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关于经济统计

　　 　　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 　　 　　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 　　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从阶下死囚犯一跃而为齐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鲍叔牙的推荐。当齐桓公欲委相于鲍叔牙时，鲍叔牙以国家社稷为重，力荐管仲：“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我能胜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气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犹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儿子，不能不用他们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书篇名。）然而到后来管仲与齐桓公临终论相的时候却没有推荐鲍叔牙，而是推荐了隰朋，这同样是体现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可见，被世人称颂的管鲍之交是建立在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共同志向基础上的友谊。 　　很多人在看新闻的时候最讨厌看数字，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的天文数字毫无概念，因此一遇到文章中的数据就直接掠过，但是在看似枯燥冰冷的数据背后，同样隐藏着很多有趣的信息，下面我们就随便拿起一份报纸，一起来做一番品读。 　　　　 　　近期国 　　 　　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麇集扬州的两淮盐商。而在盐商中，人数最多、势力最雄的又是徽商，他们几乎垄断了两淮所产食盐的全部流通过程，挥金如土，富埒王侯。维持其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无疑是其攫取的巨额垄断利润。其主要手段之一是用不等价交换和放高利贷剥削食盐生产者。 　　 　　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盐商》中说:“两淮(盐)额引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注:应为169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以此推算，购价与销价相距三、四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这一巨额利润，一方面攫取于食盐生产者(即盐场灶户)，一方面则攫取于食盐消费者(即广大劳动人民)。对于食盐生产者来说，两淮盐商的牟利手段主要是大桶中盐、压低收价，此外则是以重利收债的办法来加以剥削。 　　 　　(一)所谓大桶中盐。据乾隆三十一年两淮盐政普福奏称，两淮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以自制大桶量收灶户食盐，与盐场通用之桶相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通过这种手段，两淮盐商一年就可获得纯利润数百万两白银。 　　 　　(二)所谓压低收价。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两淮)灶户所卖之盐、腌盐计二百五十斤为一桶，一桶可得大制钱七百文，而盐商买每桶只给银五钱，或乘其急需而给四钱，仅敷工本，其戥头银水更多克扣。”按当时大制钱七百文合白银一两计算，盐商向灶户收购食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 　　 　　(三)所谓重利收其债。清人王鼎在《两淮盐法志稿》中说:盐商唯利是图，“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就是说，盐商还通过高利贷形式来剥削食盐生产者。按宋应星《野议·盐政议》中所说明末盐商资本“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九百万两”计算，盐商放高利贷的利息率超过33％。 　　 　　明清两淮盐商不仅在流通领域的购买阶段(G—w)采取大桶中盐、压低收价、克扣戥头银水等手段剥削食盐生产者，而且在流通领域的售卖阶段(w—G)采取克扣斤两，囤积居奇、任意涨价和掺假等手段来剥削食盐消费者和小商小贩，以攫取大量的货币财富。 　　 　　如同马克思所指出，“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对这条规律，两淮盐商是很精通的。他们在盐场收购食盐，千方百计压低价格，而在行销时则囤积居奇，随意提高出售价格，以牟取暴利。道光中叶，百姓以稻谷一石，坯换不到一包食盐，当时兼管盐政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提出:“计算场价，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转销各处，竟至数十倍之价。”有人甚至直接指出:盐商“服食奢靡，积惯成习，身家所费，已无限量……皆增加于盐价之上耳。” 　　 　　两淮盐商还采取掺假等奸诈行为来增加利润。关于这一点，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在上给清廷的一份奏呈中，就作过揭露。他说:两淮盐商在销售食盐时，“多方罔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且复每包缺少分两，掺和泥沙”。清人郑祖琛也指出:把持两淮盐政的大盐商们“专其利以病民，百弊为之丛集”，他列数了盐商的好几条弊端，其中一条是:“(食盐)售之于小贩，则搀和有弊，轻称有弊”。 　　 　　总之，两淮盐商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他们凭借食盐运销的垄断权和手中的雄厚资本所攫取到的巨额垄断利润。而这巨额垄断利润，主要是通过剥削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而得来的。他们攫取利润、穷奢极欲的过程，也就是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遭受剥削而日趋贫困的过程 从“官山海”到“盐铁论” 　　 　　 2010-07-14 16:34:17 来自: 刘海波 　　 　　公元前81年，也就是司马迁身后不到十年时间，汉昭帝下令由民间推举贤良文学人士到京城议政，讨论民间疾苦。 　　 　　当时的制度是将盐铁，酒类等物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由此演化成了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经济政策，可效果并不如人意，招致民怨沸腾。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执政者促成了这次震动朝野影响后世的盐铁大辩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一方主张盐铁酒类等经济政策继续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主，而来自民间的代表——60多位贤良文学人士——则一致认为应该废除盐铁酒类官营政策。双方围绕该不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记录后来被整理成册，就是《盐铁论》一书。 　　 　　当时辩论双方各执己见，如桑弘羊认为工商业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盐铁官营可以充实国库增强实力，而国家经营工商业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打击垄断。但是，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清流知识分子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根据事实指出，盐铁类官营产业不但效率低下质量低劣，而且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不负责任，国家经营工商业不过是与民争利罢了——而这本身就是垄断。清流知识分子同时认为立国之本应该是农业而不是工商业。双方的辩论给后人感觉各有各的道理却又各有各的不足，但到底对在哪错在哪却鲜有人说的清楚。 　　 　　“盐铁论”的经济思想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丞相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如果我们追溯“盐铁论”的思想源流，会发现辩论双方实际上已经背离管仲的经济思想太远太远了，“盐铁论”之于“官山海”不过是似是而非罢了。 　　 　　盐铁大辩论之前六百年，据《管子》记载，管仲担任齐国丞相时，国君问计于管仲：该如何治理国家？管仲对曰：唯官山海可耳。盐铁等物产均出自山海，这里的"官”通常被理解成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这就是盐铁论思想的最早出处。据历史记录，管仲的一系列政策使齐国走向了富强并成为春秋霸主。齐国的富强是可信的历史，不过“官山海”是否是使齐国走向富强的政策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将“官山海”理解成国家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话就经验而言是乏善可陈的。那么如何理解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呢？ 　　 　　首先我们要对“官山海”的含义作深入了解。 　　 　　山海的物产需要深加工及异地销售。这意味着山海的物产多和工商业有关，这是说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意味着国家要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可使国民收入增加，政府通过发展工商业也可增加财政收入（今天中国的改革也支持这个观点）——这应该是管仲的本意。 　　 　　其次，工商业及任何产业的发展与自由竞争是分不开的。 　　 　　我们研究“官山海”政策实施的制度背景会发现，当时“山海”这些资源被利益集团垄断着，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环境首先制约了“山海”种物品的产出效率，而这些收益又全部为垄断集团所有，国家财政大量流失——这正是齐国国君为之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管仲推出“官山海”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垄断促进自由竞争，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由国家垄断经营——这是后人对“官山海”政策最为严重的误解。按照现在的观点理解当时“官”的含义有两点：一，就是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由国家或政府所有，而生产经营权对市场开放，从而打击了垄断促进了竞争，进而提高了生产水平。二，“官”意味着公平的制度环境却有保障——“官山海”政策能够成功与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分不开的。 　　 　　最后，“官山海”还有轻赋税的含义。 　　 　　管仲认为发展工商业可以富民，而轻取盐铁之利不但不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还能充实国库——在“山海”产出中只取盐铁之利来充实财政就会有“利出一孔其国无敌”之效。在此，管仲利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使国家强盛的意愿毕露无疑，而历史的记载也证明他的“官山海”政策是富有成效的。 　　 　　对照对“官山海”所做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盐铁大辩论双方显然没能理解管仲的本意，而“盐铁论”也早已和“官山海”背道而驰了。 　　 　　在管仲那里，“官山海”的本意是为了打击特权垄断开放市场而不是制造垄断，桑弘羊在“盐铁论”里的观点却是以重视工商业的名义来促成特权垄断经营。这种观点影响至今，今天我们依然不难发现以国家的名义促成垄断的种种政策。可以说人们从来都没有理解管仲“官山海”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本意。同时人们也没有理解“官山海”轻赋税的含义，反而使工商业完全成了政府或特权垄断部门牟利的产业，令人民不堪重负。 　　 　　再来看贤良文学人士对盐铁政策的理解。他们认为应该取消盐铁酒类官营的政策。认为这些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贤良文学这些观点不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反对的理由却是依据儒家“耻于言利”的教条。他们认为自私的人性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观点看似明智实则缺乏理性认识。经济学上的自私是指通过付出劳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私，而不是通过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私。显然靠特权垄断来限制他人竞争的自私属于后者，但以耻于言利的形式道德口号来反对垄断则是是非不分纠缠不清了，更甚者贤良文学以此来作为反对工商业的理由。如果说桑弘羊之属是打着国家利益的名义行垄断特权之实背弃了“官山海”的本意，那么贤良文学就是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的主张。这种重视农业贬斥工商业的思想后来成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制度基础。重视农业的观点演变成了让农民伏地而生的制度，中国由此变成了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人民自由择业的权利受到了了限制，工商业被打压的同时农业的产业水平也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分工的自然演化停止了，两千年来中的职业角色也就那么几种。所以说在传统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农业大国的特点是分工的演化促成的生产效率可以使不多的农业人口养活全体国民还能有粮食的出口。 　　 　　这次盐铁大辩论因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盐铁论”的思想源流“官山海”的本意，所以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保留了盐类官营，今天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制度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