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诸_略_与章氏_山堂考索_崔文印

·《史学史研究》1,94乎第1期·高氏诸“略”与章氏《山堂考索》崔文印南宋高似孙所撰诸“略”与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都是在著录和考订古代文献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别开生面的著述,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一)高似孙的诸“略”高似孙字续占,号谏寮,浙江郸人,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进士。他一生著述繁富。所谓诸“略”,是指他撰述的《经略》、《史略》、《子略》、《集略》、《诗略》、《骚略》、《纬略》而言。在这几“略”中,《经略》、《集略》和《诗略》已佚,而《骚略》卷又是他模拟《离骚》所作的诗赋,不在我们研讨之内,故今仅就《史》、《子》、《纬》三略略作探讨。据高似孙《史略·序》说,其所撰诸略,是“依刘向《七略》法①,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故皆以“略”为名。不过,高氏的诸“略”虽标榜《七略》,但实际上已与刘氏《七略》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①刘向的《七略》乃综辑群书,包容六略,另以《辑略》作全书著录或分类的总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故就其性质而言,《七略》是一个综合性书目。而高氏诸“略”则与之大异,它们并不包容于一书,而是各“略”独立单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已是显而易见的专科性书目。②但高氏的诸“略”又绝非仅仅是书目,它还“网罗散轶,稽辑见闻,采著猎奇,或标一二”。(见《史略·序》)已有了研究资料汇编的性质,或者说,高氏诸略,具有书目和有关文献研究资料汇编的双重性质。③诸略基本上采用辑录体,即引证资料钞录原文,因而诸略又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对诸书考订的因素。《史略》共六卷。卷一述《史记》,卷二述两《汉书》、《三国志》至晋、宋、齐、粱、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唐、五代诸史。卷三述《东观汉纪》、历代春秋、历代纪实录、起居注、唐左右螃坳书事,延英时政记、唐历、会氨玉喋。卷四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通史、《资治通鉴》参据书。卷五述霸史、杂史、《七略》中古书、东汉以来书考、历代史官目、刘解论史。卷六述《山海经》、《世本》、《三苍》、《汉官》、《水经》、《竹书》。不难看出,《史略》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古今各类史书,大都有所涉及。从具体情况看,本书内容大体可区分为三个部分:(一)前两卷著录汉至五代历朝纪传体史书;(二)卷三至卷五著录纪传体之外各种体裁的史书,(三)本书最末一卷著录属于史书范围的古代有关著述。就著录方法而言,不仅上述三个部分不完全一样,而且甚至同一部分的不同史书,其著录方法和内容也不尽相同。例如第一部分的《史记》、《汉书》二书,所著录的项目就有所不同。关于《史记》,首引《太①《七略》法.原作《七录》法.显误.刘向未撰《七录》.咤七录》乃梁阮孝绪所撰。又.即便是《七略别录,.也不可简称为《七录》.故今改作“略”字.特此说明.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籍以介绍了作者,作意以及《史记》一书的概况。接着便是“诸儒史议”,引述了从扬雄到唐代诸贤如韩愈、柳宗元、刘知几等共二十位学者的评论,为进一步,全面的了解《史记》提供了精采的资料。以下的著录项目则是:“续史记”、“史记注”、“先公史记注”、“史记杂传”、“史记考”、“江南古本史记传考”、“史记音”,介绍了有关《史记》一书的著述和版本。这里可注意的是“先公史记注”。高似孙特地突出介绍了其父高文虎的《太史公书注》,谓“先公太史推本经传,旁罗百氏,错综群言,凡五百万言·“一积功二十年,史注始成”云云。高氏此书大概过于庞大,竟未见流传。其次,在介绍“江南古本史记传考”时,对江南古本《史记》的精妙之处作了举证。高似孙最赞赏《刺客列传》中“剑坚故不可拔”句,“坚”字,江南古本作“竖”,认为“尤为有旨”。清代学者李慈铭甚赞高似孙的这一看法,说:“案,此说甚是。古人佩剑皆在掖下胁旁,故有上士、中士、下士之长短异制,上、中、下以身之长短言也。秦王身长则剑长,竖于掖下,故不可卒拔。左右告王负剑,谓举剑负于背上,则易拔(近儒亦有此说)。作竖则情况宛然,亦可考见古人佩剑之制矣。”(《越漫堂读书记》第416页)著录《汉书》则要简略得多。首先,《汉书》也有一篇类似《太史公自序》的《叙传》,我们已经提到,著录《史记》时,高氏大段引用了《太史公自序》,并专列了《太史公自序》一个标题。而著录《汉书》时,却根本没有提及《叙传》,也未引用片言只语。其次,著录《史记》时单列有“诸儒史议”一项,著录《汉书》则取消了这一标目。再次,著录《汉书》时,高氏虽列了“《汉书》诸家本一题,并著录了宋祁参校《汉书》时所用的“古本”、“唐本”、“江南本”等七种本子,并提到了“我公本”“燕国本”“曹大家本”等十二种本子。但只是介绍而已,并没有像讲《史记》版本那样作些具体的举证,其不同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著录《汉书》时.高氏却增设了三个项目,这就是:“颜师古汉书注例”、“颜师古汉书注所引书”、“颜氏所注重复”。在这里,详论颜氏注本的得失,亦显得不伦不类。至于著录其它史书,就更是多有异同。如著录“晋书”,先著录了王隐《晋书》、谢沈《晋书》等十种《晋书》,接着便是“王隐《晋书》语”、“谢沈《晋书》语”,“虞预《晋书》语”、“沈约《晋书》语”、“朱凤《晋书》语”、“减荣绪《晋书》语”等,用举例形式,各列一两句精采语言,“以表诸公才之俊,笔之英”。(见《史略》卷二)最后才著录唐御撰《晋书》,并著录了“《晋书》注”,“《晋书》音”。这些著录项目虽然有的与著录《史》、《汉》的项目相同,但其不同也是非常清楚的。著录“唐书”又与著录“晋书”不同。唐人所修《唐书》,著录了吴兢《唐书》和韦述《唐述》,接着便引用李翱《答皇甫提书》,批评了“史官才薄,言词鄙浅”。在著录刘峋《唐书》(按即《旧唐书》)和欧阳修、宋祁的《唐书》(按即《新唐书》)后,也有《唐书考》,《唐书注》、《唐书音》三项,但与著录《晋书》一样,均未涉及其书的版本。综上所述,尽管这一部分史书在著录项目上因书不同而有异,但有三项还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①叙成书始末,②著录该书的考证之作,即“某书考”;③著录该书的注本(包括音注)。本书第二部分,即卷三至卷五,其著录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明史体、叙源流,并申述自己的见解。例如刘珍等所撰《东观汉记》,刘知几颇多微词,高似孙引录了刘知几一段话:“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伯度(按即李法)讥其不实,公理(按即仲长统)以为可焚,张、蔡(按指张衡、蔡誉)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按指傅玄、范哗)二家嗤之于后叶。”这段话见《史通》卷二十《件时》篇。为了驳斥刘知几的看法,高似孙特别引了《汉记·邓禹传序》和《汉记·吴汉传序》,这两篇序分别出自张衡、蔡琶的手笔,学得较为精采。高似孙说:“所序者如此,是可与班、马抗软!”再如“历代春秋”,高似孙说:“太史公作《史记》,最采《楚汉春秋》,意其论著杰姨弘演,必有以合乎轨辙者。今得《楚汉春秋》读之,不见其奇。“(卷三)于是他便举了若干实例加以说明。对于荀悦的《汉纪》,高似孙引述了皇甫提一话:“荀氏《汉纪》强欲复古,以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话,细事详政,多所遗矣”。批评了《汉纪》较记传体疏略,这段话见之于皇甫所撰《编是纪传论》。高氏很明确地反对这种看法,他直白地说:“予以为不然。此书专为正史繁博而作,辞约则事必省,事省则史必精,编年之体难乎其详且细矣。”(卷三)这些,都极力申述自己的见解,力驳前人之非。从高氏反驳皇甫氏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高氏是紧紧抓住了编年体史书“文约事省”的特点。应该说,明辨史体,是著录这一部分史书的鲜明特点。如“史典”,高氏说:“典之为书亦几于纪事省而辞约者也。”再如“史表”高似孙说:“善乎班固之言日,缀续前记,究其本末,表举大分,别而叙之,表之为义如此。”又如“史钞”,高似孙说:“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也。”(以上引文均见卷四)都非常明确地点明了各种体裁史书的不同特点。这一部分还有不少较有功力的考证之作,如卷四的《通鉴参据书》,即考证了《通鉴》所引二百二十六种图书,所考虽有遗漏,但绝大部分已经考出则是勿庸置疑的。再如卷五《七略中古书》,亦考出刘向提到的上古史书十五种。至于《东汉以来书考》,更概述了东汉至隋唐、赵宋历朝书籍的消长与存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刘腮论史》,这不过是引用刘碍《文心雕龙》中的成篇,对史书的起源及其发展作了概述,并且对魏晋以前的部分史书作了评述,这实际是对《史略》全书的总结。而卷六的《山海经》、《世本》、《三苍》等等,显然是附说性质,在著录上并没有突出的特点。据高似孙的《史略·序》称,该书“宝庆元年十月十日修,十一月七日毕”,总共用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故该书没有统一的著录体例,且有部分重复,如卷二著录《汉书》时,已把颇师古《汉注史例》全文收载,而卷四“史例”条,又载颜师古《注汉书例》,都留有草率成书的痕迹,这是应该予以指出的。高氏的《子略》共四卷,另有目录一卷。其目录分别取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庚仲容《子钞》、马总《意林》和郑樵《通志·艺文略》中的诸子书,只著录书名、撰人、卷数。诸家注本则用小字列注于该书之下。此目只有钞录之功,并无新意。《子略》四卷,则是从上述目录中选取了《阴符经》、《握奇经》、《八阵图》、《弩子》、《六韬》等三十八种书,各写了“题识”。这些题识,不同于一般的提要,而更多的是评述,多有创见。例如黄石公《素书》,其题识说:“东坡以为子房授于纪上老人,其事甚怪,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该书卷四)高氏接着分析说:“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辆、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纪上老人之所珠惜。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一”(同上)其说新颖而又言之成理,很有参考价值。他认为《战国策》“丛挫少伦,同异错出”(卷三),认为王充的《论衡》“乏精核而少肃括”(卷四),都明白道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我国古代四部书中,子书伪滥最多,故高氏的题识亦不乏辨伪成分。如他认为《亢桑子》一书是唐开元天宝间向朝廷献该书的襄阳处士王褒所自撰,用以迎合当时皇帝对道家的特别爱好。高似孙说:“书,褒所作也”一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趋世好,迎上意耶。今读此编,往往采诸《列子》、《文子》,又采诸《吕氏春秋》、《新序》、《说苑》,又时采诸戴氏《礼》,源流不一,往往论殊而辞异,可谓杂而不纯,滥而不实者矣。”(卷三)所辨甚为有力。不过,诚如《四库总目》所说:“然似孙能知《亢仓子》(按即《亢桑子》)之伪,而于《阴符经》、《握奇经》、《三略》、诸葛亮《将苑十六策》之类,乃皆以为真,则鉴别亦未为甚确。其盛称《鬼谷子》,尤为好奇。”(见卷八五“史部”《子略》提要)本书对于《阴符经》、《握奇经》,皆原书具录,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原书皆不长或是以为都不伪的缘故吧?不过,这已造成了全书体例的不统一,不能不是其一大缺憾。《纬略》共十二卷,高似孙在书前有一简短附言:t’{以孙既辑《经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辑《诗略》,事有逸者、琐者,为《纬略》,盖与诸略相为经纬,不以汇分者可续也。”的确如高氏所说,《纬略》所记大都是一些文史掌故或文人琐事逸闻之类,极像一本读书札记,漫无规律,似随得随记。不过,这些随手札记由于所记翔实有据,故的确可与高氏其它“诸略相为经纬”,互为补充、印证,相得益彰。如卷十二《通鉴》条,高氏引司马光《与宋次道书》叙述居格阳修《通鉴》事,充分反映了司马光修书的艰难和认真,证明了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并非虚语。高氏并感慨说:“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自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再如同卷《欧宋唐书》条,记欧阳修不没宋祁修史之功,不仅风格高尚感人,而且其事亦有助于对《新唐书》成书始末的了解。这些,都是可与《史略》相应条目相互参考的。《纬略》中的有些条目亦颇为精采。如卷八《阳关三叠》条。高氏记云:“阳关三叠,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叠,皆非是。每句三唱以应三叠,则丛然无复节奏。有文勋者得古本阳关,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如此。”接着高似孙考证说:“乐天诗:`相连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自注云:`劝君更进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声,第一句不叠审矣。”其说令人信服,虽是一则一百三十余字的札记,其功力则是显而易见的。《纬略》也有考核失当之处,如卷二《御撰晋书》条,高氏从《晋书·天文志》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天文志·序》引《尚书》“天聪明自我人聪明”句,高氏说,“人”,《尚书》本作“民”,”太宗不应自避其名”。一个是《天文志·仪象》,将《洛书》的《乾耀度》写成了《甄灌度》,高氏又说:“太宗不应为太子承乾避也。”因而高氏得出结论说《晋书》“只是史官所修,间有经御览裁整者,谓之御撰则不可也。”而不察《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的四篇史论,确实为唐太宗所撰,因此,用《晋书.天文志》中的避讳来否定“御撰”,显然是于理欠缺,不足成立。当然,他对所谓“御撰”基本是虚名的看法还是不错的,只是所击非其要害罢了。《纬略》还有些条目,不免与其它“略”重复。如卷八“葛洪论史记》条所引《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话,就见之于《史略》卷一“诸儒史论万的葛洪名下,这就与“盖与诸略相经纬”的话不甚相符了。这些都可说明,高氏的诸略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严密性。尽管高氏诸略有某些不足之处,但高氏显然想用这种形式来总括古今的图书。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诸略既可分,又可合,既互相独立,又有某些内在联系。分时则是专题性书目,合时又可视为是综合性书目。在著录内容上虽有所创新,即书目与考订诸书资料并存等等,但在分类上却墨守陈规,并无新意。同时,现存诸略,.除《纬略》外,《史略》、《子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体例不相统一的弊庙,从编撰学角度说,这是不可原谅的缺点。(二)章如愚的《山堂考索》与高似孙同时或稍后,在考订文献方面值得注意的著述是章如愚的《山堂考索》。《山堂考索》即《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的省称,由于“山堂先生”是作者的谧号,故章氏原书很可能就叫《群书考索》。本书的编撰者章如愚,《宋史》无传,明人钱士升所编《南宋书》补人了他的传记,他字俊卿,是婆州金华人。宁宗庆元间中进士第,历官国子博士及贵州知州等。因上书陈述时政,得罪了相韩诧胃,被罢职归乡。于是“结山堂数十间以讲道义,故远迩之士咸尊师之。及卒,门人溢为山堂先生。所著有《群书考索》及文集百十卷行于世。”(《南宋书》卷3?)本书的宋刻本都已严重残缺,幸南宋淳佑戊申刻本留有汪有开一篇序,我们才得以知道该书的原貌。汪序说:“山堂先生自书契以来至于今日,经史子集传记之书充栋汗牛,反复披览,门分类析,编辑成书··一惜哉书成而白玉楼召矣!后生晚学。罕见其大全,同抱遗恨。惟中隐曹君尽得之,惧其传之不博,有孤先生之用心,镂梓以示同志,凡一百卷,厘为十集。”由此,我们得知:①此书刚刚编撰完成,作者章如愚就去世了;②此书首由曹中隐镂版付梓,③原书共一百卷,分为十集。从现存宋残本看,本书是用甲乙丙丁十干分集的,每集看来是十卷。现在通行的《山堂考索》与宋本大为不同,它分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集、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共二百一十二卷,就卷峡而言,比原书增加了一倍还多。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先生根据明本别集卷端刻有“温陵吕中增广”的字样,推定现存的《山堂考索》是经吕中增广重编的本子。《四库总目·史部·史评类》,著录有吕中所撰《大事记讲义》二+三卷,并介绍说:“中字时可,泉州晋江人,淳佑中进士。迁国子监垂,兼崇政殿说书,徙肇庆教授。”《宋史》卷一七九《朱熠传》,将吕中与徐清里、尤蜻、马廷驾并称为“一时名士”,《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吕中撰《国朝治迹要略》十四卷。《四库总目》将本书归人类书类,实际上本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类书。我国传统的类书,大都是内容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工具书,而本书则只是对我国古代的典籍及有关的典章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作了一番较为系统的考述,而这种考述,不仅有材料,而且还间发自己的看法,这都是与类书不同的,特别是其对有关典制的考述,倒是颇有政书的模式。勿庸置疑,本书所采用的著述形式,确是分门别类的类书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便于检索和查考。本书前集分六经,诸子百家、经史、诸子百家、正史、圣翰、文章、礼、礼器、乐、律历、厉数、律历、天文、地理,共十七门,其中“诸子百家”、“律历”在类目上显然重复,故实际仅有十五门。本书后集分官制、官、士、兵、兵制、兵、民、财、赋税、财赋、财用、财赋,刑,共十三门,其中“兵门”、“财赋”门重复,实际是十一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集在类目的设置上并没有重复,这说明,这两集应基本上是章氏原著。我们所以说这部分“基本上”是章氏原著,是因为这前后两集的卷数为131卷,超过了原书10卷的卷数。如果不是后人离析卷数,那么,多出的部分就应该是昌氏增广的部分。本书的续集和别集,除门类和前后两集相重者外,歧集的五行、封建、君道、臣道、圣贤五门,是前后两集所没有的;别集的夷狄、边防两f一j,也是前后两集所没有的。这续别两集,特别是这些新增的类目,它们当出自吕中之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本书的体例是门之下分类,类之下设子目,然后加以考释。例如“六经门”的书类,即列有以下目:“书学传授之图”,用表格的形式,勾勒了《尚书》一书的师承情况,令人一目了然。接着便是:书”、“汉古文尚书”“尚书始末”,“尚书三说”、“洛书”、“孔子定书”“汉今文尚“东汉中文尚书”、“唐今文尚书”、“古文今文尚书””一“书断自唐虞”、“书终于秦誓”、“伏生大传”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子目的内容联缀起来,其实就是一篇有关《尚书》源流始末的出色论文。再如“正史门”、“史记类”,类下首引《太史公自序》,以介绍作者。次列“纪”、“书”、“表”、“世家”四个子目,以阐释《史记》一书的体例。接着的子目是“诸家论史记得失”.,综合叙述之后,还特别引述了司马贞《索隐述赞》,以充实综述的内容。接着的子目是jt长守节正义序”、“司马贞索隐、”“史记音义集解”、“刘f自庄音义”、“司马贞补史记”、“苏子由古史,“裴姻集解”,这既介绍了有关《史记》一书的研注著述,又通过这些介绍,进一步评论了《史记》的得失。不难看出,这些子目是有机的联缀在一起的,它们不但展示了历代有关《史记》研注的重要成果,而且在客观上还显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史记》的资料线索,这种情况,也是通常意义上的类书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子目间的有机联系,更显示了此书的特点。有些子目,显示了非常强的时间性。如“礼门”“朝仪类”,其子目顺次是:“历代朝会”、“夏朝礼”、“周朝仪”、“汉朝仪”、“后汉朝仪”,“汉德阳殿朝贺”、“月朔首朝仪”、“汉朝堂上寿”、“唐朝仪”、“太极殿朝集”、“千秋节朝贺”、“宋朝”“一这很像一个朝仪小史,概述了从夏到宋历朝的朝仪规制,眉目十分清楚。这种情况,只要我们拿《山堂考索》和其它类书作一对比,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如本书卷二八为“礼门”“明堂类”,《太平御览》卷五三三“礼仪部”所记也是有关“明堂”的内容。《太平御览》这部分引书确实不少,从《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孝经》,到《汉书》、《续汉书》、《宋书》、《齐书》、《隋书》,以至《晏子春秋》、《淮南子》、《吴越春秋》、《桓谭新论》等等,但所引偏重在“掌故”,可以“用广异闻”。而《山堂考索》却侧重在史实,除“历代制度”外,下列了“汉武帝”“一“魏明帝”、“晋武帝”直到宋仁宗至宁宗时的历朝祭享情况,最后才是“总说明堂”,脉络清楚,时序井然,关于历朝祭明堂的情况跃然纸上,这是一般类书所无法比拟的。清四库馆臣对此书作了较为中肯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四库总目》说:“宋自南渡以后,通儒遵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议论而斟考证。如愚是编,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微,事必有据,博采诸家而折中以已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颇以经世为心。在讲学之家,尚有实际。惟其书卷轶浩繁,又四集不作于一时,不免有重复抵梧之处。如前集z六经门,外又立`诸经,一门,其文互相出人。`诸子百家门夕中,《晏子》、《荀子》、《杨子》、《文中子》之类为诸子,以《管子》、《商子》、《韩非子》、《淮南子》之类为百家,亦不知何以分别。又如前集第三十五卷详列六宗之说,无所专从,续集第十卷则主郑康成说。前集第三十卷既主三年一洽、五年一谛,以为宋制合古,别集第十四卷又专主颜达龙三年一柿、五年一拾之说。前集第三十三卷专主郑康成说:恰大袜小,别集第十四卷又专主颜达龙说:柿大哈小。前集第三十八卷既主天子五门、诸侯三门,别集第八卷则又谓天子六门,诸侯二门。皆前后抵悟,疏于决择。然大致网罗繁富,考据亦多所心得,在宋人著述之中,较《通考》虽体释稍杂,而优于释经,较《玉海》虽博赡不及,而详于时政,较《黄氏日钞》则条目独明,较吕氏《制度详说》则源流为备。前人称苏轼诗如武库之兵,利钝互陈。如愚是编,亦可以当斯目矣。”《四库总目》的这一评价之所以中肯,就在于它确实击中了该书的结症。①所谓“六经门外又立诸经一门”云云,是指该书的分类不够严谨,多有重复或互相交错的情况,这是从该书的类目上一望而知的,如前集所分的“官制”、“官”,“兵”、“兵制”,“财、财赋、财用”等等,都不免有交错重复之嫌。②从总体而言,《四库总目》把本书与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玉海》、黄震《黄氏日钞》等作了比较,肯定了该书“优于释经”、“详于时政”、“条目独明”、“源流为备”的优点,足证对该书评价是相当高的。③正像有人批评的那样,四库馆臣确实没有搞清,分为前、后、续、别四集的《山堂考索》,是经过吕中增广的本子,已非章氏原书的原貌,但《四库提要》却明白指出了此书前集与续集、别集在某些内容上的相互抵悟之处,币矜之正是章氏原书与吕氏增广部分的矛盾。可以说,四库馆臣已触动了本书的要害之处,只是囿于版本,未能进一步发现这种前后抵悟是吕中增广所致罢了。由于未知本书曾经吕中增广,于是便得出了“四集不作于一时”的错误结论,这就可以理解了。顺便提及,四库馆臣最初所写本书的提要,有,’I〕目出人,体例蹂杂,的话,但别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已删去了这句较为刻薄的用语,而别行的《四库总目》显然比附在原书的提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华书局关于该书的《影印说明》有这样一段话:“类书在明代之前主要用于官场及科举,其用于校勘,辑佚古籍从而成为专门学问是在清代,尤其是在考据之学盛行的乾嘉时代。但有清二百数十年竟刀人重刻此书,使人大惑不解。除了宋本全峡不存,元本卷恢浩繁刊传不易的原因外,假如四库馆臣的批评亦起了某种作用,那就令人不无扼腕了。”通过我们前面对《四库总目》有关本书提要的分析,我想,我们是不应归罪于四库馆臣的。事实上,四库馆臣的批评,不管是好与坏,都不可能在社会上起那么大的作用。(三)余论无论高似孙的《史略》、《子略》,还是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都有一个“为例不纯”的特点。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高氏的诸“略”,既像书目,又有别于书目,同样,章氏的《山堂考索》,既像类书,又有别于类书。它们都呈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式著述形态。从著述体制上看,这种形态既沿袭了旧有的著述模式,又对这种模式有所突破和创新。而这种突破和创新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分别在其所沿用的著述模式中,注人了对我国古代文献考证与探索的内容。他们对我国古代的文献,既考求其成书始末,时人或后人评论,又考求对其书的注释、音注、考证之作,以及其书的刊刻流传和真伪情况等等。这种考索,对单独的一部书来说,无异是七专书研究书目。更可贵的是,这种“书目”由于大都引证前人的已有文字,又保存了不少佚书的佚文,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汉记·邓禹传·序》、《汉记。吴汉传·序》,就仅见于《史略》一书。值得一提的是,《山堂考索》除综考群籍之外,对典制的考订,往往时及当朝,显然继承了杜佑《通典》“将施有政”的优良(下转第19页)民。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货任向全国各族人民提洪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自己的光荣责任,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见《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他的这些见解,对于当代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寿彝先生的学术兴趣广泛,他的研究所得包括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史等许多领域。而寿彝先生的治学宗旨却是恒常而坚定的。近来,他在《读点历史有好处一为史学“四十大寿”祝福》一文中写道:“人不要离开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现实。但也不要掉在现实堆里,只看见眼前的一些事物,闭塞聪明,成为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这种毛病,读点历史有好处。”“不少年来,不断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如果指的是物质生产的直接需求,慈怕说不上有什么用,如果指的是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社会风气的改善,那就可能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的事情,而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正确地对待还是有好处的。”(1993年4月26日《光明日报》)本书为祝贺寿彝先生八十五华诞而编辑、出版,借着这个机会,着重说说寿彝先生的治学宗旨,更有一番特殊的意义。本书所收文章,或在某一个问题上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新成果,或就某一个方面阐述了跟寿彝先生研究领域有关的学术见解,读来都有启发,《寿彝先生学谱》一文,对于读者了解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风貌,提洪了比较系统的资料。文章作者,不论是寿彝先生的同辈学者,还是寿彝先生的晚辈或学生,都跟他有较多的学术上的联系。寿彝先生的学术联系十分广泛,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只是这种学术联系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我仍将走新路!”这是寿彝先生在接受记者们采访时常说的两句话。最近他还反复称说,对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这个大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来看待的,我们要继续努力。惟有不断地追求,才有常青的学术!(《历史料学与历史前途一祝贺白寿弃教授八十五华诞》一书,即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洲̀,洲`,``;刁`,``,司`,``,d`,``勺月`,月.,月`,闷`,`.,``,月`,司..州`,通̀,``,`.,门`,闷`,``,``,月.,`.,``,心`,尸`,``,``,洲`,尸`,碑.,司`,``,月`,闷̀,.(上接第7。页)传统。《四库总目》说它“详于时政”,应该说是客观和中肯的。高似孙和章如愚,主要生活在孝宗、光宗、宁宗时期。这一时期,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政局相对稳定,在这一时期出现他们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考索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偶然,因为这种对古化文献的考证和探求,正是经过靖康之难对文献的空前浩劫之后,人们注重探索和访求古代文献的一种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下,产生这些著述就不足为奇了。在他们之后,经过亡国之痛的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虽主要以杜佑的《通典》为基础,但却在《通典》八典之外,增入了政治和文化部分,也便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