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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譯者前言 《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係 馬丁 ‧ 貝爾納（ M artin B ern al ）回憶錄 《一生的地理》（ G eo graph y o f a L ife ） 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原文三萬字。貝爾納，一九三七年生於倫敦，劍橋大學博士（一九六六），康乃爾大學教授（二○ ○ 一年榮休），著名學者，煌煌巨著 《黑色雅典娜》（三卷，一九八七 — 二 ○ ○ 六）的作者。《黑色雅典娜》在世 界範圍內有東西方語言十餘種譯本，在學術界影響很大。貝爾納在劍橋大學讀本科時，曾於一九五九 — 六 ○ 年在北京 大學留學，學習中文，此後多次訪問中國。作為一名中國學家和西方的左翼知 識分子，貝爾納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抱有真摯而友好的感情。作為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英國著名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貝爾納（ J. D . B ern al, 1901- 1971 ）之 子，作為一名政治分析家，馬丁 ‧ 貝爾 納親歷和觀察了中國六十餘年的滄桑變遷，有機會目睹和參與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比如建國十周年慶祝活動），近距離接觸了一些重要歷史文化人物（包括毛澤東、鄧小平、郭沫若、蕭乾、夏鼐、楊憲益、周策縱、 W • E • B • 杜波依斯、李約瑟、斯諾、馬海德、路易 ‧ 艾黎、溫德、霍克思、班文幹、 艾弗 ‧ 蒙塔古等），為中國和世界提供 了視角獨特的政治和社會分析，其回憶錄具有特殊的文本價值。另外，作者對 語言高度敏感（這是他從事中國研究和《黑色雅典娜》寫作的重要前提），對細節娓娓道來，無論寫人記事，還是傳情達意，抑或描畫風景，均簡潔、質樸、生動，給人以深刻印象，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其留學北大一章尤為引人入勝。 《一生的地理》尚未正式出版，承 蒙作者慷慨授權，在此先行發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部分中譯文，分四次刊完，以饗讀者。為閱讀方便，譯者增加了幾個標題，重新編訂了目次，譯文的九個部分分別對應原文第十九至二十七章。楊光翻譯了初稿，由郝田虎負責審讀、校改、修正、定稿，並共同增加了譯者註。譯者註除註明來源的以外，有鑑別地參考了相對可 本期特稿 馬丁 ‧ 貝爾納 著 楊 光、郝田虎 譯 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 （一） ( 55 )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靠的網路資源，也參考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二 ○ ○ 九）、陸谷孫主 編《英漢大詞典》等標準工具書。在翻譯過程中，作者解答了一些疑難問題，提供了簡歷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和圖片，匡詠梅老師熱心聯繫出版事宜，在此一併致謝。（郝田虎）一、緒言 在我參加第一部分預考得到甲等 優的成績後 ①1，劍橋大學新任高級導師 約翰 ‧ 布羅德本特（ Jo h n B ro ad b en t ） 鼓勵國王學院的學生讀中文，於是提議給我五十英鎊獎學金去中國學習。我很感激，但也指出這些錢不夠。他就把金額翻番，增加到一百鎊！我和倫敦的中國大使館聯繫之後得知，作為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之子，我可以到北京大學學習，還能減免一部分費用。此外，我父親在俄羅斯出書的版稅足以支付我的機票。 ①2這樣，我決定去中國學習一年。 學院安排我「降級」或者推遲一年參加大考。對中國的興趣 父親一直希望我能對中國產生興 趣。一九四二年，他的朋友蕭乾送給我一本他的書《中國而非震旦》（ C h in a bu t n o t C ath ay ）。蕭乾是一位多產的作 家、記者和政治活動家，當時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 O A S ）做講師。我母親 解釋說，蕭乾拒絕「震旦」的說法是因為那是歐洲認為中國是個神秘天堂而對其的稱呼。然而，中國是個真實所在， 遠非天堂。在長長的獻辭中，作者寫道，儘管中國飽受貧窮和日本侵略之苦，但終將取得勝利。他用毛筆寫下中文，旁邊用藍墨水寫下英文翻譯。我沒有讀這本書，但我覺得獻辭的寫法和書中的中國風景及人物照片非常引人入勝。 蕭乾是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本 來在歐洲做記者，解放後返回中國。但由於海外關係，他在二十世紀五 ○ 年代 的反右運動和隨後的文革中都被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農村，受到很大衝擊。一九七八年平反之後重新開始寫作。他年輕時曾批評詹姆斯 ‧ 喬伊絲的作品枯 燥難讀，但在晚年（他一九九九年去世）卻和第四任妻子文潔若把《尤利西斯》翻譯成中文，做了六千多條註腳！ ①3 我與中國的下一次邂逅在達廷頓 （ D artin g to n ）。如前所述，桃樂西 ‧ 埃爾姆赫斯特（ D o ro th y E lm h irst ）的 第一任丈夫威拉德 ‧ 斯特雷特（ W illard S traig h t ）在二十世紀初時與中國有過 密切接觸，儘管接觸方式非常可疑。他 ▲ 一九五九年，貝爾納教授父子於倫敦。 ( 56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收集的圖片和物品在康乃爾大學的威拉德 ‧ 斯特雷特紀念館展出，還有一些被 安置在達廷頓府第（ D artin gto n H all ）。 ①4 一九四七年我十歲時，達芙妮 ‧ 楊（ D ap h n e Y eo ）和溫蒂 ‧ 楊（ W en d y Y eo ）兩姐妹從香港過來上中學。溫蒂 和我同班，她聰明漂亮，我很喜歡她。遵從「打情罵俏」（ fig h t b e fo re y o u flirt ）的古訓，我們用棍棒代劍無休止 地「打鬥」。不知道從哪裡得來一張巨大的中國地圖，我們在那上面追蹤共產黨一九四八年的南進。在我們倆的戰鬥中，我一直保持勝利，但溫蒂作為堅定的親國民黨者進行了頑強抵抗。 多年以後，我收到一張從香港寄來 的明信片，落款是「溫蒂和喬」。開始我並不知道是誰寄來的，半晌之後才意識到是喬 ‧ 鐘斯（ Jo e Jo n es ）和溫蒂 ‧ 楊。喬當時繼理查 ‧ 馬昆德（ R ich ard M arq u an d ）之後在香港拔萃女書院教 書，在那裏遇到了溫蒂 ‧ 楊。馬昆德此 前參加了英國皇家空軍的語言課程，我卻遭到拒絕。 ①5一九八七年，我重新和 溫蒂聯繫上並共進午餐。我們都倍感愉悅，還約定二十年後再相聚，但我們錯過了這一機會。 達芙妮和溫蒂是歐亞混血巨富何東 爵士（ Sir R o b ert H o tu n g, 1862- 1956 ） 的後代。爵士是怡和洋行（ Ja rd in e M ath eso n co m p an y ，在香港別稱渣甸公 司）的買辦，該公司統治了香港十九世紀大半時間的鴉片業和二十世紀相當時間的一般性商業。渣甸（ Jard in e ）家 族、馬地臣（ M ath eso n ）家族和凱撒克 （ K esw ick ）家族均來自蘇格蘭丹弗里斯 自治市（ D u m ph ries ）方圓十五英里以內 的地方。凱撒克家族的兩姐妹也來過達廷頓。幾乎與我同齡的斯特拉（ Stella ） 相貌出眾，留著黑色直髮，她的體貌特徵使我相信她有中國血統。我在倫敦和劍橋還認識和她來自同一個郡的另外兩位女士。渣甸和馬地臣家族的後代有在東方納妾的傳統。但這兩位年輕女士暗示我，這樣的血統混合也反向發生。 我初次嘗試學習中文是受到拉丁 文老師羅齊（ R o sie ）的兒子邁克爾 ‧ 羅森堡（ M ich ael R o sen b u rg ）的啟迪。 麥克找到一本叫作《自學漢語》的書，滿懷著對漢字的熱情建議我們倆一起學。我們只學完了第一課，但我仍然記得書中殖民色彩濃重的第一句：「門口有人。」 ①6這句清楚明白，因為除了 「有」字，其他全是表意字：「門」是客廳的旋轉門，「口」是一個空蕩的長方形，「人」是一個簡明的呆瓜形象。令人難過的是，由於各種危機，麥克從未能實現他巨大的創造潛能和知識潛能。 我的父母鼓勵我對中國和中文 的興趣。母親安排我跟隨駱惠敏（ L o H u im in ）學習，駱先生當時住在威廉 ‧ 燕卜蓀和赫塔 ‧ 燕卜蓀夫婦（ W illiam an d H etta E m pso n ）房子的角落裏。威廉 在中國度過的時光和赫塔的南非白人血統意味著中國和非洲的藝術家、作家和學者是他們家裏的常客。 ①7駱先生極富 魅力，是一位重要的學者，但對基礎教育似乎耐心不足。 ①8我父親安排我跟隨 他實驗室裏的一名中國學生學習的課程也不甚成功。 比這些早期接觸更重要的是我父 ( 57 )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親以及後來我自己同李約瑟（ Jo se p h N eed h am ）的友誼。 ①9李約瑟和我父親 常常被相提並論。他們二人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同齡人，都是有著極其廣泛的人文興趣的科學家，篤信科學家社會責任的左翼人士。他們戰勝了當權派對他們政見的仇恨並得以在學界立足，因為到二戰結束時，他們已經功成名就，不可小覷。 然而他們的生存方式有所不同。 我父親在相對開明的倫敦大學伯克貝克（ B irk b eck ）學院供職，並使其成為科 學活動的國際中心。李約瑟任教於劍橋大學岡維爾 — 基茲學院（ G o n v ille an d G aiu s C o llege ），在新課題「中國科學 史」上建樹卓著。在某種意義上，應該說這所封建學院保護了他，使他不受資本主義大學之害。李約瑟喜歡在學院慶典中身著中世紀長袍。 我想大概是在我十五歲時，父親 開始把我帶到李約瑟的休息室裏。我們經常被留在那裏乾等，只有在茶歇時他才接見我們一刻鐘。我很驚訝他竟然用這種方式來對待老朋友。我父親似乎更 體諒他，對我解釋說李約瑟為自己制定了撰寫多卷本中國科學史的艱鉅任務，但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在這個問題上，他似乎無需多慮，事實上他一直活到九十四歲還能工作！在休息室等候的時候，我嗅著那些書，看著那些地圖，問他的中國合作者們問題，這是何等讓人振奮的時光啊。特別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魯桂珍（ L u G w ei- d jen ），似乎在時 間上對來訪者更為慷慨。 ①10 李約瑟無疑是劍橋最為知名的中 國問題學者。因此，在古斯塔夫 ‧ 夏隆 （ G u stav H alo u n ）英年早逝之後 ①11，許 多人認為他會被委任為教授。但學校當局似乎認為他不夠格，因為他接受了中國關於美國在朝鮮進行過細菌戰的說法，這被認為是完全缺乏判斷力。事實上，一九七一年的新資料顯示，美國人對待日本科學家很好，儘管他們曾經在中國、朝鮮，甚至一些美國戰俘身上進行過聳人聽聞的實驗。另外，日本人的工作方式和中國控訴的細菌戰的方式大致相同。 ①12這些事實證實了中國的說 法，也證明了李約瑟的肯定是正確的。 除了政見上的不同，劍橋的漢語講 師們排斥李約瑟是因為他們認為李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漢學家。我在劍橋求學時，他們經常通過手勢和表情暗示我別把他當回事兒。 二十世紀五 ○ 年代末，美國權威漢 學家芮沃壽（ A rth u r W righ t ） ①13籌備舉 辦一次道教國際會議，李約瑟在政治和學術上的失意在這一過程中有所體現。由於道教是李約瑟關於中國科學思想的核心，他詢問自己能否參加，卻被告知經費不夠。李回答說如果是這個問題，他可以自費，然後他們就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他。後來我聽說與會者認為他的研究工作不夠專業，但是困難在具體批評中凸顯了出來。當一位學者指出李在甲問題上的錯誤時，另一位卻說：「我同意甲，李約瑟錯在乙上。」總之，李約瑟的研究並非在學術上無法接受。相反，在與他同時代的當權漢學家們久已被遺忘的時候，他還會被人記起。 在教授事件中，一位剛剛畢業的 特德 ‧ 普利布蘭克（ T ed P u lleyb lan k ） 博士被任命為教授。 ①14我不知道李約瑟 ( 58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是否真想得到那把交椅，但事實上他卻因禍得福。他因此能夠專注於畢生的事業，之後建立了他自己的李約瑟研究 所，並在合作者的協助下，最終完成了科學史。 十年後，李約瑟是我博士論文的少 數讀者之一。讓我驚喜的是，他認真地說：「讀起來像是小說，」顯然是溢美之辭。二、一九五九，去中國去中國 乙等下的成績令我非常沮喪。 一九五九年七月，我出發前往中國，先飛到莫斯科，在那裏有蘇聯和平委員會指派的嚮導接我。我父親幾個月前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我在柏林酒店住了幾天，然後繼續飛往蒙古和中國。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時間裏，我都自個兒呆著，讀愛葛莎 ‧ 克利斯蒂（ A gath a C h ristie ）的小說。 ①15 在餐廳裏，我和一個美國人共坐 一桌。他正在為一個美國展覽做籌備工作，幾天後，赫魯雪夫和尼克森就在那個展覽上展開「廚房辯論」。 ①16他抱怨 蘇聯方面對展覽的每一點都有異議。例如，蘇聯人說美國公寓的模型太富麗堂皇了，但是美國人卻覺得模型比他自己住的公寓小多了。我的桌友顯然對美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全無所知。同樣，他認為蘇聯人對白人婚禮派對照片中出現黑人的指責毫無道理。我不得不指出，在一九五九年（就像現在一樣），這種情況確實不常見。 抵達莫斯科時，我尚未充分意識到 五月的 U 2 偵察機事件後兩國關係的緊 張程度。 ①17蘇聯五月中旬擊落美國 U 2 偵察機的時候，美國人認為已經機毀人亡，因此長篇大論地解釋他們的一架飛機是如何在土耳其邊境上空越界數英里的。幾星期後，赫魯雪夫興高采烈地宣佈，蘇聯人手裏不僅有在蘇聯中部被擊落的飛機，還有生俘的飛行員加里 ‧ 鮑 爾斯（ G ary P o w ers ）。措手不及的美國 人仍然拒絕道歉，結果下一輪美蘇會談被取消，儘管展覽仍然照常進行。 這一事件對我的思想和政治分析 產生了長久的影響。在此前一年的一次學生會議上，有人告訴我美國人在蘇聯 ▲ 貝爾納和妻子（後排站立老者）及全家人的合影。二 ○ ○ 九年攝於紐約州凱約 嘉湖畔。 ( 59 )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領空用間諜機開展偵察活動。那時我根本不信，強烈辯駁，以至於告訴我的那個人退縮了。不管在中學還是大學，我學到的都是要對任何挑戰流行看法或西方政治權力的「陰謀」持懷疑態度。然而 U 2 事件卻證實了早前「盛傳的謠 言」，對這種懷疑論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我與拉爾夫 ‧ 派克（ R alph P arker ） 及其夫人共度了一個早上。拉爾夫曾任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作為反納粹人士，他跨到蘇維埃的陣營，留居蘇聯。他的俄羅斯妻子向我描繪了一九五六年之前她和少數幾個信任的朋友所感受到的令人不寒而慄的恐怖圖景。到了一九五九年，他們被放鬆管制，可以接觸左翼人士以及在蘇聯的西方進步人士的子女。 下午，我和卡皮察一家喝茶。 我父親自二 ○ 年代起就與彼得 ‧ 卡皮 察（ P e te r K ap itza ）在劍橋相識。 ①18 一九三四年，卡皮察像往年一樣，回蘇聯探望母親，但被扣留。此後不久我母親還曾見過他。他告訴我母親，感覺自 己像一個本來要為愛獻身但卻被強姦的女子。那天下午，我們在他家的花園裏吃覆盆子。果子裏面滿是蟲子，但是為了對他們的殷勤表示讚賞，我全都吃完了。卡皮察和夫人想談談英格蘭，特別是吉伯特（ G ilb ert ）和沙利文 （ S u llivan ）。 ①19他們的一個兒子剛剛從 西伯利亞遠征歸來。直到一九六四年，蘇聯人的身分仍然很酷。作為一個現代人，他們的兒子極其樂觀，對父母的懷舊滿是不屑。聽了他所描述的蘇聯遠東，我很興奮。卡皮察夫婦有一隻漂亮的小獅子狗。他們說它曾經是毛澤東的愛犬，但是成千上萬的狗在打狗運動中被屠殺。毛為了保護它，把它送給了蘇聯大使。大使是卡皮察家的朋友，又把狗轉送給了他們。 我從莫斯科飛往伊爾庫茨克時乘坐 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的航班，飛機在車里雅賓斯克和鄂木斯克稍作停留。不知何故，航班從車里雅賓斯克開始轉向，降落在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結果，到達伊爾庫茨克的時候，我的時差反應很強烈，但最終坐上了一架飛往烏蘭巴托 的小飛機。蒙古 我也不知道自己期待著看到什麼 風景，但飛機降落時我看到松樹覆蓋的山岡，很是驚訝。我可能是飛機上唯一的乘客，也記不得蒙古和平委員會的代表和翻譯把我帶到汽車上時履行了什麼手續。我們穿過一片片蒙古包，開車到城裏。我問那位翻譯他是否在蒙古包裏睡過，他告訴我他就住在蒙古包裏。我對住的那家酒店唯一的印象就是那裏的飯菜：成堆的肉，我想是羊肉，兩個小碗，一個盛飯，一個盛蔬菜。真正的問題是喝什麼。我不放心那裏的水，所以我只有兩個選擇，極烈的蒙古伏特加或者馬奶酒。馬奶酒是一種發酵的母馬奶，入口時，嘗起來像清爽的優酪乳，後半段的味道卻既像酒精又像馬糞！我在蒙古待了五天，胃竟然沒出問題，實在令人驚奇。此後四十年，我都沒再碰過馬奶酒，直到二 ○ ○ 六年在吉爾吉 斯，有人從蒙古包裏走出來，端給我一 ( 60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些盛在裂了縫的碗裏的馬奶酒。回想起以前的那種感覺，我拒絕了，對自己的無禮感到十分抱歉。 到達蒙古的第二天早晨，我的東 道主建議我雇輛車，帶我去參觀傳統的遊牧生活。然而我再次錯過了這個絕佳的機會。他們告訴我大概要花一百英鎊（以蒙古貨幣單位圖格里克計算），當時外幣僅僅允許兌換這麼多。我想著在中國的一年還需要錢（結果證明是錯誤的），於是拒絕了。他們就只能在城裏幫我找點事做。烏蘭巴托本身就很好玩了，成群的羊、馬和騎手。大部分人穿著蒙古傳統絲綢服飾和華麗的皮靴，但是還有一些人穿著破舊的蘇聯衣服。我們爬上一座景色壯觀、具有宗教意義的小山，走在我們旁邊的一對夫婦抱著一個小包袱，雖然我的導遊矢口否認，但包袱裏面顯然是個死嬰。 我被帶去見了一位高級喇嘛，他經 常在他那寬敞堂皇的蒙古包裏會見外國客人。他用黑茶磚混合酥油和酸黃油製成的藏茶招待我。在喝過伏特加和馬奶酒之後，我對有藏茶喝感激不盡。按照 佛教傳統，他送給我傳統禮物，一條精美的白色絲巾（哈達）。作為回報，我只能給他一張可憐的英國明信片。他談到世界需要和平，他們僧侶們又是如何地祈禱和平。 第二天，有人陪我參觀了國家 博物館。一九二二年，美國探險家羅伊 ‧ 查普曼 ‧ 安德魯斯（ R o y C h ap m an A n d rew s ）曾經遠征蒙古 ①20，希望能夠 找到早期「人類」的遺跡，以駁倒「智人」起源於非洲這一令人討厭的結論。安德魯斯沒有發現早期人類的遺跡，但是發現了蒙古蘊藏著世界上最豐富的恐龍地層。因此，一九五九年的烏蘭巴托博物館已經藏有異常豐富的恐龍骨骼。那裏還有填充過的現代動物以及蒙古生活展品。他們對待成吉思汗的態度很曖昧。我的導遊總是恭敬地稱他為「成吉思汗先生」。我還注意到，他們寫便箋時不用官方的西瑞爾字母，而是用傳統的蒙古字母。 兩天之後，我乘火車前往北京。穿 越蒙古的鐵路幾個月前剛剛開通，大大縮短了通向滿洲里的路程。我本來以為 自己是乘坐這趟車的第一個英國人，但當時英國駐北京使館的一位小官員對我的想法提出了異議。從烏蘭巴托向南，地勢更平坦，氣候也更乾燥，等到達戈壁灘時，天氣變得愈發炎熱。單調旅途中唯一的調劑就是馳向鐵軌的一群群牧馬人，他們大概是為了看看火車這個新奇觀。這時，我的胃崩潰了，蒙古列車上的設備實在讓人失望。在一陣陣胃痛發作的間隙，我讀著簡 ‧ 奧斯丁（ Jan e A u sten ），多麼希望我人就在漢普郡。 ①21幸運的是，一些在蘇聯和東德留學的 越南學生正在回家的車上，可以用法語和我交談。他們給我茶喝，親切而樂於助人，讓我對越南的第一印象很好。到達 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是一股超強 的酸菜（醃白菜）味和大蒜味，以及與我在劍橋學習的中文一點兒都不一樣且聽不懂的中國話。官員要求查看我的護照和簽證，顯然對他看到的並不怎麼滿意，這在當時並不奇怪。不管怎樣，我 ( 61 )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被允許繼續乘車旅行。在黃昏的煤塵中，我看到的第一個中國城市是大同。它正是一個中國城市應有的樣子，有著非常「中國式」的街道和寶塔，和蒙古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們在午夜到達北京，沒人來接。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在周圍逛蕩，直到看見一個屋子裏坐著一位老人，還有一台電話。我走進去，對他說「英國人」和「大使館」。過了一會兒，他把電話遞給我，電話那頭傳來一個非常英式的男聲。我告訴他我剛剛到，說好要接的人沒來，我的漢語水準有限，也沒有錢。那個男聲問：「你和誰在一起？」我說「就我自己」。他說：「抱歉幫不了你。」 遭到大英帝國的斷然拒絕後，我走 出屋子，走進溫暖的夏日夜晚，街上生氣勃勃。這種景象讓我漸漸高興起來，我看到那麼多以前在右翼報紙上讀到的中國「藍螞蟻」。我走向一排計程車，向他們解釋說，我沒有錢，但是能不能先把我帶到旅行社。終於，有個司機沒聽懂，帶著我到了旅行社。不出所料， 辦公室大門緊閉，因為那時已經過了凌晨一點。我和司機站在街上，不知怎麼辦才好。這時，三輛計程車開過來，裏面下來二十個興高采烈的法國人，有男有女。原來他們是自行車運動先驅者（ p io n eer cyclists ），也和我一樣，沒人 來接，但他們對此並不失望。他們有錢，還給了我一個多餘的睡袋，我們就打算在人行道上安頓下來。計程車司機看到外國人要在北京街頭睡覺，有點兒慌亂，他們打著手勢讓我們不要那樣，還有一個司機消失了。二十分鐘後他又回來，帶著幾個看起來像是官員的人。我們又坐進計程車，被帶到前門飯店，在豪華客房裏度過了下半夜。 僅有的另一次去前門飯店是那年 秋天，我看到「末代皇帝」站在酒吧的另一端。那一次，我被介紹給莫里斯 ‧ 柯恩（ M o rris C o h en ），綽號「雙槍馬 坤」。他本來是個小混混，後來成為孫中山的保鑣。 ①22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去世 後，柯恩仍然忠心耿耿地追隨著孫的遺孀宋慶齡和她的妹妹 — — 蔣介石夫人宋 美齡。一九四九年之後，「雙槍」成為 為數不多的幾個能夠自由往來於大陸和臺灣的人之一。在大陸，他不能攜帶武器，所以他叫人做了幾支微型銀手槍，驕傲地展示給別人看。三、一九五九 — 一九六 ○ ，留 學北大 到達北大 在北京的第一夜完全是「暫停時 間」（ tim e o u t ）。這種缺乏組織完全不 像那時我在中國的其他經歷。第二天早上，北大留學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匆匆把我送到學校裏全體學生居住、像營房一樣的宿舍樓。留學生宿舍和中國學生宿舍的區別是：留學生宿舍兩人一間，每天供應兩次熱水，而中國學生宿舍是六人一間。我到的時候還是假期，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工作人員建議我去北戴河海邊，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就去那裏度假。但是我旅途勞頓，婉拒了他們的建議，決定留在校園裏。這一次我絲毫沒有後悔拒絕繼續旅行的建 ( 62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議。儘管酷暑難耐，我還是覺得留在校園裏更加受益。 第二天早晨，一名中國學生來敲我 的房門，聲稱「我是你的朋友」。我沒有意識到漢語裏的「朋友」和英語裏的「朋友」語義上的不同（有時譯成「看管者」更合適），所以他這樣的自我介紹讓我驚訝，也讓我們陷入一個糟糕的開局。不管怎樣，我的「朋友」領著我逛了美麗的校園，這裏原來是滿族親王的花園。一九一一年，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買下它，建成一所中國學生留美的預備學校，名叫「清華」。（庚子賠款是外國列強要求中國政府補償義和團運動對列強財產造成損失的賠款；義和團得到了滿清政府中一些勢力的支持。） 北京大學（北大）最初在市中心， 但是解放後於一九五二年搬到老清華所在地。清華仍然佔據著校園的其他部分，變成一所技術學院。 ①23奢華的北大 校園有曲折的小徑、池塘、雅致的石桌、鼓狀的石凳，還有寶塔。一座座宿舍樓和在每一個石桌旁石凳上學習的學 生並不能改變這種整體印象。 我不記得是如何擺脫我的「朋友」 了，但是我們的不合顯然已經被「門房」注意到了。這個小官住在我們樓門旁邊的房間裏，整天寫個不停。總之，我們覺得在任何時間，當局都清楚我們這些外國人在哪裡，和什麼人在做什麼。想想我初到火車站時的混亂，的確是個異數。 我獨自一人時，大部分時間泡在游 泳池邊，和一群似乎也有大把時間的學生交往。他們是物理學家，剛剛畢業，在等著分配到大學或政府部門。有些人能說一點英語，但那不是我覺得他們比我的「朋友」更加親切的唯一原因。儘管我羞於承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階級偏見。我的「朋友」皮膚不好，顯然是工人或農民出身。物理學家們則看上去更強壯更健康。他們一九五九年畢業，那麼應該是一九五五年階級指標被固定下來之前進入北大的。所以，他們因為資產階級的出身得到了精英教育的益處。我的朋友錢文源（ Q ian W en yu an ） 對我承認了這些。 ①24多年之後，他在美 國告訴我，他的階級出身比他對我說的還要差：他們家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封建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地主，為曾國藩將軍在十九世紀六 ○ 年代鎮壓太平天國運 動出過力。 我開始和錢混在一起，我們之間 曾進行過有風險的政治討論。從北大畢業的物理學家顯然是珍貴的稀有物，他們的分配由周恩來總理領導的國務院直接批准。我們很快得知為什麼分配遲遲沒有宣佈。周恩來正在廬山參加一次重要的黨中央全會。廬山是俯瞰長江的一座山峰，二十世紀二 ○ 年代，一些外國 企業家建造了度假村，美其名曰「牯嶺」。 ①25一九五九年夏天，大躍進正如 火如荼。這場多側面的超級運動首創了人民公社、農村工業和後院熔爐煉鋼等新事物。人民公社不允許私人做飯，公社食堂允許農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到了冬天，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糧食都快吃完了。與此同時，基層官員迫於形勢，不斷虛報大躍進的功績，媒體也大肆鼓吹糧食豐產和其他物資供應的激增。即使像我一樣處在中國社會邊緣的 ( 63 )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人，也注意到事實和宣傳的差距，我的物理學家朋友們在家裏談論嚴重的糧食短缺。 那時我們並不知道，國防部長彭 德懷元帥已經在廬山會議上激烈批評了毛和大躍進。毛澤東進行了同樣有力的回擊。結果，彭被免職。但是從長遠來看，大躍進的大多數措施都被取消。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替。毛說自己「像葬禮上死去的親戚」（ “ like th e dead relative at a fu n eral” ） 一樣被對待。 ①26一九六五年後，毛在文 化大革命中得以復仇。但在當時，我們只注意到一些增產數字的減少，以懷疑態度試圖把兩者聯繫到一起。英國使館 一九五九年還沒有英國駐華大使， 但是有一個英國駐華使館。一名叫伊恩 ‧ 史蒂文生（ Ian S tev en so n ）的低級 專員不知怎麼得知我到北大的消息，邀請我共進晚餐。他和他妻子所居房子的廣闊地界原為老使館，一九 ○ ○ 年時曾 被義和團半心半意地包圍過。在二十世紀五 ○ 年代的運動中，使館庇護過因為 吃大量糧食而成為消滅對象故逃難而來的麻雀們。後來有人指出，麻雀同樣也吃大量害蟲，運動因此緩和了。 去「另一邊」讓我覺得有點內疚， 但是使館的晚餐十分舒適，後來我還去過一兩次。如果他們邀請我是為了從我這裏獲取有價值的資訊，那他們一定失望了，因為即使我想幫忙，我對他們感興趣的事情也知之甚少。外國學生 七月的宿舍裏已經住進了一些外國 學生，更多的在新學期開始前的八月底到達。程度好的學生主要來自東歐集團國家 — — 蘇聯、波蘭、東德，每個國家 大概十名。從西方國家來的學生是像集郵一樣被選出來的：四個埃及人，兩個法國人，兩個義大利人，兩個澳大利亞人，一個挪威人，一個丹麥人，一個冰島人，等等。埃及人還製造了兩樁尷尬事。頭一樁是有一次我收到一封請柬， 邀請我參加為了慶祝蘇伊士運河「勝利」周年舉行的派對。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也給了我一封派對請柬，時間完全相同。來自同一國家的兩名留學生可以每人去一個，但是我們這些只有一個代表的就必須抉擇。我本來想參加埃及的派對，但在中國的壓力下，兩個都沒去。另一樁尷尬是有一次埃及學生找我幫忙填美國大學的申請表。有個問題要求填寫「種族」（有趣的是，這預示了我後來的研究方向） ①27，我出於道德的 考慮，告訴他們應該寫「人類」。他們覺得我說的不對，我想他們是填了「白人」或「高加索種人」。 假期裏，一些學生回國，更多的 則從中國去越南和朝鮮旅遊。不久，來了大量的朝鮮學生和越南學生，之後又來了三十個伊拉克學生。每個伊拉克學生都在自己房間的牆上掛了親共的阿卜杜勒 ‧ 卡里姆 ‧ 凱西姆（ A b d u l K arim Q asim , K assem , Q assem etc. ）將軍的肖 像。但是其中一個學生告訴我，「你並不明白，其實我們恨他。」他們大都出身中產階級，害怕將軍的社會激 ( 64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進主義。我相信他們大部分人都歡迎一九六三年美國策劃的讓薩達姆 ‧ 侯賽 因（ Saddam H u ssein ，臺灣通譯為海珊） 掌權的政變。 ①28 他們還怨恨凱西姆政府把他們送 到中國來。他們不願意待在北大，只要一有機會就反抗。我們的課程大部分在早上七點開始，但是伊拉克人八點半後才來上課。他們聲稱自己的腸子八點半之前動不了。 ①29據說他們把課上大部分 時間用於糾正口譯員的阿拉伯語。對於他們來說，一天中最興奮的時候是北京時間凌晨三點，伊拉克時間晚上九點。那時巴格達廣播電臺開始播放音樂，他們狂飲之後跟著一起唱。悲劇的是，我的房間夾在伊拉克人和越南人的宿舍中間。一兩個小時之後，一輪社會主義紅日就會升起，越南人就會起床，邊刷牙邊唱歌。 我不知道越南人在哪兒吃飯，但 不是和我們其他留學生在一起。也許是和中國學生一起吃，但是他們的飯菜比我們可差遠了。我感覺中國學生並不怨恨這種差距，反而把它看成是中國人的 自豪。因為那證實了外國人不能「吃苦」，特別是西方人。我們留學生餐廳在校園中是比較古老的部分。開始幾週，我的飲食種類有限，因為我只會點「煎兩個雞蛋」。好在我的辭彙量在雞蛋吃光之前增加了。在餐廳裏，我一般和西歐學生一起吃飯，後來美國學生也加入我們。蘇聯學生、東歐學生和一位神秘的維吾爾族公主在其他桌吃飯。 吃飯時我們說英語，在其他地方也 一樣，或者用我們的洋涇浜漢語。記得有一次在公車上，我和一個蘇聯人正用洋涇浜中文交談，自我感覺良好，這時我聽見一位老人問另外一個人，我們在說哪國話。幾個月之後我開始穿中國衣服，我的頭髮也長得比平時更長了。我記得在公車上有兩個老人看著我，其中一個問另一個：「男的還是女的？」另一個說：「都不是，是老外。」 所有外國學生到齊之後，我們就進 入審核程序。我在體檢時遇到了麻煩，因為我下定決心不拍 X光片。護士對我 很溫柔，就像對待一個頭腦簡單的農民。她告訴我就是拍張照片，一點兒都 不疼。我仍然拒絕了。之後檢查生殖系統時，一個看起來氣度不凡的男人跪在我面前，用優雅的英國口音問我在北京過得怎麼樣。他顯然在英國受過教育，但是因為他的右派觀點正在受辱。我沒有聽見他對其他任何人這樣說話，但是我不知道他從哪裡認出我的「淘氣傢伙」 ①30是英國的。我也不知道他此後是 不是因為和我說話而受到了懲罰。 大約一個月後，一天早晨，我上 課遲到，找了牙疼作為藉口。儘管我不願意，他們還是把我送到診所，打了一針青黴素。我起了疹子，打電話給敘利亞裔美國醫生馬海德，下文中我還會提到他。 ①31他給我開了方子，對疹子很有 效，但也讓我嗜睡得厲害。從長遠來看，更重要的是青黴素可能讓我的骨髓纖維化，這在五十年後對我造成了相當的困擾。 回到一九五九年，我們分了班。 蘇聯和東歐國家學生的水準很高，足以讓他們和中國學生一起學習，有幾個西方學生也能達到這個水準。留學生多的國家，比如朝鮮、越南、伊拉克等，他 ( 65 )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們才剛剛開始學習中文，被單獨教學。我們的教材是新編的，漢語課文英語注解。教學採用「浸泡式」，老師可以一點兒英語都不會，但實際上她經常突然說起英文。我們班是混合班，有一對古巴夫婦，他們是共產黨員，對巴蒂斯塔（ B atista ）忠心到底。 ①32讓我失望的是， 他們和剛剛上臺的卡斯楚（ C astro ）毫 無關係。 班上的另一同學是塞西莉 ‧ 戈登 （ C ecily G o rd o n ），她父親是加拿大電 影製片人，正在拍一部關於加拿大醫生諾爾曼 ‧ 白求恩（ N o rm an B eth u n e ）生 平的電影。 ①33白求恩英勇地參加了西班 牙內戰，後來到中國紅軍中做野戰手術。他死於敗血症。塞西莉是典型的北美青年，活潑可愛，很快交了一個阿爾巴尼亞男友。他們倆一起參加晚間派對。男友的共產黨組織當時並沒有反對，但是我聽說他後來陷入了麻煩。我們班還有塞西莉的女友，安靜的斯里蘭卡姑娘珊提（ S h an ti ），還有大塊 頭的塞浦路斯人邁克爾（ M ich ael ）， 他聲稱自己曾是塞浦路斯和希臘合併 運動反英游擊隊（ E O K A ）成員，但 不大令人信服。班裏還有一位埃爾西 ‧ 費爾法克斯 ‧ 查姆利（ E lsie F airfax C h o lm o n d ely ），她有著貴族的嗓音和 派頭，和她的名字非常相稱。埃爾西是個激進的毛主義者，曾在中國生活多年，從事出版和潤色翻譯的工作，但是一直沒有學習漢語。這讓我成了班裏漢語水準最高的學生，在劍橋受到的訓練開始發揮作用。在每週的例行小考中，我只有一次沒有拿到最高的五分。那次是耶誕節期間，我蹺課和其他一些外國人去參加派對。我堅持說應該尊重少數民族傳統，但他們並不認同，只給了我兩分。與此同時，總是抄我作業的邁克爾得了五分。班文幹 不管在中國還是以後，對我人 生影響最大的外國學生是雅克 ‧ 班 巴諾（ Ja c q u e s P im p a n e a u ，中文名 字班文幹）。我把他的名字翻譯成「 P im p e rn e l 」（即「難以捉摸的事 物」），名字和人頗為匹配。無論使用法語、英語還是漢語，他都非常健談，惹人注意。他說這些語言的語調很有特點，我看他無論說哪種語言都是在說一種語言 — — 班文幹語，只不過這種語言 有法語、英語和漢語三種方言。他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他比我大兩歲（實際上相當於四歲，因為他狡猾地逃了兵役），關於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知識遠高於我。 他在上世紀七 ○ 年代和八 ○ 年代的法國時是「境遇主義者」（ S itu atio n ist ），隨後又宣稱自己是無 政府主義者。對他來說，規矩就是用來打破的。比如明知吸煙有害健康，但他曾經而且可能現在仍然是桿煙槍。可是，他雖然叛逆，卻能夠和當權者建立聯繫。他似乎時時知道正在發生什麼。比如，他告訴我，中國政府認為我的態度不夠積極。人際關係和忠誠對他來說至為重要。他對性著迷，自稱是法國登徒子喬治 ‧ 巴塔耶（ G eo rges B attaille ） 的弟子。 ①34他不承認自己是同性戀， 但告訴我他曾和一個老男人有染。他 ( 66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的社交能力與他的性傾向和專一同性戀性取向的疊合有關。我舉兩個這方面的例子 — — 大衛 ‧ 杜波依斯（ D av id D u B o is ）和羅伯特 ‧ 溫德（ R o b e rt W in ter ）。 大衛 ‧ 杜波依斯W • E • B •杜波依斯為參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慶典，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來到中國。我被安排站在歡迎隊伍裏，同這位我從沒聽說過的偉人握手。杜波依斯的夫人雪麗 ‧ 格雷 厄姆（ Sh irley G rah am ）和他們領養的兒 子大衛（ D av id ）與他同行。 ①35大衛想 逃離美國的種族壓迫，在中國完成自己的學業並生活在中國。但是一個月左右之後，他決定只在中國完成學業，然後和他父親去迦納或非洲的其他地方。耶誕節之前，他又把留在中國的時間進一步縮短到一年。變化的原因之一是他所經歷的明顯的種族歧視。我發現和他走在一起的時候，別人的反應與我和其他朋友走在一起時大為不同。對非洲人的 顯著偏見在其後的三十年一直延續，於一九八九年中國各城市的反黑人暴亂中達到高潮。暴亂在某些方面是天安門事件的前奏。 大衛對中國失望的另一個原因可能 是因為中國完全不能夠容忍同性戀。我聽說軍隊裏的同性戀者會被判處死刑。班文幹告訴我大衛是個激進的同性戀者。儘管我知道奧登（ W ystan A u d en ） 是同性戀 ①36，也認識我母親的其他同性 戀朋友，但班文幹告訴我他的同性韻事的時候，我還是很震驚。我根本無法想像什麼是「激進的」同性戀者。 我一九六 ○ 年春天離開中國，在 那之後不久，大衛也離開了。他在開羅當了半年的記者和大學老師。一九九五年，我和萊斯利（ L eslie ） ①37參觀了他那 俯瞰尼羅河的漂亮公寓。另外半年他在麻州西部的艾姆赫斯特學院（ A m h erst C o llege ）擔任新聞學教授。他在二 ○ ○ 五年或二 ○ ○ 六年左右去世。遺憾的 是，他去世前不久把他父親的文件和遺物賣給了斯基普 ‧ 蓋茨（ Skip G ates ）在 哈佛大學的學術帝國。 ①38（待續） 註釋： ①1劍橋大學本科為三年學制，其文學士榮譽學位考試（ trip o s ）一般分為如下三部 分：第一年末的第一部分預考，第二年末的第一部分，以及第三年末的第二部分。成績有甲等、乙等等，每一等內又有上下之分。作者一九五九年去中國留學之前還參加了第一部分的考試，成績為乙等下（見下文）；一九六 ○ 年回國後繼續學習 一年，參加了第二部分考試，成績為甲等優。在當時，停學一年是很罕見的。見作者致譯者（郝田虎）的電子郵件（二 ○ 一二 — 三 — 一一）。 — — 譯者註 ①2約翰 ‧ 德斯蒙德 ‧ 貝爾納（ J. D . B ern al, 1 9 0 1 - 1 9 7 1 ），英國物理學家、分子生物 學家、科學社會學奠基人。一九三七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一九三八年擔任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物理學教授。他關心社會，為反法西斯鬥爭和保衛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曾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 — — 譯者註 ①3蕭乾（一九一 ○ — 一九九九），蒙古族， 記者、翻譯家、作家，一九三九年赴歐，一九四六年回國，其間當老師，做學生，並成為二戰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使當時的中國能夠及時、真切地瞭解戰況。一九七九年「右派」平反，晚 ( 67 )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年任中央文史館館長。有《蕭乾文集》（一九九八）行世。 — — 譯者註 ①4達廷頓府第是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達廷頓莊園（ D artin gto n E state ）的核心部分，作 者一九四七 — 一九五四年上過的達廷頓中 學即位於此。達廷頓府第現為賓館。見作者致譯者（郝田虎）的電子郵件（二 ○ 一二 — 三 — 一七）。 — — 譯者註 ①5作者一九五五 — 五七年在英國皇家空軍服 役，然後考入劍橋大學。 — — 譯者註 ①6貝爾納在給譯者（郝田虎）的電子郵件（二 ○ 一二 — 三 — 一一）中解釋說，這是 僕人在向其歐洲主人報告有人來，所以說「殖民色彩濃重」。 — — 譯者註 ①7燕卜蓀（一九 ○ 六 — 一九八四），英國詩 人、文學批評家，一九三 ○ 年代在日本、 中國教授英國文學，一九四七 — 一九五二 年重返中國執教，為英國文學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對王佐良等新中國第一代英國文學學者影響深遠。 — — 譯者註①8駱惠敏，祖籍福建惠安，二 ○ ○ 六年在澳 大利亞坎培拉去世，享年八十四歲。劍橋大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歷史學家，長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研究，尤其在莫理循研究方面卓有建樹。在英期間曾隨李約瑟工作。參見《中華讀書報》二○ ○ 六年五月十日，〈莫理循研究專家駱 惠敏教授辭世〉；林冠珍，〈駱惠敏與莫理循研究〉，載《福建日報》二 ○ ○ 六年 五月二十九日。 — — 譯者註 ①9李約瑟（一九 ○ ○ — 一九九五），英國 科技史家、生物化學家，以《中國科學技術史》著稱於世。原名約瑟夫 ‧ 尼達 姆，因推崇老子，遂取中文名李約瑟。劍橋大學博士（一九二四），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一九四一），英國學術院院士（一九七一），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首批），一九六六年起擔任岡維爾 — 基茲學 院院長。一九五二年參加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並確認美軍在朝鮮和中國境內使用細菌武器。 — — 譯者註 ①10魯桂珍（一九 ○ 四 — 一九九一），中國科 學技術史專家、營養學博士，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學學習生理學，後在上海一家醫學研究所專攻生物化學，一九三六年前往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是李約瑟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項目的重要研究員和合作者。 — — 譯者註 ①11夏隆（一八九八 — 一九五一），捷克漢學 家，來劍橋大學任教之前，曾先後執教於布拉格大學（一九二六 — 一九二七）、哈 雷大學（一九二八 — 一九三一）和哥廷根 大學（一九三一 — 一九三八）。 — — 譯者 註①12保守作家西蒙 ‧ 溫徹斯特（ S im o n W in c h e ste r ）顯然也為這一問題傷神： 「至於美國是否對朝鮮或中國使用過細菌武器，現在應該認為是沒有，但同時事件的全貌是否已經完全展現仍然令人生疑。」見《愛上中國的人：李約瑟傳》（紐約：哈珀 — 柯林斯，二 ○ ○ 八），頁 二一六。①13芮沃壽（一九一三 — 一九七六），美國漢 學家、耶魯大學教授，擅長佛教研究，一九四 ○ 年代攜妻子在日本、中國進修， 其妻芮瑪麗亦為漢學家。 — — 譯者註 ①14特德 ‧ 普利布蘭克（一九二二 — ），早 年在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學習古典學，一九四六年開始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中國語言和歷史，一九五一年獲博士學位，一九五三年任劍橋大學中文教授，一九六六年返回加拿大，執教於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早期研究興趣為唐史，後轉向歷史語言學。 — — 譯者註 ①15愛葛莎 ‧ 克利斯蒂（一八九 ○ — 一九七六），英國著名女偵探小說家，產量豐富，粉絲眾多，名篇有《尼羅河上的慘案》、《東方快車謀殺案》等。 — — 譯 者註①16廚房辯論指的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博覽會（ A m erican N atio n al E x h ib itio n ）開幕式 上，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與蘇聯部長會 ( 68 ) 傳記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馬丁‧貝爾納：我與中國：貝爾納中國行紀（一） 議主席赫魯雪夫之間展開的一場關於東西方意識形態和核戰爭的論戰。辯論是在一座美式別墅廚房模型展臺前進行的，故稱「廚房辯論」。 — — 譯者註 ①17加里 ‧ 鮑爾斯駕駛的美軍 U - 2 偵察機是 一九六 ○ 年五月一日被蘇軍擊落的，這裏 作者可能有誤記，因為他於一九五九年七月抵達莫斯科。 U 2 偵察機事件的直接後 果是原定在五月中旬召開的美、蘇、英、法高峰會議的流產和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蘇計畫的取消，東西方冷戰再起。 — — 譯者 註①18我發現彼得 ‧ 卡皮察非常討人喜歡，但是 在安德魯 ‧ 布朗（ A n drew B ro w n ）撰寫的 我父親的傳記中（頁八五），我讀到卡皮察竟然沒有感謝我父親對其一九二八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做出的重要貢獻時，十分失望。①19 W • S • 吉伯特（一八三六 — 一九一一） 係英國劇作家、詩人，其打油詩富於幽默感，尤以與作曲家 A • 沙利文 （一八四二 — 一九 ○ ○ ）合寫的具有英國 特色的輕歌劇聞名，開創了諷刺時弊的藝術風格。 — — 譯者註 ①20羅伊 ‧ 查普曼 ‧ 安德魯斯（一八八四 — 一九六 ○ ），美國探險家、博物學家，曾 任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他以二十世紀初對中國和蒙古等地的考古探險而聞 名，其重要發現包括首次發現恐龍蛋化石。 — — 譯者註 ①21簡 ‧ 奧斯丁（一七七五 — 一八一七），英 國傑出女小說家，出生於英國漢普郡的一個牧師家庭，過著祥和、小康的鄉居生活，終身未婚，代表作有《傲慢與偏見》、《理性與感性》等，長於描繪英國鄉村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和田園風光，尤其是紳士淑女間的婚戀風波。 — — 譯者註 ①22莫里斯 ‧ 柯恩（一八八七 — 一九七 ○ ）， 猶太裔英國雇傭兵，生於波蘭，後來成為孫中山的侍從武官和中國的陸軍少將。 — — 譯者註 ①23此處作者記述有誤。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始建於一九一一年，位於清華園內，由美國用「庚子賠款」建造，作為中國學生留美預備學校；除抗日戰爭期間被迫南遷外，清華大學的校園一直在清華園。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以後，北大從城裏遷到了原燕京大學所在地、由墨菲設計規劃的「美麗」燕園。自此，北大和清華成為近鄰，但燕園並非清華園的一部分。 — — 譯者註①24錢文源對「李約瑟之謎」提出過自己的觀點，參見其專著《巨大的慣性：科學停滯現象與皇權統一中國》（倫敦，一九八五）。原文此處人名拼寫有誤，徑改。 — — 譯者註 ①25「牯嶺」是英文 co o lin g 的諧音，原名牯 牛嶺。十九世紀末以來，傳教士在此地修建別墅，開發避暑勝地，到一九二八年別墅規模達七百餘棟，大都屬於外國人。一九三六年初，中國政府從英國手中正式接收此地。 — — 譯者註 ①26譯者尚未查到原文。 — — 譯者註 ①27作者七 ○ 年代以後開始從事西亞和北非對 古希臘文明形成的影響，追溯和剖析了種族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發展，並對之進行批判，發表了著名的《黑色雅典娜》（三卷，一九八七 — 二 ○ ○ 六）。 — — 譯者註 ①28阿卜杜勒 ‧ 卡里姆 ‧ 凱西姆（一九一四 — 一九六三），伊拉克共和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