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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小说中的日本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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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小说中的日本人物形象郭沫若小说中的日本人物形象 一、日本女性形象 郭沫若的自传小说多是以男女爱恋为主题展开的,对日本女性形象的刻画也是在这一主题下进行的,也是小说刻画的主要的人物形象。《残春》采用意识流的小说笔法,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爱牟与日本看护妇S姑娘间的暧昧以及爱牟对妻儿愧疚的矛盾心理。《喀尔美萝姑娘》讲述了“我”对喀尔美萝姑娘的痴迷。《行路难》则讲述爱牟在留学过程中一家的艰辛生活,在不停更换住所中的苦闷、压抑的生活状态。 1.吃苦耐劳的妻子形象 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收获了自己的爱情。1916年,与佐藤富子(后来改名为郭安娜...

郭沫若小说中的日本人物形象
郭沫若小说中的日本人物形象 一、日本女性形象 郭沫若的自传小说多是以男女爱恋为主题展开的,对日本女性形象的刻画也是在这一主题下进行的,也是小说刻画的主要的人物形象。《残春》采用意识流的小说笔法,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爱牟与日本看护妇S姑娘间的暧昧以及爱牟对妻儿愧疚的矛盾心理。《喀尔美萝姑娘》讲述了“我”对喀尔美萝姑娘的痴迷。《行路难》则讲述爱牟在留学过程中一家的艰辛生活,在不停更换住所中的苦闷、压抑的生活状态。 1.吃苦耐劳的妻子形象 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收获了自己的爱情。1916年,与佐藤富子(后来改名为郭安娜)邂逅相遇,两人通过通信确定恋爱关系,不久后同居。郭沫若《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别离》、《Venus》等最早的一批白话诗都是献给安娜的。两人同居后,生活拮据,常常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但安娜依然尽心尽力操持家务,任劳任怨照顾着家人。在郭沫若的小说中,以安娜为原型的妻子形象是吃苦耐劳、坚强独立、“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 《残春》与《行路难》主人公爱牟的妻子都是用“晓芙”这个名字。《残春》中对于晓芙的描写并不多,却也是位留下善解人意、 贤惠的好妻子形象。爱牟和白羊君乘车去看望贺君时,“晓芙携着一个儿子,抱着一个儿子,在车站上送行„„车已经开远了,母子三人的身影还伫立在月台上不动”[1],是妻子对远行的丈夫的担忧与挂念;当丈夫远行归来后,向妻子讲述自己与S姑娘的暧昧时,“她笑着,说是我自己虚了心”[2],晓芙并没有因为丈夫的精神出轨而大吵大闹,而是坦然面对与接受,是内心的爱让她愿意去相信、理解包容自己的丈夫。《行路难》中的晓芙,是一个处世坚强自立,对自己丈夫一心一意、毫无怨言的妻子。爱牟一家因房租太贵而决定搬迁至乡下,遂去向房主说明情况要回押金,房主虽然同意退还押金,但爱牟却倍受房主的奚落,将积压于心底的愤怒发泄在了妻的身上,晓芙却默不作声,任其丈夫发泄自己的情绪,没有过多的和丈夫计较,包容着丈夫的任性与愤怒。当他们乘车前往乡下的路上,晓芙是开心的也是坚强的:“她心里着实是欢喜呢。费了两天一夜的工夫把一个家庭收拾了,今天平平安安地一家人坐上了火车,这是使她不得不安心的第一点。再说,她近来也漂流惯了,走就走呀,还有甚么无用的感伤,无用的回顾呢,”[3]。到了乡下的爱牟一家继续过着清苦的生活,晓芙也能快乐的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冒雨去很远的地方置办便宜的家用和一些吃食。 《喀尔美萝姑娘》中的妻子瑞华,在主人公眼里是像圣母玛丽亚一样崇高圣洁般的存在,“她是那样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她没有我也尽能开出一条血路把儿女养成„„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 着的人”[4],瑞华独自抚养儿女,坚强善良。 2.纯洁美好的少女形象 郭沫若小说多是围绕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女子的爱恋展开的,小说中的日本少女大都是清纯美丽的女孩子,是受主人公爱慕的纯洁少女。 《残春》中受爱牟和白羊君爱慕的S姑娘,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庞纤巧的青春少女,处处彰显着少女的模样:“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她的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她的眉头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5],S姑娘无意中表现出的少女般的娇羞与妩媚,都让爱牟迷恋欢喜。S姑娘作为看护妇对于学医的爱牟天生有着崇拜感,在和白羊君同送出的花中,S姑娘选择爱牟喜欢的蔷薇花簪在发髻上,这都满足了爱牟作为一个男人的虚荣心。 《喀尔美萝姑娘》中“我”第一次看见喀尔美萝姑娘时,发出了一连串的惊叹:“啊,你看,你看,她的眼睛~啊,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出,那是不能用文字来形容的出的~她是那么莹黑,那么灵敏,那么柔媚呀~„„眼睫毛是那样的浓密,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富有生命呀~„„啊,我恨我不是诗人~„„啊,我恨我不是一个画家~„„”[6],喀尔美萝姑娘的纯情让主人公“尝着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了”,甚至到最后“我的性格已为她隳颓,我的灵肉已为她糜烂,我的事业已为她抛掷,我的家庭己为她离散了”[7]。 3.令人厌恶的女性形象 这类形象在郭沫若的小说中很少涉及,《喀尔美萝姑娘》中的S夫人是这类型中典型的一个代表。S夫人是H村上有名的美人,但因“左脚有点残”,很少与人交际,“我”因为寻找喀尔美萝姑娘花光了生活费,于是去向S夫人借钱,她留“我”在她家里吃酒,S夫人强留“我”在她家留下,并极力引诱“我”:“她坐在睡椅下,把两脚伸长,把右手的上膊擎在我的胸上,她的脸紧紧对着我。„„她揉动我,催促我„„睡不一会,她又起来,又来作弄我”[8]。爱牟觉得是S夫人告诉自己的妻子喀尔美萝姑娘的存在,妻子无意中透漏给了他,他才如此的痴迷不可自拔,自我堕落,背叛妻子与家庭,如今S夫人又百般的引诱他,心里是鄙视、厌恶S夫人的。 二、日本男性形象 1.凶恶的日本男性 《行路难》中的爱牟在箱奇村租房住,因为稿费未能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到达,爱牟交不起房钱。起初来催房钱的主人是女的,但因为爱牟迟迟没交房钱,房屋的男主人便来了,“他一来便破了脸皮,无论如何要叫他们立刻搬走”[9],即使爱牟的女人要求他再宽延几天,但他总不肯答应,最后邻家来解和“才宽限了三天,假使三天之后再不搬时,他就要请执达使(法院负责送传票的公务员)来强迫了”[10]。房屋的男主人是那样凶狠无情。另,爱牟在唐津找房时的男房主给人更凶狠的印象,甚至比做凶猛的猎犬:“在院子门口突然走进了一个中年男子来,穿着柳条花纹的浴衣,蓄着德国皇帝式的摩天胡子。„„手里还携着一条白黑花‘坡因陀’种的猎犬。„„男子的比猎犬还要狞 猛的眼睛,把他身上打量了一遍”[11]。这些凶恶的日本男性影射的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与排斥。 2.友善的日本男性 处于社会下层的贫苦民众,生活困苦,地位底下,为生存劳碌奔波。自叙传小说中描写的家庭都是生活贫困的,也是作者切身体会到的社会艰辛,因此小说中对这些日本人往往表现出深深的同情,也是间接的同情自己。《行路难》中的收旧货老头,做这种工作已经有二十年了。老头有五个儿女,一家人生活贫困。爱牟对老头的境遇也产生了一种淡淡的同情之心。当他们搬到临水一家的楼上时,这家的养儿养女都是很忠厚的人,受着两位老人的虐待也不抱怨,默默承受,勤勤恳恳的劳作,被爱牟的夫人称赞为“朴素的结晶”。“一定程度上,对日本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与怜悯,最后变成一种自我诉说。”[12] 三、小说中日本形象的“自我”与“他者” 法国学者巴柔在《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一书中指出:“一切形象都源自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13] “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14]郭沫若小说中的日本形象的描写,离不开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对日本的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 郭沫若1914年到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入工业社会现代化文明的进程中,是东亚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而当时的中国依然落后。自甲午战争后,中国留日学生日渐增多,日本成为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便捷桥梁,日本从向中国学习的身份已转而为被学习的对象。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时还走上了侵略的道路,从最初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15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再到1931年侵略东北,在这种崇拜与排斥的矛盾心理下,郭沫若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弱国子民的自卑心理,在郭沫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爱牟或者“我”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不仅表现为对于日本人轻视中国人这个现象的特别敏感与频繁记叙,也表现在对日本女性形象的描绘中,即常常以仰视或远观的视角描绘主人公所喜爱的女性。 郭沫若的自传小说,大多取材于作者本人1919-1926年往返日本和上海之间的生活经历,在作品中作者坦诚表露自我的情绪,并以自叙式的小说叙述模式构建故事框架,从中可以找寻到作者的影子或者直接就是作者自身的形象表现。作品表现的苦闷,更多集中于自我被压抑的“社会苦闷”。日本留学生活的困窘状态,使郭沫若不得不以疯狂写作来添补家用,现实生活的压力让他体会到异国生活的炎凉,最深的体会就是被异乡人所歧视。《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作品中,极力地抒发了对社会的不平,宣泄自己的苦闷。 “自我”与“他者”的形象研究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焦点,作家在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中,必然导致对自我民族的对照和透视。如胡戈 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他者形象生成时,一定会伴生出一个自我形象,二者是孪生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5]对郭沫若来说,中国是本土的“自我”,日本是异国的“他者”。“我”在日本人眼中是支那人,身份符号是中国,《行路难》中爱牟在唐津租房子,被无情的拒绝,爱牟的中国人形象是他被拒绝的理由,在被拒绝者看来,日本形象从此等同于凶恶的房东形象。被“他者”排斥,促使“自我”的觉醒,进一步表现在对故土的思念与回归的渴望,《行路难》中作者更是发出了“到上海去~到上海去~”的呐喊。对郭沫若来说,日本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异域日本是他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排斥拒绝“自我”实现的地方,始终渴望回归;但当祖国无法满足“自我”的实现时,加之中日的跨国婚姻使作家与日本又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日本为他提供了退路,使“自我”在本土与异国间徘徊。(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14-15 [2]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24 [3]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168 [4]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 社.2004:85 [5]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18 [6]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88-89 [7]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92 [8]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110-111 [9] [10]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155 [11] 郭沫若作品精选,诗歌?散文(上)[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4:158 [12] 张志彪.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D].2007年博士论文 [13]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 [14]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 [15] 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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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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