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世界政治论文.doc

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世界政治论文.doc 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世界政治论文 人权外交可以界定为以促进人权为基本目标的外交政策，也可以理解为以人权为借口来进行外交斗争。前者为美国人所推崇，也是他们尽力树立的自我形象，而后者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它的谴责。我们认为，美国在当代，特别是在冷战以后加紧推行其人权外交，无疑是为建立世界霸权的总目标服务的，而且它时常运用双重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干涉别国内政。然而，历史上试图建立某种霸业的国家，如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都没有把在全世界促进人权，或者广而言之推行某种道德理想作为工具，唯独美国是如此，而且人权外交已正式成为其冷战后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翻开一部西方外交史，能够被很少有争议地看作是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典型事例，恐怕也只能在美国找到。这样看来，仅仅指出人权外交是美国的政策工具、借口和幌子，尚不足以解释美国人权外交的深层原因和社会背景，在这些方面还需作一些更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论述美国人权外交的演变过程及在冷战后的新特点，并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分析。 一、冷战时代美国人权外交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人权概念被引进美国外交领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而 1976 年上台的卡特政府大张旗鼓地推行人权外交可以说是美国人权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这时起，人权外交开始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了美国的历史经验之外，卡特开始倡导人权外交，应主要归因于是他上任前一个时期的国内环境。美国国内一些重大事件——民权运动、水门事件、国会立法以及美国深陷其中的越南战争和由此造成的美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都促成了卡特时期人权外交的产生。上述事件把美国的外交推向同一个方向，即更加注重人权: 6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民权运动使公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水门事件使公众了解到当权者有可能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应当受到制约;越南战争则一方面使美国人民惊异地看到自己号称民主的国家如何侵犯一个万里之外的小国，残酷地杀戮那里的无辜百姓，并把自己的士兵派到战场上去送死。越南战争引发了关于美国对外行动目的的讨论，并导致了大量有关立法的产生。 国会中的反战者最初也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出发来检验美国是否在卷入越南战争方面走得太远，资源的花费同所追求的目的是不是不成比例，但不久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就变为攻击它与美国人的某些价值观念相冲突，认为它不仅是一个军事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而且是一个道德问题。于是，美国反对越南战争的国会力量在 70 年代成倍地通过了与美国外交相关的法案，这些法案开始用人权标准来制约美国的外援政策。迄今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三项基本 法律都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它们是: 502B 条款，涉及所有的安全援助，规定不得向任何一个其政府参与持续地、全面地侵犯国际上公认人权的国家提供安全援助〔 1 〕; 116 条款，它涉及所有的双边经济援助，第一次提出外援要根据一个国家的人权记录，它声明“不得向下述任何国家提供援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参与不断地、大量地侵犯国际上承认的人权，包括拷打或给予残酷的、非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不经起诉延长拘留，或其他公然否认人的生命、自由、安全权利的做法，……除非这样的援助将直接使这些国家中的贫困人民受益”〔 2 〕; 701 条款，它把影响双边经济援助的条件扩大到主要的国际银行，这一条款授意财政部指示美国驻这些银行的代表投票反对向上述国家贷款，但同时又一次设了一个类似的保留〔 3 〕。此外还有关于贸易的 1974 年贸易法(杰克逊修正案)，它对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人权方面作了规定。 国会还对总统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 1973 年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它是国会试图限制行政部门在国外卷入敌对行动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它要求国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关于美国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协商。关于对外出售武器的行政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若成交额超过若干数额，必须经参议院批准〔 4 〕。 由于上述原因，卡特总统上台后美国开始奉行人权外交便不是偶然的，特别是由于许多在 70 年代积极参与民权运动的国会议员以后进入了卡特政府。此外，由一个民主党总统首先倡导人权外交，在美国历史上似乎也顺理成章，因为民主党较之共和党更倾向于推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被当作是理想主义典型的美国外交政策就产生于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时期。 在卡特任职期间，从 1977 年初到 1978 年底，美国政府以人权为名反对向 16 个国家提供 52 项贷款。新的政策也扩展到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IC )。由于推行人权政策，在 1977 和 1978 的两年中，美国政府改变了向 12 个国家转让武器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其中一些被取消〔 5 〕。 除援助项目之外，美国的其他外交行动包括各种层次的外交对话，公开表明美国支持受到镇压的反对派的立场，以人权为由改变文化交流项目，对非民主国家的政治提出公开批评，把人权标准作为同有严重侵犯人权记录的国家进行双边讨论重要议题。卡特总统在推行人权外交方面引起全世界注目的一个事件，是他在上台一周后即亲自写信给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表示支持他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 在多边舞台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主要的国际人权协议上签字，包括《美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表明美国想要履行它的国际人权责任〔 6 〕。 此外还有两个用来影响其他国家政府人权实践的方法，一是逐年发表“人权状况报告”，这是国会 1976 年的法令所要求的;二是采取措施在其他国家鼓励发展“民主体制和实践”。卡特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来对某些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它们走向民主化，例如菲律宾、洪都拉斯、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 7 〕。 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在他任期的后两年明显地减弱下来，这是由于他在国内招致了许多批评，说他在外交政策上过分重视人权目标而忽视了国家利益，指责他在冷战中出卖了友好盟国，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伊朗。亲美国的巴列维国王统治的垮台和对美国持敌对态度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执掌政权，被批评者说成是卡特在国际上倡导人权和批评巴列维国王在国内破坏人权的结果。 里根政府认为:“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因为它是美国自我概念的中心……。人权不是某种被加到我们外交政策上的东西，而是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在全世界维持和促进自由……。人权是把外交同美国人民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关键重要性的问题。”〔 8 〕但是在里根政府看来，“在促进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人权之间存在着协调性”，“苏联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共产主义国家是侵犯人权的同义语”〔 9 〕。里根说他将直接关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他的做法正是如此。里根政府信奉的是“在美国的权利政策面前首当其冲的不是独裁政权，而应是共产主义独裁政权”〔 10 〕。因此，在里根政府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保卫美国的盟国不受苏联的挑战更重要。 1982 年里根对英国议会作了一次演讲，赞成在全球争取民主的运动。而撒切尔夫人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个讲话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第一届里根政府期间美国政府虽然继续倡导人权外交，但其人权政策基本的特征是执行上的双重人权标准，根据这种标准，共产党国家受到批评甚至惩罚，而友好的盟国即使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漠然视之，甚至对其政权加以扶植〔 11 〕。美国政府官员用所谓的“悄悄的外交”来对待友好的独裁政权，即只是劝告它们做出改进，南非即是一例。在联合国里，里根政府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一个不会讲英语的古巴裔人竟被提名为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 美国政府也放弃了把在多边发展银行( MDBs )中的投票作为推行人权政策手段的做法，在这些银行中，美国只以人权为由反对它认为不友好的左派政府。它不再反对向那些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右派政府贷款，无论它们侵犯人权的程度有多大。 1981 年 2 月，美国驻国际金融机构( IFIs )的代表接到指示不再以人权为理由反对向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贷款。虽然这些国家仍然被普遍认为在严重 地侵犯人权，但美国政府声明，它们的人权状况已经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改善”。美国还改变了原先对国际金融机构向菲律宾、危地马拉、南非、韩国、萨尔瓦多提供援助的否定立场。而同时，它并没有放弃使用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作为工具向安哥拉、叙利亚、贝宁、南也门、老挝和越南这些得到苏联支持的国家施加压力。在国际金融机构成立的头三年，美国所反对的贷款额在被看作“左派”国家的总价值中占 31% ，在右派政权中则仅占 3% 〔 12 〕。 在 1985 年前 9 个月中，里根政府至少支持给予八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贷款，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它反对给予援助的仅有的三个国家都是在“左派”统治之下:安哥拉、叙利亚、南也门。从 1984 年 10 月到 1985 年 3 月，美国反对过向五个国家贷款，其中只有一个属于美国政治营垒，即智利。同一时期，它支持了 31 项向 8 个对它友好的右翼政府的贷款，虽然它们按美国的标准都有很糟糕的人权记录〔 13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直接针对苏联的措施，例如 1981 年底以苏联支持波兰政府军管为由对它实行经济制裁，包括限制高技术的出口，推迟出售粮食的谈判，停止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美国等〔 14 〕。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口不离人权，但此时考虑的却只是冷战问题，而不是人权状况，人权仅仅被利用来作为冷战的工具。 第二届里根政府略微改变了对一些国家的人权政策，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其班子中的许多人被更实用主义的人所接替。其次，这些实用主义者，尤其是舒尔茨( Shultz )和许多外交部的官员认为，一些国家中的反共独裁者实际上有害于美国长远的安全利益，例如菲律宾。这样，美国改变了以前历届政府对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独裁统治的支持政策，并运用其影响力于 1986 年帮助结束了马科斯的统治。在海地右翼专制者让,克劳德?杜瓦利埃 (J ean-Claude Duvalier) 的垮台中里根政府也起了作用〔 15 〕。在智利，美国担心，如果安古斯托?皮诺切特( Angusto Pinochet )担任总统太久，会导致极左派重新出现。于是，舒尔茨和其他人如美国驻智利大使哈里?巴恩斯( Harry Barnes )努力使皮诺切特离开总统职位。虽然第一届里根政府曾在联合国为皮诺切特辩护，但他的第二届政府却帮助起草和联合发起了一项批评智利人权记录的决议，同时根据人权记录否决过对智利和乌干达的贷款。对智利贷款的否决是里根政府把 701 条款应用于右翼政府以来的第一例〔 16 〕。上述变化产生于对美国长期安全利益的重新估价。第二届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注重人权，因而在国家利益和人权两方面之间取得了一些平衡，但其基本考虑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17 〕。 由于里根政府 不把经济和社会权利列入人权范围内，因此在它的报告中并没有包括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部分。 总的来说，里根时期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更明显地服务于冷战这个更大的战略目标，因此其人权外交中的双重标准问题十分突出。 二、冷战后美国的人权外交 1990 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人权外交至少从形式上看不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美国政府不再特别强调人权考虑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实际上人权因素已同美国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经过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过渡的布什政府再到克林顿政府，美国政府似乎找到了人权在外交政策中确切的和恰当的位置，即把人权列为三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它既不像卡特政府的前期那样过分追求人权目标，表现出占压倒优势的理想主义;又不像在里根政府时期那样，为了同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推行双重的人权标准，过分明显地把人权外交作为冷战工具;也不像在布什政府时期那样保留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人权意识。这反映出美国政府试图在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更可能是不自觉地)。然而，要达到平衡并非容易，越是试图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其结果就越可能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高峰后退，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向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现实主义回复，因为人权考虑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因素。 由于布什政府正好处于世界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过渡的时期，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如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东德的统一，使它应接不暇。布什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忙于应付和处理突如其来的重大转变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的国际事变。虽然布什曾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象征性目标，在这个新秩序中人权将特别受到保护，但事后证明它不过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的口号。 从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存在着基本外交政策的延续〔 18 〕，但布什比卡特和里根都较少道德主义〔 19 〕。有评论说，布什本人是明显的实用主义者，“不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民主和人权的理想”。《纽约时报》上刊登的罗森塔尔 (A.M. Rosenthal) 的文章批评他“不懂得美国的权力和美国的民主理想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创造美国的效率。两者不可或缺。”〔 20 〕由于这个原因，人权虽然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占有一席位置，但同里根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有更弱的人权色彩。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人权外交是以一系列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为特征。美国政府最初在 1991 年春南斯拉夫发生危机时无所作为，而波斯尼亚 1992 年 2 月 29 日宣布独立酿成了欧洲自希特勒以来最严重的种族危机。直到 1992 年 12 月 21 日，布什才传达给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sevic) 一个明确的警告，如果塞族侵犯科索沃或马其顿，美国将进行直接报复〔 21 〕。 1989 年 12 月 20 日入侵巴拿马是布什政府所进行的第一场军事干预。美国政府此前一直谴责诺列加 (Manuel Noriega) 政权卷入贩毒、支持游击活动、大量滥用资金和骚扰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的驻军。 1987 年美国停止了对其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1988 年 2 月他被佛罗里达的大陪审团指控为从事毒品交易。美国冻结了巴拿马存放在美国银行中的资产，并要求在巴拿马国内举行自由选举。 1989 年当美国认为巴拿马的民主选举遭到诺列加的破坏时，于 12 月 20 日对巴拿马发动了直接军事入侵，投入了 26000 人的兵力。诺列加在军事失败后向梵蒂冈使馆寻求避难但遭到拒绝，后被美军扣押，尔后被美国缉毒署官员正式逮捕。随后， 5 月份在大选中宣布获胜的反对派领导人恩达拉出任巴拿马新总统。 虽然美国此次入侵巴拿马的借口是诺列加参与了国际贩毒，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根据美国的法律要把他捉拿归案，藉此恢复巴拿马的民选政府，但它的入侵行为在国际上引起了是否有权干预他国主权的激烈争论。人们几乎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元首要由另一个国家以贩毒的罪名派军队进入这个国家加以逮捕，并由那个国家的法庭根据它的法律来进行审判〔 22 〕，这在国际上很难找到先例。而且，有理由认为，美国的真实目的是维护其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安全利益。〔 23 〕 如果说在入侵巴拿马的问题上布什政府尚能以恢复民主政治为由，那么海湾战争前后布什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则明显不过地表明了其现实主义态度。 1990 年 8 月以前，萨达姆?侯塞因被看作是遏制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影响的有用盟友。当美国国会 1990 年春夏打算以人权为由减少同伊拉克的贸易时，布什政府坚决反对，然而在伊拉克当年 8 月入侵科威特之后，布什政府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弯，开始发动对萨达姆的谴责，把他描述为不仅是西方盟国石油供给线的威胁，而且是希特勒的化身。美国政府用了最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指责萨达姆的对科威特和伊朗政策，以此来动员美国公众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美国政府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动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石油供应线，有可能危及美国的经济稳定。 8 月 7 日布什宣布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部署军队。在以后的 4 个月里，美国向海湾地区派遣了 5 万人的军队，这是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出兵。海湾战争爆发于 1991 年 1 月 7 日，六个星期后以美国军队的全面军事胜利而告结束。 然而，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之后并没有对沙特阿拉伯施加压力促使其民主化。沙特毕竟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而且对于西方的经济来 说至关重要。由此看来，美国对波斯湾人权问题的关注依赖于华盛顿对自身利益的权衡，特别是在石油供应和遏制伊朗的问题上。 当不存在威胁现实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布什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果断。 1992 年秋季当索马里发生普遍饥荒和严重的内乱时，布什决定把 28000 名美国士兵部署在索马里以维持治安，并向索马里运送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一行动在美国国内很有感召力，在国际上也颇得人心，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地制止了饥荒和派别战争。〔 24 〕布什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把它交给参议院批准。布什的政策同里根的政策的差别在于他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因此在对待右翼政府的态度上，他不再像里根政府那样主要以意识形态来决定政策。在对南非的政策上，他接受了国会的表决，执行禁运，对白人政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对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1990 年对美国的访问表示了欢迎〔 25 〕，并加大了对萨尔瓦多政府的压力，要求对死刑队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机构实行更多的制约。 完全在后冷战时期上台的克林顿是遵循卡特的传统进行竞选的，他批评共和党的在任者抛弃了处理世界事务的人道基础。 1992 年，克林顿反复批评布什不注重中国和海地等国家的人权。他许诺，他将使民主，即更广泛的人权观念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他任命克里斯托弗 (adeleine Albright )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又被任命为国务卿。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最紧迫的问题，任何干预都是可能造成双方斗争的潜在危险。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 90 年代，波黑、索马里和海地的情况已有所不同。 1991 年海地塞德拉斯( Raul Cedras )将军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阿里斯蒂德的政府，后者被迫流亡美国。如果这一事件发生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因塞德拉斯将军的反共立场而承认他的政权，但是布什政府毫不含糊地谴责了海地军政府，支持安理会作出的一系列对海地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并欢迎加利的私人代表卡普托( Dante Caputo )与塞德拉斯谈判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权力。让联合国的官员进入西方势力范围可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9 月 19 日美国对海地发动直接军事入侵，使阿里斯蒂德得以重返海地担任总统。在这次军事行动的前夕，克林顿在一次全国讲话中解释了行动理由，他提出的推翻塞德拉斯政权的四条理由中的第一条就是，“海地的军人统治严重侵犯人权”〔 26 〕。 在索马里，当 1993 年 3 月饥荒明显消除后，克林顿政府强烈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帮助重建索马里的“国家和地区体制以及平民政府”。 克林顿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摇摆不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指责中国 的人权状况，在他当政的第一年，他通过行政命令把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联系在一起。但是到 1994 年 6 月，克林顿宣布切断这一联系，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有持久的经济利益，在亚太地区同中国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它也需要中国在核不扩散等全球问题上的合作。 克林顿像卡特一样赞同国际人权标准，许诺推动有关儿童、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人权公约。在克林顿的支持下， 1994 年秋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建议美国批准联合国反对歧视妇女的条约。在 1993 年联合国维也纳人权大会上，美国政府接受了把发展权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的观念，这一观念长期以来受到贫困国家的支持，但一直遭到美国的拒绝。 虽然克林顿对如何对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做出反应态度暧昧，但他还是向联合国设立的战争罪行法庭提供了相当大的外交和财政支持。 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开始增长，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要求更加强烈，在对外关系上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低代价的对外介入。当 1993 年 10 月美国的 8 名军事人员在索马里被杀害时，许多国会议员和大部分公众舆论认为，结束索马里饥荒的努力不值得以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当 1994 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内战夺走了大约 5 万人民的生命时，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压力迫使克林顿介入卢旺达。美国政治文化中美国第一的倾向和美国的孤立主义在长达 40 年的冷战之后成为国内的主要力量，克林顿强调的重点常常是经济以及城市、犯罪和教育等一系列国内问题〔 27 〕。 三、关于美国人权外交的争论问题 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律和它近年来的人权外交引起了许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人权,人权是否仅仅属于主权的管辖范围,如果是，那么一国或多国政府是否有权干涉属于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人权事务,人权意识和主权意识可能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冲突,等等。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对这些理论问题逐一讨论，只打算指明关于人权外交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现行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法律体系建立在各国平等和国家间条约具有神圣法律效力的观点之上，建立在对以纯国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的认识上。它认为不应有一个全球事务的强制者，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权，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排斥了任何使命的要求，包括为了人道的目的进行干预。 这样，国家主权的思想不仅同帝国主义的行为相对立，也同干涉一国国内事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的主张相对立。遭受过殖民统治的经历使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大国干预其内部事务非常敏感，而且一般来说，只有持帝国主义态度的大国才有意志和能力来对违反人权的现象采取国际行动，然而，正是这些国家常常用所谓人权干涉来作为其反对 其他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工具。人权干涉的历史记录证明这些大国并不是全球人权的真正保护者。关于这一点，文森特( John Vincent )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以不干涉为道德的理论所遇到的难题是，“一国内出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如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的虐待)。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干涉者一定是公正的，并且有理由假设干涉的结果会超出纠正所意识到的罪恶的范围之外。事实上，即使承认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为干涉辩护，也并不足以造成一个先例，使其他可能的干涉者起而效法。〔 28 〕 另一方面，与主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的同时，另一种新的观念也在逐渐形成，这就是超国家的全球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没有能力处理人权的问题，应当对此进行改革，把更高的标准应用于每一个国家。从这种观点来看，世界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发生了许多滥用国家权力和侵犯国内人权的事情，虽然有许多侵犯人权的情况不能通过国际干预得到纠正，但也有一些是可以纠正的。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承担起促进人权的责任，即使它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会同时给世界带来一些好处。即如自由社( Freedom House )的文件所说:“民主国家必须关心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干涉不总是错的……。”〔 29 〕 国际干预也可以求助于某些国际组织，但在其中大国的作用仍为关键。 然而这种看法有三个关键的弱点，首先它暗含一个假定:西方民主国家是尊重人权的典范，因而在这些国家中一般不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干预只是发生于非西方民主国家的事情。这样，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提到国际干预时，便没有考虑是否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可能有权以促进人权为名干涉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以美国印第安人或其他少数种族的权利受到侵犯为由来干涉美国的国内事务。 其次，根据主权观念，民族自决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人权，其重要性高于个人权利。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主权，它的内部事务因此由另一国政府和另一个种族或民族所决定，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 第三，西方的人权标准是以西方现行民主制度为样板，但是如果指的是包括经济范畴在内的人权，那么一个国家的政府就有必要承担保障全体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的责任，这样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必须选择能为经济发展创造前提条件的政治模式，而这在历史、文化、民族、观念和发展环境特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将有别于西方国家。于是，如果用同一的标准来衡量政治制度状况，尤其是处于转型阶段的政治制度状况，其结果可能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更不利于保障人权。 最后，人权主要不是抽象的法律或道德，对它的关 注在国际斗争中常常同其他利益交织在一起，冷战时代它可能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后冷战时代它可能成为强国在世界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工具。因此令人可以理解的是，反对这种统治的斗争也常常会以驳斥甚至抵制西方人权观念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似乎冲突的中心是人权问题，但实际上却往往是涉及国家主权或经济利益的斗争。正因如此，它常常不是在一个理论范围内所能解决的问题。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世界普遍的人权观念正在逐渐形成，人权保护已进入国际领域。各国至少已形成了如下一致看法: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威胁到临近国家的安全与和平，或者超出了大多数国家所能容忍的程度，国际社会便有责任采取集体制裁和人权保护措施，这些情况包括:侵略与扩张行为、种族隔离制度、制造或驱赶难民〔 30 〕。 具体到美国的情况来讲，美国的人权外交中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其外交政策中国家利益和道德考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思想，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倾向于一个看法，即注重实际的国家安全与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外交政策，与反映像自由和公正这样的价值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人说，“在我们根据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和根据我们的人权利益而传统地界定的外交政策之间将始终存在着冲突。”〔 31 〕 我们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哪一种外交政策更恰当，而在于指出，由于上述冲突，一国政府无论怎样信奉道德原则，它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可能忽略国家利益而完全依照道德原则行事。冷战时代这一现象非常突出，当美国把最高的国家利益看作是在冷战中取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人权的最严重的侵犯时，人权外交往往服从于冷战的需要。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排除美国的决策者时而有在全世界追求人权的真诚愿望，但是从实际例子来看，显然，一旦这种愿望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那么置于优先地位的就只可能是国家利益。 美国外交政策中国家利益和道德考虑的矛盾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国会立法中的但书，它明确规定如果武器出售和对外援助符合国家利益，那么有关的侵犯人权的国家就可以被当作例外。这常常是美国行政部门违反其道德原则的藉口。这样，即使是在卡特政府下人权外交达到高峰的时期，这个政府也在大量场合下利用这一但书对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援助。例如对巴拉圭的贷款，理由是帮助贫困人口;对土耳其的援助，理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按理讲，依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一旦发现一个国家不断大量侵犯人权，就应取消对这个国家的援助和武器出售，然而这些法律允许有例 外。关于安全援助，国会要求国务院报告继续向该国提供援助的“特殊”环境说明，以及是否“根据所有的事实提供这样的援助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是国会从未阐明什么是特殊的环境，或什么应当被看作是国家利益。实际上，如何看待“贫困人口”、“特殊环境”和“国家安全利益”这些问题，无疑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如果目的不同，所作的解释就可能完全不同。而且，由于安全援助从来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所以几乎所有的例子都可以构成例外。 关于经济援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更不容易判断援助是否直接有利于贫困者。许多美国的双边援助和大多数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管理的援助都是为了交通和工业基础建设，虽然这些援助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但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却不能直接达到最贫困的人口。这些援助的理论基础是，援助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最适当的方法是帮助它实现工业化、技术现代化，否则它便不能加入到世界经济中来。这样做的效果将是潜移默化的，它最终会使其公民富裕起来。但另一个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许多不发达国家贫富之间的差别往往在国家发展的时候相应扩大，而上述效应却非常缓慢或不易察觉。但是如果援助项目仅仅给予贫困者，它并无助于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国家在未来可能仍然贫穷，因而从长期来看对该国人口并不利。 从实际情况看，美国从未对对于它来说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非民主国家运用过人权外交，三个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韩国和伊朗，这些国家都曾有令人发指的镇压人权运动的记录，但它们又都是美国对外援助或安全援助的主要接受国(伊朗的情况从宗教领袖霍梅尼 1980 年执掌权力后发生了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维持这些国家的政权稳定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是生命攸关的，这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利用援助手段来对它们施加影响，也意味着它更容易对一些战略上不重要的小国象征性地采取这样的措施。 四、未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人权因素 从美国政府人权外交的发展来看，卡特政府时期是它的开端，自布什政府之后趋于平稳。今后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它对于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关于美国的人权外交有三个要点需要强调指出: 首先，我们知道，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存在着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目标方面存在的争论是，在其三大外交政策目标经济、安全和人权中究竟应以哪一个为重。上述这两个判断都同美国的人权外交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立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国家利益优先还是道德优先，而在经济、安全和人权三大目标中，前两者代表了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即现实主义，后者则代表了道德考虑，即理想 主义。正如美国学者莫沃尔( A.Glenn Mo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8), p.175. 〔 2 〕 ibid., p.180. 〔 3 〕 ibid., p.183. 〔 4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 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4 , 426 页。 〔 5 〕 Mark L. Shneider, “A Neinistration’s Nean Rights,” in Peter G. Broan Rights and US Fo reign Polic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Lexington: D.C. Heath and Compa ny, 1979), p.12. 〔 6 〕参见 ibid. 〔 7 〕 ibid., p.114. 〔 8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 for 1982: Report Sum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 Ho use of Representative s 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o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 (Nean Rights and Peace (Lincoln NE: Unive rsity of Neebraska Press, 1993), ch.5. 〔 18 〕 Dilys M. Hill and Phil arch 1996, No.1, p.217. 〔 21 〕 ibid., p.217. 〔 22 〕 1991 年 5 月 9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联邦法院 开始对诺列加进行审讯。 1992 年 7 月，该法院以“参与国际毒品 走私”等 8 项罪名判处诺列加 40 年徒刑。见徐世澄主编:《美国 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 〔 23 〕美国入侵巴拿马的真实目的，及其如何视其在 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安全利益，可参见 Ric 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elanson, op.cit., p.264. 〔 27 〕 Forsythe, “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 p.128. 〔 28 〕〔 29 〕 Richard Falk ， Human Rights and State Sovereignty (Nes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7), p.37; p.2. 〔 30 〕参见孙纪成: 《人权初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2 页。 〔 31 〕〔 32 〕 Moan Rights and o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24. 〔 39 〕奥克森伯格 1996 年 9 月 2 日在美中 教育交流中心的讲话。 〔 40 〕 Forsythe,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27. 〔 41 〕 Samuel P. Huntington, “A Neocracy, Democracy’s Third .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 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6), 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