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侠义小说中的忠侠形象的演变

论晚清侠义小说中的忠侠形象的演变 摘要: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再到晚清侠义小说的繁荣，侠的主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及侠客形象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分化与变迁。以《三侠武义》为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晚清侠义小说中忠侠形象的产生及“为王前驱”行侠主题的演变是历史情境所然，也是文学传统自身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侠;忠侠;历史情境;文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3-0009-02 一 “侠”是“侠义”的内涵载体，也是行侠的主体，侠义小说就是讲述侠客以武行侠的故事。历史上最早提出“侠”这个概念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他在《五蠹》中将侠列为“五蠹”之一，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明确指出“侠”的特征是以其武力触犯法律。法是统治阶级维护其专制的工具，侠客们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处世行事，无疑对统治者的神圣权威构成威胁，自此埋下侠客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命运的伏笔。西汉时，司马迁作《史记》，专辟一节为侠作传，曰《游侠列传》，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世，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于是，侠义精神最初得以表现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道出侠之信义;“赴士之厄困”写出侠之愿舍己为人;“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赞其施恩于人而不自矜不图报的可贵品性。至《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表现侠客的任务转移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肩上，这种侠客形象的主观色彩大大强化，侠义精神得以不断充实、延展，如轻财重义、助弱制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有“傲帝制、蔑王侯、平尊卑、轻名节”的高标准。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始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如“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烈”、“侠行”等等。【1】 侠客形象得以形成与发展，与读者大众的心理需求也有关系。司马迁称“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之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史记游侠列传》)“遇害”而不能自救，当然盼望“赴士之厄困”的侠客们了。社会总有黑暗，人间总有不平，能够自掌正义，平天下之不平，那是最好:而无此本领的庸庸之辈，岂能不怀念“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客,“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汤显祖《紫钗记》)正反映了人们对拯世济难侠客的期待与崇拜。慕侠、尚侠的民族心理逐渐稳定“正因为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才不会愿望朝代的更替或社会形态的转变而失去魅力。”【2】经过历代文学作家的渲染与塑造，“侠”逐渐成为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3】已经抽象成一种凝聚了中华文化精华而又剔除了“民族劣根性”的人文精神符号。【4】 二 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再到明清长篇小说的繁荣，侠客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代作家都依据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调整“侠”的观念，但又都喜欢在前人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或创作的形象上寄托自己关于“侠”的理想，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的相互撞击中，“侠客”形象不断演变发展。【5】 晚清长篇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这是小说中的侠义内容具有渗透性和融合性所致。侠不是一职业，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侠客除了行侠之外，还有其他生活内容(这有别于新派武侠小说，陆小凤、楚留香等人似乎就为平江湖恩怨、武林之争而生。)并且行侠人物的身份、行侠方式、行侠环境都是不同的，因此侠义内容要通 过各种不同题材的故事框架来表现，【6】于是产生侠义英雄小说、儿女侠情小说、侠仙小说以及以《三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因为这类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7】所以它与公案小说到底是合流(治史者多将其命名为“侠义公案小说”)，还是分化(见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笔者不讨论。笔者感兴趣的是这种以侠义之事为主、以名臣大官结构之的结构意识所产生的另一种侠客形象,,忠侠。此“忠”即忠于皇帝，忠于清官。桀骜不驯的侠客居然成循规蹈矩的忠臣,“以武犯禁”的大侠居然“以武助禁”,后人多指责侠客承认皇权是“奴才心理”，追随清官征伐是“为虎作伥”，言曰“忠侠是侠的堕落与蜕化”，【8】很明显是站在今人的立场来苛责古人。 文学话语是社会的产物，“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9】我们必须看到侠客形象的这种变迁是受其自身的历史情境和某种利害关系所制约的。 首先，《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的产生与盛行有其深层社会原因。鲁迅在谈到《三侠五义》时说“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年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10】鲁迅先生把国内社会状况与市井中人的钦慕结合，说明像《三侠五义》这样的’为王前驱’故事并非游离于社会意识形态，恰恰是“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不背于忠义”【11】这样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物。 而且，清末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宋人话本产生以后，雅俗共赏，寓教于乐，深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但如鲁迅所说:“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犹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12】于是，侠义公案小说一出现，便轰动文坛，让人耳目一新。宝兴堂主人《小五义 序》说，当时文坛流行“淫词艳曲”、“志怪传奇”，所以他“不惜重资”购求《小五义》刊刻行世，“以公世之同好。”月湖渔隐为《七剑十三侠》二集作叙时，也说:小说之作不一，或写牛鬼蛇神之怪状，或绘花前月下之私情。一种陈腐秽俗之气，掩人耳目。盖作者陈陈相因，而读者亦厌乎数见不鲜。今于世风颓靡中得几个侠士，以平世间一切不平事此虽属君激之谈，而要其侠肠义胆，流露于字里行间，不特令闻者赏心悦目，而廉顽立懦之义，即于是乎在。 由此可见，当时的读者并不以侠客投靠明主，依附清官为过，反言“忠烈侠义之事，最易感发人之正气……”(文光楼主人《小五义序》) 此外，说书场中的听众或者通俗小说的读者，听故事读小说本只是一种娱乐，往往是希望得到替代性满足。市民百姓痛恨贪官恶吏，土豪劣绅，渴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手无缚鸡之力，又不敢铤而走险，便寄希望于清官、侠士为他们惩治凶顽、伸张正义。【13】侠本是自由独立，笑傲江湖，但侠为济苍生救众庶，不免要涉及政治。而以包公为首的政治官员，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却是文弱书生，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是百姓幻想智勇双全的侠客义士来协助清官，如此清官办案更得心应手，天下太平。这委实是千古一来百姓的愿望。作家(说书艺人)要“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问竹主人《忠烈侠义传序》)，侠客形象的诠释，就必须与大多数人的欣赏口味吻合，也即侠客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公众所认可的道德准则。既然“精忠报国”是传统道德人格的最高典范，既然“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郭靖语)，那么，追随清官征伐非但不是“为虎作伥”，反是“锄强扶弱”的侠义行为，忠侠非但不是“侠的堕落与蜕化”，反是侠之精神的体现与张扬。 三 晚清小说中侠客的归顺朝廷，在文学发展史上也有其必然性。且不说“忠、孝、仁、义、信”的儒家思想文化背景，文学传统亦驱使晚清小说中的侠客“以武助禁”而不是“以武犯禁”。这与侠客的一些根本性矛盾有关，其中之一就是“不轨于法”和“邀誉扬名”。侠客不好色、不贪财、不怕死，可几乎没有不爱名的，“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对其生命的肯定，即使这本身没有伴随任何实际的利益。只是侠客扬名的手段“赴士之困”与“以躯借交报仇”，虽有拯世济苍的作用，却不免“时,当世之文罔”(《史记游侠列传》)，为当权者所憎恨。无论哪一个统治者都希望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允许侠客“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 游侠传》)。这就难怪史书记载的侠客虽得民心却不见容于世。在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的年代，侠客还有活动的余地(这也是武侠小说喜欢以乱世为背景的原因);一旦社会安定秩序恢复，当权者第一要杀的就是那些“以武任侠”的侠客。或者收买，不可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侠客们的处境是非常为难的，虽然他们只是天生古道热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是在现存的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下，凭己之力，替天行道;他们无心政治，并无逆反之心。 那么要称赞游侠精神就要使其行动合法化、道德化。汉晋以降，历代文人或吟诗或作文或创作小说、戏曲，侠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这些文学中的“侠”大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了。作家似乎有意避免了古侠“不轨于法”的一面，不与“神圣的王法”发生直接冲突，努力使其任侠却不犯法。更有甚者，让侠者“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走保家卫国之路，以消除行侠与扬名的矛盾。唐张籍《少年行》中的六行诗句更明白地概括了游侠形象合理化的“三部曲”: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倡楼醉。遥闻虏到平陵下，不待诏书行上马。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第一步是行侠，第二步是报国，第三步立功扬名便水到渠成。这一传统约定俗成延续到晚清的侠义小说，不过，报国的内容由边关战事改为平息奸王叛乱而已。 清官和皇帝对于小说的情节推进并没有多少实质性作用，其主要功能在于使得侠客的“锄恶扶良”合理化和合法化。前者可以将侠客的功绩上达圣听，后者则有权封官赐爵，让侠客名扬天下。表面上侠客们热衷于尊奉皇权、追随清官，实际上侠客孜孜以求的仍是功名。贺天保弃却绿林，“为的是久后挣个功名，轰轰烈烈”(《施公案》第113回)云阳生派弟子包行恭下山行侠，“做些锄恶扶良的事业，得个一官半职，显扬亲名，流芳后世。”(《七剑十三侠》第37回)只不过，此功名与司马迁所赞古游侠“助人”、“重然诺”之名己大不同矣～ 毋庸置疑，晚清侠义小说中的忠侠形象的确与司马迁笔下“时,当世之文罔”(《史记游侠列传》)的游侠形象相差甚远，更与今新派武侠小说之独立不羁天马行空的大侠大相径庭，但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论及全篇、论及全人。古”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之仗义行侠主题经唐报恩行侠、为主行侠主题的分化，演变至晚清“安良除暴、为国立功”【14】之“为王前驱”主题实是历史情境所然，也是文学传统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 注释: 【1】【2】【3】【5】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938-939，1047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4】《武侠小说鉴赏大典》527页，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 【6】张志和、郑春元《中国文史中的侠客》2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7】【10】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鲁迅全集》第九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如何新《侠与武侠文学源流研究》，刊《文艺争鸣》1988年1期。 【9】黑格尔《美学》卷一19页，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 【11】【12】【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5、1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3】张俊《清代小说史》42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