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惊醒了还在醉梦中中国人，使得有识之士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经济技术的落后，很多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意识开始探索救国道路。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这场农民阶级领导的起义借着“宗教”的形式喊出“平均地权”的口号，过于理想化的革命口号，最终非但没有使得封建势力的消亡，反而使得国内经济雪上加霜、生灵涂炭、人口急剧减少，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祸根。而在这场起义中帮助清政府镇压农民军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却因此成为了清末重臣、地方实权派，成为清政府的这场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主干力量。虽然洋务运动兴建企业、训新军、办新学、派留学生，对于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其建立在腐朽的封建制度基础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造就的浓厚的封建性质以及对于外国技术的过分依赖也使得其最终失败。“经改政不改”虽然减小了改革的阻力，然而最终制度的落后使得经济改革的成果完全丧失，腐朽的制度还是走向了灭亡，经济改革最终还得政治改革来保障其成果。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绝对是中国近代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甲午战争中国被邻国的小日本大大刺激了国人，国人的自尊心大大受挫，使得中华民族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了救国图存的队伍中去了。而其后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却依赖于没有实权的皇帝与强大的守旧势力斗争，且过于急躁的改革措施以及对于西方势力的过分幻想，最终这个由上层官僚以及知识分子发起的救国运动也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仅仅由社会上层发起，没有实权派支持、没有广大群众参与的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使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寿终正寝，中华民国成立。后来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的果实（个人认为将其归因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有失偏颇，孙中山等人应该充分当时的形势非常慎重地做出的决定）、各地军阀混战（这也显得军队的国家化尤为重要，否则会沦为个人权势斗争的武器，这对于国家与公民的伤害是明显的。）使得辛亥革命最终失败。虽然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三民主义”也使得中国的民族经济也进入了短暂的春天，其间国内的各项工业指标在20世纪到改革开放前绝对领先。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又陷入了危机之中。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统一和平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改变腐朽的制度，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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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而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实业救国”，也是没有考虑实际情况（国外经济势力的挤压、自身实力与技术的落后），最终这些救国图存的都失败了，这也使得国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形势以及思考中国的未来了。从中国近代国情出发，来分析近代中国各阶级各阶层探索救国道路失败的原因。首先经济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外国经济产品的渗入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格局，处在自然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过渡时期，经济体制并不明确，而且最根本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并且中国近代民族经济一直受到西方经济的渗透、挤压，没有很好的生存空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决定了近代中国救国富强之路的艰难；政治上，封建势力逐渐衰微但未消亡，资产阶级实力逐步兴起，资产阶级政治逐步建立然而未完善；文化上，西方先进文化已逐步为国内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理性对待西方文化，或“全盘西化”即“拿来主义”、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片面地学习西方；思想上，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学习并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然而老百姓民智未启，民众对于现金体制的认知上商存在一些障碍，广大老百姓没有被很好地发动。国际环境上，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迫切需要打开东方市场，这也促进了中国封建势力的瓦解，然而西方国家为谋得自身利益，干涉中国政局、瓜分势力范围，也使得中国国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救国举措举步维艰。总之，鸦片战争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鸦片战争时期已经从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开始转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然而这些近代中国各阶级各阶层探索救国道路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并解决这些矛盾，这些矛盾的不断扩张也使得各种探索救国尝试的最终夭折、失败。“前人之祸，后人鉴之”，这也告诫我们只有认清中国的国情，只有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方能救国。而且任何救国运动的展开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制度、稳定的政权的基础上，并且要发动广大老百姓共同参与，否则失败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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