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桥头堡战略

云南桥头堡战略 云南省“桥头堡”战略概述 云南“桥头堡”建设分为两个阶段。2011---2015年第一阶段，云南将加快实施互联互通的通道路网建设、加快通关便利、综合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缅甸皎漂到昆明油气管道建设、国际物流体系的建设，连通云南到印度洋的口岸建设。2016-2020年是第二阶段，建成昆明、曲靖、大理、蒙自四大枢纽为核心的公路、铁道、航空、水运对内对外运输网络运输体系的建设;建设石油、化工天然气、新能源、特色农业、矿产加工、生物制药、旅游文化、金融交通运输建设。在基础设施方面，构建南北方向的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包括泛亚铁路、泛亚公路，从深圳到广州、到南宁到昆明，到缅甸、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大陆桥，是支撑“桥头堡”的重要骨架。 云南将借助桥头堡战略打造“滇中城市经济圈”、八个“沿边经济区“和四条”经济走廊“。滇中城市经济圈是以昆明为核心，统领玉溪、曲靖、楚雄。八个沿边经济区将建成为加快口岸经济港、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跨境合作区、三头在外的产业聚集区、无障碍跨境旅游区、民族保护及生态保护试验区。四条经济走廊包括云南-河内、云南—曼谷、云南-皎漂、云南-印度加尔各答等。 构建直达印度洋国际大通道 2009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上，桥头堡建设被确定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新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对于桥头堡建设的内涵，顾朝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按照字面意思，‘桥’‘头’‘堡’可以理解为大通道、大前沿、大基地。而其建设的目标和重点就是:建设一条通道，即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贸易大通道;形成两个基地，即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商品基地和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基地;搭建一个平台，即通过进一步办好昆交会、南亚国家商品展和中国—南亚商务论坛等重要展会，把云南建成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交流合作的平台。” 对于大通道建设，顾朝曦在许多场合作出过这样的论述:“直达印度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云南省一直关注直达印度洋国际大通道的构建，即从西南方向形成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而连接欧洲的新通道。“这条从云南经由缅甸直达印度洋的大通道，要比目前经东南沿海绕道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行程短3000公里左右。” 顾朝曦说，在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趋势下，经济走廊的开发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云南地处我国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结合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是我国不绕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南亚、中亚、印度洋，进入欧洲、非洲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具有地理位置最优、 面临市场最广、与东盟及南亚和中东国家互补性最强、对外连通条件最好等优势。国际大通道建设将大大改善这一区域的交通运输布局状况，从而扩大和深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合作，发展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分工，将成为一条现代丝绸之路。 带动西南省份跨越式发展 顾朝曦接着分析，“直达印度洋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将促使云南发挥连接我国腹地与东南亚、南亚市场的优势，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整体协调和国际竞争能力。” 云南是南亚次大陆经济圈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交汇点和重合点，如今，这两大区域的崛起，也给云南乃至西南省份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机遇，有助于西南地区从改革开放的后方，跃升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西南地区自然资源富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制约了发展。国际大通道将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打开一个便捷的通道，提高西南地区对外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西部地区“走出去”，形成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信息、商品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促进整个西南地区的大发展。“而作为窗口，云南也将承担起我国向东南亚、南亚展示友好合作诚意、展示改革开放成果、展示中华文化、促进相互了解与友谊的窗口。”顾朝曦说。 南亚国家商品展落户昆明 2007年12月，首届南亚国家商品展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过云南省的争取，2009年举办的第二届南亚国家商品展即落户昆明，与昆交会同期举办。今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从今年起南亚展由商务部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与昆交会同期同地举办。这也意味着，中国与南亚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永久落户云南。 云南与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历史悠久，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承担着传播友谊、交流文化、互通有无的作用，是千百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昆明气候宜人，与南亚国家气候相近，南亚国家的客商前来更容易适应。加上云南的沟通语言很多，有些南亚国家的客商甚至能与云南当地人直接沟通。”顾朝曦这样阐述昆明举办南亚国家商品展的地缘优势。事实上，在对南亚开放上，云南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2004年，昆交会就设立了南亚馆，近年来，南亚国家参展企业和客商逐年增多，南亚馆规模也逐步扩大。许多南亚国家的参展商通过参展，学会了如何与中国的参展商合作，通过在中国的访问，也发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顾朝曦与南亚许多国家的驻华大使都是多年 的朋友，也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南亚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对于南亚国家对昆交会及南亚国家商品展表现出的热情，他表示深感欣慰。 “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据悉已经开启，中国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近日透露了“十二五”规划的5条思路，其中，结构调整为首要目标，社会建设则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富民任务须明确提出“富民”任务 做为统领未来5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富民”的目标和任务。 中国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所谓主题，也就是未来5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然，问题最后能否解决或解决的程度如何，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在编制规划的时候，总有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具体到“十二五”规划，之所以应将“富民”做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中国刚刚隆重庆祝了60岁生日，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其次，“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此次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 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3200美元，按照国际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便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 上述三点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过去的十一个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这当然不是说，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30年来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指相对于GDP的增长，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富裕程度没有GDP增长快。何况，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另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跟贫富差距和民众的普遍不富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问题、消费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乃至一些群体性事件，都有着贫富分化的影子。贫富分化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所以，“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围绕着如何“富民”问题，制定行动路线图。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也已经为解决“富民”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 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多少国家兴衰的历史也告诉人们，民富虽然不必然等于国强，但民不富，国家必然不强; 即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也只能是外强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础上的强大，才是根本性的强大。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更新观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有必要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福利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福利国家打下基础。 “富民”虽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事实上，改革以来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中国传统上本就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心中都存在一个大政府观念。所以，要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形下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须将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否则，仅仅视之为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很难。 另一方面，尽管“富民”问题在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非常重要，但毕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官方看来，“十二五”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诸种结构构成的结构难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二五”规划还是把它列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这说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续下去。 现在的情况是，虽然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起来相当困难，否则，它也不会积累到今天这个程度。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该增长方式的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在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下，经济越是高速发展，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获利就越大。原因很简单，政府掌握着切蛋糕的刀，他当然会把最大的一块留给自己。而利益一旦累积，要改变起来就非常难。这也是调整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喊了多少年却一直进展不大的根源。不但如此，当遇到外部的危机时，就像本次金融危机一样，为了保增长，还会进一步强化结构失衡和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 政府变革 以外部力量促进政府变革 所以，要转变增长方式，推进各种结构调整，关键在于变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若不放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权，不将自身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要转变发展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话。 但在政府成为市场最大获利群体的情况下，要政府放弃自身利益，主动改革，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就需要靠非政府的外部力量去促使政府变革。外部的力量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修正性、补充性的约束和重新界定，或者以严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或者通过加强社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从而迫使政府做到: (一)转变和缩减政府的行政职能，限制行政权力; (二)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 (三)加强社会自治，将一部分行政权转化为社会的权力，使公民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以此建立起政府的公共治理结构。 应该说，在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博弈成为基本现实的背景下，依靠包括经济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促进政府变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已越来越大。总之，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须使政府形成一个稳定和完善的权力运作机制和框架。当政府用一种比较规范的方式来行使公权力时，经济主体自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然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而无须政府劳神费力。就此而言，“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取决于政府变革的程度。