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问置讨论·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 — 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房德邻 内容提要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 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 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 些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 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 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关键词 公车上书 康有为 马关条约 翁同龠禾 文廷式 我最初读到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以下简称《考证补》)初稿是在2004年末北京 大学历史系的学术年会上，我被指派为这篇文章的评论人，但因文章长，时间紧，我只浏览了一遍， 对于文中某些推理过程没看明白，心存怀疑，可是一时不能形成明晰的看法。所以我在会上只就一 个具体的结论提出怀疑，且会上时间很短，未能展开讨论。最近我重新拜读连载在《近代史研究》 2005年第3期和第4期上的《考证补》，发现我的怀疑不仅仍没有得到解决，还增加了新的疑问，所 以写了这篇《献疑》，就教茅先生和各位专家。 茅先生在文章的学术史回顾部分说他是继承黄彰健、孑L祥吉、汪叔子、王凡几位的研究而来的， 而我对那几位先生的观点原本就有不赞成的，所以我不限于讨论《考证补》一文。又因为写的是《献 疑》，所以只说那些不同的意见，相同的就不说了，换言之，并非对于各位专家所有的观点都不赞成。 关于公车上书的讨论，起因于《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自编年谱》)① 中如下一段自述： “ ⋯ ⋯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 知消息，即令卓如(按：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 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 ① 茅海建先生用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用中国史学套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收 录的《康南海自鳊年谱》。神州国光杜1953年版。第130页。 11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 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日两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 变法三者。卓如、孺博(按： 麦孟华)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 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先是公车联章，孙毓 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闽人编修黄口曾，孙之心腹也。初六、七日连日大 集，初七夕，黄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 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汶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令北 洋大臣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北洋无以为备。孙毓汶与李联英内外恐吓，是日翁常熟(按：同 )入朝房，犹力争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人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 实不敢也。’常熟厉声责之日：‘我亦岂不知爱身家，其如国事何?’孙知不能强，乃使李联英请之太 后，迫令皇上画押，于是大事去矣。” 康有为将自己描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 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首先撰文对于康有为自述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此后，大陆学者也是先从 质疑细节开始，逐渐质疑康有为的领袖地位，乃至否定有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称之为“大欺骗”。 茅先生认为“大欺骗”的说法不科学，而应该这样表述：“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 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①这是“大欺骗”的另一种说法。 茅先生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他有这样一段议论： ~6 , 1 o o o l由此观之，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 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人次。这一 概念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其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 18行省 举人联衔的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当然，这一种分类法是人为的，后一概念的‘公车上 书’原本只是前一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组成部分；然而康有为已将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放大，致 使今人将该词汇作为其专用名词，为使今人有所区别，不得已而将之区分罢了。”⑦ 按照这种说法，梁启超领衔的上书不是受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指命，而是由翁同 、文廷式等官 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且康有为联合l8省举人的上书实际上也是由翁同毹、文廷式等官员发动、 策动、组织的，康有为和粱启超与广东举人陈景华一样，仅是上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茅先生的这 番意思在另一处表达得更清楚：“康、梁本人又是被策动的对象，而不是运动的领袖。”③ 比较康有为的自述和茅先生的结论，两者完全不同。如果真如茅先生所说的那样，那么说康有 为搞“大欺骗”，一点也不冤枉他。但事实并非如茅先生所言。 一 、 公车上书是否由翁同 等政治高层所发动 (一)翁同龠jli等“政治高层”是否有利用公车上书的动机 茅先生先从“政治高层”有利用公车上书的需要和动机来论证他的观点。他研究了在李鸿章赴 ①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以下简称《考证补(一)》)，《近代史~ )2005年第3期，第l页。 ② 茅海建：《考证补(一)》，第42—43页。 ③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二)》(以下简称《考证朴(二)》)，《近代史研究》2OO5年第4期，第133页。 11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邑威支潘宪 2007年第1期 日谈判期间作为军机大臣的翁同徘对于议和的态度，认为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月初十日至二 十日(1895年4月4日至14日)翁同 的活动来看，翁反对割地议和，而光绪皇帝却听从另一派的 意见，同意割地议和，所以翁不得不利用下层的舆论来迫使光绪皇帝改变主意。在研究这段史事 时，他主要利用《翁同徘日记》(以下简称《翁日记》或《日记》)，对之作逐日解读，不过多有误读，所以 其结论难以成立。 茅先生说翁同 反对割地议和，主要是根据《翁日记》① 中所记他反对割让台湾的言论。如：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日记》记：“上意总在速成，余力陈台不可弃，与二邸不洽。”三月十二日 记：“入时早。封奏三，电二。余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 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 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茅先生将《日记》中的“余力陈台不 可弃”、“余力言台不可弃”的言论理解为翁反对割台湾又反对割辽东，以为翁因此与主张割台湾保 辽东的军机大臣孙毓汶等发生了激烈冲突。如他解读上引三月十二日《日记》说：“此一记录表明， 翁在御前与军机处同僚发生了大冲突，一些军机大臣的意见是割台以保辽，翁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 意割辽。”②茅先生显然是误解了日记的原意，他所断言的“翁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意割辽”中的 “不同意割辽”是他主观添加上去的，而不是原文所有的。翁在日记中只说他反对割台湾，并没说他 反对割辽东，而从三月十二日的日记来看，他是主张割辽东的。这天的《日记》有“彼则谓陪都重地， 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一段，这“孰重孰轻，何待再计”就是孙毓汶等针对翁割辽保台的主 张而发出的质问。如果翁既反对割台湾也反对割辽东，就不会有“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的质问了。 这一质问表明，翁与孙毓汶等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割地，而在于究竟割哪块地：翁主张割辽保台，孙等 主张割台保辽。 从今人的观点来看，翁的立场颇为费解：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辽东显然比台湾重要，翁怎么能主 张弃辽保台呢?翁的日记未对此作明确说明，但有间接说明，就是上引三月十二日《日记》中说的 “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一句。我们可通过翁“以为是”的这道奏折来了解他弃辽保 台的理由。 这道奏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的《奏倭攻台湾请饬使臣据理争论折》。当时文廷式听说有 割台之议，便上折反对。折中说：“今日台湾之事，尤为存亡之所关。李鸿章之行也，其秘计在割台 湾，曾与孙毓汶、徐用仪密议于美国使署。虽大臣秘之，而举国皆知之。其言以散地易要地，夫奉天 固要地矣，台湾关系江浙闽广之大，可谓之散地乎?”他揭露李鸿章在出使之前就已经与孙毓汶、徐 用仪在美国使馆密谋好了割台。这正是翁同 所怀疑的，也是令他非常气愤的。翁这天的《日记》 中也记了这样一句：“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 折中又说：“夫战而失地，出于势之无可如何，百姓虽死亦无所怨。若朝廷隐弃之而不言，奸臣 巧割之而不恤，四方之人，谁不解体?不独各国环起之可虑，当日金田粤匪岂不由和议苟且召之 乎?”③他认为，辽东战败，已被日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割让辽东，是“战而失地，出于势之无可如 何，百姓虽死亦无所怨”，百姓还能谅解；而如果将日本尚未占领的台湾割去，那就大失人心了，“四 方之人，谁不解体”?翁赞成奏折中所言，“以为是”。由此可以明白翁何以主张弃辽保台。原来，翁 ① 陈义杰整理：《靖同貅日记》第 5册，中华书局 1997年版。以下凡是引自第5册．只写明日期 ，不注页码。 ② 茅海建：《考证补(一)》．第36页。 ③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 59页。 11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在权衡南北两地的割让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住人心不要解体。人心，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由 此也就能理解他《日记》中的“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这句话的分量了。 当年，不仅翁同赫和文廷式有弃辽保台的主张，光绪皇帝也有。《日记》三月二十九日记：“论及 台民死守，上日：‘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在官员和士子的上书中，这种主张就更多了。如： 《御史易俊奏和局不可恃和约不可允请力黜和议折》(四月初三Et)：“如由辽河以东⋯⋯然尤得日 此已失之地也。然台湾系完善之区⋯⋯后人以容易弃之，可乎?”① 《吏部尚书书麟奏编修王荣商条陈勿和力战据呈代递折》(四月初三Et)：“如倭人愿得兵费，则金、 复、海、盖诸州皆应让还中国。如倭人不肯还地，则中国所失已多，台湾固不能割，兵费更不宜赔。”② 《广东举人梁启超等呈文》(三月二十八日投递都察院，四月初六日代递)：“辽边失守，我师败 衄，无可如何。若台湾全岛为东南门户，连地千里，岂可未闻败失，遽甘弃捐?”③ 其他，《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为倭人索求太甚条约应交廷臣集议毋堕其奸计折))(--fl二十九 日)④、《喻兆番等呈文》(四月初四Et)等⑤也都有弃辽保台的主张，理由相同。 如此看来，翁同毹的弃辽保台的主张不是孤立的，所以他能援引舆论，“激昂”地与孙毓汶等争 论，又“力争于上前”。可是孙毓汶等不买他的账，他们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来反驳他：“陪都重地， 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一下子就把他将住了。 长期以来，不知道是由哪位学者开始的，将翁同毹描写成一位反对割地议和的主战派，这已经 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且根深蒂固。不仅茅先生，我自己在写这篇文章以前，也是受这种观点影响的。 为了纠正这个根深蒂固的共识，我这里要补充一些史料，以进一步搞清翁的真实立场。 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三十Et任命李鸿章为赴Et本的谈判代表。在任命之前清政府已经知 道日本方面有割让土地的要求，但是在李鸿章受命之初，他曾在不同场合声称决不割让土地，翁同 毹也表示说可以多赔款而不割地，然而这些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们都知道不割地就得与Et本开 战，而面对水陆溃败的形势，他们不得不同意割地，谁也不敢主张再战了，不过在割哪块地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上 他们有分歧。翁主张割辽东，孙毓汶、李鸿章等主张割台湾。在二月初六Et之前，光绪皇帝令恭亲 王奕诉传谕即将赴日的李鸿章，给他“商让土地之权”。这道口谕在翁的《Et记》中没有记录，但在他 的《随手记》中有记录。《随手记》是翁同毹任枢臣时的每日杂记，有不少机密文字，与他的《日记》多 有不同。《随手记》出版于2003年 l1月，收在《翁同毹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中，此书是翁同赫 的后裔翁万戈先生利用翁同赫的手稿中关于甲午战争的部分编成的，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 茅先生未利用此书，如果利用了，当不会误解翁同毹的立场。《随手记》二月初六日记有李鸿章所上 奏折《赴Et议约预筹大略情形》的内容：“倭意重割地。恭亲王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 ⋯ ⋯ ”翁在“李鸿章”的“李”字旁点了三个点，在“商让土地之权”六个字旁边点了六个点，又在整个 这段话的上面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像阿拉伯数字的“8”字。⑥这些圈圈点点，无疑是强调其特别 ① 戚其章主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续蝙·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6页。 ②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32页。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第39—4O页。 ④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95页。 ⑤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43--144页。 ⑥ 翁万戈编：《翁同解文献丛鳊之五·甲午战争》(以下简称《甲午战争》)，台北，艺文印书馆 2003年印行，第302页。谢俊美 蝙《翁同解日记》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也收录了《随手记》。 l】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S威史辱宪 2007年第1期 重要。但是翁的《日记》对此只字不记，《日记》中仅记他这天晚上与李鸿章长谈：“李相议及割地，余 日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如果仅从《日记》来看，翁反对割地的态度非常坚决，“台湾万无议及之理”， 辽东当然更不必说了。但是把《日记》和《随手记》联系起来看，那就知道他不是坚决反对割地的。 当天晚上翁与李长谈时，双方都知道皇帝已有“商让土地之权”的口谕了，所以他俩就不是讨论割地 与不割地的问题，而是讨论割哪块地的问题了。不过翁的《日记》在写法上很有技巧，他只记他反对 割台湾，却只字不记他主张割辽东。不但这天《日记》没记他主张割辽东，在全部《日记》中都没记， 不但没记他主张割辽东，也没记他的其他妥协言行，包括他不得不同意的签约和画押。《日记》中凡 是记他反对割台湾之处都写得有声有色，而凡是不得不妥协之处，他都尽量略去不记，实在略不过 去的，他就记自己如何流泪，如何愤懑，如何不欲书、不欲记，等等，总之从《日记》看他没说过一句妥 协的话。翁是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的。 二月初七日，王大臣会议，遵谕定策，发出给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的出使训令。但翁《日记》 仅记：“见起三刻，以廷寄李相稿、田贝信，以及枢臣递东朝奏片，敕书改本面递。书房一刻，早退。” 如果仅就《日记》，看不出有皇帝给李鸿章割地的谕旨，也看不出翁同解有同意割地的态度。但《随 手记》所记就不同了：“廷寄李相，勖其妥办和事。枢臣连衔并庆邸奏片一件，奏慈圣，声明时事阽 危，前欲面陈，蒙传谕一切皆遵谕旨办理。皇上洞烛机宜，予李某以商让土地之权云云。”①“妥办 和事”、“商让土地之权”，这些就是上谕的内容。对于这道上谕，翁同 等军机大臣都表示同意，他 们还连衔向慈禧太后奏报，称扬皇上“洞烛机宜”呢。这称扬并不是官面文章，而是出自真心，因为 在翁同 等枢臣看来，在海陆溃败的形势下与日本议和，不割地是不行的。 二月初七日给李鸿章的廷寄乃是出使训令，但是在公私文献中都没有关于它的完整记载，现在 所见到的仅有两条：一条即上引《随手记》中所记，一条是李鸿章于三月二十六日所上《钦差大臣李 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中回溯他出使时所得训令，要他“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④。 李鸿章出使日本后，不断以电报与清廷联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请示割地。这时翁同毹 主张弃辽保台，而孙毓汶等主张弃台保辽，李鸿章与孙毓汶的意见相同。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坚持要 求两处均割，否则就开战，所以翁同 与孙毓汶等也就不再争论，只好同意日本的要求。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李鸿章连电，报告他这两日与日本代表谈判的情况：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 有所减少，台澎全割，辽东割地略减，赔款减至二万万两，但逼签的口气更为强硬。日本在十六日要 求“三日内回信，两言而决，能准与不能准”。又威胁说：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 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⑦十七日，伊藤致函李鸿章称四日内回复，即三月二十一日回复。④这是 最后通牒。 于是在十八日见起时，就李鸿章连日二电进行讨论。《日记》记：“见起三刻，于上前有所陈说。 退而偕庆邸及诸公诣恭邸，恭邸稍愈矣，然于事无能补救也。再至直房拟旨递，午正二刻散去，无他 语也。” 茅先生分析这段日记说：“由此可见，光绪帝并未采纳翁的进言，最后的决定在恭王府中做 ① 翁万戈编：《甲午战争》，第304页。 ② 《饮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日战争》第3册，第606页。李在这遭奏折 中回溯了二月初七日的王大臣会议内容和给他的旨令“以宗社为重．边徽为轻”。 ③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蛮刹)，《中日战争》第4册．第340页。 ④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戍刺)，《中日战争》第4册，第344页。 12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房德邻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出。”①强调光绪皇帝与翁同 有意见分歧，其根据显然是“见起三刻，于上前有所陈说”这一句。 可是翁的日记并没有说明“有所陈说”的内容，茅先生怎么就能知道光绪皇帝没有接受翁的进言呢? 我想茅先生是认为翁同铄的陈言仍然是坚持不割地，因而不被光绪皇帝采纳。这是误读。在日本 以开战相威胁之下，翁同 绝对不敢说不割地了，难道他要撤使再战吗?他有什么依凭再战?他对 再战做好准备了吗?实际上，在这种形势下，他和其他枢臣所能做的，只能是如何妥协。 在这天枢臣讨论之后，由翁同 起草一道给李鸿章的谕旨，内说：“奉旨：十六、十七两日电奏二 件均悉⋯⋯惟两大款关系最重：赔费已减三分之一，若能再与磋磨，减少若干，更可稍舒财力。让地 一 节，台澎竞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 之，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El在所必争。著该大臣 将以上两节，再与竭力辩论，冀可稍裨大局。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电 闻，一面与定约。”②这道谕旨中关于割地的指示，既不是孙毓汶等先前所主张的割台湾，也不是翁 同铄所主张的割辽东，而是改为两处各割一半，这显然是为迎合日本方面割让两地的要求而做的变 通。这个变通之法可能就是翁《日记》中所说的“有所陈说”的内容，在得到光绪皇帝认可之后，写入 谕旨中。但是翁同 等对于这项变通之法并不抱多少希望，所以谕旨的最后指示是：“伊藤连日词 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电闻，一面与定约。”这是要李鸿章按照日本方面的割让两处 的要求签约，以免再开战。这样的指示实在是迫不得已，翁同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道电旨距 日本最后通牒所要求的三月二十一日以前答复的时间还有三天。 三月十九日李鸿章连发三电告急，说日本逼迫甚急，其第三电说：“(伊藤)复信谓广岛已派运兵 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 议决裂，此约中止办理等语。是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 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⑧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翁同 等在二十日见到这三封电奏。当日《日记》记：“李相频来电，皆议 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见起二刻。”未记见起-N的内容，但我们知道在这二刻中，决定按 照日方的要求订约。当日午刻电寄李鸿章，电文为： “奉旨：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竞无可商改， 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垒) 茅先生对于上引两条史料做如下解读：“这是一道决定性的电旨!即命李鸿章按照伊藤博文提 出的最后条件，与日本签订和约。毫无疑问，这一道电旨违背了翁同 等人的意愿，于是有了其日 记中‘不欲记，不忍记’之语。”⑤ 这是严重的误读。茅先生将《日记》中的“不欲记，不忍记”这六个宇，解释为对光绪皇帝的电旨 的不满，而原文明明是针对日本的要挟的：“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表达 了翁对于来自日本的要挟所感到的刻骨铭心的耻辱和无奈，这种无奈是因为他除了屈服以外别无 办法。所以他和其他军机大臣、皇帝仅用了两刻钟就决定了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照日本要求 签约。他们彼此之间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谁也不敢再讲任何不顺从的话了，因为据日本最后通 ① 茅海建：《考证补(一)》。第38页。 ② 《译署采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到)，《中日战争》第4册．第343页。 ⑧ 《寄译署》(光绪"--t--年三月十九日巳刻)，《中日战争》第4册，第344页。 ④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展刻到)，《中日战争》第4册，第345页。 ⑤ 茅海建：《考证朴(一)》，第39—40页。 】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邑成支薅宪 2007年第1期 牒规定的Et期只有一天了。 以上就是翁同赫在李鸿章赴Et谈判期间的基本表现。从翁的《Et记》、《随手记》和电旨来看，翁 与同僚的分歧仅在一点上，就是他主张弃辽保台，而孙毓汶等主张弃台保辽，但是在Et本强硬的两 地皆割的逼迫下，他们之间的争论很快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他们之间也就没有分歧了；在Et本最后 通牒的压迫下，他们一致被迫同意按照Et本的条件如期签约，以免再开战；二十Et令李鸿章签约的 电旨是皇帝和枢臣共同决定的 并不存在“电旨违背了翁同赫等人的意愿”的事情，更不存在翁同赫 对这道电旨气愤得“不欲记，不忍记”的情形。 可是，由于茅先生错误地解读这一段史料，误以为翁同赫一直反对弃地求和，又误以为“不欲 记，不忍记”是对皇帝令签约的电旨的不满，所以他做出如下一段推论：“光绪帝的最后态度，已使翁 同铄等人感到他们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由此再观康有为《我史》中称‘三月二十一Et电到北京， 吾先知消息’一语，即可深入此次公车上书的内幕。康虽有可能(可能性甚小)知道当Et收到的李鸿 章电报，更大的可能是不知该电而仅知《马关条约》的基本条款；但他绝不可能知道谈判的具体过 程，更不可能知道三月二十Et的电旨。由此可以认定，向其透露消息者的目的，只不过是让他们出 面来反对条约、反对李鸿章、反对割台、拒和再战。这些又恰恰是翁同赫、汪鸣銮、李鸿藻等人的主 张。反过来说，如果让公车们知道全部消息，即知道谈判的全过程和三月二十Et电旨，他们就有可 能反对军机处、反对光绪帝。事态的发展将不可收拾。而政治高层发动者决定于二十一 Et对外透 露，恰是他们要利用下层的请愿来改变光绪帝二十Et的旨意。”① 按照这种说法，翁同 、李鸿藻等帝党高官竟然在背后与光绪皇帝斗法，他们故意向外漏消息， 以制造反签约的舆论，再利用舆论来逼迫皇帝改变主意，拒和再战。而且他们在向外泄漏消息时， 又能拿捏得十分准确，知道什么该泄漏，什么不该泄漏，既能使舆论反对签约，又能使舆论不反对光 绪皇帝和军机大臣。他们真是制造舆论的高手! 这一段推论均为想像，尤其离谱的是说翁同 等要拒和再战。在海陆溃败之后，翁同赫、李鸿 藻等何曾说过一句再战的话!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的“名流误国”条载：“甲午之战，由翁同 一人主之，同赫旧傅德宗，德宗 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按疑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闻。通州张謇、瑞安 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土，梯缘出其门下，Et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 ⋯ ⋯ 上为所动，兵祸遂其开。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赫切责，令即Et驰赴天津诣 鸿章问策。同赫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日：‘师傅总理度支，平时 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赫日：‘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 章日：‘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Et尚有李鸿章乎?’同 语塞，乃不敢言战。 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②这种活灵活现的对话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说翁同毹先主战、 等到海陆战败之后则不敢言战，这倒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本，也没有资格言战了。 不过，在三月二十三Et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画押之后至四月十四Et中Et在烟台换约之前，清 廷又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再加上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活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态度也 因此有些变化，在和战之间又有犹豫。翁同赫也一度强硬，他一再主张延期批准条约，想等待三国 干涉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并不主张毁约再战。当四月初二Et慈禧太后令枢臣就和与战“妥商一策 ① 茅海建：《考证补(一)》，第40页。 ② 《戊戌变法》第4册。第275页。 12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以闻”时，翁同 绝口不提一个“战”字。请看他那几天的《日记》： 四月初二日：“军机见起时传懿旨，谓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今枢臣妥商一策以闻⋯⋯ 噫!难矣⋯⋯忽梦死二日，邃邃然呼日万古矣。”初四日：“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书斋 所论大抵皆极为难，臣憾不能碎首以报⋯⋯午正访高阳(李鸿藻)于黄酒铺痛谈，相对欷歃，归后未 决，如在沸釜中。”初五日：“刘(坤一)、王(文韶)之奏未至，极徘徊也。”初六日：“孙(毓汶)君以所拟 宣示稿就正，邸(恭亲王)以为是。宣示者，俟批准后告群臣之词也，大意已偏在和字。”在初六日这 天，孙毓汶已经拟好为批准条约向群臣作说明的宣示稿，并向翁同 等征求意见，翁虽在《日记》中 未说明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但他无疑是赞成了。初八日光绪皇帝决定批准和约，《日记》记：“于是战 栗哽咽，承旨而退。书斋人侍，君臣相顾挥泪，此何等景象耶!” 在批准条约之前的这几天的《日记》中，翁未说过一句妥协的话，也未说过一句主战的话，甚至 未出过一策，可以概之以“无作为”。事后，翁同 也正是这样自我评价的。他在光绪皇帝批准条约 之后，拟有一折题为《奏为微臣奉职无状上累圣明亟请罢斥以明黜陟事》，说：“⋯⋯上年六月，命臣 至军机处会看折件，以后又命臣为军机大臣。时值倭奴逞志，愈胜愈骄。臣于敌势军情，蒙焉不识， 遂致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割地偿款为从古所未有。既不能力争于未画押之前，又不能 挽回于未批准之际，依违洪漶，偃卧执澜，此等情形，直同已死。今御押已签，条约已定⋯⋯”最后请 将一切职事尽行革退。①这一折将他主张对日开战到光绪皇帝批准条约这一时期的表现和责任做 了检讨，倒也真诚，求实。他检讨了三点：第一点，他由于对于敌势军情蒙焉不识而主战，结果战败， 使朝廷不得不派使求和。由这点检讨可知，他对于自己当初主战已经后悔。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后 来为什么绝VI不提一个“战”字了，他经过海陆战败之后对于“敌势军情”不再是“蒙焉不识”。他知道 不能再战了，所以在太后要求枢臣就和战“妥商一策”时，他绝VI不提一个“战”字。第二点，他未能 在李鸿章画押之前进行力争，以阻止画押。第三点，他未能在皇帝批准条约之前设法挽救。这第 二、第三点就是他在谈判期间的表现。这种表现对于他来说是必然的。他既然不能再主战，却又不 愿意出头主和，所以便无作为。所谓“依违洪灞”，就是在犹犹豫豫中与主和派同流合污了；所谓“偃 卧执澜”，就是躺在那里流泪。他说“此等情形，直同已死”，倒是既形象又准确。 一 个“直同已死”之人，他还能背后与皇帝斗法，暗中鼓动舆论，毁约再战吗? (二)乙未年的上书浪潮是否由“政治高层”泄漏消息所引起 茅先生除了从翁同 有利用舆论的动机来推测政治高层“决定于二十一日对外透露”这个结论 外，还从三月二十一日以后的上书内容中推出这个结论来。他写道： “ ⋯ ⋯ 当我在阅读有关拒和的上奏、代奏等档案文献时，突出的感受是，绝大多数上奏上书者的 情报都十分偏狭，甚至误认为李鸿章私自签订了《马关条约》。他们上书的目的，是要求光绪帝利用 条约的批准权，来否决《马关条约》。这种误解越到下层即越普遍，而在最低一层公车们的上书中李 鸿章形象有如汉奸。”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政治高层的老手们已经看出，他们内心中绝不赞同的《马关条约》，也 一 定会受到官员们发自内心的拒绝。他们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将立即激起反对的浪 潮。他们无需亲自组织、处处布置，甚至有可能没有预料到公车们的加入，致使雪球越滚越大。他 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向外透露一些他们认为可以透露的情报，微微作一点暗示，犹如长袖拂过桌 ① 翁万戈缟：《甲午战争》，第521页。此折当写于四月初八日光绪皇帝批准条约当天或次日，是自请处分，但未递。 12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邑 支辟宪 2007年第1期 面一样。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面来反对，这样就有机会再次向光绪帝进言，以拒绝批准、 或推迟批准由光绪帝电旨同意、李鸿章已经签订的条约。也就是说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 否决三月二十日的电旨。” “三月二十一的时间，《马关条约》的内容，使人感受到了此中政治动作的分量。”① 茅先生认为乙未年反对议和的上书浪潮是由三月=十一日“政治高层的老手们”将《马关条约》 的内容“稍稍外泄”而“立即激起”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三月二十一的时间，《马关条约》的内容，使人 感受到了此中政治动作的分量”。 可是上面我已经指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翁同 等政治高层在三月二十一日有意向外泄露 消息，以鼓动京官和举人们上书反对议和。而下面我将证明，即使三月二十一日有谁向外泄漏了 《马关条约》的内容，也未能“立即激起反对的浪潮”。 反对议和的大规模的上书浪潮是从三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而不是茅先生所谓翁同貅等透露《马 关条约》内容后的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上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上书人知道了《马关条约》的内容， 而是因为知道了李鸿章画押归来的消息。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于日本马关在和约上画押。二十四 日离开日本返国。二十六日抵达天津，立即向下属说明签约情况，并派人以六百里驰奏《钦差大臣 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赉送《马关条约》抄本和日本改画的奉天界图。二十七日翁同 见 到奏报，当天《日记》记：“书房--N，李鸿章六百里报携至书斋示臣，明日始下。”二十八日《随手登记 档》记：“朱批李鸿章折。报六百里。三月二十六发，马递发回。一、中日会议各约已成。单一，条 约。图一，奉天划界。”②《随手登记档》的登录就是清廷向外披露李鸿章画押的消息了，这使得近 一 段时期的传闻得到证实，所以从二十九日开始了大规模的上书，反对割地议和，至四月十四日中 日代表在烟台换约后平息。这个上书过程有不少史书都有记载，如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日战争》 第 1册中收录的三篇综述性的史书就都讲到了。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方荫桓既归，鸿章未发，朝命三品以上大员议和战。迨割地议起，朝 野忧惧，台湾臣民争尤力。未几，鸿章成约归，割地、赔款、商利均从倭意，方称病翱翔天津，于是京 朝官之封章，疆臣之电奏，会试公车在都者亦腾章力阻，朝意颇为动，令鸿章改议。”⑧姚氏于甲午、 乙未之际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署中，尝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因即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为 此书。于光绪二十三年出版。④ 易顺鼎《盾墨拾余》：“三月二十七日，合肥专人送和约到京。二十八日，济宁(孙毓汶)捧约逼上 批准，海盐(徐用仪)和之。上迟疑不允。经高阳(按：李鸿藻)、常熟(按：翁同解)俱力争请缓。高阳 免冠连叩不止，乃罢。是日，外间尚不知，故无封奏。二十九日，封奏九件上。谏垣四、国子一、翰林 二(一系八十三人公疏)、南斋一、上斋一，均联名，是日奏者共一百二十余人。” 易顺鼎于甲午、乙 未之际为主战论者，曾参与刘坤一戎幕。他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京，四月初两次赴都察 院上书。所著《盾墨拾余》“多亲见亲闻亲历者”⑥。该书于光绪二十二年出版。 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相(李鸿章)以二十六日旋津，即请假，李经方亦不入都复命，派道员 ① 茅海建：《考证补(一)》，第42页。 ② 奉文所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材料。均转引自茅先生《“公车上书”考证补》。 ③ 《中日战争》第 1册，第 87页。 ④ 参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613页。 ⑤ 《中日战争》第1册，第126页。 ⑥ 《中日战争》第7册，第613—614页。 12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伍廷芳赉约赴京，定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一时京师巨僚多交章论列，翰林院亦有公折，公车诸 孝廉集杨忠愍词[祠]联名上书，走都察院请披闽代陈，各省督抚亦有封章谏阻。”①曹和济是河南 巡抚刘树堂派往天津坐探中El军情的委员，书中所记“就是他就所探闻，于汇报之后，辑录整理下来 的”②。此书于光绪年间出版。 以上三位作者都亲历过甲午战争。三书都记载说李鸿章回天津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议 和的上书活动。易顺鼎当时也正到北京来上书，所以他记录的El期很准确，为二十九El，但误记“封 奏九”，实际应该为“封奏八”，他多记了一件翰林的上书。姚锡光则区别了李鸿章归来以前和以后 舆论的不同表现：在李归来以前，“迨割地议起，朝野忧惧，台湾臣民争尤力”，这是说《马关条约》的 内容传出后，引起朝野忧惧，却未引起大规模的上书；在“鸿章成约归”以后才引发大规模的上书。 曹和济则准确记载李鸿章于三月二十六El回到天津之后才有大规模的上书，并且特别提到了举人 集议于松筠庵及请都察院代递的上书事件。 这三部书所说的乙未年大规模上书的起因和经过，可以从现存上书的数量和内容得到证实。 如果依照《随手登记档》登录的顺序③来阅读这一时期京官和举人的上书，可以看到，从三月二十 二El至二十八El的7天的时间里仅有4次京官上书，其中有 1次为4人联名，其他3次为个人所 上，上书者均不知道李鸿章已经与El本代表议定和约，仅知道一些不确实的《马关条约》的内容。二 十九El上书爆增，当El有8折是反对议和的上书，其中6折都讲到李鸿章已经画押事。如：《编修李 桂林等条陈》(有翰林院的编修、修撰、检讨、庶吉士83人联名)④ 说：“今所议草约，虽经使臣画押， 而其中实多窒碍难行之处，不得不详加指驳，更予筹商。”⑤《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为倭人索求太 甚条约应交廷臣集议毋堕其计折》(丁立瀛和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庞鸿书联名)说：“今李鸿章虽取其条 约而归，而朝廷尚未批准，其事尤可熟筹改计。”⑥其他4折为：《祭酒陆润庠等请宣示和议条款折》(南 书房行走陆润庠等4人联名)⑦、《京畿道监察御史刘心源奏为汉奸把持和议所拟条款要挟太过切勿逮 允折》⑧、《侍讲张仁黼等奏和议要挟难堪请饬廷臣会议折》(上书房行走张仁黼等 3人联名)⑨、《御史 高燮曾奏为事势危迫应分段责成各将领负责战守折》⑩。这6道上书的签名者共94人，其身分有翰林 院的官员、南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御史等，他们不是因为哪个政治高层向他们泄漏了《马关条约》的 内容而上书反对的，而是在确知李鸿章已经画押之后才上书反对的，是自发进行的。 晚清，官员们自发地大规模上书，这不是第一次，已不新鲜。崇厚于光绪五年(1879年)擅签 《里瓦基亚条约》时，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上书反对浪潮。中法战争时，清廷在军事上获胜的形势 下与法国议和，也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这类上书活动都是自发进行的，没有高层发动，也不需要 高层发动。 ① 《中日战争》第1册，第160页。 ② 《中日战争》第1册，第151页。 ⑧ 《随手登记档》登录的是奏折递到军机处的日期，它与官员投书本衙门请代递的日期不同，与举人投书都察院的日期也不 同。 ④ 本文关于联名上书的人数，大多采 自茅先生文。 ⑤ 《中日战争》第4册，第3页。 ⑥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95页。 ⑦ 《中日战争》第4册。第4页。 ⑧ 《续鳊·中日战争》第3册，第98页。 ⑨ 《中日战争》第4册，第5页。 ⑩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01页。 12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邑‘|；史霹j兄： 2007年第1期 茅先生所断言的三月二十一日翁同 等向外泄漏《马关条约》内容就立即激起上书浪潮是没有 根据的，不仅是二十九日兴起的大规模的上书不是由它所引起，就是此前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 零星的京官上书也不是由它引起的。 二十二日有两道奏折，一道是《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割地议和倭索过巨折》①，另一道是《三品顶 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和约要挟已甚请回宸断折》②。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各有一道奏折，分 别是《户部掌印给事中洪良品请召李鸿章回京专筹战备折》③ 和文廷式、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 4 人联奏《日人要挟过甚请饬使臣展缓商议折》④。从这4折的内容看，作者尚不知朝廷已命李鸿章 与日本签约，而以为仍在商谈中，所以洪良品二十三日的奏折请“速召李鸿章回京，勿徇和议”；二十 五日文廷式等的奏折还以为李鸿章受伤甚重，因而建议展缓议和。对于《马关条约》的内容，4道奏 折的引述也不准确。褚成博的奏折说“兵费之外，兼索台湾”，王鹏运奏折说“风闻军机致李鸿章电 音，有兵费不得过一万万两地酌之语(按疑文字有误)。又闻与割台湾已有成议。”⑤ 这些引述说明 上书者还不知道已经议定赔款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和台湾两处。即使自诩为消息灵通的文廷式，也 以为李鸿章受伤甚重，不能主持议和，又以为条约中有“关税又减”的规定(“关税又减”是日本方面 在谈判开始时于三月初七日提出的草约即《十款和约》中的内容，它规定日本进El出口税为值百抽 二，而清廷原来与列强所定税率为值百抽五)，而不知道李鸿章予三月十七日的奏报中说明此项规 定已经删除。 总之，上引4折上奏的原因均不是因为得到所谓三月二十一日政治高层传出的消息，而是根据 此前流传的不很准确的消息上奏的。 除了4道奏折外，还有 1封说帖。《日记》三月二十二日记：“到督办处，见译署申君允，慷慨争 和议。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说帖，甚壮，惜太迟矣。”茅先生对这封说帖有一段分析：“在督办军务 处，总理衙门的申允告诉他，总理衙门章京等56人准备联衔上书，再争和约，其评价是‘甚壮，惜太 迟’，也没有透露对申允说了什么。”⑥茅先生的理解似有误。翁的《日记》没有说申允告诉他“总理 衙门章京等56人准备联衔上书，再争和约”，而是说带来一份说帖。“说帖”不是“奏折”，茅先生误 以为是要呈递的奏折。⑦说帖的应用范围较广，通常是下级对上级有所建言，或同级之间交换意 见，但给皇帝的上书却不能称说帖。这份说帖之所以递到督办军务处，可能是因为此处的首脑奕 沂、奕勖、翁同 、荣禄、长麟等权重，对谈判有重要影响。这份说帖肯定不是由政治高层鼓动而上 的，因为他们不可能鼓动京官给自己上说帖。翁同1I酥在看过这份说帖之后，评价说：“甚壮，惜太迟 矣。”他认为光绪皇帝既然已电旨议和，这种争和议的说帖也就没有意义了。仅据这一条就可以推 知，翁不可能在二十一日有意向外泄漏消息，去制造“惜太迟”的舆论。 以上，我研究的结论与茅先生不同，我认为翁同 等截止到三月二十一日并没有利用舆论来反 (D 《中日战争》第3册，第602页。 (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64页。 ③ 《中日战争》第3册。第604--606页。 ④ 《文廷式集》上，第60—61页。 (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64页。 ⑥ 茅海建：《考证补(二)》，第85—86页。 ⑦ 茅先生在另一处说：“又据翁同解日记。他于三月二十二日在督办军务处得知‘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甚壮’，此即四月初六 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章京舒文等条陈(茅注：《章京舒文等条陈》未捡出)，前后共用了14天0”《考证补(一)》．第22页。由于茅先 生误将说帖理解为奏折，所以他推测翁同解三月二十二日所说的译暑五十六联街说帖就是四月初六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章京舒 文等条陈》。前后时间达14天。而其实说帖并非奏折。《章京舒文等条陈》当是另外一事。 12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房德邻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对光绪皇帝的签约电旨的意图，因为翁同赫等也是同意这道电旨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二十 一 日向外泄漏过《马关条约》的内容，而且乙未年大规模的上书浪潮也不是因为二十一日传出《马关 条约》的内容引起的，而是由李鸿章二十六日成约归来这个公开的消息引起的。所以不能说乙未年 的上书是由翁同龠iI等政治高层发动的。 二、公车上书是否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和组织 茅先生说，翁同铄等政治高层只是向外泄露消息，但他们并不具体策动举人上书，具体策动者 是文廷式等级别比较低的京官，但是他却未能找到可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所列举的理由和 材料都是靠不住的。 (一)泄漏消息的官员是否就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他在得知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电奏签约的消息后，立即令梁启超鼓 动广东举人联名上书。茅先生针对这个说法，追究康有为的消息来源，由此来判定是哪个京官策动 了他。他指出，从《自编年谱》看，此时康有为与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和詹事府左庶子戴鸿慈交 往比较多，其中王鹏运的可能性更大些。接着他有如下分析： “如果确实是王鹏运透露情报给康，那么可以认定，是王策动了康，王才是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 人80人上书的真正的‘鼓动’者与‘分托’者。” “实际上，究竟是王鹏运还是其他人向康有为透露情报，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露情 报者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公车们上书。”① 茅先生把向康有为透露消息的人当作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他的这个观点在论证政治高层是公 车上书的发动者时表达得更清楚。他说：“他们(按指翁同赫等政治高层)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 稍外泄，将立即激起反对的浪潮。他们无需亲自组织，处处布置，甚至有可能没有预料到公车们的 加入，致使雪球越滚越大。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向外稍稍透露一些他们认为可以透露的情报， 微微作一点暗示，犹如长袖轻轻地拂过桌面一样。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来反对⋯⋯”② 这些政治高层事先都没有想到会发生公车上书，但是他们却成了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根据就是他们 曾“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如此说来，做一个运动的发动者其工作是极为简单的，只要泄露或传播 消息就可以了。 茅先生这样给发动者或策动者下定义，大可商榷。 如果按照茅先生的定义来寻找乙未年上书运动的发动者，那么这个发动者非李鸿章莫属。前 已指出，李鸿章成约归来的消息是李本人最先向天津的官员发布的。而此前，三月二十日，李鸿章 致电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向他透露将要签约的消息，电文为：“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云无可商。现 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议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 允，非据而何?”③盛宣怀当即就给奎俊等地方大员发电，通报消息，电文为：“制台、宁署抚台、苏 署、广东、杭州、安庆：傅相来电，和议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耳。”④二十二日盛宣怀又致 ① 茅海建：《考证补(一)》。第32页。 ② 茅海建：《考证补(一)》，第42页。 ③ 《复津海关盛宣怀》(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展刺)，《中日战争》第4册，第344--345页。 ④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为和约已定致奎傻等电》，《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56页。 12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斗宪 2007年第1期 电奎俊等：“宁督、苏杭两署：李相创1：3渐愈，子未取出。约已定廿一日画押，即回滓。辽东至营13又 全台均割，赔款三(按当为--)万万。姑安旦夕，后事如何得了?”① 有的官员也正是得到他们传布 的消息后上书的。如广东巡抚马丕瑶奏《强寇要盟权奸挟制筹策具陈折》说：“窃臣阅天津电报局电 传，和议已成，计列十款，李鸿章于二十六日回津等语。逖闻之下，惊骇彷徨，罔知所措⋯⋯”② 马 丕瑶是在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后上书的，盛宣怀的消息是来自李鸿章，按照茅先生的定义，盛宣怀就 是马丕瑶的策动者，李鸿章则是发动者。但是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可以。 散布消息的人只是在散布能够引发运动的诱因，但是只有诱因并不能自然地引发一场运动。 某种消息流布，往往只引起特定的群体采取行动，这是因为有人利用这个消息对这个特定的群体做 了发动工作，使之采取行动了。这个人(或这些人)才是运动的发动者。 可用杨锐的上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孔祥吉先生在《关于杨锐的历史评价》一文中引述了杨 锐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致沈曾植的一封信，信后附有一份《马关条约》的抄件，这份抄件原是 沈曾植抄给杨锐看的。③沈抄给杨锐看，目的是否鼓动杨锐上书，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知杨锐的 两次上书都不是由沈曾植抄示的《马关条约》鼓动起来的。杨锐第一次上书是在侍读学士华奎领衔 的155名京官联名的上书上签名，时间是四月初一日，他显然是响应了华奎的号召签名的，华奎是 这次上书的策动者。第二次上书是在康有为领导的18省举人联名的上书上签名，他是以举人身份 签名的，他显然是响应了康有为的号召，康有为是这次上书的领导者。在杨锐的这个事例中，沈曾 植虽然将《马关条约》抄给杨锐看了，但沈并不是杨锐上书的发动者或者策动者，而并没有抄示《马 关条约》的华奎和康有为才是杨锐参与的上书事件的鼓动者。 再看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例子。五四学生运动是从北京大学先发动起来的，起因是有学生 听说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个消息是由不同的渠道传来的。北京 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2日向部分学生干部讲了和约内容。他的消息来自林长民，林长民还于5 月2日在《晨报》和《国民公报》上发表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署名文章，披露巴黎和会将把中 国山东交给日本的消息。文章写得很沉痛，结尾处呼吁：“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公 开鼓动国民反对和约。林长民的消息又来自于在巴黎的梁启超，梁先电告汪大燮和林长民，称：“对 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 府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④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