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鲁迅日记_中的_陈安仁_并非陈延年

鲁迅曾两次在 日记里提到陈安仁 , 一次为 ��� � 年 � 月 � � 日 , 另一次为 �� �� 年 � 月 �� 日 。 最近朱洪先生在 《百年潮》�《�抖年第 � 期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 见面》一文 ,认为《鲁迅 日记》里的“陈安仁”即陈延年 。 笔者 对此不敢苟同 , 撰此小文向朱先生请教 。 朱先生确信餐迅曾与陈延年见面 , 其依据在于 �� �� 年 � 月《陈延年》一书作者访问赖玉润的谈话。 查赖玉润自 �� �� 年 � 月起至 � ��� 年夏止一直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 员会秘书长要职 , 撰之常情 , 他对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的重大行踪应是知情的 , 其关于陈延年与奋迅 会面的回忆似不会有什么问题 。 然而 , 在各类历史材料中 , 回忆资料属于最危险的资 料 , 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 通常情况下 , 一 条回忆资料的可信度 , 往往依赖于回忆者回忆时与回忆事 件发生时间距离的长短 、回忆者记忆能力的强弱 、回忆者 手头原始资料的有无及多寡 、回忆者所处政治环境及社会 环境的宽严 、回忆者私德的优劣 。 如果利用可信度低的回 忆资料 , 那么研究者的结论的客观性及科学性 , 必将受到 不良影响 。 现实生活中 , 因纯粹利用回忆资料而造成史学 研究中的失误的例子已数见不鲜 , 个中原因即在于此 。 那 么 , 回忆资料就完全不可靠 , 没有利用价值吗�这倒未必 。一 般而言 , 可在下列情况之一中 , 斟酌利用回忆资料 � � � 回忆 者作回忆时的时间与回忆事件发生时间间隔不长的 �最好 不要超过十年�� � �回忆同一事件具有相同的回忆内容至少 有两人 , 而这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属于敌对的政治集团 , 回 忆时一方不能看到另一方回忆材料的 � � � 回忆材料出现了 大量的原始文献 , 而这些文献又为他书所无的 � � �有书信 、 日记 、文件等档案资料或当时报刊资料佐证的。 查赖玉润 的这条回忆资料 , 回忆时为 �� �� 年 , 而所回忆事件�假设 存在 �的时间为 �� �� 年 , 间隔已达 �� 年之久 , 而具有同一 回忆内容的徐彬如��� �� 年上半年为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 书记 �、许广平等人无一属于敌对的政治派别 , 他们作回忆 时完全可能彼此看到回忆资料 , 因而不足以参证 。 又赖玉 润的回忆只是一般性回忆 , 并无原始文献附人其中 , 再查 《广州民国日报》、《人民周刊》等报刊及《广东革命历史文 件集》等书 , 均找不到片言只语支持赖玉润的说法 , 所以 , 在有新的确切的历史佐证之前 , 对赖玉润的此则回忆应该 慎重对待 , 不能随便拿来做立论的依据。 朱先生在文中进一步提出 � “鲁迅记 日记 , 有一个特 点 , 重要的人物往来 , 他总要提上一笔 , 因此 , 陈延年和他 见面 , 应该在日记里有体现 。 ”鲁迅记日记确有这一特点吗� 阅卜 口吴元康 �鲁选日记�中的�陈安仁�并非陈延年 阅 � � 少 卜 ���� 年 � 月 巧 日 , 餐迅在致友人李界野的信中 提到“从早十点到夜十点 ,都有人来找 ” 。 照此 , 每 天造访普迅的人应相当众多 ,但查鲁迅 �� �� 年 � 月的日记 , 到访的人 , 除 � 月 � 日从厦大转学的谢 玉生等七人集体拜访 ,属拜访人数最多的一天外 , 次者为 � 月 巧 日 , 到访只五人 , 再次者为 � 月 �� 日 、 � 月 �� 日 , 各到访三人 , 其他 日子到访者则仅 有一二人或一人也没有 。这说明 , 有大量的造访人 的名单 , 警迅并没有记在日记里 。从后来的鲁迅日 记看 , 即使是重要人物来访 ,鲁迅也不一定记在 日 记中 , 如 �� �� 年 � 月 � 日鲁迅在 日记中记到 � “午 前同广平携海耍访何家夫妇 , 在其寓午餐 。 ”这里 的何家夫妇即瞿秋白、杨之华夫妇 。 按照鲁迅 、瞿 秋白二人各自在社会的声望地位及彼此年龄的差 异 , 租秋白应当先拜访鲁迅 , 才合情理 , 但查鲁迅 此前 日记 , 却没有丝毫记载。 因此 , 断言鲁迅日记 对于造访的重要人物必有记载 , 是难以令人信服 的。 朱先生既然依据赖玉润的回忆确信鲁迅曾同 陈延年会面 , 又断言鲁迅日记对此必有所体现 , 而 餐迅日记又无陈延年的名字 , 因此判断鲁迅日记 里的“陈安仁”就是陈延年 。 何以“陈安仁”就是陈 延年呢 �据朱先生的解释 , 鲁迅在当时政治空气非 常紧张的情况下 ,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 不宜将与 陈延年的会面直接写在 日记里 , 因而给陈延年起 了这个化名 , 而所以要以“陈安仁”作其化名 , 一则 因为陈是安徽安庆人 ,便于日后帮助回忆 , 一则因 为奋迅向来视其为“老仁侄” 。 朱先生的此番辨词 实在令人费解。 其一 , �� �� 年 � 月下旬 , 鲁迅是否 惫识到国共分裂在即 , 共产党必将不利呢 �朱先生 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其二 , 如果鲁迅确与陈延年 见面 , 记在 日记里又何妨呢 �毕竟日记是纯粹个人 的东西 , 是可以秘不示人的 , 又何麻烦之有 �其三 , 陈延年固然是共产党知名人士 , 而 �� �� 年 � 月 �� 日 、� 月 � � 日 、� 月 � 日拜访鲁迅的毕磊 、徐文 雅又何尝不是国民革命时期活跃于广东政治舞台 的著名共产党员 � 他们赠与鲁迅的 《少年先锋》、 《做什么》两刊 , 前者是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 物 , 后者是中共广东区委下属的学生运动委员会 机关刊物。按朱先生的逻辑 , 鲁迅在日记中应当为 毕磊 、徐文雅取化名 , 《少年先锋》、《做什么》也要 以暗语代替 , 因为把陈延年记在日记是会引起麻 烦 ,把毕磊 、徐文雅等人及赠送的刊物记在日记里 同样也会引起麻烦 。 其四 、 鲁迅喜欢给别人取别 名 , 然而 , 他给别人取的别名都是有典故或出处 的 , 所取别名一般简洁 、明快 、诙谐 、睿智 , 令人回 味无穷 。 如用 “莱比锡”代指蔡元培 、用 “爬翁”代指 钱玄同 、用 “悠悠我思 ”代指陈百年 、用 “红鼻”代指 顾领刚 , 等等 ,无不反映鲁迅为别人取别名的上述 特点 。反观用 “陈安仁”作陈延年的化名 , 因陈延年 是安徽安庆人 , 故化名第二字为“安”字 , 因曾称陈 延年为“老仁侄 ” , 故第三字取 “仁”字 。如此拖泥带 水地取别名 , 符合鲁迅为别人取别名的习惯与特 点吗 �是否与鲁迅一代文化巨匠的身份相匹配 � 那么 , 陈安仁到底是什么人物呢 � 陈安仁 , 字任甫 , 广东东莞人 , ���� 年生 。 早 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 辛亥革命前后在广 州等地参与编辑 《觉魂》、《天声》、《大光》、《民醒》 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 。 �� � 年 � 月 , 孙中山特 派他往澳洲宜传党义 , 不久又委其为国民党澳洲 特派员 。 �� �� 年 � 月 , 孙中山又改派他为国民党 南洋群岛特派员 。 ���� 年上半年担任国民革命军 总政治部编审委员 , 同时为 �� �� 年 � 月创刊于广 州的《革命华侨》主撰人 , �� �� 年 � 月 , 又被国民 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推为广东平民教育委员会委 员 , 是当时广州教育文化领域活跃分子之一 。 ���� 年 � 月被任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 , �� �� 年受聘为 国立暨南大学特约讲师 , 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功课 。 �� �� 年起 , 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 主讲中国政治史 , ���� 年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 员 。 民国时期曾出版《人生问题》�� ��� 年�、《六朝 时代学者之人生哲学》��� �� 年�、《关税 自主与中 国》��� � 年�、《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 年�、 《中国近代政治史》�� � �� 年�、《中国近世文化史》 ��� � � 年�、《中国上古文化史》��� ! 年�、《中国文化 演进史观》�� �� � 年�、《中国农业经济史》�� ��� 年� 等书。从上述陈安仁的生涯及著述看 , 陈安仁尽管 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关系密切 , 但基本身份仍可 界定为文化人 , �� �� 年上半年又恰在广州活动 。 他拜访文化闻人鲁迅 自属顺理成章 , 不会有什么 可怀疑了 。 �责任编样 � 吉 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