和亲和组织的综合使用，所以，统治精英的异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由狮子和狐狸混合组成的精英阶级善于恰到好处地利用暴力和亲和组织的手段施展权力。他们根据需要吸收下层群众中冒出来的精英，或者将他们消灭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统治阶级的异质性和社会的异质性同等重要。同质的精英集团只会单纯地依靠一种策略进行社会控制，因而容易失去政权。单纯使 用暴力或单纯使用亲和政策的政权都不会持久。稳定的政府必须要有人民群众相当程度的自愿服从。仅仅依靠暴力，政权是不能长期存在的。 一个政权存在的时间越长，直接暴力在统治集团中就越趋向于减少。统治者会变得更加贪婪、腐化、堕落，收刮大量的民脂民膏，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同时，他们的后代会自然变得软弱无能，不善于运用暴力统治。结果，用农民的话说，一方面他们使牛轭更加沉重，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愤怒的牛。灾难性的后果是，旧的精英就被消灭了，新的精英从下层冒出来，开始新的循环。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种类型的统治者取代另一种类型的统治者。在实际的精英循环中，统治精英总是处于缓慢而又不断的变革之中。就象河流一样，今天永远不再是昨天的样子。河水激烈、汹涌澎拜、漫过了堤岸时，新的统治精英通过缓慢地变革，洪水跌落，河水又回到往常的河床里流淌。 共产主义者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发生过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 当时在长沙，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者宣扬的这种不掺假的、幸福的、真正的革命只是一种海市蜃楼现象，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变成现实。它有点象百万年梦想中的黄金时代，人们翘首以望，但它总若隐若现在未来的迷雾之中，当它的信徒认为已经抓住了它的时候，它又飞跑了。 差异产生宇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1917年，我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我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那么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比如在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的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各时期，人们并不是喜欢动乱。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并不是人类厌恶安宁。变化倏忽，也不是人们喜欢动荡。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当今中国混乱形势，国家必然会有变化，是国家革命和新生的机会，也是社会进化所必要背景条件。对于腐败懦弱的中国社会，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催毁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如新生婴儿从母腹中脱离胎盘出生一样。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宇宙之原本真理是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拯救中国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我在那时和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全部精力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就当时的历史阶段来看，封建帝制刚刚被推翻，我们应该完善国家共和体制。我写道“可是，今日之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我认为这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但是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就如医生拿刀割出皮肤上的瘊子一样，不会解决根本问题，最终可能把身体弄得支离破碎。今天，我以大本大原也就是人间正道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辛亥革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命运，我看不到社会向更好方面发展的迹象。但我相信，人类不会久无变化。 人间正道有2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二是怎样解决这些自然运行中的残酷和破坏特性。 当上天的启示逐渐在我心中形成现实的体系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都认识到。社会认识提高了，才会产生变革的力量。然而，我觉得自己活动的范围太窄，身边能与之畅谈国事的朋友不多，友不博，则见不广。我必须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求得更多的学问和社会支持，大家志同道合，干一番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事业。这就叫同志，一个由苏联传入日本，后又由日本传入中国，改变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旧称呼的名词。 我从小开始就觉得我生命中没有朋友，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朋友。这种意识伴随了我一生，直到1976年我的灵魂从我的躯体游离出去，回头看看，还是没有看到真正理解我的朋友。 在长沙，我想出一个大胆的办法，用征友启事的方式公开征友。就在这年秋天，长沙城内的一些学校和城门口，都张贴了一份古典文体、手书刻印的征友启事，表示“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换成现在的话，内容大意是:愿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 征友启事发出后，我怀着殷切的期望等待了一些日子，得到了五六个人的响应。我先后相约这些应征者会晤，就读书、理想等问题交换看法，从中挑选可与之为友的青年。 我的视野和其他人不同，很开阔，能看到很远很大的东西。我非常喜欢交朋友，但择友甚严，认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 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有时候做起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有年初夏，我的一个志同道合的学友病死了，给我很大的震动。我知道，尊重自然大道，上天不会干涉作为天使的精灵在人间的生活。“如果我也突然死了呢,”我问我自己，能否完成上天使命。 学友会为那位同学举行追悼会，我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仿佛我站在高山之巅，看着长江滚滚、黄河滔滔，我手持上天的长剑，要扫平人间。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我要影响其发展方向。这种情怀后来在《沁园春 雪》这首诗歌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如果把天道比作天，人类社会比作地，人类社会发展的循环规律中的精英如狼人和吸血鬼比作人，也就是代表人类历史的人，我立志要努力奋斗一辈子，为建立理想的黄金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期间，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被后来人们相当关注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个时候，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我反对复辟帝制，认为它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长沙城里，一度有人风传在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黎先生曾经是我的老师，三番五次地来信鼓励我到北京学习或者工作。他告诉我长沙也不能为我提供广阔的天地，就如韶山不是我有所作为的地方一样，我只有到北京去才能大有作为。 我们来往通信很多，1915年11月9日我给他写去一信，代表了我对当时形势的观点和我的行为态度“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逢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我还劝黎 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要他急归勿恋。 那个时候，和我通信最多的是箫子升。内容涉及很多，包括学习、人生、社会。我在1916年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国的政策不会改变。思之再三，日本帝国确实是我国的主要敌人。我还断言，中日之间20年内必然会爆发战争，不降服日本，我国就难以继续存在。而中国政府和民众依然沉睡，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很少注意日本事务。国际事务中，我们这辈人要重点关注中日事务，其他关系可以暂时放置。我国要确保国土完整，以保护我们的后代子孙，只有积极准备，努力建设，以待日本。1937年，日本果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证实我24岁时没有说错。 我认为，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亚洲还没有力量能战胜日本，欧洲国家因为自己的问题也没有用武之地。10年后，日本会在太平洋与美国发生冲突，美日爆发战争。最后依靠美国的海军和中国的陆军，结成同盟，美国攻击日本海，中国攻击日本三岛，才能取得胜利。战后，世界将形成这样一个格局，东西方两大共和国亲和接近，人民高兴，经济发达，共同为世界做出供献，千载大业就成了。 第七节 成立新民学会，走向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初步形成之路 在长沙，我从宇宙宏观入手探求自然规律和人间正道，然后从社会系统中跳出来，思考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特性和作用。 我写道:我从前坚持研究社会系统，而忽视自我，心中只有宇宙而无我自己。今天我开始知道这也不尽然，我们每个人也是宇宙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可以归纳为“我就是宇宙”。我认为，从个体角度 来看，人类的最高目的在于实现自我价值。 但我的自我价值和个人主义不仅仅是本我。虽然我认为，凡是过分压制本我的，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末大焉，但是我也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卑是指我的自然属性，终究又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极高是指心怀追求上天的信仰，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属性。 有人问我，本我和个性是指什么,我想起父母给我娶媳妇的事情，说到:比如说一个人饿了吃东西，冷了穿衣服，要呼吸空气，就是本性的东西。情和色也是人类的另一个本性，不能过分压制。与谁相好结婚，和谁谈情做爱，是人的基本权力，只要两情相悦，任何人不得包办和干涉。一个连这个基本权力也不能捍卫的人很难指望他会捍卫社会公平。这样，这极高的信仰和极卑的本我也是相互联系的。 与当时长沙读书人圈子里普遍流行的颓废个人主义情绪不同，我的极高概念在个人主义特性上加上精神两个字，别具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挥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在思维、外在行事皆达正鹄。所谓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肩负上天的使命，实现社会的理想和价值。对于志同道合的同志，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士、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有利自己之精神也。 在第一师范这几年的生活里，我始终是一名学生组织者。从1915年起，我积极参与学友会的活动。可以这么说，除了上课、读书和社会游学，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友会活动中度过的。1917 年，400多名学生参加选举，我得票数最多，开始主持学友会的工作。 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我们在街上卖过小吃，贩卖过瓜果。我从不参加学友会组织的直接募捐，觉得像那些好逸恶劳的乞讨行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交换，锻炼了自己，影响了社会，也获得了经费。 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21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我从羡慕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开始逐步看到了日本帝国思想的黑暗面，在一本关于日中危机的书籍《明耻篇》封面上，我批注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同时，我内心特别痛苦，拥有四万万之众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我又想起以前在韶山的时候，妈妈说过 “你看看某某家，几个儿子一点用处也没有，窝囊得很。别人欺负他们，他们都不还手。人有人运，家有家运，国有国运啊。” 我虽然知道太阳系寒热周期的循环、社会情绪的循环、社会强弱的循环和人类发展过程中黄金时代和黑暗时代的循环，但不相信妈妈说的运气之说，那太悲观宿命了。在家有恶毒邻居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照《孙子兵法》指引的那样，“远交近伐”，也就是说，在对日本帝国作战中，中国应该结交美国，与美国之间建立亲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正确的思想，我们学友会办起了长沙工人夜校。我们在海报上写道“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 我们心存高远，宣告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课堂规范也不做严格要求，每次上课，只求听懂，不必求好。因为没有综合性地编制教材和脚踏实地地做备课工作，或许没有几个人能读懂那些高深的启事及真正领会我们办夜校的意义。比如我讲物理课时，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不会联系实际，但我向工人许诺说“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这种说教方式，经过系统学习的人可能听得懂，可识字不多的人确实费劲。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可我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既使我们坚持到工人家去动员，招收学员，夜校也只维持了几个月便解散了。 从我登广告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到学友会，到工人夜校，再到新民学会成立，经过了几年时间。 新民学会是一个日后对中国社会命运和革命历程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团体，是我国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之一。我为这个团体的发起、创立并使之发展成为具有纯洁性、严密性和战斗性的革命团体，倾注了大量心血。 组织活动从1917年冬就开始了。我积极参与了学会的筹备工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头进入省立一师、楚怡小学、第一联合中学、修业小学、周南女子中学等学校，暗中物色会员，很快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发展成组织队伍的骨干力量。我又和邹鼎丞负责起草学会章程，水到渠成，创造了建立组织的基本条件。 1918年4月14日，春光明媚，风和日丽。趁着星期天，我相约在长沙一些学校就读或任教的萧三、陈绍休、罗章龙、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叶光祯、罗学瓒、李维汉等人，按计划渡江来到坐落在 岳麓山下、湘江西岸的蔡和森家中。我介绍了学会的筹备情况和组织学会的目的，之后，诸发起人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首先，大家都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迫切;其次，当前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已经发起，旧思想、旧伦理与旧文学，在诸位眼中已一扫而空，大家都感到寂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无聊，引发了对动的生活和团体生活之追求;第三，在座诸位对老师杨先生所作的人生观之教诲念念不忘，决心身体力行。 蔡和森大声说:“润之兄所谈的这几条，正是我们之所以要结成团体的原因。”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表示赞同。 接着，我谈到学会名称问题:我们这个团体，最初拟名为新学会，意即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我们要共同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有同学建议取名为新民会，思想来源是梁启超。梁先生提倡新民，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新民说》。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是由于人民没有新的思想，体制腐败使得人民缺乏爱国心，教育缺乏使得人民没有自治能力，主张把新民当做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以提高和增强民德、民智、民力，走自新、自救、自立的道路为学会的奋斗目标。 萧子升综合大家的建议后提出:教育国民，使其日新其德，叫新民会好;我们都处在修学储能时代，个人的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叫新学会更贴切。最后决定合二为一，取名叫新民学会。 会议推举萧子升为学会总干事，我和陈书农为干事。 新民学会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和鼓励会员出国留学。萧子升主张大家都去法国，理由是那里有10万华工，我们去了，可以为他们提教育和文书服务，勤工俭学好做一些。我以为最好是大家分别到不 同的国家学习，主要的是美、英、法、日等国。 1918年4月底，罗章龙去日本留学。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我写了这样一首诗《七古 送罗章龙东行》给他送行，同时表达自己的志向: 上: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中: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下: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每行7个字，2行成一句的七言诗歌从我的本意上分成上、中、下3段。上段表达长沙所在的范围是华夏时代崇岳王国的地方，我们聚餐的附近有2座分别叫天马和凤凰的小山。这里地灵人杰，上川奇美，我们年轻人意气风发，比过往古人都聪明。罗同学你要走 了，你有远大的志向，走出洞庭湖，往东而去。 今天要告别，我自己没有理由地愁了一天，好在现在不愁了。大丈夫哪能有这种缠绵情怀，宇宙在我眼里也不过是路边的稊草和普通的稻米一般。我应该操心人类社会的主要问题，遵照上天的人间正道进行管理。管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智，才能正确地对待太阳和月亮照耀下的人间。500年历史过去了，世界上只不过来了些普通灵魂，还没有出现伟大的精灵。 今天，我们在平浪宫这个餐厅吃饭是为了友谊，给要去日本留学的同学送行。日本那里有剑，代表的先进军事，也有书，代表的现代化思想，你学成了要回来啊。我送你只能送到自崖，你自去吧。 1918年5月，杨昌济老师离开长沙，到北京大学任教，大家依依惜别。6月，杨昌济老师来信告知北京正在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大家意识到这是扩大学会影响，培养造就人才的好机会。我们的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地去考察，不应该堆积在一个地方。社会各方面的关节都要打开，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 至1920年冬，赴法新民学会会员达18人之多。作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我没有出国，原因是:我如果要在现今的人类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阵地。中国国内状况，似不须加以更实际的调查及研究，为新民学会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其实，我是渴望出国学习的，只是一文不名，连船票的资金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可筹措的资金。 我内心感觉告诉我，我是有上天使命的精灵，宏观方面的大道理我心里有数。如果要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吸取外来经验和教训，已经那么多人去了法国，我也就没有必要去了。如果真有机会再要我选 择呢，我倒宁愿去美国看看，那里有华盛顿的坚韧、杰斐逊的平等社会理想、林肯的隐忍和决心，牛顿万有引力和爱森斯坦相对论的科学等等。 这段时间，我与长沙以外的通信主要是北京的梁先生。他曾经来信解释说，他并未卷入袁世凯复辟活动，而是专心发起国语教育运动。我看信后很高兴，看来他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希望通过教育，启蒙民众，拨亮油灯，寻找人间正道，建设民主和繁荣的东方文化。后来我又写了一封2,500多字的长信，系统地介绍了我心中的见解，特别是有关逻辑行为和非逻辑行为、自然规律、人类社会本原特点以及精英循环主导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