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 自杀论

涂尔干自杀论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生平和著作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一年，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W。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他受到极大的刺激。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涂尔干在《自杀论》的序言中说：”我们之所以选择自杀作为本书的研究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是因为比自杀更容易确定的课题不多，我们觉得自杀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例子；尽管要明确地划定这个课题的范围还需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但是，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规律，这些规律比任何辩证的论据更能证明社会学是切实可行的。”可见，《自杀论》研究的不是个体自杀的具体原因，而是影响社会自杀率的主要因素，及产生自杀倾向的主要原因。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涂尔干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犹太教，天主教，英国公教都有更强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规定教徒生活目标上缺乏强制力；独身者，离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较少地负有义务；从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涂尔干以欧洲军队为例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利他型自杀。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增添了痛苦。涂尔干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涂尔干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涂尔干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涂尔干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涂尔干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在创作与归纳中，涂尔干通过对经验资料的比较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得出了不同宗教信仰与自杀率之间存在共变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需要借助于理论分析来建立因果关系。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他同样采用了比较的方法。与上述采用的共变法不同，此时采用的是差异比较法。他对新教和天主教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唯一的基本区别是，后者比前者在更大的程度上允许自由思考”。表现在：“天主教徒自然而然地接受它的教义，不加思考。他甚至不能对它的教义进行历史的检验，为了使传统不致发生变化，巧妙地建立了一整套权威的等级制度。一切变化都是天主教思想所厌恶的”。而新教与此不同，“新教徒却是他信仰的创造者，圣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任何解释都不能强加于他”。“除了英国，任何地方的新教神职人员都不分等级”。在比较中找到这种差异之后，涂尔干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推动这种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联系”。在涂尔干看来，自由思考本身是另外一个原因——传统信仰动摇的结果。但是宗教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越广泛，越具有不可侵犯性，那么宗教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就越高。而“新教不大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这必然会削弱新教群体的一体化程度。所以，他得出结论，“新教徒的自杀比较多是因为新教是一个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非常整体化的教”。同理，犹太教的情况也得到了解释。最后形成命题，自杀率与宗教社会的一体化程度成反比。用现在的话语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天主教那里是强关系，而在新教那里是弱关系。这种情况在新教组织里所导致的极端后果是，社会的整合程度低，个人游离于集体生活之外，个性凌驾于共性之上，个人采取自杀的行动不会过多地考虑集体的规范（禁止自杀）和意识，致使新教徒的自杀率明显地高于天主教徒的自杀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将这种形式的自杀称为利己主义的自杀。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进而预防或者导致自杀现象，其它的社会因素也起着同样的作用。独身或者丧偶在某种程度上（因性别而异）存在加剧的自杀倾向，说明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对自杀现象的影响。家庭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男女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通过自然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前者是在较晚的时候才组织起来的，后者则和人类一样年代久远。那么到底是哪种关系对自杀起作用或者兼而有之呢?涂尔干通过比较有子女和没有子女、多子女和少子女家庭的自杀率，发现对自杀起作用的主要是血缘之间的关系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与互动。子女越多，互动越是频繁，家庭感情和集体意识就越强，自杀的倾向就越小。一句话，家庭越团结，越有对自杀的免疫能力。综上所述，迪尔凯姆在对自杀现象做社会学研究时，通过准确地界定基本概念、确立分析单位和选用测量指标，明确地将自杀由个体层次提升到社会层次，实现了从个人行为到社会事实的转化，然后对自杀这一社会事实与其它社会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种种论证。这样就保证了在特定的研究中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技术之间的协调一致，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就分别具有了极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自杀论》也因此而成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光辉范例，其研究思想和艺术更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启示。社会分工论《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1983年的博士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是其开山之作。一开始就显示了他对单一的功利主义思维的立场，他指出社会是多元的，是有种种矛盾的部分组成的，是要适应相互矛盾的种种需要的，必须要有一种限定和平衡。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初见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他还认为出去各种特殊的社会学之外，还有社会形态学(包括人口论与人文地理乱在内)，将社会形态学与各种特殊社会学和结合在一起，便构成普通社会学。他认为对一切社会学的解释,全应在社会事实中找原因，而不应在生物学与心理学中找原因。社会学的对象便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的。社会学的方法也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最主要的是一种比较的方法。但只有属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事实，才能互相比较。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这一学派当时在法国影响很大，可说是代表法国官方的社会学派。社会学鼻祖孔德提出了实证精神，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从而认为社会学可以像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证方法由此成为社会学学科存在的根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孔德并未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作深入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涂尔干。在劳动分工不发达的社会中，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机械性”的，“集体感情”深植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意识中，甚至于他们的感情与倾向。人们以一种报复行动来维护其集体感情的神圣性，这就是刑法。权利制度也是为这种集体感情服务的。基于此种集体感情，社会凝聚力才得以维持。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展，成员程度的增加，人与人的竞争也激烈起来。动物应付竞争的办法是分化，人类应付竞争的方法是分工。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产物，而非人类自主选择的结果。从历史看，劳动分工与“集体感情”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没有集体情感，劳动分工就不可能产生。没有一种彼此贴近的感情，人们就不可能对自己的权利作出限定，承认他人的权利。因此“劳动分工是社会感情在无权领域中的回声”。另外一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集体感情却变得脆弱和模糊，个体意识越来越摆脱了集体意识的羁绊。这种辩证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此时专制权力制度开始确立，而这并不代表个人的消亡，相反是迈向个人主义的第一步。首领是最早从大众中脱颖而出的个人人格。而要分析这一情况，又必须注意到当时的共同信仰和共同感情为何把权力寄托在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手里。这是契约法也出现了，但这种契约法并不是个人的产物，社会与传统在其产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契约实现的条件也包括来自于道德的压力。这种辩证的关系来自于现实中，是社会分工中存在的两种力量，一种是离心力，一种是向心力。这两种力量同时处于社会分工这一现象之中。因此，劳动分工成为社会的核心分析点。功利主义者不了解这种这种辩证关系，他们试图从个人中推断出社会，但是事实个人生活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个性根性本身也是社会产物，他是在社会萌生中产生的，是被盗的生活所渗透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劳动分工可以成为新的社会凝聚力和利他主义的来源。分工使得人们认识到，个人是不完整的，是需要群体的支持的。分工不仅使经济生活成为可能，更是社会生活，感情生活的基础。两性分工成就了男女婚姻的团结，促进了感情的进化；更广泛的劳动分工也可以成就社会团结，促进新类型的社会伦理的产生。这样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为“有机”的。这种关系为个人留下了自由的余地，也促进了社会团结。共同意识在新情况下也并不会完全消失，但他必须能够适应更大的空间，会朝着理性化和逻辑化的方面发展。普遍观念会必须出现，切占有优势地位。共同意识的强制性色彩会越来越少，而者尤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个人精神生活的发展并不能削弱社会共同意识，而使得其变得更自由，更博大了。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及社会的冲突与瓦解，涂尔干称之为“失范”。这一部分涂尔干写的很简略，但实际上上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分。“失范”的原因可以分为几种。一是集体意识被严重的削弱了，人们从分化的过程中看不到整体的意义。二是强制的分工带来的不平等，分工没有合法性，没有了公正。三是需求不足带来的无效率，社会的功能得不到满足，从而可能导致连锁反应。涂尔干身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也许法国19世纪的不断动荡是他有一种寻求秩序与和谐的愿望。他又是一位乐观的道德家，是始终坚信通过教育与伦理，可以实现社会的凝聚。社会学初期的发展深深的打下了他的风格烙印。可以说，迪尔凯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鼻祖，他对实证主义方法准则的提出及其在《自杀论》中的应用，为以后的社会研究准备了基础，也为今天市场调研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和支持。可以说，迪尔凯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