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

PAGEPAGE6独生子女政策走到头了？如果媒体报道准确的话，中国玩具制造商今后可能会忙碌得多。中国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生育部门似乎正在讨论独生子女政策，有可能在5年内在城镇取消这项政策，允许生第二胎。除了玩具和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会激增外，新生儿数量的跃升可能还会在其它几个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放开二胎政策而不是只许生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储蓄率——因为由于家庭人口增加，父母会增加开销，减少对养老的担忧。花在孩子身上的钱，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开支，可能会占用其它消费形式的资金。其次是对住宅市场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国建设了大量新住宅，但许多都是为三口之家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妈妈、爸爸和一个孩子。如果家里要增添一口人，房地产开放商或许就需要再增加一间卧室。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太迟了。以上海为例，许多年轻夫妻非常留恋没有孩子时能够享受的额外个人支出，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太想生孩子。或许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之深远已经超出了政策设计者最初的设想。银发经济的困惑而当初公开信里所说的，“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却被现实证明这些并非是误解，而是难以解决。比如人口老化问题，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十分难解。从理论上说，养老的问题可以变成“银发经济”，交给市场来解决。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其劳动力的供应并非是无限制的（刘易斯拐点就是研究此类劳动力供应瓶颈的问题）。“银发经济”即使成为特别发达的行业，其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一个推动一国经济动力，而纯粹是一项各种资源消耗型的行业，它高度建立在银发群体的现金余额支付能力的基础上。若将国民经济做一个报表，这相当于记银发群体的支付能力为现金余额，而购买社会生产的实物资产。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难以为继的经济结构。因为满足整个社会要求的实物资产，是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去生产的。现金余额的支付功能，并不能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当劳动力不足以完成银发群体现金余额所要求的实物资产时，现金余额就毫无意义。至于建立比较完备的养老社保体系，更是无法回避银发经济的困境。因为全球不论是何种完善的养老的保障体系，只要它是建立在现金余额支付（所有养老保险无分基金型或现收现付型，在以现金支付这点上没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实物生产来保障，而都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养活现有退休人口。否则白花花票子在沦为一张废纸之前，还会有伴随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从这个角度说“未富先老”和怎么发展经济都只是表面现象，没有劳动力生产必须的实物资产，用来养老才是大问题。纠错与试错而丰富的劳动力——这30年前被视为是中国发展的人口负担，正是中国走向世界成名中国制造的法宝。近20年来，中国低价劳动力的长足供应，是中国经济得以良好发展的基础，尽管这也让美国等国家沾光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有人曾戏称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正是中国的劳动力生产养活美国人，而美国人支付美元的关系。假如要把中美的贸易关系做成一张 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免费下载29财务报表附注模板下载小企业财务报表下载关于企业财务报表分析excel财务报表下载 ，中国这边就是劳动力，美国那边就是美元。而众所周知，这个关系已经被称为中美金融危险三角，因为这是难以为继的。中国人口政策隐患渐显不管是不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事实是，中国的生育率已大幅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表示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上海屡次出台措施鼓励生育，但毫无成效。据人口学家表示，上海的生育率已是全球最低水平。《东方邮报》(OrientalPost)近期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8.5%的上海人想要二胎。然而，与所有社会实验一样，计划生育政策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紧缺——这可能危及这项政策旨在维护的经济奇迹。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劳动力太少，而老人太多，中国面临着老龄化危机。中国同样面临着婚姻危机：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上何时都能生二胎？ 在多数实行地方分权的领域，中央政府都是消极的变革者，所以，较之于由中央政府决定的“何时都能生两胎”，更现实的问题，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何地都能生两胎”。鼓励地方实验，再将普遍性的地方意志写成国家意志，这是中国重大政策调整的惯常逻辑，这一逻辑可能同样适用于人口政策。1980年代，因地方分权而来的地区性竞争使中国改革呈现不可逆转之势。事实上，地方政府渐进式的人口政策松动已经在进行中，国家计生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胎，而其中一些城市，已经考虑将这一政策继续放宽。多数人将目光锁定在已连续10年户籍人口出现负增长的上海，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数年偏低的北京等大型城市，另一部分人认为，扮演人口政策先行者角色的很可能是厦门、青岛、深圳等中大型城市，部分原因是它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低，或可利用“都能生二胎”的政策吸引外来人才，享受新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红利。中国的“一胎制”开始于1979年，其立论基础是马尔萨斯1798年提出的“人口论”。实行近30年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宏观政策将越来越依赖于对个体生育和生殖理性行为的微观认识，在此基础上，宏观政策目标和微观个体行为才可能兼容，不至于造成宏观政策目标对微观个体感受的粗暴干涉。宏观政策目标和个体生育行为的背离，是基层计生官员角色尴尬的原因。在中国，有五个省的农村可以生两个孩子，有19个省的农村可以在生了一个女孩子后，再生一个孩子，但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四川，农村也只能生一个孩子。西藏不受生育数量限制。生育管制可以休矣 1971年，中国开始搞计划生育；从1980年起，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中国厉行以“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至今已有28年。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以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计生从业人员为核心的计生利益集团，他们的存在基于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超出了资源的承受能力，对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必须进行生育管制”。但事实上，计划生育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计划生育本身就是问题：在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远远低于除意大利以外的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这对中国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在广东，最近有一个新动向，虽然远不能让心宽慰。从2009年元旦开始，修订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放宽了生育二胎时间间隔的限制，过去的条例规定已婚育龄妇女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有四年间隔期，现在这一间隔期取消了。对于有资格生育二胎的家庭来说，他们可以把生育计划提前，因此有可能略微改变某些年份的生育率，但生育率不会因此而增加。这说明许多人把这看成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迹象是一厢情愿了，计生利益集团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坚固的多。人的生育行为取决于两个要素：生育收入和生育成本。生育收入包括金钱收入和非金钱收入（如天伦之乐），生育收入与父母、子女之间的代际产权合约安排相关，在农业经济下，盛行父母拥有对子女的产权和收入支配权；在工业经济下，就慢慢转向子女拥有自身产权、父母取得子女的一部分金钱收入（子女仍相当于投资品）的安排及父母只是把子女当成耐用消费品（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的安排这两种安排。生育成本包括生育、养育子女的直接费用及母亲为此放弃的职业机会。看中国五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数可知，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约5.5亿（1953年年中数为5.8亿）到1980年的近10亿（1982年年中数为10亿），32年间增长了约4.5亿。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有二：一是生育率高，1971年之前（除1959至1961年外）每年的生育率都在6上下（这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如印度差不多，中国并不特殊）；二是由于医疗水平的改善，各年龄阶段的死亡急剧下降、预期寿命几乎倍增（1949年大约为35岁）。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说明毛泽东时代“鼓励生育”在统计学上对人口增长没有影响，所谓“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三亿人”的神话并非事实，在这一点上，应该还毛泽东一个公道。1971年之前生育率高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占主导，盛行的代际合约是父母对子女拥有产权因而拥有收入支配权的代际合约，生育成本低（农村妇女为此放弃的职业收入很低）容许了高生育率。1959至1961年的生育率在3至4之间，比1971年前的其他年份要低许多。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那段时间正是人为造成的大饥荒年代，生育率较低，是消费对投资（包括生育子女在内）的替代，即现在消费对将来消费的替代，自己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折现率（利息率）高也。1971年以来，中国生育率稳步下降，从4点多，到3点多，再到2点多，原因是中国从1971年开始就搞计划生育了。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3年，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刚刚去世的华国锋曾任组长），提倡“晚婚晚育，一对夫妇两个孩子”，计划生育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考虑到那时是以等级界定权利的经济制度，个人的生计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政治动员和下达政治任务的方式对降低生育率非常有效。到1980年，中国已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制度开始由等级界定权利转为按资产界定权利。中国的人口政策也面临着一次新的调整。1977至1079年的生育率分别是2.84、2.72和2.75，仅仅比世代更替水平高一些。可取的选择应该是停止1971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很简单，通过生育率管制使本来要出生的人没有出生，截至1980年少生了几千万人，除了直接制度费用之外，一定还会有其他的社会成本。经济学上有“unintendedconsequences”（始料未及的后果）之说，动机与后果并非总是一致的。而且，私产制度和市场的基本框架一旦确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行，农业经济下的代际合约一定会转变，妇女参加工作会提高生育成本，这会带来生育行为的转变，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普遍稳定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美国刚好处于世代更替水平，勉强算一个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点。中国既然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让市场自己来调节生育率是上上之选，搞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是旧制度的延续，不可取。这次调整是转向了更严厉的生育管制。当时决策者采信了信奉马尔萨斯人口学的学者的政策建议，认为过去搞的计划生育还远远不够，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大力推行生育率管制。国门刚刚打开，决策者发现别的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却是国弱民贫，人口过多应该是贫穷的原因（真实的原因是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旧制度约束了生产力）吧。这边正在疑虑呢，那边马尔萨斯人口学者就发表意见了。1980年10月3日宋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称：“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宋健和田雪原等人正是中国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总设计师”。他们所谓的“现代科学”就是设计数学模型，算中国有多少耕地资源、多少别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由此决定中国的“最适人口”是几个亿（7亿、5亿、3亿的说法都有），为此中国必须实行生育率管制减少多少人口以达到这个“最适人口”。他们从不去调查真实世界约束人的行为的种种局限条件，而太急于搞社会工程了。他们的祖师爷是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他认为人的性本能造成人口呈指数级数增长，食物供应呈算术级数增长，人面临着激烈的生存斗争，为此必须控制人口，否则战争和饥荒在所难免。他错了。今天的世界人口，比起马尔萨斯时代增加了许多倍，同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全世界的预期寿命也大大延长。为什么人口大增的同时可以享用的财富也大增？张五常（《供应的行为》）认为，科技进步当然有关，根本原因是“市场容许专业生产，使成本大跌，然后大家交易而互利”，这是因为，在专业生产条件下，不同的工人每个专于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然后合并起来，即分工合作；产量够大，容许熟能生巧；有价值的知识资产的积累。早已死去的马尔萨斯在现代中国借尸还魂。宋健所津津乐道的英国、荷兰的学者怎么想减少他们自己国家人口的设想根本没有发生，要知道，那时候英国、荷兰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再搞生育率管制无异于“民族自杀”；宋健的设想在中国成为了现实。那时中国知识上落后，确实需要学习，但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告诉我们，一定要学的话，要学别人做的，不要学别人说的，因为做反映了选择的成本因而包含着真实的信息，说则不然。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FamilyPlan，而是BirthControl（生育管制），而且是严厉的生育率管制，全国大部分家庭只能生育一胎，少数符合特殊条件的家庭可以生育两胎，管制法例允许的生育率不会超过1.5（有学者估算为1.38）。这不是家庭选择如此，而是管制法例强制你如此、没得选。在生育率管制法例之下，计生委对有“超生”行为的家庭，给予高额的罚款（现在改称“社会抚养费”，可“社会”何曾抚养这些超生的孩子？说占用了“社会资源”，哪一种稀缺资源这些超生的孩子可以白白使用的？），本质上是“生育税”。生育率管制法例是由从中央到各省市一系列法律、规定、条例组成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2002年，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省市，均有具体的规定、条例或实施细则，不厌其烦的规定各种奖惩措施。除了直接的生育率管制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生育率管制，如提倡晚婚晚育；“稀生”，生育间隔要三四年等等。中国如何避免“大国空巢”？ 随着中国“两会”的召开，围绕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两会”召开前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逐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但“两会”期间，她的上司否定了她的说法：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明确表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调整。中国计生委高层领导彼此矛盾的表态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大讨论。讨论的焦点，似乎仍然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所有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这个问题上。但一位旅美华裔学者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允许每对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远远不够，他主张中国彻底放开生育控制，用他的说法，叫“无条件恢复人口生育常态”。以下便是我最近采访易富贤的笔录──问：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放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允许生两胎，但你在新书《大国空巢》中却认为，这远远不够，应该彻底放开。你这种观点是不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完全不加控制地放任中国人生育，甚至鼓励多生育，那会不会使中国陷入另外一种陷阱呢？答：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鼓励生育是主流，只有在最近两三百年时间里，控制人口的呼声才占主流。我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繁衍，有着“两手”控制机制：在古代，大自然通过“左手”调控人口：方法包括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在古代那种生存条件下，如果不鼓励生育，一个民族很容易萎缩、甚至灭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已灭绝。在现代世界，大自然又通过“右手”来调控人口：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造物”有报酬，“造人”无补贴。2、养老逐步社会化，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3、养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长是其中一个原因。4、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提升。5、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就业替代”频繁。6、婚龄、育龄延迟。7、生育能力（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8、“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在现在这个“右手”时代，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人口也很容易萎缩。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预计到2050年俄国人口将从1992年的1.48亿降低到0.8-1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和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我觉得我的观点不是过激，而是有些保守。我只是提出无条件恢复常态：归还物质再生产所占用的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为人口再生产争取到应得的报酬。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如果中国大陆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那么，20多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甚至很有可能更低，因为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大陆每年只会有600多万婴儿出生，而每年死亡人口却高达2000-2600万，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每年人口将减少一千多万。如果那样，大国空巢的噩梦便将成为现实！问：那么，如果中国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胎，是否就能避免你所说的“空巢危机”呢？如果不能，那你认为应该生几胎呢？答：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也就越低，婚龄、育龄也就越晚，生育率也因此越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人类的生育率也直线下降；在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中国的HDI，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7年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而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1985年，山西翼城县开始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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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现在梁中堂认为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以上，但是“十五”时期，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越南允许生育两个孩子，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可见二胎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更不会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允许生二胎并不表示都会生二胎。生育高峰取决于生育意愿。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并且在鼓励生育，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的1.68人，降到现在的1.1人。中国《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中国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仅仅放开二胎，是难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难以有效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仅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问：但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引发新一轮生育高峰。答：有人担心放松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我的观点是：首先，不要怕。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增长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综合国力的提升。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来经济腾飞的主力，三年的出生高峰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1980年代之后，欧洲和日本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所以其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中国1962年到1980年的出生高峰共出生了4.4亿人口，但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的中国还谈什么崛起？其次，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会有大的生育高峰。在中国，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万以上。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老年化问题，才能防止人口锐减，但是2005年中国对1%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近来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中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9万左右，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即便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其实应该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韩国的教训特别值得中国借鉴。韩国在1960年代开始提倡控制人口（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生育率在198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照理说，韩国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该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2005年又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学者称：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计划生育基础太牢，拉不回来了。韩国生育率之所以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政策调整太静悄悄了，不能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地逆转生育文化。中国强制性实施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了，其对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高调调整人口政策，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以逆转生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