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经典译文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编A

第3编A.doc 下卷 序言 美国人之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自然有赖于他们的某些法制和关心政治的民情。 这种社会情况也使他们产生了许多为欧洲的旧贵族社会所不知道的思想和观点。它破坏了或改变了昔日的各种关系，并由此建立起新的关系。市民社会面目的改变，丝毫也不亚于政界面貌的改变。 我在5年前出版的本书上卷里，研究了美国民主的主要问题。本卷将讨论它的次要问题。上下两卷相辅相成，合成为一部著作的整体。 我应当立即敬告读者，请不要产生可能严重歪曲我的原意的错误。 由于我把那么多不同的结果都归因于平等，所以读者可能以为我把平等视为当今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唯一原因。这种看法就是认定我的观点太偏颇了。 在当代，人们的许多观点、情感和本性，并不一定来自平等，或者完全与平等相悖。因此，如果以美国为例，我可以很容易证明这个国家的性质、居民的起源、早期定居者的宗教，以及他们的既有知识和已有习惯，过去曾经和现在仍在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动发生巨大的影响，而跟民主毫无关系。欧洲发生的许多事情有其各种原因，而这些原因也适用于美国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但均与平等无关。这一切不同原因的存在和作用，我全知道，但这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我不打算探讨我们的一切倾向和一切思想的产生原因，而只想在某些章节谈一谈平等对一切倾向和思想的改变发生的作用。 人们可能感到奇怪：既然你坚信我们目睹的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并认为抗拒既无希望，又有失明智，那末，你为什么在本书里对这个革命所创造的民主社会又如此时时严加指责呢？ 我的答复很简单：正是因为我不反对民主，我才想认真地对待民主。 人们决不能从敌人那里得到真理，而朋友也很少提供真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那样做的原因。 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出头露面，报道平等许诺给人们的新的好处；而敢于指出平等会给人们带来坏处的，却为数不多。因此，我的注意力主要面对这些坏处，而且在清楚地看到它们时，还不怕将它们揭露出来。 我希望读者在本书的下卷亦能发现他们在上卷似已发觉的我的立论不偏不倚。面对把我们国家分裂成许多派别的互相对立的意见，我力求将我对其中的任何一项意见所持的同情或反感暂时隐藏于内心。假如读者发现书中有一字一语是在讨好曾经把我们国家闹得天翻地覆的大党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在阿谀目前正在扰乱国家和削弱国力的小派系中的任何一个，那就请他们对我不吝大声谴责。 我所要探讨的问题非常广泛，因为世界的新形势所造成的观念和思想，大部分都包括在其中。有些问题确实超过了我的能力，我虽然对它们做了研究，但我自己也感到不够满意。 但是，纵使我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读者至少也会承认我基于抛砖引玉的精神来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和着手写作这部书是正确的。 第一篇 第01章、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 我认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 美国人没有自己的哲学学派，对欧洲的互相对立的一切学派也漠不关心，甚至连它们的名称都几乎一无所知。 但是，我们又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居民，都在用同样的方法指导他们的头脑，根据同样的准则运用他们的头脑。也就是说，美国人虽然从未下过工夫界说他们的准则，但他们却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确定的哲学方法。 摆脱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清规、阶级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的偏见；只把传统视为一种习得的知识，把现存的事实视为创新和改进的有用学习材料； 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全凭自己的实践去探索事物的原因；不拘手段去获得结果；不管形式去深入本质——这一切就是我以下将要称之为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主要特征。 如果想再深入一步，从这些特征中找出一个足以概括其余一切特征的最主要特征，那就会发现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 因此，美国是世界上研究笛卡儿的学说最少，但却实行得最好的一个国家。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美国人不读笛卡儿的著作，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不需要进行思辩的研究；而他们之所以要按照笛卡儿的名言行事，则是因为这个同一社会情况自然地使他们的思想接受他的名言。 在民主社会里盛行的接连不断运动中，上一代和下一代的联系逐渐松弛或断绝，每个人容易忘却祖先的观点或并不因此而感到不安。 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将不再信守其所属阶级的见解，因为可以说阶级将不复存在，而仍然存在的阶级也是由一些游移不定的分子所构成，以致他们的团体本身根本不会有可以控制其成员的真正能力。 至于一个人的智力对另一个人的智力的影响，在公民们的素质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国家里，必定极其有限，因为大家的能力非常接近，谁也不承认别人一定比自己强大和优越，大家都时时以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认为它才是真理的最明显和最近便的源泉。这不仅表明不相信某一特定的人，而且也表示没有兴趣相信任何人的什么话。 因此，每个人都自我封闭起来，试图从封闭的小圈子里判断世界。 美国人的这种只依靠本身确立判断准则的习惯，使他们的头脑产生了另一种思维习性。 由于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小困难不经他人帮助完全可以解决，所以他们容易由此断言，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为人的智力所不逮。 因此，他们不愿意承认有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以致很少相信反常的离奇事物，而对于超自然的东西几乎达到了表示厌恶的地步。 由于他们习惯于相信自己找到的证据，所以喜欢把自己研究的事物弄得一清二楚。因此，他们要尽量揭去事物的层层外皮，排除使他们与事物隔开的一切东西，推倒妨碍他们观察的一切东西，以便在最近距离内和光天化日之下观察事物。他们的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很快又导致他们轻视形式。 在他们看来，形式是放在他们与真理之间的无用而令人讨厌的屏障。 因此，美国人用不着到书本里去汲取哲学方法，他们是从自己身上找到这个方法的。其实，我认为欧洲也曾有过同样的情况。 在欧洲，随着身分日趋平等，人们之间越来越无差别，这种方法就已建立起来和普及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欧洲发生的事件的时间联系。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开始用个人的理性去论证古老的信仰的某些教义，但对其余的一切教义仍避而不作公开讨论。到了17世纪，培根在自然科学方面，笛卡儿在狭义的哲学方面，放弃了一直被人们公认的公式，打破了传统在学术界的统治，推翻了巨擘们的权威。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接着又把上述的原则推广，试图用每个人的个人体会去论证他们所信仰的一切东西。 路德、笛卡儿和伏尔泰采用的是同样方法，只是在运用上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宗教改革家们为什么要那样只在狭窄的宗教观念的圈子里打转转呢？笛卡儿本来能够把他的方法应用于一切事物，可是他为什么只想把它用于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并且认定人们应当自行判断的只是哲学的事物而不是政治的事物呢？为什么到了18世纪，这个同一方法突然得到笛卡儿及其先驱者们未曾想到或拒绝推广的普遍应用呢？再者，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说的方法突然走出学术界，渗入到社会，成为智力活动的共同准则，并在法国得到推广之后，而被欧洲的一切国家公开采用或暗中遵行呢？ 我们所说的哲学方法虽然得以在16世纪产生，在17世纪达到精确化和一般化，但在这两个世纪均未能得到普遍的应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法令、社会情况和这些主要原因所造成的思维习惯，都在阻止它的推广。 这种方法出现于人们开始趋于平等和彼此相差无几的时期，只是到了身分几乎完全平等和人们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时代，才得以被普遍遵行。 因此，18世纪的哲学方法并非法国人所专有，而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性的，这说明它为什么能在全欧盛行，并使全欧的面貌为之一新。法国人之所以能使世界天翻地覆，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古老信仰，革新了自己的古老民情，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的东西并为一切新的东西铺平道路的哲学方法，以及普遍推行了这种方法。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法国人现在能比平等已经相当完备而且更为源远流长的美国人更严格地遵行和更经常地应用这个同一方法呢？我的答复是：这有一半来因于下述两种情况。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认识清楚。 我们决不要忘记，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因此，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宗教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 除了这个强而有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作用也不小的原因。这就是在美国，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所以人们可以容易改变旧的法制而不触动旧的信仰。 因此，基督教依然对美国人的思想保有巨大的控制力量。 其次，我还想特别指出，基督教不只是作为一门经过论证而被接受的哲学在发生支配作用，而且是作为一种无需论证就被信仰的宗教在发生支配作用。 在美国，基督教的各派林立，并不断改变其组织，但基督教本身却是一个基础巩固和不可抗拒的存在，既没有人想去攻击它，又没有人想去保卫它。 美国人在不经论证而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后，也就承担起接受基督教所提出和支持的大量道德真理的义务。因此，个人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活动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人们的主要观点多数不受个人的分析。 我前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中的另一个情况如下： 美国人有民主的社会情况和民主的宪法，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的革命。他们当年到达这片土地的时候，其情况仍跟我们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差不多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 任何革命都要动摇旧的信仰，削弱当局的权威，贬低原来的常规思想。因此，所有的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使人自主和为每个人的精神开辟几乎无限的活动空间的效果。 当旧社会的各阶级间的长期斗争结束后而使人们的身分平等的时候，对他人的忌妒、憎恨和轻蔑感，以及自己的高傲和过分自信感，可以说会立即涌上人们的心头，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人品支配作用。这种与平等背道而驰的现象，对在人们之间创造隔阂，使人们互不相信对方的判断而只依靠自己去获得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于是，每个人都力图自立自理，并以凡事自有主见为荣。 人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出于利害关系，而不再依靠思想。而且可以说，人们的见解已经不过是一堆智力尘埃，飘散四方，再无法收拢和集结在一起。 因此，随着平等而来的精神的独立感，从来没有象在平等开始建立的时候和为巩固平等而努力奋斗期间那样强烈，和表现得那样过分。因此，必须细心地把平等可以提供的那种智力活动自由，同革命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区分开来。应当对两者分别进行研究，以免对未来期望过高或恐惧过甚。 我相信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会经常应用他们的个人理性，但我决不认为他们应当经常滥用自己的个人理性。 我这样说，是基于一个最能广泛地适用于民主国家的原因。久而久之，这个原因一定会把个人的思想独立性限制在固定的、有时甚至是狭小的范围之内。 我将在下一章叙述这个原因。 第02章、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 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人士发现或被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他所想望的。凡事只靠自己去认识的人，用于每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有限。这样的办法将使他的精神处于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从而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他的智力活动虽然是完全独立了，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必须先对人们议论的各种事物进行一次筛选，并不加论证地接受大多数早已存在的信仰，然后再择优地深入研究留待考察的少数问题。 不错，凡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权威的所在处可能变化不定，但它必须有其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有多大力量。 我在上一章说过，身分平等使人们对超自然的东西开始采取一种出自本能的不相信态度，而对人的理性却作出非常高的而且往往是过分的评价。 因此，生活在这个平等时代的人，不会把他们所信服的智力权威置于超人的位置，或到人类以外的地方去寻找这个权威。他们通常是从自己身上或从自己的同类那里汲取真理的源泉。这便足以证明，在这样的时代，不可能建立新的宗教，而建立新宗教的一切企图，不但要被人视为是邪恶的，而且要被人视为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我们可以预言，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轻易相信神的使者，敢于嘲笑新冒出来的先知，并要从人类本身当中而不是到人类之外去寻找自己信仰的主宰。 当身分不平等和人们之间有差别时，就会出现一些非常有见识、非常有学问和因智力高超而非常有能力的个人，而同时也会出现一大批非常无知和能力极其有限的人。因此，生活在贵族制度时代的人，自然要以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的高超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南，同时会不太愿意承认群众是永远正确的。 在平等的时代，情形就与此相反。 随着公民们日益平等和日益无差别，使人人都盲目相信某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阶级的倾向，将会减弱。于是，相信群众的趋势将会增强，并逐渐变成支配社会的观点。 在民主国家，公众的意见不仅是个人理性的唯一向导，而且拥有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的无限权力。在民主时代，由于彼此都相同，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但是，这种相同性却能使人人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众的判断不与他们大家拥有的相同认识接近，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承认它是真理的。 当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以个人与周围的所有人比较时，他会自负地觉得自己与每个人都一样平等；而当他环顾周围的同胞全体，拿自己与这个大整体比较时，他又会立即惭愧地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力量微不足道。 这种原来使他觉得自己在每一个同胞面前都能自主的同一平等，现在把他孤立起来，不能反抗绝大多数人的行动。 因此，在民主国家，公众拥有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无法想象的强大力量。公众不是用说服办法，而是以全体精神大力压服个人智力的办法，将公众的意见强加于和渗入于人们的头脑的。 在美国，多数拥有向个人提供大量的现成见解和减轻个人构思己见的负担的义务。在哲学、道德和政治方面，还有一大套关于每个人应不加论证而接受公众的信念的理论。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还会发现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作为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的。 我知道，美国人认为政治法令就是能让多数对社会实行绝对统治的法律。这就使多数对智力活动自然发生的支配力量大为增加，因为人们总是惯于认为压其他们的人在智慧上高于自己。 多数在美国的这种无限政治权威，确实在加强舆论原来就对每个人的精神发生的影响，但它并非这种影响的基础。应当到平等当中，而不是到平等的人们可能建立的或多或少得到人们拥护的制度当中去寻找这种影响的根源。一般可以认为，在由一个国王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绝大多数对智力的控制作用，也许不如在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里那样绝对，但毕竟是非常绝对的；而在平等时代，不管是什么政治法令统治人民，都可以预言人民对舆论的信赖将成为一种以多数为先知的宗教。 因此，智力的权威虽然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决不会式微。 我决不以为它会消失，反而预计它会容易强大起来，能把个人的理性限制在与人类的伟大和幸福很不相称的极小范围内。我清楚地看到平等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使每个人的精神趋向新的思想；另一个是使人容易不去思想。我也看得出来，在某些法制的治理下，民主的社会情况促成的智力活动自由，也会被民主制度所取消，所以智力活动自由在打碎某个阶级或某些人以前加于它的羁绊之后，又将被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紧紧地束缚起来。 假如民主国家把曾经过分妨碍或推迟个人理性飞速发展的各种强权推翻，而只受一个多数的专制权力的统治，那末，这只是换上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邪恶而已。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独立自由生活的办法，而只会发现自己在做一桩蠢事，即又沦入新的奴役状态。因此，我不免要在这里再次强调，凡是认为智力活动自由为神圣事业的人，凡是不仅憎恨专制君主而且憎恨专制制度的人，都应当三思而行。至于我，当我感到权力的手在我面前挥舞的时候，我不必管这是谁要压迫我，而是最好去欣然听命，将自己的脑袋伸进枷锁，因为有千万只手在我面前举着枷锁。 第03章、为什么美国人比其祖先英国人更倾向和更喜好一般观念 上帝决不一般地观察人类。它一瞥人类，就能分清人性中包括的一切东西，从每个人身上看到使人人互相接近的相似点和使人人互相疏远的差异处。 因此，上帝并不需要一般观念。这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将大量的类似东西置于同一形式之下，以便于对它们进行更为细致的思考。 人就与上帝不同了。人的头脑如欲对映入脑际的一切个别的东西独自进行考察和判断，马上就会陷入五里雾中，对这些东西的一切细节茫无所知。在这样的窘迫处境下，他只有求助于一种不够完善但又必要的办法。这种办法既暴露了人的缺点，又补救了人的缺点。 人对一些事物进行表面的观察，并看出它们的相似处后，就给它们冠上一个共同的名称，然后把它们放置一边而去考察其余事物。 一般观念的建立并不证明人智强大，反而证明其软弱无力，因为自然界中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决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事实，决没有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也决没有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法。 一般观念也有其值得称赞之处，即它可以使人同时对大量的事物作出迅速的判断。但是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向来只是不完整的概念，它使人理解到的东西经常不够准确。 社会一方面在老化，另一方面又在产生新的事物，几乎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获得某些个别的真理。 人知道的这种真理越多，他得到的一般观念自然也越多。 人要是不从无数的个别事实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纽带，就无法分别地观察它们。几个个体可以形成“种概念”，而几个“种概念”则可以引出“类概念”。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广博，它对一般观念的习惯和爱好也越大。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使人们能把或不能把他们的观念一般化。 美国人比英国人更经常使用一般观念，并且喜欢更持久地使用。如果注意到这两个民族是同文同种，在同样的法则下生活了好多个世纪，至今还在思想和民情方面没有中断往来，那末，乍一看到这种情况，就会感到非常奇怪。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并对比居住在这里的两个最开化民族，其鲜明的对照更会使人感到吃惊。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的思想只能极其勉强和极其惋惜地放弃对于别个事实的沉思，因为他们要从这种沉思中去找因果关系；另外，英国人之接受一般观念，也非出于自愿。 我们法国人与此相反。我们对于一般观念的爱好，达到了凡事都要满足这种热爱的地步。我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听到人们又发现了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某个一般的、永久的规律。 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小作家，他也跃跃欲试，企图发明一些可以治理大国的经纶；他要是不在一篇文章中把全人类都写进去，他是决不会心满意足的。 这两个最开化民族之间的这种差异，实在令我吃惊。如果我再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并考察它50年来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自己可以证明，英国人对于一般观念的爱好，也正随着该国的古老制度的式微而加强。 因此，只根据文明的进步的大小，还不足以解释人为什么喜欢或回避一般观念。 当人们的身分极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现象永久存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将越来越不同，以致有多少种不同的人，就会有多少个阶级。但是，人们从来只是同时注意其中的一个阶级，而忽略了把这些阶级集聚于广大人群中的一般联系，即只看到了个别的人，而忽略了一般的人。 因此，生活在贵族制社会里的人，从来不会产生有关本身的一般观念，而这又足以使他们在习惯上不相信一般观念，在本能上厌恶一般观念。 反之，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他们发现彼此都接近，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不会专注于人类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视野开阔，一直扩大到全人类。在他们看来，凡是可以用于本身的真理，都可以同样地或以同样方式用于其每个同胞或同类。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的和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染上喜欢一般观念的习惯，就会把这种习惯移用于其他工作中去。于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的需要，就变成人们思想的一种热烈的而且往往是盲目的激情。 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最能证明我上述的一切是真理。 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以种种办法证明，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然而，所有的史料又在证明，古代有些名人在未获解放以前曾是奴隶，其中还有许多人有名著传世。他们虽然也曾目睹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他们当时依然认为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不是身为奴隶主贵族的一分子，就是至少认为当时建立的贵族制度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的思想向四面八方扩展以后，仍一直没有超出贵族的思想范畴。只是耶稣基督降世以后，他才教导人们说：人类的所有成员生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 在平等的时代，人人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处于孤立和软弱的状态。他们认为，不应当有上级的意志来不断指导大家的行动。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好象是在自行前进的。为了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现象，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某些对我们人类的每个成员都发生同样作用并使我们自愿地走上同一道路的重大原因。这样的寻找工作，又自然而然地促使人的头脑想出一般观念，并导致人们喜爱使用一般观念。 我在前面早已指出身分平等是怎样导致每个人喜欢亲自寻找真理的。不难看出，这样的方法也必然逐渐地使人的精神倾向于一般观念。当我放弃阶级、职业和家世的传统，不受先例的左右而单凭自己理性的努力去寻找自己应走的道路时，我自然要倾向于到人的本性中去汲取自己观点的原因。这样，我就必然而且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大量的非常一般的概念。 上述的一切，足以说明英国人为什么不如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和他们的邻居法国人那样愿意和喜欢把概念一般化，以及今天的英国人为什么在这方面比他们的祖先走得远了。 英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既非常开明又很固守贵族制度的民族。他们的开明文化，使他们不断地追求非常一般的观念；而他们的贵族习惯，又使他们囿于非常个别的观念。因此，英国人的哲学是既大胆而又怯懦的，是既豁达而又狭隘的。直到今天，这种哲学仍在控制着英国，使人们的思想受到限制和停滞不前。 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喜爱一般观念，而且往往是热烈追求一般观念。它们之所以如此，除了我上面讲述的原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大明显但并非无力的原因。 必须对这些一般观念加以区分。有些一般观念是长期的、细致的、精心的智力劳动的结果，而人的认识的扩大正靠的是这类观念。 而另一些一般观念，则是精神的一触即发的结果，产生得比较容易。它们只能导致人们形成非常肤浅和很不确切的概念。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都是好奇心多而悠闲心少。他们的生活务实、复杂、紧张和活跃，以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思维活动。民主时代的人都喜爱一般观念，因为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不必操心去研究个别的事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民主时代可以用小小的容器收藏大量的东西，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收获。因此，这个时代的人做了一次粗心而简短的考察之后，便会认为发现了某些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不再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事物，也不详细考察这些纷纭的事物在哪些方面相似或有别，而是匆匆忙忙把它们归类，随后便不去作深入考察。 民主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人都喜欢轻易地获得成功，贪图眼前的享乐。知识界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大部分都雄心勃勃，但失败了会立即颓靡，而成功时则会更加活跃。他们希望马到成功，大获胜利，但懒于多花费精力。这种有害的本性，使他们直接去追求一般观念，并且大夸海口，说什么利用一般观念可以不费功夫就绘出大千世界的图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引起公众的注意。 但是，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读者也跟他们一样，害怕进行他们本来可以进行的深入研究，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而是希望不经努力就获得知识和痛痛快快地享乐。 如果说贵族制国家没有充分运用一般观念，而且往往轻率地蔑视一般观念，那末，民主国家的人民则与此相反，他们时时都在准备滥用这种观念，准备积极地应用这种观念。 第04章、为什么美国人从来没有象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 我在前面说过，美国人不象法国人那样热爱一般观念。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尤其显著。 虽然美国人在立法方面采用的一般观念比英国人多得无限，在用人们的实践武装理论方面比英国人做得多，但美国没有一个政治机构曾象法国的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那样喜爱一般观念；整个美利坚民族，从来没有象18世纪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一般观念，而且也不盲目相信任何理论的绝对善和绝对真。 美国人与法国人的这种差异来自数个原因，但其主要者如下： 美国人是一个一直由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民主的民族；而我们法国人，虽然也是一个民主的民族，但长期以来，只限于在口头上议论如何更好地管理公共事务。 我们的社会情况，早已使我们想出了一些有关政府工作的非常一般的观念，但我们的政治制度，却仍在妨碍我们通过实践来矫正一般观念，使我们只能慢慢地去发现原有一般观念的缺欠。但是，在美国人那里，这两件事情，即一般观念和政治制度，却经常处于相互适应的状态，从而可以自然互相修正。 乍一看来，这里所讲的，跟我以前所讲的民主国家能从其实际生活的紧张活动中汲取热爱理论的力量的说法，大相役庭。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其间并不矛盾。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渴望一般观念，因为他们的空暇不多，而有了一般观念，他们就不必浪费时间去考察个别的问题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只应限于不是他们所常想的或必想的问题。比如，商人是渴望了解他们本来应当密切注视的有关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的一般观念的，并希望别人能够提供，但只有通过商业方面的考验，他们才能接受这些一般观念，或者只是有保留地接受。 政治家当涉及有关政治的一般观念时，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当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一个特别有危险的问题上盲目地和过分地追求一般观念时，他们可以采用的最好解救办法，就是每天在实践中考察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深入到问题的细节，而问题的细节将会使他们发现理论的缺点所在。 这种解救办法经常是使人苦恼的，但它的效果却是肯定的。 因此，强迫每一个公民实际参加政府管理工作的民主制度，可以节制人们对于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一般理论的过分爱好。 第05章、在美国宗教是怎样得以利用民主的本能的 我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证明，人要是没有教条性信仰是无法生活下去的，而且也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信仰。我在这里再补充一句：在一切教条性信仰之中，我认为宗教方面的教条性信仰是人们最希望的。即使你只想重视现世的利益，也显然会得出这个结论。 人的任何行动，不管人认为它有什么特殊性，几乎都来源于他对上帝、对他与人类的关系、对自己灵魂的本性、对自己的同类应负的义务所持的非常一般的观念。谁也不能不让这种一般观念成为其余一切事物所由产生的共同源泉。 因此，人对上帝、对自己的灵魂、对造物主和自己同类应负的各种一般义务，都渴望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因为如对这些基本问题持有怀疑态度，就将使自己的行动听凭偶然因素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任其混乱和无力。 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确定不移的观念，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只靠自己的理性努力去取得这种观念，因而又使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只有完全摆脱日常的生活琐事、洞察入微、工作细致和训练有素的人，经过长期和精心思考之后，才能发现这些如此不可缺少的真理。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哲学家本身也几乎总是满腹疑团，他们每前进一步，启示他们的智慧的自然之光便会黯淡一些，甚至有熄灭的危险；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他们所发现的仍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概念。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就是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概念当中荡来荡去，未能牢固地掌握真理，甚至未能发现新的错误。这样的研究远非一般人的能力之所及，即使一部分人有能力去做这种研究，他们显然也没有这种闲心和余暇。 有关上帝和人性的确定不移观念，虽然是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不可缺少的，但这个生活实践却在妨碍人去掌握这种观念。 我认为，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一切科学当中，有些知识是对人人都有用的，而且其他们自己的能力也能学到； 但另一些知识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而非多数人能够研究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用后一种知识是极其间接的。虽然他们无力进行研究这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对于他们的生活实践又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有关上帝和人性的一般观念，是一切观念中最适于使个人理性避免习惯性影响的观念。对于个人理性来说，承认一个权威的存在，是得之者多，而失之者少。 宗教的首要目的及其主要好处之一，就是对这些重要问题中的每个问题，能够提供一项清楚的、确切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和永久性的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有些宗教是非常可疑和荒谬的，但是可以认为，凡是属于我所指出的范围之内的宗教，只要它不脱离这个范围，并且不象若干宗教那样试图从各方面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翱翔，就能使智力活动得到有益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也应当承认，即使宗教不能使人在来世得报，那至少它对人在今世的幸福和高尚化还是极其有用的。 这对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民来说，尤其是真理。 当宗教在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智力高的那部分人将陷入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要处于麻木不仁状态。每个人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只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保卫不住自己的正确观点，就是把它放弃。于是，他们因为无力自己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而陷入绝望状态，以致自暴自弃，干脆不去想它们。 这样的状态只能使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松弛意志的弹力，培养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 一个民族沦于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其自己的自由被人夺走，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 一旦在宗教方面也象在政治方面那样不复存在权威，人们立刻会对由此而产生的无限独立的情景感到惊恐。一切事物的这种经常动荡状态，将使人们心神不安和筋疲力竭。因为在精神世界一切已经发生动摇，所以人们想力争在物质世界建立巩固的秩序。但是，他们已不能再恢复昔日的信仰，而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去统治。 至于我，我怀疑人们能够永远既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因此，宗教的这种巨大功用，在身分平等的国家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明显。 应当承认，平等虽然给世界上的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但使人养成了一些我以后将要指明的非常危险的禀性。平等使人们彼此独立，使每个人自顾自己。 平等还为人心敞开了喜欢物质享受的大门。 宗教的最大功用，就是唤发与此相反的禀性。 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高得多的天国的。也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与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分出一定的时间去照顾他人，而不要完全自顾自己的。即使是最虚伪的和最危险的宗教，也莫不如此。 因此，笃信宗教的国家的长处，自然正是民主国家的缺处。这清楚地表明，人们在达到平等的同时又维护宗教，该有多么重要。 上帝利用超自然的手段将宗教信仰注入人心。我对这种手段既无权考察，也不想考察。我现在是纯粹从人的观点来考察宗教的。我想探讨宗教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民主时代用什么办法才能轻而易举地保持其影响力。 我已经讲过，在文明和平等的时代，教条性信仰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深入人的精神，而使人的精神感到迫切需要这种信仰的，则正是宗教。这首先说明，宗教在这样的时代要比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慎重自持，不要越出本身固有的范围，因为宗教要想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宗教事务以外，就有在一切事务方面失信的危险。因此，宗教应当注意规定自己的活动范围，只在这个范围内对人的精神施加影响，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则任其完全自由。 穆罕默德自称从天而降，他不仅把宗教的教义，而且把政治的原则、民法、刑法和科学理论都放进了《古兰经》。反之，基督教的《福音书》只谈人与上帝和人与人的一般关系。 除此之外，它什么也没有教导，也没有要求人们必须信什么。 抛开其他许多理由不谈，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两种宗教中的前者不能在文明和民主的时代长期发生统治作用，而后者不管在这样的时代还是在其他时代，都注定会发生支配作用。 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这项研究，则可以发现：从人的立场来说，宗教要想在民主时代维持下去，只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宗教事务的范围之内，也还是不够的；宗教的力量，在许多方面还取决于它所遵奉的信仰的性质、它所采取的外在形式以及它为信徒规定的义务。 我在前面所述的平等使人们产生非常一般和非常广泛的观念的问题，主要应当从宗教方面来理解。彼此相同和平等的人，容易产生关于单一神的概念，认为这个神为每个人规定了同样的准则，授予每个人在来世以价值相等的幸福。关于人类的这个一致性的观念，不断地引导人们产生认为造物主也是一致的观念。反之，在人们彼此隔绝和相互差别极大时，有多少个民族、等级、阶级和宗族，就会随意创造出多少个神，并为各自绘出通向天国的无数条道路。 毋庸讳言，基督教本身也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和政治情况对宗教信仰发生的这种影响。 当基督教问世的时候，上帝无疑已为它的出世做好了准备，即把人类的大部分已经集结在一起，使他们象一支庞大的部队活动于罗马皇帝的麾下。这一大群人虽然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但他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遵守同样的法制。每个人各自与皇帝的伟大来比，他们是软弱和微不足道的；而从他们全体与皇帝的关系来说，他们又全是平等的。 应当承认，人类处于这种新的和特殊的情况，当然会使人去接受基督教宣讲的一般真理，而基督教之所以在当时能够顺利和迅速地深入人心，也正是来因于此。 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出现了与此相反的情景。 这时，罗马帝国垮台了，也可以说是四分五裂了，原先受它统治的每个民族又恢复了昔日的独立。不久以后，在这些民族的内部，一些阶层无限地壮大，出现了种族差别，而等级又使每个民族分成若干集团。各民族共有的这个动向，好象在尽其所想和所能，要把人类社会分成无数小块。在这种条件下，基督教也没有放弃它向人们宣扬的主要一般观念，而是要尽量准备适应人类分裂后出现的新趋势。人们继续崇拜创造和庇护万物的唯一的上帝。但是，每个民族、每个城市、甚至每个人，又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某些特权，使至高无上的上帝成为自己的保护者。由于不能把一个神分成许多个，所以他们只好增加神的使者的人数，过分地提高使者的权力。于是，大多数基督徒把对天使和圣徒的崇敬，几乎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以致人们一时不无理由担心：基督教是不是也要蜕化为早被它战败的那几种宗教。 显而易见，随着把人类中的各民族隔离开的障壁和把每个民族内部的公民隔离开的障壁的消除，人们自然会接受关于单一的而且万能的存在的观念，认为这个存在能够平等地和以同样方式将法律施于每个人。因此，到了这样的民主时代，最重的事情是不准把人对神的使者的崇敬同只应对造物主的崇拜混淆。 在我看来，另一个真理也很清楚：即在民主时代，应使宗教的表面仪式给信徒带来的负担轻于其他任何时代。 我在论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说过，在平等的时代，人的精神最厌恶的，是使自己的观念服从于形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反对以图象渲染事物，认为象征的手法是一种儿戏，其目的是掩盖或粉碎真相，不让真相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对宗教仪式表示冷淡，认为礼拜的细节只有次要的意义。 在民主时代负责规定宗教的外在形式的人，必须审慎考虑人们智力的这种自然本性，以免与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我坚决地认为形式是必要的。我知道，形式可使人的精神沉于抽象真理的思考，助其坚定地追求真理，令其热烈地相信真理。我决不认为一种宗教能够无外在的仪式而维持下去。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在我们正在踏入的时代，过分地讲究宗教的外在仪式是极其危险的；当然要有一定的仪式，但必须以延续教义本身所绝对需要者为限，因为教义才是宗教的本质，而礼拜只是它的形式。在人们越来越平等的时代，拘泥于细节、死板不化、迫使信徒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很快就会只剩下一群狂热的信徒，而大多数人将放弃对它的信仰。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反驳我说：宗教都以一般的和永恒的真理为其追求的目标，所以它不能随波逐流，跟着每个时代的特点的变化而改变其目标，从而不会在人们面前失去其可信性。我对此的回答仍然是：必须把一种信仰得以成立和神学家们所说的信条得以建立的那些主要观点，同由这些观点派生出来的从属概念严格区分开来。不管时代有什么特点，宗教都必须经常坚持前者；但在万事都在改变其位置，人们的思想已经习惯于人间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不愿意死守陈规的时候，宗教也慎重地注意自己与后者的经常联系。我认为，表面的和次要的事物的不变性，只有在市民社会本身停滞不前的时候，才能有机会持续下去。在其他任何场合，我都认为这种不变性是一种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在平等所造成的或促成的一切激情当中，有一种特别强烈并同时振奋人人之心的激情，这就是人人都有的喜欢安乐的感情。爱好安乐，是民主时代的突出的和不可消失的特征。 可以认为，试图消灭这个主要的激情的宗教，最后会被这个激情所消灭。如果宗教想让人们完全放弃现世的幸福，而叫人们专门去追求来世的幸福，那末，我们可以预言，人们在精神上最后将摆脱宗教的束缚，并为了专门去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而离开宗教远远的。 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因此我认为，如果宗教要试图完全压制和破坏人们的这种情感，那将大错而特错。宗教绝对无法使人放弃爱财之心，但它还是可以说服人们只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的。 现在，我来进行最后一项考察。这项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概括上述各项的考察。随着人们日益相似和平等，与每日都在变化的尘事慎重地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愈加需要不与一般人都接受的观念和在群众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利益，进行没有必要的对抗，因为公众的意见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和最无法抵抗的力量，而除了这种力量以外，宗教是无法得到足以长期顶住其所受到的攻击的强大支持的。无论在被一个专制君主者统治的民主国家，还是在共和制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在平等的时代，君主虽然常能使人服从，但能使人们信服的却是人民中的多数。因此，凡是不违背自己信仰的人，都要倾向多数的意见。 我在本书的上卷说过，美国的神职人员是如何不问政治的。这是他们谨慎自制的明显例子，但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在美国，宗教是一个专由神职人员统治的独立天地，而且神职人员从来不想走出这个天地；他们在这个天地内指导人们的精神，而在这个天地外，任其人们自主和独立，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和时代的要求去发挥他们固有的好动精神。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基督教象在美国那样不讲究形式和不重视繁文缛节，但对人的精神却有最清晰、最简明和最一般的了解。尽管美国的基督徒分成许多宗派，但他们对各宗派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对天主教，还是对其他教派，都可以这样说。任何地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没有象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那样不过问信徒的礼拜琐事，不采取格外的和特殊的礼拜方法，不拘泥于教义的文句而重视教义的精神。天主教的只对天主礼拜而禁止对圣徒礼拜的教义，在美国宣讲得最为清晰和遵行得最好。然而，美国的天主教徒却是最驯服和最虔诚的。 可以适用于美国各教派神职人员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的神职人员决不把人的视线引向和固定于来世，而是让人心更多地注意现世。在他们看来，现世的幸福在宗教上虽属次要，但仍不失其重要性。他们虽不从事实业活动，但对实业的进步至少还是关心和赞扬的。他们在不断向信徒讲述来世才是人们应当害怕和希望的伟大目标的同时，并不禁止信徒以正当的方法去追求现世的荣华。他们并不怎么多讲来世和现世的差别和不同，而是仔细地研究用什么方法使两者结合和联系起来。 美国的全体神职人员都承认多数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作用，并尊重这种作用。除非必要，他们决不反对多数。他们不参加党派的斗争，但随时接受全国和当代的共同意见，跟着振奋周围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的潮流前进，而不加抵制。他们致力于引导同时代人向善，而决不与同时代人搞对立。因此，舆论从来不以他们为敌，反而支持和庇护他们。他们布讲的信仰，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和借助多数的力量而同时发挥作用。 因此，宗教通过尊重不与它对立的一切民主本能，并利用其中的一部分，便可以顺利地抵制它的最危险敌人即个人的独立意向。 第06章、关于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根据一些可信的报告，它同时又是天主教最发达的国家。乍一看来，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有两个问题应予明确区别：平等一方面使人人愿意自行判断，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人喜欢和向往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和对大家都一律相待的权力。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都力图不受一切宗教权威的制约。但是，如果他们想服从某一宗教权威，那末，他们得让这个权威是单一的，而且只能有一个。凡非指向同一中心的宗教权力，自然会使他们的精神感到不快，而且会几乎轻易地认为，与其有好几个宗教，不如没有宗教。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发现天主教徒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不虔诚了，但基督教新教的教徒却纷纷改信了天主教。如果从天主教的内部来看，它好象是衰退了；而如果从它的外部去后，它又好象是前进了。这个现象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当然很少有虔诚的信仰，但他们一旦决定信教，很快就会觉得自身有一种内在的本能在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向天主教。罗马教会的若干教义和教规使他们吃惊，但他们的内心却对它的纪律表示钦佩，而它的牢固团结也在吸引他们。如果天主教最后能够将它所引起的政治恩怨置于度外，那末，我几乎毫不怀疑，这个似乎与它抵触的时代精神，不仅不会对它极为不利，反而会使它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就。 这是人们的智力活动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即愿意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不惜牺牲逻辑而求和解。因此，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人在使自己的某一宗教信仰服从一个权威之后，又想放弃这个权威而另找其他权威，任其自己的精神在服从和自由之间随意荡来荡去。但是，我还是相信这样的人在民主时代不会多于其他时代，而我们的后代将来必然日益分化，但最后只能分成两大类：一类完全脱离基督教，另一类皈依罗马教会。 第07章、民主国家人民的思想倾向于泛神论的原因 我虽然准备以后来谈民主国家对于最一般观念的突出爱好是如何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但我现在就要指出这种爱好对哲学发生的主要影响。 不容否认，泛神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很大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著作，就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德国人把它带进哲学，法国人把它带进文学。法国出版的一些虚构作品，大部分包含着由泛神论借来的某些观点或论调，或使人感到它们的作者有一种趋于泛神论的倾向。我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有其久远的原因。 随着身分日趋平等，每个人与他人越来越无差别，个人变得日益渺小和无力，人们便习惯于不再重视每个公民而只重视全体人民，忘记了个体而只考虑人类整体。 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喜欢同时包罗万象，希望把无数的不同结果归结于一个单一的原因。 统一的观念纠缠着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到处去寻找统一的观念。当人们找到这一观念的时候，就自愿地把它存于内心，高枕无忧地躺在它的身上。这样一来，人们不仅认为世界包括天地万物，而且相信只有一个造物主。但是，对万物进行的这种初步分类还没有使他们满意，于是他们又去设法拔高和简化自己的想法，即把神和宇宙汇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假如我遇到一个哲学体系能把世界上的万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不管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均视为一个巨大存在的不同组成部分，而只有这个巨大存在能在其组成部分的不断变化和连续改观当中永远存在下去，那末，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这个哲学体系，虽然它破坏了人的个性，但对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具有神秘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的产生也许正是由于它破坏了人的个性。人们的一切智力活动习惯都在引导人们去理解这一哲学体系，把人们领上接受这一体系的道路。这一哲学体系自然会引起和加强人们的想象力，并提高人的精神自豪感和满足人的精神愉快感。 在帮助哲学寻找方法解释世界的各种体系当中，我认为泛神论是适于笼络民主时代人心的体系之一。凡是坚信人类真正伟大的人，应当团结起来反对泛神论。 第08章、平等是怎样唤起美国人产生人可无限完善的观念的 平等在唤起人的思想产生几个只有它才能引来的观念，并在改变早已存在的几乎所有观念。我现在以人可完善这个观念为例，因为它是人的智力所能想出的主要观念之一，而且它本身就是每时每刻都在实际生活中验证自己的论据的一大哲学理论。 人与动物虽然有些地方相似，但有一个特点是人所独有的。这就是人能自我完善，而动物则不能自我完善。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发现自己与动物有这种差别。因此，人可完善的观念，同世界本身一样古老。平等本身并没有创造这个观念，但它使这个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 当公民按等级、职业和出身而分类，每个人都不得不沿着全凭偶然而步入的道路前进时，人人都会认为人力的最高限界就在自己身上，谁也不想去对抗不可抗拒的命运。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并非绝对没有自我完善能力，只是没有认识到这种完善是可以无限的。他们只想改进，而不想变革。他们希望社会地位逐渐变好，除此别无他求。他们虽然承认人类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今后还会有所进步，但又事先把人类置于一定的不可逾越的限界之内。 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至善和已经获得绝对真理(其实，哪个人或哪个民族何曾这样妄想过呢？)，但他们愿意使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距离人类的不够完善的本性所能达到的伟大和明智很近了。同时，由于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好象仍然照旧，没有变动，所以容易觉得一切均已各得其所。于是，立法者们喜欢制定永久性法律，人民和国王只愿意建造耐久的建筑物，现代的人为后代的人操劳而先为他们注定了命运。 随着等级的消失、各阶级的接近和人们的日益混合，习惯、仪礼和法律也在变化；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新真理的发现、旧观点的消失和被新观点取代，一个理想的但又总是不够固定的完善的形象，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脑际。 于是，转瞬即逝的不断变化，每时每刻都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有些人的处境变坏了，于是他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人，不管怎么有智慧，都不能永远不犯错误。另一些人的命运得到了改进，于是他们由此断言，一般说来，人是有能力无限完善自己的。受挫的人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自吹可以找到绝对的善；成功的人在兴奋之余，继续去追求新的成功。因此，人人都在不断追求，跌倒后再爬起来，虽然时时感到失望，但又决不绝望，而是不停止地沿着尚待跋涉的漫长人生道路，走向他们只能渺茫地看到终点的伟大目标。 这种认为人可无限完善的哲学理论，曾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做出了多少事实，以及它对那些只在行动上与它有关而在思想上与它无涉，但在活动中又好象不知不觉地与它吻合的人发生了多么大的奇妙影响，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遇到过一位美国船员，问他美国的船为什么造得不太耐用。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航海技术进步得一日千里，再好的船用上几年之后也不堪再用了。 从这位大老粗就一个专门问题脱口而说出的答话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凡事都遵循的一般的和有体系的观念。 贵族制国家自然要过分限制人可完善的范围，而民主国家又有些扩大了这个范围。 第09章、美国人的例子 为什么不能证明民主国家不会爱好和不会致力于科学、文学与艺术 应当承认，在当代的文明国家中，美国在高级科学方面是进步不大的，而且它的大艺术家、出名诗人和卓越作家也寥寥无几。 对这种情况表示惊异的一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平等所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甚至认为，要是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马上席卷全球，引导人类走向开化之光就将逐渐黯淡下去，而人类又将回到黑暗时代。 我认为，作出这种推论的人，是把一些本应当分开并加以单独考察的观念混淆起来了。他们无意之中把民主的东西与美国人所独有的东西混在一起了。 初期移民信奉的并传给他们后代的宗教，在仪式上是简单的，而在教义上却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它反对外表的浮夸，反对繁文缛节。这样的宗教，自然不利于美术的发展，只重视消遣性文学。 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古老和开化，而后来又迁到一个使他们可以任意开发和容易丰产的广袤的新国土的民族。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发财致富的便利条件。他们的贪欲总是十分强烈，时时都怀有幻想和进行理性活动的头脑，完全为追求财富的目的所吸引。美国不但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工商业者阶级，而且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现象，即全国人人都从事工商业。 但是，我敢肯定，假如全世界只剩下了美国人，而且他们仍然保留着祖传的自由和知识，不改变他们固有的激情，那末，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不研究理论，科学的实用是无法长足进展的，而一切艺术也应当相辅相成地去完善。不管美国人怎样绞尽脑汁为达到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努力，他们不久终究要承认，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有时还得离目标远一点。 何况喜欢精神上的享受，是文明人的自然心理，所以高度文明的民族都不会不迷恋这种爱好，而且还有一批人在专门研究它。这种精神上的需要一旦出现，很快就会得到满足。 然而，当美国人只顾科学的实际运用和只顾寻找使生活舒适的方法的时候，重视学术和文艺的欧洲已在致力于探索真理的共同源泉，并在同时完善人们可以享得的一切享乐和人们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 美国的居民认为，在旧大陆的一切开化民族中，有一个民族最为突出，居于榜首。他们跟这个民族同源同俗，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看到这个民族有著名的科学家，有才华焕发的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家；他们也能从这个民族那里汲取知识财富，而不必为了积累这种财富付出劳动。 尽管美洲与欧洲远隔重洋，但我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的。我把美国人民视为英国人民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开发新大陆的深山丛林为己任，而留在英国的那一部分，则清闲自在，很少为谋取生活资料而操劳，所以能把精力用于深化思想方面，并从各方面发展人的精神。 因此，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他们原来都是清教徒，他们有专门从事商业的习惯，他们居住的国土好象在不让他们使用智力去研究科学，他们的欧洲邻居使他们不研究科学也不会重返野蛮状态。我只能就其主要者而列举出来的这一大堆独特原因，必然使美国人的精神特别重注于纯物质方面的事物。人们的激情、需要、教育和环境，实际上好象都在驱使美国的居民去面对现世。宗教只能使他们偶而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望一望天堂。 因此，我们不应根据美国人民的外在表现去推论一切民主的民族，而要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去研究它们。 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民族，其内部没有门第、等级和阶级之分，它的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权而规定遗产由继承人平分，但它没有使人民享有知识和自由。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设想，因为一个暴君可以将其恩泽平等地施于臣民，但让臣民们愚昧无知，以便于更容易奴役他们。 这样的民主的民族不但不能在科学、文学和艺术上表现其才华和爱好，而且可以使人相信它永远不会有这种表现。 它的继承法本身就是以一代接着一代地将财产化小分散为己任，民族的成员谁也不去创造新的财富。没有知识和自由的穷人，连致富的想法都不会有；而富人则听任自己沦于贫困的境地，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自救。这样的民族很快就会在它的这两类公民之间建立起完全的和无法克服的平等。这样一来，谁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从事劳动和智力活动。但是，所有的人都将麻木不仁，沦于同样的愚昧无知和同等的受奴役状态。 我一想到这样的民主社会，立刻觉得自己好象被抛进一所低矮、昏暗和沉闷的小房子里，虽然外面有时射进一道一道光线，但很快又变得微弱而终于消失。我突然觉得心情沉重，闷得喘不过起来；我在黑暗中四下摸索，希望找到一个出口，好到外面吸点空气和见到阳光。但是，这里所作的一切假想，并不适用于开化已久，在废除规定财产永久归于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特殊法令和继承法以后仍然保有自由的民族。 当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的人民是个开化的民族时，他们不难明白没有任何东西应当限制和强其他们安于现状。 因此，他们每个人都要想方设法去改进现状；而如果他们都是自由的，则每个人都将大显身手，但不一定获得同样的成果。当然，立法机构不会再给予人们以特权，但天赋会给予人们以这种特权。天赋的不平等是很大的，所以财富也将因每个人运用其才智去致富的情况而出现不平等。 继承法依然阻止富裕之家世世代代富裕下去，但它并没有不准富人存在。继承法在不断使公民们趋于相同的水平，但公民们也在不断使自己避开这个水平。随着公民的知识日益提高和他们的自由日益扩大，他们的财富也愈加不平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派因其才华和狂妄而出名的人士主张先将一切财富集中于一个中央当局之手，然后再由它按每个人的贡献将财富分配给所有的人。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躲开那种似乎可以危胁民主社会的完全的和永恒的平等。 还有一种比较简单和危险性小的救治办法。这就是不让任何人享有特权，给予每个人以同等的知识和同等的独立，让每个人自己去关心寻找本身应占的地位。但是，天赋的不平等马上会显示其作用，而财富也自然将落入最能干者之手。 因此，在民主而自由的社会里，经常会有一批富裕或殷实的人。这批富人之间的联系，不会象以前的贵族阶级成员之间的联系那样密切。他们将有不同于贵族阶级的本性，没有贵族阶级那么多充裕时间去享乐，但他们在人数上将比过去任何富有阶级都多得多。这批人不会整天忙于物质生活，也会进行智力活动和享受精神生活的快乐，但程度不如以往的贵族。他们这样去支配自己的时间是合理的，因为人的精神一方面要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即物质的和实用的目标，另一方面还当然要有一个无限的目标，即非物质的和喜欢美的目标。物质的需要使人的精神倾向现世，但在物质的需要吸引不起人的精神时，人的精神就要自我崛起。 不仅能够鉴赏精神产品的人数将要大大增加，而且对于智力活动的爱好也将逐步提高，达到贵族时代那些似乎没有时间和能力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们的水平。 当不再存在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而每个人只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则财富方面的高下之分，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凡是可以激励、扩大和发挥智力的东西，都将立即身价倍增。 知识的功用将极其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即使没有感到知识的魅力的人，也将尊重知识的成果，并要为享有这种成果而付出一定的努力。 在民主、开明而自由的时代，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人与人分隔开来，或把人限制于其原来的位置不动。人人都可以突然发迹，也都可以很快变穷。各个阶级每天相互见面，因为他们相处得甚密。他们不断互相往来和混合，彼此模仿，互相敬慕。于是，人民就产生了一些在等级森严和社会停滞的时代所不可能有的观念、概念和思想。在这样的民族那里，仆人可以与主人共同享乐和劳动，穷人也可以与富人如此；乡下人将会努力学习城里人，地方将会努力学习首都。 这样一来，谁也不会专注于生活的物质方面，最简单的手艺人也会贪婪地或偷偷地看一看高级的智力活动世界。人们不会用贵族制国家采用的那种观点和方法去读书；但是，读书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最后扩及全体公民。 当人们开始关心精神劳动以后，他们就会发现取得荣誉、权力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全在于自己在某些方面胜过他人。由平等造成的跃跃欲试的野心，立刻会从其他方面转到这一方面来。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人，将会巨增。一种不可思议的积极性，将会在知识界出现。每个人都要设法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并努力吸引他人跟着自己走。这种情况，同美国政治界发生的情况有些类似。美国人所做的工作虽然往往是不够完美的，但是其数量却是很大的。尽管个人努力的成果一般是很小的，但是合起来的总成果却往往是巨大的。 因此，说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在天性上就不关心科学、文学与艺术，实与事实不符；而且应当承认，他们是以自己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他们在这方面有其固有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第10章、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既然没有抑制人的精神发展，则它们几乎毫无疑问不是从这一方面就是从那一方面推动了人的精神发展。它们的作用虽然有一定的限度，但却是十分强大的。请允许我暂停片刻，先来谈一谈它们的作用。 我们在讲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提出的几个论点，在这里也一定有用。 平等使每个人产生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对一切事物都怀有明显的、切实的爱好，而轻视传统和形式。民主的这些一般本性，就是本章单独讨论的主要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 在民主国家研究科学的人，总害怕自己陷入空想而迷失方向。他们敢于向已有的体系挑战，喜欢紧紧地抓着事实和亲自研究事实。他们既不会由于某一同行成名而轻易地加以相信，又不会盲从某一权威的论断。而是与此相反，他们却要不断地去寻找名人或权威的理论的弱点。学术的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不大，他们向来不长期拘泥于一个学派的烦琐议论，而且也很少受迫于某人的豪言壮语。他们要尽量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并喜欢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它们。这样，科学虽比以前自由和确切了，但不如以前高大了。 我认为，按人的精神的追求，可把科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应用或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应用的最纯理论原则和最抽象概念为内容。 第二部分，由虽然还属于纯理论范围但通过直接而捷便的途径可以应用的一般真理构成。 而应用的程序和执行的方式，则属于第三部分。 对科学的这三个不同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单独地进行研究，但人们的理性和经验证明，其中之一如与其余两者完全隔离，它就不可能长期地繁荣下去。 在美国，人们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只注意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而在这方面他们也经常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 但是在美国，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美国人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的，但我以为不如美国那样强烈的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 高级科学或科学的高级部分的研究，最需要沉思，而在民主社会内部，却很少有什么东西适于沉思。在民主社会，既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自己有钱而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又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无望改善处境而不再进取的阶级。每个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是希望掌权，有的是希望致富。在这种熙熙攘攘、利害冲突频仍、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下，哪里有必要的安静供人们进行深刻构思呢？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而你本身已被裹进席卷万物的激流，并且每天都漂浮在这个激流之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呢？ 必须把建立已久的平安无事的民主社会中发生的经常性运动，与几乎是伴随民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而发生的骚乱性和革命性的运动，决然分开。 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发生暴力革命时，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不会不遭到突然的刺激。 在发生民主革命时，情况尤譬如此，因为这个革命把民族的所有阶级一下子都发动起来了，而且会使每个公民的心中同时产生巨大的野心。 如果说法国人在横扫旧封建社会的残余的同时，使精密科学一下子达到了惊人的进步，那末，这个突然成果的来因并不在于民主，而应当把它归功于从未见过如此迅速发展的革命。由此而来的成果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如果把它视为一般规律，那是欠妥的。 民主国家发生大革命的情况不会比其他国家多，我甚至认为只会比其他国家少。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却常有使人感到不快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即人们之间经常互相排斥。这只会扰乱和涣散人的精神，而不能激发和振奋人心。 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不仅难于沉思，而且对这种思维活动也当然不够重视。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使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但是，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并不总是适于思维活动。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往往满足于不求甚解，因为他们要想使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则达不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他们要经常依靠他们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因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思想，比这个思想的严密正确性对他们更为有用；而且总的说来，与其消耗时间去证明自己的一切原理的真实性，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何况整个世界也不是根据长期不变的和确凿无疑的论点运动的。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一瞥某一特殊现象，经常观察群众的千变万化的激情，随时而机智地抓住所发生的事实，而被人们掌握的。 因此，在人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一般都过于重视智力的快速成果和浅肤论据，而对于深刻的和缓进的智力劳动则十分轻视。 这样的舆论影响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并说服他们相信：不用沉思也能在研究当中获得成果，或者不去研究那些需要沉思的科学。 研究科学有几种方法。许多人对于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有一种利己主义的即把它们用于工商业的爱好。不应当把这种爱好同少数人心中燃起的追求真理的无私热情混为一谈，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而后者完全是希望求知。我毫不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会对真理产生无限的热爱。 这种热爱只靠自己成长和不断壮大，而且决不自我满足。正是对真理的这种无私而自豪的热爱，才能使人们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从那里汲取最根本的观念。 假如帕斯卡尔的眼中只有某种名利，或者他只是为了荣誉而活动的话，那末，我相信他决不会那样尽其全部智力去清晰地揭开造物主的奥秘。当我想到他为了全神专注于这项研究，而且可以说是使精神摆脱了人生的一切杂念，以致过早地耗尽寓于身体的心力，未届40岁而离开人世时，不禁感佩不已。而且我认为，决不是一种通常的原因能使他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 在贵族制社会出现的如此罕见和如此丰产的求知热情，将来也许出现于民主社会。至于我，我坦白承认，我还难于相信这一点。 在贵族制社会里，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世代代永远居于群众之上，所以它自然而然地会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这个阶级喜欢想方设法使自身享有荣誉，并为自己的设想定出宏伟的目标。贵族虽然常有极其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鲜有低级下流的想法。他们对于一些小型娱乐虽然也很爱好，但却抱有某种看不起的轻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表现，也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一般都有非常高大的看法。 这种看法无论对研究科学的人，还是对其他人，都发生着影响：促使人们的精神境界自然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使人们的心里自然产生对真理的崇高而且几乎是神圣的热爱。 因此，这个时代的学者都潜心于理论的研究，甚至对于理论的应用往往持有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普卢塔克说过： “阿基米得的治学精神，崇高到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在他看来，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以及一般与应用有某种实利关系的一切技艺，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向钱看的。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研究全部用于撰写其美处和妙处跟实际需要毫无关系的著作方面。” 这就是贵族在科学上的追求。 在民主国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民主国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强烈追求物质的和眼前的享乐。由于他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并总有摆脱这个处境的自由，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增加财富。 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一切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一切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一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一切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才是人类智力的最优秀成果。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要求于科学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则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越是民主、开明和自由，对科学的天才进行这样评价的人也越多，而能够直接应用于工业的发明，也越能使发明人得名得利，甚至得权，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从事劳动的阶级参加政务，而为政府服务的那些人，要从那里获得荣誉和金钱。 人们可以不难想象，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人的精神不但会不知不觉地忽视理论，反而要以无比的精力去追求科学的应用，或者去追求对于应用不可缺少的那一部分理论。 即使本能的求知欲使人的精神上升到最高的智力活动领域，也将一无所成，因为现实的利益在驱使人们甘居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只有在这个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人的精神才能发挥它的力量和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连力学的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为航运业推出了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为之一变的新机器。 当然，我不是说当代的民主国家要坐待人的精神之光趋于熄灭，更不说它们不能再发出新的光芒。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很多开化的国家都在兢兢业业发展工业，所以把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对于应用的爱好，当它是合理的时候，也一定促使人们重视理论。在如此众多的试验或实验每日都在反复进行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经常发现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即使伟大的发明家不会出现太多，但伟大的发明必将层出不穷。 另外，我相信科学的崇高使命。民主制度不会引导人们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但是另一方面，它却会使研究科学的人大量增加。不要以为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不会随时出现专门热爱真理的天才从事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天才，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什么精神所支配，都会努力去揭开大自然的深邃奥秘。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助而自行前进，只要不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就知足了。我在这里想要讲的，无非是说：身分的恒久不平等，会使人们囿于抽象真理的研究，并觉得这种研究高尚，但得不到实惠；而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则会使人们只追求科学的直接而有利的应用。 这种趋势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种趋势是很有意思的，而指明这种趋势又可能是必要的。 负责领导现代国家的人如能清晰地、长远地认识到这种终将不可抗拒的特性，就会知道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了知识和自由之后，不会不去改进科学的工业应用部分，而政府当局的全部力量，今后是应当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研究科学的高度激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让人的精神重视理论，然后使其自然地转向实践，而不应当让它总是追求次要效用的详细研究。最好是让人的精神暂时放弃这样的研究，把它提高到沉思初始原因的地步。 因为罗马的文明是随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所以我们可能过于相信，只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 如果照耀我们前进之光万一有一天熄灭，那也只能是逐渐地黯淡下去，而且是象自消自灭的。强制人的精神只注重应用，就会使人忽略原理；而一旦完全忘却原理，由原理产生的方法也不会太多。结果，人们就不能发现新的方法，而只能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他们并不理解其原理的良好工作方法。 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了一点残迹。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 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但是，中国还是安然无事地生存了许多世纪。征服中国的外族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的秩序依然井然，一种物质的繁荣依然到处可见。在中国，革命极其罕见，战争可以说闻所未闻。 因此，决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尚远而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其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自己的手中夺走，那末，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 回目录、第3编B PAGE 29 Franc.S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