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容共_还是_分共_二_杨奎松

!"史学文摘历史教学#$%&’()*+,-.$/01223年4期5’6471223总第4!3期89:5’64!3四、戴季陶的转变与廖案的发生;<=4年以来，国民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中时散时聚，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凝聚力，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有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和他的三民主义政治旗帜。国民党改组之后，由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容共的政策，宣称其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二致，使相当部分党员对三民主义发生了疑惑。但有孙中山在，尚可维系其组织的凝聚力，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自然要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尽管国民党中央权力主要集中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以及鲍罗廷几个人的手中，但是，明眼人一望即知，在没有孙中山权威的情况下继续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冯自由等人的分裂行动已经清楚地预示了这一点。因为，引起分裂的根源，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丝毫看不到缓和和解决的可能性。尽管面对党的分裂，张继等一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一时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没有人会怀疑，新的甚至更大的分裂仍会发生。如何才能使国民党人在失去自己领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它自身的政治凝聚力而不致进一步分裂呢>戴季陶深信必须迅速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为党的“思想中心”。他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极力宣传他的这一主张。不料，中央执监委中老党员反对者颇多，共产党人中也有异议。前者深恐“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冲突”之类的观点和联俄容共政策，会因此成为党的不易方针；后者则不愿意看到在党的文件和会议中过多地出现个人崇拜的迹象。这次中央全会经数日之争论，最终通过了几项决议，但在戴季陶看来，这些“不左不右之决议”还不足以使党内各派明了孙中山思想之精髓，还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而“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统一无望”。故凡国民党人，必须了解孙中山的主张。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目的相同，然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因为三民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中国道德文化继往开来之至圣法宝，和近代最新科学的结晶；实行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的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戴季陶在这时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反对“容共”，他仍然承认：欧战以后，社会革命的潮流冲入中国，影响到后来的青年起而革命。把这些青年引入将要老衰的革命党，使它得着些新血液，“这确是中国的一个生机”。他认为，问题是简单地拿着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剖中国社会问题的这些革命青年，由于不了解“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家不是社会生理家”，甚至曲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难免“就生出一种新的革命幼稚病来”，从而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纠纷。但是，在国共两党之间真的能够建立“共信”吗>戴季陶在随后撰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的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方面仍旧承认，共产党人多是“真为民族的幸福而奋斗的勇士”，另一方面，他却开始公开主张：“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备，这一个主义，一定生不出信仰，生不出力量。”从这一点出发，一个试图完善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自成系统的国民党，包着“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极具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的共产党，结果自然会使自己变得畸形且危险。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方式，多半应“学从前奥匈的组织，和?6@6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至少，国民党应当有所规定：“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共产党人凡“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6@6或?6A6吸收党员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与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他为此劝告共产党人：既然你们知道时代还不需要共产主义，因而不能把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地拿出来，要借用国民党的名义工作，为什么不干脆实心实意地“把三民主义认为惟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惟一救国的政党”，何必“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认不清需要”呢>戴季陶一向是孙中山政策的支持者。他对“容共”的结果虽早有忧虑，但走到怀疑“容共”政策的地步，根本上是因为他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在他的眼里，自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机关报从没有对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中伤、挑拨，从不曾发表过使共产党丧失信用的话；而作为国民党的朋友，并且身为国民党员的许多共产党员却总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袖，败坏国民党的信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戴季陶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戴深知孙中山虽然也主张革命，但主张的是国民革命、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等，根本上也是基于仁爱的立场，意在消弭并调和可能发生之阶级斗争，而非像共产党那样推动和鼓励阶级斗争。由此，他就很自然地开始怀疑，信仰阶级斗争学说的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可能是因为“认中国国民党为?6@6将来之敌，所以取这一种”“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的老子的残忍策略”与“埋伏战术”。严格地说，戴季陶的初衷并不是反对共产党人，而是“容共”，还是“分共”B二C!!为救国民党。为此，他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一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但他这种激烈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前面扬起了一面政治旗帜。一时间，戴季陶的文章被印成各种小册子，在国民党人当中广为流传。早先曾被廖仲恺制止过的、以反对跨党分子为主要议题的“中山主义研究会”，很快就在各地以“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成立起来，并吸收了大批青年党员。众多激进地反对“容共”政策的年轻党员，也包括谢持等老党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戴季陶的文章拿来做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理论依据了。也正因为如此，戴季陶自然要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激烈抨击。戴季陶的解释无法取得共产党方面的谅解，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这时还需要得到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帮助的国民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公开同情。在共产党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发出通告，予戴季陶以严厉批评，并下令销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一小册子。国民党中央的表态，并不能阻遏急剧升温的对共产党人的不满情绪。随着各地反对共产党人的组织相继成立，各种反对“容共”的刊物和小册子也纷纷出笼。一方面是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人的呼声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主持下，继续坚持“容共”，压制反对意见。廖仲恺甚至公开批评那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结果，一向反对“容共”的老党员朱卓文等人，竟于怨愤中，把矛头指向了廖仲恺，进而导致了"#$%年&月$’日刺杀廖仲恺的严重事件。此一事件显示，国民党内因“容共”问题而引发的争论与对立，这时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于廖仲恺被杀，长期聚集在广州或明或暗地坚持反对“容共”政策的一批老国民党员受到牵连，以致逃的逃，躲的躲，力量受到削弱；国民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对“容共”政策不十分坚定的胡汉民、许崇智也因此被排挤出去，整个国民党中央看起来甚至更加左倾，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似乎更为巩固了。原本一直动摇于冯自由等分裂派与汪精卫等国民党权力中心之间的大批国民党人，眼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从而激起他们必欲排斥共产党人的强烈意志。"#$%年#月"’日，北京的国民党人王昆仑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一些原本是中间派的思想情绪和动向。王昆仑，五四时期入北京大学学习，受到当时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熏陶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激励，开始倾向革命，于"#$$年作为学生的代表赴上海见到孙中山后，加入了国民党，是典型的激进青年学生的代表。其反帝反军阀的态度，与共产党人并无二致，他也相信共产党是革命党，愿意与之携手并进。也正是因此，(’年代以后，他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但是，像王昆仑这样的激进青年学生这时竟公开表示对于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足见部分国民党人这时排斥共产党人的情绪，已经达到了何等普遍和激烈的程度。五、西山会议派的结合及影响还在"#$%年#月，莫斯科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国民革命的态度“有产生左倾的危险”。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甚至给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指示，强调：“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月初，当莫斯科得知胡汉民、许崇智相继被挤走之后，更是表示“绝对无法理解”，明确批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把共产党孤立起来，而且会使广州因左倾而陷入孤立和毁灭。然而这些措施远水不救近火，鲍罗廷还在继续推行他的排挤国民党“右派”的行动，在他的推动下，汪精卫等人在挤走胡汉民、许崇智之后，很快把矛头指向一切有反对“容共”政策嫌疑的党内高级干部。谢持刚到广州不久，就被要求马上离开广东。中常委林森、邹鲁以及孙科等人，被借故派遣北上。广州眼看就要成为清一色的左派阵地，所有受到排挤或深恐国民党中央落入鲍罗廷和共产党人之手的国民党人，不免会因此而极度不安与恐慌。邵元冲的态度变化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邵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一向感情不错，并受孙中山信任，因此虽一直看不惯共产党人，却始终坚持不左不右，并尽力维护国民党中央的权威。这时候他和许多国民党老党员一样，已经下决心要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了。在一番秘密联络之后，经由邹鲁起草，并有张继、林森、谢持、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联合署名，形成了一份于""月(’日致广州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信函，以公开说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函称：“总理许共产党加入也，为其能实行吾党主义也；总理之联俄也，为其以平等待我也。今悉违反总理之期望，吾党员于此若不毅然决然与之划分，俾党国不为所灭，犹复拘文索义以总理许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说以自误，则不惟失革命党之精神，且恐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矣。”""月"+日，林森、邹鲁、邵元冲、居正、戴季陶、叶楚伦、石瑛、石青阳和张继、谢持、吴稚晖、茅祖权、傅汝霖等中央执监委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各地执监委：“决定于本月梗)二十三*日在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值得注意的是，铣电中列名的中监委，是否都征得过本人同意，尚属可疑。因为至少吴稚晖对谢持等人的做法是一向不赞成的。邹鲁、谢持等人要在北京西山召开中央全会，还意想不到地受到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反对。冯自由等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早已公开登报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事项，暂由本俱乐部代行”了。结果，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人，除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人为共产党人外，能够确定到会者，实际上只有林森、邹鲁、石青阳、石瑛、覃振、沈定一等五六人，和监委谢持与两名候补监委茅祖权、傅汝霖，总共史学文摘!"史学文摘赫鲁晓夫有没有用鞋敲桌子也不过#$人。尽管后来有张继、居正同意列名其中，且会议当天就通电宣布“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日停止职权”，但西山会议显然还是无法确立其合法性。在对共产党及汪精卫的态度上，西山会议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有相当不同。"月%$日和&月#%日，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曾发出两项公开通电，其一针对共产党，其二针对汪精卫等。两项通电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且直言声讨汪精卫、蒋介石等，言辞激烈。比较之下，西山会议通过的取消共产派党籍之宣言则对共产党仍愿视为革命团体，主张“并行”“合作”。当然，由于会议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同时决定停止“容共”政策，并且形成了另外几项重要议案，如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解雇鲍罗廷顾问职务案、取消凌驾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的政治委员会案、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和修正代表大会选举法及准备择期择地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案，等等，俨然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做法同出一辙，事实上仍旧是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而他们这些元老级的中执监委的号召力又远较冯自由等人要大得多。因此，相对于西山会议的合法性而言，西山会议的决议及其影响显然更为重要。西山会议刚一宣布召开，各地就陆续有党部公开登报声明附和，并逐一开除各地跨党人员。甚至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也转而成了西山会议派的宣传阵地。西山会议派并在上海执行部原址成立中央机关，开始号令全党，且宣布要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面对这一形势，广州方面#’月(日公开发表通告予以否认，进而汪精卫、谭平山等均发表谈话与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宣布其违法。结果，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相互指摘、辩难，自诩正统，并且真的分别在广州)#&’*年#月+和上海)%月+弄出了两个代表大会。此举自然影响到各地国民党党部亦发生激烈冲突与对立，互相指责、互相开除，许多地区党部因之分裂。这种分裂与冲突，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了党员之间，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感情。虽然西山会议以及随后之上海“二大”仍旧公开承认共产党为“革命友党”，事实上支持西山会议的下层党员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将共产党视为“反革命”了。不过，严格说来，西山会议虽然在组织上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极大分裂，对于下层党员的影响颇为明显，而它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影响却十分有限。让人意想不到的，反倒是那些一度反对西山会议，和部分介入西山会议发起过程，随后又被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广州国民党中央请回到广州去的国民党老党员，在#&’!年国共分裂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这既包括#&’,年始终不赞成分共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他们在#&’*年#月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但是，一年以后，他们不仅全都转向赞同分共，而且他们的言论和决心已远远超过了西山会议派，完全彻底地转向了政治反共。正是他们，以及相当一部分本已附和西山会议，随后又以各种形式回归广州国民党的中下层党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年蒋介石最终下决心走向“清党”。这应该是西山会议派始料未及的一种后果。)完+摘自’$$’年第(期《近代史研究》杨奎松文赫鲁晓夫#&*$年#$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桌子一事广为流传。但始终没有发现有电视画面及其拷贝能够证实此事。对此，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说法，其中包括前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扎哈罗夫将军等人。扎哈罗夫回忆说：“联合国正在进行紧张的辩论，讨论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消灭殖民主义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问题。这时，一个菲律宾人走上了讲台说，苏维埃国家是集中营。赫鲁晓夫听了，非常愤怒。我当时坐在他的后面，我看见，他和葛罗米柯)苏联外长+商量后请求发言。赫鲁晓夫举起了手，但是，主持会议的爱尔兰代表鲍尔顿要么是没有看见，要么是装作没有看见。赫鲁晓夫站了起来，再次举起了手，但发言者仍在发言。这时赫鲁晓夫从脚上脱下了轻便的矮帮皮鞋，开始轻轻地敲着桌子。”还有一位当天为大会服务的女士说：“赫鲁晓夫到达会场比其他人都晚。他走到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团长跟前，和他们握手。新闻记者跟在他的后面跑，你推我搡，麦克风从四面八方伸向了他。就在赫鲁晓夫离自己的座位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名记者不小心踩了他的脚后跟，把他的矮帮皮鞋踩掉了。我赶紧把它捡起来，用餐巾纸包起，在赫鲁晓夫入座后从桌子下面悄悄递给他。座位和桌子之间的空当很小，赫鲁晓夫很胖，无法弯腰穿鞋子。他就这样拿着它，时不时地在桌子下摆弄。当他被另一位代表的发言激怒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敲打着他手中的物件。如果当时他的手中要有雨伞或手杖的话，他也会敲打它们的。”当时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詹姆斯·费罗说：“我没看见赫鲁晓夫敲打皮鞋。那一天，他们共产党人和第三世界的代表都是用拳头敲打桌子，因为他们认为，在主席台上发言的菲律宾人是美国的走狗。赫鲁晓夫弯下腰，脱下了矮帮皮鞋，把它举过头顶，有节奏地摇晃着，然后把它放到面前的桌子上。有照片可以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赫鲁晓夫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矮帮皮鞋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没有用皮鞋敲打桌子的照片。”那么，赫鲁晓夫在联大会上敲桌子一事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美联社首先写出，而其他报纸照搬照用，于是敲桌子的新闻就扩散开来。摘自’月#!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