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三章

1 第二部分 人物 第三章 被遗忘了的巾帼英雄——介绍讲述者 五四时期是以诸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妇女权利”和“女子独立人 格”等新兴流行语汇为标志的。以妇女问题为中心内容的新式语言成为新文化的 主要符号。但是这些新语汇对当时的妇女意味着什么？她们对当时的知识潮流有 何反应？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话语中，男性促使女权主义成为一种具有积 极意义且值得追求的意识形态，承认男性的这一角色使我们想知道女性个体对五 四女权主义有何反应或作何表现。只有历史上的妇女，而非男性的文字表达中的 女性形象，才能告诉我们这一时期的文化转型使她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因此，我们将通过五四妇女自己的语言来理解五四女权主义对二十世纪中国 的影响。 在向读者呈现五四妇女的生命故事之前，我必须对在阅读以下讲述时将涉及 到的、两个既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问题加以讨论。一个问题是产生这些生命故事 的历史背景。本书中的讲述者们讲述故事时针对的是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也 是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应。呈现她们的讲述也与我自己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对这一 特殊历史时刻的兴趣与关注关系甚大。为了使读者了解背景，我必须强调一些隐 藏着的议题（既是关于讲述者的也是关于我自己的）以及以下讲述中的一些话外 音。因此，对我们的主人公的介绍将从讨论当代背景开始，这一背景构成了她们 讲述内容的特殊内涵。 另一个问题是复杂的、与讲述者的生活经历（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交织在 一起的历史背景。每段讲述后的解读试图梳理这些生命故事，并将女性个体行动 2 者还原到历史舞台中。但是由于本书的这部分是围绕每个妇女的生活而构成的， 从而不能够按照年代顺序撰写五四妇女的历史，因此章与章之间缺乏时间上的连 贯性，这一点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困惑。本章将给出后面几章的主题链接；同时， 将讲述者所提到的重大事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 公众记忆的建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公众记忆中塑造了三种1949 年以前的妇女典型：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从而成为女英雄的妇女；受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从而成为受害者、被中共解放的妇女；依赖其丈夫生存 的资产阶级太太，她们是颓废、寄生、剥削的阶级，被革命所消灭。1毛泽东时 代（1949-1976）创作的许许多多的文学文本（包括小说、传记、电影、剧本、 歌剧）中，妇女受害者转化成革命女英雄是一个突出且普遍的主题，而第三种典 型只是偶尔作为背景人物出现。中共政治话语中的女英雄建构是一个极其有趣的 课题，但超越了本研究的范围。然而由于这些典型的内涵与本书中生命故事的产 生背景密切相关，因此这里需要考察几个相关问题。 共产党女英雄的建构主要服务于展现中共的辉煌历史，这既赞颂也抹杀了妇 女的历史贡献。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妇女是否被记住了，而在于哪些妇女被记住了。 中共话语所赞颂的女英雄们首先并且首要的是共产党员。关于这些女英雄的故事 建构从未脱离以下这些被反复强调的主题：她们对党、革命事业以及党的荣誉的 忠诚，是党解放了她们，把她们从受害者改造成女英雄。因此，共产党女英雄成 为中国妇女的楷模，她们过着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充满意义的 1 受压迫的妇女这一典型也是五四的一个遗产。关于五四男性文学作品中对受压迫妇女的描述，见岳明宝 （音译）《从社会性别角度看现代中国文学起源》（Gendering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载佟林路 （音译）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中的性别与性征》（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第47-65页。 3 生活。 这种把妇女经验排除在外的建构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共一手策划的大量的、 频繁出现共产党女英雄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承认了妇女在中国革命史 上的能动性。尽管在大部分共产党女英雄的故事中都有一个代表党指明自由之路 或鼓励女英雄成长的男性形象，但是英勇的女性领导者表现出的非凡才智经常给 人（尤其是给那些年轻女孩）以深刻印象。对于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妇女（包 括我自己）而言，共产党女英雄的文学形象给予了强有力的行为榜样与自尊。 与传统中国史处理妇女的方式相比，对共产党女英雄的描述并没有产生根本 变化，而是与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法一脉相承，即自古就选择并描述一些妇女楷 模来充当教化其他妇女的行为榜样。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对妇女楷模的描述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了 或者维护了性别规范，那么，共产党女英雄的建构也有助于划分性别界线，并且 宣扬了国家认可的、妇女应该遵守的美德。事实上，旧王朝宣扬的许多妇女美德 都在共产党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支持与赞颂。尽管如此，帝国的妇女楷模与共产党 女英雄有一个关键不同。古代妇女通常是通过履行其对家庭的义务而取得了非凡 的成就，而共产党女英雄的 事迹 优秀志愿者事迹材料平安创建事迹材料优秀班集体事迹材料工会先进集体事迹材料优秀教师事迹300字 却表明她们通常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只为党和 国家献身。胸怀民族主义的、被高度政治化了的共产党女英雄形象，毫无疑问反 映了五四女权主义的遗产，它以妇女融入所有社会领域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 共产党女英雄的形象把妇女对家庭的忠诚与奉献的美德转移到对民族和党上来，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妇女融入男人世界的合法性。对于若干世纪都保持性别隔离的 一种文化体制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2 2 “性别隔离”一词不是指“公、私领域的分离”。“性别隔离”更像种族隔离，维持着一种禁止男女接触 的社会秩序。在社会、经济和宗教活动中，男人和女人被规定在不同的领域内。男性领域通常是可以运用 正规权力的地方。比如，尽管许多精英妇女从私塾先生那里接受教育，但在帝国体制内，与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相关 的正规教育制度却属于男性领域。 4 我们可以证明，共产党女英雄的产生使妇女变得强大，这里包括许多女共产 党员。比如共产党烈士向警予，经过她那些尚在人间的女战友的共同努力，她在 20世纪50年代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在1958 年向警予三十周年忌辰时刊发了大量关于她的文章。同年，该杂志社在一本小册 子上重刊了部分文章。在这本小册子的八位撰稿人中，有七位是向警予的女战友。 3这些地位较高的女共产党员对向警予的宣传可以解读为是在有意识地努力找回 妇女在革命中的能动性——换言之，是一种为了得到认可和权力，与党协商的形 式。 但是，对共产党女英雄的宣传经常有着更为复杂的推动力。除了对妇女所做 贡献的普遍赞美外，一些特殊的女英雄还被赋予了其他意义。比如向警予受到颂 扬不仅仅因为她献身革命，而且也因为她在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理论化方面发挥 了领袖作用。于是承认向警予所做的贡献就与这一计划密切相关，即宣告中共妇 女解放路线是成功的，而“其他的、错误的”妇女运动——即女权运动——则是 失败的。每个女英雄都被用来为党传递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她们加在一起便形 成了抹去任何非共产党妇女活动痕迹的公众记忆。因此，对共产党女英雄的颂扬 与对非共产党妇女的能动性的抹杀结合在了一起。这种颂扬与抹杀并存，形成了 一种宰制叙述（master narrative），创造并维护了中共主导地位的合法性。 本书的讲述者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从中共的宰制叙述中被抹杀了的那类妇 女。在1949年以前，陆礼华、朱素萼、王伊蔚和陈泳声都是非共产党员，都是独 立的职业妇女，这一社会群体不仅挑战了那些可悲的受害者形象和共产党女英雄 的典型，而且也挑战了资产阶级太太。更重要的是，这些妇女在1949年以前取得 3 见中国妇女杂志社《烈士向警予》（北京：中国妇女杂志社，1958年）。 5 的成就与中共的中国妇女解放路线毫不相干。在我见到她们以前，我不了解这类 职业妇女的成就，也没有意识到她们从公众记忆中被抹去。尽管当我采访她们时 我不能够完全理解她们的生命故事，但我还是感到顿然震惊。许多个夜晚采访过 后，我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中，我百感交集，激动，愤怒，悲哀。这些 妇女漫长人生中的成功与悲剧不仅触动着我，而且也深深改变了我的认识，瓦解 了我长久以来对于1949年以前的妇女和中共的解放者角色所持有的许多观念。挑 战中共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宰制叙述很快就成为我试图把这些妇女还原到历史 中的一个自觉而又不可分割的议题。 这些讲述者忍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被边缘化状态。当我们1993年第一次见面 时，这些妇女接受了政府为她们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的不公待遇所做出的道歉。但 是道歉并不能改变她们的无权、无声的处境。当她们看到我这个对她们的过去感 兴趣的历史学家时，她们知道这是她们以其记忆历史的方式来陈述历史的良机。 尽管她们不知道我最终将如何构思她们的口述历史，但是讲述她们的故事是找回 她们的历史贡献并重建公众记忆的自觉的努力。就此而言，讲述者们的议题与我 的是一致的。 同时，我之所以选择这几个讲述者是因为她们有参与历史撰写的热忱。有自 己的议题的受访者最乐意讲出其过去经历的细节。我提出的一个普通问题就会引 发她们一连串的讲述，这绝非巧合。我结束了第一轮对13名妇女的访谈后，看到 了一条清晰的规律：最丰富多彩的故事来自那些1949年以前取得很多成就、但在 毛泽东时代被迫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很明显，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她们的自身利 益相关，甚至连她们的女儿和姐妹都迫不及待地讲出她们所记得的故事。在这类 6 妇女中，我选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出生的妇女第一人称的讲述。4 找回中国“现代性”中的妇女能动性 由于妇女解放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应有之义，因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男性和女性学者们倾向于把这一主题纳入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叙述 中，而西方学者在此类著述中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主题。长期确立的 毛泽东主义的宰制叙述，详细论述了由中共单方面领导的妇女解放。近年来，中 国学术界出现了试图证明妇女自身追求解放的努力。尽管中共的妇女解放路线仍 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有关许多妇女坚持反抗文化和社会束缚的斗争的种种生动 故事，却挑战了这个流行的神话，即在中国妇女觉醒以前，是中国共产党给予了 她们自由。5我的研究不仅要把这些妇女置于历史变迁的中心，而且也要考察变 化着的性别话语与互相竞争的思想的、社会政治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讲述者的口 述历史帮助我们领会社会性别是如何一直处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心的，女权主义如 何与民族主义融合并快速削弱了文化和社会传统，以及妇女在二十世纪的重大社 会变革中发挥了怎样的决定性作用。二十世纪初“职业妇女”这一社会群体的出 现成为所有上述主题的缩影。 在世纪之交，中国的主流文化规范把妇女的角色定位在母亲、女儿和妻子上， 并且她们的行为在一个性别隔离的世界里受到严格限制。尽管社会底层妇女都在 4 尽管我强调了这些讲述者积极参与历史撰写，但是我想提醒读者我在陈述这些讲述内容时的固有偏见。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1949年以前的职业妇女从毛泽东时代的公众记忆中被抹去了，但是并非所有的职业妇 女个体都经历了本书中的讲述者在1949年以后所经历的被排挤、被边缘化以及被迫害。1988年出版的《中 国妇女名人录》一书罗列了102个非共产党员的职业妇女，她们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出生，1949年后留 在了中国大陆。里面提到了她们1949年以前取得的成就，其中76名妇女在1949年以后似乎仍保留有某种地 位或头衔。由于《名人录》一书错误地说陆礼华（本书的讲述者之一）在1949年以后仍保留有其校长职位， 因此此书叙述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出版日期来看，很明显一些妇女在1949年后得以继续她们 的事业，尤其是那些医学和科学领域内的妇女。薛维维编《中国妇女名人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5 以妇女为中心的一项近期研究是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家庭内外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并且精英家庭的妇女经常从事文学创作，但是社会 性别作为一种组织 原则 组织架构调整原则组织架构设计原则组织架构设置原则财政预算编制原则问卷调查设计原则 使得男女之间的接触受到限制，许多社会制度也只适用于 男性领域。6正规学校教育，在维持中华帝国科举制度上起着中心作用，就是这 样一种男性领域。十九世纪中叶一些西方教会学校向贫穷的中国女孩开放教育 时，男性独占正规教育的状况受到了挑战。但是向妇女开放的学校教育仍然很少。 直到中国在1895年中日战争中战败以后，女子教育才成为晚清改革议程中的一个 重要议题。清政府把女子教育视为强国保种的必要手段，只要女子教育不会对性 别准则造成破坏。这个棘手的问题——妇女不得不被纳入国家政治中来却仍要受 限于女性角色和行为——通过妇女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得到了解决。 尽管开办女子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储备爱国且品德高尚的母亲，她们将会养育 出健康聪慧的儿子，然而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许多妇女对争取女子平等权利的 呼声更为关注。对许多妇女而言，教育是进入男性世界的阶梯，是一种国民素质， 而不仅仅是要成为品德高尚的、良好国民的母亲的一种方式。妇女把国家富强和 平等权利两种主张合二为一：国家富强需要妇女平等参与到各种领域中。最早迈 向这一目标的是晚清第一批留学日本的女性。 1894至1895年，日本在决定性的一场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控制了朝鲜。日本 同时成为了中国耻辱的象征与亚洲现代化的榜样。由于日本在地理和文化上要比 美国和欧洲更近，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探索中国振兴之路或学习新技能以便在变 化的中国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数以千计的来自精英家庭的男性来到日本，学习政治、 军事、经济、医学、科学、文学等等。起初，只有少数中国妇女跟随她们的丈夫、 6 中国家庭有多种规模，从单婚姻家庭到几代同堂的多婚姻家庭。妇女的劳作根据家庭规模和地理位置的 不同而不同。汉字“家”可以用来指涉整个宗族。在本文讨论的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家庭（尤 其是乡村）是父系的和从父（夫）居的。 8 父亲来到日本；后来，独立的女学生人数多起来。日本人在适应中国女学生的需 要方面尤为努力。著名的女教育学家下田歌子（Shimoda Utako）于1901年为中 国女学生创办了“女子实验学校”（Practical Women’s School）。下田歌子认为推 广女子教育是男子教育的基础，这种“共和党母性”的翻版与支持女子教育的中 国改革者们的观点相类似。她认为，在与“白种人”的竞争中，受过教育的贤妻 良母会使亚洲国家变得强大。7这种女子教育模式顺应了清政府所坚持认为的女 子教育应该遵循“教育妇女为妻为母之道”的传统。8为了给中国的女子学校培 养教师，1905年清朝的省级政府开始送女学生去日本留学。到1911年清朝覆灭， 约有200个中国女性曾留学日本。9 与日本教育家和清政府的目标不同，许多中国女学生成为了社会活动家和革 命家，而不是家庭的守护者。她们似乎较少接受以刺绣与家庭生产为重点的课程， 而更多地感受到日本奋发向上的氛围，在那里，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 府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著作被翻译，并在中国学生团体里传播。10中国留日学生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我选择的团体。他们选择到那里学习的动机在很多情况下都 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中国军事失败，领土被外国列强侵占，尤其是 在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11从通过翻译和出版来传 7 见季家珍（Joan Judge）《知识是为了国家还是源于国家：明治日本与晚清女性文学中的变化内涵》 （Knowledge for the Nation or of the Nation: Meiji Japan and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Female Literacy in the Late Qing），1997年10月4日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清史新视野”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第7 页。 8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31页。 9 有关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各种研究展现了互相冲突的人物形象。谢长法罗列了1902到1911年间的180个女学 生的名字，见其《清末的留日女学生及其活动与影响》，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1996年8月）。 季家珍在她那篇未发表的论文中给出了更高的数字。 10 关于日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中的作用的分析，见刘禾（Lydia H. Liu）《跨语言实践：文学、民族文 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5）。 11 在一场反教、排外的华北农民起义（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被西方联合远征军队镇压了之后，清政 府同意了列强提出的赔偿起义中外国生命财产损失的要求。1901年的《辛丑条约》要求赔款4.5亿两白银（约 等于当时的3.33亿美元），这几乎是清朝岁入的一半。 9 播新思想（最常见的是把西方著作的日文本重译成中文），到加入旨在反满的秘 密会社，学生对寻找救国之路的坚忍不拔通过广泛的活动表现出来。尽管女学生 为数甚少，但却对这一生气勃勃的景象贡献良多。1903至1911年间留日女学生建 立了一些组织，并且至少有9种刊物伸张妇女平等权利和女子教育，谴责中国家 庭制度和包办婚姻，并倡导反缠足。尽管这些妇女刊物存在时间短暂，只出版了 一期或办了不到两年，但是它们宣传并推动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日本——尤 其是这些刊物的出版地东京——并不是培养母性的摇篮，而是1911年革命以前中 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早期女权主义者所构想的女子教育与日本实行的不同。事实上，1909年《女 报》还强烈批判了日本的女子教育。一篇社论宣称这份刊物的目标是“促进中国 女子教育，发展东亚女权”，从而批判日本的女子教育是在奴役妇女：“可叹日本 各女学杂志亦不提倡女权⋯⋯日本与我同种同文，不忍使日本女子永远受男子之 牢笼之压制，爰加日文论说以唤醒之。”12主编陈以益在其《男尊女卑与贤母良 妻》一文中指出，日本男女课程的不同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谬误。她 援引了诸如花木兰和梁红玉等巾帼英雄的故事来论证妇女有能力靠自己取得巨 大成就，但是日本的教育制度却只是利用妇女来帮助男人取得成功。13陈对于女 子教育以“贤母良妻”为目标的批判，预见了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主题： 且夫贤母云者，良妻云者，均对于男子而言。为他人母，为他人妻， 美其名曰贤母、曰良妻。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日本女子教育，因亦 有高等下女教育之评。⋯⋯呜呼！女子教育岂为男子而设耶？⋯⋯为圣贤， 为庸人均教育所致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贤母良妻之目的教育女 12 《不可不读本报》，载《女报》第2号（1909年）。 13 梁红玉是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妻子。1130年她参加了丈夫抵抗金人入侵的战争。她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通 过故事和剧本广为流传。 10 子，则女子自成贤母良妻。此余之痛惜者也。教育者当望被教育者为圣 贤，不当望被教育者为庸人。⋯⋯谨告女学界：其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 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教育之本旨，不可不从日本之流毒不可 不去。⋯⋯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 14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女学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她们的出版物。其中许多妇 女回国后立即成为风云人物。比如秋瑾，她在反满革命中的英勇献身使她成为二 十世纪中国妇女的重要行为榜样。对于仍然生活在一个性别隔离社会中的妇女而 言，秋瑾这个榜样表明，在民族革命中与男人并肩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平等权利问 题。与秋瑾同时代的人视其为这样一种女性：她不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男人而进 入到男人的世界，并做出了远远超过男人能力范围的英勇事迹，中国历史上无数 的女英雄鼓舞着她。事实上，秋瑾自己以及和她同时代的人都把她视为女侠。尽 管如此，这位二十世纪的女侠在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新语汇中表达了超越性别 界线的渴望，这奠定了她作为第一个近代女英雄的地位。虽然个体女英雄在整个 中国历史中时有出现，但是秋瑾却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到来：作为对变化着的 政治和思想浪潮的一种回应，女英雄们成群地出现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为许 多中国妇女进入男性领地的越界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这种越界行为有了一个新名 词：伸张女权。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妇女伸张女权经常是以民族事业为基准。 自我解放与为民族奉献纠缠在一起，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历程的一个显著特征，这 一特征扎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危机之中。正如讲述者们所阐明的那样，秋 瑾故事的广泛流传也强有力地塑造了下一代妇女的民族主义与自我解放的双重 视野。 14 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载《女报》第2号（1909年）第5-7页。粗体乃原文有之。 11 秋瑾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满革命家的形象，遮蔽了晚清妇女运动潜藏着的女权 主义目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覆灭。但是，民国政府一成立，许多参加了 1911年革命的妇女就开始了一场富有战斗性的妇女参政运动。从日本回国的一群 学生在这场参政权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其中，唐群英（秋瑾在女子实验 学校的同学，同盟会早期女会员）成为了最著名的领袖。尽管唐群英和许多其他 女革命者在新民国成立了各种妇女组织来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临时国会却拒绝 把男女平等写入临时约法。唐群英当时是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她对此深感失望， 1912年3月她带领一群伸张妇女参政者向国会请愿。当她们被挡在国会门外时， 这些愤怒的请愿者打碎了国会的玻璃窗，踢倒试图阻止她们的警卫，并威胁说她 们将“诉诸武力，如果她们的要求被拒绝的话”。1912年8月同盟会（许多伸张妇 女参政者都是其会员）把男女平等从重组的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中删除了。对这一 背叛行为义愤填膺的唐群英和王昌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副会长，也在日本留过 学），在两个不同的场合抨击宋教仁（国民党领导人，起草了这一新的政治纲领） “激起了两万万女同胞之怒气”。15尽管她们富有战斗性的行为并没有在1912年 为她们赢得参政权，但是却向公众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妇女不仅仅要履行作 为一个国民的义务，而且也要为国民应享有的权利而斗争。受到挫败的妇女参政 领袖唐群英和王昌国继续在地方层面活动着，并在五四女权运动的全盛期东山再 起。1921年，王昌国成为湖南省议会选举出的两位女议员中的一位。16 在日本留学的妇女也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妇女。17一些人从事出版，一些人经 15 见王家俭《民初的女子参政运动》，载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二卷（台北：台北商 务出版社，1988年），第577-608页。又见罗柳之《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载《妇女》第3期（1983年）。当 时报纸上有关伸张妇女参政者富有战斗性的行为的报道收在全国妇联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592-595页。 16 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 17 清末出现的其他职业妇女所受教育来自于中国的西方教会学校，或是来自于美国留学。 12 商，大部分人则为了追求推动中国女子教育的最初目标而在家乡开办女校，或成 为女校的教师。本书的讲述者中，一些人从这些教师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男女平 等”这个词。此外，在这些曾经留学日本的妇女中，一些人并没有成为贤母良妻， 而是拒绝结婚，过单身生活。教书这个新兴职业为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提供了不 同于传统的选择。当本书讲述的这些五四领导者们成年时，受过教育的妇女成为 独立的单身职业妇女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她们的老师已经给她们展示了这种生活 的可行性。晚清妇女活动家和五四妇女之间的关联是真实存在的。 尽管如此，五四妇女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 在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被镇压几年以后，妇女问题以更为强势的姿态重新出现在 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主义者宣传妇女解放问题，使其在二十年代末达到前所 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得益于民国第一个十年内女子学校的快速发展，18女学生成 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新兴社会群体，也是易于接受新文化思想的读者。重大的 变革不仅表现在女学生的数量上，而且反映在妇女教育的根本原因上。秋瑾一代 所质疑的贤母良妻这个主流榜样，成为五四时期[批判]旧文化的一个靶子，并被 独立自给、胸怀公众的新女性所坚决抛弃。对五四女权主义者而言，追求妇女平 等权利与平等参与到社会各领域中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富强、独立 民族的关键所在。民族富强仍是终极目标。但是，新文化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号召 妇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牺牲自己，而是以妇女的自我实现作为强国的基础。民 族主义此前从未、至今也仍未与女权主义的议题如此地融为一体。 毫无疑问，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五四女权主义所产生的新的 思想意识激励了无数受过教育的妇女去追求一种脱离长达若干世纪的性别规范 18 把当时全国4年制小学和3年制高等小学入学的女学生加在一起，1905年有1761人，1908年20557人，1919 年215626人。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37和156页。 13 限制的、人的生活。由于受过教育的妇女有意识地努力进入到先前所有的禁地， 因此性别隔离在中国城市地区被打破了。妇女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政治和公共生 活中，这成为城市化和职业化的一个标志。中国城市社会的图景随着五四新女性 的崛起而迅速发生变革。甚至连中国城市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都把正在兴起的新 女性作为刺激需求的一个目标。历史学家罗苏文在她近期关于中国近代妇女的研 究中观察到： 1919年下半年，女性形象在广告中明显增多，⋯⋯在1921年—1925年， 美女形象已在报纸广告中被竞相使用了，女性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时髦 消费的先导。⋯⋯在1930年代，所谓的摩登女郎并不是徒具奢华包装，以 色取人的美女，还必须是受过教育，身体强健，懂得享用都市文明的一 切最新成果，包括在娱乐、消遣等方面与男子共享乐趣的现代女性。于 是都市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成为摩登的化身。19 五四女权主义主题的商品化证实了新女性的崛起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 1920年高等教育开始招收女学生，妇女的职业选择拓宽了。20这就使职业妇女成 为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的新的社会精英群体。一股新女性文学、新女性电影、新 女性时尚和新女性广告的浪潮扩大了这一群体的影响力。三十年代的都市中国人 意识到新女性的出现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是中国现代性的最佳表征。 本书中五四新女性的讲述并不是作为再现“现代性”的媒介。21相反，我的 19 同上，第434和436页。 20 到1922年止，大学里已有669名女学生，这不包括那些传教士大学和国外的大学。同上，第352页。 21 尽管我的课题集中于妇女，而不是民族，但我所研究的女性与男性既被中国二十世纪时的主导话语―― 民族主义所构建，而且也构建着这一主导话语。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的叙事》（Rescuing History for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批评了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这种历史遵循着启蒙主义所认为的 历史是线性的、进步的观点，而且这种历史还采用了殖民地模式： 我们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我们面前的中国历史是依照启蒙主义的模式来叙述的。这种历史 并不单由亚洲历史学者塑造，也不单由我们所读的原始资料构建。从二十世纪初起，我们所研究 的历史人物就努力将历史描绘成线性的普世模式，并由此将中国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步之中。（第 26页） 这种民族主义者的历史模式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一点在本文中的访谈中表现明显。通过考察这种历史中的 社会性别维度，我试图理解民族主义话语是如何及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被不断地再生 产出来的。 14 目的是使读者能听到和理解这些长久以来被湮没的新女性自己的声音。通过五四 新女性的讲述，我追踪了她们在五四时期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中新意识的形 成过程，记录了她们由其新的主体身份出发而采取的行动。我试图理解女权主义 与民族主义、主导话语与妇女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我反思着她们漫长生命中的悲 喜剧，以便鉴以往知现在。对我而言，聆听和理解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声音不仅是 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理解我自己历史的重要过程：她 们使我从自己生长的社会中辨认出许多五四时期女权主义的遗产，这些遗产无疑 塑造了今天的我；而且还认同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我相信不同读者将会从这些 讲述中发现各种意义，这些意义不会局限于本书所阐述的。 重返女权运动 从晚清开始，女权就被文化激进主义者和革命者纳入倡导人权的运动中。五 四时期，女权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的诸多“主义”之一，进一步为新文化主义者所 倡导，他们不仅把它视为批判古老儒家文化的最有效的武器，而且也是迈向现代 文明的关键所在。当五四新女性接受了女权主义思想的议题时，女权主义就从语 汇和观念转变为实践，这种实践在改变了个体妇女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制 度的架构。当性别平等原则得到正在崛起的两个政党（1920年的共产党和1924 年的国民党）的认可时，女权主义话语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与提升。矛盾 的是，尽管女权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受到政治主流的欢呼，将其视为中国进步 的证明，但是“女权主义”一词却是贬义的。这种情况为何以及何时发生？它如 何影响了中国的女权运动？这些疑问引导我们深入探讨就在女权主义被盗用、扭 曲、定义和重新定义的同时，其发生改变以及重新发明的历史进程。 15 历史学家Karen Offen在她关于欧洲女权主义的研究中观察到一个规律：为了 赢得支持者，社会主义政党盗用女权主义的议题、将其写入自己的纲领时，他们 采取的策略是把女权主义称为“资产阶级的”并把女权主义的成就贬低为“狭隘 的”。22这个规律恰好适用于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这些贬义词甚至被叠加起来： “狭隘的女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等语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 即被使用。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共加了另外一个形容词“西方的”。中国五四 时期经验尚浅的女权运动首先遭到了新生的共产党的对抗，后来又为1924至1927 年国民革命期间国共合作所征用。当国民革命时期的女权主义议题吸引了许多女 权主义者加入革命阵营时，党派对中国妇女运动的统治开始形成。中共的女权主 义者用“妇女解放运动”一词与“女权运动”划分界线，声称前者正确地符合了 把激进革命作为妇女解放的前提，而后者则错误地追求妇女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却 没有注意到现存经济、政治制度的种种罪恶。中共对这一简化了的女权主义定义 的宣传力度，与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变化不定的政治力量有关。换言之，在中共 确立其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以前，它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并没有垄断人们对女权主义 的理解。本书的讲述者们在讲述她们1949年以前的生活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词 汇来指涉feminism，如“女权主义”和“妇女主义”，有的加上“险隘的”这一 修饰词，有的则不加；这些词汇的使用不仅这反映了这些妇女的不同政治取向， 而且也揭示了各种竞争话语间复杂的竞争态势。 本书的五位人物可以说代表了处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受过 教育的城市妇女的立场。陆礼华、王伊蔚和陈泳声是政治取向不同的无党派妇女； 朱素萼是国民党员；黄定慧是共产党员。她们为了追求自我解放，在不同的情况 22 Karen Offen《欧洲女权主义：1700-1950》（European Feminism(s): 17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即出）。 16 下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读者将会注意到，尽管她们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 是都致力于改善妇女状况。她们的讲述表明，女权主义议题尽管有时会被她们重 新贴上“妇女解放运动”的标签，但却是不同政治背景的妇女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非党派的女权运动与党派领导的妇女解放之间的界线有时是模糊的，尤其在中共 寻求政治合作的时候。就此而言，本文后面的讲述凸显了我的观点，即中国的女 权主义事业并没有受政治藩篱所限，这恰好验证了中国五四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 力。 不同的讲述内容也使我们得以探究中国的女权主义团体与其他政治力量之 间的关系。所谓的狭隘的女权运动——非党派的、独立的女权运动，它在民国巧 妙地开辟了自己的社会空间——是我研究的关注所在。哪些妇女制造了这场运 动？她们如何理解自身行为的意义？是什么支撑着她们的努力？并且是什么限 制了她们的影响力？当女权运动在毛泽东时代遭到边缘化和排斥的时候，无党派 女权主义者的命运如何？这些讲述清楚地回答了这些疑问。我将以刘王立明的简 要传记来加以阐明，她是中国女权主义者的一位领袖，她的奋斗经历与本书讲述 者们的女权主义努力有相同的轨迹。她的生活展示了无党派女权主义者艰难反抗 以维护独立的女权主义议题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传记基于我对她女儿的访 谈以及其他书面文献，反映了我们的女主人公们展开其人生经历的历史背景。 刘王立明的故事 刘王立明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她本名叫王立明，刘是她丈夫的姓。 她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在她九岁时就去世了。她母亲靠做针线活养活全家。1907 年，一所由中国人管理的美国教会学校开始在县里招生。这所学校起初只招收付 不起私塾学费的贫困男孩。王立明和其他几个女孩央求校长，校长最终同意让她 17 们入学。正如教育深深改变了当时许多妇女的生活一样，受教育的良机也深深改 变了王立明的生活。 王立明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一个出色的学生。她每年考试都是第一名。学 校教育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学习书本知识，她也很快接受了当时传播的新思 想。12岁时，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和他人的嘲笑，成为县里第一个放足的女孩。在 她小学毕业后，校长把她送到九江儒励女中，这是当时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交 界处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在那里，她仍表现优异，一毕业就当上了一名中学教 师。 1915年当王立明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她加入了美国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 （WCTU）的中国分会，该分会于1904年成立于镇江，后来扩展到上海、南京、 九江和汉口。1916年她获得了WCTU的奖学金，前往位于美国伊利诺斯的西北大 学学习生物。几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遇到了她在九江时就已经认识的刘湛恩。刘 湛恩也是幼年丧父，是一个基督教徒。和王立明一样，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学生， 并已经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他们陷入爱河，并于1920年王立明大学 毕业时结了婚。与二十世纪初留学海外的数千中国学生一样，这对年轻夫妇把美 国教育视为实现振兴中国目标的一个途径。刘王立明一毕业就回到中国，她的丈 夫也于192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回国。23 尽管许多归国学生都在中国城市里展开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但是王立明却选 择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她很快在二十年代初上海生气勃勃的社会活动中崭露头 角。在其《中国妇女运动》一书的自序中，她讲到：“当民国九年初夏，我自美 23 对于英语世界的人来说，刘湛恩以Herman Chan-En Liu这个名字而闻名，王立明则是Mrs. Herman C.E. Liu。他们结婚以前，王立明的英文名是Frances Wong。她婚后采用复姓，表明了她的进步立场，这是当时 流行的做法。此外，正如后文的讲述所示，许多妇女婚后自然地保留了本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毫无 例外都是如此。 18 国回抵上海，一方面因为友人们的鼓励，一方面因为我本人幼小时的志愿及在异 邦读书时所见的种切，尤其是那女权的申张，我毫不踌躇地加入了中国妇女的各 种运动，从此我的一部分生活便与这些运动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而我的大部分 思想也就被它们占有了。”24 1922年，在中国参政权运动的第二波高潮中，刘王立明成为了上海妇女参政 联合会的创办者之一以及该组织的会长。她也是1924年上海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 的领导者之一，要求妇女的平等权利和国民大会的参与权。1927年北伐军到达上 海以后，国民党政府任命她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三十年代，她仍是上海妇女 参政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该会于1930年国民政府通过承认妇女平等权利的新民 法后，更名为中国妇女运动联合会。 但是，刘王立明的名字与WCTU的中国分会即中华妇女节制会联系得最为紧 密。她于1926年成为该会的秘书长，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五十年代中期。到三 十年代初为止，该会已有十五个分会和一万名会员。其总部在上海，并在那里建 设了若干服务妇女的设施：上海租界收容所，它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妇女救济机构， 向乞丐、婢女和遭遗弃的妇女提供福利；妇女职业学校，向妇女提供新兴职业的 培训；为单身职业妇女建造的上海女子公寓，本书的讲述者之一王伊蔚曾在那里 住过；以及王伊蔚主编的《女声》。围绕着这本杂志成立了女声协会，该协会由 一些女学者和《女声》的撰稿人组成。作为一个非党派的妇女组织，中华妇女节 制会的影响与成就仅次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由于刘王立明得到了美国WCTU 的财政支持，并且她丈夫的收入足以赡养家人，因此她是中国少数几个自助的职 业妇女之一。她从未从事生物学的工作。 24 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出版社，1933年），第1页。以下引文皆出自此书。 19 1933年，刘王立明出版了《中国妇女运动》一书，她写到她“感到悲哀，中 国妇女运动过于幼稚，缺乏完整的计划、领袖的人才及健全的组织。”（第4页）。 她认为要了解妇女运动就必须解决这些弊病，因此该书不仅仅是对她有关中国女 权运动发展的观点的总结，而且也是对正在进行的女权运动的指导性论著。该书 认为，新文化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中国妇女运动的目标，并强调妇女的参政权、 经济独立、教育机会、婚姻自由以及新的性道德（消除双重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鼓励由恋爱而 结婚）。由于中国妇女当时刚刚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因此该书集中讨论如何 有效地运用这些法律权利。刘王立明在该书开头就给出了五四女权主义关于妇女 运动的一个鲜明定义：“妇女运动就是妇女革命的意思，中国妇女运动就是中国 妇女起来革命。我们革命的范围异常宽阔，我们希望从各方面的努力，把旧日原 有的、不堪人道．．的种种生活推翻，重造一个新的生命”（第2页；着重号是后加的）。 如何实现妇女革命的目标呢？刘王立明的方法表明五四女权主义受到了社 会主义的影响。她提出了一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消灭阶级的两级分化与不公。 她相信这套制度将会带给妇女平等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妇女经济独立并具备独立 人格。但是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途径。她谴 责共产党的残暴与独裁，而主张通过议会制度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 目标中，妇女的参政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刘王立明认为神圣的母性会赋予妇女 以仁慈与善良，因此妇女参政要比男子好（第172-173页）。她认为妇女应该运用 她们的投票权来促成一个更为人性化和公正的社会主义体系。 刘王立明清楚地意识到中共对女权运动的批判。她在书中写到： 这班批评家又说，妇女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只有少数的知识阶级的 妇女，在那里运动，而不是普遍的运动。这话一部分是对的，但是，从 事妇女运动的女子，又何尝不希望全国所有的妇女，团结起来，共同地 20 去努力呢？解除大多数妇女的痛苦是妇女运动者已公认的目标，然而一 个运动，如果要有永久的价值，一定要由近而远，由少数人的意识而变 成大家的意识，少数人的信仰而成为大众的信仰。虽然现在还在幼稚的 时代，我们切实地相信，经过较长的时间，这运动将会发生伟大的效力。 （第2-3页） 20世纪30年代初，刘王立明秉持上述坚定的信念继续努力推动十年前就已经 开展了的女权运动。在她看来，妇女运动受到阻碍是由于国内政局混乱和外国入 侵，而不在于只受到少部分女知识分子活动家的支持。她已经准备好经历一段漫 长的过程：少数精英妇女的思想意识慢慢变成大多数妇女的思想意识，并且这场 缺乏经验、弱势的运动将会发展成为成熟、强大的运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 创办了一本新女性杂志《女声》来独立表达妇女心声。 当日军1931年占领满洲时，刘王立明仍全神贯注于推动女权运动。对她而言， 中国人意识到民族危机，将会加强而非削弱追求妇女解放的要求。她坚持认为如 果妇女的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中国仍是一个半身不遂的弱国（这是新文化主义 者常用的一个比喻）。她坚持说：“我们的运动就是要妇女本身得到了解放，一扫 以前摧残女子的奇耻大辱，再从事促进中华民族，及世界人类，进入一个璀璨的 新纪元！”（第19页）。妇女解放仍是她的首要目标，她不会因日益高涨的民族主 义或中共的妇女运动路线而动摇。 尽管中共把优先实现妇女解放贬低为“狭隘的女权主义”，但是刘王立明并 未把妇女解放视为唯一目标，也没有对民族问题置之不理。相反，诸如她这样的 “狭隘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即使在民族危亡之际，妇女的权利和所遭受的 痛苦不应该被遗忘。她们对民族的现时关注体现在她们号召妇女为救国而捐款以 及效力的运动中。1931年9月日军占领满洲后，刘王立明担任了上海妇女救国大 21 同盟成立大会的主席，并号召妇女抵制日货，支援中国军队。251937年9月，当 上海妇女慰问团号召妇女为抗战捐款时，刘王立明捐出了她的金镯和钻戒。26此 外，中华妇女节制会也通过收容妇女来积极参与救国运动。即便如此，在本书的 两位讲述者王伊蔚和朱素萼的记忆中，刘王立明是一个一心扑在妇女运动上的领 袖人物，与国共两党推动的救国运动没有瓜葛。可见当三十年代初救国运动成为 两党的竞争地时，刘王立明试图避免卷入其中。她在表达爱国情怀的同时，秉持 了她作为独立的女权主义者的立场。 刘王立明对中共的消极看法在抗战期间发生了改变。她的丈夫刘湛恩是著名 的爱国知识分子，沪江大学的校长。1937年日军进占华北、抗战开始后，他成为 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会长。当南京日伪政府拉拢他做教育部长时，他拒绝了；上海 被日军占领后，他继续在上海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4月7日，刘湛恩被日伪收买 的中国特务杀害。刘王立明带着三个孩子去了战时陪都重庆，在那里她更积极地 从事抗日活动。她是国民党举行的战时国民参政会的少数几个女参政员之一。由 于她敢于公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而且她是名人——尤其在她丈夫死后——因此 她在重庆时，中共开始跟她接触。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成了刘王 立明的熟人。她把大儿子送往中共在延安（中共的根据地）的军事学院，以此表 达她支持中共的抵抗立场。她同时又把二儿子送到国民党的军校。反抗日本侵略 者是她当时最为关切的事，数百万生活和生命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中国人都抱有 同样的想法。 除了在重庆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外，刘王立明仍继续领导着妇女活动。她成 立了湛恩难童收容所，在战时养育了数百名孤儿。她开办了一所长托幼儿园，照 25 上海妇联《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 26 同上，第143和181页。 22 顾职业妇女的小孩。她也是四川宜宾难童收容所的所长，以及华西女子职业学校 的校长。同时，她仍担任参与抗战的中华妇女节制会的会长。她和其他妇女活动 家一起成立了中华女子联谊会，动员国统区妇女参与抗战。民族危机和丈夫被杀 促使她倾向于中共的动员妇女参与抗战的路线。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两党共同号召妇女参与抗战。在抵抗日本侵 略的统一目标下，城市妇女活动急剧增多。由于统一战线允许共产党在动员国统 区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于是中共的政治力量迅速增长。由统一战线推动的妇女 运动，此时被界定为妇女参与抗日的平等权利。尽管战时妇女运动号召妇女为战 争做贡献而不是强调性别议题，但是许多妇女活动家通过拓展公共活动而增强了 自身的影响力。职业妇女在动员城市妇女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妇女组织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党派界线模糊了。华东沦陷后，许多妇女活动家逃离了日统区，扎 根于中国西北的中共根据地。尽管持续进行的战争中断了五四女权主义的议题， 却使许多妇女参与到政治与军事中。 整个战争期间，刘王立明始终秉持坚定的无党派立场。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 国共两党掀起内战，她把两个儿子召回家，因为他们将被派往残杀同胞的战场。 与二战末期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她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